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二十九

译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钱币 钱币。金朝初年使用辽、宋的旧钱；天会末年，即使刘豫铸造的“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也一并使用。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以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又恢复钞引法，于是制造交钞，与铜钱并行使用。正隆二年，经过四十多年，才开始商议鼓铸钱币。这年冬十月，开始禁止铜器流出境外，并公布犯罪和奖赏的标准。搜括民间的铜器、鍮器，陕西、南京的运到京兆，其他各路全部运到中都。三年二月，中都设置两个钱监，东边的叫宝源，西边的叫宝丰；京兆设置一个钱监，叫利用。三监铸造的钱，钱文为“正隆通宝”，轻重与宋代小平钱相同，但钱肉、穿孔以及字文比宋钱更加峻整，与旧钱通用。世宗大定元年，采纳吏部尚书张中彦的意见，命令陕西路参用宋代旧铁钱。四年，铁钱逐渐无法流通，下诏陕西行户部及两路通检官详细查究此事。他们都说：“民间用钱，名义上说与铁钱兼用，实际上并没有按规定数额使用，公私都不方便。”于是停止实行。八年，有百姓违反铜禁，皇帝说：“熔销钱币制成铜器，旧已有禁令。然而民间还有铸造铜镜的，这不是熔销钱币又是什么？”于是连铸镜也一并禁止。十年，皇帝告谕户部官员说：“官钱积存而不流通，民间钱币就会变得贵重，贸易必然艰难，应当命令买卖金银及各种物品。各路酤榷的货物，也命令用物品折价缴纳。”十月，皇帝责备户部官员说：“先前因为官钱大多，担心民间不能流通，所以命令各地买卖金银、丝帛，以谋求流转。如今知道竟有人借机强行摊派，反而危害百姓。以前准许院务折纳轻便物品以便利百姓，这些都是朕思考之后才实行的；这件事尚且要朕亲自提出，还要你们做什么？又各地时常需要赈济，往往附近没有粮食，要从其他地方调取，来回路远，百姓更加感到困难。为什么不在各地就地建立粮仓？年成丰收时就多买粮食，以备赈济；一旦有缓急之事，难道不也容易办理吗？” 却只是白白让钱充斥府库，拿来又有什么用？天下这么大，朕难道能一一走遍、全都了解吗？凡是这几件事，你们为什么竟把事情办到这个地步？况且户部和其他各部不同，应当因时制宜地设法办理；如果只是一味因循守旧，守着自己的职分，那么户部的官员谁不能做？大定十一年二月，禁止民间私铸铜镜。原有的铜器全部送交官府，按原价的一半发给钱。只有神像、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类可以保留。十二年正月，因为铜料缺少，命尚书省派使者到各路筹划、办理铜货。能够查明矿坑冶炼处所并核实情况的，给予奖赏。皇帝和宰臣商议鼓铸钱币的方法，宰臣说：“有人说各地有金银矿，可以开采出来铸钱。臣私下认为，人工费用要超过所得金属数倍，恐怕不能实行。”皇帝说：“金银是山泽所产的利益，应当让百姓共享，唯独钱币不应由民间私铸。如今国家财用充足，如果把钱流通到各地，和把钱放在官府有什么不同？费用虽然多，却只是流散在民间，而且新钱会一天比一天增加。应当派能干的官员去经营这件事。”左丞石琚进言说：“臣听说，天子的财富收藏在天下；钱货像泉水一样，正是要使它流通。”皇帝又问石琚：“古代也有百姓自行铸钱的吗？” 石琚回答说：“百姓如果自行铸钱，小人就会谋取私利，钱币也会越来越薄劣、粗恶；这正是古代所以禁止民间铸钱的原因。”大定十三年，命令不是驻屯军队的州府，用钱购买金帛，运送到京师，使钱币流通，以供百姓使用。十五年十一月，皇帝对宰臣说：“有人说铸钱没有益处，所得抵偿不了费用。朕认为不是这样。天下如同一家，哪里有什么公私之分？官家的费用由私家得到，只是新币日益增加，公私双方都便利罢了。”十六年三月，派使者分赴各路访察铜矿的矿苗和矿脉。十八年，代州设置铸钱监，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前往监督，但铸出的钱斑驳、发黑、晦涩，不能使用。诏令削夺李天吉、 高季孙等官职两阶，解除职务，并杖责高季孙八十下。另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督铸钱。钱文为“大定通宝”，字形和轮廓都比“正隆”钱的制度更好，世间传说这种钱的铜料中稍微掺用了银。十九年，开始铸造，达到一万六千余贯。二十年，诏令先铸五千贯进呈，然后命令它和旧钱并行使用。起初，新钱还没有流通时，把宋代“大观”钱当作值五钱使用。二月，皇帝听说上京修内所购买民间物品却不立即付价，而且还使用短钱，便责问宰臣说：“这样的细小事情，朕难道能全部知道吗？你们为什么不加以察看？”当时民间把八十文作为一陌，称为短钱；官府使用足陌，称为长钱。大名有个男子叫斡鲁补，上书说官府和民间使用的钱都应以八十文为一陌，于是成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将代州铸钱监命名为阜通监，设置监一员，正五品，由州节度使兼任；副监一员，正六品，由州同知兼任；丞一员，正七品，由观察判官兼任；设置勾当官二员，从八品。发给银牌，命副监和丞轮流乘驿马出行，经营铜料事务。二十二年十月，以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二十三年，皇帝认为阜通监铸钱已经多年，而钱数并没有增加，是因为代州的长官、副长官和幕僚兼任监事，被州务牵制，不能专心总理此事。因此设置副监、监丞为正式官员，而由节度使统领监的事务。二十六年，皇帝说：“朝廷内外都说钱币困难，朕曾计算过，京师积存五百万贯钱也不算多；外路虽然有钱，最终也没有用处。各路官钱，凡不是驻屯军队的地方，都可以全部运到京师。”

