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十

译志第三十。食货四。盐。金朝制度中，专卖货物共有十类，即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居首位。贞元初年，蔡松年任户部尚书，开始恢复钞引法，设置官员和钱库来制造钞券、盐引。钞，是与盐司簿册相合的凭符；引，是与司、县核验缴纳数目相会合的凭证；每七年修订一次。起初，辽、金旧地靠海，产盐很多；上京和东北两路食用肇州盐，速频路食用海盐，临潢以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都足以供境内百姓食用，曾经征收盐税。等到取得中原地区，盐场增加了一倍，所以设置官署、制定法令更加详细。然而制度增减不一，盐场废置没有常规，也只是随着时势救治弊病罢了。益都、滨州原先设置两个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和山东各盐务增加盐利，有人违反禁令卖盐，朝廷担心长久下去或许会破坏法令，于是合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把辽东等路的各盐场合并为两个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把狗泺改为西京盐司。此后只设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个盐司。山东、沧州、宝坻的盐，每三百斤为一袋，二十五袋为一大套；钞、引、公据三种凭证都齐备后，才允许卖盐。小套为十袋，或五袋，或一袋；每套一张钞券，一张盐引，盐引的数量同袋数相等。宝坻的零盐按斤数核算，有六斤之三、六斤之一等不同规格，另发给小钞和小引，以便销售。解盐二百五十斤为一席，五席为一套；钞引同陕西转运司一起发卖。向陕西军营输送粮食的，可以凭公牒兑换钞引。西京等盐场按石计算，大套五石，小套三石；北京大套四石，小套一石；辽东大套十石，都是一套一张钞券、一石一张盐引。零盐积满十石，也是一张钞券、十张盐引。各地食盐的行销界限，都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山东、沧州九个盐场，行销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各府路，以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各州。莒州十二个盐场中，涛洛场行销莒州，临洪场行销赣榆县，独木场行销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行销涟水、沐阳县，信阳场行销密州；这五场又同大盐场一起行销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行销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销即墨、莱阳县；这两个盐场的钞引以及半袋的小钞引，允许本州、县销售。宁海州五个盐场都销售零盐，不使用引目。黄县场行销黄县，巨风场行销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销福山县；这三个盐场又通行于邻县栖霞。宁海州场行销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销文登县。宝坻盐行销中都路，平州副使在马城县设置机构储存钱款。解盐行销河东南、北路，陕西东路，以及南京河南府和陕、郑、唐、邓、嵩、汝各州。西京、辽东的盐各自在本地行销。北京的宗盐、锦盐以及末盐，行销本路和临潢府、肇州、泰州境内，同它接壤的地区也包括在内。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制定军人私自煮盐和盗卖官盐的法令，命猛安、谋克负责巡捕。三年十一月，下诏赐给益都、滨州、沧州盐使司银牌。十一年正月，采纳西京盐判宋俣的建议，重新确定狗泺盐场，设置六品盐使司，以宋俣为盐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使，以当年收入钱数作为定额。四月，因为乌古里石垒部百姓饥荒，免除其盐池税。十二年十月，下诏西北路招讨司所属猛安中的贫民以及富人的奴婢，都发给食盐。