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六

译列传第四十六 胥鼎、侯挚、把胡鲁、师安石 胥鼎，字和之，是尚书右丞持国的儿子。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入仕后以能干著称，历任官职，升为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去世，胥鼎离职服丧。四年，尚书省起用他恢复官职，任著作郎。皇帝说：“胥鼎是世家子弟，他的才能怎么样？”宰臣奏道：“为人非常能干，能够办成事情。”皇帝说：“著作郎职务清闲，只是如今没有其他空缺，姑且授给他吧。”不久，升为右司郎中，又转任工部侍郎。泰和六年，胥鼎提出关于急递铺传送公文制度的意见，皇帝采纳了，当时人们认为很便利。至宁初年，中都遭受敌军进攻，胥鼎由户部尚书升任参知政事。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任泰定军节度使，兼任兖州管内观察使；尚未赴任，又改任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胥鼎认为京城中缺粮的贫民很多，应当立法赈济救助，于是奏道：“京师官员和百姓中，如果有人能够供养救济贫民，应根据所供养的人数和情况为其升官晋职，以此加以劝奖。”于是制定权宜出售恩例的条例，如升官晋职、服父母丧者允许应举求仕、官监户恢复平民身份等类别，交纳粮食和草料各有定额，因此救活了很多人。四月，授任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要南渡，留胥鼎任汾阳军节度使，兼任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任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暂代宣抚使。三年四月，他提出十三件有关利害的建议，如积储军粮、准备黄河防务、选官审理案件、精简将领、训练士卒、钞法、户籍等，皇帝颇多采纳。又说：“平阳一年两次遭受兵灾，百姓逃散死亡，楼橹的修缮还没有完成，衣甲器械极少，粮仓连两个月的粮食也没有。夏季田地已经被军队践踏，又没有下雨，秋季播种还没有进行。即使有一些返回故业的残存百姓，也都是老弱，不能耕种，哪里足以向他们征收赋税。近来听说北方刘伯林在野狐岭聚集军队，将要深入平阳、绛州、解州、河中，进而抵达河南。战事已有期限，储备却没有准备好，如果不迅速安排，实在关系到社稷和百姓的大计。请求下发空名宣敕一千道、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道，用来补充军粮储备。”皇帝说：“胥鼎说得对，有关官署应按数目赶快发给他。” 七月，就地授任本路宣抚使，兼任原职。朝廷想要调走代州戍兵五千人，胥鼎上言说：“山岭以外的军队已经全部南迁，代州是边境要地，正应当增加兵力加以守卫，如今反而削弱它的力量，一旦敌军到来，拿什么抵御？平阳把代州作为屏障，怎么可以撤去。”尚书省奏请依从他的请求，诏令批准了。胥鼎又说：“近来听说朝廷命臣实行清野，我认为臣所管辖的是河东南路，太原则属于河东路北路；大军如果到来，一定先从北路开始，所以清野应当先北后南。何况北路庄稼成熟较早，如果先清空那里，敌军没有东西可抢，势必自行停止。否则，南路虽然清野，谷物和草料却堆积在北路，这是资助敌军并把他们引向南方。臣已经发文通知北路宣抚司，请再下诏告谕他们。”不久，大军果然离开境内，皇帝下诏赐予嘉奖说：“卿凭借文武才干，承担军队和百姓的重任，前往镇守一方，牢固边防，使朕的忧虑立即消除，谁能比得上卿的功劳？应更加勉励忠诚勤勉的节操，以取得安抚平定的功绩，来充分符合朕的心意，今后还会有更多宠赏。”不久因他善于制定谋略使敌军退兵，官阶晋升一级。十月，胥鼎上言说：“臣所统率的义军，都是过去弃本逐末、勇猛凶悍的亡命盗窃之徒，如果没有训练、统摄的官员加以管束，他们就会结朋聚党，无所不为。请求允许臣酌情设置总领义军使、副使以及弹压官，并且每五千人设置一名训练官，不仅预先加以防范约束，使他们有所畏惧顾忌，还要让他们熟练武艺，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皇帝采纳了。四年正月，大军攻掠霍州、吉州、隰州三州，不久步兵骑兵六万人包围平阳，猛烈进攻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击退敌军，并且上言说：“臣以便宜之权设置官职和赏赐，预先张贴文榜，招回被胁迫而随从敌军的人七千多名；功绩达到要求的又有六千多人，都让他们恢复原业。臣私下认为，凡是被俘尚未归来的人，更应多方招抚引诱；已经回来的人，应让他们选择居住之处，并优厚地加以救济抚恤，不要使他们无所安身。”皇帝批准了。二月，授任枢密副使，暂代尚书左丞，在平阳行省处理政务。当时胥鼎正上表请求退职，皇帝不准，于是晋升授任他，并派近侍告谕说：“卿父子都是朕所了解的人。过去卿执政时，因为有人进言，朕就把河东的事情交给卿，卿果然能够努力，使那里得以保全无虞。如今国家多难，除了卿还有谁可以依靠？卿退职很容易，难道能不考虑社稷大计吗？现在特意授予卿这个职务，近在咫尺即将防备秋季敌情，更应尽心尽意。” 当时河南的粟麦不许贩运过黄河，胥鼎上言说：“河东多山地险阻，平时本地出产尚且不能遗漏，夏秋两季连年丰收，还常常依靠陕西、河南之间互通贩运粮食。何况如今屡遭战争，农民逐渐减少，又没有雨雪，缺粮十分严重。解州屯驻的军队很多，粮食储备仅够一个月。我看到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都拦阻粟麦，不许过河，臣担心军民不得安宁，或许会产生内部祸患。希望朝廷允许输送贩运，以缓解解州的急需。”皇帝采纳了。他又说：“河东经历战乱之后，疲惫的百姓稍稍恢复，但男丁和耕牛都已经很少，不能耕种；又加上大旱、蝗虫和螟虫灾害，而军粮供给所需的征收又很急迫，贫困无依的人都已经缺粮，富户过去储藏的粮食也被盗贼抢掠，几乎已经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他们的困苦憔悴也太严重了。