译太尉、丞相克宁说：“民间的钱本来就已经很难得到，如果全部运到京师，百姓就更加难以得到钱了！不如运其中一半到京师，另一半折价变换成轻便易携的物品，这样朝廷内外都便利。”十一月，皇帝告谕宰臣说：“国家禁止铜器已经很久了，仍听说民间私自制造腰带和铜镜，假托是旧物，公然拿到市场上出售，应当进一步严加禁止。”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另设铸钱监，以利通为名，设置副监、监丞，发给驿马，轮流外出经营铜料事务。二十八年，皇帝对宰臣说：“如今外路现钱的数量很多，听说有六千多万贯，都积存在偏僻地方。既然不能流散，公私都没有好处，和没有这些钱一样。现在中都每年的费用是三百万贯，供给使用接不上；如果把钱运到京师，不过增加一些运输费用。即使费用很多，也只是把钱散在百姓手中罢了。”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的百姓刘完等申诉说：“自从设置铸钱监以来，有铜矿的地方，虽说由官府运输，但支付的费用不足，就命百姓共同赔补。请求由本州、司、县平均摊派。”于是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前往审查其中的利弊，他回来报告说：“所运输的铜矿，是百姓按财力承担差役来补助的，并不是他们愿意做的。官府给的费用本来就低，又有刻剥百姓的弊端。察看矿苗、矿脉的工匠，还胡乱指着百姓的院墙房屋以及寺观，说那里应当开采，借机索取贿赂。又要求冶炼工匠每天炼出纯铜四两，多数人达不到数额，就再熔化铜器和旧钱，送交官府来补足。如今阜通、利通两监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而每年所费竟达到八十余万贯，既使百姓困苦又耗费很多，还没有看到它有什么便利。”宰臣把这件事报告皇帝，于是撤销代州、曲阳两监。起初，贞元年间实行钞引法以后，便设置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都设置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交钞库的副职专门主管书押、搭印合同等事务。印制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称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称为小钞。它和钱并行使用，以七年为期限，收回旧钞，兑换新钞。这仍沿袭宋代张咏在四川实行交子的办法，只是放宽了兑换期限；大概也是因为铜少，所以权宜制定的办法。当时有人想废除它。到这时两监已经撤销，有司说：“交钞原来等同于现钱，商旅使用它有利于长途携带，往往用钱购买交钞，这本来是公私都便利的事情，怎么可以废除呢？只是因为规定了定期改换的期限，不能没有疑虑。请求削除七年改换的规定，允许百姓长期使用。如果年久后字文磨灭，可以在当地官库缴纳旧钞、换取新钞，或者听任持钞者换取现钱。”于是废除七年改换的期限，只在交钞字迹昏暗时才兑换。从此开始实行这种办法，但收回交钞没有方法，发行多而回收少，百姓逐渐轻视它。后来这种制度屡次改变，却始终不能革除弊端，弊病也就从这里开始了。交钞的制度是：外面设栏边，制作花纹；上方横写贯数的格式，左边写“某字料”，右边写“某字号”。在料号外篆书写着：“伪造交钞者处斩，告发并捕获者赏钱三百贯。”料号横栏下写着：“中都交钞库，依据尚书户部的符文，承接都堂的札付，经户部复核查验；令史姓名及押字。”又写着：“奉圣旨印造各路交钞，在某处库缴钱兑换钞，又允许在某处库缴钞兑换钱，使官府和民间都按现钱一样流转。”这种钞不限定使用年月；如果字迹变得模糊，钞纸磨损，可以到所属库司缴旧换新。如果到库中支取现钱，或者兑换新钞，每贯扣收若干文的工墨钱。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都要押署姓名、年月、日期。印造钞引库的库子、库司、副使也都要押字，直到尚书户部官员也要押字。对于搭印支钱处的合同，其他印章按通常规定使用。起初，大定年间制定制度，民间允许保留的铜器、鍮器，如果申报出售给官府，每斤给钱二百文。那些藏匿应当禁止的器物，首先自首缴纳的，每斤给钱一百文；不是器物而是铜货的，每斤给一百五十文；不足一斤的，按重量计算发给。在京师官局和外路制造、出售铜器的价格，命运司的佐贰官检验核对：铜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铜铃、铜杵、铜座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鍮石制品三贯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下令降低出售铜镜的价格，以防止私自铸钱、销毁钱币。