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八

译列传第四十八 杨云翼、赵秉文、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程震 杨云翼，字之美，祖先是赞皇檀山人，六代祖杨忠客居平定的乐平县，于是便在那里定居。曾祖杨青、祖父杨郁、父亲杨恒，都由朝廷追赠官职。杨云翼天资聪颖，刚开始学说话就能在地上画字，每天诵读几千字。明昌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辞赋科也考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任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回任太学博士，升太常寺丞，兼任翰林修撰。泰和七年，签书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被召见，章宗向他询问当时政务，他的回答符合皇帝心意。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推荐他的才能，并说他精通术数，朝廷召他授任提点司天台，兼任翰林修撰，不久又兼任礼部郎中。崇庆元年，因病回乡。贞祐二年，有司上报官员名册，宣宗阅看后记住了他的姓名，起用他恢复原职，兼任吏部郎中。三年，改任礼部侍郎，兼任提点司天台。四年，大元和西夏的军队攻入鄜延，潼关失守。朝廷议定任命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来抵御敌军。杨云翼说，此人说得多而做得少，必定会误国家大事。朝廷没有听从，后来果然战败。兴定元年六月，调任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主管集贤院事务，仍兼任原职。皇帝下诏说：“按惯例，官制达到三品的官员应当例外授官；因为你遇到事情敢于直言，议论忠诚正直，所以特意留任你。”当时右丞相高琪掌握国政，有人请求实行油的专卖，高琪极力支持此事。皇帝下诏召集百官商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异口同声说：“可以。”只有杨云翼和赵秉文、时戩等几个人认为不可，议案于是被搁置。后来高琪因一件事情责罚他，杨云翼也不放在心上。二年，授任礼部尚书，仍兼任原职。三年，修筑京城子城，役使军民数万人；夏秋交替之际，患病的人一个接一个，杨云翼负责医药事务，亲自调治护理，救活了很多人。四年，改任吏部尚书。凡是军队兴起以来用缴纳粮食补授官职、以及凭战功升迁授官的人，事情平定以后，有关部门苛刻地制定考核程式，有的稍有不合就罢免他们。杨云翼上奏说：“赏罚是国家最重要的信用，这些人应当从宽录用，以此劝勉后来的人。” 这一年九月，皇帝在内殿召见杨云翼、户部尚书高夔和翰林学士赵秉文，都赐座，向他们询问讲和的策略。有人主张竭力作战，皇帝低头不悦。杨云翼慢慢用《孟子》中侍奉大国和侍奉小国的道理来解释，并且说：“今天还有什么计策呢？如果能让百姓得到休息，那就是国家的福分。”皇帝的脸色这才和缓下来。十一月，改任御史中丞。宗室承立以权参知政事的身份在京兆行尚书省事务，大臣们说他违法，皇帝下诏命杨云翼前去审讯他。案件审理完毕，杨云翼在朝廷上奏说：“承立所获罪的都是小事，不值得追究。从前大军掠夺平凉以西时，几个州都被攻破，承立却拥兵自守，观望不前。鄜延的统帅完颜合达凭一座孤城处在敌军进攻的要冲，多次建立战功。他的功劳如此，而承立的罪过那样，愿陛下明辨他们的功罪，分别加以诛罚和赏赐，这样天下人就知道应当受到劝勉和惩戒了。其余的小过失，哪里值得追究责备。”承立因此被免官，完颜合达于是掌管机密政务。哀宗即位后，首先任命杨云翼代理太常卿，不久又授任翰林学士。正大二年二月，再次任礼部尚书，兼任侍读。皇帝下诏召集百官讨论节省费用的办法，杨云翼说：“节省费用是小事，户部和司农司就足以办理。枢密院专擅军政，轻视尚书省。尚书省是发布政令的地方，政事无论大小，都应当总管。如今军务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事，宰相却不能参与知晓，这样想要使利弊两方面都不被遮蔽，能做得到吗？”