有关官署应当奉行朝廷的仁德之意，谋划安定聚集百姓；可是潞州帅府却派官员到辽州、沁州等郡搜括余粮，悬赏重金诱使人互相告发。州县害怕帅府，鞭打、拷问、械系，所到之处骚扰不安，实在值得怜悯。如今大军既已离去，只应裁减冗余军队，节省浮费，招集流亡百姓，劝导督促农业生产。他们不做这些事情，反而使受创伤的百姓再次遭受这种苦难，这是敌兵还没有到来，自己先把自己削弱了。希望朝廷赶快停止此事；如果经费果真不足，用恩例劝导百姓交纳粮食，难道不比强行搜括好吗！”他又说：“霍州回牛、夙楼岭等险要处，戍卒将近四千人。如今敌军已经离去而农事正要兴起，臣请求酌量留下侦察候望的士兵，其余全部遣返回乡；有警报时再征召。这样既能让百姓休息，又能节省县官的负担，万一敌军到来，也足以抵御。办一件事而获得两种利益，臣斗胆请求。”诏令立即施行。

译他又说：“河东两路的农民逐渐减少，而驻军却越来越多，所以每年粮食储备常常苦于接济不上。臣切实看到，潞州元帅府虽然设置了卖爵恩例，但条目太少，没有完全用尽劝诱的办法，所以进献粮食的人很少。应当增加条目，像中都当时那样，并且允许各路宣抚司都可以发卖，或许能够多得到储粮，以补充不足。”于是尚书省重新制定制度，奏请施行。他又说：“交钞贵在流通，如今各路印造的数量少于流通所需，如果不设法回收，就难免发生缺漏和弊病。应由行省、行部根据百姓的财力征收，以补助军用。河中宣抚司也因发放的宝券已经很多，百姓不重视，请求按照百姓贫富征收。不过，如果陕西也一律征收，那么那里所有的宝券每天都会集中到河东，这和不征收有什么区别？而且河北宝券因为不许在河南流通，所以更加滞塞，将会耽误军粮储备并引发事端。”当时河北宝券被商旅携带贩运到南方，导致物价飞涨，于是限定各路分别流通；由于胥鼎的进言，后来又停止了这项做法。他又说：“近来朝廷命令把义军选为三等，臣立即发文给有关官署；但潞州元帅必兰阿鲁带说：‘自从去年初设置帅府时，已经检阅过本军，裁去了冗员。编制既已确定，上下又相互亲近，所以能够所向成功。这些人都是经过血战、屡次考验而被认为可以任用的。况且父子兄弟还互相赶来援助，各自顾念自己的家人，人心一致、力量齐整，势不可分。如今一定要把他们拆分，彼此调换，就会互不熟悉。国家的粮食储备常常担心供应不上，怎么能容许侥幸冒领？只是本府的军队并没有这种情况。何况潞州北面就是敌境，每天都在准备作战，事务正多，而像这样分别等级，其中处在中等、下等的人都会士气受挫、心意懈怠，不能再用；臣又担心敌人会因此探知我们的虚实。况且义军大多是农民，如今已经各自散归田地，赶农时努力耕作。如果征集他们，动辄要经过十多天，农事荒废，一年的生计就会失去。请求依从本府已经确定的办法，不要轻易改变。’臣认为他说得很对。”当时必兰阿鲁带的奏章也送到，诏令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又说：“近来侦察得知北方军队驻扎在同州、耀州，臣私下担心他们会阻断我方东西往来的道路，于是委任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率军前去援助。如今敌军的形势将要叩关而入，先前臣曾上奏说明，北方军队不只是想进攻河东、陕西，一定还将进取河南。虽然已经发文给陕州行院以及陕西邻近地区，命令它们都做好防备，但恐怕未能立即遵行。请求下诏给河南行院统军司，商议抵御防备的策略。”皇帝把他的意见给尚书省看，宰臣奏道：“敌军已经越过关隘，只应严格责令所派将帅赶快迎击，并且命胥鼎增兵渡河，以牵制敌军。”皇帝批准了。不久胥鼎听说大军已经越过关隘，便急忙上奏说：“臣蒙受国恩，得以列身枢府，凡有军事，都应当承担责任。如今敌军进入河南，将要抵达京畿，难道可以安坐在一方，坐视朝廷危急，却不想着奋勇自效，稍稍减轻陛下的忧虑吗？去年颁下圣训，因为过去都城被围而四方没有援军，皇帝深以为恨，明确敕令将帅：如果京师有警，各自立即带兵奔赴；如果有人不到，自有固定刑罚。臣已经奉诏，先派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一万人，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率领五千人，从便利的道路渡过黄河，赶赴关中、陕西；臣将亲自率领平阳精兵直达京师，与王师会合。” 他又奏道：“京师距离平阳一千五百多里，如果等朝廷命令下达后才筹划入援，必须三十天以后才能到达，岂不是会错失时机吗？臣已经身先士卒，兼程赶路了。”皇帝嘉许他的心意，下诏命枢密院督促军队响应。起初，胥鼎因为将要率军援救京师，上奏请求委任知平阳府事王质暂代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暂代右监军，用来镇守河东，皇帝同意了。到这时，胥鼎授任尚书左丞，兼任枢密副使。当时大军已经越过陕州，关西一带都布置了营寨栅栏，绵延几十里。胥鼎担心敌军逼近京畿，于是把河东南路怀州、孟州等地的军队合计一万五千人，从河中前往援救；又派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赶赴陕西，合力抵御敌军。又担心北方军队扼守黄河，便移文给绛州、解州、吉州、隰州、孟州经略司，约定共同会合军队，形成夹击之势。不久北方军队果然从三门、集津向北渡河离去。胥鼎又上言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河北溃散的军队、流亡的百姓，以及山西、河东的老弱，都迁徙到了河南。他们寄居各地，没有自己的产业，很容易发生动摇。臣私下担心有关官署妄自区分彼此，或者加以逼迫遣返，以致他们不得安定。如今敌军日益强盛，将要抵达京畿，如果又诱使这些失去职业和产业的人充当向导，或者驱使他们攻城，岂不是反而增加敌军的力量？请求朝廷派官员安抚慰问，并命有关部门严格防范约束，或许可以不至于产生事端。”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派监察御史陈规等人充任安抚捕盗官，巡行各郡县。