过去曾让工匠越过天山北界到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说：“近来听说有司上奏，官府现有的铜可以支用十年；如果再让工匠每年越界远行采铜，不仅费用很多，恐怕还会引发边境事端。如果官铜将要用尽，只可在边界以内采炼。”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不再允许越界采铜。五月，下令尚书省说：“民间流通使用交钞，应当限制其数量，不要让它多于现钱。”四年，皇帝告谕宰臣说：“各处有无用的官物，可以设法置换，例如铁钱之类就是。”有人说铁钱有破损，应当命主管部门用铜钱赔偿，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同意。皇帝说：“让官府赔偿尚且会损坏，不赔偿就会全部损坏了！如果果真没有用处，为什么不另想办法？”胥持国说：“比如江南使用铜钱，江北、淮南使用铁钱，大概是因为铜钱不能越过界限流通。陕西交易也有使用银、布、姜、麻的情况；如果原有铁钱，应暂且收存，以备急用。”于是命有司登记铁钱以及各种无用物品，储存在库中。

译八月，提刑司说：“所下发到陕西的交钞多于现钱，使百姓难以流通使用。”宰臣把这件事报告皇帝，于是命本路的榷税以及各种名目的钱，都折收交钞。官员和士兵的俸禄，允许钱、绢、银、钞各给一半；如果钱、银数目少，就全部发给交钞。五年三月，宰臣上奏：“民间的钱之所以难以得到，是因为官僚、豪强之家大量积存。唐元和年间，曾规定富家钱超过五千贯的处死，王公则重贬并没收入官，以其中五分之一赏给告发者。”皇帝命参酌制定制度，规定官民之家按照品级和财力限制现钱存量，最多不得超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按牛具数目区别，不得超过一万贯。凡超过限额的，都命令换成其他物品并收存。有人告发超额私藏钱币的，奴婢免除奴籍成为良民，佣人放其离去，并以所没收钱财的十分之一作为赏赐，其余全部没收入官。又传旨给有司：凡出使高丽回来的人，所得铜器都要全部买下。承安二年十月，宰臣上奏：“旧日制定交钞法，凡用旧钞兑换新钞，每贯收工墨钱十五文。到大定二十三年，不再按贯数，而是每张收八文，既对官府没有好处，又妨碍钞法，应该恢复旧制才便利。如果用钞购买盐引，每贯权且作一贯五十文计算，也许可以多卖一些。”皇帝说：“工墨钱每贯可以改收十二文。购买盐引的，每贯可以权且作一贯一百文计算。”当时交钞发行数量很多，民间形成整贯的交钞难以流通，诏令西北二京、辽东路酌情发给小钞，并允许在官库兑换现钱，使它能和其他各路通行。十二月，尚书省商议，认为当时发给官兵的俸禄以及边疆驻军所需物资，都兼用银和钞；按照旧例，银每锭五十两，价值一百贯。民间有时把银锭截凿分割，银价也随之涨跌，于是改铸银币，命名为“承安宝货”，从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合钱二贯，公私都按现钱使用，同时规定销毁、铸造和收受迟滞等行为的罪赏等级。承安三年正月，尚书省上奏：“各处榷场如果允许现钱越过边境，虽不是销毁钱币，也和销毁没有区别。”于是制定制度：用钱给外国使者，或用钱和外国人交易的，服徒刑五年；超过三斤的处死；牙侩同罪。捕获、告发者，官府先代为发给五百贯赏钱。逮捕以及接引、馆伴，先排、通引、书表等人员，依次定罪，并命令均摊赔偿。当时交钞稍有滞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全部使用银钞、宝货，不许使用钱；一贯以下听任百姓方便。当时既然实行了限钱法，许多人不遵守，皇帝说：“已经制定的条约，不能说不重；命御史台和提刑司察访执行。”九月，因为民间交钞滞塞，把一贯以下的交钞全部换成钱使用，于是再次减少原定限额的数目，重新制定官民存留钱币的办法，以三分为标准：亲王、公主、品官允许保留三分之一，其余人减半保留；超过限额的部分，限五十日内全部换成其他物品，违犯者按违制论处，并用钱赏赐告发者。在两行部各设置回易务，用绵、绢、物段换取银钞，也允许在本务缴纳银钞。到榷货所领取盐引的，在山东、河北、河东等路缴纳钞，听任方便兑换成钱。各处下发补授官职和德号的空白敕书三百道、度牒一千道，由两行部指定地点，限四个月内缴纳钱钞办理补换。又重新制造一百贯格式的小钞，并允许官库兑换现钱。一贯、二贯格式的都发给小钞；三贯格式发银一两、小钞一贯；五贯、十贯格式则四成发小钞、六成发银；想要宝货的听任选择。对阻滞兑换或擅自压低价格的人治罪。四年三月，又因为银钞滞塞，于是暂时停止山东各路用银钞兑换钱以及用绵、绢、盐引随意兑换钱的制度。命院务各种科名钱，除了京师、河南、陕西可以随意收银钞外，其他各路都允许收一半银钞，并且其中四分之一可以缴纳本路交钞。各路收取的交钞，属于本路的以后不再发放，其他可以通行的则全部循环使用。榷货所出售盐引，收取宝货和交钞各一半，银每两只折合交钞两贯。尚书省允许人照旧到库缴纳交钞；各路漕司收取的交钞，除额外盈余外，也照此办理。发放的官钱，也兼用银钞；已经被截割零碎的银，不再由交钞库发放；如果宝货数量少，可以逐渐增加铸造。银钞流通以后，物价自然会平稳；既然禁令也无从施行，于是撤销关于阻滞银钞的罪制。