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设置益政院，杨云翼担任首席官员。皇帝每次召见他，都赐座而不直呼其名。当时讲解《尚书》，杨云翼说，帝王的学问不必像经学家那样分章析句，只要懂得治理国家的大纲就够了。于是举出“任用贤能”“斥退奸邪”“与治世同道”“与乱世共事”“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有言论不顺合你的意志”等数条，都以端正内心、意念真诚为根本，详细阐发说明。皇帝听得入神，忘了疲倦。不久，他又进呈《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的文章，共二十篇。当时朝廷官员在廷议时大多不把话完全说出来，只是观望、模棱两可，渐渐形成了风气。一天，经筵结束后，杨云翼趁机说道：“臣下有侍奉君主的礼，也有侍奉君主的义。所谓礼，是不敢与君主的车马并列，踢到君主马匹的草料就要受罚；进入君主的宫门就要快步走，见到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立；君主下令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要出发；接受君命后不能在家过夜。这些都是侍奉君主的礼，是臣下应当做到的。然而，国家的利害、百姓的安乐和忧苦，如果都一一陈述出来，那么前面所说的礼就只成了空洞的形式。君主说可以，臣下中有认为不可以的，就应当提出不可以的意见；君主说不可以，臣下中有认为可以的，就应当提出可以的意见。意见没有被采纳，即使要牵拉君主的衣襟、折断宫门的栏槛、砍断车马的缰绳、阻住车轮，也有不顾惜自身的臣下。在这种时候，如果只姑且遵循侍奉君主的空洞礼节，却不知道侍奉君主的大义，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皇帝变了脸色说：“不是你，朕听不到这样的话。”杨云翼曾患风痹，到这时稍稍痊愈。皇帝亲自问他用什么方法治好的，他回答说：“只是调治内心罢了。内心平和，邪气就不能侵扰；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君主先端正自己的内心，那么朝廷百官没有不归于正道的。”皇帝惊悟，知道他是在借治病来进谏。西夏人已经与金朝通好，派徽猷阁学士李弁前来商议互市，双方往返商谈始终不能决定，朝廷于是派杨云翼前往商议，这才定下来。正大五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谥号文献。

译杨云翼天性高雅庄重，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待人却很宽厚；他一旦同人结交确定了关系，无论生死、祸福都不会稍有改变。他对于国家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贞祐年间，主持军事的人不能对外抵御敌人，却想从宋朝取得补偿，所以连年向南征伐。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朝廷不是说他是在替宋朝谋划，就是怀疑他与宋朝有阴谋。至于宰执大臣，对其他事情没有不发言的，唯独南伐一事连一句话也不敢提。杨云翼于是上奏说：“国家的忧虑，不在于尚未取得淮南，而在于取得淮南以后。因为淮南平定后，长江以北全都变成战场；再向前在水战中争夺利益，恐怕强弓良马也有无法施展的时候。假如宋人扼守长江设置屯兵，又秘密派军进入淮河来切断粮道，或者决开河水使淮南地区积水，那么我军以后怎样妥善处理呢？”等到完颜时全倡议南伐，宣宗把这件事拿来询问朝臣，杨云翼说：“朝臣大多只是说奉承的话。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如今只说太平而不说祸乱，只说强盛而不说衰弱，只说胜利而不说失败，这就是议论偏颇的原因。请允许臣把两方面都说一说。将要对宋用兵，并不是贪图宋人的土地，只是担心西北一旦有警，南方又牵制我们，那么我国就会三面受敌，所以想让我国军队乘势先行动，以阻止宋军向前推进。即使宋人失去淮南，暂且不敢前来，这也只是战胜所得到的利益。即便像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利益仍未必能够确定。