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十二

译《志》第三十二。选举第一。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学士院官考试、司天和医学考试科。自从三代乡举里选的办法废止以后，秦、汉以来各朝都根据本朝的需要，来充分选取当时的人才，只要足以任用就停止，因此选官法度不一，由来已经很久了！汉代虽然设有贤良方正等科来选拔士人，但推举出来的人一般先任吏职，由此逐步做到公卿；公卿的子弟则进入宫中担任宿卫，因而受到宠遇，凭借地位显达。魏、晋以下，各代互有沿袭和变革；到了唐、宋，进士科最为兴盛。当时士大夫要取得仕进，如果不走这条路，就自己认为有所欠缺。这是由于当时君主的爱好和崇尚，因而人心的趋向也如此。辽朝兴起于唐末，颇多采用唐代进士法选取人才；然而在辽国做官的人，考察他们取得仕进的来源，靠进士科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金朝承袭辽朝以后，凡事都想超过辽代，所以进士科兼采唐、宋的办法，又有所增减。进士及第后的出身，比前代尤其优厚，制度也更加严密。至于通过策论进士科选取本国人，又用女直文字作为考试文章，这大概是利用他们所擅长的方面来收取其才，又想推行本国文字，使人们普遍学习而不致废弃。金朝整个时期，科举取士能够得到人才，是最为兴盛的。各宫护卫，以及省、台、部的译史、令史、通事和仕进人员，都列入正班；这些制度是唐、宋以来所没有的，难道不是因时制宜、以汉人制度为依据的结果吗？” 金朝的政治有纯正的，也有驳杂的，评论者因此常常各有不同。宣宗南渡以后，吏员的积习日益严重，苛刻成为风气，大概也是多事之秋，急于求成，不免如此吧。从这以后，仕进的途径既然更加广泛，侥幸求取仕进的风气也更加炽烈；军队中的功劳，杂乱地安排官职和俸禄；凭借门荫取得优越职位的人，交替充任朝廷显职；科举取士也再次泛滥，于是金朝的政治衰败了！考察金朝建立常规、制定纲纪之初，升迁转任的格式、考核察验的方法，都井然有条而不紊乱。一百多年间，人才始终不缺，难道不是这些制度的功效吗？我奉诏编撰《金史》，撰写《选举志》，因而得以详细论述这些情况；司天、太医、内侍等制度是历代都有的，也附载在这里。出售爵位、进纳物资，是金朝末年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概是由于财用不足造成的，所以特意记载在《食货志》中。金朝设置科目，大都沿袭辽、宋制度，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等制度。海陵天德三年，废除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起初只考试策，后来增加论，所谓策论进士。明昌初年，又设置制举宏词科，用来等待选拔非同寻常的人才。因此，金朝选取士人的科目共有七种。词赋、经义、策论考试中选的人，称为进士；律科、经童科中选的人，称为举人。凡是培养士人的地方称为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来确定制度：词赋、经义生各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宗室以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属、各功臣和三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年满十五岁以上的入大学，未满十五岁的入小学。大定六年开始设置太学，起初培养士人一百六十人；后来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一百五十人，曾获府荐和参加考试至终场的人二百五十人，共四百人。府学也在大定十六年设置，共十七处，学生一千人。起初以曾参加廷试的人、宗室和皇室袒免以上亲属，以及取得解额的举人为学生。后来增加州学，于是又把五品以上官员、曾任随朝六品官的兄弟子孙，以及其他官员中经府荐的兄弟子孙列入；同一地区的举人，考试补入的占三分之一；孔子故里庙宇宅第的子孙，年满十三岁以上，人数不限；经府荐和参加考试至终场而免试入学的，不得超过二十人。凡考试补入学生，太学由礼部主管，州学、府学则由提举学校的学官主管。曾获府荐和参加考试至终场的举人，都免于考试。凡经书，《易》采用王弼、韩康伯的注，《书》采用孔安国的注，《诗》采用毛苌的注、郑玄的笺，《春秋左氏传》采用杜预的注，《礼记》采用孔颖达的疏，《周礼》采用郑玄的注、贾公彦的疏，《论语》采用何晏的集注、邢昺的疏，《孟子》采用赵岐的注、孙奭的疏，《孝经》采用唐玄宗的注，《史记》采用裴骃的注，《前汉书》采用颜师古的注，《后汉书》采用李贤的注，《三国志》采用裴松之的注；以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采用唐玄宗的注疏，《荀子》采用杨倞的注，《扬子》采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的注。这些书都由国子监刻印，发给各学校。凡学生集体学习考试，每三天写一篇策论，又每三天写一篇赋和一首诗；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私试，每季第一个月先考赋，隔一天考策论，中选者取前五名上报尚书省。遇到旬休、节日都有假期，生病则准假，回家探亲或远行则发给规定的行程期限。违反学规的要处罚，不服从教令的要黜退。遇到丧事，百日以后才请求入学的，不得参加释奠礼。国子学生三年不能被贡举，想要到各局承应任职的，由学官考试；如果能粗略通晓大小经书各一部，便听任其去承应。

