列传第四十七

译列传第四十七。○完颜素兰、陈规、许古。完颜素兰，另一个名字叫翼，字伯扬，是至宁元年的策论进士。贞祐初年，逐步升任应奉翰林文字，代理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都汴京，把皇太子留在燕都，后来又召太子南下。完颜素兰认为不可以，平章高琪说：“皇上居住在这里，太子应当跟随。况且你能保证燕都一定完整无恙吗？”完颜素兰说：“城池是否坚固，我不敢保证；但太子在那里，声势和影响都很重大，只要边境隘口有守军，燕都就可以无忧。从前唐明皇巡幸蜀地，太子实际驻在灵武，大概就是要借此维系天下人的心。”皇帝没有听从，最终还是召太子随驾南下。七月，皇帝车驾到达汴京，完颜素兰上书陈述政事，大意说：“从前东海在位时，听信谗言佞臣，疏远排斥忠直之士，以致小人一天比一天进用，君子一天比一天退处，纲纪混乱，法度更加败坏。风吹折城门的门闩，火焚烧市里的房屋，大概是上天显示征象来使人警惧。进言的人劝他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恐惧自省，以回应上天的变异；东海不听从，终于走到灭亡。善于挽救祸乱的人，一定追究祸乱产生的原因；善于革除弊病的人，一定查明弊病从哪里开始。假如真能大力彰明升降官员的标准，革除东海时期的政治，那么达到安定太平的成效，指日可待。陛下兴起之后，不思考从这里着手，却动辄议论南迁；诏令下达那天，士人百姓相继上章请求留守；启程那天，风雨失常，桥梁多次毁坏，人心和天意也可以由此看出来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哪里容许再追悔？但从今以后尤其应当戒惧谨慎；前车已经翻覆，不能又拉着车辕重走旧路。” 他又说：“国家一天也不能没有军队，军队一天也不能没有粮食。陛下为社稷考虑，宫中的用度都已经削减，但有关部门又大量设置军官，不顾虑无谓的浪费，实在没有意义。有人说军官众多是为了扩大声威，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不加以精选，只求数量多，到了缓急关头面对敌人，真的能使用吗？况且中都正是因为粮食缺乏，所以皇帝车驾才来到这里。稍微得到安全的地方，便忘记危险而不作防备；万一再次像前些日子那样，不知道有关部门又会请求陛下迁往哪里。” 三年正月，素兰从中都谋划军事回来，上书请求觐见，并请屏退左右。皇上派人告诉他说：“屏退旁人后奏事，本来就是朕的常规。近来因为游茂借机散布离间猜疑的话，所以凡是召见臣下，必定让一名近臣站在旁边侍候。你有密封的奏章，也不必担心不能保密。”不久，皇上召素兰到近侍局，给他纸札，让他写下想说的话。还没写到一半，皇上便到御便殿召见他，屏退所有左右，只留下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场。素兰奏道：“臣听说，国家的兴衰治乱，是常有的事，关键只在于用人如何。用对了人，即使处于衰乱之中也还可以扶持；一旦用非其才，即使政治安定也会转为混乱。从前飐军发生变乱，中都帅府完全有能力将其剿灭，朝廷却命移剌刺塔不也等人去招诱他们，使帅府不敢竭尽力量；既然不能招降，就更加无法控制了。至于伯德文哥叛乱时，帅府正商议削弱他的权力，朝廷却传旨让他统领义军，文哥因此更加肆意妄为，改任他的命令，他总是拒不接受，不臣服的情状也已经明显。帅府正要将他逮捕，朝廷又赦免了他，并且不让他隶属于帅府。国家把方面重任交给重臣，却又不信任他们，反而助长叛贼的奸谋，不知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计策。臣从外面听到的传闻，都说这是平章高琪的主意，只有请陛下裁察。”皇上说：“你说的都对。文哥的事，朕此前并不知道；如果真如你所说，朕难道会赦免他吗？而且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出于高琪？”素兰说：“臣看见文哥发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公牒，其中说：‘所派的张希韩从南京回来，说副枢、平章已经作出处置，奏请让文哥隶属大名行省，不再听从中都帅府的约束。’刘温随即把这件事全部告诉了帅府。这样看来，罪犯与高琪合谋勾结，已经很清楚了。”皇上点头表示赞同。素兰接着奏道：“高琪本来没有功勋，也没有公众声望，从前只是因为怕死，擅自杀死胡沙虎，大概是出于无聊无奈。如今一朝得志，便嫉妒贤能，培植奸党，窃取并玩弄国权，自己制造威势和恩福。去年，京城有个书生樊知一到高琪那里说：‘飐军不可信，恐怕最终会作乱。’高琪竟用刀杖将他杀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谈论军国利害。皇上的听闻不能通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都是这个人的罪过。等到飐军发生变乱，朝廷派党人塔不也任武宁军节度使前去招降；事情没有成功，又任命他为武卫军使。塔不也是何等人，又有什么功劳，竟受到这样的重用。在臣看来，这个贼子扰乱法纪纲常，残害忠良，实在有不愿国家太平治理的意图。从前东海在位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人都知道，却不敢说，只有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他的罪恶；东海没有察觉，最终遭到了他的祸害。如今高琪的奸邪，远远超过胡沙虎。台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进言弹劾，却迫于凶威，闭口不敢违逆。然而内外臣民看见他的横行无忌，没有不握腕咬牙、想要刺杀他的。陛下为什么还要吝惜而不除掉他呢？臣并非不知道说出这些话就会招来祸患，只是臣父子世代任职于圣朝，长期享受优厚俸禄，不敢只顾偷生求安。希望陛下果断实行，这就是社稷的福分。”皇上说：“这是大事，你敢于谈及，很好。”素兰又奏道：“丞相福兴，是国家的功臣旧臣，请召回京城，以镇定朝廷内外的风俗；把留后事务交给左丞彖多，就足够了。”皇上说：“照你所说，两人难道不会互相嫌恶吗？”素兰说：“福兴和彖多同心同德，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皇上说：“京城事务繁重，恐怕丞相不能离开。”素兰说：“臣听说朝廷端正，天下才会端正。不如让福兴回来，以端正根本。” 皇上说：“朕慢慢考虑。”素兰退下后，皇上又告诫他说：“今天与朕谈话的只有你们两人，千万谨慎，不要泄露。”后来，皇上因为素兰多次进献直言，命令他再次担任监察御史。

