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二十八

译志第二十八 食货二 田制 丈量田地以营造尺为准，五尺为一步，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民间田产各按方便处理，卖出或典押给别人不加禁止，只要求随土地缴纳田租。凡桑树、枣树，民户以多种为勤劳；种得少的，必须在土地中种植十分之三；猛安谋克户种得少的，必须种植十分之一，枯死的要补种新树，使其不致缺少。凡官地，猛安谋克户及贫民申请承占的，宽乡每一丁给田一百亩，狭乡给十亩，中男减半。申请承占荒地的，按最低第五等租额减半确定租税，八年后才开始征收。自行开垦作为己业的，按第七等租额减半征税，七年后才开始征收。自首承佃冒占邻近土地的，向官府缴纳原租额的三分之二。承佃黄河退滩地的，第二年缴纳租税。太宗天会九年五月，开始分派各路劝农使。熙宗天眷十四年，废除来流、混同江之间的护逻地，把土地给百姓耕种放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派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赴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查括系官或荒闲的牧地，以及官府和百姓占射的逃绝户土地，戍兵占佃的土地，宫籍监和外路官员在原有产业之外增置的田地，还有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人的土地，大概是要把这些土地授给迁来的猛安谋克户，同时允许百姓申请承占，使官府得到租税。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皇上认为京畿两个猛安的民户不亲自耕种开垦，还砍伐桑枣当柴薪出售，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十年四月，禁止侵占耕种围场土地。十一年，皇上对侍臣说：“往年我到山西避暑，沿路全是庄稼，几乎没有牧地。我曾下令让百姓在距道路五里以外才可以耕种开垦。如今听说百姓因此迁往别处，实在值得怜悯。应命令照旧耕种，不要使他们失业。凡是损害百姓的事情，祸患在于不知道；知道了，我一定不会这样做。今后有类似事情，你们立即告诉我，不要隐瞒。”十三年，敕令有关官署：“每年派官员劝导猛安谋克的农业生产，恐怕会造成烦扰。今后只命各管职官劝导督促；怠慢的，举发弹劾上报。”十七年六月，刑州男子赵迪简说：“各路没有编入户籍的官田和河滩地，都被豪强占据；贫民的土地贫瘠而税重，请求派官查括冒佃者，确定租税，又酌量减轻人户税额，使轻重能够均平。”诏令交给有关官署，准备实行却停止了。又因为京城附近猛安谋克所分给的官地大多贫瘠，豪强租种官田已久，往往冒充自己的产业，于是命令查括登记。皇上又对尚书省官员说：“官地如果不是百姓，谁来耕种？但女真人户从三四千里外迁来，却全得到贫瘠土地；如果不查刷出良田分给他们，时间久了必然贫困，应派官员察看。”又对参知政事张汝弼说：“以前曾派人询问女真土地，他们都说是良田。等我出猎时顺便询问，他们却说自从迁到这里，不能种植，只能砍芦苇编席，或砍柴草维持生活。你们应当议论此事。”尚书省官员奏说：“官地之所以有很多人隐瞒并盗耕，是因为犯罪处罚太轻。”于是重新制定条约，规定期限让人自行申报；超过期限后，能告发的人有赏。派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前往查括登记。大定十九年二月，皇上到春水，看到百姓的桑树多被牧畜啃毁，下诏亲王、公主及权势之家，牧畜侵害百姓桑树的，允许所属县官立即惩处裁断。十二月，皇上对宰臣说：“辽朝灭亡时拨给的土地，以及本朝元帅府的土地，都曾经查括登记过。百姓有的指认占取无主地，租种以及新开荒地作为自己的产业，这些可以查括。其中有些已经播种多年，如果突然夺走，恐怕百姓失去生计。”于是下诏告诫查括土地的官员张九思。又对宰臣说：“我听说查括土地这件事执行得非常不妥，像皇后庄、太子务之类，只因有名称便认定为官地；百姓拿出的凭证一概不问，而邻近冒占官地的又有人侥幸免查。能够使军户稍有供给，又使百姓不失业，才是我的本意。”大定二十年四月，因为皇上巡幸道路狭窄，随从人员行动不便，下诏户部不得把沿路驿舍附近的官地租给百姓耕种。又下诏，已故太保阿里先曾在山东路拨地一百四十顷，大定初年又在中都路赐田一百顷，命令把山东的土地查收归官。五月，皇上告诉有关官署：“白石门到野狐岭之间的淀泊，多被百姓耕种，而官民牲畜混杂往来，没有放牧的地方；可以派官查括原有荒地和冒佃土地的数量。” 大定二十一年正月，皇上对宰臣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中的百姓，往往骄纵，不亲自务农，也不让家人耕作，全让汉人租种，只收租而已。富家都穿着华美丝绸，饮酒吃饭、游乐宴饮；贫民争相羡慕仿效他们。想要家家富足、人人有余粮，太难了！