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二十七

译志第二十七 食货第一 国家有粮食财货，就像人有饮食一样。人没有饮食不能生存，国家没有粮食财货不能立足。然而燧人氏、庖牺氏能够创制饮食的方法来教导人，却不能使人没有饮食方面的疾病；三王能够制定粮食财货的政令留给后世，却不能使后世没有粮食财货方面的弊端。只有善于养生的人，似乎并不贪求饮食，而饮食自然不会缺乏，所以能够调节饥饱适宜，少生疾病而长寿。善于使国家富足的人，起初并不经营财货，而粮食财货自然不会缺乏，所以能够掌握丰歉的节度，少有弊端而长久安治。金朝对于粮食财货，立法周密，向百姓征取也很审慎。太祖开创基业时，减轻辽朝租税，规划已经十分长远。熙宗、海陵时期，风气日益开放，又兼顾长远谋略，君臣认真研究财用制度，把这作为首要事务。即使贤明如世宗，对于储蓄积聚的志向，何尝有一天忘记过。章宗时文治更加兴盛，边疆费用也扩大，粮食财货的议论不能不紧迫。宣宗南迁后，国土日益收缩，竭泽而渔式的做法往往到处出现。考察金朝立国以来所谓食货制度，最重要的不过是租税、铜钱、交钞三项。三项制度多次改变，也多次陷于困穷。官田征租，私田征税。租税之外，还要按照田园、房舍、车马、牛羊、树木种植的数量，以及家中储藏钱财的多少，征收钱款，称为物力钱。物力钱的征收，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没有谁可以免除。近臣出使外国，回来必定增加物力钱，因为认为他们接受了馈赠。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宰臣也有人缴纳这种税，朝廷在殿陛之间询问它的增减情况，那么州县向小民征求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物力钱之外又有铺马钱、军需钱、输庸钱、司吏钱、河夫钱、桑皮故纸钱等，名目琐细繁多，不能尽数说明。户籍又分为若干等级，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关部门起初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后来改为通检，又改为推排。凡属州县的户口，与属猛安谋克的户口，缴纳赋税的高低又各不相同。制度刚开始实行时，只怕规定不严密，言事者说这会加重百姓负担，于是立即下令停止。停止不久，负责会计的人报告财用不足，又立即恢复实行。停止时本意是便利百姓，但百姓并没有感受到恩德；实行时本意是使财用充足，但财用也没有增加。一时间君臣关于节省用度的言论和告诫不断。曾经自行计算国家用度，数目也极其浩大；似乎足以支撑多年，但郡县稍微遇到歉收，财用就突然不足，始终没有人追究其中原因。至于铜钱、交钞的弊端，大概更加严重。起初使用辽、宋的旧钱，即使是刘豫铸造的钱，刘豫被废后也仍然兼用。正隆年间以后，才开始商议鼓铸铜钱；民间禁铜非常严厉，铜料供应不上，逐渐兴起窑冶。凡是铜矿产地，不仅派遣官吏到境内查访而不许遗漏，还查访外界；民间不能缺少的铜器，也都由官府制造后出售。后来官府不堪其烦，百姓也不堪其苦，于是允许百姓自行冶铜制器，由官府定价收购，这是铜法的一次变化。至于钱法的变化，铜钱铸造还没有广泛推行，收取和流通又没有办法，已经出现阻滞。起初担心官库积钱太多、钱币不能流入民间，于是立法扩大流通；后来又担心百姓藏匿钱币，便设置存留限额，开放告发之路，犯者用重罚制裁，最终仍然无法禁止。州县缺钱，民间自行铸造，私钱粗劣恶劣尤其严重。于是用官钱五百兑换私钱一千，但这种办法更加低劣。后来改铸大钱，规定兑换比例更加加重，想尽办法使它流通，最终仍未奏效。又用铁钱补助，铁钱不能使用，于是权宜采用交钞；钱重钞轻，二者价值相差悬殊，物价上涨，交钞终于无法流通。又权宜采用银作为货币，银的弊端又滋长，也没有办法挽救，于是废止铜钱，专门使用交钞和银货。然而交钞和银货的弊端竟比铜钱更加严重：官府使用大钞有利可图，大钞发行过多，百姓更加轻视它；民间使用小钞有利可图，小钞流入过多，国家也得不到补益。于是禁止官府使用大钞；不久又担心百姓使用银而不用钞，便责令百姓必须用钞缴纳官物，以显示钞票必须使用。起初铸造二十贯至一百贯的钞票，后来又铸造二百贯至一千贯的钞票，前后轻重没有标准，百姓更加迷惑。到不得已时，又以年份、地区限制流通，官府和民间收受钞票还限制数额比例，因此百姓的疑虑日益加深。