译四年三月，素兰进言说：“臣近来奉命考察外路官员，廉洁能干的拟定不予调遣；懦弱而不公正的罢免，详细上报朝廷，另行议定任用。臣私下想到，那些懦弱不公的人即使命令罢去，也不过是用等待补缺的人来代替，他们的能力又还不能知道，有的反而不如前任，不过徒有候选官员的虚名，却没有真正得到人才的事实。古语说：‘县令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要遭受他的祸害。’如今如果后任官员更加恶劣，祸患就会更加严重，难道这是朝廷体恤百姓的意思吗？守令是治理的根本。请命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能够担任司、县长官的人，并且明确写出举荐官员的姓名，日后考察被举荐者的才能，以此共同决定赏罚，这样或许可以行得通。议论此事的人可能会以妨碍选官法、扰乱资品制度为理由反对；这是不知道如今的情况与往昔不同，难道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法令，坐视百姓受苦而不权宜改定吗？”诏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当时哀宗还是皇太子，东宫设置的师、保、赞谕等官员大多不称职，于是素兰上奏说：“臣听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要治理天下，首先要端正根本。端正根本的关键没有别的，只在于选择合适的人辅佐教导。生长在齐国的人能够说齐国话，却不会说楚国话，是因为没有学习的缘故。人的性情也同样在于所受的习染。过去成王还在襁褓中，周公、召公就被任命为他的师保，告诫他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告诉他守持德业的道理，最终成就了光耀文王、武王的功业，留下无穷的美善。恭敬地想到陛下顺应天人之心，预先建立东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赋；总掌枢密事务，本来已经绰绰有余。假如再选拔像周公、召公那样的贤人，让他们共同辅佐，那么成周的治理也不足以相比了。”皇上称赞说好。不久，素兰升任内侍局直长，随即迁任谏议大夫，又升为侍御史。兴定二年四月，因为蒲鲜万奴叛乱，派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一同前往辽东，诏令告谕他们说：“万奴的事情最终究竟怎样还不知道，你们到了那里应当了解详细情况；但应该只驻在铁山，如果再走远，朕就难以得到他的消息了。”又说：“朕认为讹可性情很是轻率，所以特意命卿与他同行，遇到每件事都应详细商议。”素兰将要出发时进言说：“臣近来请求宣谕高丽重新开放互市，听说朝廷准备把诏书交给行省必兰出。如果让行省就地派人去宣谕，不过是邻境官员接受诏书，恐怕中间有所阻隔，使圣恩不能传达到高丽，高丽也无法知道朝廷的本意。况且高丽世代作为藩辅，从未缺失臣子的礼节；如果派遣使者亲自带着恩诏去晓谕，借粮、开市两件事必定有一件能够办成。假如两件都不答应，那么理亏在他们一方，之后再另行商议对付他们也可以。”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派典客署书表刘丙随行。回来后，授任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诏令群臣商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上奏认为不可行，详情载于《陈规传》。当月，调任刑部郎中。当时南阳人布陈谋反，被牵连拘押的有数百人，司直白华对素兰说：“这起案件中被误牵连的人很多，新天子正致力于宽大处理，日后一定会再次下诏审问；等到他们得到昭雪时，死在杖责之下的人恐怕已经很多了。”素兰命白华和检法边泽分别列出应判死刑和应当免罪的人，素兰据此上报，最后只治首恶和拟任伪将相的几个人的罪，其余全部释放。八月，暂代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任京西司农卿，不久改任司农大卿，调任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暂代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在京兆行省任事。不久，升任金安军节度使，兼任同、华安抚使。后来召回朝廷，行至陕西时遭到围困，过了很久，逃奔行在，中途遇害。素兰任官时以修养谨慎而闻名，但为人苛细，不能担当大事；同辈相比，还是颇值得称道的。自从升任近侍局直长后，他每次进言大多有所补益。他居父丧期间不饮酒，在墓旁筑庐守墓三年，当时舆论认为这很难做到。陈规，字正叔，是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中词赋进士，南渡后任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奏说：“参政侯挚起初因在都城以西立功，得到破格任用，后来自己请求镇抚河北。