长江以南的土地还很广大，即使没有淮南，难道不能聚集数万军队，等到我方有警报时出兵吗？即使交战而获胜，情况尚且如此；如果不能取胜，祸害将会怎样呢？况且我方以骑兵对付宋人的步兵，按道理应当万无一失，臣还担心有些地方不能依仗这一点。因为如今的形势与泰和年间不同。泰和年间是在冬天出征，现在我方是在夏天前往，这是天时不同。冬天水位下降而陆地多，夏天洪水泛滥而道路泥泞，这是地利不同。泰和年间调动天下的全部力量，驱使精锐军队充当前锋，现在还能做到吗？这是人事不同。议论的人只看到泰和年间的容易，却不知道今天的困难。请拿西夏的情况来看，从前在西部边境的弓箭手，一遇到敌人就搏斗作战，袒露上身射箭，敌人连逃跑都来不及；如今西夏却攻陷我们的城池，俘虏我们的守臣，打败我们的军队，擒获我们的主将。从前他们那样畏惧我们，如今却这样轻视我们。西夏尚且已经不是从前的西夏，为什么要认为宋人唯独还是从前的宋人呢？愿陛下既考虑战胜的利益，也考虑战败的祸害，不要听信甘美的言辞，不要留下后悔。” 这份奏章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完颜时全果然在淮河一带大败，全军覆没。宣宗责问诸将说：“这叫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杨云翼呢？” 河朔百姓十一人被游骑逼迫，泅水渡过黄河向南逃。有司论罪，认为应当处死。杨云翼说：“法律之所以重罚私自渡河，是为了防止奸诈虚伪之事。如今平民被敌兵逼迫，逃入河中，只是为了躲避死亡。现在如果让他们不死在敌人手里，反而死在法律之下，以后人们只会跟随敌人逃走了。”宣宗醒悟，把他们全部释放。哀宗因为河南发生旱灾，下诏派官员审理冤狱，却没有涉及陕西。杨云翼说：“天地人相通而成为一个整体，如今人的一处生病，四肢也会因此不安，怎么能只医治患病的地方而放置其他地方不管呢？”朝廷认为他说得对。司天台有人把《太乙新历》进献上来，尚书省发文让杨云翼参与校订。他指出其中不合之处二十多条，历法家都称赞他。他著有文集若干卷，校订《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又有《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作，都收藏在家中。赵秉文，字周臣，是磁州滏阳人。他幼年聪颖，读书好像早已熟习一样。考中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任安塞主簿，因考核成绩最好升任邯郸县令，又升任唐山县令。为父亲服丧后，因被推荐起复，任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他上书议论宰相胥持国应当罢免，宗室守贞可以重用。章宗召见询问，他的说法颇有出入，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等审讯他。赵秉文起初不肯说，审讯者诘问他的仆人，逐一列举同他交游的人，赵秉文才说：“我起初想上书时，曾同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人私下议论过。”王庭筠等人都被下狱，处罚各有不同。有司论赵秉文上书狂妄，依法应当追究并解除官职；皇帝不想因言论治罪，于是特意免除了他。当时人编成话说：“古代有朱云，今天有赵秉文；朱云攀折宫门栏槛，赵秉文攀扯他人。”士大夫无不以此为耻。赵秉文因此长期被废置，后来起任同知岢岚军州事，转任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天色阴暗连日不晴，宰相张万公入宫答对，章宗回头对张万公说：“你说天日昏暗，也就像君主用人时不能分辨正邪一样，很有道理。像赵秉文从前因进言而被降职，我听说他有才华，擅长文章书法，而且敢于直言，朕并不是要弃置不用他，只是因为北方边境战事正在兴起，姑且试用他罢了。”泰和二年，召任户部主事，升翰林修撰。十月，出任宁边州刺史。三年，改任平定州刺史。前任政令苛刻，滥用刑罚，每次听说赦令将至，先把盗贼拷打至死，然后才宣布赦免，结果盗贼反而更加增多。赵秉文执政，一概采取宽缓简约的办法，不到一个月盗贼全都销声匿迹。遇到年成饥荒，他拿出官俸粮食，并倡导豪民赈济，救活了很多人。