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十五

译志第三十五。选举四。部选　省选　廉察　荐举　功酬亏永。吏部选授官员的制度，从太宗天会十二年开始仿效古制设置官职，到天眷元年颁布新的官制。天德四年，又开始把河南、河北的候选官员一同送往中京，吏部各自设置机构负责铨选注授。又命吏部尚书萧赜制定河南、河北官员通用的注授等级，把诸司横班、大解以及大将军一并列入注授，依照每年的惯例一次铨选注授；其余求仕人员分四季拟定授官，于是成为定制。贞元二年，命令拟定注授时依照旧令：求仕官员中有明确数目的，称为面授；不许在本乡任职；如果年老体衰或患病，不得授予事务繁重的职位。世宗大定元年，下诏规定，从八品以下官员的除授，不必上奏。又制定制度，求仕官员不得进入权贵之门；违犯者追夺一官并降等除授，有馈赠而接受的人，要上奏报告。大定二年，下诏规定，随季选取的人员，如果没有过失，或有功劳可以抵偿的，依照等级铨选注授；有清廉能干或贪污滥职情况的，酌量升降，报送尚书省。大定七年，命有关部门规定：从今以后，每季求仕人员到吏部时，令本部查访；政绩特别突出的，以及贪赃污秽的，都报尚书省核实后上闻，酌量升迁、擢用或惩处；年老者不得授任县令。又对宰臣说：“随朝官员的能干与否，大体还可以知道。至于外路转运司幕官直到县令，如果只考察资历，其中即使有忠勤廉洁的人，也没有进身之路，这样的人终身都不敢希望做到三品，难道是进用贤能、黜退不肖的办法吗？从今以后，连续考察三考，察看他们的能干与否，以此决定升降，作为定格。”又说：“现在任用人的办法很有弊病。有些人不求声名显达，做官虽然很久，却不能离开小官，甚至三四十年都不能脱离七品；而新进之人结交朝中权贵，反而获得显达，这难道是用来激励人的办法吗？你们应当慎重任用人才，以革除这种弊病。”当时清州防御使常德辉上言说：“吏部的等级法规，只叙用年资劳绩，所以即使有才能，也受法令拘束而不能升迁，以致人才大多滞留在低位。又刺史、县令是亲自治理百姓的职位，却往往没有合适的人选，请求加以考察，然后公开进行廉访，希望使他们心存畏惧。况且如今酒税使尚且选用能干的人，何况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员，怎么可以不选择呢？从今以后，应当把能够担任酒使的能吏授予治理百姓的职位。”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大定十年，世宗对宰臣说：“守令以下的小官，能干与否不能全部了解。近来听说百姓有时请求挽留官员，大多都不被听从。凡是小官得到百姓爱戴的，上级官员往往厌恶他；能够迎合侍奉上级官员的人，一定不能得到百姓爱戴。从今以后，百姓愿意挽留的官员，可以直接到吏部，向尚书省申诉陈报。派使者复核属实后，如果政绩确实良好，可以破格升迁，如丞、簿升为县令之类，以此表示激励和劝勉。”大定二十六年，因为官职空缺，下诏说：“现行等级法规中本应降资历的，降三级、降二级的各免降一级，降一级的不要降。尚书省令史、译史本来够得县令资历的，免去录事和下县令各一任。枢密院令史考满三考以上的，同样免除。台、部、宗正府、统军司的令史、译史，按规定够历任县令次数的，免去下一任县令。外路右职、文资和诸科官员，按规定够历任县令的，也免去一任。曾任检法、知法，三考取得录事资历的，以后任用时两次除授中取一次差遣。” 明昌三年，世宗说：“旧制规定，每季到吏部求仕的人，识字者考书判，不识字者询问三个疑难问题，并考察其言行是否相称。命令从今以后，每季到部人员都依条例进行考试。”宰执上奏说：“既然已经考察，知道其情况与推荐相同，又通过了书判考试，如果不酌情给予升迁，就无法显示劝勉作用。”于是制定制度：随朝官以及外路六品以上官员，随其长任使用；外路正七品官拟升为六品县令，按一等除授，任满本应降等的免降；从七品以下官员，在各等资历中减去两任拟注，以后考察相同，就依照已经升任的等级使用；考察不同的，按原等注授。