陛下很快授予他执政之职，大概是想要求他报效国家。后来他在西山逗留不进也不退，等到被召回朝廷，本应主动辞职避让，却安然居住，甚至亲自查阅仓库、筹划榷酤之事，这哪里是大臣应当亲自做的。如今国土日益缩小，将帅缺乏人才，士卒没有选拔训练，领取俸禄的闲杂人员很多，守令贪婪残暴，百姓流亡，盗贼不断兴起，灾变没有止息，这时应当日夜探究原因、向陛下报告，而侯挚从未谈到这些。希望陛下特别加以省察，衡量他的才能，分别加以任用，不要让他背负天下人的谤议。”没有得到答复。他又说：“警巡使冯祥是从刀笔吏出身，没有其他才能，只把严酷苛刻地督责下属当作本事。这样反而升职，恐怕会助长残暴虐待的风气，请求罢黜他，以警励其他人。”诏令立即罢免冯祥的职务，并且告诉陈规说：“你知道臣子的职责，敢于这样进言，朕非常赞赏。” 四年正月，陈规上奏说：“臣看见沿河各地都禁止物资和粮斛向北渡河，因而使河北粮食困难，人心不安。从前秦、晋互为仇敌，但一遇到灾荒年就彼此输送粮食。如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怎么可以把同一国家的百姓限制在南北两边，坐视他们困乏饥饿而不救助呢？何况军民拼死抵御敌人，如果又使他们缺少粮食，活着还有什么指望？人心一旦动摇，造成的祸害就不小。臣认为应在大阳、孟津等渡口委派官员查验，过河物资每石由官府收取不超过一半；这样富裕人家会因厚利而前往运输，物资汇集而来，或许公家和百姓都能得到满足。”宰执认为河南军粮储备最为重要，诏令在两个渡口委派官员收取八成，拿出二成给百姓；到春天雨水充足、大军向北返回时，才依照陈规的请求办理。诏令批准施行。三月，陈规上奏说：“臣因巡视按察到达徐州。去年河北红袄盗起，徐州派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率兵讨伐，他却大肆掠夺良民及其家属，把他们当作驱口，实在不应当。请明确敕令有关部门，凡是鹤寿掳掠的人都释放免罪；其他各路军人有掠夺本国人作为驱口的，也请一律照此办理，这样河北百姓或许会有所依归和希望，皇上的恩德也将无边。”事情交给尚书省处理，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捕并查点出被掠者，予以释放；有隐匿不报的，按掠人为奴婢的法律治罪，并允许各人告发捕获，依令给予奖赏；被掳者自己前来申诉的，也给予奖赏。

译四月，陈规上奏说：“河北沿河的州县，大多相距一舍设置一个寨，把居民登记为士兵。几个寨设置一名总领官，又都以宣差从宜为名。这些人大多是闲散官员，义军首领和偏将副将之类中尤其多有无赖之徒，他们通过征敛、追逐、宴饮来向下层取利，已经成为日常。等到敌人到来，他们就躲藏不出；敌人离开后，又照常骚扰。这些小人借重权之名行事，朝廷的号令和威权岂不是太轻了吗？臣认为应当全部罢免，只委托宣抚司酌情筹划就够了。”诏令批准。七月，陈规上奏说：陛下凭借至高圣明而宽厚仁慈的资质，处在天地闭塞到了极点的时运中，广泛开通进言的渠道以求得最正确的意见，即使狂妄而不合事实的人也不治罪。臣有幸担任耳目之官，处在可以进言的位置，如果竟然闭口不言，凭什么仰报陛下宏大的造化之恩？谨慎地分条陈述八件事，希望不要因为臣地位卑微而废弃；即使没有可采纳之处，也请放臣归隐山林，以惩罚臣尸位素餐的罪过。第一，要求大臣亲自承担国家安危的责任。如今北方军队从边境兴起，深入我国境内，大小战斗无不获胜，以至于神都陷落，皇帝南巡，中原百姓肝脑涂地，大河以北大片地区沦为盗贼出没之地。臣每当想到这些，就惊惧悲痛不已。何况宰相和大臣都是国家、百姓安危所系，怎么能不替陛下忧虑呢？每次朝廷奏议，不过是眼前几件小事，只在琐碎末节上互相提出不同意见，都不是挽救时局的紧急措施。况且近来诏令把军旅事务专门交给枢府，尚书省却坐视利害，泛泛然不加过问，以为责任不在自己；这样盘算避嫌保全自身，倒是做到了，可国家和百姓又能依靠谁呢？古语说：‘有疑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又说：‘谋划时要广泛听取意见，决断时要由自己独断。’陛下既然把宰相任用起来，怎么可以让他们只亲自处理细小事务，却不谋划国家大事呢？希望陛下特别作出明断：军队编制、器械和日常文书等事务，可以听任枢府专门办理；至于战争防守的大计、征讨的机密谋划，都必须由尚书省、枢密院共同议定可否。这样，做大臣的就知道自己有所负责，天下的事情也就可以有所作为了。第二，任用台谏官，以扩大君主的耳目。君主身边有办理政事的大臣，也有负责议论的大臣。办理政事的大臣，就是宰相和执政官，调和阴阳，使万物生长，镇抚四方夷族，使百姓亲附，与天子在朝廷上筹划治理天下。负责议论的大臣，就是谏官和御史，与天子辨明曲直、纠正是非。这两类人怎么可以偏废一方呢？从前唐太宗规定，中书、门下入阁议事，都要让谏官随同，有不对的地方就进谏。本朝虽然设置谏官，却只是凑数而已，每逢奏事都让他们回避。有的兼任其他职务，有的被省部派遣，甚至有人任期届满，始终没有见到皇帝的面，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便离任。即使有御史，也不过要求他们纠察官吏、核查案牍、巡视仓库罢了；凡是关系利害或政令改革的事，都以机密为由不让他们知道。万一办理政事的大臣只凭自己的想法专断，任意施加威势和恩惠，或者掌兵的人因私见而坏了军事大事，陛下怎么能够知道呢？希望选拔学术广博、通晓世务、刚正敢言的人担任台谏官，凡是关系利害的事情都让他们预先参与议论；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完全听凭他们论列，不许兼任其他职务，也不许充任省部派出的官员；如果他们因为畏惧或徇私而不敢进言，就随即罢黜他们。第三，崇尚节俭来报答上天的意旨。从前卫文公乘着狄人灭亡卫国之后的余势，迁居楚丘，当时只有革车三十两，于是亲自实行节俭，戴大帛制成的冠，穿大布制成的衣服，到了晚年获得騋牝三千匹，终于使国家富足。