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四

译列传第三十四。黄久约、李晏、李仲略、李愈、王贲、许安仁、梁襄、路伯达。黄久约，字弥大，是东平须城人。曾祖父孝绰有隐逸而有德的声望，号称“潜山先生”。父亲黄胜，任济州通判。母亲刘氏，是尚书右丞长言的妹妹。有一天夜里梦见老鼠衔着明珠，醒来后黄久约便出生了；这一年正是子年。考中进士，调任郓城主簿，三次升迁为曹州军事判官。有盗贼偷窃百姓财物，告发的人认为这是强盗罪，郡守想依重罪判处。黄久约审查核实，囚犯得以免死。多次升迁为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升为待制，授任磁州刺史。磁州靠近山地，向来盗贼很多；盗贼被捕后已经认罪服法，但审录官有时不能及时到达，被拘押的人大多被杖打致死，有的死在狱中。黄久约悲悯地说：“百姓即使做了盗贼，难道可以不依法审判就让他们死去吗？”于是把他们全部请求审理定案后再执行。过了很久，黄久约再次入翰林任直学士，不久授任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担任贺宋生日副使。到达临安时，恰逢宋国馆伴使生病，宋人商议想让副使代行正使的职事。黄久约说：“假如副使也生病了，难道又要让都辖、掌仪之类的人来行礼吗？”最终让国信使独自上前行礼，副使仍与馆伴副使并马同行，礼仪结束后返回。途中经过宿州、泗州，看见进贡新鲜枇杷的人，州县征调民夫接力运送，黄久约回来后奏请停止此事。当时因为贫富不均，有人想让富民分出财物借给贫民，交给主管官署商议。黄久约说：“万物不相同，是事物的本性。贫富不均，也是常理。如果听从那人的意见，只会招来怨恨，并不是减少有余来补充不足的办法。”章宗当时兼领右丞相，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不久，黄久约上奏请求告老，诏令告谕说：“你忠诚正直，敢于进言，匡正补益很多，不能让你离开身边。”于是升任太常卿，仍兼任谏官职务。当时郡县有许多官职空缺，黄久约说：“天下难道缺少人才吗？只是被资格限制阻碍了。明诏常常责备大臣拘守资格法令而耽误人才，请求由圣上亲自裁断并坚决实行。”世宗说：“这件事宰相不放在心上，却要让谏臣来说吗？”当天就授任了几名刺史。黄久约又说，应当让亲王以下的职官互相推举人才。世宗说：“举荐人才，只有宰相应当承担；其他官员即使品级高，哪里能都具备识人的眼光？如今县令最为缺少，应当让刺史以上官员举荐可以担任县令的人，我将考察他们实际的才能后任用。”世宗又对黄久约说：“近来考察举荐的好官，都是诸科出身而负责监临的人，完全没有进士，这是为什么？难道荐举制度已经有奸弊，不能长久实行了吗？”黄久约说：“诸科中难道没有廉洁能干的人吗？有些人不因荐举而终身不能做到县令，这项制度不可以废除。”皇帝说：“你举荐孙必福，是这样吗？”黄久约说：“臣前任磁州时，孙必福任武安县丞，臣见他廉洁奉公，没有顾忌和回避，所以保举他。没想到孙必福后来任警巡使，处理案件却迟滞不决。”皇帝说：“孙必福不只是迟缓，而且完全不懂政务；之所以没有连带治你的保举之罪，只是幸好他没有贪赃污秽。” 黄久约无言以对。孙必福是五经出身，大概属于诸科人员，所以皇帝问到了他。第二天入朝侍立，按照旧例，宰相奏事时近臣要退避；黄久约正要快步退出，世宗制止了他。从此以后，谏臣不必退避，成为常例。章宗即位，黄久约把国富民贫、本业轻而末业重、任用人员过于杂乱、吏权过重、官盐价格过高、坊场危害百姓，以及选择近侍、选拔郡守县令等八件事上奏献言，章宗都嘉许并采纳。黄久约再次请求退休，章宗不准，授任横海军节度使，让他优闲安养。明昌二年退休，去世。黄久约俊秀明朗，敢于进言，性情友爱兄弟，文章典雅丰赡，有外祖父的风范。李晏，字致美，是泽州高平人。性情机警敏捷，洒脱而崇尚气节。皇统六年考中经义进士。调任岳阳县丞。两次升迁为辽阳府推官，历任中牟县令。适逢海陵王正在营建汴京，从黄河运输木材，李晏负责此事。李晏考虑到经过三门峡的险要水道，前后失败的人很多，于是骑快马报告行台，把木材分散投入水中，让工匠到下游打捞，众人都感到便利。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召回补任尚书省令史。李晏辞职离去，任卫州防御判官。世宗一向知道他的才能声望，不久召回任应奉翰林文字，特意命他到阁中谢恩。皇帝回头对身边人说：“李晏的精神还和过去一样。”