四年，根据户部的意见，命令京城官钱、榷货务盐引都可以收取宝货，附近盐司应贴补的钱也允许一并缴纳。民间的宝货有了归宿，自然能够流通，不至于被销毁。在这以前，设置四库印制小钞来代替钞本，使人可以携带小钞到库中兑换钱，和发给现钱没有区别。现在不必再印造，等兑换完毕后，可以撤销四库。只用大钞核验钱数，支取、兑换现钱。当时私自铸造“承安宝货”的人很多，常掺杂铜、锡，逐渐不能流通，京师的店铺也因此关闭。五年十二月，宰臣上奏：“近来因为调发军储，发出的交钞数量很多，于是铸造宝货，与钱兼用，来代替钞本。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法。”于是废除“承安宝货”。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说：“民间交钞本来已经流通，只有银价还没有平定。官府规定每锭以十万钱为标准，而市场上只值八万，大概是发行多、回收少造成的。如果命令各种税赋以钱、银、钞各三分之一缴纳，也许可以革除这个弊端。”这件事交给尚书省商议，宰臣说：‘自从军兴以来，全靠交钞辅助使用；由于发行过多，交钞于是滞塞。近来命令院务收七成交钞，也逐渐流通。如果和银子平均缴纳，那么银增加而交钞减少，按道理必然有一方占优势，最终会妨碍钞法。若一定要平定银价，应该命令“铺马”“军须”等各种名目的钱，允许一半缴纳银子，没有银子的听任方便。’此前曾实行三合同交钞；到泰和二年，只在民间流通，官府却不回收，朝廷担心它危害百姓，于是命令各项税赋都带纳一成，虽然只属于本路，也允许不受路分限制、在各路通纳。户部历年所征的铺马钱，也允许收取一半。闰十二月，皇帝因为交钞事务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到内殿商议。张复亨认为三合同钞可以实行，孙铎请求废止不用，后来张复亨的意见最终被驳倒。从此以后，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日常经费不足，朝廷专门用交钞欺骗百姓，而制度又不稳定，世宗的事业衰落了。

译到了泰和三年，这种弊病更加严重，于是皇帝对宰臣说：“大定年间钱很多，如今民间的钱少，而且又不在官府手中，这是为什么？把百官召集起来询问，必定有能知道原因的人。”四年七月，撤销限钱法，这是依照户部尚书上官瑜的请求。四年，朝廷想增加铸钱，命百官商议增加铜料的办法。中丞孟铸说：“销毁钱币取铜，以及盗取钱币运出境外的行为不能停止，应当连主管官员和邻里一起治罪。”太府监梁絪等人说：“铸钱费用很大，大约耗费十钱才能得到一钱。明白事理的人说，费用虽然多，但毕竟能增加一钱。请求采铜、收缴铜器来铸钱。”宰臣说：“鼓铸之事不能迅速实行；铜料的冶炼，听任百姓煎炼，由官府购买。凡寺观中僧人、道士不满十人的，不许收藏法器。民间鍮铜器限定两个月送交官府，按价给钱。隐藏不报的，依私藏禁物之法定罪；期限之外有人告发，而主管官员明知却不追查的，也按失职治罪。寺观允许童行告发，告发者给予奖赏。等铜料增多后，再另行具奏。”八月，制定从便易钱法，允许人将钱缴纳到京师，再在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按数支取。后来铸造大钱，一枚当十枚使用，篆文为“泰和重宝”，和交钞并行。五年，皇帝想停止收取交钞的工墨钱，又因为印制时经常有费用，于是命令每贯只收六文。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能流通，便以现钱十万贯作为钞本，与交钞互相兑换，又以小钞十万贯参杂使用。六年十一月，又允许各路分别流通小钞。中都路在中都和保州，南京路在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在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在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在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在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在平阳，河东北路在太原、汾州，辽东在上京、咸平，西京在西京、抚州，北京在临潢府的官库兑换钱。命户部印制五种小钞，附随各路，与现钱一同使用。七年正月，下令官府不得发出大钞；民间持有大钞的，命到库中按数量兑换小钞和现钱。院务商税及各种名目的钱，三成中必须缴纳一成大钞，只有辽东听任方便。当时百姓因货币屡次变更，往往怨恨叹息，聚集在市场议论。皇帝知道后，向御史台传旨说：“从今以后，都市中如果有人敢聚众议论钞法难以实行，允许人捕捉告发，赏钱三百贯。”五月，根据户部尚书高汝砺的建议，制定“钞法条约”，增加印制大小钞；由于钞库事务极为紧急，增加副使一员。高汝砺又和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谈论钱币，皇帝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商议，一个多月仍不能决定。七月，皇帝召集他们在泰和殿商议，并告谕高汝砺说：“今后不要说交钞太多，便不增加其价值而擅自更换。