大安初年，北方军队向南进攻，朝廷召赵秉文同待制赵资道商议边防策略。赵秉文说：“如今我们的军队聚集在宣德，城池小，又在城外列营；经历暑热和雨水，器械破损，人也生病，等到秋天敌人到来就会不利。可以派临潢的一支军队攻击敌军空虚之处，这样山西的围困就能解除，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必救’。”卫王没有采用。那年秋天，宣德果然传来战败的消息。不久任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不久又转任翰林直学士。

译贞祐初年，他提出当时可以实行的三件事：一是迁都，二是疏导黄河，三是实行封建。朝廷大致采纳实行了这些建议。第二年，他上书愿意替国家守住一座残破的州城，以宣扬朝廷体恤百姓的心意，并且说：“陛下不要认为读书人不懂军事，颜真卿、张巡、许远这些人以身许国，也都是读书人。”又说：“假使臣死后能对国家有益，也胜过坐在那里白白消耗俸禄，成为无用之人。”皇帝说：“秉文的志向确实值得赞许，但如今翰林院尤其难得人才，你是老成的儒士，应当留在朕身边。”没有答应。四年，任翰林侍讲学士。他说：“宝券流通阻滞，大概是朝廷当初商议改革时，市井已经谣传宝券将不再使用，于是受到压制阻碍，逐渐到了废弃断绝的地步。臣愚见，应当设立回易务，命地位较高且通晓市场贸易的职官掌管，发给他们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衡价格涨落，负责收支。”皇帝下诏让有司商议实行。兴定元年，转任侍读学士。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主持集贤院事务。又过一年，主持贡举，因为录取进士卢亚重时使用韵脚不当，被削去两阶官，于是请求退休。金朝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文章的弊病越来越严重。大概有司只知道遵守格式法令，所录取的文章卑下浅陋、陈旧腐朽，只求勉强合乎标准罢了，稍微涉及新奇峭拔的文章，就被斥退落选，于是文风大为衰败。贞祐初年，赵秉文主持省试，得到李献能的赋。虽然格律稍有疏漏，但文辞华美，于是提升为第一名。举人们便大为喧闹，到御史台和省部申诉，认为赵公大大破坏了文格，还作诗诽谤他，过了很久才平息。不久李献能又考中宏词，进入翰林，而赵秉文最终却因此获罪。五年，再任礼部尚书，入朝谢恩。皇帝说：“你年纪大了，因为文章的缘故，必须重新起用你。”赵秉文认为自己受到深厚恩典，没有什么可以报效，愿意打开忠言之路、扩大圣上的思虑。每次从容进见，都向皇帝说明君主应当节俭勤政、慎重使用兵刑，以及怎样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哀宗即位后，他再次请求退休，皇帝不许。改任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任益政院说书官。因为皇帝继承大统初期，应当亲自研习经史以求自我辅助，赵秉文进献《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部。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皇帝命赵秉文起草赦文，用来宣示悔悟和哀痛之意。赵秉文针对事情陈述道理，文辞和感情都表达得十分充分。等到敌兵退去，大臣们想要祝贺，并且命他起草贺表，赵秉文说：“《春秋》记载新宫失火，孔子哭了三天。如今陵园遭受这样的灾难，按照礼制衡量，应当慰问，不应当祝贺。”于是作罢。当时赵秉文已经年老，每天都因时局而忧虑，即使吃饭和休息片刻也不能忘记。每当听说有一件能便利百姓的事，或有一个士人可以提拔，大事就上奏章，小事就向当权者陈说，态度殷切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起草《开兴改元诏》，街巷之间人人都能传诵；洛阳人拜读诏书完毕，全城痛哭，他感动人心就是如此。这年五月壬辰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累积官职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正大年间，他同杨云翼一起编写《龟鉴万年录》进献给皇帝。