宰臣说：“距离盐泺远的地方，所得盐食还抵不上往返道路费用。”于是命令按人口发给盐价，富家奴婢最多按二十口计算。十三年二月，把永盐专卖并入宝坻使司，免除平州、滦州的盐钱。沧州原先废弃的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求恢复设置，诏令派使者考察。有关官员说：“这个盐场兴办后会损害沧盐的税收，而且食盐户仍照旧，盐货每年增加，必然只是多积存而卖不出去。”于是搁置了这项建议。三月，大盐泺设置盐税官，又免除乌古里石垒部盐池的税。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说：“宝坻及附近各县多有缺粮，可以降低盐价、提高粮价，用粮食交换盐。”皇帝命宰臣议论，大家都说：“盐不是大量食用的东西，如果降价换粮，恐怕时间久了卖不出去，以至于盐课亏损。今年粮食有七十多万石运到通州，接着又有恩州、献州等六州的一百多万石粮食运来，足以赈济百姓，不必交换。”于是停止此事。十二月，停止平州椿配盐课。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百姓李孜收取日晒盐，大理寺把私盐和刮取咸土两种罪法一并上报。宰臣认为这不能同私盐相比，唯独张仲愈说：“私盐罪重，但犯法的人仍然很多，不可放纵。”皇帝说：“刮碱土不是煎盐，为什么要同私盐相同？” 张仲愈说：“这样一来，渤海人就会任意刮取碱土食用，将要侵损官府盐课了。”他极力进言不止，皇帝于是把李孜按刮碱土的罪名定罪。后来再有犯者，就按照私盐法论处。十一月，张邦基说：“宝坻盐课如果每石征收正课盐一百五十斤，恐怕会有风干损耗。”于是命令每石加征损耗盐二十二斤半，并提前一年借给灶户钱款，来补偿盐价，以优待灶户。

译二十四年七月，皇帝在上京，对丞相乌古论元忠等说：“会宁尹蒲察通说，当地猛安、谋克户生活非常艰难。过去速频以东食用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用肇州盐，起初定额一万贯，如今增加到二万七千贯。如果取消盐引，增加灶户，或许就容易取得盐。”乌古论元忠回答说：“已经派使者到咸平府以东筹划过了。”皇帝说：“不必等这件事，应当赶快办理。”蒲察通又说：“可以撤销上京酒务，听任百姓自行酿造以缴税。”皇帝说：“先前滦州等地也曾允许百姓煮盐，后来因不便而停止，如今怎么可以让百姓自行卖酒呢？”二十五年十月，皇帝从上京回来，对宰臣说：“我听说辽东，普通人家食盐，只要没有盐引就按私盐治罪。百姓慢慢买盐食用，怎么会有盐引呢？可以只令他们分散办理，或者询问百姓，听从他们的意愿。”于是下令撤销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讨论盐务，皇帝说：“盐使司虽然办理官府盐课，但向来扰民。盐官每次外出巡察，巡捕人员往往私自带着官盐，到达之处索取贿赂和酒食，稍不如意，就拿所带的盐诬陷人家为私盐。盐司如果只想谋求增加盐利，即使明知是诬陷，也仍然加以刑罚。应当另设巡捕官，不要同盐司发生关联，这样或许可以革除弊病。”五月，创设巡捕使，山东、沧州、宝坻各设二员，解州、西京各设一员。山东设在潍州、招远县，沧州设在深州、宁津县，宝坻设在易州、永济县，解州设在澄城县，西京设在兜答馆，品秩为从六品，直接隶属尚书省和户部；各给银牌，抽调盐使司的弓手充任巡捕人员，并且禁止他们到百姓家中搜查。若查获食盐不超过一斗，不得追究；只有盗卖、贩卖、私煮食盐的才逮捕。三百里以内归转运司管辖，三百里以外就交给沿路府的提点所治罪；盗窃官盐课盐的，也照此办理。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皇帝到隆庆宫朝见，告谕有关官员说：“近来因打猎，知道百姓中有很多因触犯盐禁而获罪的人，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我想让他们依照平州、滦州、太原均办盐课的旧例，允许百姓自行煎盐，命令百官议论此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说：“如果让百姓按人口确定盐课，百姓既要缴纳干办钱，又必然要另行买盐食用，这是加重百姓财力，只白白增加煎盐、贩盐者的利益。而且现在的盐价，是从前钱币容易得到时制定的，今天和过去不同，何况太平日子已久，户口繁衍，按理说每年食盐课额应当有所增加，却反而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官府定价过高，贫民贪图私盐便宜，导致官盐课额亏损。