要提高交钞价值，可以把它提高到钱的价值。”第二天，下令：“民间交易、典当、抵押，金额一贯以上的都使用交钞，不得使用钱。凡必须立契的，三成之一使用其他物品。六盘山以西、辽河以东，五成之一使用交钞；东部边境屯田户，六成之一使用交钞。不必立契的，只有辽东的钱和钞听任方便。违犯者服徒刑二年，告发者按等次赏赐；监临官犯此法，杖责并解除职务；县官能够奉行使交钞流通的，升迁任用，否则降职处罚；聚集众人破坏法令的，按违制论处。工墨钱每张只收二钱。商旅携带现钱不得超过十贯。有司登记、辨认交钞的人，以防伪造冒充。品官和百姓家中存留现钱的数额，比旧规定减少；原来存钱很多的，允许送交官府兑换交钞，十贯以上不得带出京师。”又制定制度，按察司以交钞流通是否顺畅作为称职标准。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察时，按所发凭券应得交钞一贯，却说难以使用，命令改取现钱。御史以他阻挠、破坏钞法弹劾他。皇帝说：“负责纠察的官员竟然首先破坏法令，情理上不能宽恕。”杖责七十下，削去官阶一阶，解除职务。户部尚书高汝砺说：“钞法最重要的是务必实行。府、州、县、镇都应登记辨认交钞的人，发给带有条形印记的凭证，允许他们替人辨验，每贯酌量给二钱；即使贯数很多，也以六钱为止。每当朝廷官员出使，就命令他们实地考察交钞流通或滞塞的情况，回来报告。民间旧有的宋代会子，也命令和现钱一样使用，十贯以上不许携带流通。榷盐允许使用银、绢；其他交易和俸禄都使用交钞，零数用小钞补足；应当发给银、绢而不足的，也用交钞发给。”皇帝派近侍向尚书省传旨：“如今既然以按察司能否使交钞流通顺畅作为称职标准，否则就是不称职；还要在州、府、司、县官员的给由中明确写明所犯数额。但凡违反钞法的人，即使监察御史举荐其能干，也不准任用。”十月，杨序说：“交钞的料号不清楚，年月字迹也昏暗，虽然命令到库中兑换新钞，但外路没有设置固定的库司，想兑换却无处可去，远处的人更必须到京师。”皇帝把这件事问高汝砺，他回答说：“各州府库中都有辨认交钞的库子，交钞即使破旧但不伪造，也可以收纳。距离京师远的城邑，既然设置了合同换钱处，客旅经过时都可以相互兑换。又担心没有合同处难以兑换，可以命官库凡收到昏暗交钞，只收下而不支出，并在钞背印上经手官吏的姓名，积存半年后送到京师兑换新钞。这样一来，昏暗破旧的交钞就有了归宿，不会再滞塞了！” 十一月，皇帝告谕户部官员说：“如今钞法虽然实行了，你们也应当仔细察看，稍有阻滞就应立即上报，不要因为已经实行便害怕改动。”高汝砺回答说：“如今各处设置的库大多在官署内，百姓进出很困难；虽然有商人兑换，但又担心钞本不足。近来河北西路转运司说，有一个富民在主动申报其按规定应存留的钱之外，还有现钱十四万贯。其他各路或许也有这样的情况。臣等认为，应命州县委派官员和库典，在市场店铺集中的地方设置库所，办理支换。以这些主动报出的钱作为钞本，十万户以上的州府给三万贯，依户数逐级递减；兑换交钞的人每人不得超过二贯。把收取的工墨钱作为库典的伙食、工钱，并命州府佐贰官以及转运司派一员提控。”皇帝认为可行，于是命令把库所迁到市场店铺集中的地方，让百姓用交钞兑换现钱。本月，下令捕获伪造交钞的人，一律用交钞作为赏赐。

译当时又商议改革钞法，皇帝听从高汝砺的意见，命令官府持有的大钞以后不许发出。允许民间持五贯、十贯格式的交钞到库中兑换小钞；想要现钱的，五贯以内给一缗，十贯以内给两缗，只有辽东听任方便。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其他实行交钞的各路，院务各项税收和各种科名钱，都以三成作为比例：一成收十贯格式的交钞，两成收五贯格式的交钞，其余全部收现钱。八年正月，因为京师交钞滞塞，制定主管部门的赏罚标准。当时新制度规定，按察司以及州县官员，一律以交钞流通或滞塞作为升降依据。于是命监察御史的赏罚同外路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的赏罚同外路州县官。本月，收回并销毁大钞，推行小钞。八月，听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的建议，因为咸平、东京两路商旅聚集，于是按照都南的标准，一贯以上全部使用交钞，不得使用现钱。十月，孙铎又说：“民间交钞很多，正应当收回；院务税和各种名目的钱，可以全部收取交钞。秋税、夏税缴纳实物本色以外，也命令收交钞，不限制贯数格式。农民知道这一点后，就会逐渐重视交钞，交钞也可以流通。近来州县强迫市场店铺购买交钞，只是增加骚扰，可以撤销各处新设的钞局，只命令百姓到尚书省库兑换。如今小钞各有限定的路分，也很不方便，可以命令各路通用。”皇帝命令立即实行。十二月，宰臣上奏：“旧制规定，内外官员和士兵的俸禄都发交钞；其中必须用现钱补足数额的，可以按十分为比例，军兵给三成，官员和承应人给二成，最多不超过十贯。此前收回的大钞，等到可以通行时，应当重新计算、制造；最终必须制作精良，以求长久使用。民间旧钞字迹昏暗的，请允许在当地库中兑换新钞。如果官吏、权势之家低价买入交钞，却到院务兑换现钱并从事贩卖的，按违制论处。再派官员分路巡察；对于超过限额的钱，虽然允许奴婢告发，但如果所属官员默许主人藏匿、不据实首报，也可以命按察司察访。若旧的限期已经期满，应当再延长五十日，允许重新把交钞换成盐引等物品。”这一制度实行后不久，章宗去世，卫绍王即位。