又因进讲经史，同杨云翼共同汇集自古以来的治国方法，题名为《君臣政要》，编成一册进献。赵秉文从幼年到老年没有一天停止读书，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订汇集《论语解》《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所著文章题为《滏水集》，共三十卷。赵秉文的文章长于辨析，想说的话尽情说到该停止的地方，不用条条框框约束自己。七言长诗笔势奔放，不拘泥于一种格律；律诗壮丽，小诗精妙绝伦，大多写近体诗；至于五言古诗，则深沉含蓄、抑扬顿挫。书法方面尤其擅长草书，笔力遒劲。从黄河、湟水一带出使回来的人，大多说西夏人询问赵秉文和王庭筠的起居情况，他受到四方重视就是如此。他为人极其诚实，和蔼平易，同人交往从不故意设置界限，也从未以名望显赫自居。他历仕五朝，官至六卿，自己的生活供养却像寒士一样简朴。杨云翼曾同赵秉文轮流掌管文柄，当时人称他们为“杨赵”。不过赵秉文晚年颇多用禅语，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声名，人们也把这看作赵秉文的遗憾。赞曰：杨云翼、赵秉文，是金朝士人中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文章、学术议论以及政事作为，都有足以流传后世的地方。杨云翼劝谏征伐宋国的奏疏，宣宗虽然没有听从，但这份忠心比起诸葛亮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王庭筠受牵连一事，是赵秉文造成的；这件事比起高允来，实在惭愧得多。韩玉，字温甫，祖先是相州人，曾祖韩锡在金朝做官，任济南尹后退休。韩玉在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都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任应奉。一天能应制写成一百篇文章，文思敏捷，落笔不需修改。又撰写《元勋传》，符合章宗心意，章宗感叹说：“功臣能得到这样的世家为自己作传，是多么幸运啊！”泰和年间，他建议疏通通州潞水漕渠，使船运能够到达都城。升两阶官，授任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大安三年，都城遭受围困。西夏人接连攻陷邠州、泾州，陕西安抚司发文，命韩玉以凤翔总管判官的身份到都统府招募军队。十天招得一万人，同西夏人交战并击败他们，缴获牛马一千多匹。当时五万西夏兵正围攻平凉，韩玉又在北原同他们交战，西夏人怀疑大军将到，当夜便解围离去。当权者嫉妒他的功劳，驿站上奏说韩玉同西夏敌寇有阴谋，朝廷对此怀疑，派使者授韩玉河平军节度副使，同时暗中察看他的军队。在此以前，华州李公直因为同都城隔绝，谋划发兵入援；韩玉仗恃自己的军队可以使用，也想举行勤王行动，于是向各州郡传檄说：“推究事情的根本，祸患总有它的起因，开始是奸臣贪图容纳奸邪、收受贿赂，后来又因为两位统帅贪恋并固守权势。”又说：“裹着粮食坐守，只是把百姓的血汗全部白白耗费；丢弃铠甲又回来，又会耗尽国家的资财储备。只想要权力而窥望形势，拖延年岁而守护妻子儿女。”又说：“人人谁能不死，这是臣子理所当然的归宿。事情到了今天，难道还能忍心不顾君主和亲人吗？却还说百年之后，只求留下虚名，任凭史官评说。只看今天眼前的局势，又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间呢？”李公直的军队已经定下日期要出发，将要有人违约，以及国朝将士中有不服从的人，便一概按军法处理。