慰劳得十分周到。当时正商议郊祀礼仪，命他代理太常博士，不久正式授任。任高丽读册官，五次升迁为秘书少监，兼尚书礼部郎中，授任西京副留守。世宗对侍臣说：“翰林中的旧人很少，新进士大多不学习，至于诏书、赦书、册命等文章，能写的人很少。可以从外任官中选择有文才的人来担任。”身边人举荐李晏，皇帝说：“李晏是我亲自了解的人。”于是召回任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少卿。李晏因母亲年老请求回家奉养，授任郑州防御使，还未赴任，母亲去世。起复任翰林直学士。世宗在后阁召李晏朗读新进士所作的策论，读到“县令缺员，应当通过什么途径选取”时，皇帝说：“我日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却不知道从哪里解决。”李晏答道：“臣私下思考这件事已经很久，只是没有机会，不敢进言。如今有幸任职侍从，能够承受陛下的大问，愿意竭尽所知。”皇帝说：“那么应该怎么办？”李晏答道：“本朝设置科举取士之初，分为南、北两选：北选一百人，南选一百五十人，共二百五十人。词赋、经义科入仕的人很多，所以县令从未缺员。后来南北合并选取，只设置词赋一科，每次考试限定只取六七十人。入仕的人少了，县令出现缺员，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下诏以后取士不再限制人数。不久提拔为吏部侍郎，仍兼原职，传旨告谕说：“你性情果敢，有激励振作的意向，所以授给你这个职位；应当更加审慎，不要流于荒唐。”不久任中都路推排使，升任翰林侍讲学士，兼御史中丞。

译适逢朝廷官员以生病为由请假，世宗认为他是装病，对李晏说：“你一向刚正，如今某人装病，因为他是宰相的亲信故旧，你就害怕而不加纠察吗？”李晏跪下回答：“臣虽已年老，平生所依仗的只是诚实和正直。百官因病请假，应由监察官查验。臣任御史中丞，官吏有奸邪私曲就应当进言。此人患病而请假，这是小事，臣或许确实不知道；但怎么会因为害怕宰相而不去查办呢？”李晏退出后，世宗目送着他，说：“李晏年纪老了，气概却还没有衰减。”一天，御史台奏请增加监察官员，皇帝说：“察访内外官吏，当然是监察官的职责。但你们有所听闻，也应当弹劾；何况纠正违法违纪，是御史台官员的职责。如果连自身都不能端正，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皇帝回头对李晏说：“豳王年轻而没有历练，我把御史台的事情委托给你，你要一件一件用心办理。” 起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民户，让他们把税输送给寺院。时间久了，这些民户都被寺院当作奴仆；有人想申诉，就被加害于岛中。李晏于是详细奏报：“按照法律，僧人尚且不杀生，何况是人的性命呢！辽朝把良民变为二税户，这是极其不道义的事情。如今幸逢圣朝，请求把他们全部释放为良民。”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有六百多人获得释放。原同判大睦亲府事谋衍家中有民户的质券，利息累积到无法偿还，便因而把民户没为奴隶；民户多次向主管官署申诉，却不能得到公正处理，到这时便投进铜匦自我陈诉。事情交给御史台后，李晏查阅、剔抉案情，弄清了事实，于是奏请免除其奴籍。不久任贺宋正旦国信副使。世宗身体不适时，命他值宿禁中；当时的一切诏书、册命，都是李晏撰写的。章宗即位，李晏画陈十件事。第一，风俗奢侈，应当制定制度。第二，禁止游手好闲。第三，应当停止铸钱。第四，免除上户主管库藏的职务。第五，天下太平，应当兴举礼乐。第六，酌量减轻租税。第七，降低盐价。第八，免除监官代人赔纳亏欠。第九，有司崇尚苟且，乞请申明长久的治国规划。第十，禁网太密，应当崇尚宽大。又上奏说：“乞请委派待制党怀英、修撰张行简轮流进读陈言文字，以扩大皇上的见闻。”这些意见都被采纳了。李晏因年老请求退休，改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过了两年，他再次申述先前的请求，授任沁南军节度使，后来退休。皇上念及他是先朝旧臣，又起用他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六年，他回乡养老，患病，皇上下诏授他的儿子左司员外郎李仲略为泽州刺史，以便奉养父亲。承安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谥号文简。