大安三年会河之役，甚至用八十四车交钞作为军赏；军队受挫，国家残破，来不及挽救弊病，交钞贬值到几乎不能买卖。到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朝廷想办法提高交钞价值，于是重新制作二十贯至一百贯格式的交钞，又制造二百贯至一千贯格式的交钞。然而自泰和以来，每次更换交钞，开始时虽然价值较重，不出几年便贬值而不能流通；到了这时，越是更换，反而越是滞塞。南迁以后，国家日益局促，百姓困苦，战事接连不断，供给军需没有限度，交钞贬值就更加严重了。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奏说：“如今物价昂贵，弊病在于交钞阻塞，有发行而没有回收。即使院务税收增加数倍，而收取的全是十贯格式的大钞，这有什么益处？如今十贯格式的交钞民间很多，因为无处流通，所以市场交易大多使用现钱；交钞每贯仅值一钱，还抵不上工墨钱的费用。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暂时禁止使用现钱，并命计司以供应军需为名，按照百姓的财力征收，这样钱货就会流通，物价也会平稳。”从此，钱货不再使用；富家受到内部藏钱限额的困扰，外部又受到交钞屡次变更的损害，最终都陷入窘迫败坏，称为“坐化”。商人往往用船到江淮一带运输货物贸易，钱大多流入宋朝。宋人以此为喜，而金朝却不加禁止。有见识的人惋惜金朝既不能提高无用纸币的价值，又抛弃了自古流通的宝贵钱币。五月，权知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说：“关陕军队很多，供给不足，所依赖的交钞又要从京师取得，只是徒增烦琐和费用，请求下发印版，就地制造以求便利。”又说：“怀州旧有铁钱数以万计，如今既然没有用处，希望把铁钱按贯熔铸成铠甲，发给战士。”当时有司议定轻罪的处罚，大多用铁钱赎罪，但应得的罪罚不公平，于是命令赎铜和计算赃物，都以银价为标准。六月，下令商议交钞的利弊和便利。七月，改交钞名称为“贞祐宝券”，仍然制定阻挠宝券流通的罪罚。九月，御史台说：“自从多事以来，国家完全依靠交钞补助军需；然而收入不及支出，宝券的价值便逐渐降低，最终无法用法令禁止，这是必然的道理。近来使用‘贞祐宝券’来革除弊病，又担心发行过多后百姓轻视它，和旧钞没有区别，于是命令民间交易一律按照当时估价，严格制定罪赏，务期实行，结果使商旅不再通行，各地的物资也不敢进入京师。京师有百万人，每天的费用不可计算，物价难道不会一天比一天昂贵吗？况且官府每月才定价两次，而民间价格早晚不一，如今有司强行执行，市场店铺全都关闭了。又商议搜括隐匿物资，必定要百姓按照官定价格出售，这样京师的物品很快就会被搜尽，百姓也将更加困苦。臣等认为，只有官府按估价和买、计算赃物之类可以使用时价，其余应当听任方便。”制度获准实行。十二月，皇帝听说京师附近的郡县大多到京师买粮，导致粮价飞涨，于是命尚书省召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商议控制粮价的办法。户部和讲议所说，运出城五斗粮时，可以拦截收购其中一半；转运司认为应当完全禁止粮食出城。皇帝听从开封府的意见，说：“宝券刚开始流通时，百姓很重视它。只是因为河北、陕西各路支取的宝券太多，人们于是轻视它。商人争相把宝券带入京师购买金银，银价上涨，粮价也跟着上涨。如果命令各路宝券采用不同制度，就不能再流入河南，那么河南的金银价格会降低，粮价自然也会降低。如果径直封闭京城，不让粮食运出，那么外地也会自行防守，不再把粮食运入京师，粮价反而应当更加昂贵。应当告谕各郡县百姓，不要任意抬高价格；由官府制定标准，务必听任百姓方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说：“国家的财政调度都依靠宝券，发行才几个月，又再次阻滞，这不是约束不严、执行不谨慎造成的。钱币要流通，必须使轻重相互制衡，并且有适当的发行和回收方法才行。如今的弊病在于发行太多、回收太少罢了。如果随时减少支出，同时增加回收，也许还可以挽救。”于是列举五件事：一是裁减冗余官吏；二是削减酒使司的支出；三是节省军队俸禄；四是撤销寄治官；五是酒税以及纳粮补官都应使用宝券。诏令酒税依照大定旧制，其余都不采纳。不久又重新制定捕获伪造宝券者的官府赏格。

译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说：“近来宝券滞塞，大概是朝廷将要商议改革，后来又有人妄传宝券不再使用，于是受到压制，逐渐走向废绝，这就是权力落到小民手中的结果。自从迁都汴京以来，废除了回易务。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设置，命令熟悉经营市场道路的职官主管，发给他们银、钞、粮食、麦、缣、帛等物，让他们权衡价格涨跌，进行收支兑换。仍然从中选拔良好的监当官经营此事；如果半年没有过失，并且宝券法能够流通，就允许按所指任用，任意差遣。”诏令商议施行。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说：“交钞贵在流通。如今各路制造的交钞不足以抵偿发行数目，如果不用办法回收，不能不发生缺额和差错。应当按照百姓的财力征收，以补助军用。河中宣抚司也因为宝券发行太多、百姓不重视，请求查验百姓贫富来征收。