汉文帝承接秦、项战争之后，天下四海都很困穷，天子甚至配不齐四匹同色的马驾车，于是以敦厚朴素向天下示范，自己穿弋绨衣，脚穿皮鞋，没过多久天下就富足安定，四方夷族全都归服。国家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州县残破毁坏，幸存之地又遭土寇侵扰，只有河南稍微完整一些；然而皇帝车驾所在之处，耗费不可计算，把天下供给的财物都责令河南一路承担，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幸赖陛下仁慈，上天眷顾保佑，蝗灾之后，去年秋季的禾稼和今年夏季的麦子还稍能维持。应合天意，关键在于务实；实行节俭，上天必定降福。我切实看到，宫中和东宫的供养与平时没有不同，随朝官吏以及各局承应人也从未有所裁减。至于贵臣、豪族和掌兵官员，无不以奢侈相互攀比，衣服、饮食、车马只追求繁华。如今京师出售明金衣服以及珠玉犀象器物的商铺，比过去一天比一天增多，这些都不是克制自己、消除灾祸的办法。希望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榜样，对凡是供奉给宫廷的物品痛下决心节省，裁罢冗员，削减浮费，戒止豪奢，禁止明金服饰；这样或许皇天会悔改降祸，太平就可以实现了。第四，选用称职的守令，以凝聚民心。如今天下官吏、军队的费用，转运运输和营造工程的劳役，都依靠河南、陕西供给。再加上连年蝗灾旱灾，百姓屡遭饥荒；实行赈济，仓廪就会空乏，免除征调，用度又不足。要使实际恩惠惠及百姓，只有得到贤能的守令才行。在赋役繁重、期限紧迫的时候，如果筹划得当，百姓出力少而事情容易办成；一旦措施错误，祸害就无法承受。何况如今县令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们十有八九是凭借军卫监当、纳粟进献等劳绩取得官职的；其中强横狡猾的趁机贪婪放纵，庸碌懦弱的则把权力交给奸猾的属吏。近来虽然派官员廉察，惩治奸邪滥用职权者，调换疲弱无能者，但接任的人也没有经过选择，正所谓除掉狼却招来老虎。请明令尚书省，公正选拔廉洁无私、才能足以治理百姓的人，补任州府官员；同时严格县令的选任，并责令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员各自保举一名能够担任县令的人；如果日后被举荐者犯贪赃罪，举荐者也一并治罪。资历已经属于正七品以及现任县令，都听任他们暂代办理，等任期届满后再升迁。还要命监察官按时巡按，有违法和不能任职的，就追究惩治；这样实际恩惠就能惠及百姓，民心也会稳固。”}],

译第五，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来确定国家大计。近来把河北军户一百多万口迁到河南，虽然革除了冗滥人员，剩下的仍有四十二万有余；每年要支取粮食三百八十余万斛，以致耗尽河南一路全年征收的赋税，也不能供养这些不耕种、不作战的人。即使没有边境战事，也将坐困，何况如今战事正在兴起，还看不到停息的期限呢？近来想把他们分散安置在沿河地区，让他们自行耕种繁殖，但这些游荡懒惰的人不懂耕作，聚众饮酒赌博已经成为风气，这样只不过是徒然烦劳有关官府征收租税罢了。数百万众坐享仓廪供给，放松供给就会用度不足，催逼供给就会使百姓疲惫；朝廷仅仅对这一件事就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置了，又凭什么抵御敌人呢？这大概是当初考虑不周，也没有谋划后果，才造成这样的错误。假如当初迁徙时听任人们自行选择去留，那么愿意前来的人一定是能够自给的家庭，何必依靠官府粮仓；留下的人也必然有可以避难的地方，不必强行遣送，就不会造成今天筹划处理的困难。古代君主将要举行大事时，就会先谋划于自己，又同卿士、庶人和卜筮者共同商议。请从今以后，凡有大事，都令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谏院以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员共同议论，以为妥当。第六，慎重对待官职和赏赐，以劝勉有功之人。陛下即位以来，多次广施覃恩以共同庆贺大事，不吝惜官爵来激励人心，甚至有人任期未满就一并升了十级，有人承应任职尚未出职，就已经兼带骠骑、荣禄等荣衔。冗滥竟达到这种极点，又开启了出卖爵位、以进献求官的门路；这样一来，那些身披铠甲、手执兵器，在战阵中拼死效命的人，还有什么可以得到劝勉的呢？官职本来只是虚名，特别是由君主亲口授予；天下人极力追求仰慕它，是因为朝廷珍爱看重它。如果不考察功勋劳绩，早晨授一个官职，晚上又升一个职务，人们也会轻视它而不再仰慕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既然不能追究，希望陛下以后格外珍惜，不要让国家的公器成为寻常之物，也不要让功劳赏赐被侥幸钻空子。如今散官动辄升到三品，有关官府在迁授时很困难，应当在裁减八资之内酌量增加阶数，改换为美好的名号；这样或许历任官职的人不至于升迁过于急骤，而国家施恩和掌权也不至于显得过于轻易。第七，选拔将帅来彰明军法。将帅是国家掌握命运的人，天下的安危都依赖他们，任用难道还不重要吗？把万千人的性命交给一个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决定生死，这个职责难道不重大吗？自从北方军队进入境内以来，在野战中全军遭殃，守城时全郡被屠杀，难道都是士卒单弱、守备不严造成的吗？只不过是因为庸劣的将领不懂用兵之道罢了。古语说：“日月星辰运行失常，就选取士人任宰相；四方夷族交相侵犯，就从士卒中提拔将领。”如今的将帅，大多先论出身和官品，有的是门阀贵族子弟，有的是凭借亲友关系冒充托请而来的人；平时意气自高，遇到敌人却首尾退缩。将帅自己已经畏怯，士卒又有谁肯向前呢？