现任县令升为中令、上令的，以及掌管钱谷或因丁忧离职的，等解由送到吏部后办理。各局分人员，也等将来出职时，依照上述办法拟注。猛安、谋克拟依从前提刑司保举后升任的例子办理，施行时曾命令按门户减一等资历。明昌七年，下诏恢复旧制。泰和元年，世宗因县令空缺，近处要等十四个月，远处要等十六个月；又因县令、丞、簿的员额空缺与资历不相符合，下令对省臣说：“右选官员按照现行等级，散官至明威者注授县令，宣武者注授丞、簿；即使曾犯选格或有亏永，也照样注授，这样就没有区别了。” 于是制定制度：曾犯选格或有亏永的，散官至广威者注授县令，至明威者注授丞、簿。卫绍王大安元年，因为县令空缺很少，规定初次进入上、中、下县令的人，在等待实缺期间，可以再次注授丞、簿一任；等职位空缺与资历相当时，再恢复旧制。宣宗贞祐二年，因为战乱逃亡、流离失所，官职空缺很多，暂时命令河朔各道宣抚司可以拟授七品以下官员；不久因吏部不知道所注授的官员，而每季放出的空缺常常重复，于是上奏罢除此制。当时李英说：“自战争兴起以来，各项事务繁杂，政务关键在于任用人才。旧制虽有‘四善’‘十七最’的考核办法，但很少听到据此拔擢人才，几乎成为徒具形式的制度。大定年间，曾派监察御史和审录官分别到各路考核官员并拟定升降，号称能够得到人才；可以依照已经试行的成效办理，也许能使官员自我激励。”诏令同意。贞祐三年，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说：“各种身份的官员迁转，都应与女真人一体办理，但有关部门不遵守，妄自区别，以致上下互相猜疑。”诏令禁止违背制度。起初，宣宗南迁时，下诏令吏部秋冬在南京、春夏在中都设置选院；但赴调人员害怕北行，大多都南来，于是合并在南京设置。三月，命令裁汰不胜任的官员，令五品以上官员公开推荐；在本季到吏部的人员中，先选取才能干练者，按轻重缓急替换。兴定元年，诏令有关部门商议裁减冗员。又诏令从今以后，吏部每季铨选时，派女直、汉人监察各一员监督；并全部罢免从前因犯罪降等除授、截停，以及承应任期未满被解职后又被各处官府委任使令的人。

译又制定制度：暂时依照繁剧县的例子，全部定为正七品；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的职事官，推荐正七品以下、年龄未满六十岁且没有公私罪、能够任用的人，每年一人，并令其兼领枢密院弹压之职，以镇抚军人。凡上级官司不得差遣占用，也不得凌辱、判罚他们。任职半年后，委派巡按官访察并详细申报登记；再过半年复查，任期考满时分等升用：六项都具备为上等，升职一等；具备四项为中等，减两等资历；其次为下等，减一等资历；不称职的截停罢免。省选制度，从熙宗皇统八年起，由于上京偏远，才命令到燕京拟定注授，后来每年照此办理。贞元迁都后，才废止这一制度。常调制度规定：正七品任职两任升六品，六品任职三任升从五品，从五品任职两任升正五品，正五品任职三任升刺史。内外官员都以三十个月为一考，随朝官以三十个月为一任，升职一等。除非由皇帝特旨授官，尚书省选授外路官员时，都命左司发文征取；承安三年，开始命令设置簿册以征取。大定十五年，规定二品官以及宰执、枢密使不办理任期考核，每满三十个月，就记在贴黄上；不满三十个月的，附记在官缺任满簿中。内外三品官以五十个月为一任。泰和三年，规定文资、右职官员应当迁任三品职事官的，五品以上历任五十个月；六品以下，以及门廕、杂流职事官升至四品以上而散官应升至三品的，都须历任六十个月，才允许申报迁升。泰和七年，按察使、副使仍按旧制以三十个月考核；内外四品官以四十个月考核，累计八十个月升三品。泰和八年，诏令说门廕官职事升至四品的很少，从今以后升至刺史而散官应升至三品的，立即允许申报迁升三品。这就是省选资历考核的制度。世宗大定元年，世宗对宰臣说：“我过去历任外职，不能完全了解人的优劣，每授一个官职，必定担心此人不称职。推荐贤能是宰相的职责，你们各自要尽心尽力，不要贻笑天下。”又说：“拟定注授时，应当为官职选择人，不要只是任用亲旧，希望不要有官职空缺。”又说：“守令的职位应当选择有才干的人。