即使陕西实行征收，如果一体征收，那么陕西所有的宝券每天都会汇聚到河东，和不征收有什么区别？另外，河北宝券因为不许在河南流通，所以更加滞塞。”宰臣说：“先前因为河北宝券，商人携带贩运者接连南渡，于是导致物价飞涨，所以暂且按路分限制流通。如今胥鼎既然说本路用度繁多，想征收军需钱，就应当听从请求。陕西是否可以征收，等诏令行省议定后再实行。”五月，皇帝因为河北州府的官钱散失，很多流落民间，命尚书省筹划办理。八月，平章高琪上奏：“军队兴起以来，费用不可计算，只有依靠宝券；然而收入不够支出，所以宝券逐渐贬值。如今一千钱的券只值几钱，随造随用尽，人工和物料的费用每天增加；如果没有办法挽救，弊病将更加严重。应当重新制造新券，使新旧宝券暂时如母子钱一样同时流通，这样或许可以同时节省人工和物料，而用度也不会缺乏。”濮王完颜守纯以下的人都害怕更改，上奏说：“自古以来军队的费用都取自百姓。先前朝廷因为小钞太轻，权宜改用宝券，又禁止使用钱。小民见识浅薄，认为纸币容易损坏，不如钱可以长久，于是得到钱就珍藏起来，得到宝券则赶快使用，只怕它破裂而废止。如今朝廷只知道发放，却不知道回收，所以钱越来越贵，宝券越来越轻。然而宝券贬值不是百姓使它贬值，而是国家造成的。不如根据支出数额重新向百姓征收，使发行和回收循环往复；这样百姓就会知道它是必定要使用的物品，也会知道爱惜和重视它。如今只是担心宝券贬值便要立即重新制造，不但会使信用和命令不能实行，还恐怕新券贬值后又和旧券一样。”随后，陇州防御使完颜宇以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接连陈说宝券制度的弊病。完颜宇请求暂且停止印造，让现有宝券流通；如果发生滞塞，就根据丁口多少、物力高低征收钱物。吉说：“钞券只是用来救一时的弊病，不能同流通使用的现钱相比。如果一定要使它流通，也不过是多收少支罢了。然而，收得多就会损害百姓，支出少又会造成用度不足，这两点都不可取。为今天打算，不如重新铸造，以‘贞祐通宝’为名，从一百至三千分为十等，听任各路转运司印造，但仍不得超过五千贯，并同旧钞券一起使用，这或许可以。”于是下诏召集百官商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都主张重新铸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都请求征收钱物。只有户部尚书萧贡认为应当照旧，工部尚书李元辅则认为两种办法可以同时实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也说不宜重新铸造，只要严立不执行法令的罪责，就足够了。侍御史赵伯成说：“重新铸造的办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弊病比征收更严重。征收这种办法，只是直接向农民征收不可行；如果向市场店铺和商人之家征收，这也是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一种方式。”刑部主事王寿宁说：“不是这样。如今重视现钱、轻视钞券的都是农民，征收必定要先从百姓开始，才可以实行。” 转运使王扩说：“凡是议论事情，应当探究根本。今年供给军士家属的粮食有四万多石，如果能使这些人安居本土，稍微减轻民力，然后再征收，那么实行起来就不难。”榷货司杨贞也想节省无名的费用，罢免闲散冗余的官员。有人请求铸造一枚抵一百钱的大钱，另造小钞以节省费用。有人认为县官应当选择合适的人任用。只有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说：“国家制定的法令，没有不完备的，只是有关官署不能奉行罢了。如果确实能让我便宜行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员都允许杖责，三品以上官员奏报皇帝；仍拨给监察御史二人，让他们乘驿马往来督察。法令不必改变，百姓不必征收，只要统一号令，就可以使上下没有不奉行法令的。如果不能这样，请处以重刑。”皇帝把这封奏书给宰臣看，说：“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诺，试着把事情交给他办理，可以吗？”宰臣还没有想出处理办法，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相争辩，认为：“事情有难以实行的地方，即使圣贤也以此为忧，温迪罕思敬究竟想做什么？不过是白白害人罢了。”皇帝见众议纷纭，一个多月不能决定，感到厌烦，于是下诏仍照旧办理，放宽征收期限。不久，终于采用惠吉的建议，铸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开始下诏推行这种办法：每一贯抵一千贯，并加重伪造、阻挠流通者的罪刑和捕获者的赏赐。五月，因为钞法屡次变更，钞一发行就随即贬值，制钞所需的桑皮和旧纸都取自百姓，到这时又很难得到，于是下令按价计算，只征收宝券、通宝，名叫“桑皮故纸钱”。说是可以免除百姓运输交纳的劳苦，也可以节省工匠和材料的费用。高汝砺说：“河南征调繁重，所征租税是旧日的三倍，仅仅能够供给军需，已经这样沉重了。今年五月，尚书省和户部又以每年收取的通宝不足使用为由，从民间征集桑皮旧纸钞七千万贯来补充，这也太过分了！