他们平时还搜刮克扣，收受馈赠，士卒因此骚扰良民，却没有人能够制止。等到率军迎敌，在路上就前后行列混乱；驻扎时就挨家挨户挑选房屋，恐吓逼迫小民，任意索取。凭这样的行为要求他们畏惧军法、为国赴死，难道不是很困难吗？何况如今军官数量太多，从千户以上，有万户、副统、都统、副提控，十只羊有九个牧人，号令不统一，动辄彼此牵制。我切实听说，国家初年夺取天下时，元帅以下只有万户，所统率的军士不少于数万人，专门统辖一路，难道在于官职多吗？官员多了就难以选择，少了反而容易精简精良。如今的军法规定，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以下设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这样真正参加作战的才十八人而已。又从中挑选健壮者作为头目，供差遣使用，于是一个千户所统率的还不到一百人，根本不足以组成队伍。古代的良将常常与士卒同甘共苦，如今军官既有俸禄，又有券粮，一天所得的供给相当于数十人的用度。将帅则丰足饱暖有余，士卒却饥寒不足，为什么不裁减冗余的粮食供给，把它增加给军士呢？伏请明令大臣，精选通晓军政的人，分别前往各路，编排队伍，一定要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称为散将。万人设置一名都统，称为大将，统辖全军，归总于帅府。人数不足的都合并起来，副统、副提控以及没有军队而虚设的都统、万户全部裁罢省减。仍请敕令尚书省、枢密院大臣以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一二名谋略优长、武勇出众、才干足以担任将帅的人，不限官品，用来充任万户以上的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则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人所信服的人充任。还要申明军法，平时进行教练检阅，必须使将帅明白奇兵、正兵以及虚实变化的规律，使士卒熟悉坐、作、进、退的规矩。至于弓箭、矢、铠甲和兵器，必须令士卒自己负担携带，使他们习惯劳苦。若有违反军法的，必须处刑，不能赦免。这样将帅得到合适的人选，士气就会日益振作，便可以抵御敌人了。第八，训练士卒来振作军队的声威。从前周世宗常说：“军队贵在精良，不贵在数量多；一百个农夫还不能供养一个战士，为什么要榨取百姓的脂膏来养这些无用的士卒？如果健壮和怯弱不能区分，人数再多又凭什么得到劝勉呢？”于是大规模搜选军卒，终于攻下淮南，夺取三关，军队没有经过流血就取得胜利，这就是选拔训练的功效。唐代魏徵说：“军队只在于用正确的道理驾驭它罢了。驾驭健壮之兵，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收取瘦弱之人来增加虚假的人数呢？”近来凡是作战大多失败，并不是由于兵力少，正是因为人数虽多却不区分健壮和怯弱，所以被敌人乘隙利用；怯弱者先逃跑，健壮者不能独自作战，于是全军溃败，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不如选派熟悉军事、办事公正的官员，把已经登记在册的军人按各自所长分类考核。其中武艺出众的另编为一军，酌量增加口粮，时时加以训练，再根据等级给予赏赐。这样人人都会受到激励，争相发挥所长，而衰弱怯懦的人也会逐渐有可用之处。从前唐文皇出征，常把军队分为上、中、下三等；每当面对敌人，就观察双方强弱，让下军抵挡敌军的上军，让上军抵挡敌军的中军，让中军抵挡敌军的下军。敌人攻击下军，不过追逐几步，上军和中军已经战胜敌方的两军，因此常常取胜。大概古代的将帅也有把怯弱的士兵交给敌人对付的，关键在于预先加以区别，不让他们混杂在一起罢了。皇帝看了奏书很不高兴，下诏交给尚书省责问他。宰执厌恶他把各种事情改来改去，认为他所说的很多都不恰当。于是陈规惶恐害怕，等待治罪，皇帝下诏说明：“朕起初因为陈规有归隐山林的话，所以命令有关部门责问他；他却以自己不称职、触犯忌讳为理由推辞，以为朕厌恶他的言论而发怒。朕起初没有加罪于他的意思，应当令御史台向他说明。”不久，陈规出任徐州帅府经历官。

译正大元年，召任右司谏，多次上奏章议论政事，不久代理吏部郎中。当时皇帝下诏让群臣商议修复河中府，陈规与杨云翼等说：“河中如今已成为无人之境，陕西的民力疲惫，即使修复也不能守住，不如按照现有驻军的力量，量力修补治理，等到能够守住时再修复也不晚。”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没过多久，陈规因事获罪而解除职务。起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因铨选吏员出身的王京和进士王著填补开封警巡判官的空缺，被王京告发而免官，陈规也因这件事获罪。这年十一月，改任补阙。十二月，上奏说将帅不是合适的人才，并且推荐了几名可以任用的人。二年正月，陈规与台谏官员一同上奏五件事：第一，请求由尚书省提控枢密院，按照大定、明昌年间的旧例办理。第二，精选保留亲卫军。第三，淘汰冗余军队，裁减行枢密院和帅府。第四，选派大臣担任宣抚使，招集流亡百姓来充实边防。第五，选任官员、设置机构，商议一切节省削减的办法。朝廷大致施行了这些建议。四月，因为发生大旱，皇帝下诏命陈规审理冤屈和积滞的案件。临出发时，他上奏说：“如今河南一路的便宜、行院、帅府、从宜等机构共二十处，陕西的行尚书省、帅府共五处，都可以便宜行事杀人；冤狱就在这些地方，而不在州县。”又说：“雨水不合时令，就责令审理冤案；那么负责调和治理政务的人又应当怎样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却也无力有所作为。十一月，皇帝召完颜素兰和陈规入宫见面，亲自告谕说：“宋人轻率侵犯边界，我用轻骑袭击他们，希望使他们受到惩罚、请求讲和，以便让我们的百姓得到休息罢了。