李仲略，字简之。聪敏而努力学习，大定十九年考中词赋进士，调任代州五台主簿。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转任韩州军事判官，升任泽州晋城令，补任尚书省令史。授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任左司都事，担任册立夏国王的读册官。回来后，暂代掌管左司。一天，他奏事退下，皇上回头对侍臣说：“仲略精神明健，就像俊鹘脱帽而出。”又说：“李仲略是能干的官吏。”不久，转任员外郎，因亲人患病请求侍奉，特授泽州刺史，以便用俸禄奉养亲人。此前，李晏任沁南军节度使，泽州隶属怀州，是他的支郡，父子相继任职，当地人都以此为荣。李仲略因父亲去世免职，起复为户部郎中。当时皇上命六品以上官员每十天按次序轮流奏对，李仲略于是进言说：“凡是挽救末流，不如先端正根本。所谓根本，不过是厚重风俗、去除冗食之人、培养财用。厚重风俗在于建立制度，禁止奢侈。去除冗食之人在于优待务农者，抑制游荡懒惰。培养财用在于扩大储蓄，适时收取和发放。如果商人不流通难以获得的货物，工匠不制造无用的器物，那么百姓就会知道重视农业根本。百姓知道重本，末业自然就会止息。”他又分条陈述应当制定的制度，皇上赞许并采纳。不久授任翰林直学士，兼任原职，又命他充任经义读卷官。皇上问：“有司认为经义不如词赋，废除它怎么样？”仲略奏答：“经书是圣人的著作，通晓经书是为了适用，不是词赋所能相比的。乞请从今以后以经义进士充任考试官，这样或许能得到博学之士。”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议。改任吏部郎中，升任侍郎，兼任翼王傅，不久又兼任宛王傅。当时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因犯贪赃罪，皇上命仲略审讯他，按罪应当削夺官爵、解职。权贵们争相说处罚太重，皇上颇为动摇，仲略奏道：“教化施行，应当从近处开始。京师是四方的表率。郡县守令大约有数百人，如果对此人不惩处，凭什么激励后来者？何况执中凶残狠毒、刚愎自用，怠慢皇上、虐待下属，怎么可以宽赦他？”皇上说：“你说得对。”不久，授任山东东西路按察使。后来因病到京师求医，泰和五年去世。皇上听说后，叹道：“这个人为国家出力很多，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追赠朝列大夫，谥号襄献。仲略性情豪迈，有父亲的风范；刚正耿介，卓然自立，不向权贵逢迎；遇事明察敏捷，不拖滞积压，所以历任官职都以能办事著称。李愈，字景韩，绛州正平人。研习儒术，正隆五年考中词赋进士，调任河南渑池主簿。考察廉能列为优等，任平阳酒副使，升任冀氏令，多次升迁为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改任同知济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曹王奉命宴请并赏赐北部，李愈随行，回来经过京师，上表说：“各部进贡的马，只应由招讨司在边界上接收，酌量发给回赐，务必节省费用以扩大边疆储备。计划从临潢到西夏沿边设置十多个重镇，再选拔猛安谋克勋臣的子孙中有才干力气的人担任其职；分给军人的田地，允许招募汉人耕种，不必从远方运输牛头粟，军队自然会富足强盛。”皇上看了奏表，对宰臣说：“李愈只是一个书生罢了，用心竟如此忠诚。”于是把奏表交尚书省议论。恰逢李愈升任同知西京留守，他经过宫阙时又上言，认为“前一份奏表如果可以采纳，乞请由皇上亲自裁决”，皇上采纳实行。从此改为每五年举行一次宴赐，人们认为很便利。改任棣州防御使。不久授任大兴府治中，皇上告诫他说：“你的资历本应得到三品官职，只因这个职位正好空缺，而你又能干，所以任用你；你应当知道我的用意。” 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归德府事邓俨各自推荐李愈代替自己，因此李愈升任河南路提刑使。他上言：“请各路提刑司留一名官员，其余人员分赴各部巡察按问。”又说：“本司现在设在许州，乞请迁到南京办公，更为便利。”这些意见都得到批准。宪台考察廉能时，九路提刑司以李愈为第一。