近来已经把宝坻、山东、沧州的盐价降到每斤三十八文，请再减去八文，每年不过减少一百二十多万贯；官价既然便宜，售出的数量必然增加，自然会有盈余，也不会完全损失所减的数额。何况如今府库金银折合钱约有一亿贯有余，即使盐课不足，也足以补充一百多年国家的日常用度。如果量入为出，必定没有不足的忧患。请下令平州、滦州干办盐课也降低价格，各路巡盐弓手不得擅自巡捕，这样或许可以革除诬陷欺罔的弊病。” 礼部尚书李晏等说：“所谓干办，既不是美好的名目，也不是良好的办法。如果一定要杜绝私自煮盐、盗卖盐的弊病，不如把每斤盐减为二十五文，使官盐和私盐价格相同，那么私盐自然会停止。并且巡盐的士兵、官吏往往挟带私盐诬陷别人，可以规定他们必须同所属司、县约定会合后，才允许巡捕；违反者由按察司治罪。”刑部尚书郭邦杰等认为：“平州、滦州靠海，太原有盐碱地，可以依旧实行干办，其余地方同意郑俨的意见。”御史中丞移剌仲方说：“私煎、盗贩盐的人，都是明知禁令却仍然犯法的。可以选用能干官吏充任巡捕使，但不许进入百姓家中搜查。”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求每斤减为二十文，撤销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认为干办方便。宰臣上奏：“每斤官本是十文，如果减为二十五文，似乎最为适中。巡盐弓手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盐官出巡时必须约同所属官员前往；没有一同捕获的，不治罪。可以从明年五月一日起实行。”皇帝于是命令宝坻、山东、沧州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经发出盐引而尚未支取的，按新价补足；其余都依从所请。十二月，于是撤销西京、解州巡捕使。当时既已下诏停止干办盐钱，十二月又因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论北京、辽东盐司的利弊，于是重新设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每年以十万多贯为定额，辽东路以十三万贯为定额。撤销西京和解州巡捕使。明昌元年七月，有人上书论事说，河东北路每年征收十万贯干办盐钱太重，因此百姓多逃亡迁徙，请求放宽征收督促。皇帝命令等农闲时派使者察看。十二月，确定禁止司、县擅自征收盐制。二年五月，尚书省大臣认为山东盐课不足，大概是因为盐司官出巡时不敢擅自捕人，必须约同所属官员前往，因而百姓不害怕。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如有盗卖盐者，盐司官可以立即捕捉；百姓私煮盐或藏匿私盐，则须约同所属官员搜查。巡尉和弓兵若未同盐司约定，不得擅自进入百姓家中。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论说：“军民犯私盐，三百里以内由盐司按罪，远处交给提点所，都向贩卖、制造者征收捕获赏钱。猛安、谋克部落的人煎盐、贩盐以及盗盐，主管官员按赎罪论处；犯三次杖责，能够捕获犯人就免罪。又因滨州渤海县永和镇距离州城很远，恐怕藏匿盗贼和私盐，可以改为永丰镇和曹子山村，各设置巡检。山东、宝坻、沧州盐司判官请求升为从七品，并用进士充任。”皇帝命令猛安、谋克中应受杖责的事项再行议论，其余都依从。尚书省上奏：“山东滨州、益都九个盐场的盐行销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个盐场只行销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自有规定的课额。与九场相比，五场的课额不同。” “如果让它们同九场合并考核增减，五场官员倚仗九场课额大，恐怕不肯尽力，反而滋生奸弊。”于是确定五场自行合并考核。旧法规定同盐司使、副使一起考核，到这时才改掉。