其间，先把交钞改为宝券，宝券不久又改为通宝，规定与银并用；通宝不久又改为宝泉；宝泉不久又改为织绫印钞，名为珍货；珍货不久又改为宝会，始终没有固定制度，而金朝的国运也就终结了。纵观古代，财富聚集而百姓离散，直到国家灭亡，像鹿台、钜桥那样的事就不值得再说了。国家灭亡、财货匮乏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国家用度困窘，还没有像金朝末年这样严重的。金朝施政常有抚恤百姓的意愿，却不能停止苛刻征收的命令，徒然有聚敛财富的名声，却不能取得富国的实际效果。到国家灭亡时，括取粮食、禁止民间买卖粮食等一切搜刮政策，没有一样不施行。赋税增加数倍，预先征借数年，有时想得到交钞，便预先出卖下一年的差科。高琪做宰相时，议论甚至涉及专卖食用油。通过进纳取得官职的人泛滥，动辄出售只有空名的宣敕，有时还想给他们五品正班。僧道缴纳粮食，起初只是出售度牒，最后发展到德号、纲副威仪，甚至寺观主持，也都按照资财多少出售。更严重的是，服丧守制的人也可以用钱求取仕进，监户可以用钱脱籍从良，进士出身甚至可以用钱买到及第。再严重的是，叛臣大盗表示归顺时，没有金帛用来赏赐激励，动辄用王爵笼络他们；高贵爵位不够，就赐给他们国姓。名分与实际混淆，伦常法度全都败坏，也顾不上了；国家想不混乱，怎么可能呢？等到宋朝停止岁币、不肯议和，金朝贪图淮南的积蓄，谋划用武力夺取，终于使枢密院的精锐骑兵都耗尽在南征中。

译讹可、时全起兵后，起初的意图是取得粮食，后来却连一尺一寸的补益也没有，三军败亡，我军压迫国境，兵力和财力都陷入困境，无法抵御。因此，记载金朝粮食财货制度的人，不能不掩卷而感慨。《左传》说：“制定法律如果从宽松开始，产生的弊端还会变成贪婪；制定法律如果从贪婪苛刻开始，弊端又将怎样呢？”金朝兴起于东海，风俗淳朴，可以恢复古道。最初进入中原时，兵威所到之处，百姓多逃亡，土地多荒闲，遗留下来的百姓惶恐不安，想取得什么都不难。如果当时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制度，能够采用唐朝永业田、口分田来规定百姓产业，仿照租庸调法来充实国家财政，怎么会在不到一百年间，各种经营规划纷纷杂乱，始终伴随国家直到灭亡呢？弊端在于急于谋求一时利益，沿袭长期败坏的制度；到了中期，又鄙弃辽朝的俭朴，承袭宋朝繁复的文饰；惩戒宋朝的宽柔，增加辽朝急切严酷的政令。这就是抛弃两国的长处，同时采用两国的短处。繁复过度，必然伤害财力；严急过度，必然损害百姓。直到金朝灭亡，国用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由此造成的吗？最初制定法律时不慎重，后来变法来挽救弊端，只会使弊端更加严重罢了。其他如盐法、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制度，大多是宋朝旧臣提出的，收益和损耗没有定规，变更也没有常态，同钱法、钞法有什么不同呢？田制、水利、区田等项目，有的仓促实行后随即停止，有的多次试行却没有成效，有的经过反复讨论却没有实行，都分别记载在有关篇章中，以备作为一代的制度。○户口 金朝制度规定：男女两岁以下称为黄，十五岁以下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十七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没有丈夫的妇女称为寡妻、妾；各种重病、残废者不列为丁。户主推举家中年长者充任；家中有物力钱的为课役户，没有的为不课役户。命令百姓五家编为一保。泰和六年，世宗认为旧定保伍法，有关部门破坏敷衍、不能实行，于是命令结成保伍；如果有人窝藏奸细、盗贼，相关各户连坐。宰臣说，旧制以五家为保，恐怕容易被人设计构陷而难以察觉，于是命令改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互相察看。京府州县城郭以内设置坊正；村社则根据户数多少，每乡设置里正，用来核查户口、催促赋役、劝导督促农业和养蚕。村社三百户以上设置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五十户以下一人，以协助里正禁止、察看违法行为。设置壮丁，协助主首巡逻警戒盗贼。猛安谋克所属的部落村寨，五十户以上设置寨使一人，职责与主首相同。