译大定五年，李愈入朝觐见，尚书省把他的事情奏报皇上。皇上问宰执有什么议论，平章政事守贞说：“李愈谈论黄河决口的事。”皇上说：“李愈先前陈述防备北边的策略，所说的非常荒唐。”守贞说：“李愈在现任职务上很能干。”皇上说：“大概只是因为他敢做事罢了。”又说：“李愈论述黄河决口，认为应当派大臣巡视护守，以安慰人心，他的话很正确。”第二年，改任河平军节度使。承安二年，调任顺义军，奏陈屯田的利弊，皇上派使者宣谕，并降赐金牌让他主管此事。四年，召任刑部尚书。此前刑部尚书空缺，皇上认为李愈可以任用，命人议论此事。有人说李愈有病，皇上说：“李愈近来陈言，有‘退让土地千里却争说这是自己的功劳’的话，难道你们是因为厌恶此人多言吗？”于是特意召用他。旧制度规定，陈言者把所言之事泄露给别人，便一并治罪，并给告发者奖赏。李愈说：“这大概是为了防范小人。近年以来诏令征求直言，又命朝臣轮流奏对，还允许外路官员言事，这些都是圣上乐于听取忠直意见的意思。请废除旧条，以扩大言路。”皇上赞许并采纳。不久，担任贺宋正旦副使。泰和二年春，皇上将要前往长乐川，李愈恳切劝谏说：“如今戍卒贫困衰弱，百姓纷扰不安，三叉尤其靠近北部边境，常常需要防备外患。又听说泰和宫位于两山之间，地势狭窄，雨水积涝很快聚集，实在不如北宫楼台池苑那样优美、闲适。”皇上没有听从。夏四月，李愈再次劝谏说：“北部侵占我国旧有疆土一千多里，您不谋求雪耻，却又想向北巡幸；一旦发生警报，我恐怕丞相襄、枢密副使阇母等人不足以依靠。况且皇嗣还没有确立，人心没有定向，怎么可以远行从事安逸游乐呢？”皇上对他的话感到惊异。不久，授任河平军节度使，改任知河中府事，后来退休。泰和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谥号清献。自己撰写《狂愚集》二十卷。王贲，字文孺，他的祖先从临潢迁移户籍到宛平。曾祖父王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听信枢密使耶律乙辛的谗言杀死太子，世上没有人敢为太子申冤，王士方敲击义钟申诉，辽主醒悟，最终诛杀耶律乙辛，厚赏王士方，授任承奉官。父亲王中安考中进士，却因田珏党争之事获罪被废黜。世宗即位后解除党禁，王中安最终任沂州防御使。王贲性情孝顺友爱，勤奋敏捷，喜好学习，考中进士后，由复州军事判官补任尚书省令史，升任右三部检法司正。待御史贾铉推荐王贲，说他安静有操守，不崇尚奔走竞争；政府也说他廉洁朴素，善于议论。升任河北东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选授尚书省都事，因服丧离职。由于推荐他的人很多，起复为刑部员外郎、侍御史，多次升迁为南京路按察使，去世。王贲敦厚重义，深厚地对待亲友，不经营产业；临死时，家中十分贫困。皇上听说后怜悯惋惜，追赠朝列大夫，并厚加抚恤他的家人。他的弟弟王质，字敬叔，大定二十五年考中进士，多次任官至吏部主事，因才干被举荐，升任昭义军节度副使。章宗问王质遇事如何，张万公回答：“超过他的哥哥王贲。”章宗说：“能赶得上他的哥哥也就可以了。”后来以礼部尚书退休，最终去世。许安仁，字子静，献州交河人。幼年丧父，能够自己刻苦读书，擅长撰写文章。大定七年考中进士，调任河间县主簿。多次升迁为太常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章宗任皇太孙时，许安仁因讲学被选入东宫，转任左补阙、应奉翰林文字。章宗即位，改任国子监丞，兼补阙，调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原有兼职照旧。侍御史贾铉认为许安仁守道正直诚谨，向朝廷推荐他。同知济南府事路伯达又上奏称赞他立身纯正，应当加以显要任用，越级授任礼部郎中，兼左补阙。正好朝廷议论把流放的人充实边地，许安仁说：“从前汉朝有招募百姓充实边境的议论，是因为估量土地、营建城邑，制定田地住宅，使来的人有居所、劳动的人有用途，于是人们容易离开故乡，也容易迁徙。如果让受刑的徒犯处于寒冷饥饿、困苦无聊的境地，没有任何顾虑和依凭，这与古代招募百姓充实边塞不同，不应实行。”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明昌四年春，皇上将要前往景明宫，许安仁与同列劝谏说：“从前汉、唐虽然有到甘泉、九成避暑的巡行，但都离京师不远，不像金莲川在千里之外，邻近沙漠，隔着关隘山岭，万一有警报，凭什么应变？这是不能不考虑的。” 奏疏上呈后，皇上于是取消了巡幸。许安仁出任泽州刺史，作《无隐论》上奏，共十篇，题目是《本朝》《情欲》《养心》《田猎》《公道》《养源》《冗官》《育材》《限田》《理财》。