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人上封事请求兴办学校，推行三舍法，并且在乡里以八行考察贡举到春官，还设置制举宏词科。事情交给尚书省召集百官讨论。户部尚书邓俨等说：“三舍法起于宋朝熙宁年间，王安石废除诗赋，专门崇尚经学。太学生初次补入外舍，名额没有定数；由外舍升入内舍，限额二百人；由内舍升入上舍，限额一百人。各人研习一经，每月考试，有的可以特许免解，有的可以保举补官。这套办法虽然实行了，但多有凭借势力、崇尚奔走请托的弊病，所以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的话。因此元祐年间废止，后来虽又恢复，到宣和三年终于废除。臣等认为，立法贵在能够长久；三舍法把选拔、考试交给学官，打开了侥幸之门，不能作为制度。唐文皇培养士人达到八千人，亡宋两学有五千人；如今通过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培养的只有一百六十人，外地京府有的甚至只有十人，天下总数仅达到一千人。现在如果每州设学，专门任命教授，每月增加考试；每次科举，所取人数多的就奖赏学官。每月考试定为三等，登记在册；一年中多次列在上等的，优先复除其差役；不服从教令、品行恶劣的黜退，这或许是得到人才的办法。” 又说：“成周时期乡里推举、选择人才的办法，终究无法恢复，只能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各因时制宜。所谓‘八行’，是已亡的宋朝取《周礼》中的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再加上中、和，成为八行。凡人的品行，没有比孝和廉洁更重要的。如今已经有了举荐孝廉的办法，对于民间有才能、德行的人，也应命县官举荐。现行制度规定，犯十恶以及奸淫、盗窃罪的人不得参加考试，这也是六德、六行遗留下来的意思。至于制举、宏词，大概是天子用来对待非同寻常之士的；如果设置这类科目，不限制于进士，也让各类被选荐的人参加考试，考中后提拔到台阁任职，那么人们自然会自我勉励。”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统计各州府的户口，增加供养士人的名额：在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供养一千人的基础上，又设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加供养一千人。每处各设置教授一员，从五举终场者或年满五十岁的进士中选任。府学共有二十四处，学生九百五人。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五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二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五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二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四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六府各二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处，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其余二十三个节镇各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处，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州各十五人；其余十六州各十人。合计一千八百人。女直学。自大定四年起，把译成女直大小字的经书颁行天下。后来从猛安谋克中选择良家子弟作为学生，各路达到三千人。大定九年，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一百人送到京师，由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授他们。十三年，以策、诗考试取士，开始设置女直国子学，各路设置女直府学，以新进士担任教授。国子学策论生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府州学二十二处，设置于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国子学生、府学生的录取制度，都与词赋生、经义生相同。又规定，每个谋克选取二人；如果宗室每二十户中没有愿意入学的人，就选取有财力的家庭中年满十三岁、不满二十岁的子弟充任学生。集体学习考试时，每三天写一篇策论；每季举行私试，和汉人学生的制度相同。大定二十九年，下令京府、节镇、州的各所学校，都由女直、汉人进士中的长官和副长官主管其事，并把这一职务列入官衔。河南、陕西的女直学在承安二年撤销，其余仍照旧。各地进士、举人，从乡里到府，从府到省，以及殿廷考试，共四次考试都中选，便授予官职。到了廷试五次被黜落，就赐给科第，称为恩例。