宋人如果果真前来议和，难道还要继续用兵吗？你们应当明白这个意图。”陈规上前说：“帝王用兵贵在万全。从前光武帝中兴，所征讨之处必定取胜，尚且说‘每次出兵，头发都要因此变白’。用兵不妄动就是这样。”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四年三月，皇帝召集群臣，把陕西的事情告诉他们说：“正值春天，北方的马渐渐瘦弱，到了秋高气爽之时，敌军大举到来，如何能够支持？朕已经告诫合达，要尽力决一战，你们认为怎么样？”皇帝又说议和没有益处，撒合辇极力反对和议，赛不说：“如今已经派出议和使者，难道可以中途停止吗？”其余人都没有说话，只有陈规上前说：“战争很难从远处估量，听一百次不如亲自看一次。臣曾任陕西官员，近几年又多次到陕西，那里军队和将领冗杂怯弱，恐怕不能使用，不如圣上估计的那样。”话还没有说完，乌古论四和说：“陈规的话不对。臣最近到陕西，军士勇猛精锐，全都希望决一死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也附和他，皇帝点头赞同，又泛泛谈论议和之事。陈规回答说：“议和固然不是上策，也未必一定能够成功；然而按照当前的形势，不得不这样做。即使对方难以答应，也还可以借此激励将士，以等待形势变化。”皇帝不认为他说得对。第二天，又命令群臣在尚书省集体议论，想要停止议和；群臣大多认为议和更为方便，于是下诏令行省斟酌办理、派遣使者，但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十月，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奏章，弹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媚奸佞、招揽权力、收受贿赂以及办事不公。由于这件事，撒合辇最终出任中京留守，朝廷对此很是痛快。五年二月，他又与李大节陈述三件事：“第一，将帅出兵时常常被近臣牵制，不能独自决断。第二，近侍传送皇帝口头诏旨，公开接受贿赂馈赠，有损朝廷体制，应当一律禁止。第三，同样的罪行却受到不同的处罚，凭什么让人信服？”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当初，宣宗曾召文绣署令王寿孙制作一件大红半身绣衣，并且告诫他不要让陈规知道。衣服制成后进呈，宣宗召王寿孙来问：“曾经让陈规这类人知道吗？”王寿孙叩头说：“臣侍奉禁宫，宫中大小事情都不敢对外人说，何况亲自受到圣上训诫呢？”宣宗于是叹息说：“陈规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因华丽的装饰进谏我，我实在害怕听到他的话。”这是因为陈规议论政事从不徇情顾忌，在朝廷中的声望很高。凡是宫中要办什么事，宣宗总说：“恐怕陈规会有意见。”一时之间，近臣们激切议论时，唯独害怕陈正叔；他真是当时挺立不屈的正直之士。后来陈规出任中京副留守，还未赴任就去世了，士人舆论都为他感到惋惜。陈规博学能文，写诗也有格律法度。他为人刚强坚毅、质朴诚实，有古人的风范，专心致力于学问，到老也没有停止。浑源人刘从益看了他所上奏的八件事，感叹说：“这是宰相之才啊。”他每次同人谈论当时的政事，总是愤懑叹惋，大概是痛惜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实行。南渡以后，谏官中以许古、陈规最受称许；陈规却不以攻击揭发、刚直不阿来标榜自己，因此尤其受到重视。陈规去世那天，家中没有一两金钱，亲友替他办理了葬事。他的儿子叫良臣。许古，字道真，是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官安仁的儿子。明昌五年考中词赋进士。贞祐初年，由左拾遗授任监察御史。当时宣宗迁都汴京，信任丞相高琪，却没有恢复失地的谋划，许古上奏章说：自从中都失守，太庙、社坛、帝王陵寝、宫室、府库，以及图书典籍和重要器物，百年积累的东西在一天之内全都丢弃了。只有圣明君主痛心哀悼的心情最为深切，早晚忧虑，思考用什么办法建立中兴的功业，从来没有片刻放下。作为臣子，享受俸禄而承担责任，难道能够没有惭愧吗？况且民间百姓还在抬头盼望朝廷整顿训练军队，为收复失地谋划。如今却只听说拒守黄河以求自保，又把各路军户全部迁到河南；他们既然抛弃了原有的固定产业，无法自行谋生，河南本地百姓又受到他们的骚扰，臣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个谋划。然而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就应当商议如何处置，使军队不白白耗费，百姓不至于困穷，这就好了。臣听说，国家安危所系，关键在于一位宰相。孔子说：“处于危险却不扶持，快要倾覆却不搀扶，那么还要宰相做什么呢？”事势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不知道执政大臣每次面对天颜时，拿什么来回答陛下清明的询问。如今最急迫的事情，不如任用贤能之人。比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诚正直、明达敏捷，可以重用；近来他们都获准告老，希望重新起用他们并委以重任，一定能够有所建树来使国家受益。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然相当衰老多病，但如果有重大议事，仍可赐召，或者亲自前去询问他。人才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凡是懂得治国体要的人都应当慎重珍惜，何况这些年高德劭的旧臣，怎么可以轻易抛弃呢？至于遇到事情不能尽心尽力，或者虽尽心却不明白事理，得到他没有益处、失去他也没有损失，那么即使他还很强壮，又有什么用呢？如今时局多难，本来就不能容许庸碌之徒充数尸位，阻塞贤能之人的进用之路。希望陛下内心刚强果断，重新整顿升降黜陟，以使天下得到幸福。臣从前任拾遗时，已经详细论述过选择宰相的方法，请把臣从前的奏章和如今所说的话一并取来，进一步审慎思考。