译五年正月，八个小盐场的盐官左荜等因课额达不到规定数目，交上告敕。于是派使者查验十三个盐场，重新确定课额。除了涛洛等五场设有管勾，可以立即恢复办理外，其余八场按照左荜所告，依大定二十六年的制度，从现行管课开始，依新例永久比较考核。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说：“八个小盐场如今新定的课额有的减少一半，如果都按照新课额，而旧课额已经办理入官，恐怕减少的钱数很多，于是有人作弊，实际收取的钱数又不能全部如实登记上缴。”于是依照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度，命令从当日起收办。十一月，按照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私酒、私曲，由转运司审理定罪；于是重新规定，军民犯私盐，一律归盐司管辖；犯私酒、私曲，归转运司管辖；三百里以外的，交给提点所。如果逮捕审问犯人，而所属官员吝惜不予遣送，判徒刑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论说：山东、沧州旧法每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因赦恩和特别诏令减为三十文，计算在内共减少一百八十五万四千多贯。后来因国家用度不足，于是上奏确定每斤再增加三文，为三十三文。到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盐利极大，如今天下户口繁衍，食盐的人数比以前增加一倍，军储中支取盐引的也很多；况且盐是日常不可缺少的物品，怎么会因为价格高低而使需求有多有少呢？如果不随时取利，恐怕白白失去这些利益。”于是重新确定山东、宝坻、沧州三个盐司的价格，每斤增加到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钱，增加到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加到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价每石二贯钱，增加到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价每石一贯五百文，增加到二贯钱；价格增加后，又增加销售数量。七盐司旧课每年收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到这时增加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 山东旧课每年收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加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加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收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加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收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加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收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加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收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加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收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加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四月，宰臣上奏：“按法律，猛安、谋克有人告发私盐而不捕捉的，要杖责；其部落中有人犯法而没有察觉的，按人数多少定罪。如今竟有本人亲自犯法的，且同犯私酒、私曲、杀牛的人一样，都是世袭权贵之家，不能不加禁止。”于是制定徒刑年限和杖数，不准以赎罪代替；罪不够徒刑的，杖责五十。八月，命令山东、宝坻、沧州三个盐司每年春秋两季派使者督促按察司和州县巡察私盐。