大军退回到平阳时，胥鼎派兵迎战，失利后敌军才离去。兴定元年正月，皇帝命胥鼎选兵三万五千人，交给陀满胡土门统领，向西出征。到这时，胥鼎骑马急奏认为不便，大意说：“自从北方军队经过以后，百姓粮食供应不足，军队力量也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次出兵，不仅运输粮饷会造成劳苦，百姓还将流亡，更加失去安身之处。倘若宋人乘机而动，又用什么来制止他们？这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计。如今的形势，只应防御南方边境，西征还不能议论。”于是西征停止。这一月，晋升授任平章政事，封莘国公。他又上奏说：“臣近日派太原、汾州、岚州的官军准备西征，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把文书送给臣，极力说明此举是错误的。臣愚见认为德升所说有可取之处，冒昧全部上报。”诏令交尚书省议论，详情见《德升传》。三月，胥鼎因祖父的名字叫章，请求避职，诏令没有同意。

译朝廷下诏命胥鼎出兵攻打宋国，并且命令他不要再进言，以免动摇既定的谋划。胥鼎已经分兵从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于是上书说：“我私下怀有愚拙而诚恳的意见，不敢自己闷在心里，谨将利害分条陈述如下：从前泰和年间，朝廷曾经南伐。当时太平日久，百姓富裕，马匹繁盛，军队精锐，是所谓万全之举，然而仍然很快与宋议和，把停止用兵作为要务。大安以后，北方军队大举南下，天下骚乱接连多年；可是如今军队和马匹的气势，与从前相比只有十分之一。至于器械一类，也大多损坏破旧；民间差役繁重，渐渐疲惫不堪，却还要天天进行军事行动，使远近人心动摇，这是还没有战胜一个敌人，自己却先受到多方面伤害，第一件不可行的事。今年西北两路军队没有入境的消息，这并不是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来，想来是因为去年从北方回来，暂且自行休养；否则就是其他部族互相攻打，无暇顾及我们。假如听说王师南征，便乘机一同到来，虽然有潼关、大河的险要，恐怕也不足以依靠；那样三面受敌，首尾无法相救，难道不会留下后悔吗？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凡是军力雄强于天下的，必定是士卒马匹精强，器械锋利，并且能够出其不意，然后才可以取胜。宋自泰和年间重新修好以来，训练军队、储备粮食、修缮营垒，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况且皇帝的车驾到了汴京，更加接近宋境，宋人一定日夜忧惧，委曲周详地进行防备。又听说王师已经出了唐州、邓州，宋人必定迁移百姓渡过长江，所到之处清空野外，只留下空城，使我军什么也得不到，白白劳师耗费，究竟有什么益处？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宋国是我国世代的仇敌，近年来并非没有恢复旧疆、洗雪前耻的志向，只是畏惧我国的威力，不能窥知我国的虚实，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我军都是山西、河北一带无所依靠的人，有的是招回的逃军，有的是被胁迫归国的人，大体上都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平时从未受过训练，却突然让他们从军，怎么能保证他们决战取胜？即使攻下城池，内部没有储备，又凭什么守住？用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深入敌境，前进没有粮食可吃，后退又没有东西可抢，他们将再次逃亡、聚众啸乱，成为腹心之患，这是第四件不可行的事。出兵进讨，想要依靠敌人的粮食，这件事不能确定。若随军运输粮饷，又不是民力所能承担的。边境百姓虽然有固定产业，但赋税差役繁重，已经困苦不堪。又有那些失去产业、寄居河南的人，大多衣食都无着落。贫穷所造成的逼迫，是盗贼产生的原因；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他们，用优厚利益诱使他们充当向导，窥伺我军没有防备时突然入侵，那么内部有叛民，外部有强敌，事情就难以谋划，这是第五件不可行的事。今年春天农事将要开始，如果出兵后不能回来，必定耽误农时，误了秋季防务所需的准备。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计，难道只是边境利害而已吗？这是第六件不可行的事。我愚见认为，现在只应选拔有才干、勇武的将士，分驻在靠近边境的州郡；敌人来就追击，敌人离去就努力耕田，以扩大粮食储备。等到士气更加强盛、民心更加稳固、国家财用丰足，自然可以恢复先祖的事业，成就中兴功业；区区一个宋国，哪里值得费力平定呢？”诏令把这篇奏书交给尚书省，宰臣认为各军既已出发，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于是把它搁置了。不久，元帅承裔等攻取了宋国的大散关，皇帝告诉胥鼎说：“所得到的大散关，可以守就守；不能守就烧毁后回来。”于是胥鼎上奏说：“臣近来派官员询问各位元帅，他们都说：从散关到蓦关的各处隘口，距离非常遥远，中间堡垒彼此相望；如果想分兵驻守，非一万人不可。此外还有恆州、虢县所辖的几处关隘，宋兵都像原来一样坚固守卫；一旦有紧急情况，又应当从散关分兵前去。剩下的兵力太少，必定不能支撑，而凤翔、恆州、陇州也没有援军，恐怕两方面都守不住。况且近年来百姓的力量困于征调，如今正值春季，农事已经紧迫，恐怕会妨碍耕种。不如烧毁这座关隘，只在边境险要处驻军，以壮大声势；宋人如果来侵犯，各处相互援助，也容易应付。”