又有皇帝特别下令赐予及第的，称为特恩。恩例只按照文章高下排列名次，不再黜落。词赋进士考试赋、诗、策论各一篇；经义进士考试所治的一部经书的经义，以及策论各一篇。进士科始设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当时急于得到汉人士人以安抚新近归附者，起初没有固定名额，也没有固定考试日期，所以天会二年二月、八月曾两次举行。五年，因为河北、河东刚刚投降，官职空缺很多，又因辽、宋制度不同，诏令南、北两地分别按照原来所学习的专业取士，称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令南北选各按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开始增加殿试制度，并重新确定考试日期。三年，将南北选合并为一，废除经义、策试两科，专门以词赋取士。贞元元年，确定贡举考试的程序、试题和条格法令。正隆元年，命令从《五经》《三史》的正文中出题，开始确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

译大定四年，皇帝告诫宰臣：“进士只要文章优秀就录取，不要限制人数。”十八年，皇帝对宰臣说：“文士偶然考中魁选，不考察品行操守，就立即授予翰苑的职务。像赵承元，我听说他没有士人的品行，后来果然败露。从今以后，榜首先考察、访察他的乡里品行；可以任用的，授予应奉，否则按照通常调补。”十九年，皇帝对宰臣说：“历来御试的赋题，都是士人曾经拟作过的题目。先前我亲自选了一道出人意料的题目，所以考中的大多是名士，庸才反而不能及第。由此可知，题目难，名儒也能在考场上显露才华；题目容易，庸俗之流就容易侥幸考中。”平章政事唐括安礼上奏说：“臣前些日子所说，士人不把策论放在心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应当把各场考试合并考察，选取文章和义理都优秀的人。”皇帝说：“还要一并答时务策，观察他们的议论，才可以看出才干。你们应当讨论此事。”二十年，皇帝对宰臣说：“我曾经告谕进士不应限制人数，你们却回答说，所取名额之外没有文章合格的人，所以中选者少。难道不是题目太难造成的吗？如果确实有很多合格的文章，而主管官员妄加黜落，那就太没有道理了。”又说：“古代乡里推举有品行的人，授给他们官职。” “如今等到考核期满，应当察访乡里，提拔实际品行超出常人的人。”又说：“过去不选考策论，如今已经兼选了。但从今以后，府试、会试两场不必考试策论；已经通过策论考试后，再以制策考试，试任学士院官。”二十二年，皇帝对宰臣说：“汉人进士中的魁首，按惯例授为应奉；如果品行与名声不相称，或者不熟悉撰写制诰的文章，就调到外地任职。”二十三年，皇帝对宰臣说：“汉人进士，皇统年间的人才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如今把应奉授给状元，不过是依照资历而已。制诰文字，各自按照职事铺陈叙述，都有固定格式，所以容易写；至于撰写赦诏，很少有人能够胜任。”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回答：“旧人登第以后还不停学习，如今的人一旦及第便停止学习，所以才这样。”皇帝在处理政务的间隙，召来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让他们诵读新进士所答的策文。读到“县令职位有空缺，应当用什么办法选补”时，皇帝说：“我日夜思考这个问题，却不知道从哪里解决。”李晏回答：“臣私下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本朝设置科举之初，分为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取一百五十人，经义进士五十人；南选一百五十人，共三百五十人。” “下一场考试，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进士三十人，南选一百五十人，共二百五十人。因为入仕的人多，所以官员名额不会空缺。后来南、北选合并，只有词赋科，通常不过录取六七十人；因为入仕的人少，所以县令职位出现空缺。”皇帝说：“从今以后，文章义理有可取之处的就录取，不要以人数限制。”大定二十八年，恢复经义科。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议论政事的人说：“举人要经过四次考试，乡试似乎成了虚设，本来就应当废除。府试、会试请按每十人取一人，可以从群经中出题，并在题目下注明出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下诏免除乡试，府试按每五人取一人；仍令主管官员讨论在外路增设考试院，以及从群经出题的制度。主管官员说：“会试录取人数，旧制只限五百人。近来依据世宗规定，凡文章合格者都取，请求依此制度施行。府试旧有六处，其中有地处偏远的，特命增加三处：上京、咸平府路在辽阳考试，河东南、北路在平阳考试，山东东路在益都考试。考试题目从《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以及《荀子》《扬子》《老子》中出，并都命令在题目下注明出处。”又告谕主管官员说：“举人考试文章中所用的典故，恐怕考试官仓促之间不能记忆，因而误失人才。可以让举人在文中自行注明出处；注明文字有误的，不计入涂改、圈点的次数。” 明昌二年，下令官员或职务达到五品的，可以直接参加御试。