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五

译列传第四十五 高汝砺、张行信 高汝砺，字岩夫，是应州金城人。考中大定十九年进士，任官时有能干的声誉。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令宰执举荐内外可以担任刺史的人，皇帝亲自阅览缺额并点名注授，大概是选取两名共同举荐的人加以升用。于是高汝砺由同知绛阳军节度事升任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朝任左司郎中。一天，他在紫宸殿奏事，当时侍臣都已回避，皇帝所用的凉扇忽然掉到案几下面，高汝砺认为那不是自己的职分，不敢取来进献。奏事完毕，皇帝对宰臣说：“高汝砺没有把扇子送上来，可以说是懂得礼体了。” 不久，升任左谏议大夫。因为征调赋税和军需，郡县有关部门有时用人不当，负责追捕征收的差役和跑腿者利用事情紧急，设法索取财物贿赂，给百姓造成很大祸害。高汝砺建议：“从今以后，如果因军需征调而犯罪，请暂且依照‘推排受财法’惩治，希望使小人有所畏惧。”承安二年六月，朝廷制定法令：因军前差发而受财，钱一贯以下判徒刑二年，以上判徒刑三年，十贯处死。这是采纳了高汝砺的意见。当时遇到奏事，台臣也被命令回避，高汝砺于是上言：“国家设置谏臣，是为了让他们充任侍从，大体了解时政，参与考察得失，并不是只让他们排列在朝班中而已。所以唐朝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必定派谏官随行，使他们预先听闻政事，希望他们能够提出意见。如今尚书省、御史台以下官员遇到朝廷奏事，谏官一概回避，同各位侍卫之臣一起进退。殿廷议论政事时，他们起初根本无法听到；等事情已经施行，又不能详细了解始末，事后再进谏，也就困难了。这样看来，谏官的职任究竟算什么呢？如果说他们没有才能，另行选择人才就是了，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负责进言的职位上，却如此疏远呢？请从今以后，有关部门奏事时，允许谏官预先听闻，希望多少能够有所补益。” 而且修注官的职责，是掌管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也应当一视同仁。”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他又说：“去年十月曾经实行推排法，不久因为超过时限而停止，这确实说明圣上深切爱护百姓。我听说周朝制度按照时令确定百姓的多少，辨别财物的多寡，把数字登记在小司徒那里，以此施行政治教化、发布征收命令；三年进行一次天下大比，依此作为确定的法令。自大定四年实行通检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期间虽然两次实行推排，但民间财产和人力的增减，只凭一时百姓的说法来定，有关部门只求迅速确定，不再推究实际情况。因此，豪强有势力的人彼此串通而侥幸免除，贫弱而没有援助的人受到压抑却无处申诉。何况近年以来边境屡次征调，贫困的户数越来越多。如果只照旧例推排，由于去年的条理已经实行，人人都知道，恐怕新近富强的人家预先请托，诱使狡猾之人，到时候共同编造口供、互相应和；或者假装贫困，故意把产业按低价抵押典卖，又把财物搬到别处，暂时停止经营。这样一来，奸弊多端，想使财力均平就困难了。要革除这些弊端，不如据实进行全面通检，预先命令有关部门按照大定四年的条理核查，严格制定罪赏，确定日期、规定期限，设置关防禁约。其中有可以区别轻重的，就斟酌办理；去掉繁琐而趋于简便，禁止骚扰而务求安静，使富户不能苟且逃避，困苦者有希望稍得休息，那么赋税就容易办理，百姓也可以免除不均的忧患了。” 诏令尚书省等边事平息后实行。这一年十月，皇帝晓谕尚书省，派官员到各路全面核查百姓的财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和高汝砺先在都城两个警巡院实行推排，命各路派出的官员以此作为准则。不久，高汝砺任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任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任西京路转运使。泰和二年正月，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泰和四年二月，调任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晋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泰和六年六月，任户部尚书。当时钞法无法流通，高汝砺根据实际情况多次上言，作了许多更改和制定，百姓很是便利，详情记载在《食货志》中。皇帝赞许他的建议，敕令尚书省说：“内外百官所掌管的事务不同，近来响应诏令上奏事情的，不下千人，但都不能通晓各部门的利害，只是泛泛陈说，无法详尽说明。近来只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述本部门的几件事情，都切合实际，已经全部实行了。应当晓谕内外各部门，分别查究利害并举明情况；如果有可以提出却没有立即上报，致使上级自行推行的，酌情制定处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驻扎邯郸，任命高汝砺为参知政事。驻扎汤阴时，皇帝听说汴京粮价飞涨，担心扈从人员到达后粮价会更加昂贵，便问宰臣应当怎么办。众人都请求命留守司加以约束，只有高汝砺说：“物价的高低，早晚可能不同；然而买进的多、卖出的少，价格就会昂贵。各路百姓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到河南，购买粮食的人既然多，怎么能不贵呢？如果禁止交易，有粮食的人家都会关门不卖，商旅转运贩卖的也不再进城，那么买粮的人会更加急迫，价格也会更加昂贵。事情有难易，也有缓急，不能不明白这一点。如今少而难以得到的是粮食，多而容易取得的是钞币，应当先处理困难的，后处理容易的，多方开导诱导，务必使人们拿出粮食换取钞币，那么粮价自然会平稳。”