泰和元年九月，尚书省大臣认为沧州、滨州两个盐司每年购买盐席一百二十万，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清州北靖海县新设置沧盐场，原是旧日的猎地，地势低湿、芦苇很多，应当放宽禁令，允许百姓按时采割芦苇编织盐席。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说：“旧制规定，捕获、告发私盐、私酒、私曲的人，按斤数发给赏钱，赏钱都向犯人征收。但盐官捕获的计入正课，巡捕官捕获的却没有赏钱；巡捕军得到的赏钱是普通人的一半，免役弓手又只有巡捕军的一半。这是罪行相同而赏赐不同。请把司、县巡捕官本来不应得的赏数，以及巡捕弓手被减掉的赏数，都征收入官，那么罪罚和赏赐就公平了。”下诏依从。三年二月，规定解盐司使治理本州事务，副使治理安邑。十一月，确定进士授任盐使司官职时，按照科举榜次和入仕先后拟定任用。四年六月，因七个盐使司的课额七年一定为制度，每斤增加到四十四文。当时桓州刺史张炜请求用盐交换粮米，诏令尚书省大臣议论。六月，诏令说，山东、沧州盐司自从增加新课额以后，亏损逐年累积，大概是因为官府既不筹划经营，而管勾、监同以及共同办事人员又互相勾结作弊，才造成这种情况。立即选派有才干的人替代两盐司的使、副，以进士以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各局分出身者中廉洁谨慎的人充任管勾，罢免原来的官员。十月，西北路有人触犯禁采花碱的规定，想按私盐罪论处。宰臣说：“如果同私盐相比，二者还是不同。”诏令制定法制：收取碱的人杖责八十，每增加十斤罪加一等，最高只判徒刑一年；赏赐依照私矾的旧例。五年六月，因为山东、沧州两个盐司侵损课额，派户部员外郎石铉前往查验。石铉回来后说，让两个盐司分别办理较为方便。诏令把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州、陈州、蔡州、许州、颍州交给沧盐司，把山东东西路、开州、濮州、归德府、曹州、单州、亳州、寿州、泗州交给山东盐司，各按人口承担盐课。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说：“海边百姓容易得到私盐，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可以按户口平均摊配。”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论利弊，按察司说：“莱州、密州等州近年来歉收，按人口卖盐，所收虽然不多，百姓却认为负担很重，恐怕导致流亡。而私自煮盐的人都是没有户籍的人，难道会因为摊派购买就不做了吗？”于是制定制度，命山东、沧盐司都乘驿马巡察辖境。

译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说：“国家经费只依赖盐课，如今山东亏损五十多万贯，大概是因为私煮、盗卖盐的人结成团伙；盐司不能捕捉，统军司、按察司也不加禁止。如果只按犯私盐的人数论处，罚俸降职，他们将会压下不报，以后更加难以控制。应当制定制度，按照各官任职期间实际增加或亏损的盐课数额，由盐司报送尚书省和户部，作为升降官职的依据。”于是下诏：各统军司、招讨司以及京府州军的官员，所属辖区有人犯法的，两次就扣除半个月俸禄，一年五次就奏请裁处；巡捕官只要犯法就决杖；命按察司和御史察访。四月，采纳涿州刺史夹谷蒲乃的建议，允许莱州百姓缴纳的盐钱用丝、绵、白银或钞券交纳。七年九月，确定西京、北京、辽东盐使司判官以及各盐场管勾的盐课增减升降标准：凡文资官吏、各局署承应人，以及按资历考核任用的人，盐课增加但不到规定分数的，升本等级的首位；增加一分，减一资；增加二分，减二资并升一官；增加四分，减二资并升二官；亏损的则按此标准降级。任期届满回任、由考验官拟定任用的，盐课增加但不到规定分数的，升本等级首位；增加一分，减一资；增加二分，减一资并升一阶；增加四分，减二资并升二阶；亏损的也按此标准降级。十二月，尚书省根据卢附翼的建议，制定灶户盗卖课盐的法律：如果在应纳盐课之外还有余盐，就全部上报官府；私自留下的，罪减盗盐一等。如果刮取碱土煎盐食用，采黄穗草烧灰淋取卤水，或者用发酵的粥酿酒，杖责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说：“盐场管勾自从改为由进士和诸科人选授，而监官失去破格升任县令的阶次，因此懈怠并造成课额亏损，请求恢复旧制为便。”有关官署认为，泰和四年改注时，应当选取当时到部的人截取替代，于是拟定用秋季到部的人任用替代。八年七月，诏令淮河沿岸各榷场，允许官民用盐进行交易。