寺观则设置纲首。凡坊正、里正，从本辖户数的十分之三中选取；富裕百姓平均出钱雇募，选用强干而有担保的人充任。每人负担的钱不得超过一百贯，服役不得超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曾想废除坊正、里正，但又认为主首住得远，进城应差替代会妨碍农事，便改为由有财产而谨慎诚实的人担任，每两年轮换一次。凡是户口计帐，三年登记一次。从正月初开始，州县由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由寨使，到编户家责令填写手实，详细记明男女老幼的年龄和姓名；活着的增加，死去的删去。正月二十日把实际人数报给县，二月二十日报到州，十日内送达上司；无论远近，都要在四月二十日送到户部呈报尚书省。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任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的奴婢获准免奴为良者，只隶属于本部，作为正户。凡没收入官的良人，隶属宫籍监，称为监户；没收入官的奴婢，隶属太府监，称为官户。收国二年，当时法制尚未确定，战争也没有停止，贫民大多依附权贵以求苟安，许多人还被隐匿为奴婢。太祖下诏说：“近来年成不好，百姓饥饿，很多人依附豪族，因而陷为奴隶。等到犯法后，无法缴纳赔偿，便折身为奴。有的私下订约并规定期限，以一个人作为赎身对象，过期便把他作为奴隶。这些人一律允许用两个人赎一个人为良民；原约定用一个人赎身的，听凭其方便办理。”天辅五年，疆土已经扩大，但旧部多是贫瘠盐碱地，将把那里的人迁到泰州，于是派皇弟昱和族子宗雄去察看土地。昱等人取土进呈，说可以种植，于是从各猛安谋克中抽取一万多民户，让宗人婆卢火统领，在泰州屯田。婆卢火原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水，至此迁徙到那里。居住在宁江州的人，派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个谋克，携带家属和耕作工具迁往泰州，并赐给婆卢火耕牛五十头。天辅六年，山西各州已经平定，既以上京作为内地，便迁徙百姓充实那里。又命耶律佛顶率军护送各地投降者到浑河路，由皇弟昂监督，并命他们听从方便选择居处。天辅七年，因山西各部族靠近西北两边，而且辽主尚未擒获，恐怕他们暗中相互勾结引诱，于是又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率四千兵护送，把他们安置在岭东；只有西京百姓仍照旧安居，并命昂镇守上京路。不久，太宗听说昂已经经过上京，而投降者又苦于他的侵扰，很多人叛逃，于是命孛堇出里底前往告诫晓谕。等他到达时，各部已经叛离。又让猛安详稳留住所统领的归附百姓返回东京，命有关官署经常抚慰他们，并借给一年的粮食；其亲属被掳的，都命令聚居在一起。到天辅七年攻取燕京路，二月，把六州中氏族富强、工艺技能高超的百姓全部迁到内地。太宗天会元年，把先前迁来的润州、隰州等四州百姓安置在沈州境内；由于新迁户生活困苦、不能自存，下诏说：“近来听说百姓缺粮，甚至卖掉子女，允许他们用相当的丁力赎回。”又诏令孛堇阿实赉说：“先皇帝曾因同姓之人过去有自行出卖或典当自身的，命官府为他们赎身。现在听说还有没有恢复自由的，应当全部查阅并赎出。”又命令用官粮赎回上京路新迁置于宁江州的贫困户中卖身者，共六百多人。天会二年，百姓有自行卖身为奴的，下诏用相当的丁力替换赎回。三年，禁止内外官员及宗室私自役使百姓，权势之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强迫买卖的，一个人赔偿十五个人，欺诈买卖的，一个人赔偿两个人，罪都处杖刑一百。七年，下诏说，自战争兴起以来，良民被掠夺成为驱口的，允许其父母、妻子、子女赎回。熙宗皇统四年下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年成歉收，百姓流离失所，典身受雇而成为驱口的，官府用绢赎出，使其恢复良民身份：成年男子三匹，妇女和幼童二匹。