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二年四月，胥鼎请求退休，皇帝派近侍传谕说：“你的年纪已经很老了，朕不是不知道；但天下的事情正逐步安排，你是先朝旧臣，暂且应当勉力坚持，把事情做完。”胥鼎认为宣宗过多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不合帝王的体制，于是上奏说：“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钱粮等琐碎事务，不是皇宫中的天子所能全部兼顾的，必定要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天子只掌握大纲，责成臣下取得成效罢了。况且如今祸患很多，怎么可以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呢？希望陛下委任大臣，安坐而收取谋划的成果，那么恢复旧业的日期就不会远了。”皇帝看了奏章很不高兴，对宰臣说：“朕只是担心有所懈怠，胥鼎为什么这样说呢？”高琪上奏说：“圣明的君主把宗庙社稷放在心上，遵循上天运行刚健的道理，忧劳勤勉地处理各种政务，早晚都不得安闲，这是太平的基础。胥鼎的话不对。”皇帝听了很高兴。三年正月，胥鼎上言：“沿边州府的官员，既然已有减少、确定资历任期月日的规定，至于掌管军队以及守卫边境隘口的人，出征露宿，历尽艰险，也应当一体减免，以表示激励和劝勉。”皇帝听从了。二月，胥鼎上言：“近来的制度规定，在军前立功或犯罪的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擅自施行诛杀或奖赏。奖赏由中央发出，恩德才有所归，这当然是恰当的。至于所属部队犯罪，主将却不得处置，那么下属就无所畏惧，命令也无法执行了。”宰臣对此提出异议，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枢密院官员，他们的回答与胥鼎相同，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四品以下官员都可以裁决此类事情。当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攻打宋国，攻下的城邑大多被焚烧劫掠，于是胥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就是所谓‘吊民伐罪’。如今大军已经攻克武休，将要到达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请传谕元帅等，攻下的城邑暂且不要焚烧劫掠，务必安抚慰问百姓。假如真能使一个郡安定宁静，连极细微的财物也不侵犯，那么其余三十军将不用进攻就会自行归服。如果抗拒王师，就应当处以杀戮。”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话，于是下诏告谕承裔。胥鼎因为年老，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对宰臣说：“胥鼎以年老请求退职，朕看他的精力还没有衰退，已经派人去慰问劝谕他了。胥鼎曾经推荐把胡鲁，认为把胡鲁远远胜过自己，想让他代替自己。把胡鲁固然很好，但说到驾驭人才、处理机要政务，远远不如胥鼎。”不久，因攻打宋国有功，胥鼎升官一级。

译八月，胥鼎上言：“臣奉诏兼任节制河东，近来晋安帅府命令百里以内只准留下桑树、枣树和果木，其余树木全都砍掉。如今正值秋收，却采取这种做法来耽误农事，既不能抵御敌人，又伤害百姓，不是良策。况且一旦发生紧急警报，砍下的木材难道能全部搬走，使敌人得不到利用吗？其他树木即使砍掉，桑树、枣树和房屋难道不是木材吗？这恐怕只是白费力气。臣已经下令帅府停止此事，但左都监完颜闾山却说，他曾经奉旨清空野外，臣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诏令允许胥鼎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筹划。当时大元军队大举进入陕西，胥鼎提出了许多料敌制胜的策略，朝臣中有人从中阻挠，皇帝告谕枢密院官员说：“胥鼎的筹划一定没有错误，从今以后你们不必再指示他。”不久又派人传谕说：“你专门统制一方，凡事都可以根据情况灵活筹划，又何必每一件都向中央复奏，白白造成耽搁呢？” 四年，胥鼎进封温国公，退休。皇帝下诏告谕说：“你多次请求退职，朕起初不答应，是想等你安康之后，再出来为朕效力。如今准许你的请求，但仍可来京城居住；如果有大事，可以到朝廷来商议决断。”五年三月，皇帝派近侍传谕胥鼎和左丞贾益谦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雨雪特别少，民心不安，军需也可能缺乏，危害非常严重。你们都是有名望的老臣，如今应当怎样处理此事？朕想召你们到尚书省商议，又恐怕意见与当权宰相不合，难以当面争辩，所以命人到你们府第请教，请把全部意见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元光元年五月，皇帝告诫宰相说：“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都是退休的老臣，熟悉国家政务，应当邀请他们到尚书省共同商议利害。”于是又派侍官分别到四人府第传达皇帝的意思。六月，晋阳公郭文振上奏说：“河北受到兵祸已经多年了，从前敌军都是秋天来、春天离去，如今盛暑已过仍未返回，而且他们不喜欢杀戮，任由百姓耕种，这实在难以测度。枢密院每次发檄文命臣会合各府军队进攻，是因为各公府虽然号称分封，实际力量单薄，而且彼此不相统属，正忙于自保还来不及；如果朝廷不立即派兵援助，臣恐怕人心会认为朝廷已经完全放弃河北，这实在不是办法。臣听说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很高，从前在河东行省任职时，百姓乐于听他驱使。如今虽然退休，精力还没有衰退，请交给他重兵，让他总管各公府，合力作战防御，也许人人都会响应，恢复河北就容易了。