近来听说边境附近残破之地，多任用年老者和因罪降职者，这更加伤害边地百姓。资历高的人如果不适合任边远官职，可以选取资历较低但有才能的人升授，回来后不再降职，这样或许可以恢复边疆。边地升授制度，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大定三年，诏令监当官迁升散官至三品、仍任县令的，与省除一并办理。四年，下令随朝六品官中繁剧局分有职位空缺的，尚书省不得拟注，须将空缺和人选一并上报。六年，规定官员升至三品后除授，朝廷根据劳绩、任期和年限酌情特别恩准迁官。七年，规定内外三品官拟注时，其历任超过成考的月份而未曾迁升加授，或曾经历改制调拨的，都可以在除授名册中详细写明上奏。又下令，外路四品以上职事官，以及五品中应升任除授的官员，都要把空缺和人选一并上报。六品以下官员，命尚书省拟定后再上奏。世宗又对宰臣说：“拟注外路官员，往往不恰当。州县官员贤良，政事就能兴办；否则政事就会败坏。你们应当辨别人才，优劣兼用，使他们互相勉励，也许可以成就治理。”又说：“从来按惯例把顿舍人授为节度副使，如今宣徽院同签银术因为可以特别收用顿舍人，后来授为沧州同知。这有什么功劳？只是这个人足以任用，所以授予同签。再如护卫、符宝、顿舍考满的人，与六品、五品官职相当；如果与原本没有辛劳而特别收用的顿舍人一样除授，那就不合等级了。”大定十年，对宰臣说：“凡是在任官员，如果不能担任随朝职任，就不能脱离常调。若按照你们所了解的人任用，恐怕会有滞留；那么考察其入仕名项，或按廉能等级任用，也可以。如果不称职，就授予外路官职。”十一年，世宗对宰臣说：“随朝官员大多自己计算历任资历，一考便认为应当得到某职，两考又认为应当得到某职，所以只求因循守成。等到被派遣任职，又多有拖延违误。近来任命大理司直李宝为警巡使，他上表谢恩时说‘臣在内任历经两考’，意思是认为自己应得五品，所以只授六品。我认为这个人办事能干，曾任监察御史；后来任大理司直时，从未向我请托一件事，因此任命他为长官，是想观察他的治理政绩，所以授予这个职位。从今以后，外路官员和由内职除授出去的人，要考察他们办事是否公正勤勉；如果确实如此，就升迁任用；如果只是敷衍简略，不必等到任期届满，就应当按原等级外放。不明辨赏罚，拿什么来显示劝勉呢？”大定十二年，世宗对宰臣说：“我曾取阅尚书省百官的履历，发现适合任刺史、知军的很少；近来只有深州同知辞不习可以任用，所以任用了他。如今任五品官的，都是按例再任后应当降职的人，因此不能这样任用。护卫中有考满的，如果让他们出职，我担心他们年幼、不熟悉政事；而且像现在这样，宿卫中有才能的人也很难得到。若强令他们留下承应，累积资历考核，使他们达到正五品，可以吗？”众人都说：“好。”大定十六年，下令宰臣：“选调拟注时，必须召来外路求仕人员，带到尚书省堂上，量其才干授予职位。”二十一年，对宰臣说：“海陵时授予本官太滥，如今又太窄，散官等级较低的，报上来。”二十四年，因为旧有资历考核过于滞缓，命令各减一任，临时根据人才、辛劳、资历、年龄，依次上奏请示。

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制定制度：从正七品以上，都任满两任后才升迁。明昌四年，由于旧制规定已有职事官而兼带三品散官的不得申报迁升，有关部门因此不予举荐，导致没有迁叙的途径。世宗担心他们滞留，于是制定制度：已经带三品散官的，实历五十个月后，由有关部门核查；符合旧等级的，进官一阶，符合新等级的，从头计算。明昌五年，命宰臣拟注时召来参加选授的人与他们交谈，以观察其为人。六年，命随朝五品要职和外路三品官，都把人选和空缺一并进呈，听候特旨授官。七年，下令随朝官除授必须达到三十个月；如遇紧急空缺，就把空缺和人选上奏请示。不久又下令，不必等考满，只须把历任资历合并计算。承安四年，命宰臣说：“凡除授官员，恐怕未必都恰当。如今没有门下省，虽有给事中却没有封驳司；如果设置此机构，使其在拟定奏报、皇帝尚未接受之前详细审查，做到恰当，然后授官，也是可以的。”