四年，平章政事守贞说：“国家任用官员的途径，只有女直、汉人进士中得到的人才最多。各司、各局承应人员，旧来没有科举出身，大定以后才开始按任职经历叙用，到现在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近来放进士第的人数略有增加，这项选举更应该增加录取人数；如果会试仍限五百人，即使廷试想多录取，也无法做到。”皇帝于是下诏主管官员，会试不限制人数，文章合格就录取。六年，议论政事的人说：“学生大多倚仗主管官员把典籍的出处全部注在题下给他们看，所以不努力读书。请减少把子书、史书的出处注在题下的制度。另外，经义科中选的文章大多肤浅，请选择学官以及本经科的人员担任考试官。”省臣说：“如果不提供出处，恐怕博学的人偶尔忘记出处。可以只让他们知道题目的意思而已。”于是命令选择历任经义进士中为众人推许、才识优长的人担任学官；遇到派遣考试官时，就考察他们所治的经书，兼用这些人。词赋进士的题目注出处，不得超过五十字。经义进士御试第二场，在试论当天增加考试策论一篇。承安四年，皇帝对宰臣说：“一场考试放两个状元，不合适。以后廷试最后一场，命词赋、经义两科一同考试时务策，只选一个状元；其余即使有明经、法律等科，也只与诸科相同而已。”到了宋朝王安石任宰相，创作新经书，才开始用经义取士。况且词赋、经义是士人一向学习的本业，策论则是兼习的科目。如今舍弃本业而选取兼习，恐怕不符合陛下公正选士的意旨。”于是确定御试在同一天分别考各人的本业：词赋依旧，分别排列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科魁首列在其后；恩例与词赋科第二名相同，其余分为两甲的中、下等，都列在词赋科名次之下。五年，下诏令词赋考试官各写一篇程文，作为举人的范文，考试后送到尚书省收藏。当时宰臣上奏：“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词赋进士不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后不限制人数，录取达到五百八十六人。此前承奉圣训，文章合格就录取，所以承安二年录取九百二十五人。如今又有参加四次考试至终场的恩例，如果会试录取人数过多，就会流于泛滥。”于是确定策论、词赋、经义三科的录取人数，虽多也不得超过六百人；人数少时，听任出现空缺。

译当时太常丞郭人杰在转对时说，词赋举人不得另用别名兼试经义；至于补入学生，也应严格考试选拔，不要造成滥补。皇帝敕令宰臣说：“近来已经奏定，最后一场词赋、经义在同一天考试。如果府试、会试又不允许兼试，恐怕考试经义的人会很少，这就等于虚设此科。至于用别名兼试的弊病，应当禁止。补试入学生员，已有旧条，只是恐怕执行时破坏了制度，应当严加防范。”张行简在转对时说：“拟写程文，本来是想作为考试的范文。如今会试考试官、御试读卷官都身居显职，取得科第后长期离开笔墨，不再经常练习；现在临考试拟写的文章稍有不工，就白白引起非议。”诏令停止这一做法。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忧虑时下文章的弊病，说：“各位学生不深入研究经史，只从事末流学问，以致志向和品行浮薄。可以命令进士在考试策论的那天，除时务策外，再把疑难的经义相互结合起来出题，使他们阐发圣贤深微的旨意和古今的事变。”诏令把这定为永久制度。以前曾下令乐人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但免除奴籍、已经成为良民的人则允许参加。尚书省上奏：“旧称工乐，指的是配隶身份以及倡优家庭。如今少府监的工匠、太常大乐署的乐工都是平民，却仍不得参加考试。前代规定，各类选人本人以及祖父、父亲曾经被免除奴籍成为良民的，即使在官，也不得任清要官职或治理百姓；如今反而允许其本人考试，确实有损清正的舆论。”诏令于是确定制度：放良人不得参加各科举考试，但他们的子孙可以。皇帝又说：“德行和才能不是进士科能够全部选出的，可以普遍实行保举制度。”省臣奏道：“《周礼》说：‘大司徒以乡三物教导万民，并礼请荐举他们。’所谓万民，农、工、商、贾都包括在内。前代树立贤才没有固定途径，如版筑的工匠、宰牛的老人，名垂史册的人数不胜数。如今对民间隐逸中才行兼备的人，命令谋克以及司、县举荐，由按察司详细上报，用来表彰任用；这已经有颁行的法令了。” 皇帝命令再次宣示诏旨，以重申这件事。宣宗贞祐二年，御史台说：“明年省试，因为中都、辽东、西京、北京等路道路阻隔，应当在中都、南京两处举行考试。”三年，皇帝告谕宰臣说：“国家初设科举时，向来号称严密；如今听说会试竟然杂乱同坐、喧哗吵闹，靠什么防止作弊？”命令治罪考试官和监察官。兴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鲁说：“国家从数路选取人才，只有进士科的选拔最为崇重，不追求凑足名额，只务求得到贤才。如今会试中，策论进士不到两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两科也是两人取一人。此前虽有圣训，应当依照大定制度，中选就录取，不论人数多少；然而大定年间参加考试的人有时达到三千，录取不过五百人。泰和年间，策论进士三人取一人，词赋、经义四人取一人。此前贞祐初年，诏令免除府试，参加会试的人将近九千，而录取八百多人，也不过十分之一。当时已经有依照大定制度的规定，又哪里真的两人取一人呢！如今考试官录取如此泛滥，并不是求取贤才的办法。应当在会试之前奏请确定录取人数，使恩典出自皇上，这才可以。”诏令召集有文资的官员讨论，最终采纳泰和年间的比例。