在泽州任职两年，调任同知河南府事，升任汾阳军节度使，退休。泰和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谥号文简。许安仁质朴真实而不事华饰，淡泊自守，有古代君子的风范，所以受到当时人的称誉。梁襄，字公赞，绛州人。幼年丧父，由叔父梁宁抚养。天性聪颖， täglich能记一千多字。大定三年考中进士，调任耀州同官主簿。三次升迁后任邠州淳化令，有良好的政绩。考察廉能后，升任庆阳府推官，召任薛王府掾。世宗将要前往金莲川，有司已经准备妥当，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金莲川在重山以北，土地阴冷，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建立，是自古以来最偏远荒凉、被弃置的土地。那里气候特别不同，盛夏还会降霜，一天之内寒暑交替，尤其与上京、中都不同，更不是圣上调养身体的地方。凡是供奉和养护所需之物，无不需要从远方劳民费力地飞运、挽运，翻山越险，费用要增加数倍。至于驻扎住宿之处，军队和骑兵拥塞，主人和客人无法区分；马牛受风惊逸，难以收回；奴仆逃亡，也无法捕获；抢夺、劫掠、践踏等事，不容易禁止。公卿百官和卫士，富裕的只能住下勉强容纳车帐的地方，贫穷的住洞穴、露宿野外；舆台皂隶也免不了困顿跌倒，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寒冷时得不到衣服。一个人染病，就会传染给许多人；无辜者夭折受伤，与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这些还只是小事，更大的祸患还在后面。”

译“臣听说，高城深池、深居幽禁，是帝王的藩篱；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如今行宫所在之处，没有高大殿宇和坚固城池，这是废弃了自己的藩篱。那些披甲、平时坐骑的马，天天被烈日暴晒、被雨水侵蚀，臣知道它们一定会瘦弱。准备抵御外侮、等待使用的军队，住洞穴、处野外，吃冷食、受寒苦，臣知道他们一定会疲惫生病。环卫宫殿的营房只能容纳几个人，一旦连日下大雨，衣甲弓刀被雨水浸湿而变软脆弱，哪里还能使用？这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爪牙。深秋将要回去时，人已经疲惫，马已经衰弱，裹带的粮食已经吃空，御寒的衣服已经破旧，却还要远行到松林，跟随皇上打猎，行走在不可预测的地方。往返动辄超过十天一个月，转运迁徙的劳苦，更加倍于此前。” “凭陛下神武，善于骑射，天下无人能及，至于马失前蹄等变故和猛兽袭击的忧患，姑且置之不论。假如正在打猎时，突然刮起狂风暴雨，尘埃冲天，夜雾四面弥漫，近在咫尺也无法辨认，以至于皇帝的车驾出现崤陵避难、襄城迷路那样的情况，百官在道路上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错乱不齐；在这种时候，陛下心中难道不会警戒悔恨吗？神龙不能失去所居之处，君主不能轻率出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驻的宫舍，草率简陋尤其严重，殿宇和四周围墙都只用毡布。值夜守卫的官员和轮班的士卒，整天奔走劳作，加上饥渴，已经疲倦不堪；还要让他们通宵巡逻警戒，露天坐着不能睡觉，人的精力有限，怎么能够承受？即使陛下使他们因效劳而高兴，使他们劳累却不怨恨，难道能比不使他们劳累更好吗？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不能仗恃臣下没有异心，关键在于把自己置于没有忧患的境地。” “燕都地处雄险要冲，北面依靠山势险阻，南面压制中原和夏地，君主坐在堂上俯视庭院一样。本地所产的人和马都勇猛强健，辽国虽然亡国时国土已经很小，也只是因为得到燕地，才能控制南北，安坐而获得宋朝的岁币。燕地大概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何况如今这里宫阙、井邑繁华壮丽，仓库、府库、武库充实，百官及其家属都居住其中，已经不同于过去作为陪都的情形。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绵延千里，山势高峻相连，近在京畿，容易据守；这是上天原本用来限制内外、为大金开创万世基业而设置的。