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金史>志第二十五
脱脱>金史>志第二十五
志第二十五兵○兵制金兴，用兵如神，战胜功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迨夫国势浸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然枢府签军募军兼采汉制，伐宋之役参用汉军及诸部族而统以国人，非不知制胜长策在于以志一之将、用力齐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广，岂得尽任其所亲哉！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迄其亡也，“忠孝”等军构难于内，飐军杂人召祸于外，向之所谓志一而力齐者，不见可恃之势焉。岂非自坏其家法而致是欤？抑是道也可用于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长久之天下欤？金以兵得国，奉诏作《金史》，故于金之《兵志》考其兴亡得失之迹，特著于斯。兵制、马政、养兵等法载诸旧史者，▯户列于篇。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战兵始满万，而辽莫敌矣！及来流、鸭水、铁骊、鳖古之民皆附，东京既平，山西继定，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兒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至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四年，伐宋之役，调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辽东、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隶诸万户，其间万户亦有专统汉军者。熙宗皇统五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省并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削上中下之名，但称为“诸猛安谋克，”循旧制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正隆二年，命兵部尚书萧恭等，与旧军皆分隶诸总管府、节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卫京国。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统制府及左右领军大都督，将三十二军，以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为名，军置都总管、副总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员。而沿边契丹恐妻孥被邻寇钞掠，不可尽行，遂皆背判。而大名续授甲之士还迎立世宗于东京。及大定之初，窝斡既平，乃散契丹隶诸猛安谋克。至三年，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有父兄俱已充甲军，子弟又为阿里喜，恐其家更无丁男，有误农种，与免一丁，以驱丁充阿里喜，无驱丁者于本猛安谋克内验富强有驱丁者签充。十三年，徙东北等戌边汉军于内地。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户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十七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于乌十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上谓宰臣曰：“北边番戍之人，岁冒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纵有一二马牛，一往则无还理，且夺其农时不得耕种。故尝命卿等议，以何术得罢其役，使安于田里，不知卿议何如也？”左丞相良弼对曰：“北边之地，不堪耕种，不能长戍，故须番戍耳。”
译脱脱：《金史》；志第二十五。志第二十五。兵。兵制。金朝兴起时，用兵如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在当时没有敌手，不到十年便成就了大业。推究它成功迅速的原因，是因为其风俗本来就强悍勇猛，人多沉着雄健；兄弟子弟才略都能成为良将，部落中各保伍的技艺都足以成为精锐士兵。加上土地狭小、物产贫乏，平时辛苦耕作才能供给衣食，有事时奋力作战才能获得俘获；让他们劳苦筋骨，因而能够耐受寒暑，征发调遣又如同一家。因此将领勇敢而意志统一，士兵精锐而力量齐整；一旦奋起，便能由弱变强，以少制多，靠的就是这套办法。等到他们取得中原后，看到自己的宗族和本国人数量还少，于是分割土地、提高官位爵号授予汉人，让他们效力并守卫这些地方。猛安、谋克交错设置在汉地，听任他们同契丹人、汉人通婚，以此相互联结。等到国势逐渐强盛，便收回土地、削减官位爵号，罢免辽东、渤海和汉人中承袭猛安、谋克职位的人，逐渐把兵权归还内族。