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说：“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各县盛产碱卤，百姓私自煎盐，无法禁止。”于是下诏设置盐场，各设判官、管勾一员，隶属户部。不久，御史台上奏：“各县都被有势力的人夺取经营，商贩因而无法通行。”于是敕令御史分头巡行，申明禁令。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说：“绛州、解州百姓大多以贩盐为业，从大阳关交换陕西、虢州的粮食，回来渡河时，官府又强行收购其中八成，除去旅费之外还能剩下多少？河南行部又自行运输盐去陕西换粮，把百姓的利益全部夺走。近几年河东遭遇旱灾、蝗灾，再加上强行收购，物价暴涨，百姓流亡，实在可怜。请停止强行收购，以减轻他们的祸患。”四年七月，庆寿又说：“河中缺粮，既不能得到救济，官府又强行收购来夺取粮食。盐本来是官物，有关官署陆路运到黄河，再用船运到京兆、凤翔，同商人交易，取得困难而且十分劳苦。陕西行部每石又强行收购二斗，这等于官府的东西由官府自己收购。盐本来是官物，有关官署陆路运到黄河，再用船运到京兆、凤翔，同商人交易，取得困难而且十分劳苦。” “而陕西行部每石又强行收购二斗，这就是官府自己收购官物。盐本来是用来交换物资、救济河中的，陕西却又强行取走，这不是夺取又是什么？请让两地都听任百姓方便办理，这样公家和百姓都能得到好处。”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兴定二年六月，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议说：“绥德的嗣武城、义合、克戎寨一带靠近黄河，多产盐，请设置盐场管勾一员，每年可获得十三万多斤盐，能够输纳钱二万贯来帮助军需。”三年，诏令采用他的建议，设置官员卖盐以供边地使用。四年，李复享说：“把河中西岸解盐过去交换所得的一万七千石粟麦，充作关东地区的用度。”不久命令解盐不得通行陕西，因为北方有警，黄河禁令正紧。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说，百姓运输解盐有助于军粮，诏令修筑石墙加以巩固。酒。金朝的酒类专卖沿用辽、宋旧制，天会三年才开始命令专卖官以一年为任期。世宗大定三年，下诏宗室私自酿酒的，由转运司审讯治罪。这一年，尚书省上奏说中都酒户多有逃亡，因此课额更加亏损。皇帝说：“这是官府没有严格禁止私酿造成的。”命令设置一百名士兵，隶属兵马司，同酒使、副使合计一千人巡察；即使权贵之家也允许搜查。奴婢触犯禁令，杖责其主人一百。又命大兴少尹招回恢复酒户。八年，重新确定：酒使司课额达到五万贯以上的，盐场课额不到五万贯的，依旧例通行注授文武官；其余职位都任用有才能、屡次任职而不亏损的人。九年，大兴县官因为广阳镇酒务亏损课额，害怕被扣俸禄，于是把酒分给百姓，让他们缴纳税款。大理寺认为财物没有进入本人腰包，请按赎罪论处。皇帝说：“虽然不是私人贪赃，但贫民也受到伤害，如果只按赎罪办理，怎么惩戒后来的人？”特意命令解除他的职务。二十六年，尚书省上奏盐、铁、酒、曲自从确定课额后，增加各有差等。皇帝说：“我近来在上京时，酒味不好。我想像中都曲院那样征收课额，希望百姓能够得到好酒。我每天的膳食也在减少节省，曾经有一位公主来到，却没有多余的膳食可以给她。” 朕即使每天用五十只羊，又有什么困难！只是想到这些费用都出自百姓，实在不忍这样做。监临官只知道谋求自己的利益，却不知道利益从哪里来。对于能够扩大办理、增加收益的人，就给予升迁奖励；亏损的人，就加以惩罚并降等，仍然重新确定增加和亏损的税额，使其不得少于原定数额。像横班官只要有亏损，就和其他差使一样降等处罚，希望这样能够有所激励和劝勉。比如功酬规定应办二万贯，却只收到一万七八千贯，难以获得两项酬赏的，一定只缴纳一万贯，却往往把其余钱款据为己有。今后可以规定：在现任差使中没有获得酬赏的余钱，与后来差使中增加的钱合并计算作为酬赏，这样钱就可以收入官府。至于监官的食直，如果不先给他们，又凭什么要求他们廉洁？今后凡到了规定期限而到任的人，就采用这个办法。”又奏请停止设置杓栏人。二十七年，议定天下各院务依照中都的先例，改为征收曲课，同时允许百姓卖酒。户部派官员询问辽东路来远军、南京路新息和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缴纳税课以外，是否愿意自行承办税额并卖酒。皇上说：“从前监官大多侵吞官钱，如果让百姓承办，或许可以革除这种弊端。就先试行吧。”