为什么在无事之日，却越过这里居住到草野之间，轻率地使价值不可估量的圣躬涉险，贪爱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痛惜的。又，巡幸经过的地方，山路险阻漫长，上有悬崖，下有深谷，‘垂堂之戒’不可不思。”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也不过一百多里；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竟遭遇江充的奸谋；唐太宗居住九成宫，几乎酿成结社作乱的变故。太康年间在洛水弯曲处打猎，后羿阻断黄河而失去国家；魏帝到近郊拜谒陵墓，司马懿乘机窃取权力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德贯盈，谁又敢议论他们？只是因为离弃宫阙，远行巡游征伐，灾祸于是迅速发生，这些都可以作为深刻的借鉴。臣曾经论述：安定百姓、救济众人，即使唐尧、虞舜也很难做到。而如今的百姓，依靠陛下的英武，没有兵革之忧；依靠陛下的圣明，没有官吏虐待；依靠陛下的宽仁，没有刑罚冤枉；依靠陛下的节俭，没有繁重赋税，可以说已经得到安定救济了。至于游猎、纳凉的快乐，不过是富贵有余之后产生的享受，安静时想要活动，不像衣食那样切身而不可缺少，停止它极其容易。唐太宗将要出行到关南，因为害怕魏征劝谏而停止；汉文帝想快马驰骋到霸陵，因为袁盎劝谏便立即停止。这就是说，陛下能够实行唐尧、虞舜难以实行的事，却不能停止中等君主也容易停止的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不是济南可以相比的。陛下治理济南时，每逢炎热，也不离开府署；如今宫城深处，楼台高敞明亮，宴饮安乐而清静，暑气怎么能侵入呢？议论的人说，陛下向北巡幸已经很久，每年随驾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地回来；如今再次出行，难道就会突然不可以吗？臣愚昧地认为，祸患多产生于没有戒备。西汉重用外戚，因而有王莽之祸；梁武帝喜欢接纳叛臣降将，因而有侯景之变。如今连续多年北幸，习惯于没有忧患，去了还不停留，臣对此非常恐惧。明知事情不可为却仍冒险去做，必定会留下后患。” 议论此事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天到水草丰美处，秋天登山射猎，冬夏都出行到捺钵，老人们还喜欢谈论这些事，认为那才真正得到快乐的趣味，陛下只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昧地认为，三代的政事如今尚且有不能实行的，何况辽国那些错误的举动呢？况且本朝与辽国的情形不同。辽国基业的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出游的地方不过在临潢附近，那里没有重山阻隔，冬天仍居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放牧牲畜为业，以穹庐为居所，迁徙没有定处；加上土地狭小，仪仗器物非常简陋，辎重也不多，所以也是隔三五年才能出行一次，并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的根本在山南的燕地，难道可以舍弃燕地而前往山北吗？上京的人都居住在栋宇房屋中，不便迁徙。如今国土纵横万里，只奉一位君主，太平日久，制度与辽国大不相同，文物制度日益扩充，辎重繁多，随驾迁徙的百姓和官属，几乎超过百万。怎么能够年年出行，只为满足一人的快乐，却年年使百万百姓因劳役困苦、因财力耗损而不得安居，陛下难道忍心这样做吗？臣又听说，陛下在合围打猎时，麋鹿充满围场，其中大而壮的，只捕取几十头来供奉宗庙，其余全都放走，因为不愿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已经施及禽兽，却还没有施及随驾而行的众多臣民。议论此事的人说：前代那些谨守文治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害怕见到风和阳光，拉弓、骑马，全都不会；志气消沉软弱，筋骨力量拘束柔弱，遇到危难就害怕战栗，只能束手待毙。