于是设置审官院；凡送到审官院详审的案件，须在五日内上奏或申报尚书省。承安五年，因为六品、从五品官缺很少，下令历任正七品三任后才升六品。泰和元年，谕告宰臣说：“遇到紧急空缺，与其任用资历尚未达到的人，不如让因丁忧而离职的旧人起复任用。” 命令内外官员合并计算任期，若按规定应当升等而还少十五个月，就仍在原职补足，之后再升迁；有余下的月份，以后继续累计计算。遇到空缺而没有资历相应的人，就把资历相近者上奏请示。泰和二年，命令少于五个月的在本任补足，六个月至十四个月的，可以在本任或另授职位补足。此制实行后，到泰和六年，认为一律递升又恐怕过于宽滥，于是命令酌量人才后继续上奏。卫绍王大安元年，规定文资本职出身中，有职事官至一品、应当迁升一品散官的，实际历任五十个月才允许申报迁升；二品、三品职事官应当申报本品循序迁升的，也须历任五十个月，不得超过本品之外；四品以下职事官迁升三品的，也须历任五十个月，只许申报迁升三品一资；六品以下职事官历任六十个月才可申报迁升，若已带三品散官，便不许再申报；犯选格的都不许申报。如果职事官已经达到三品以上，历任六十个月仍听其申报。凡迁升三品官资、致仕以及越级迁升三品的，都要把履历行为上报。四品官须历任六十个月才可申报迁升，杂班官则不许。宣宗兴定元年，徒单顽僧说：“自战争兴起以来，恩命屡次颁出，因劳绩而进阶的人近年来尤其多。低贱职位的下级官员，散官竟然有人升到最高品级，名位器用的轻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除亲王之子及职事官一品者外，其余人即使散官升至一品，也请一律不许封为公爵。已经封公的，虽然不追夺其仪卫，也应降为按从二品制度办理。”朝廷同意了。选任监察御史时，由尚书省列举有才能者的姓名，上呈皇帝，听候特旨授官。任期届满，御史台上奏报告其能干与否，并把所监察案件记入解由，送交尚书省。如果所监察的事情都没有错误，称为称职，就予以升迁；平庸寻常者临期请旨决定；不称职者降职除授；任期未满者不许改任。大定二十七年以前，曾规定六十岁以上者也可以担任。后来台官以年老者多耽误政事为由进言，于是下令尚书省在六品、七品官中选取六十岁以下、廉洁能干者备用。大定二十九年，令台官可以自行征召举荐。明昌三年，又命尚书省拟注，每有一个空缺，就列出三人或五人的姓名，取旨授官。承安三年，下令监察御史的给由必须经过吏部后再呈尚书省。泰和四年，规定根据给由中所记监察事情的大小、多少来判定优劣。八年，制定制度：有案件失于纠察的，按怠慢政事治罪。贞祐二年，制定制度：所监察的大事达到五件、小事达到十件，算称职；数量不足且没有紧要事务的，算平庸寻常；在规定数量中有两件不实的，算不称职。四年，命台官自行举荐，并将姓名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决定是否可用。廉察制度，开始见于海陵王时期，所以正隆二年六月有清廉能干的官员恢复差除的命令。大定三年，规定廉察评定为廉能第一等的官员，进官一阶、升一等；次一等的，酌量注授。贪污滥职第一等的，罚停三年，降二等；次一等罚停二年，再次一等罚停一年，均降一等。诏令廉察猛安、谋克：廉能第一等的升两官，次一等升一官；贪污滥职第一等的杖打一百，罢免职务，选择其兄弟代替；第二等杖打八十，第三等杖打七十，都令其恢复职务。蒲辇如果受杖刑就罢免，永远不再补授差遣。大定八年，省臣上奏御史中丞移剌道所廉察的官员，世宗说：“官员多有贪污，以致获罪罢职；其余人也有因循苟且、混日子过活的。如今考察所得，如果确实有才能，可以甄别奖励；若立即升迁，恐怕无法慰藉百姓爱戴挽留官员的心意。不如先迁升加官，等任期届满再升职除授。”大定十年正月，世宗对宰臣说：“如今天下州县官职空缺很多，我想不拘资历任用人才，但怎样才能全面知道他们的才能？我想派使者廉访，又担心扰民而不能得到实情；如果推行辟举法，又恐怕时间久了产生弊病。不如暗中选人考察、公开廉访验证，若两者相同，再据此升降，怎么样？” 宰臣说：“应当依照圣上的训示办理。”