译臣又听说，将领掌握百姓的性命，是国家安危所系，所以古代君主一定慎重选择将领，而担任将领的人也一定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将领贵在谋略而不在徒然争战；必须使赏罚让人信服而没有疑惑，使权谋让人遵从却不知其中机要，使三军奔走听从号令而取得胜利，然后将士内心真诚服从，乐于受其驱使。近来守城不坚，临战就败退，都是因为将领没有才能。将领偏爱亲近的人，赏罚不公平，以至于众人怨恨；又害怕他们发生变乱，便加以抚慰安抚，一切都采取姑息迁就的办法。因此士兵轻视将领，将领又害怕士兵，还能让他们拼死出力来抵御敌人吗？希望令心腹大臣和熟悉军事的人，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如果确实得到真正的人才，就优厚地加以宠信任用，这样建立战功就可以期待了。比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有的忠诚勤勉、勇敢能干，有的稳重厚道、富有谋略，都可以任用，让他们守卫一方。他又说：河北各路因为都城已经失守，军户全部迁走，将领们以为国家已经把河北整体抛弃了，州县官员往往逃奔河南。请下令让当地官府逐一搜求登记，限定日期遣送他们返回，违期者不再录用。对从未离任的人，应当商议加以赏赐；如果有人愿意主动效力河北，也听任他们陈述请求，并且先行赏赐，缩短其等待的年月。州县长官和副职都令其兼领军职，准许他们从军中选择有才略胆勇的人担任头目；或者加以爵位任命，以收服他们的心。能够攻取一府的人，就立即授予府的长官职位；州县也照此办理，使人都怀有收复故土的心愿。另行派遣忠实能干、善于办事的人，用文书和官职赏赐招抚那些被敌人胁迫而从属的人。他们既然苦于为敌人服役，前来归附的人一定很多，敌人的势力自然会削弱。有关官府不知道采取这种办法，却只顾实行清野之计，事情不论缓急都只求赶快办成，以致今年禾稼十成损失了七八成，远近百姓都感到危险恐惧，这种谋划可以说是极大的错误。他又说：京师是中原诸夏的根本，何况如今那里常年驻扎重兵，遇到缓急、进行征讨必定要从这里出发。平时尚且应当优待京师胜过外路，使百姓有所积蓄；即使积蓄在私人家中，也等同于国家的财产。如今有关官府搜刮余粮，导致贩运粮食的人再也不敢进入京师，应当立即停止这种做法。臣近来阅读臣民陈述意见的奏章，看到那些竭尽心力、诚恳吐露正论的人，大多是民间出身的卑微之人；何况朝廷百官之中，难道没有为国深深忧虑、上奏章进言的人吗？确实应当明令朝廷内外，使他们能够尽情进言而不必有所避讳；这样，长久安定天下的策略就会产生了。皇帝下诏交给尚书省办理，朝廷大致施行了其中的建议。不久，许古升任尚书左司员外郎，兼任起居注，没过多久，又改任右司谏。当时丞相高琪制定法令，职官犯法都一律判处杖决。许古和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言说：“礼义廉耻是用来治理君子的，刑罚威狱是用来治理小人的，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近来朝廷急于求得治理，有司奏请权宜立法：职官犯法，按理应赎罪的，也多判处杖决。爵位俸禄是用来驾驭贵人的；如果贵人也不能免受羞辱，那么卑贱之人又凭什么加以约束呢？皇帝车驾所驻之处并不是出征行军，然而凡是征收赋税中的小过失，都按军期罪论处，岂不是太过分了吗？陛下仁慈宽恕，这决不是本意，大概是有司不懂得宽缓安静可以使天下安定，只专门从事督责的缘故。况且百官都是朝廷选拔任用的，大多凭文德品行、武功和门第资历而升进，如今却同普通百姓一样对待，那么享有爵禄也不足以称为荣耀了。还有更值得忧虑的：在上位的人将会说，官员尚且不能免罪，百姓还有什么话说，于是苛刻暴虐的政令会日益施行；在下位的人将会说，他们既然也这样，我又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于是侵犯上位、违法犯上的心思会更加放纵。这样的弊端哪里说得尽呢？伏愿陛下依照元年赦恩中‘刑不上大夫’的条文，删去这一切法令，那就幸甚了。”皇帝起初想要施行，高琪却坚决认为不可，于是此事被搁置了。四年，许古以右司谏兼任侍御史。当时大军越过潼关向东进发，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许古上言说：“军队越过潼关，朝廷才知道，这大概是诸将欺上瞒下的罪过。虽然如此，大军驻扎在阌乡境内，几天没有行动，或许是担心我河南的军队迎击在前、陕西的军队从后议其后；或许是想先让侦察人员窥探我军动向，寻找进军的机会；又或许是深入别国境内不利于自己，反而会陷入危险，所以还在观望，没有立即推进。此时正应当选募精锐士卒，集中力量攻击他们，同时为他们打开退路。他们既然心怀疑惑，遇到敌人一定会逃跑，我军随后袭击，必然能够击破他们。”皇帝把这意见交给尚书省，高琪阻挠了这项建议，于是没有实行。这一月，朝廷开始设置招贤所，命许古等人主持其事。兴定元年七月，皇帝听说宋兵接连攻陷赣榆、涟水等县，又缴获了宋方伪造的檄文，文辞多有诋毁斥骂，于是告谕宰臣说：“宋人制造祸乱已经很久了，朕姑且容忍他们，只是担心一旦开战会使百姓劳苦。如今他们多次侵犯，将要怎样处置，你们应当同百官商议。”于是朝廷在都堂召集众人商议。许古说：“宋人弱小，向来畏惧我国，而且知道北方军队正强，必定想依靠我们作为屏障；他们即使有时猖狂，也一定不敢深入。他们那些侮辱轻慢的话，不过是市井屠户、卖酒人的孩子所作，哪里值得与他们计较？只应命有司发公文，说明本朝一向对他们有大恩大德，以及圣主兼爱百姓的心意。他们如果明白道理，重新寻求旧日友好关系，那我们又有什么可求的呢？