陛下鉴于他们有这样的弊病，不怕劳苦自身，远行到金莲川，直到松漠，名义上说是坐夏打围，实际上是想通过劳作来讲习武事。臣愚昧地认为，战争不能忘记，田猎也不能废止，安逸享乐如同鸩毒，也不可贪恋；然而做事贵在适度，不可超过限度。如今为了过分防止骄惰的祸患，却先踏上万分之一也可能发生危险的道路，这和没有病却服药有什么不同？况且要练习武事，不必越过关隘；涿、易、雄、保、顺、蓟一带地域广阔而且平坦，又在国境之内，按时打猎，谁说不可以呢？伏望陛下发布如丝纶诏书般郑重的诏令，调转北行的车驾，封闭鸡鸣山的道路，安居中都，不再北行巡幸，那么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便是天下最大的愿望了。

译如今四海安定，朝廷尊严，圣人行事，正是臣下应当顺从辅佐的时候；可是臣凭着蝼蚁一般的性命，进献危急恳切的言论，仰面触犯陛下雷霆般的威严，陷入官吏的议论弹劾之中，轻则削除名位，重则身首异处、肢体分裂。这样为自身打算，难道不是愚蠢荒谬吗？只是希望陛下深思广虑，不因进言之人的身份而废弃其言，以宗庙和天下为念，俯下身来听取采纳，那么臣这个小臣平素的愿望便得以实现；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其他事情并不是臣所敢奢望的。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这次出行，并对辅臣说：“梁襄劝谏朕不要巡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话有可取之处，所以停止了出行。然而梁襄竟说隋炀帝因为巡游而败亡国家，难道不是说得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人，是由于失去正道、虐待百姓，才自取灭亡的。民心已经背叛，即使不巡幸，国家又怎么能保全呢？做君主的，只要能够尽到君主之道，那么即使有时巡幸，又有什么妨害呢？国家的治乱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关键只在于所做的事情如何。难道一定要深居九重宫禁之中才说可以没有忧患，按时巡游就会成为祸乱的征兆吗？” 梁襄因此以正直的声名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任为监察御史；因未能察觉宗室下棋之事而获罪，被罚俸一月。世宗责备他说：“监察御史是君主的耳目，可以察听风声、弹劾事情。如今竟要朕亲自揭发这件事，那么还要监察御史做什么？”梁襄调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升任通远军节度副使，因父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授任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事；因避父亲名讳，改任震武军。太常卿张暐、曹州刺史段铎推荐梁襄，说他学问广博，熟悉典章旧事，可以担任礼官。于是调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他因簸扬俸禄粮食，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弹劾，按赎罪论处。历任隩州刺史，多次升迁至保大军节度使，后来去世。梁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等方面，也没有不全面贯通的。从早年通达仕途直到晚年显贵，他的饮食和服饰一向简朴；但议论他的人讥笑他过于节俭。赞曰：金朝兴起于东海，刚建立国家就设置科举来选取士人，大概也知道要实行文治。经过逐渐磨炼、教化培养，到大定年间人才成批出现，文章义理蔚然兴盛。再加上世宗能够听取并采纳意见，人人都能尽展自己的才能，其中的议论、奏疏和文章有些足以流传后世。可惜史书没有保存全文，只留下梁襄的《谏北幸》一文。这篇文章言辞虽然过于繁复，但意旨也十分恳切，所以将它完整记载下来，用来显示当时君主明察、臣下正直，不因臣下进言而加以忌讳。金朝的治理由此达到最盛，啊，这是多么美好啊！路伯达，字仲显，是冀州人。他性情沉稳厚重，有远大的见识，博学而能作诗。正隆五年考中进士，调任诸城主簿。