大定十一年，宰臣上奏报告廉察所得的官员善恶，世宗说：“罪行重的派官员前去治罪；所犯轻微的，大概只是不能约束妻子儿女，就告诫勉励后释放。凡廉能官员，四品以下的委派官员复核属实，结果相同就升迁；三品以上的上报，由朕亲自处理。”当时进言的人有说：“每三年委派一名宰执进行廉访。”世宗认为大臣一出动，郡县就会震动，谁还敢办事？如今暗中考察、公开询问的制度，大概得到了适中之道。又对宰臣说：“朕想全面了解天下官吏的善恶，所以每次派人采访，被升降的官员已经很多了，应当知道受到劝勉。如果常设访察，恐怕任用不得其人而产生弊病，所以暂且罢除。”众人都说：“不设置这个官职，凭什么知道官吏的善恶？”左丞相良弼说：“从今以后，我们将尽心亲自考察。”世宗说：“应当更加详细，不能使名声和实际相混淆。”大定十二年，因同知城阳军山和尚等人清廉刚强，世宗说：“这些人，无论暗中考察还是公开访查，都显著有治理声誉。赏罚一定要有信用，这样善人受到鼓励，恶人心存畏惧；这种办法长久实行，或许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应当按他们的政绩分等，予以表彰赏赐。”

译三月，诏令说：贪赃官员既然已经被廉察发现，如果仍旧留任，必定再次危害百姓，应派驿使遍赴各道，立即罢免他们。大定二十八年，规定阁门祗候、笔砚承奏、奉职、妃护卫、东宫入殿小底、宗室郎君、王府郎君、省郎君等职位，开始通过选拔考试才能来任用，不必再行体察。内藏本把、不入殿小底、与入殿小底以及知把书画，也不再体察。明昌三年，对于廉察时有清廉声誉而政绩平常的人，下令不得降等注授。石仲渊等四人虽清廉而受百姓喜爱，但又有办事迎合人情的言论，因此不同于公正、廉能之人，下令降等注授。凡治理政绩平常的，夺去原来举荐官员一个月俸禄。明昌四年，世宗说：“被举荐的人，有的与先前选定的情况不同；后来再次举荐考察时相同，有的先前考察相同而后来考察不同，这应当怎样处理？应当议定一种可以长久通行而没有窒碍的办法上报。”省臣上奏说：“保举与体察不一致的，可以授予不相辖摄的提刑司辖境内职事，再次进行体察；如果相同，就依等级任用；不同，就恢复原有资历。”当时有人提议：“凡应当荐举官员的人，每年限制荐举人数，并对减资注授者按规定办理。”当天，省臣一并上奏，认为这样恐怕会助长长期求请、侥幸求进的弊病。于是拟定：“被举官员如果体察相同，就按常规升用；如果不如所举，原来举荐的官员酌量降职除授。若自己请托求举，或因权势人物请托而举荐他人的，各追夺一官；受贿者按枉法论罪，体察官员也同样处理。每年荐举不限制人数，不荐举不治罪，但如果不如所举就降罚。这样就一定不敢滥举，而真正的人才可以得到。” 世宗说：“这可以先制定成条文，施行一两年后，再另外考虑办法。”承安四年，因为按察司不兼管采访，于是废止平倒别路除授制度。泰和元年，制定制度：第一等官缺以外，第二等官缺任满，按规定应注授县令的升为上令；少一任的授中令；少二任的授下令；少三任以上的授录事或军防判，并减一等资历注授县令；少五任以上的注授丞、簿。第三等任满，按规定应注授县令的升为中令；少一任的授下令；少二任以上的授录事、防判，也减一等资历注授县令；少四任以上的都注授丞、簿。已经进入县令职位的，任满时授上令，并依各等资历考核合并减去两任，报尚书省。已经任七品、六品官的，减一等资历注授；经保举充任县令、公开访查相同的，依资历考核，不必等任满即可升迁；现任随朝官考满后升迁注授。升迁除授后，日后复查若公正、廉能，不予降职。宣宗南迁后，曾经让御史巡察。兴定元年，因为县官有时并非有才干之人，一名监察御史巡察一次不能全面了解，于是命令每年两次派监察御史巡察，并另选官员巡访，以实行黜陟官员的政务。哀宗正大元年，设置司农司，司农卿以下官员轮流外出巡察，考察吏治的好坏，据此升迁或降黜。荐举。大定二年，诏令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一名廉洁能干的官员。大定三年，制定制度：如果考察结果与所荐相符，就议定表彰任用；如果声名行迹污秽、贪滥，所荐官员酌量降罚。