如果他们执迷于作恶而不悔改，集合大军讨伐他们，也还不晚。”当时参与议论的有十多人，虽然细节上略有不同，大体意见却一致。随后丞相高琪等奏称：“百官的意见都是请求严整军队、加强防备，以逸待劳，这是上策。”皇帝认为正确。当时朝廷因为各路把军官时常不和，不听从指挥，彼此相互诉讼，许古上言说：“臣认为，对善行加以劝勉，对恶行加以惩罚，是国家的大法。如果善恶都无人知晓，那么上下就会相互蒙蔽，惩罚和劝勉都无法施行。” 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许古因朝廷想要发兵讨伐宋国，上疏劝谏说：“从前大定初年，宋人侵犯宿州，不久便屡次失败。世宗料想他们不敢立即请求和议，于是命元帅府派人同他们商议，从此太平了将近三十年。泰和年间，韩侂胄无故挑起边境事端，章宗派驸马仆撒揆讨伐他。仆撒揆担心战争兴起、费用太重而不能长久支撑，暗中派韩侂胄的族人带着他祖父韩琦的画像和家谱，假装归附，去见丘崇，借此恢复友好关系，收兵回国。凭世宗、章宗那样的盛德，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尚且先降低姿态以求成功，并把事情告祭祖庙、记入史册，成为万世美谈，今天难道可以不努力这样做吗？如今大军稍微停息，如果南方边境再次无事，那么太平就不远了。有人说只要专门使用武力就能使宋人屈服，这恐怕只是空话，并没有考察实际功效。即使暂时取得小胜，也不值得多加庆贺。他们看到我国势力强大，一定会坚守城池不出战；我军仓促进攻而无所收获，只好退兵就粮，他们又乘机袭击，使我军想战不能战，想退不能退，那么停战的日子恐怕就看不到了。何况他们拥有江南积蓄的余粮，而我们只有河南一路征收赋税的弊病，实在令人寒心。愿陛下暗中忍耐、包容他们，赶快实行这一策略。如果果真互通消息，大军听到后也会收敛行迹，因为知道我国没有后顾牵制的缘故。河南既然得以休养生息，然后再经营谋划朔方，那么陛下就能享有中兴的福泽，天下也将依靠涵养生息得到恩惠。只愿陛下不要只顾眼前的小功，能够考虑日后的祸患，那就非常幸甚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许古起草和议文书。文书写成后，拿给宰臣看，宰臣说其中有哀求乞怜的意思，会显得自己软弱，于是没有采用。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弹劾榷货司同提举毛端卿贪污违法。许古认为奏词和事理繁杂，擅自替他删改定稿，因而有不少遗漏。粘割梭失把这件事报告上去，许古被削去一阶官，解除职务，但特意免除殿年处分。三年正月，尚书省奏称谏官缺员，于是请求任用许古。皇帝说：“朕昨天傍晚正想到许古，你们就提到了他，正合朕意，赶快召他来。”于是重新任命他为左补阙。八月，又削去四阶官，解除职务。起初，朝廷派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和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把吉州百姓迁往丹地，以躲避兵锋。州民不愿再次迁徙，拦路申诉。温敦百家奴向他们说明天子担心伤害百姓的意思，并且命令召集晋安的兵将护送老幼同行。众人以为如果兵马到来，自己一定会被强行驱赶，于是喧闹着冲入州署，索要温敦百家奴并将他杀死。胡撒合害怕获罪，假意顺从众人的心意，同他们饮酒唱歌，整整一天都在一起。众人用肩舆抬着他，簇拥引导，欢呼拜谢后离去。胡撒合回来后，皇帝下诏让许古和监察御史纥石烈铁论审讯此案，并传旨说：“温敦百家奴之死，全是胡撒合出卖他的结果，你们查实后报告上来。”奥屯胡撒合下狱后，皇帝非常愤怒，急于查明他的罪情，以便依法处死；可是许古等人对他颇为宽纵。胡撒合自缢而死，有司以故意放纵罪论处许古等人，于是许古受到这样的惩罚。哀宗初即位，召许古任补阙，不久升为左司谏，但他论事稍不如从前。不久，他退休，居住在伊阳，郡守为他修建了伊川亭。许古天性嗜酒，年老而身体尚未衰弱，常常乘船出游于村落之间，留下饮酒，有时十多天不归；等到他逆流而上时，老幼争着为他拉船，几十里不断，受到当时人爱戴仰慕就是这样。正大七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许古一生喜爱作诗和书法，但不受士大夫看重，当时舆论只称赞他正直而已。天兴年间，有一位右司谏陈岢，遇到事情总要直言，从不稍有隐瞒，皇帝曾当面奖赏他。到汴京遭受兵乱时，他多次上密奏谈论政事得失，请求出兵的一篇奏书尤其恳切，大意说：“今天的事情，全都出在陛下不能果断决定，将相又怯懦软弱；如果因循不决，一旦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恐怕君臣只能相对哭泣罢了。”这可以说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但当时的宰相赤盏合喜等人阻挠他，计策没有实行，有见识的人都为此惋惜。陈岢字和之，是沧州人，大安元年进士。赞曰：宣宗即位后，勤勉不懈地把继承和发扬世宗事业作为志向，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大定年间讲求和议，南北都称太平；贞祐年间动用战争，百姓遭受涂炭。石琚任宰相时，君臣之间努力实行宽厚政策；高琪掌权后，厌恶儒士而喜欢吏员，上下都苛刻明察。完颜素兰首先攻击高琪的罪恶，说高琪必定会扰乱纲纪；陈规竭力指出刀笔吏的残暴，担心会败坏风俗；许古请求同宋国和好，言辞极其忠诚仁爱。三个人所说的都切中了当时的弊病，都有古代诤臣的风范。宣宗知道他们正直，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像这样还想比肩、超越世宗，太难了。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