译世宗大定二年，下诏把二税户免除二税，恢复为民。当初，辽人信奉佛教尤其严重，常把良民赏赐给寺院，将其赋税一半交官府、一半交寺院，所以称为二税户。辽朝灭亡后，僧人多隐瞒实情，压制他们使其成为贱民；有人援引旁证告发，有关官署分别拘执他们上报。皇上一向知道这件事，所以特意免除二税。大定十七年五月，尚书省奏报：“咸平府路一千六百多户，自称都是长白山星显、禅春河的女真人，辽代被签发为猎户，迁居于此，号称移典部，后来被编入契丹户籍。本朝义兵兴起时，他们首先到军中投降，仍居住在本部，现在请求纠正户籍。”诏令准许。二十年，因为上京路女真人户为了逃避财产税，私自卖掉奴婢，导致耕田的人少了，于是日益贫困，下诏制定制度加以禁止。又对宰臣说：“猛安谋克户的兄弟亲属，如果各自随着分给的土地，与汉人交错居住，每四五十户结成一保聚，农忙时互相帮助，这也是劝勉互助的办法。”二十一年六月，把银山附近的百姓迁到临潢。又规定逃避差役、全家逃到别处的户，其原籍和所寓州县的官员同罪，作为定制。大定二十三年，制定制度：女真奴婢如果有能力，主人允许其婚娶，必须取得房亲和村老的证明，才准许他们与良民通婚。这年八月，奏报猛安谋克的户口、垦田和牛具数量：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余，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京城宗室将军司有户一百七十，人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其中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零四。迭剌、唐西二部五飐，有户五千五百八十五，人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其中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一万六千二十四顷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大定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止有俸禄者的一名儿子以及农民为逃避赋役而出家做僧道。大定初年，全国户数只有三百多万；到大定二十七年，全国有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书论事的人请求把二税户释放为良民。尚书省官员想以有公文可凭的作为标准，参知政事移剌履说：“凭证真伪难以辨明。今后契丹奴婢所生的子女一律作为良民，现有奴婢则不得典卖。这样三十年后奴婢都会成为良民，百姓也不会受害。”皇上认为移剌履的话不恰当，命令重新议论。尚书省奏称，如果不进行全面查括，诉讼终究不会停止，于是派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查括北京路和中都路的二税户。凡没有凭证、主人自己承认的，以及因通检而查明的，税额一半交官府、一半交主人；有凭证的则全部释放为良民。明昌元年正月，上书论事的人说：“自古以来以农桑为根本。如今除商贾之外，又有佛教、道教和其他游食之人，浮费增加百倍。农田年成不好，路上到处可见流亡饿死者，这是因为从事末业、损害农业的人太多。”皇上于是下令，禁止自行剃发出家为僧、道。这一年，奏报全国有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人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粮食只有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多石。扣除官军两年的用粮后，按人口计算，每人每月食粮五斗，只够四十四天的粮食。皇上说：“储蓄不多，是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的缘故。把百官召集起来，讨论使百姓专心农业、扩大储蓄的方法，奏报给我。”六月，奏报北京等路免除的二税户，共一千七百多户、一万三千九百多人；此后不论恢复为良民还是成为驱口，都按已经判定的结果作为定案。明昌六年二月，皇上对宰臣说：“凡称女真进士，不必再称‘女真’二字。你们错误地把它当作回避女真、契丹语言，并不是这样。今后如果区分户民，女真人称为本户，汉户和契丹户，其他的称为杂户。”