请陛下加以谋划。” 第二年，宣宗去世，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胥鼎被重新起用，任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在卫州设置行尚书省。胥鼎以衰老多病推辞，皇帝传谕说：“你从前在河东时，朝廷十分倚重你。如今河北各州郡大多归附，需要你来谋划。你是先朝大臣，一定能帮助我成就事业；黄河以北，都由你节制。”胥鼎于是抱病勉强赶赴镇所，前来归附的人更加多了。胥鼎病重到不能自行支撑，又重申先前的请求，皇帝下优诏不准。三年，胥鼎再次上章请求养老退休，并举荐朝中贤能、熟悉军政的人来代替自己。诏书答道：“你从前在河东时，那里残破、孤立而危急，几乎难以保全；你一到那里，局势就安定了。直到你移镇以后，敌人也不再侵犯。你为什么竟然过分地嫌疑躲避呢？况且君臣本来就是一体，朕对待臣下，难道还要自外于你吗？把自己当作外人的话，恐怕是过度的谋算。何况其余人才的能力，谁能比得上你？你年纪大了，长期劳苦在外，朕难道不知道？但国家百年积累的根基、河北无数百姓的性命，都托付于你；你应当勉力拿出宏大的谋略，共同成就大事。”胥鼎奉诏后惶恐，不敢退职。这年七月去世。胥鼎通晓吏治，宽宏有度量，处理政务镇定沉着，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之人，在他所任职的地方都能得到他的欢心。自从南渡以来，由读书人镇守一方的，只有胥鼎一人。侯挚，起初名叫师尹，因避讳改为现在的名字，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考中进士，入仕后慷慨有作为。承安年间，逐步升任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因为考核成绩增加四分，特命升官两级。八年七月，被追降官阶一级，降授长武县令。起初，侯挚任户部主事，与王谦筹划西北路军粮，代替张炜；侯挚上章论述本路财用不实，到这时便因此被降职。贞祐初年，大军包围燕都，当时侯挚任中都曲使，请求出城招募军队，不久又登城防守有功，升任右补阙。二年正月，诏令侯挚与少府监丞李向秀分别前往西山招抚。宣宗南渡后，转任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不久升任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事阿勒根讹论等认为：“如今皇帝车驾驻在南京，河南的军队不宜轻易调动，而且军队不在数量多，根本在于将领。侯挚有超人的才干，假如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招募军队、转运粮食，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可以升任尚书，统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任命侯挚为太常卿，代理尚书六部事务，往来办理军需供给。侯挚于是上章陈述九件事。第一件说：“省部是用来总领天下纲纪的，如今各路宣差官擅自灵活处置，往往不遵守条格，动辄发文指令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员；这样一来，天下纲纪岂不是会混乱？应当革除这一弊病。”第二件说：“近来设置四个帅府，所统领的士卒和军官不能说不多，然而不能取胜，是因为一处受到敌人攻击，其余各处只在旁边观看，从未派出一名士卒援助；稍微见到小败退，就丢下武器逃走，这是军队疲弱、将领怯懦造成的。统率将领的方法，请陛下明察。”第三件说：“率领军队抵御敌寇、督促百姓运输粮食，各有各的职责，本来不能兼行，但帅府却常常命令两者混杂推进。多次遇到敌人来袭时，军队还没有交战，民夫已经逃走，队伍混乱，这是失败的原因。前面的军阵即使取胜，后面也一定要更换，恐怕会被敌人看出规律，何况本来就不能取胜呢？用兵贵在变化，本来没有固定的阵形，如今却因循不改，重复过去的错误。我虽然一向不懂军事，妄自认为失败大概都是由此造成的。”第四件说：“雄州、保州、安肃等郡依靠白沟、易水、西山的险固地势，如今官员多有缺额，所任用的人又都软弱怯懦、不习武事，应当赶快选拔勇猛有才干的人分别主持这些地方。”第五件说：“漳水从卫州流到海边，应当沿河设置防备，以巩固山东，使努力耕作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译第六件说：“靠近都城的州县，官吏往往逃亡，大概是因为往来敌境而失节的人很多，加上转运频繁，民力困乏，供应不能及时送达，又遭到责罚；任期满后却仍然和其他地方一样按资历考核，实在亏待这些人。请下诏有关部门优厚地制定等级，以区别对待他们。”第七件说：“军威不能振作，罪过在于将帅轻视敌人、胡乱出兵，例如近日李英任元帅，临阵时酒还没有醒，因此遭到失败。我认为李英既然没有功劳，他滥授的官职爵位也应当一并削夺。”第八件说：“黄河以北，百姓失去耕种，官府没有俸禄，上下都不得安定，人人想要逃走。再加上溃散的士卒回来后互相劫掠，以致平民更加无法生活。应当优厚地加以怜恤，赶快招抚他们。”第九件说：“从来掌握军队的人大多任用世袭官员，这些人从小骄纵懒惰，不能承受劳苦，而且内心胆怯，哪里值得依靠办事？应当选拔勇猛超过常人的人，只要众人推举信服，不必考察其平素身份，直接任用。”皇帝大体采纳并施行了这些建议。当时元帅蒲察七斤在通州叛乱，多次派遣间谍离间侯挚，侯挚担心遭到陷害，便上章自我辩解。诏书告谕他说：“朕平素了解你，难道会容许离间吗？你只管专心履行职务，不要因为猜疑嫌隙而自我沮丧。”八月，侯挚代理参知政事。不久正式任参知政事，在河北设置行尚书省。此前侯挚曾说：“河北东路、西路是最重要的地方，但真定守帅胡论出动不久就弃城向南逃跑，州县都很危惧。如今秋季防务即将到来，实在令人忧虑。臣愿意招募军队，与原有部队和西山忠义军一同前往安抚。”皇帝批准了，因此已有诏命。十一月，入朝觐见。