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三年五月，朝廷议论把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只留下军户守卫郡县。高汝砺说：“这件事如果实行，只会方便豪强之家，贫困户哪里能够迁徙？况且安土重迁是人的常情。如今让他们全部前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田园，扶老携幼，奔波在道路上，流离失所，难道不可怜吗？而且沿途百姓看到军户全部迁走，一定会惊疑，以为国家在分别对待彼此，他们的心怎么能不动摇？何况军人已经离开自己的家，却命令他们去保护别人，按情理推测，他们一定不会尽心。百姓虽然最愚朴，却也有灵性；即使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护百姓，他们也不会相信，只会徒然使彼此交乱，都不得安宁。这件事关系到的利害十分重大。请先命各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详细讨论是否可行，如果没有疑虑，然后再施行。”没有得到答复。

译军户迁来以后，朝廷将要丈量土地，分给他们耕种，但还没有确定意见。皇帝敕令尚书省说：“北方军队将要到达河南，因此要把各路军户全部征发起来，共同谋求保卫。如今他们既然已经到了，粮食当然应当供给，只是还没有安置他们的办法。可以分别派官员召集当地老人询问：是增加他们的赋税，还是给他们田地，这两种办法哪一种更便利？”又把这番话告知高汝砺。不久，派出的官员说：“农民都说，近年以来租赋已经很重，如果再增加，实际力量实在不足，不敢再租种官田，希望把官田分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迁徙军户，是一时的事情；百姓租种官田，却是长久的计划。河南的民田和官田，数量大约各占一半。又有许多全家租种官田的人家，祖坟、庄园和水井都在田中。他们大都是贫民，一旦夺走田地，靠什么生活？小民容易被触动而难以安定，只是为了暂时逃避赋税，才说出这样的话。等到把田地给了别人，原来的主人变成了客人，难道能不后悔吗？后悔就会产生愤怒。从前山东分拨土地时，肥田沃壤全被势家得到，贫户只能得到贫瘠恶劣的土地。这样对军队没有好处，百姓却受到损害，以至于彼此憎恨，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前事不远，足以作为明确的警戒。只应当把官田租额加倍，用来供给军粮的一半；再把隶属于官府的荒田和牧马草地，按数量分给他们，让他们自行耕种。这样百姓可以免除失去生业的艰难，官府也不必做伤害百姓的事。况且河南的田地最适宜种麦，如今雨水充足，正是播种的时候，实在担心百姓因疑虑而耽误一年的生计，应当尽早决定。”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不久，升任尚书右丞。当时皇上认为应当把军户的土地拨付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及时耕种开垦，汝砺又上奏说：“官府所有的荒田以及牧马地，百姓中有很多人私自耕种。如今正是种麦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土地将要分给别人，必定都会放弃离去。军户即使得到土地，也已经错过农时，只会徒然荒废。如果等他们完成耕种后再行拨付，估量收成所得，用来补充军储，那么公私双方都方便。请允许等到九月结束后再派官员前往。”十月，汝砺说：“如今从河北迁往河南的军户有几百万口，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一年大约需要三百六十万石；即使其中一半折价发给他们，仍需支出粟三百万石。河南的租地共计二十四万顷，每年征收的粟米才一百五十六万石有余，还请在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供给军粮，同时把系官闲田以及可以耕种的牧马地分给他们。”奏章获准。于是派右司谏冯开等人分别前往各郡，就地发给土地，每人三十亩，由汝砺总管此事。不久，丈量土地的官员回来，都说：“田亩的数量很少，而且土地贫瘠恶劣，不能耕种。计算其中可以耕种的土地，即使平均分给他们，每人也得不到多少；又因土地位于偏僻遥远之处，不免要迁移前去，军人都认为不方便。”汝砺于是向皇上进言，诏令有关部门停止此事，只发给军户一半的军粮，另一半则按实际价值折价发给他们。四年正月，任尚书左丞，接连上表请求退休，都受到优厚的诏令挽留而未获准。正好朝廷议论派兵到河北，保护百姓收割麦子，但民间流言说官府将要把麦子全部拿走。皇帝听说后，询问宰职：“应当怎么办？”高琪等上奏：“如果命令枢密院派兵驻守交通要冲，镇压遏制地方盗寇，同时允许他们收取逃户的田地，那么军民双方都便利；一旦有紧急警报，士兵也一定会尽心。”高汝砺说：“这很不是办法。河朔百姓赖以为食的，只有这些麦子。如今已经有流言，再派军队前往，只会更加使他们疑惧。不如听任他们自行处理，只命宣抚司禁止约束无赖之徒，不让他们侵扰百姓就够了。逃户的田地可以命有关部门收取，用来充作军粮。”于是诏令派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查看田地数目，并询问百姓是否愿意派兵，回来奏报说：“臣西行经过怀州、孟州，向东到达曹州、单州，麦苗因灾受损，也没有多少；询问农民，他们往往自己组织义军。臣随即宣布朝廷准备派兵的意思，他们都感激拥戴朝廷，却不愿意派兵。”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汝砺多次请求致仕，皇上没有答应，于是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必定要依靠非同寻常的人才。如今大军已经退去，正是修缮关隘、选拔训练士兵的时候，必须得到通达敏捷、能够治理筹划的人才，预先谋划安排，使国家得以实现中兴。我私下看到尚书左丞兼代理枢密副使胥鼎，才干胜过众人，身兼多种器识，请召他回朝任职。”