皇帝又对宰臣说：“历来廷试进士，太阳偏西以后就遣送出宫，恐怕文思迟缓的人不能尽展才华；命令今后等到天黑时再遣出。”特意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皇帝阅览他们的程文，喜爱其辞藻，咨询感叹了很久。因而责怪学生越来越少，对监试官左丞高汝砺说：“供养学生的学粮，年成稍有丰收就应当按实物发给他们；否则这项科举就要废除了！”五年，省试经义进士时，考试官在通常名额之外多录取十多人，皇帝命令以特恩赐予科第。又命令河北举人如今府试中选却被军队阻隔、不能赴试的，下一次科举免除府试。策论进士，是选取女直人的科目。始于大定四年，世宗命令颁行将经书译成的女直大小字本。每个谋克选取二人学习。不久想兴办女直文字学校，于是从猛安谋克中多选择良家子弟作为学生，各路达到三千人。九年，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一百人，荐送京师，供给廪粮；命温迪罕缔达教他们古书，写诗和策文，后来再次考试，录取徒单镒以下三十多人。十一年，开始商议实行策选制度，到十三年才确定每场考一篇策文，以五百字以上写成；免除乡试、府试，只参加会试和御试。又诏令京师设置女直国子学，各路设置女直府学，准备以新进士担任教授，教导愿意学习的士人和百姓子弟。等到实行日久、学生增多，就依照汉人进士每三年考试一次的制度。于是就在悯忠寺考试徒单镒等人，他们的策题说：“贤才产生于世间，世间依赖贤才。世间未尝不产生贤才，贤才也未尝不辅佐世间。可见世间不是没有贤才，关键只在于是否任用。像伊尹辅佐成汤、傅说辅佐高宗、吕望遇到周文王，都从耕作、筑墙、渔钓之间兴起，而功业卓著，后世不能企及，大概是因为殷、周的君主能够任用他们，使他们充分发挥才干。” “本朝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圣上以文德安抚四海，文武并用；别人说的一点小善也必定采纳，办一件小利于民的事也不放弃，可以说选取人才的办法已经充分了！可是仍然担忧贤能之士遗漏在民间。如今想把天下所有贤才都得到并任用，又使贤才各尽其能，应当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目的呢？”悯忠寺过去有两座塔，进士入院的那天夜半，听见东塔上发出如同音乐的声音，西塔则传入宫中。考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涅等说：“科举文路刚刚开辟就出现这种祥瑞，这是得到贤才的吉兆。”中选的有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十六年，命令皇室两从以上亲属以及宰相的儿子直接参加御试；皇室袒免以上亲属以及执政官的儿子直接参加会试。到二十年，任命徒单镒等人教授京内外学生，他们所教的学业大为振兴。于是确定制度：今后用策、诗考试三场，策用女直大字，诗用女直小字，考试日期和程序都依照汉人进士的制度。省臣上奏：“汉人进士明年三月二十日乡试，八月二十日府试，次年正月二十日会试，三月十二日御试。”下令明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府等路四处举行府试，其余依照以前的制度。

译皇帝说：“契丹文字流传年代久远，观看他们所撰写的诗，义理深奥精微；当时为什么不设置契丹进士科？如今虽然设置了女直文字科，我担心女直文字创制不久，义理不如汉字深奥，恐怕会被后人议论。”丞相守道说：“汉字恐怕起初也未必能达到这样。那是历代圣贤逐渐增益修订才形成的。圣明的君主天资明哲，命令把经书翻译出来教导天下，实行日久，也可以和汉人的文章相同！”皇帝说：“就按照汉人进士的制度办理。把译成的考试文章交给汉官阅览。”二十二年三月，考试女直进士。到了四月癸丑，皇帝对宰臣说：“女直进士考试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评定完？”参知政事斡特剌回答：“因为要把译文交给人审阅，所以耽搁了。”皇帝命令加快办理。二十三年，皇帝说：“女直进士科设置不久，如果让他们积累学习、精通所学，就能看出谁有才干、谁无才干。”二十八年，皇帝告谕宰臣说：“女直进士只考试策，实行已久，大家都能预先准备；如今如果考试经义，可以吗？”宰臣回答：“《五经》中《书》《易》《春秋》已经翻译了，等《诗》《礼》翻译完毕，就可以考试。” 皇帝说：“大经的义理深奥，不经过多年时间不能贯通。现在应当暂且在经书中只试论题，以后再逐步考试经义。”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令允许各类人参加策论进士科考试。七月，尚书省上奏：“如果诗、策、论都在一天内完成考试，恐怕体力有所不支。诗、策考一天，论考一天；以诗、策合格作为中选，以论的成绩确定名次。”皇帝说：“论是新增加的科目，等到第三次考试结束时再综合决定去留。”明昌元年，猛安谋克中愿意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拟照其他人办理，不应允许直接参加御试。”皇帝说：“这项规定只允许女直进士，不要让他们参加汉人进士科考试。”又确定制度：其他官员的散阶达到五品，可以直接参加会试；官阶、职务都达到五品的，可以直接参加御试。承安二年，下令策论进士科限制丁男学习人数。于是确定制度：内外官员、各局分承应人员、武卫军、猛安谋克中的女直人以及各色人等，一户只有一个丁男的，不许应试；两个丁男的允许一人应试；四个丁男的允许二人应试；六个丁男以上的最多允许三人应试。参加三次考试至终场的，不受验丁限制。