壬申日，派人到宜村祭祀河神。十二月，再次在河北设置行尚书省。四年正月，侯挚升任尚书右丞。他曾上言，应该疏通沁水以便利粮饷运输；到这时，诏令有关部门开通沁水。此时河北发生大饥荒，侯挚上言：“如今黄河以北饥荒严重，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观州、沧州等地一斗米要价十多两银子，饿死者接连不断。臣听说允许沿河上下贩运粮食向北渡河，但官府每石粮只收购其中的八成；那些商人并没有救济百姓的心意，他们往来渡河只是为了获取丰厚利润。既然无利可图，谁还会去做？这样虽然有救济百姓的名义，实际上却没有运过去的粮食，与不让渡河有什么区别？从前春秋时期各国都有疆界，但晋国饥荒时秦国运粮给它，等秦国饥荒时，晋国却关闭粮食市场，千古以来都讥讽此事。何况如今天下是一家，河北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却遭受战争，更加值得哀怜，难道忍心坐视他们死亡而不救吗？人心非常危险，臣恐怕那些玩弄兵权的人会借此为口实而起事。希望停止官府收购，放开百姓运输贩卖，以便救济。”诏令尚书省施行。当时红袄贼有数万人进入临沂、费县一带，官军将其击败，活捉了伪宣徽使李寿甫。审讯他时，他说，贼众都是杨安兒、刘二祖兵败离散后的余部，如今重新聚集起来，已经达到六万；贼首郝定是兗州泗水人，设置百官，僭越自称大汉皇帝，已经攻打泰安、滕、兗、单等州，以及莱芜、新泰等十多个县；又攻破邳州硇子堌，获得船只数百艘。近来又派人向北方联络、同南方联合，都已经订立盟约，即将渡过黄河作乱。挚把这些话报告给皇上，并且说：“如今邳州、滕州的道路不通，恐怕确实有这样的谋划。”于是诏令挚在东平行省事，暂代本路兵马都总管，负责招抚诱导他们；如果不服从，就率兵捕捉讨伐。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兗等州的地方贼寇一同起兵，肆意抢掠。挚派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伐他们，前后斩首一千多人，招降了伪元帅石花五、夏全的余党，其中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这一年冬天，侯挚升为资德大夫，兼任三司使。二年二月，侯挚上言：“山东、河北多次遭受兵乱，遗留下来的百姓哀号，实在应当怜悯救济。近来朝廷派官员分别前往安抚整顿，这恩惠已经很大了。然而臣忝居执政之列，冒昧请求接着前往，宣扬国家的恩德和信用，使疲惫困苦的百姓能够稍稍恢复，这也是谋求报答皇恩的一种方式。”宰臣对此提出异议。不久，诏令派侯挚到河北行省，兼办三司安抚事务。出发后，他又上言：“臣近来经过黄陵岗南岸，那里有许多贫困的老人和孩子，自称原是河北农民，因为敌人骚扰而向南迁徙避难，如今想回到故土赶上春耕播种，却受到渡河禁令阻拦。臣认为，河禁本来只是为了防止从北方来的人；这些人是从南边返回北方，哪里会有奸情？请命有关部门核实情况后放他们渡河。”诏令把此事交给尚书省，宰臣上奏说：“应当让枢密院研究办理。”皇帝说：“百姓已经饥饿将死了，还要讲什么办理次序？命令立即放他们过河。”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在密州击败李全。起初，贼首李全占据密州以及胶西、高密等县，侯挚督率军队讨伐他。正好高密的贼人陈全等四人暗中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表示愿意作为内应，阿鲁答于是派提控硃琛率五百士兵前往。此时李全和他的党羽于忙兒都在城中，听说官军即将从西面来，李全偷偷逃走，于忙兒不知如何是好。阿鲁答飞驰到城下，击鼓呐喊逼迫他们，贼军守城的八百人都下城请求投降，其余四千贼兵逃走；官军进军拦击，斩首一千人，俘获一百多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于是收复了该城。这天夜里，硃琛又采用陈全的计策，攻取了高密。六月，皇帝派人传谕侯挚说：“你勤劳为国，不避艰险，身居宰相职位，却往来于山寨水寨之间，保护农民收割两季麦子，你忠诚恭谨的心意，朕完全知道。虽然如此，你身为大臣，在秋季防务期间也必须选择安全的地方居住，不可落入敌人的计谋。”侯挚回答说：“臣蒙受皇帝大恩，即使死也无法报答；既然承受圣训，岂敢不奉行？我打算在长清县的灵岩寺驻兵，那里有房屋三百多间，并且连接泰安的天胜寨，处在东平、益都之间；万一敌兵到来，足以相互援助。” 皇帝担心这样会分散侯挚的兵力和粮食，于是下诏命他暂时移驻邳州行省。

译九月，侯挚上言：“东平以东多次遭到残破毁坏，至于邳州、海州尤其严重。海州的民户曾经不满一百，却驻有五千军队；邳州的民户只有八百户左右，军队却以万计。古代征发士兵，以八家为比例，一家出一名士兵，七家供给他，尚且有伤害生计、荒废产业、疲于道路运输的叹息。如今军队太多而百姓不足，即使让萧何、刘晏复生，也无从施展他们的办法，何况臣又能做什么呢？臣听说邳州、海州之间有很多贫民失去产业，每天吃野菜，没有依靠，恐怕会因此聚众啸乱，反而增强敌人的势力。请招募挑选他们为兵，从十月开始发给粮食，让他们承担守戍劳役，到二月停止；每人授予土地三十亩，借给种子粮食，并检查收成，按数量收取；到了秋天，再让他们编入军队。边作战边耕种，公私双方都有利，也希望这样能使被俘百姓更容易招集归附。”诏令施行。当时，枢密院认为海州军粮不足，转运困难，上奏请求把驻军迁往内地。皇帝询问侯挚，侯挚上奏说：“海州连接山岭、阻隔大海，与沂州、莒州、邳州、密州都是边境上的冲要之地。近年来成为贼人的聚集地，是因为宋人资助供给他们的缘故。如果放弃海州而迁往别处，那么直到东平都将无不是敌境；敌人的地盘扩大、气势增强，以后就难以谋取了，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况且朝廷想迁移驻军，只是担心粮食储备供应不上。臣请求尽力筹划，劝告农民及时耕种，并命令煮盐换粮；或者在宿迁设置盐粮场所，以沟通商旅，这样可以不劳累百姓而办成此事。