皇上没有答应。当时高琪想要听从进言者的意见，每年查阅民田、征收租税，朝廷将要同意此事。汝砺说：“我听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一样，这是说明治政最恰当的比喻。国朝自大定年间通检之后，每十年核查一次财力，只是因为看重简约安静的政务，顾惜劳烦百姓罢了。如今进言者请求像河北那样，每年核查实际种植的田地，计算数量后征收租税，这就是平常的通检制度，岂不是会惊扰民众，使他们不得安宁吗？况且河南、河北的情况不同。河北屡经劫掠，户口逃亡隐匿，田地荒废，差役征调难以依照原来的定额，所以采用这种权宜办法；这大概是因为军储并未因此增加很多，而且土地少而容易查见。河南自从皇帝巡幸以来，百姓逐渐聚集，所有闲田以及逃户丢弃的土地，几乎都已耕种开垦，各自按照元户的租额缴纳租税；所征收的数额，全部按照通推的定额，即使军马日益增多，也从未有缺误，怎么可以一概惊扰他们呢？” 如果担心豪强隐瞒土地、逃避赋税，那么有关部门的查验丈量难道就能全部得到实情吗？只要严格制定赏罚，允许他们自首，也允许别人告发捕拿；犯罪者按盗窃军粮治罪，把土地给告发者，自然足以使人知道畏惧，而赋税也全都会收入官府，何必这样纷纷扰扰呢？此外还有三件非常不可行的事：如果每年丈量，那么夏季田在春天丈量，秋季田在夏天丈量，中间夹种的田也要随时丈量，一年之中几乎没有休息，百姓将会厌烦逃避，耕种错过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土地而放弃其余土地，那么征收的总数仍和过去一样，实际缴纳的却更加少了，这是第一不可行。丈量时，县官不能逐家逐户到达，里胥就可以暗中通行贿赂，上下其手，虚作文书，反而失去真实情况，这是第二不可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有的人可能暗中勾结军人，互相冒认混乱，而朝廷只凭有关部门的簿籍；如果临时查得少于原额，军粮储备必定出现缺误，这是第三不可行。朝廷一旦举事，务必要使它实行；既然实行了却又中途停止，这难道是好计策吗？”议论于是被搁置。

译兴定元年十月，高汝砺上疏说：“有人请求暂且同宋人议和来使边境百姓休息，臣认为这不是办法。宋人多诈而没有信用，即使同他们往来文书，边境防备也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不撤除，那么议和与不议和大概没有什么不同。或者他们再用浮泛的言辞纠缠，在礼制惯例之外另有索求，言语涉及不恭敬，那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先派使者，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臣认为时势不同，事情不同，不能按照旧例而论。从前海陵王出兵没有正当名义，理亏在我方，所以世宗即位后，首先派高忠建等向宋主报信晓谕，停止侵占淮甸，以修复旧日友好关系。宋方随后派使者来，书信言辞傲慢轻侮，不再奉表称臣，只愿归还旧有疆土，成为兄弟之国。虽然宋朝枢密院和我方元帅府时常互通书信，但他们侵扰侵犯从未停止。不久，征西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德顺、原州击败宋将吴璘、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又在宿州击败李世辅，斩首五万人，军威大振。世宗对宰臣说：‘过去宋人表面上说要派使者求和，实际上趁我方没有防备攻打宿州，如今被我军大败，杀伤过重，所以不敢再来通问。朕怜悯南北百姓长期困于战争，本来就想让百姓休息，何必计较细小的事情？命令元帅府写信给宋人，商议和好。’宋朝果然派使者来通报求和。凭借当时堂堂的国势，又没有边境祸患，最终免除了宋人奉表称臣的礼节。如今宋朝背弃信义和盟约，侵犯我国边境，理亏在他们一方。他们如果请求和好，在道理上是顺当的，哪里应当由我们先提出这个建议而自己显示软弱呢？恐怕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招来诽谤侮辱罢了。” 十一月，高汝砺说：“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物为根本，所以君王一定要先爱护养育根本。国家征调赋役，河南最为繁重，所征税租通常是旧额的三倍。如今省部计算每年收入的通宝不足以支付支出，于是向民间征收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来补足。近来又因通宝流通稍滞，再加征两倍。河南户口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税租尚且有很多不能缴足，这道命令又下达了；他们如果不卖粮来缴纳租税，就必定减少自己的口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易，形势有缓急。如今急需而难以取得的是草料和粮食，出自民间力量，来源有限，可以慢慢筹划；容易办理的是钞法，掌握在国家手中，变通办法无穷。从前大钞滞塞，就改用小钞；小钞有弊，又改为宝券；宝券不能流通，又改成通宝。根据权宜而改变制度，全都出自朝廷，哪里还要再烦扰百姓呢？百姓已经竭尽力量供应军粮，却仍然担心不足；如今又增加通宝征收，如果不能交足，就会发生逃亡。百姓逃亡，农事就荒废，军粮又从哪里得到？有关部门不考虑长远计划，却贪求眼前成效；不巩固根本，却计较末节，实在恐怕军粮和钞法两方面都会受到妨碍。臣并不是不重视钞法，也不是故意同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微滞塞、物价稍微上涨的危害较轻，而百姓生活不安、军粮供应不足的危害较重罢了。希望陛下从外部衡量形势，俯察臣的意见，特意命有关部门减免此项征收，那么众人的心就会和悦，而尚未缴足的租税也就有希望了。” 当时朝廷认为贾仝、苗道润等人互相攻伐、不能和睦，准备把他们分别分给州县，另立名号加以安置。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河北各路将帅大多本来是当地义军，暂时权宜任作队长，其中也有过去曾叛乱逃亡的人，并不像一向在朝廷做官、懂礼义、知名分的人。