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授任兴平军节度副使，入朝任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将要巡幸上京，路伯达上书劝谏说：“君主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难道只思念旧日邦国，空置京师而进行远途巡行吗？这不是慎重的做法。”奏书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过了一年，改任秘书郎，兼任太子司经。当时章宗刚开始向学，路伯达以文才品行知名，被选为侍读；任职不久，因母忧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品行义节，朝廷起用他为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入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奉诏与张行简进读陈言文字。” 此前，右丞相梁襄上奏请求把贺天寿节改到九月一日举行，路伯达逐条论说，认为这不合时令。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刘玮以及台谏官也都说不可以，于是下交尚书省讨论。路伯达说：“皇上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应当奉行正直、守信的原则。如今更改生日日期是不正，借此欺骗四方是不信。况且在不合适的时节庆贺，这是轻视礼制而看重财物。”于是又陈述了端正名分、听从劝谏的道理。升任尚书刑部郎中。皇上问群臣：“如今用什么办法能使百姓致力于本业、扩大储蓄？”路伯达回答说：“施布恩德、流行教化，一定要从身边开始。请废除京畿以内禁止采猎的规定，扩大京郊农田，以此表示崇尚农业根本；减轻货币负担而重视粮食，革除奢侈而助长俭朴，遵循《月令》，开辟籍田，以身作则率先天下。这样做了，如果农业还不能受到勉励、粮食还不能增多，那是从来没有的。”当时禁止采猎的法令十分严厉，从京畿直到真定、沧州、冀州，向北直到飞狐，数百里以内都成为禁地；百姓中有人私自捕杀狐狸、兔子便要获罪，所以路伯达提到了这件事。后来多次升迁，任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任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任镇安武军节度使。他曾出使宋朝返回，献出所得的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来资助边防，并上表请求退休，还没来得及呈上奏表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傅氏把这件事告诉皇上，皇上赞赏他的忠诚，追赠他为太中大夫，仍把金银退还给傅氏。傅氏哭泣着请求收下，皇上没有允许。傅氏因为路伯达曾经修建冀州学校，便买下信都、枣强的田地来供养学校，有司将此事全部上报，皇上认为她贤德，赐号为成德夫人。路伯达有两个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考中大定二十五年进士，最终任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为知名，另有传记。赞曰：金朝向宋朝屈服，称臣称侄，接受宋朝的岁币，这是礼制所允许的。派使者到宋朝聘问，在宋朝设宴款待，也是礼制上的事；但接受宋朝丰厚的贿赂，难道可以吗？当时的人贪图利益而忘记礼义，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所以使者离开时便说是酬劳有功，回来时便说是增加了户口和物力，上下交相征取，一心只把利益当作事情，这是什么道义呢？只有路伯达能够明白这不合礼制，返回时把宋朝馈赠的财物献回朝廷；他的志愿还没有完成，傅氏又替他完成了，把所献的财物退还之后，最终用来买田供养学校。一个妇人竟能有这样刚烈的心志、适宜的处置，做到如此地步，那些沉溺于世俗见解的士大夫难道不惭愧吗？赐给她“成德”的名号，不也是很恰当的吗？脱脱：《金史·列传第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