明昌六年十二月，奏报全国女真、契丹、汉户共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人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零四百，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泰和七年六月，下诏说，中等物力户有差役时往往逃避，有关官署便让次等户代替；事情结束后逃户又恢复产业，以致不逃的户损失很大。命尚书省官员详细议论。宰臣奏说：“旧制太轻。”于是下令，承担差役的全户逃亡，处徒刑二年；告发者赏钱五万。先前逃亡的，在一百日内自首，免罪；确实因贫乏而逃亡的，京城以内由御史台、京城以外由按察司查究属实后免罪。十二月，奏报全国有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人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户数比大定二十七年增加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人口增加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这是金朝户籍人口最为兴盛的时候。到了卫绍王时期，战争不断；宣宗即位后南迁，经过死亡和迁徙，许多地方都空虚了。户口日益减少，军费却日益紧迫，赋税征敛繁重，全都依靠河南供给；百姓无法承受，纷纷放弃房屋田地，相继逃亡。后来多次下诏招募百姓回乡复业，免除当年的租税；但因国用枯竭，又命令在乡居者代替逃户缴纳租税，因此许多人不敢回来。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想悬赏招募人捕捉逃亡户，又担心造成骚动，于是命令依照已经颁发的诏书办理：已经免除的债务暂不追缴，再招募一个月；逾期不来，然后捕获治罪，并把他们遗弃的土地赏给别人。四年，尚书省官员奏说：“河南因年成歉收而赋役仍不停，逃亡的户应由有关官署招回；到第二年三月仍不复业的，依法论罪。”当时黄河沿岸成为边疆，烽火屡次报警，所以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说：“亳州原有六万户，自南迁以来经不起征调，接连逃亡；剩下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砀山这个下等县，田野上已经没有居民了！” 通检与推排

译通检，就是《周礼》所说的大司徒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把各乡人口多少、六畜和车辆都登记下来，制定辨别财物、施行征税的制度。金朝自建国初年编定户籍后，到大定四年，因承受正隆年间战争和徭役的后果，百姓贫富发生变化，赋税差役不均，世宗下诏说：“自建国以来，有关官署经常举行大比，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正隆年间，兵役同时兴起，征调没有限度，富户如今贫困得不能自存；户籍上没有登记的人如今成为富室，却仍侥幸免除赋役。因此派遣忠信大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的物力，重新确定差役，以革除以前的弊端，使百姓不再有不均的叹息，以符合我的心意。所有规划措施和条文，由尚书省统一制定施行。”又命令：“凡监户的田产，除官府拨给、赏赐的以外，其余凡是购置百姓有税田宅的，都列入通检数额。”当时各路使者往往把严苛地查得物力多作为功劳，张弘信查检山东州县尤其残酷暴虐。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当面斥责他说：“朝廷认为正隆以后差役征调不均，所以命使者均平。如今你却残暴行事，随意把百姓产业增加数倍；有人前来申诉，便打得血肉模糊，严重的甚至死在杖下，这是什么道理？” 张弘信无法答对，所以只有棣州稍微平静一些。大定五年，有关官署奏报各路通检不均，诏令再次根据户口多少、贫富程度和负担轻重，取适中标准确定。随后又制定通检土地等级和税法。大定十五年九月，皇上认为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已经十多年，贫富发生变化，赋税差役轻重不均，于是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四月，世宗对宰执说：“猛安谋克户中，贫富人家的差发负担不均，都是由各谋克在内部征派；昏暗无能的，只听胥吏的话，轻重也不一致。