他们贪婪残暴、违法乱纪，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朝廷因为当时事情很多，只好暂且笼络任用他们，希望使百姓稍微得到安宁。他们互相攻打劫掠，势力就会逐渐削弱；势力削弱以后，朝廷就容易控制。如今如果分割土地给他们，州县官吏又可以随意任命官员，民户的税赋又可以擅自征收，那么土地广大的势力会日益强盛，土地狭小的势力会日益衰弱。久而久之，弱者都会被强者兼并，强者的土地就再也无法夺回，朝廷反而更加难以控制。从前唐朝把河朔土地分给各个叛将，史臣说这是保护养育祸根而造成灾祸，这足以作为今日的重大警戒。不如暂且命行省加以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他们不能得逞。将来边事稍稍平息，力量逐渐恢复，这些人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议论于是停止。皇帝曾对高汝砺说：“朕每次看到你侍奉朝会，都担心你不能承受劳苦，允许你坐在殿下，可你始终不肯听从，为什么呢？君臣相处，贵在诚实；那些小小的谨慎，朕本来就不计较。”高汝砺认为君臣名分十分严格，不敢奉行皇帝的命令。三年，河南收成颇丰，民间积存了许多粮食。高汝砺于是上奏说：“国家的事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如今各地屯驻的军队越来越多，修筑新城的费用也很大，如果不趁这个丰年多方筹办，到了秋季防边之时，恐怕会缺少军需。请在河南各州府查验物价高低，权宜制定标准；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以及承荫人员，可以免除应当充任暴使监官的功酬；或者僧道官的师德名号、度牒、寺观院额等，都允许买取。司、县官员中有能够劝诱百姓输送粮食达到三千石的，将来注授时升为本榜首名；五千石以上的升官一阶；一万石以上的升职一等，并注明现有空缺。这样或许人人知道勉励仰慕，就能收获许多粮食。”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实行食油专卖，高琪认为用度正紧张，劝皇帝实行。高汝砺上言说：“古代没有专卖制度，自汉朝以来才设置盐铁酒榷、均输等官来辅助经费。后来发展到计算船车、征收间架税，征利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但也从未听说专卖食油。油是世人共同使用的东西，如果利益归于公家，害处就会落到百姓身上，所以古今都不设置专卖，也是不喜欢苛细的制度而重视不要烦扰百姓。国家自从兴兵以来，河南一路每年收入的税租不止增加一倍，又有定额征收的各种钱以及额外杂役，无不是出自百姓；如今又议论专卖食油，每年征收几十万两银子。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在这种时候，难道还可以使百姓更加困苦吗？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就是把天下通行的货物作为专卖品，把百姓家中常用的物品作为禁物，把自古不实行的法令当作良法，臣实在认为圣朝不应采取。如果果真实行，有五种害处，请允许臣说明：河南州县应当设置专卖机构九百多处，设置官员一千八百多人，还不包括胥吏、隶卒和工役等人。费用已经无法计算，又要新建房屋，强行购买器具，公私都受到扰乱，几乎说不尽。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的办法，一旦征课亏欠，必然产生摊派压榨的弊端，小民受害，更加不能承受，这是第一种害处。

译各地油价有贵有贱，并不相同，正是因为商旅转运贩卖，使有无相通，所以价格通常平稳，百姓容易得到。如今既然设置官府，各自划定分地，擅自越界侵犯的就有罪，这就会使价格贵的地方一直贵，便宜的地方一直便宜，这是第二种害处。百姓日常使用的油不能亲自买卖，而转手贩卖的人还要增加利润，价格就不得不昂贵，使用也不得不困难，这是第三种害处。盐、铁、酒、醋，官府和私人制造的东西各不相同，容易分别；只有油不是这样，无法辨别和登记。如今私人制造就要受刑，捕告者却有奖赏，那么无赖之徒就会借机诬告构陷，使良民无辜获罪，这是第四种害处。油户添置房屋、器具，已经花费很多钱，有关部门又按其产业推定财力，让他们承担差役赋税。如今夺走他们的器具，使他们的产业废弃，而差赋仍照旧征收，他们靠什么生活？这是第五种害处。只有停止这件事才有利。”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但又不愿违背高琪的意思，于是诏令召集百官到尚书省议论。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赞成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都认为不可。皇帝说：“古代不实行的制度，如今却要实行，这又是平添一件事情。停止它。” 十月，赐给他金鼎一件、厚重的财帛三份。四年三月，任平章政事，不久又升任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请求退休，没有获准。九月，皇帝晓谕高汝砺说：“昨天临朝，到中午才结束。你年老了，不能承受长久站立，奏事完毕、举行用宝仪式时，可以先退下坐着。我担心你因为劳累生病，反而妨碍议政。”这个月，高汝砺再次请求退休，皇帝对他说：“丞相的礼数和职责都已经尽到了，可如今朝廷大臣中有谁能比得上丞相，你为什么一定要请求离去呢？暂且留下来辅佐朕就可以了。”十月，越级升任荣禄大夫，仍然晓谕说：“丞相多次请求离去，朕因为国家大事重大，所以坚决挽留。丞相年老了，但官位还没有达到二品，所以特意升两阶。”十二月，皇帝又晓谕说：“先前朕因为你年老，临朝时侍立辛劳，命你在用宝时退下坐在廊下，可你违背了命令，又站立侍奉到朝会结束，难道是有关部门没有给你设置坐榻吗？你要勉强听从朕的意思。”元光元年四月，高汝砺跪下奏事，皇帝命他起身，说：“你是大臣，所说的都是国家大计。