译京兆统军便说李公直占据华州反叛，派都统杨珪袭击并夺取华州，于是把李公直处以极刑。李公直曾写信同韩玉约定，韩玉事先并不知道，这封信被安抚司得到。等使者察看韩玉的军队，又怀疑他参与李公直的谋划，于是坐实了他的罪名。韩玉经过华州时被捕，死在郡学里。临死前在墙上写下两首诗，士人舆论都认为他含冤。他的儿子韩不疑，字居之。因为父亲无罪被杀，发誓不再出仕领取俸禄。他收藏父亲临终时亲笔写下的话：“此去就是阴间之路，我的内心光明无愧，刚直之气一定不会沉沦。孩子不必忧虑。世道混乱、时局艰难，你要努力保护自己；阴间和阳世虽然不同，难道我就不能见到你吗？”读到这封信的人无不感到悲痛。冯璧，字叔献，是真定县人。他幼年聪颖明悟，不同寻常；刚满二十岁就补为太学生。承安二年考中经义进士，制策考试又列入优等，调任莒州军事判官。宰相上奏请求把他留下校理秘书。不久，调任辽滨主簿。县里有和籴的粮食，尚未支付价钱的有十万斛，分散储存在百姓家中，让富人负责掌管；如果粮食腐败，就责令百姓赔偿，百姓对此非常苦恼。冯璧报告漕司，当天就废除了这项做法，百姓大为高兴。泰和四年，调任鄜州录事。第二年，朝廷征伐蜀地，行部发文，命他充任军前检察，帅府又以书面檄文把这件事委托给他。章宗想招降吴曦，下诏先用文书向他说明利害，然后再用兵。蜀人据守散关不投降，金兵杀戮俘获很多。冯璧说：“敌军拒守，却连累他们的百姓遭祸，岂不是同诏旨相违背吗？”主帅因此怨恨他。冯璧招抚两当的溃散士卒，当天便率领凤州已经投降的官属淡刚、李果一同前往。途中遇到军士抢得的子女、金帛、牛马，冯璧全都夺来交给淡刚，让他们回到各自家中；对那些军士则以违犯军令论罪，杖责后遣送。等到达两当，军民三万多人击鼓欢呼，迎接慰劳他们，冯璧依据朝廷旨意安慰并遣散了他们。回来后，主帅赞许他的才能，上奏请求升他一官。五年，冯璧从东阿丞任上被召回，补任尚书省令史；因宗室承晖推荐，授任应奉翰林文字，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不久转任太学博士。至宁初年，忽沙虎弑君作乱，于是冯璧离职。宣宗南迁时，冯璧当时在东方躲避战乱，从单父渡过黄河前往汴梁，当时的宰相上奏恢复他原来的职务。贞祐三年，升任翰林修撰。当时山东、河朔的军队有六十余万口，依靠县官供给，其中多是行为不法之徒混入军籍。皇帝下诏命冯璧代理监察御史，将这些人裁汰驱逐。总领撒合问冒领军券四百余口，冯璧弹劾查办此事并上报朝廷，皇帝下诏将撒合问杖杀。因此，原来冒籍的人争相自首，裁汰人数减少到几乎一半。冯璧又升了一级官。起初，监察御史本温奉命在孟州裁汰宗室从坦的军队，军士想要谋反，本温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不久有诏旨，命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名将领驻守卫州，其余军众果然叛乱，进入太行山。于是，枢密院上奏让冯璧代替本温完成这件事。冯璧骑马疾驰到卫州，召见四名将领，向他们说明皇帝的意旨。沈思忠等人挟持叛军，请求把这件事上奏；冯璧用大义责备他们，将士们惭愧而服从命令。不久，被裁汰的有三千人。六月，改任大理丞，同台官巡行关中，弹劾上奏贪赃违法最严重的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多人，从此权贵都对他侧目而视。兴定四年，因为宋人拒绝金朝使者在淮河一带通行，朝廷派兵南征，下诏命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打盱眙。牙吾塔不听命令，于是率领精锐骑兵从滁州出发，掠夺宣化，放纵军队大肆抢劫。过去军队所到之处，原野已经萧条，完全没有可供掠取的物资；宋人坚守营垒不出战，牙吾塔只好无功而返。行省上奏说牙吾塔故意违抗节制，皇帝下诏让冯璧佩带金符审讯他。冯璧飞驰进入牙吾塔军中，夺下他的金符，改由其他将帅代理统领。牙吾塔下狱后，士兵喧哗，声称自己的统帅无罪。冯璧愤怒地责备牙吾塔说：“元帅难道想凭军队抗拒制使吗？接受审讯等候罪责的礼法恐怕不是这样。使者回去上奏后，这个案件还能结案吗？”牙吾塔伏地请求处死自己。冯璧说：“兵法规定，进退可以自行决定，但因错失机会导致覆败的，处斩。”当即拟定罪状上报，时人议论都称赞他的刚强。十月，改任礼部员外郎，代理右司谏、治书侍御史。皇帝下诏询问当时政务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冯璧上奏六件事，大意是：减少冗余的俸禄供给，准备选拔精锐部队；对疑似犯罪者从宽处理，以慎重用刑；选择公正廉洁的人来考察官吏；改革屯戍中搜刮削剥的弊病；严禁权贵请托的条令。又分条提出治理自身的四项策略，认为应当辨别贤能与奸佞，信守赏罚，广泛听取和阅览意见以沟通下情，实行贬抑损减以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皇帝因为东方发生饥荒、盗贼并起，任命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随行。