译明昌元年正月，重新确定新的税课，命令从当天起征收办理。中都曲使司在大定年间每年收入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每年收入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在大定年间每年收入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每年收入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七月，确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限，综合比较这些年份，取一年的平均数作为税额。明昌五年四月，尚书省奏道：“从前各地酒税务所设置的杓栏人，是由曾经担任随朝差役的射粮军充任的。大定二十六年罢去杓栏人后，对那些应当服随朝差役的军人，每人另给钱粮，以酬劳役。现在拟把原来征收的杓栏钱用来代替这项添支，命各院务核验所收数额，从中抽取百分之三，随同酒课缴纳，不再计入考核比较，每年约可得到三十多万钱，用来补助国用。”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道：“都城内的曲使司，自从确定税课以来，八年中一直有所增加，应该依照旧法，把八年的课程合计起来，平均取一年的数额，仍然把新增各项物品的一成税钱并入，合计作为税额。今后的税课，每五年确定一次制度。”又命各地酒务从原定额中统一抽取三成作为糟酵钱。泰和六年，规定各院务卖酒的数量分别有定额；如果超过定额卖酒，或者把超过数量的酒带出，都要治罪。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说：“大定年间，酒税每年达到十万贯的，才开始设置使司；后来即使达到二万贯也设置。如今河南使司竟有五十多名官员，白白耗费每月俸禄，应该依照大定年间的制度办理。”元光元年，恢复设置曲使司。○醋税 大定初年，因为国用不足，设置官府专卖醋的制度，以此补助经常性开支。到大定二十三年，国库充足丰盈，于是停止了这项制度。章宗明昌五年，因为有关部门收入不足以支付支出，议论政事的人请求恢复醋的专卖收益，于是命令设置官府专卖醋，具体税额等待当值官员确定。后来又停止。承安三年三月，尚书省大臣认为国用浩大，于是重新实行醋的专卖。收入五百贯以上的，设置都监；一千贯以上的，设置同监一员。○茶 除宋人每年进贡的茶以外，其余茶都在宋境的榷场进行贸易。世宗大定十六年，因为私自贩卖茶叶的很多，于是重新确定香茶犯罪和奖赏的规定。章宗承安三年八月，认为茶叶耗费国用而资助敌国，于是命令设置官府加以管制。派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到河南查看官府制造的茶，他没有亲自品尝茶味，只采纳百姓的说法，称这种茶为温桑，实际上并不是茶，回来便把情况报告皇上。皇上认为这与他的职责无关，杖责七十，罢免了他。承安四年三月，在淄州、密州、宁海、蔡州各设置一个茶坊，制造新茶，依照南方的规定，每斤装一袋，每袋售价六百文。因为商旅一时还没有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按照各路户口平均分配袋数，交给各司、县出售。购买茶引的人，缴纳钱或折合物品，都听凭其方便。五月，因为山东百姓制造、贩卖私茶，侵夺并比拟官府专卖货物，于是规定依照私自煎炼、贩卖矾的条例处罚，判处徒刑二年。泰和四年，皇上对宰臣说：“朕赏赐的新茶，味道虽然不佳，难道就不能吃吗？近来命近侍察访，才知道山东、河北四路竟然把茶全部强行摊派给百姓。既然说是强迫百姓，就应当依法治罪。这件事还不知道是转运司和县官谁做的，所属按察司也应当连坐治罪。你们查核属实后报告。今后每袋茶的价格减为三百文；到第二年四月还卖不出去，即使腐败了也没有关系。”泰和五年春，停止设置制造茶叶的茶坊。三月，皇上告谕尚书省大臣：“现在虽然不再制造茶叶，也不要砍伐茶树；茶树所在的地方，任凭百姓耕种、砍柴。”六年，河南茶树枯死的，命令补种。十一月，尚书省奏道：“茶只是饮食之外的东西，并非必需品。近来上下竞相饮茶，农民尤其严重，城市中的茶馆接连不断。商旅大多用丝绢换茶，每年耗费不少于一百万，这是用有用的物品换取无用的物品。如果不禁止，恐怕财物损耗会更加严重。”