朕对你的要求，只在于你竭尽诚意，何必拘泥于小节？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七月，皇帝对宰臣说：“过去有人说世宗太俭朴，有人说如果不这样，哪里能够广泛积蓄财物。章宗时用度很多，却能够不缺乏，是因为先朝有积蓄留给了他。”高汝砺于是进言说：“节俭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谈到这一点，是天下的福气。”九月，皇帝又对宰臣说：“有功劳的人即使有小过错，也应当宽免；没有功劳的人，难道可以宽免吗？然而有功劳的人常常受到人们的诽谤议论。凡是有人把功过之事告诉朕，朕一定深入查求真实情况；即使是近侍进言，也不敢轻易相信，更没有因为个人的喜爱或憎恶而徇私。”高汝砺于是回答说：“公正就会产生明察，偏私就会造成昏暗。凡人多半徇从自己的喜爱和憎恶，不符合公议。陛下圣明，所以才能这样。” 二年正月，他再次请求退休。皇帝当面告诉他说：“现在如果答应卿，君臣始终相处的道理就都尽了，对卿来说十分安稳，对朕来说也是一件美事。但如今时局多变，而朕又缺乏德行，正要依靠旧臣辅佐，所以还不能成全卿的高尚志愿罢了。”汝砺坚决辞退，皇帝最终没有答应，于是对他说：“朕每次听到有人受到诋毁或赞誉，一定要查求事实。”汝砺回答说：“从前齐威王封赏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以及身边那些曾经诋毁、赞誉他的人，因此群臣恐惧，没有人敢文饰过错，齐国于是大治。陛下谈到这件事，国家的治理安定就可以期待了。”二月，皇帝因汝砺年事已高，免去他上朝行拜礼；他长时间在殿下侍立，就让他在殿下休息，并命有关官署设置坐榻。三月，他又请求退休，皇帝再次下优诏不准。皇帝对群臣说：“一个人有才干、能够任事，但内心不正，最终也不值得尊重。”汝砺回答说：“内心不正，却用才干来帮助他，这就是所谓如虎添翼，即使古代圣人也不容易识破。”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后来一天，皇帝又对宰臣说：“凡是内心善良、办事忠实的人，才是难得的人。如果只是言辞巧妙、内心虚伪，又有什么用呢？然而善良的人，人们又往往只把他们看作平常之人。”汝砺回答说：“人的才能很少有完全具备的，也只能随着各人的长处来任用罢了。”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五月，皇帝询问宰执关于修缮京城楼橹的事，汝砺奏道：“所需材料都是大木料，只是如今很难得到，正在命人筹划置办。”皇帝说：“朕宫中其他宫殿有可以使用的木料，就拿来用。”汝砺回答说这样不合适。皇帝说：“毁掉居所之外的宫殿又有什么妨害？难道不胜过劳烦百姓从远处运来吗！” 哀宗刚即位时，谏官说汝砺欺骗君主、贪恋权位，是天下人共同憎恨的对象，应当罢黜他，以警戒百官。哀宗说：“从前惠帝说，我比不上高帝，只应当遵守先帝的法度。汝砺是先帝任命为宰相的人，又怎么可以罢黜呢！”又有人投递匿名书信说：“高某如果不退职，应当杀掉他。”汝砺因此请求告老，皇帝下优诏不准。正大元年三月，汝砺去世，享年七十一岁，配享宣宗庙庭。他为人谨慎周密、廉洁，能够取得君主的信任；但拘守旧有格法，因循沉默，回避事务，所以担任宰相十多年从未受到责备。只是他贪恋权位而不肯离去，当时士人舆论颇以此讥讽他。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避庄献太子的名讳而改名。他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升为铜山县令。明昌元年，因廉洁被提拔授任监察御史。泰和三年，任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兼任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见他，张行信趁机提出两件事：一是依照旧例调换吏目，以消除百姓的祸害；二是徐州、邳州土地适宜种麦，应允许以麦缴纳粮税，以便利百姓。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尚书省商议施行。崇庆二年，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经被除名为民，却贿赂权贵，企图重新得到任用。满朝官员没有人敢说话，张行信于是上奏说：“胡沙虎残忍凶暴、蛮横强悍，勾结皇帝身边的近臣，以图求取声誉。自从他被废黜以来，士人和百姓没有不欣喜的。如今如果重新任用他，只怕造成的祸害会比过去更加严重，何况其中利害关系还有比这更大的呢。”奏章上呈两次，都没有得到答复。等到胡沙虎弑君叛逆时，人们都替张行信担忧，他却神色坦然，毫不顾虑。

译这一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号为贞祐。张行信认为皇嗣尚未册立，无法寄托天下人的希望，便上疏说：“自古君主即位，必定册立太子作为储君，并下诏告知朝廷内外。我私下看到皇长子每逢上朝，使用东宫太子的仪仗，到了丹墀，却又排在诸王的班列中。何况已经任命了侍臣，如今却还没有确定礼制，可以说名分不正、言语不顺了。从前汉文帝元年，首先册立儿子刘启为太子，是为了尊崇祖庙、重视社稷。希望与大臣详细商议，斟酌前代旧例，尽早下达明确诏书，以确定他的名位；慎重选择宫僚，辅导他养成德性和才器，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胡沙虎被诛杀后，张行信上密封奏章主张端正刑罚和赏赐，奏辞载在《胡沙虎传》中。他又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将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希望陛下命重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只要确实有才能、可以任用，就赐予召见，给予褒奖、显扬和勉励，使他们自己效力，必定会有奋不顾身报效国家的人。从前李牧担任赵国将领，军功、爵位和赏赐都可以自行决定，出兵进攻、入境防守都不受朝廷从中覆核牵制，于是能够向北击破强敌，向西压制强秦。