自从窝斡叛乱以后，贫富情况反复变化，现在应当登记他们的夹户，推算各家的财产，如果有军役，大概就可以做到均平。”于是下诏召集百官商议。右丞相完颜克宁、平章政事完颜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说：“女真人除了负担猛安谋克的仆从差使以外，其余没有差役。如今不推算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目，只核验产业来征派差役，这样比较方便。”左丞相纥石烈守道等说：“只核验财产，按多少分为四等，登记造册后据此征派差役，大概就能均平。”左丞相徒单通、右丞相移剌道、都点检完颜襄说：“查清奴婢的数目，贫富自然就显现出来；遇到缓急有事时再按此征派差役，与一律征派的办法不同。请等到农闲时，拘集并查清土地、牛具的数目，分别把所查到的情况上报。”世宗说：“一个谋克户的贫富，谋克难道会不知道吗？一个猛安统领八个谋克，却一律征派差役。假如一个谋克内部，有奴婢二三百口的，也有奴婢一二人的，征派差役却相同，怎么能算均平？正隆年间兴兵时，朕的奴婢有万数，牲畜有数千，却不征发一个人、一匹马，难道能说是公平吗？” “我处理各种事务从未独断专行，都是同你们商议。往年分散安置契丹户，安礼极力说这样恐怕扰乱民众，我决定实行，果然使他们安居乐业。安礼虽然竭尽忠心，却没有审察长远策略。应当听从左丞通等人的意见，查括推排。”十二月，皇上对宰臣说：“猛安谋克中多是新户强、旧户弱，差役不均，应当推排，先从中都路开始。”到大定二十二年八月，才下诏召集地方耆老，推定贫富，核验土地、牛具、奴婢的数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随后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共同分路推排。九月，下诏说：“不要让富户隐匿牲畜财产，也不要使贫户有的因为不敢养马而受害。从前海陵王时，拘集查验马匹牲畜，完全没有等级区别，富户侥幸逃脱，贫户则全部被拘入官府，极不均平。现在要一并核实贫富，登记造册；有紧急事务时，就按照册籍征取，大概可以避免不均平的弊端。”张汝弼、梁肃上奏说：“天下民户的通检已经确定，如果有产业转移变卖，自然应当随其业产缴纳赋税。至于浮财，必然有增有耗，贫者自然贫，富者自然富，似乎不必屡次推排。”世宗说：“宰执家中大多有新近富起来的人，所以都不愿意这样做。”梁肃回答说：“像臣这样的人，能够推排中都的物力。臣因为曾经担任南使，先自行增加物力钱，达到六十余贯；和其他奉使相比，没有谁比臣缴纳得更多。但是小民没有知识，法令一出台，奸诈之事就会产生；数字屡次变动，百姓就容易惊恐。像唐、宋以及辽代，有时三二十年不进行一次通比，也是有的。年年频繁推排，似乎很难实行。”二十六年，又命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李晏等上奏报告所确定的物力数额。世宗说：“朕根据最初推排的天下物力钱，计三百五万余贯；除去三百万贯以外，命令再减去五万余贯。” “如今减免还不到这个数，又继续征收二万多贯，这实际上只是二万贯，却说成‘续收’，为什么？”回答说：“这是指以前漏报、现在主动申报的，以及百姓过去没有力量耕种、现在开始耕种的土地。”皇上说：“通检原来的数额，只是看经营所得的增减以及房屋、土地的多少，然后加减。那个人卖地，这个人买地，仍然都是原来的数额。至于经营所得，此强彼弱，只不过给强者增加、给弱者减少罢了。而且物力数额大概只是确定差役的方法，主要意义不在数额多少。我担心本来应由真正经营致富的人承担的，反而分摊给贫民了。”