大定九年，世宗说：“朕想得到忠诚廉洁的臣子，与他们共同治理国家，所以曾命令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荐举所知之人，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天下这么大，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是因为居上位者知道却不荐举。”参知政事魏子平上奏说：“可以令应当荐举的官员每任必须荐举一人，根据是否恰当来决定表彰和赏罚。”世宗说：“每任荐举一人，人才或许难以找到，恐怕会流于滥举。又稍有过犯就连累荐举者，所以人们更加畏惧而不敢荐举。宋国被荐举的官员若犯罪，所荐官员即使是宰执也不能免于降黜；如果有能干的名声，就得到升迁奖赏。况且人情在初入仕时开始倾慕进取，所以大多廉慎；已经得到任用后，有时反而失去操守。宰执本来就掌握黜陟之权，怎么可以因为荐举而给他们治罪呢？”左丞相纥石列良弼说：“已经申明前令，命令他们荐举了。”大定十年，世宗说：“荐举人的办法，如果规定三品官应当荐举几人，就是让小官都去谄媚上级。只有任期届满时考察其前任政绩，才能得到真正合适的人。”大定十一年，世宗对宰臣说：“昨天查看贴黄，发现五品以下官员空缺很多，而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三品以上官员，朕自己还知道；五品以下的，朕不能全部认识，而你们竟没有一句话荐举他们。国家事务，难道朕能独自全部完成吗？朕曾经思考，想谋划长久安定的办法，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业；但没有良好的辅佐，即使有所施行，也不过是平常事务罢了。”大定十九年，当时朝廷已经选取百姓所称誉仰望的官员予以升迁；后来世宗认为，各路百姓到京城来荐举请托的人，往往没有廉能的实际，多数是受人指使前来沽名的，不必再举行这种荐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世宗针对选举制度提出十条意见，命奉御合鲁传谕尚书省拟定办法。第一条说：“旧等级规定，进士、军功资格最高，起初尚且只能授丞、簿；第五任县令升正七品，任正七品两任升六品，任六品三任升从五品，任从五品两任升正五品，任正五品三任后才升刺史，计算起来要四十多年才能做到刺史，其他凭资格出职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资格拘束、升迁迟滞竟到了这种程度，应令提刑司访察可用的人才，减少资历考核后任用，以免可用之才未老先衰。”省臣于是拟定：凡按三任升迁的，减为两任；在这一资历范围内，如果各品官缺较多，就从第二任尚未任满的人中，选取人才、劳苦可以破格任用的，以及外路提刑司访察所得的人，予以升擢。第二条说：“旧等级规定，随朝官因劳苦、核验资历考核而升迁，任满回任时又降回原等。例如正七品任满回任降为从七品，从五品任满回任降为六品之类。现在如果这个人确实有才能，可以免于降等。”尚书吏部于是拟定：今后随朝官考满，迁授外路五品以下职事官，以及按考核次序应当升任、任满且有才能的人，在本官任满前十五个月以上、二十个月以内访察保结，报送尚书省。第三条说：“对于各路提刑司访察出的廉能官员，就应当确定其能够担任的职事，酌情迁升注授。”

译第四条说：“历来宰相不得与求仕官相见，这样怎么知道天下人才的优劣？应允许他们相见，以访察才能。”尚书刑部说：“按现行制度，求仕官不得到达官私宅拜见；违犯者追夺一官，降等奏报除授。若有请托求官、馈赠财物的，就上奏报告，并委派御史纠察。”世宗于是命令删去这项制度。第五条说：“过去臣下即使知道亲友中有可用之人，也都想避嫌而不荐举。古代荐举贤能不避亲仇，如祁奚荐举仇人，狄仁杰荐举儿子，崔祐甫任用八百名官吏也都是亲友故旧。应令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几名所知之人，违犯者加以埋没贤能之罪。”