如今任命将领，如果不被文法拘束、不受中旨牵制，委以重任并责成其完成，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那么收复失地的功业就可以期待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当时正提拔王守信、贾耐儿等人为将领，他们都鄙陋庸俗、没有才能，也不懂军事法令。张行信担心他们误国，上疏说：“《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圣人留给后世的警戒，严厉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大军纵横，民心惊惧，处理战事、振兴治理，非贤能明智之人不能胜任。狂妄小子和庸碌之徒，却随意受到提拔，参与机密事务，实在毫无道理。”于是皇帝把他们全都罢免了。当时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领五千军队护送粮食到通州，遇到敌军就立即溃败，张行信上奏说：“统率军队的原则，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了，要使将士面对敌人时有所羡慕而乐于进攻，有所畏惧而不敢退却，这样将士才会听命，功业才可以成就。如果讹可战败受挫，就应当明确地依法治他的罪。朝廷却宽容放过，一概不追究，臣担心统率军队的原则还没有完全做到。”诏书答复说：“卿的意思朕全都知道了，讹可等人已经下狱。” 当时中都遭受敌军进攻，朝廷正派使者请求议和，掌握兵权的人畏缩不敢交战，说：“恐怕会破坏和谈。”张行信上奏说：“议和与作战本来是两回事，奉命出使的人只管自行商议和议，统兵将领只应当负责作战，怎么能拿和议作借口呢？自崇庆年间以来，处处因为和议而误事；如果我军当时肯出兵迎战，稍稍挫败敌军的锋芒，和议早就成功了。近来北方使者已经到来，但敌军仍然攻破东京，掠夺河东。现在我方使者正在出发，将帅却动辄按兵不动，这对和议最终没有任何益处。事态越来越紧急，草料和粮食越来越困难，和议能否成功还很难说，难道应当关门坐守，等待自己陷入困境吗？应趁士卒战马还强健，选择勇猛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兵，保护运输，往来拒敌，使敌军稍受挫折，那么附近储存的物资都可以运入京师，和议也可以很快成功。”皇帝心里知道他的意见正确，却不能实行。二年三月，张行信认为朝廷征括粮食恐怕会失去民心，便上书说：“近日朝廷命知大兴府胥鼎权宜筹划军粮，胥鼎于是奏请允许百姓交纳粮食来买官。后来又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征括官民粮食，每户留下两个月的粮食，其余全部令其输送官府，以爵位等级和银钞作为酬报。当时有粮食的人，有的已经先向胥鼎报明数目，还没有来得及交给官府。忠孝又想多征得粮食来显明自己的功劳，凡是胥鼎登记过的粮食都不扣除其数，百姓对此十分困苦。如今米价飞涨，已经无处购买，百姓仅有两个月的粮食又被夺去，这样一来，他们不只会归罪于主管官员，也会怨恨朝廷不能明察。大军就在附近，百姓正处于危惧之中，如果又陷入困苦，或许会发生其他变故，那么得到的东西就抵偿不了所损失的了。”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立即命他与近臣一同前去审查处理。又告诫忠孝说：“朕非常知道卿是尽心为公，但国家本来只是想得到粮食，如今既然已经得到了，暂且应当顺从百姓的便利。”四月，张行信调任山东东路按察使，兼任转运使，仍暂代本路宣抚副使。将要出发时，他请求入宫觐见，皇帝在便殿接见他。他奏道：“臣私下看到奥屯忠孝掩饰欺诈、不忠于国，遇事残酷苛刻，并且与胡沙虎结为党羽。”他历数忠孝的罪行，又说：“平常无事时，尚且不能容忍一个没有才干的宰相，何况如今变故很多，难道可以让这样的人参与政事吗？希望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朕刚即位，进退大臣本应依照礼法。卿可以告诉他的亲近知交，暗中劝他自行请求离去。”张行信把皇帝的话告诉右司郎中把胡鲁，然而把胡鲁并不在意忠孝的事。三年二月，张行信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任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便上书谈四件事。第一件说：“杨安儿的贼党早晚会被擒获，大概不足为虑。如今最紧要的，只在于收拢人心罢了。过去官军讨伐征赋，不分善恶，一律诛杀，抢劫他们的财产，掳掠他们的妇女，使居民更加疑惧，逃到山林聚集。现在应明确命令有关官署，严格加以约束，不许劫掠平民。这样百姓就没有不安之心，奸人欺骗胁迫的计谋也无法施行，他们的势力就会逐渐消减。”第二件说：“自从兵乱以后，各郡县的官员和豪强大多能够组织义勇，打击地方盗寇；朝廷虽然授予他们本地职任，不久却又派人来代替他们。旧官是百姓一向信服的，新官却未必都有才能，遇到缓急之事，容易引发事端、败坏事情。从今以后郡县缺员，请令尚书省选人拟定任命。原来的官员中，百姓感到便利安定的，应当就地加以任用；如果资历等级还不够，就令其代理职务，等到建立功劳后再正式授职。这样或许人人都能发挥才能，事情也容易办成。”第三件说：“掌管军队的官员，敢于进攻作战的十人中只有一两个；如果有人敢战，就应当责成他建立功劳，不应再授予其他职务。”第四件说：“山东的军粮储备，都是通过卖爵所得；有的人拿着敕书、官牒请求做官，选官部门却因为等级规定，往往驳回那些不应出售的职位。出售不应出售的爵位，是主管官署的罪过，他们有什么责任呢？何况海岱是重要地区，群盗还没有平定，田野没有收成，仓库没有积储，一旦军饷供给不上，又想靠卖爵来筹粮，谁还会相信呢？”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八月，召回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任同修国史。