道远揭发永城县令和主簿的贪赃，完颜伯嘉同县令有交情，便把县令交给有司，释放主簿而不追问；又在宴饮闲谈时，答应任用参佐克忠等人为台官。冯璧把这些事全部弹劾，完颜伯嘉最终获罪离职。起初，侦察人员报告归德行枢密院说，河朔叛军中有计划偷偷渡河南下的人，行院事务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却轻视此事，没有设防。一天，数百名身穿红衲衣的人连结木筏渡过黄河向南，残害下属县邑后离去。朝廷命冯璧审讯此案。冯璧认为两名将领借口生病而图谋私利，听到敌寇出现便放松防备，敌人来时不出战，离去时又不追击，依法都应当处斩。有人替他们说情：“两位将领都是宠臣，而都水监使家产累计巨万；如果向宫中近臣求援，一定会从轻发落。您只是白白得罪权贵，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冯璧叹息说：“睢阳的行宫，是东方藩镇重兵驻扎的地方，连宫门前的敌寇都不能抵御，事情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于是立即把拟定的罪状完整上报。四年，升任刑部郎中。关中发生旱灾，皇帝下诏让冯璧和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当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其属下十多人，都因弃城罪应当处死，被关在同州监狱等待上报裁决。同州官员揣摩上意，询问冯璧应当怎样处理。冯璧说：“河中如今是重要地区，朝廷商议准备把它作为皇帝驻跸之所；如果失去这里，河南、陕西就有唇亡齿寒的忧患。因为他们是宗室勋贵，所以派他们镇守；平时无事时竭尽百姓的财力修浚筑城，一旦有警报却立即焚毁城池逃走。这样的罪行如果不诛杀，三尺法就没有用了。”最终以没有冤情上奏。冬季十月，出任归德府治中。不久，改任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任同知集庆军节度使，到任后立即上章请求退休，升一官后退休。正大九年，河南失守，他向北归去；又过了几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译李献甫，字钦用，是李献能的堂弟。他博览通晓经书史传，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和地理学。他为人有才干和谋略，心志所及之处，远远超过常人，所以当时人称赞他“精神满腹”。兴定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咸阳簿，后来被征召为行台令史。正大初年，西夏使者来请求和议，朝廷派翰林待制冯延登前往商议，当时献甫任书表官，随同前往。西夏使者很有口才，冯延登无法驳倒他，双方往返辩论数日仍未定论，直到谈及岁币，献甫也不能平息争议，便从旁进言说：“夏国和我国友好相处已有百年，如今即使改变君臣的名分，成为兄弟之国，让兄长缴纳财币，难道有依据吗？”使者说：“兄弟关系暂且不论。宋朝每年向我国输送二十五万匹币帛，成例都在，难道只有你不知道吗？金朝如果一定要恢复旧日友好关系，就不能不依照这个成例。”献甫变了脸色说：“使者还忍心这样说吗？宋朝用岁币诱饵来笼络你们，并赐给你们国姓，却傲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竟没有一个人醒悟。我本以为使者应当对此避讳，没想到今天反而公开说出来。使者如果果真能主持这个议议，依照赐姓的成例办理，那么敝国即使每年捐出五十万，献甫也请求亲自承担。” 西夏使者无言以对，和议于是确定下来。后来朝廷记录他的功劳，授任庆阳总帅府经历官。不久又征召他任长安令。京兆行台所在地，供应和开支事务非常繁多，献甫处理起来却常常像绰绰有余，县中百姓因此得以安定。入朝任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充任行六部员外郎，守备方面的谋略当时的宰相很倚重他。因功升任镇南军节度副使，兼任右警巡使，后来死于蔡州之难，时年四十岁。他所著的文章名为《天倪集》，留在汴京。