于是命令七品以上官员，只有其家中才允许饮茶，仍不得出售或馈赠。其余不应当留下的茶，按斤两分别制定罪赏。七年，重新确定饮茶制度。八年七月，议论政事的人认为，茶不过是宋地出产的草芽，却用中国有益的丝锦绢帛去交换，这是不可以的。国家的盐货出自卤水，每年取用不尽，可以用来交换茶叶。尚书省大臣认为所能交换的物品不够广泛，于是奏请兼用各种杂物进行贸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尚书省大臣因为国势窘迫、财物耗尽，奏道：“金币、钱、粮，是世上不能一天缺少的东西。茶本来产于宋地，并不是饮食中的急需品，而从前商人却用金帛去换取它，这只是白白耗费财物。泰和年间曾经禁止，后来因为宋人请求和好，才停止禁令。战争兴起以来，又重新实行禁茶，但犯法的人并没有明显减少，边民又窥伺其中利益，越过边境私自交易，恐怕因此泄露军情，或者使盗贼进入境内。如今河南、陕西五十多个郡，每郡每天食用的茶大约二十袋，每袋价值白银二两，这样一年中白白耗费百姓白银三十多万两。怎么能拿我们的有用货物去资助敌国呢？”于是规定：亲王、公主以及现任五品以上官员，原先已经储藏的茶可以保留，但禁止出售和馈赠；其余人一律禁止。犯法者判徒刑五年，告发者赏宝泉一万贯。○各种商税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把都城空闲的土地赐给随朝大小职官以及护驾军，七月，分别征收钱款。大定二年，制定院务创办亏损和功劳酬赏的等级。八月，停止各路关税，只命令进行稽查。三年，尚书省奏道：“山东东西路转运司说，坊场、河渡有很多拖欠。”诏令依照监临官制度，按拖欠年份的远近分别减免。又因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的建议，制定城郭中出租房屋的税制。五年，因为此前河泊已经停止设置官员，又重新召募百姓投买；两界之后，仍旧设置官员。二十年正月，确定商税法：金银抽取百分之一，各种物品抽取百分之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说天下河泊已经允许与民共同获利，原来七处设置的官员可以罢免，交给所属机构禁止豪强擅自占有这些利益。

译明昌元年正月，敕令尚书省确定院务的税课和商税额。各路使司所属院务共一千六百一十六处，比旧额减少九十四万一千多贯，于是停止坊场，免除出租房屋的税。十月，尚书省奏道：“如今天下使司和税务，既然已经减少课额，而监官因增收或亏损已有升迁、追究降等的制度，就应当停止提点官所给予的赏罚俸禄制度，只委托提刑司考察提点官侵犯场务的行为，按照制度论罪。”诏令同意。二年，诏令减少南京出租官房和地基的钱。三年，告谕提刑司，禁止有势力的家族独占山泽之利。又司竹监每年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运送给都水监，用来准备河防；其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芦苇钱二千贯，作为定额。明昌五年，进言者请求恢复过去设置的坊场，皇上不准，只允许增加设置院务；诏令尚书省斟酌制定制度，于是拟定辽东、北京依旧允许百姓分担承办，中都等十一路派官员巡按查看，酌情在二十三处增设院务。从本年九月一日起划定界限，制度获准。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每年收入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多贯；承安元年，每年收入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规定院务税课亏损的，命令转运司派官监督专卖。○金银税 大定三年，规定允许百姓开采金银矿冶，按二十分之一征税。泰和四年，进言者认为金银抽取百分之一、各种物品抽取百分之三，如今物价比过去高，除金银以外，其他物品的税额无法完全包括；其余金银可以一并增加一成。诏令同意。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说：“旧制中，小商贩贸易各种物品收钱百分之四，而金银是贵重细物，多出自富有之家，却只收百分之三，这是不相称的，也请求一律按百分之四征收。”尚书省大臣商议认为这样恐怕会导致更多隐匿，于是仍旧依从原来的制度。脱脱《金史》志第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