译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任原职。当时尚书省上奏说：“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说，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承继高辛氏，是黄帝的后代。从前汉高祖承继陶唐氏，唐高祖承继老子，都为其立庙。我朝至今已有百年，却没有为黄帝立庙，难道不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刚兴起时，旗帜崇尚赤色，明显属于火德。对君德的祭祀却废缺不讲，也不符合礼经重视祭祀的意思。臣从王浍那里听到的就是这些，请求朝廷议论此事。”皇帝下诏询问有关官署，张行信奏道：“考察《始祖实录》，只说始祖从高丽而来，没有听说出自高辛氏。如今根据这一点想要建立黄帝庙；黄帝是高辛氏的祖先，姑且说本朝承继黄帝，也应当属于木德，现在却说是火德，又是什么道理？何况建国初年太祖有训令，因为完颜部大多崇尚白色，又取金属坚固不变之意，于是以‘大金’作为国号，从未议论德运。直到章宗朝，才召集百官议论，并以承继灭亡的宋朝所代表的火德已断绝，确定本朝为土德，告祭宗庙并诏告天下。看来王浍所说的不过是狂妄之言罢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八月，皇帝将要祔享太庙，下诏依照世宗行十六拜的礼仪。张行信与礼官共同参酌制定仪注，上奏说应当采用四十四拜的礼仪，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详情记载在《礼志》中。祭祀结束后，皇帝赐给张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并告诉他说：“太庙拜礼，朕起初想依照世宗所行的礼仪；卿进呈奏章，详细说明随室读祝的礼节，确实很有道理。如果不是卿进言，朕几乎就错失了，因此特意用这些赏赐来表彰你。从今以后，每件事都应更加尽心。”这一年十二月，张行信因父亲暐去世，离职服丧。兴定元年三月，起用他恢复旧职，暂代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授任参知政事。当时高琪担任宰相，专擅权力、处理政事，憎恶不依附自己的人，士大夫往往遭受困辱，只有张行信多次援引旧制，竭力驳斥他的错误。适逢宋军侵犯边境，朝廷商议派使者前去详细诘问，高琪等人认为这样有失体面，唯独张行信上疏说：“如今认为派使者不当，臣实在困惑。议论的人不过说：‘派使者就是先向对方示弱；如果对方不答复，或者答复而态度不恭，就更加损害国体。’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对方侥幸利用我国的嫌隙，多次放肆侵掠，边臣用军队击退他们，他们又再来；我国这个大国不以言辞责问，却只用军队抵抗，难道这不是示弱吗？至于派人询问而对方不答复，或者答复而态度不恭，理亏在对方，和我国有什么损害？从前大定初年，宋军曾侵犯边境，世宗虽然派丞相乌者到汴京行省办事，实际上却命元帅撒合辇先行发文诘问，宋方于是认罪。后来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又想出兵，丞相娄室独自认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往，宋方不久也屈服了。章宗在位时，宋方猖狂最甚，仍然先派人审理诘问，然后才用兵。既然如此，派使者详细诘问正是国家旧例，有什么失体面的呢？况且国势艰难，戍守的士兵日益久劳，如果不想办法让他们休息，百姓的力量怎么办？臣只是一个书生，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但事情遇到关键时机，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明察。”皇帝又命尚书省商议，高琪等人奏道：“张行信所说固然遵循旧制，但今天的事情与过去不同。”诏令暂且搁置此事。不久高汝砺也上言说先派使者不方便，议论于是停止，详情见《汝砺传》。当时监察御史中有很多人被处以的决，张行信于是上言说：“大定年间，监察御史获罪，大多收取赎金，有的甚至只是夺去俸禄，罪重的也不过降职到外地；偶尔有被的决的，都是因为具体情况而这样处理。当时执政程辉已经当面论说这样做不对，且有敕旨说，监察御史的职责在于弹劾；所谓有时徇私隐瞒，并不是说凡是没有察觉过失都要这样处理。近日不问事情大小、情节轻重，一概处以的决，还把这说成大定旧例、先朝明训，实在过分了。”于是诏令尚书省重新制定监察御史犯罪的法令。史馆编修《章宗实录》时，尚书省上奏说：“按照旧制，凡是修史，宰相和执政大臣都要参加；女真人、汉人各一名。崇庆年间，已经让参知政事梁絪兼任此职，又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共同参与，这是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能够进行许多考证。如今修撰《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经充任兼修，应当命参知政事张行信按照张行简的先例共同修撰。”皇帝批准了此事。二年二月，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任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告诫他说：“起初，朕因为朝臣多称赞卿有才干，才命卿参与决断机务。但在朝廷议论时，卿常常不能依据正理，妄自提出不同意见，这很不符合宰相之道。又听说近来卿完全不把办事当回事，难道是想求得闲散之职吗？如今授予卿这个职务，卿应当明白。”起初，内族合周躲避敌军而不出击，又谎称秘密奉有皇帝旨意，被捕入狱，应当处死。许多皇族上表抗辩，请求从轻处理，高琪认为自古犯法没有因上告而免罪的；唯独张行信说：“事情不分古今，但合周平日忠诚孝顺，或许可以免死。”又因为张行信的族弟行贞在山东，接受红袄贼的伪命，枢密院得到宋人的书信，其中牵涉张行信的事情，所以把张行信调出京城。他的儿子莒当时任尚书省令史，也命令另外加以任用授官。起初，张行信说：“现在的法律规定，职官论罪，大多采用的决。我看到大定年间世宗的敕旨，职官故意违背圣旨，徒刑年数、杖刑数目都实行的决。然而此后三十多年，有关官署论罪时从未引用这一规定，大概这不是可以长期作为惯例的事情。请求详细审定。”张行信出任外官后，皇帝把他的奏章交给尚书省。到这时，宰臣奏道：“从今以后，违反奏条所规定的指挥以及各种条格，依法应当以违背制旨论罪的，其徒刑年数、杖刑数目可以按规定赎免；唯独奉特旨而违犯的，依照大定年间的旧例办理。”皇帝批准了。张行信离开京城不久，皇帝曾告诫宰臣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贬黜以后，卿等就闭口不言，这很不对。张行信的事情，卿等都知道，难道是因为害怕进言吗？从今以后，应当各自尽情进言，不要再畏惧忌讳。”