三年，确定制度：女直人年满四十五岁以下，参加进士科考试；府试前十天，委派善于射箭的佐贰官考试射箭。制度是：在六十步外设置箭垛，距射手十五步相对竖立两根竿，两竿相距二十步，离地二丈，用绳横向拦住。弓的强弱不限，也不计算是否射中；能够巧妙便捷地张弓、迅速端正地发箭，就算熟练。射十箭中两箭，并且箭从绳下射到箭垛的，算作中选。其他各路由提刑司负责考察，在都城由监察负责查究。凡应当参加会试、御试的人，由大兴府佐贰官试验；参加三次考试至终场的，免除射箭考试。四年，礼部尚书贾铉说：“策论进士考试弓箭，那些参加两次考试至终场的人，以及年满十六岁以下、尚未成丁的人，如果因为弓箭考试而被黜落，就会堵塞贤才仕进的道路。请在他们及第以后再考试；射中的，另行加以任用或升迁；射不中的，再降职。”省臣说：“旧制规定参加三次考试至终场的免试，如今连参加两次的也免试，不可实行。如果以尚未成丁为由免试，必然有人妄自隐瞒年龄；如果确实年幼，让他们慢慢练习也不晚。至于及第后考试并据此升降，已有确定的格式。”诏令仍依照旧制。在泰和年间的条格中，又有把时务策与典故、疑难经义结合起来出题的制度。宣宗南迁后，兴定元年，规定中都、西京等路的策论进士和武举人，暂时在南京、东平、婆速、上京四处举行府试。五年，皇帝赐进士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及第。皇帝阅览考试文章，奇怪人数太少，询问宰臣。宰臣回答：“大定制度规定各地设置学校，各谋克贡举三人或二人为学生，给钱粮供养。到了泰和年间，通常每人授田六十亩。供给优厚，所以求学的人多。如今京师虽然还保留府学，但每月只发通宝五十贯。如果在各路总管府以及有军户的地方设置学校、供养学生，或许可以增加人数。京师府学已经设置六十人，请再增加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都在总管府设置学官，把谋克中不隶属军籍的人作为学生，每人授田四十亩。汉人学生中在京师的，也请同样办理；其余州府仍依旧制。”皇帝听从了。会试各科的录取人数，大定二十五年规定词赋进士不得超过五百人。二十八年因不限制人数，达到五百八十六人。章宗命令文章合格就录取，所以承安二年达到九百二十五人。当时又加上参加四次考试至终场的恩例，人数过于泛滥，于是命令录取不得超过六百人。泰和二年，皇帝命令确定会试各科录取人数。司空襄说：“参加词赋、经义考试的人多，可以五人取一人；策论考试的人极少，可以四人取一人。恩榜本来是用来优待在考场中年长者的，参加四次考试便受恩太优厚；如果限制年龄，又会妨碍特殊人才。可以参加五次考试至终场的授予恩例。”平章徒单镒等说：“从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年，通常是三四人取一人。”平章张汝霖也说：“五人取一人，府试一百人中才能得到五人。”于是确定制度：策论三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五人取一人；参加五次考试至终场且年满四十五岁以上，或参加四次考试至终场且年满五十岁以上的，给予恩例。

译凡属考试官，大定年间，府试设六处，各处分别设置词赋试官三人、策论试官二人。明昌初年增为九处，各路各设九人，大兴府设十一人。承安四年，又增加太原，成为十处。有关部门请求裁减，于是规定：策论进士和女直经童，人数在一千人以上的派试官四人，五百人以上派三人，不足五百人派二人。各以职务、官阶较高者一人为考试官，其余为同考试官。词赋进士与律科举人合计三千人以上，派五人；二千人以上派四人；不足二千人派三人。经义进士和经童举人，一千人派四人，五百人以上派三人，一百人以上派二人，不足一百人的由词赋考官兼任。后来又规定，策论试官中，上京、咸平、东平各三人，北京、西京、益都各二人。律科设置监试官一人、试律官二人，隶属于词赋考试院。经童设置试官一人，隶属于经义考试院，与会试相同。弥封官、誊录官、检搜夹带物品官，以及其余修缮考场、监守押送、看守门禁的官员，都依照会试制度办理。大定二十年，皇上认为往年多派远地官员主持考试不便，于是命令改派邻近官员。凡属会试，知贡举官和同知贡举官，词赋科旧例为十人，承安五年减为七人；经义科为六人，承安五年减为四人；诠读官二人。泰和三年，皇上认为弥封官向举人泄露试题，诏令从今以后，女直司的试卷由右选汉人负责封缄，汉人司的试卷则由女直司负责封缄。宣宗贞祐三年，因为会试赋题曾经考过，却仍有人犯了规矩而中选，又因考官多录取亲近之人而不惩治其不公，便命令追究处理。凡属御试，读卷官中，策论、词赋进士各七人，经义进士五人，其余职事官各二人；制举、宏词共三人。泰和七年，礼部尚书张行简说：“旧例，读卷官不回避亲属，因此有时遇到亲属，有的官员不敢决定其取舍，有的则竭力营救维护，因而受到同僚怀疑。若读卷官不用与进士有亲属关系的人，那么读卷时就能平心静气地共同评议。”皇上于是命令临近考试时多拟定人选，其中有亲属关系的予以淘汰。凡属府试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年规定设在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四处。到明昌元年，又增加北京、西京、益都，成为七处，并兼试女直经童。凡属上京、合懒、速频、胡里改、蒲与、东北招讨司等路的，前往会宁府应试；咸平、隆州、婆速、东京、盖州、懿州的，前往咸平府应试；中都、河北东西路的，前往大兴府应试；西京以及西南、西北二招讨司的，前往大同府应试；北京、临潢、宗州、兴州、全州的，前往大定府应试；山东西路、大名、南京的，前往东平府应试；山东东路则在益都应试。