最近又因为通宝流通稍有滞塞，再增加两倍。河南居民中农户占三分之二，今年租税尚且没有征足，又命令他们交纳这些东西；百姓如果不卖掉本来要交纳的租粮，就只能卖掉供自己食用的粮食，除此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如今最急需而难以得到的是刍草和粮食，这是出自百姓且数量有限的东西；可以缓办而且容易办理的是兑换钞券，这是国家自行发行、可以改变的东西。把国家自己推行的东西强行要求百姓承担，这将怎么办呢？从前大钞滞塞就改造小钞，小钞败坏就改为宝券，宝券不能流通就改为通宝，变更制度在于国家自己，又何必烦扰百姓呢！百姓已经竭尽力量供给军队仍然不足，又按人口、按税额、按物资、按生计产业加重征收，像这样剥削，他们无法供给，就只有逃亡了！

译百姓逃亡，田地荒芜，军粮供应不足，这样一来，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废弛了。我并不是不留意钞法，也不是故意同尚书省和户部违背；只是认为钞券滞塞、物价上涨的祸害较轻，而百姓逃亡、军队饥饿的祸害较重罢了。”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三年十月，尚书省大臣上奏：“从前因为物价高而钱币轻，犯贪赃罪的人如果按钱数定罪，刑罚就太重，于是以银价作为标准，每两银折钱二贯；如果有人犯了通宝赃罪，直接按通宝计算，例如因军务征调而收受通宝三十贯，已经应判死刑，按金银价格折算只有四百多钱，就应当判杖刑。轻重之间相差竟如此悬殊。”于是命令按照犯罪时的银价定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说：“近来的制度，犯通宝赃罪的人都按物价折银定罪，每两银折钱二贯；而依法应当赎铜的，只缴纳通宝现钱，也请允许依照上面的规定缴纳白银，既足以惩罚恶人，又能补益官府。”下诏让尚书省大臣议论，于是命令因公事错误、过失而犯罪的，只征收通宝现钱；贪赃污秽、故意犯罪的，缴纳白银。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说：“钱作为泉流，贵在流通而不可堵塞。钱积存在官府而不能散发，就会使百姓困苦；散在百姓手中而不能收回，官府就会缺乏用度。一定要使钱的多寡、轻重同物价相权衡，然后才可以。大定年间，民间钱多而钞少，所以钱贵而容易流通。军务兴起以来，官府中的钱特别少，民间也没有多少，军队调度全都依靠钞券，每天发行的数量动辄以万计，以至堆满店铺，怎么能不贬值呢？不如放宽钱禁，允许百姓自行采铜铸钱，而由官府制定钱模；质薄恶劣、不合规格的，禁止百姓使用。这样钱就会日益增多，钞券可以少发行；发行少了就会贵而容易流通。如今发行量越来越多，百姓日益轻视，主管官署想使它增值却没有办法，甚至计算官吏俸禄、核验百姓财力来征收，最终仍不能使它增值，却不知道这是钱少造成的弊病。我认为应当允许百姓铸钱；应当征收钞券的，也允许缴纳白银。百姓可以据白银铸造若干等级的钱，钱文写作‘兴定元宝’，规定价值，用来充作军队赏赐，这也是救治弊病的一种办法。”朝廷没有采纳。五年闰十二月，宰臣上奏：“从前宝券已经败坏，于是铸造‘贞祐通宝’来挽救，至今五年，其弊病又同宝券末期一样。起初，通宝四贯兑换白银一两，如今已要八百多贯。应当再次改铸‘兴定宝泉’，使新旧两种钱相互调节，并同通宝一起流通；每贯折合通宝四百贯，以二贯兑换白银一两，在各地设置钱库，允许百姓用通宝兑换。县官若能使百姓流通使用，升官一阶、升职一等；如果姑息纵容以致流通阻滞，也追究降职并决杖作为差别。州府官员依据所属司、县的罪赏定制来处理，命监察御史和各路行部官员察访；另定扰乱法令而失于纠举的法令，失于举发的，御史降职并决杖，行部官降罚；聚集众人妄加议论、说难以实行的，徒刑二年；告发、捕获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开始下诏施行。二年五月，改铸的钱每贯折合通宝五十贯，又用绫绢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和其他钞券一起流通。实行不久，银价日益上涨，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按白银计价。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能使用，于是制定法令：白银一两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凡价值在白银三两以下的物品，不许使用白银；价值超过三两的，以三份为比例，一份用白银，二份用宝泉以及珍货、重宝。京师和各州郡设置平准务，用宝泉兑换白银。私下兑换以及违法而能告发的人，分别定罪、赏赐。命令下达后，店铺白天关闭，商旅不再通行，朝廷为此忧虑，于是废除了买卖市场使用白银以及私下兑换银、宝泉的法令。然而，名义上有规定限制使用，实际上下面无法执行，有关官员虽然知道，也没有办法控制。义宗正大年间，民间买卖只使用白银。天兴二年十月，在蔡州印制“天兴宝会”，从一钱到四钱分为四等，同现银一起流通；不到几个月，金国就灭亡了。脱脱《金史》志第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