仍然选择沭阳一带可以屯营的地方，分兵巡逻保护，即使不迁移驻军也不会有忧患。”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停止迁移。十月。此前，邳州副提控王汝霖因为州府粮仓即将缺粮，煽动他的军队作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害怕祸及自身，于是参与谋划，并勾结宋兵作为外援。侯挚得知后，立即派兵逮捕他们；审讯最终全部认罪，王汝霖、程戩以及他们的党羽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都被处死，到这时才把事情上报。三年七月，设置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令侯挚居中总管其事务。十月，因为内城工程完工，升官一级。四年七月，升为荣禄大夫，退休。天兴元年正月，侯挚被重新起用为大司农。四月，交还大司农印，再次退休。八月，又起用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负责京东路行尚书省事务。朝廷派三千军队护送他登船，从张家渡出发，走到封丘时被敌兵发现，无法继续前进。各位将领和士卒谋划倒戈向南逃跑，只留下几名骑兵护卫侯挚。侯挚知道他们的谋划，便下马坐下，对各位将领说：“敌兵正在四面窥视，我们的进退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们不考虑慎重行事，我宁可死在你们手里，也不忍被叛乱的士兵践踏，以至于辱没君父的命令。”将领们答应并停止了谋反，于是保全全军返回，听到这件事的人都称赞他的壮烈。十一月，再次退休。侯挚居住在汴京，在蔡水边有园亭，每天和老朋友宴饮。后来崔立把汴京城献给大军，侯挚被大军杀死。侯挚为人威严，统率军队时没有人敢冒犯他。在朝廷遇到事情敢于直言，又喜欢推荐人才，像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这些人，都是由侯挚推荐而得到任用的。南渡以后，在宰执中他的声望最为隆重。把胡鲁，不详知他最初如何起家。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时，皇帝从左谏议大夫中提拔他为御前经历官，皇帝当面告诉他说：“这次出行，军队和马匹由朕亲自统领；事情有利有害，可以通过近侍局上报。”三年十一月，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任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任京兆府知府，兼任本路兵马都总管，充任行省参议官。兴定元年三月，授任陕西路统军使，兼任原职。二年正月，召回任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选取人才，最重视进士科的选拔，不在于凑足人数，关键在于得到贤才。臣私下看到如今科举会试，考官取士过于宽滥，这不是求取贤才的方法。应当革除弊病，依照大定年间的旧制度办理。”诏令交给尚书省，召集文资官员共同讨论，最终按照泰和年间的条例施行。当月，任参知政事。六月，诏令他代理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共同负责秋季防务。三年六月，平凉等地发生地震，胡鲁因此上言：“上天不说话，而用征象告诫人；灾害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请明白告谕有关部门，敬畏上天的警戒。”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派右司谏郭著前往查看灾情，抚慰军民。四年四月，代理尚书右丞、左副元帅，在京兆设置行尚书省、元帅府。当时陕西每年运输粮食来援助关东，百姓的力量逐渐困乏，胡鲁上言：“如果用船只从渭水进入黄河，顺流而下，也许可以稍稍减轻百姓的负担。”皇帝听从了，时人认为这样很便利。五年正月，朝廷商议想要重新攻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私下计算过，每月应当耗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负责运输的民夫不下十多万人。即使这座城一个月就能攻下，费用已经如此，何况未必能够攻下呢？临洮路刚刚遭到劫掠，创伤尚未恢复，所需要的草料和粮食绝对无法办齐；即使再从庆阳、平凉、凤翔以及邠州、泾州、宁州、原州、恆州、陇州等州征取，也恐怕仍然不能保证不缺。如今农事将要开始，沿边日常费用已经无力供给，怎么能再调发十多万人来供应这支军队？如果一定要实行此事，几个郡的春耕播种全都会荒废。即使这座城必定能够攻下，也免不了留下军队守卫；这种飞挽运输的劳役，将永远没有结束。只应命承裔的军队驻在定西、巩州一带，保护百姓耕种，等到敌人的意志懈怠之后再攻取它。”诏令交给尚书省、枢密院，说：“他说得非常恰当，可以听从。” 三月，胡鲁上言：“抵御敌人依靠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依靠充足的粮食，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臣看见陕西以西设置帅府的州郡有九个，它们统领的士卒大多不过三四千人，却有过多的军官，白白耗费仓廪供给，实在没有意义。臣认为延安、凤翔、恐州这些边境重地固然应当维持原制，德顺、平凉等处则应当全部撤除。河南行院、帅府中，凡是沿边和靠近黄河的可以保留，其余也应当撤除。”皇帝批准了。