但枢密院签军、募军兼采汉制，攻伐宋朝时又参用汉军和各部族军队，而由本国人统领；并非不知道取胜的长策在于任用意志统一的将领、使用力量齐整的军队，只是土地疆域既已广大，哪里能把一切都交给亲族呢！后来发展到极盛，反而开始忧虑宗族、本国人太多，猜疑不断积累，最终自相残害，于是使强固的根本逐渐削弱，淳厚的风气变得浅薄，将帅离心离德，士兵骄惰。直到金朝灭亡时，‘忠孝’等军在内部制造祸难，飐军和杂人又在外部招致灾祸；从前所谓意志统一、力量齐整的局面，已经看不到可以依靠的势势了。难道不是自己破坏了本国的家法才导致这种结果吗？还是说，这套办法可以用于新建的国家，却不能用来保持长久的天下呢？金朝凭借武力取得国家，奉诏撰写《金史》，所以在《兵志》中考察金朝兴亡得失的踪迹，特意记载于此。兵制、马政、养兵等制度，旧史中有记载的，也一并列在本篇。金朝初年，各部百姓没有其他徭役，壮年男子都充当士兵；平时听任他们耕田、捕鱼、射猎，把这些作为劳作来操练；有警报时，便向部内下令，并派使者到各孛堇那里征发兵员，凡步兵、骑兵的兵器和军粮，都由各部备办。部落首领叫孛堇，出兵时则按人数多少称为猛安、谋克：猛安是千夫长，谋克是百夫长。谋克的副职叫蒲里衍，士卒的副从叫阿里喜。各部士卒的数量起初没有固定制度。到太祖即位第二年，已经以二千五百人击败耶律谢十，于是开始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后来各部归降，大多沿用猛安、谋克的名称授予其首领，并按此编制部众。出河之战时，兵力开始达到一万人，从此辽军便无人能敌。等到来流、鸭水、铁骊、鳖古等部民众都归附，东京平定，山西相继平定，内则收编辽人、汉人的降卒，外则登记各部族的健壮士兵。曾经任用辽人讹里野，把北部一百三十户编为一谋克；又以汉人王六兒把各州汉人六十五户编为一谋克；王伯龙、高从祐等人也都统领所属部众，编为一猛安。到天会二年，平州已经平定，宗望担心风俗混杂、百姓情绪不便，于是废除了这种制度。各部投降的人，只设置长吏，以下属官则沿用汉官的称号。天会四年，发动伐宋战争，征调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辽东、平州、辽西、长春八路的民兵，隶属于各万户，其中也有万户专门统领汉军。熙宗皇统五年，又废止辽东汉人和渤海人猛安谋克职位世袭的制度，逐渐把兵权转交给女真人，于是把猛安谋克分为上、中、下三等：宗室列为上等，其余依次排列。到了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合并裁省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的节镇以及猛安谋克，取消上、中、下三等的名称，只称“诸猛安谋克”，按照旧制隔年征发一次，用来补充年老、患病和死亡所造成的缺额。贞元迁都后，于是把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所属的猛安迁来，合并为合扎猛安，以及右谏议乌里补所属的猛安、太师勖和宗正宗敏的族人，都安置在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位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以及已故杲国公勃迭所属的八个猛安，安置在山东。阿鲁的族人安置在北京。按达的族属安置在河间。正隆二年，命兵部尚书萧恭等人把他们同旧军一起分别隶属于各总管府、节度使，并授予田地和耕牛，让他们耕种养活自己，以此藩卫京城和国家。正隆六年，南伐，设置三道都统制府以及左、右领军大都督，统领三十二军，军名分别为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每军设置都总管、副总管以及巡察使、副使各一人。但是，边境沿线的契丹人担心妻子儿女被邻近盗寇抢掠，不能全部随军出征，于是全都背叛。大名方面后来补充授甲的士兵，回来迎接世宗在东京即位。大定初年，窝斡已经平定，于是把契丹人分散隶属于各猛安谋克。大定三年，诏令河北、山东等路所征调的军人中，如果父兄都已经充任甲军，子弟又充任阿里喜，恐怕家中再没有成年男子，会耽误农业生产，因此免除一名丁男；要征调丁男充任阿里喜时，没有可征丁男的，就在本猛安谋克内部核查家产较富、拥有可征丁男的人家征充。大定十三年，把东北等地戍边的汉军迁到内地。大定十五年十月，派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赴天下，再次核定猛安谋克的户数；每个谋克的户数不得超过三百户，七至十个谋克设置一个猛安。大定十七年，又因为西南、西北招讨司所属的契丹余党心地凶狠暴戾，担心他们再次滋事，日后或许产生边患，不能为我所用，于是命令把他们迁到乌十里石垒部和上京一带。皇上对宰臣说：“北边戍守的人，每年冒着严寒酷暑往返千里，十分劳苦。即使有一两匹马牛，去一次也没有再回来的道理，而且还耽误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所以我曾命令你们商议，用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种劳役，使他们安居田里，不知你们商议得怎样了？”左丞相良弼回答说：“北边的土地不适宜耕种，也不能长期戍守，所以必须轮番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