吏部议定：内外五品以上职事官，每年保举一名廉能官员；外路五品官和愿意荐举的随朝六品官，听其荐举；如果不如所荐，分别酌量降罚。如今拟定贤能却不荐举的，也应酌量降罚。第六条说：“历来官员到任以后，就荐举可以替代自己的人；应令从今以后五品以上官员荐举自代人选，以备交接。”吏部依据《唐会要》说：建中元年赦文规定，文武常参官以外，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军使、刺史、赤令、畿令以及七品以上清官、大理司直、评事，在接受任命三日内，到四方馆上表，推荐一人作为自己的替代者；外官则通过驿站急奏上报。表文交付中书门下，每有官缺，就从荐举人数多的人中酌情授官。如今拟定，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到任时，必须荐举一名有才能、有品行的所知之人作为自代人选。太傅、丞相、平章说：“自古人才难得，如果令官员荐举自代，恐怕会流于滥举而得不到真正人才。”参政说：“自代并不是立即让所荐之人替代自己，只是列出姓名，选取被荐次数多的人酌情授官罢了；这大概是舜时官员相互谦让、《周官》推举贤能的遗意。”世宗认为参政的话与吏部意见相同，采纳了。第七条说：“随朝和外路长官，在一任之内足以知道属官的能干与否，每任可以令其荐举几人。”吏部拟定：今后内外五品以上职事官的长官，必须在属官中荐举一名有才能的官员；超过规定人数荐举的，也听其自便。第八条说：“人才各类都有，监临各种物料的官员以及民间隐逸之士，并不是没有人才，应当荐举任用。”吏部拟定：在监临各种物料的人员中，由外路五品、随朝六品以上官员荐举廉能者，直接说明其长处，发文转报尚书省；派官员访察属实后，按才能任用。对于民间隐逸之士，应普遍下令各司县访察，由提刑司访察后报尚书省。各类人才，令内外五品以上职官荐举。第九条说：“亲军出职人员中，有武艺特别高强、勇敢超过常人的，应令内外官员荐举、提刑司考察；如果资历较高，可以参与拟注沿边刺史、同知、县令。”吏部拟定：如果依照本来等级资历，恐怕会妨碍才能；若荐举、考察属实，就依本来等级减一等资历拟注。尚书省拟定依照圣旨升品拟注。第十条说：“内外官员所荐举的人才，就依所荐内容进行考察，委托提刑司访察虚实；如果确实能够称职，就进一步迁升擢用；如果平庸无能，就送入常调。古代荐举贤能者受到上等奖赏，荐举不肖者受到惩罚，应当制定确定的赏罚条格，希望使人不敢徇私。”省臣议论说：如果按各项条款都要荐举人，那么每个人所荐的不会少于五七人。自古以来识别人很困难，人才本身也难得到；限制人数过多，就会有人为逃避责任而草率荐举，不能符合圣上求贤的愿望。于是拟定：按照前面各条，各类人才中每荐举一人，就充作每年荐举的数目。这样既不滥举，又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每年荐举的人数，由尚书省复核考察；如果与考察相符，就登记入册，有官缺时根据才能上奏拟定人选。明昌元年，下令民间平民中有德行才能的人，由司、县荐举，特赐予与四举、五举之人相同的待遇。明昌元年，又制定制度：如果所荐之人平庸无能、没有超过常人的表现，原来荐举的官员依例治罪。宣宗兴定元年，命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职事官，荐举一名正七品以下、未满六十岁、没有犯贪赃罪且能够任用的职事官。三年，制定辟举县令制度：称职的，原来荐举的官员减一等资历；中等平常的，酌量升迁除授；不称职的，罚俸一个月；犯应免官之罪的，免去现任官职；因私罪应当抵官而解任、犯杖罪或贪赃污秽的，酌量降职除授。贪赃污秽达到徒刑以上以及被除名的，任职一任期间不计算资历考核。三品以上官员荐举县令，称职的酌量升迁除授；不称职的夺俸一个月。若被荐举者犯应免官等罪，夺俸两个月；贪赃污秽达到徒刑以上以及被除名的，夺俸三个月；案件定罪后遇到赦免而获原谅的，也一并免除处罚。