凡词赋、经义进士以及律科、经童举行府试的地点，大定年间为大兴、大定、大同、开封、东平、京兆六处；明昌初年增加辽阳、平阳、益都，成为九处；承安四年又增加太原，成为十处。中都、河北在大兴府应试；上京、东京、咸平府等路在辽阳府应试；其余各路都在本境应试。凡乡试的日期定在三月二十日。府试中，策论进士在八月二十日考策，隔三日考诗；词赋进士在二十五日考赋和诗，再隔三日考策论；经义进士在词赋科考试后三日考经义，再过三日考策。接下来考律科，再考经童，每场都间隔三日。会试中，策论进士在正月二十日考策，之后都每隔三日举行一场，和前面相同。御试中，策论进士在三月二十日考策，二十三日考诗论，二十五日词赋进士考赋、诗、论，经义进士也在这一天考经义，二十七日才考策论。若考试日遇到雨雪，就等到天晴再考。御试唱名后，考试策论须禀奏，宏词科则安排两天进行考试。旧制，女直进士在汉进士复试之后考试。大定二十九年因重新设置经义科，便改定了这一制度。凡属监守、检搜的制度，大兴府派武卫军，其他府则从附近的猛安中抽调人员，平阳府派顺德军。凡府试、会试，每四名举人派一人监守，另派一名官员负责弹压。御试策论进士时，派弩手和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派亲军，每人各一名，且都使用不识字的人，并配护卫十人。亲军中另派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逻护卫。泰和元年，省臣奏道：“搜检时虽然应当严格，但如果竟然让人解开发髻、袒露衣服，搜查到耳朵和鼻子，就太过分了，难道是对待士人的礼节吗？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已经依照以前的故事，让应试者沐浴，由官府置办衣服给他们更换；这样既可防止作弊，又不损害礼节。”皇上采纳了这一意见，命令实行。恩例。明昌元年规定，省元可以直接参加御试，未中者准许列在榜末。解元只免除府试；参加四次考试并考到终场的，依照参加五次考试者的恩例办理。所考文卷，只有犯御名、庙讳或文理不通的才黜退，其余都按文章优劣排列名次。仍旧一天考三题；参加五次考试者只考赋、诗，女直进士也实行这一条例。承安五年，诏令进士参加四次考试即可享受恩例，词赋、经义必须分别按各科计算场数，不得合并计算。恩榜人员中应当授官的，由监试官在考试时列明人数奏报，享受特恩者授予官职。泰和三年，因经义科会元与策论、词赋进士不同，如果御试时被黜退，列在榜末，似乎待遇过优；若按同样的恩例办理，又与参加四次考试者不同。于是规定，依照曾经在府试中取得解元、免除府试的条例办理。会试落第者，再参加一次即可直接赴御试。

译律科进士又称诸科，其办法是从律令中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录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制定制度，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合计通晓三十六条以上，且文理优良、拟定判词恰当、用字准确的，才算中选。临时按成绩约定录取人数，起初没有固定名额。这项制度最早见于海陵庶人正隆元年。到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关部门说：“律科只知道读律令，却不知道教化的根源，可以让他们通晓《论语》《孟子》，以涵养气度。”于是命令从今以后，诸科录取后，还要从《论语》《孟子》中考一道小义题；府试、会试另用一天进行引试，命经义试官出题，与本科学业合并考核后决定名次。经童制度规定，士人和平民的子弟，凡十三岁以下，能背诵两部大经、三部小经，又能背诵《论语》、诸子书以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答对十三题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合计答对四十一题以上，才算中选。所看重的是年幼而背诵多的人；年龄相同，则以背诵大经较多者为第一。起初，天会八年，太宗因为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便能背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以及《论语》《孟子》，皇上下令教育培养他，但当时还没有经童选举制度。熙宗即位第二年，下诏开设贡举，才正式列入制度，录取至一百二十二人。天德年间废除。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皇上对宰臣说：“经童难道竟会没有人吗？你们商议恢复设置。”明昌元年，益都府上奏：“童子刘住兒十一岁，能作诗赋，能背诵大小六经，所写行书、草书颇有法度，孝行很早便已养成，请求依照宋朝童子李淑的先例赐予出身，并加以恩诏。”皇上召他到内殿，试作《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命他作《旱》诗，皇上嘉许他，赐予经童科出身，发给钱粮和官舍，命他到太学学习。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说：“经童科并非古制，自唐朝各道上表推荐以来，有时录取五人到十人。近代宋仁宗认为它没有补益，便废除了。本朝皇统年间录取五十人，后来成为常例，天德年间又废除。圣明的君主恢复设置，动辄录取百人，恐怕日久人数积累过多，难以逐一铨选任用，请求下诏限制并减少录取人数。”皇上说：“如果他们背诵的都合格，怎么样？”