献甫死后，他的家也破败了，同年进士华阴人王元礼将文集购得，流传于世。雷渊，字希颜，另字季默，是应州浑源人。他的父亲雷思，是有名的进士，官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所注《易》流传于世。雷渊是庶出，年纪又最小，几个哥哥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父亲死后，他不能安居家中，于是发愤进入太学。他衣服破旧、鞋子磨穿，坐榻上没有席子，自己赤脚露足，常常端坐读书，不迎送宾客，人们都认为他傲慢。他的朋友商衡常替他辩解，并且周济救助他。后来他跟随李之纯交游，于是知名。至宁元年考中词赋进士甲科，调任泾州录事，因高庭玉案件获罪，几乎被处死。后来改任东平，当时河朔是重兵驻扎之地，骄横的将领和强悍的士卒倚仗外敌势力而自重，从行台以下的官员都对他们抚慰迁就，雷渊出入军中，昂然自若，不肯屈服。不到几个月，街巷间便有许多人画他的画像，即使大将也不敢把他当作新进的书生看待。不久升任东阿令，转任徐州观察判官。兴定末年，被召任英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任应奉翰林文字。授任监察御史，所陈五件事都合乎皇帝旨意，又弹劾官员从不回避权贵；出巡各郡县，所到之处都获得威望和声誉，奸恶豪强违法者立即杖杀。到蔡州时，杖杀五百人，当时人称他为“雷半千”。他因此被人控告，罢官离职。过了很久，因宰相侯挚推荐，起用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升任翰林修撰。一天夜里突然去世，时年四十八岁。正大庚寅年倒回谷战役中，雷渊曾上书驳斥朝臣孤注一掷的论调，援引论据深刻切实，明白易见，但主持军务的人阻挠了他，谋略最终没有施行。他身材雄伟，胡须张扬，嘴巴张开，面色红润如丹，眼睛像远望大海；遇到不平之事，就会把疾恶如仇的神情显露在脸上，有时咬牙切齿大骂不止，即使自己痛加惩戒，也仍然无法改变。他写文章和诗歌喜欢追求新奇。善于结交朋友，凡是当权的贵人和显要，以及平民中的名士，没有不与他往来的。他居住京师时，宾客接连登门，从未离开过他的住处；家中没有多余钱财，但接待宾客却十分丰厚。任官时喜欢树立名声，初次考中进士，代理遂平县政务，年少气盛，打击豪强，揭发隐秘的奸情，一县大为震动，称他为神明。曾擅自鞭打州中首领属吏，州里发文召他，他不应命，因而罢职。后来凡是任职一处，往往都声势显赫，也因此获罪，始终不能通达。程震，字威卿，是东胜人。他和哥哥程鼎一起考中进士。程震入仕后以才能闻名。兴定初年，皇帝下诏让百官推荐县令，程震得到陈留县，治理成绩成为河南第一，被召入朝授任监察御史，弹劾官员从不屈服。当时皇子荆王任宰相，他的家僮们倚仗势力侵扰百姓，程震依法弹劾他们，上奏说：“荆王是陛下的儿子，肩负天下重任，却不能向上辅佐君父，共同渡过艰难，反而只倚仗权势，蔑视废弃典章礼制，收受财物，任免官吏。还放纵奴仆侵夺百姓，名义上说是公平买卖，实际上是胁迫强取。种种违法行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陛下连自己的家都不能整顿，却想整顿天下，难啊。”于是，皇帝责备荆王，从内府拿出银两赔偿货物价钱，杖打了数名违法尤其严重的大奴。不久，程震因被旧日属吏控告而获罪，罢官。一年多后，吐血而死。程震为人刚正直率而有才干，舍弃自身安危以奉行国事，从不稍有徇私。他任御史后，御史台纲纪大为振作，因此被小人侧目的很多，不能长久留在朝廷，士大夫舆论都为他惋惜。赞曰：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都是金朝末年的豪杰之士。邠州、泾州发生变乱时，韩玉招募士兵，十天就得到一万人。牙吾塔凶暴，冯璧用王法约束他，他最终不敢妄动。西夏人援引宋朝成例索求岁币，李献甫以宋朝赐给西夏国姓一事驳斥他们，西夏使者无言以对，和议于是定下。雷渊任御史时，权贵都收敛躲避，古代的国士又有谁能超过他呢？韩玉因疑忌而蒙受冤屈，冯璧、雷渊疾恶太过，议论者以严酷讥讽他们，但瑕疵难道可以遮掩美德吗？程震弹劾荆王使其获罪，行迹可与冯璧、雷渊相比，却也因群小与他抵牾而死，正直之士不被世俗所容，已经很久了。唉！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