五年，规定辟举的县令考核为平常，原荐举者不得再次荐举；其他人荐举则听其自便。又按旧制，保举的县令任满后，以六事评定升降：具备三事以下的减一等资历，具备四事的减两等资历，六事全部具备的升职一等。后来御史张升卿说：“进士中、下甲及第的人，以及监官至明威、应当进入县丞、主簿的人，若三事以下减一等资历而注授下令，四事减资历而注授中令，县令仍都是七品，这样就等于又降成八品了。轻重彼此抵牾，应当重新制定。”于是制定制度：从今以后，四事以下依照前条；六事完备的，进士中、下甲及第者以及应当进入县丞、主簿的监官，减三等资历，注授上令；其他出身的人也同样办理。任职二十个月以上，即使尚未任满，如果因正常原因离职，而六事政绩已经复查，就按任满的例子评定升迁。五年，因为荐举官员有的偏袒亲属，有的徇私请托，有的鉴裁错误而妄自荐举，几年之间因滥举而被罢免的有九十多人，于是废止辟举县令制度。到哀宗正大元年，才立法规定：命监察御史、司农司官先访察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员，选出清廉谨慎、明白廉洁、可以作为荐举主官的人，然后发文令其荐举所知之人；仍以六事考核优劣，并据此升降荐举主官。因此荐举主官既尽心办理，被荐举者也尽力任职。当时虽然已经迫近危亡，但县令仍号称得到了合适的人才，这是因为所制定的办法有值得取法之处。

译功劳抵偿亏永的制度。凡各提点院务官，任满三十个月升一官，以一年为满，只取没有亏缺的月份和日期使用。大定四年，制定制度：一任之内亏缺一分以上，降五人；二分以上，降十人；三分以上，降十五人；如果有增益，就依此升迁；升降人数不足的部分，在下一任中抵偿。大定二十一年，因为旧制对监当官一概责罚判决，却有不顾廉耻的人认为，既然已经受过决罚，就可以赴调，不把刑罚放在眼里。于是拟定：从今以后，如果亏永达到一酬以上，依等级追夺官职并罚停一年；亏永不足一酬的，也罚停一年。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废止按年迁转的办法，重新制定制度：与永课相比，增额达到一酬的，迁升一官；达到两酬的，迁升两官；如果亏欠课额，也照此削降，每次最多削降两官。又废止使司小都监与使、副一并论增亏的办法，以及废止前任升降未尽的数额由后任抵充的制度。泰和元年规定：曾犯选或亏永的，女直人升至广威将军正五品、汉人升至宣武将军从五品，才可以注授县令。又规定吏员资格：曾犯选或亏永的，女直人升至武义将军从六品，汉人及诸色人升至武略将军从六品，都只能注授诸司官，并且两次除授中只能任一差遣；升至明威将军，才可以注授丞、簿。贞祐三年规定：曾亏永、犯选者，升至宣武将军时注授诸司官；升至怀远大将军从四品下，才可以注授丞、簿；升至安远大将军从四品上，才可以注授下县令。正大元年规定：曾经犯有“选”罪、曾经亏欠“永”项的人，升至广威时，与诸司一同按“两除一差”的办法任用；升至安远时，注授丞簿，任满三任；升至镇国（从三品）以下，才可以注授下令。群牧官任职三年为满。所牧养的牲畜，以每十头为计算标准：骆驼增加二头，马增加二匹，牛也如此，羊增加四口；如果大马每百匹死亡十五匹，并且能够征回前任官员所亏欠的牲畜，按三等评定：能够全部征回，或征回二分半以上的，列为上等，升一级；骆驼增加一头，马、牛增加二头，羊增加三头，大马每百匹死亡二十五匹，征回前任官员所亏欠的二分以上的，列为中等，酌量升迁任用；骆驼不增加，马、牛增加一头，羊增加二头，大马每百匹死亡三十匹，征回所亏欠的一分以上的，列为下等，按照本等任用。其余牲畜都按照原来的数量计算；如果大马每百匹死亡四十匹，征回所亏欠的不足一分，就降一等。这是明昌四年的制度。明昌五年规定：马、牛、羊亏损原数十分之一，騬马每百匹死亡四十匹，征回前任官员所亏欠的不足一分的，降一等，决杖四十；如果骆驼、马、牛、羊亏损原数一分，马每百匹死亡四十匹，又无法征回所亏欠的，杖责八十，降等如前。脱脱：《金史》卷志第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