译这一年十月，西北军三万人进攻延安，胡鲁派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抵御，于是保全了延安。此前，胡鲁因为西北军势力很大，多次向朝廷请求增兵，皇帝因此厌恶他。元光元年正月，便罢免他的参知政事，改任知河中府事、代理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谷德新上言：“臣听说知河中府把胡鲁清廉正直、忠诚孝顺，凡是有利于公家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实在是朝廷的良臣。去年敌兵进入延安，胡鲁派将领调兵，延安城依靠这些行动才得以保全，不能说没有功劳。如今完颜合达、纳合买住各自获得世袭封爵，胡鲁却改任知河中府。臣认为现在正是任用人才的时候，如果让有谋略的大臣不能施展力量，遇到紧急情况恐怕会贻误战机。实在应当恢复他行省的职务，让他和承裔共同守卫京兆，命合达、买住防守延安，以屏障河南，那么内外都可以安定。”皇帝没有答复。六月，召回任大司农。胡鲁到达汴京后，便上言说：“近来群盗纷乱，侵扰已经波及内地；陈州、颍州距离京城不到四百里，百姓居住稀少，农事荒废了一半，蔡州、息州之间十户中有八九户都已如此。刚刚经历大赦，贼盗反而更多，动辄有几百人，驱赶耕牛、焚烧房屋，肆意抢劫。田里的粮食虽然成熟，却没人敢收割。各处驻军大多没有骑兵，等到报告送到，贼人已经逃走；草木丛生、道路险恶，又难以追击袭取，结果只是留下出兵的迹象罢了。如今即将秋收，怎么能不作出安排呢？”八月，又任参知政事。皇帝对他说：“你近来任大司农，巡视各郡县，盗贼怎样才能平息？”胡鲁回答：“盗贼多，是因为赋税差役繁重；赋税差役减省，盗贼就会平息。”皇帝说：“朕本来已经减省了。”胡鲁说：“那么行院、帅府扰害百姓怎么办？”皇帝说：“司农官既然兼任采访使，从今以后命令他们禁止这种扰民行为。” 起初，胡鲁接受任命那天，巡护卫绍王府的都将把九斤前来祝贺，御史粘割阿里说：“把九斤不应当到执政大臣的府门游走，胡鲁也不应当接受他的祝贺，请把两人的事情一并查办。”于是皇帝传谕说：“你从前在陕西行省任职时，擅自释放被拘押的囚犯；这本来是君主才能做的事，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假如有人因此进言，你的罪过哪里只是削除名籍？朕替你设法，借此大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你知道吗？如今把九斤有职务在身，而且掌握兵权，却放任他来到你的门下，依法应当责罚降职。朕看重你平素有正直之气，所以再次曲意宽留你。公家的事情只应当遵循正道去做，何必要迎合人情到这种地步？你应当警戒。”这一年十二月，升任尚书右丞。元光二年正月，皇帝告谕宰臣说：“陕西以西的军队将要撤退，应当仔细谋划后续安排，否则今年秋天敌人又会到来。右丞胡鲁深知那里的利害，你们应当和他共同商议。”不久，派胡鲁前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根据情况筹划。哀宗即位后，因有册立之功，升任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去世。诏令追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虑国事，奉公办事。他去世后，从朝廷公卿宰相直到官吏百姓，都为之叹息惋惜。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来姓尹，因为避国讳而改姓师。承安五年考中词赋进士。为人轻视钱财而崇尚义气。起初补任尚书省令史，恰逢宣宗南迁，留下平章完颜承晖守卫燕都。完颜承晖将要以死殉国，写遗表托付安石，让他赶赴皇帝行在；安石从小路奔赴汴京报告此事。皇帝嘉奖他，提拔为枢密院经历官。当时哀宗还在东宫，主管枢密院事务，于是赏识并重用他。元光二年，连续升任御史中丞。这年七月，他上章陈述防备御敌的两件事。第一件说：“自古以来，安定国家、平息祸乱，不过是作战、坚守、避让、讲和四种办法。就今天的形势来说，坚守和讲和是上策。所谓坚守，必须任用有智谋的人，使他在内能够取得戍卒的拥护，在外能够挫败敌人的锐气；不但使敌人不能进攻，还可以窥伺敌人的空隙而击败他们。所谓讲和，汉、唐的君主本来就曾采用这种策略，难道只有今天不能采用吗？请命有关部门详细讨论后实行。”第二件说：“如今敌境前来归附的人很多，应当给他们充足的粮饷，优厚地接待他们。估计他们确实愿意为我所用后，就挑选几十名有心志、有力量的人，秘密前往敌境，诱导招来其余的人。归附的人多了以后，敌境中的人一定会相互猜疑、离心离德，然后再慢慢起事谋划，这样中兴的功业就不远了。”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九月，师安石因弹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被判杖刑并追夺官职。哀宗即位后，正大元年，升任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再任御史中丞。三年，任工部尚书、代理左参政。四年，升任尚书右丞。五年，御史台和谏官弹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师安石也不断列举三人的罪状上奏，皇帝大怒，有诏对师安石说：“你干脆把贤相都承认了，朕做昏君，这样就完了。”类似的话说了数百句。师安石突然受到任用，又突然遭到摧折，毒疮发于头部而死，皇帝十分悲痛惋惜。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已经离去；在这种时候，即使有忠良的辅佐、谋略勇猛的将领，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汝砺、行信在朝廷内部挽救危局，胥鼎、侯挚在外部守卫防御，最终使宣宗得以避免亡国，而哀宗又延续了十年，人才对于国家的益处竟然能达到如此程度啊！胡鲁关于养兵、爱惜粮食的论述，是正确的。安石没有辜负完颜承晖的托付，终于得到知遇，却因为列举近侍的罪状触怒皇帝而死，真令人悲痛啊！”},{ 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