完颜守贞说：“应当考察其中年龄最小且背诵没有错误的人，精选录取，这样人数也不会太多。”皇上又问参知政事胥持国，胥持国回答：“背诵是否通晓很容易看出来，怎么会容许滥取呢？”皇上说：“即使限定三十人或四十人，若有一百人都通晓，也可以再次选取其中精通者。”胥持国说：“这门科举大概只是资助教育的一种办法。幼年学习这些文章，长大后玩味其中的义理，等到让他们治理政务，人的品格就会显现出来。如果中选者再加以学习进士科的功课，那么所记诵的内容都能得到实际应用。臣认为不应让他们立即进入仕途，必须先学习进士科业，之后再由官府任用才可以。若能考中进士，就和进士一样任用；如果中府荐或会试，应根据参加考试的次数，给予较优的等级。多次参加考试仍不能被推荐的，按本来出身授予官职，这样似乎可以激励士人并得到人才了！” 皇上下诏，命令讨论并实行这项办法。制举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达于从政等科，考试没有固定日期。皇上想举行时，便告知天下。允许内外文武六品以下、没有公罪私过的职官，由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向所属部门推荐，再奉诏考试。若是隐居民间的士人，品德行为受到乡里敬重，则由府州推荐。凡应试者，先把自己所作的策论三十道投进学士院，由学士院考察文辞和义理优良者，委派官员从群经、诸子、史书中出题，一天考三道论题；如果成绩可以，再进行殿试，考策论一道，内容不拘常规事务，以选取无不贯通的人，优等者升迁任用。宏词科考试诏、诰、章、表、露布、檄书，都使用四六文；诫、谕、颂、箴、铭、序、记，则有的依照古今文体，有的参用四六文。每次科举赐进士及第后，以及在职的六品以下、没有公罪私过的人，由外任官员推荐，命试策官出题考核，通考四题，分为两等，分别升迁任用。这两科都是章宗明昌元年创设的。武举考试曾在皇统年间设置，其制度见于《泰和式》，分为上、中、下三等。能够拉开一石力的弓，使用重量为七钱的竹箭，在一百五十步外射贴靶；十支箭中，府试须射中一支，省试须射中二支，程试须射中三支。又在二百二十步外射垛靶，三支箭中须有一支射中。又在一百五十步以内，每隔五十步设置两个高五寸、长八寸的卧鹿靶；能够使用七斗弓和两支大凿头铁箭，骑马奔驰射击，府试准许射四回，省试三回，程试二回，且都须射中两箭。又在一百五十步以内，每隔三十步，左右交错设置四个高三尺、木制偶人头戴五寸方板的目标，骑马奔驰用枪刺击；府试准许奔驰三回，省试二回，程试三回，左右两边各刺落一块木板的，均合格。又按照恩荫入仕的条例考问律文一条，再考问《孙子》《吴子》十条，能够讲解其中五条的，列为上等。凡程试中，只要有一项没有通过，便全部黜退。若射贴使用八斗弓，远射二百一十步，射卧鹿使用六斗弓，《孙子》《吴子》十条通晓四条，列为中等。射贴使用七斗弓，远射二百五步，射卧鹿使用五斗弓，《孙子》《吴子》十条通晓三条，列为下等。

译解答律令、骑射刺板，都要求与前面相同。凡是不识字的人，即使达到上等，也降为中等；达到中等的，降为下等。凡考试列入中等、下等而愿意再考的，听其自便。旧制，参加上等考试未中者，不准再考中、下等。泰和元年制定制度，不再区分旧有等级，只按本人意愿考试，考中后按三等排列。泰和二年，尚书省奏道：“武举程式应当与进士科同时进行。今年八月府试，想随各路设置考场，临时派官员主持，但恐怕由于初次设置而无法预知应试人数，所以暂且命令各地就地考试。”宣宗贞祐三年，依照进士的例子，赐给敕命和章服。当时，凡各地参加武举入试的人，除正在任职以及已经在军前任用的以外，都命郡县全部送往京师，另编为一军，以备紧急之用。那些被推荐但尚未授官的，也酌量才能任用。元光二年，东京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说：“武举入仕者都授为巡尉、军辖，这些人虽然善于骑射，却没有经历行军作战，不懂军旅之事，一旦面对敌人，恐怕会导致失败。请把他们全部编入军前，授为长校，等有功后再升迁。”宰臣奏道：“国家设置这门科举与进士科相等，却想把他们全部安置在军中，并不是奖励进用人才的办法。” 于是把丁忧、待阙、去职的人登记后交给军队。考试学士院官。大定二十八年，诏令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任学士院官。礼部下令给太常，按照唐代典制，初入学士院按惯例先行考试；如今如果从已经做官的进士中选取，就由在朝六品、外路五品职事官推荐，考试制、诏、诰等文字三篇，选取文理优良者充任应奉。由此，翰林院的选拔更加精审。明昌五年，因为学士院撰写文字的人很少，命尚书省访求有文采的人，选取后临时考试。凡属司天台学生，女直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允许官民人家的子弟，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参加考试补入。又每三年一次，选取民间人士考试补入。考试制度是：用《宣明历》考推算历法，用《婚书》《地理新书》考合婚、安葬，又考《易》的筮法、六壬课以及三命五星之术。凡医学分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其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每月考试疑难问题，根据答题优劣进行奖惩劝勉。每三年一次考试各位太医，即使不是学生，也允许参加考试补入。脱脱，《金史》，志第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