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令担任国信使副使的人免除增加物力。又命令农民如果有积存的粮食，不计入物力；缺钱的郡，所缴纳的钱财允许折合成粮食和绢帛。九月，因曹州黄河水涨泛滥，派马百禄等推排遭受水淹的州县中贫困的人户。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说：“百姓的土地已经纳税，又按通检确定物力，与浮财所承担的差役相比，属于重复加重。”于是详细斟酌民田物力，减去十分之二。尚书户部说，中都等路遭受水灾，诏令委派官员推排，比旧额减免钱五千六百多贯。明昌三年八月，敕令尚书省说：“百姓在丰收时不致力于积储，一遇歉收就阻滞饥荒，有什么办法能使百姓重视粮食并多加积储呢？”宰臣回答说：“大定二十九年，已经下诏农民能够积粮的免除物力。明昌初年，又命令把百姓的物力和土地一并推排的，也减去十分之二，这本来就是办法。”承安元年，尚书省奏报：“这年九月应当推排，但因有事情不能进行。”诏令说冬季已经很深，若办理完这件事恐怕妨碍农作，于是暂且停止。承安二年冬十月，敕令讨论通检。宰臣奏说：“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后，距今已经十年，旧户中贫弱的很多，如果迟迟不重新确定，恐怕导致流亡。” 于是制定制度：已经典卖的产业，只随现有产业推收物力；分户异居的，允许另立户籍；绝户和困弱户减免；新近强盛的户详细审查后增加物力；只按实际情况办理，不必补足原来的数额。边境城镇遭受盗寇侵扰的地方，一律不必推排。于是命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京城两警巡院，作为各路实行的样板。每路派官一员，命提刑司官一员辅助。承安三年九月，奏报十三路登记确定的推排物力钱为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为三百零二万二千七百一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因贫困减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三路没有新近强盛而增加的户外，其余各路计算征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泰和二年闰十二月，皇上认为推排时既要询问人户的浮财物力，又要核查比较次第，期限紧、事务繁多，难以得到实情，于是敕令尚书省制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的办法：今后典卖产业的，随产业转移推收，另设标簿，临时只查浮财物力，作为增减依据。泰和四年十二月，皇上认为在远方任职的官员，其家中的物力有应当减除却没有减除的，于是规定，典卖实际产业的，按时推收；如果没有浮财和经营所得，确实应当减免的，命本家申报，召集坊、村人户推唱，核实后免除。造册以后如果没有人告发，一个月内由本官发文牒推唱核查，确定数额并附在户籍上。泰和五年，因西京、北京边地经常遭受战争和灾荒，派使者推排。原来大定二十六年确定为三十五万三千多贯，于是减为二十八万七千多贯。同年六月，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说：“近来的制度让人户推收物力，设置簿册标明，等到全面推排时，只增加新强户的数额，注销旧弱户的数额，大概可以得到实情。现在有关官署执行得很粗疏，恐怕临时事务繁杂，最终难以详细审查，可以规定期限、设置罪罚来督促。”于是命令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人户到推收处申报并附入标簿，到次年二月一日完成；逾期不申报的，按罪论处。又命令各处税务机构详细登记已经缴税的房屋土地，每半月把数目报给所属机关，违者以怠慢轻忽政务论罪。仍然敕令物力既然随产业推收，全面推排时只确定浮财。泰和八年九月，派吏部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人，分路会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员推排各路。皇上召他们到香阁，亲自告诫说：“我选你们分别随路推排，除推收之外，对于新近强盛和财产消乏的户，即使召集众人推唱，财产消乏者也不要全部注销。例如一户原有物力三百贯，如今减免二百五十贯后仍有不相当之处。新近强盛的户也不要全部增加，要酌量保留其财力，例如一户可以增加三百贯，只增加二百贯之类。你们都应尽心办理；一次推排以后，十年内的利害都与此有关，如果不能称职，罪责不会轻。” 脱脱《金史·志第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