译张行信刚到泾州，就上书说：“马是铠甲兵器和军队的根本，如今战争还没有停止，马政不可延缓。臣到泾州后听说，陕西以西的豪民大多在河州购买马匹，再转运到内地，获利大约有百倍。等臣见到省里派来买马的官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在洮州买马时，用一百铤银子几乎买到一千匹马，据说生羌木波等部的蕃族人户畜牧非常广泛。过去派去的官员，有的压低马价，有的凭势力欺凌夺取，因而失去和睦；而且常常苦于银子少，所以不能买到更多。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不好，卖马所得的银子立即用来换粮。冬春交替时粮食必然困难，马价很低。请求命有关部门把银子和粮食运到洮州、河州等地，选派像桓端这样了解蕃地情况、通晓时局变化的人去交易。如果拿出一万两银子，可以买到一千匹良马，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希望朝廷赶快筹划。” 他又说：“近来边境战士立了功，朝廷派使者前去宣谕，赐给他们官职和赏赐，没有不感激皇恩、愿意拼死效力的，这确实是激励劝勉的办法。然而赠送给使者的礼物，有时是马，有时是金钱，逐渐成为惯例，臣对此不能理解。大定年间，曾经制定送宣礼的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各有定数，后来终于停罢。何况如今的事务与过去不同，即使六品以下官员以及只升迁为散官的人，也不能免除馈赠；有的人无力置办，就向所属部众摊派来应付，甚至因此获罪。那些军士拼死立功，只得到皇恩赏赐，反而又因馈赠使者而受苦，这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请求命有关官署依照大定年间的旧例，参照当前事务，明确制定等级和数额，使收受与给予都有一定限度，不损害国家大体，那么上下双方都能得到好处。” 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意增加他们的俸禄，这是朝廷为百姓着想的善意。然而自关以西，至今还没有人到任，远方的百姓不能不有所期盼。难道是保举的人仍然太少，还是所增俸禄有所不足吗？请下诏命内外职事官更加广泛地选举人才，以补足空缺，使天下百姓都平均受到朝廷的恩赐。况且丞、簿、尉也都是亲自管理百姓的官员，唯独不增加俸禄；他们既然不足以养活自己，又怎么能够禁止他们侵夺贪取百姓财物呢？有人说国用正有缺乏，不应当白白增加开支，这是大错特错。优厚官吏的俸禄，本来就是为了使他们不去扰害百姓；百姓安定，国家就稳固，这哪里是白费钱财呢？如果确实能够裁减冗余的俸禄和供养，不养无用之人，又何必担心用度不足呢？如今一个军士充任军役，全家都由国家供给粮食；军士死后，又供给他的子弟，这是为了感动、取悦将士之心，使他们为国尽力罢了。至于没有男丁，而他的妻子女儿还继续得到供给，这又算什么呢？自从大驾南巡以来，接受存恤供养的人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张口等待哺养，使农民陷于困顿。国家的粮食储备，常常担心供应不及，反而长久供养这些老幼数千万口，冗余的供养和虚耗的费用，正是在这里。如果立即停止供给，恐怕他们会无所安置；应当限定年限，让他们自行谋生，到期便停止供给，这样又还有什么借口可说呢？” 皇帝大多采纳了这些意见。元光元年正月，调任保大军节度使，兼任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兼任邠州管内观察使。不久，退休。哀宗即位后，征召任用旧臣，起用他为尚书左丞。他议论政事渐渐不如从前，声望也减少了许多。不久又退休在家，只以抄写书籍、教导子孙为事；他在汴京城东修葺园池，筑亭取名“静隐”，时常与侯挚等人在那里游赏吟咏。正大八年二月乙丑日，他在嵩山崇福宫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当初游览嵩山时，曾说：“我的心愿是主持这座山。”后来果然在这里终其一生。他为人纯正直率，不事修饰，虽然两次登上宰相之位，却几乎像没有做官一样。遇到事情总是立即发表意见，没有什么畏惧回避；每当在皇帝面前奏事时，旁边的人都会变色惊惧，行信却处之坦然。到他去世那天，即使平日里十分嫉妒他的人，也说：“正直的人去世了。”当初他来到汴京时，父亲暐以御史大夫身份退休，仍然健康强健；哥哥行简任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任礼部尚书，几个儿子和侄子大多考中科举并做官，这是当时从未有过的盛况。赞说：高汝砺修养自身清廉谨慎，熟悉通达政务，长期居于宰相之位，虽然被士大夫所鄙视，但君主对他的宠信待遇始终不衰。张行信磨砺志节，正直敢言，进言毫不避讳；然而一进入执政之途，便多次遭遇坎坷，等到再次被任用，议论政事又稍不如从前，难道是因为汝砺确实值得效法吗？宣宗讨伐宋朝，本来就不是万全之策，张行信进谏，汝砺却不进谏，还阻挠和议。胡沙虎的罪恶尚未显露时，张行信两次上疏抨击他。汝砺与高琪共事，人们怀疑他结党依附。两人的优劣，大致可以从这些事情看出来了。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