近来已经禁止卖奴婢，限定婚丧等凶吉礼仪的规模，还应当委派官员核实户数，按人口授田，必须让他们亲自耕种；力量不足的，才允许租给别人。仍然禁止他们在农忙时饮酒。”又说：“奚人六个猛安，已经迁居咸平、临潢、泰州，那里的土地肥沃，而且他们精勤农务，都安居乐业。迁居奚地的女真人，豆类和粟米能收获吗？”左丞守道回答：“听说都亲自耕种，年用粮食也足够。”皇上说：“那里的土地肥美，不同于其他地方；只有附都的百姓因水灾损害庄稼的，才赈济他们。”三月，进言者说，豪强之家多有侵占夺取田地的。皇上说：“从前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听说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权贵占有，有一家一口竟有三十顷，以致小民没有田可耕，只能迁到阴山的恶劣土地上，怎么生活？”

译“命令占有官地十顷以上的人家，一律查括登记、收归官府，再平均赏给贫民。”尚书省官员又奏说：“纳合椿年的儿子、猛安参谋合，以及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的孙子长寿等亲属，共七十多家，占地三千多顷。”皇上说：“到秋天，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其余全部查收入官。山后招讨司所查括的土地，也应照此办理。”又对宰臣说：“山东路查括的民田，已经分给女真屯田人户；另外还有登记为官府的闲地，应按原数归还百姓，并且免除租税。”六月，皇上对尚书省官员说：“近来大兴府、平州、滦州、蓟州、通州、顺州等州遭受水灾的地方，免除今年的税租；没有遭受水灾的，暂且停征夏税，等丰收年再征。”当时中都发大水，而滨州、棣州等州以及山后地区大丰收，于是命令修治怀来以南的道路，便利运粮来出售的人，又命令都城减价卖粮。皇上又说：“近来派使者查看秋收，听说猛安谋克人只顾饮酒，往往把田地租给别人，并预先借取两三年的租税；有的只播种不锄草，任其荒芜。今后都要核实各户的人力，能够耕锄多少顷亩，必须让他们亲自耕作；确实力量不足的，才允许租给别人。” 如果懒惰的农民饮酒，劝农谋克、本管猛安谋克以及都管，都要按照等级定罪。收获数量多的，也按等级升迁奖赏。七月，皇上对宰臣说：“以前把宗室户迁到河间，拨给土地安置，却不归还原来的土地，哪有两处土地都占有的道理？今后只应赐给一处。山东查刷的民田已经分给女真屯田户，剩下的土地应归还百姓，并免除这一年的租税。”八月，尚书省奏报山东查刷土地的数量，皇上对梁肃说：“我曾经拿这件事问你，你却没有进言。这些土地虽然称为民地，但都没有明确凭据，查括为官地有什么不可以？”又说：“黄河已经改道，梁山泺水退去，土地非常广阔，曾经派使者安置屯田。百姓过去曾任意耕种，如今官府已登记这些土地，百姓害怕被征租，逃亡的很多。如果征收租税，并以冒佃却不立即自首定罪，本来是适宜的；但如果突然夺取，恐怕使他们失去住所和生计。可以免除租税，赦免罪责，另以官地给他们。”御史台奏报：“大名、济州因查刷梁山泺官地，有的把民地也查刷了。”皇上又召集宰臣说：“即使曾经经过通检并纳税，但没有明确凭证的，也应当再次查刷询问。” 有公据的，即使交还本人，仍然必须实地查问。十月，皇上又与张仲愈讨论冒占田地的事情。大定二十二年，因为附都猛安户不亲自耕种，把土地全部租给百姓，有一家一百口人，田垄上竟没有一株禾苗。皇上说：“劝农官是做什么劝导的？应当治罪。”宰臣奏说：“不亲自耕种却随意租给别人，应该按违反条例定罪。”皇上说：“处罚太重了，愚民哪里知道这些。”于是采纳大兴少尹王修的奏议：不耕种者杖六十，谋克杖四十，承租的百姓无罪。又命令招回梁山泺流民，官府给他们土地。当时有人拿着契据指认坟地、田垄作为凭证，也一并拘入官府；先委派恩州刺史奚晦招抚，随后又派安肃州刺史张国基核实后发给土地；如果土地已经拨给猛安，则用官田补偿。皇上说：“工部尚书张九思执拗而不通达。从前派他查刷官田，凡是涉及秦、汉以来名称的土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都认定为官田。这些田地百姓作为自己的产业已经不知有几百年了，看到这种情况，怎么还如此不通情理？”八月，赵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治罪各王府的长史、府掾，以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的官员，分别罚钱赎罪，轻重各有差等。九月，派刑部尚书移剌慥到山东路猛安中抽取八个谋克的民户，迁到河北东路酬斡、青狗儿两个猛安的旧居地；没有牛的，由官府供应。河间尚未迁徙的宗室，命令全部迁往平州；没有力量迁徙的，由官府资助遣送；土地贫瘠的，改换到良田。先前曾命令等丰收年再查括登记官地，到这一年，尚书省官员又把此事上奏。皇上说：“本来是因为新迁来的四个猛安贫困，必须查刷官田给他们。如果像张仲愈等拟定的条约那样过于苛刻，只查刷百姓原先没有得到土地、安抚安定之后又从未纳税，却妄称为己业的土地。这样恐怕百姓会受苦，可以给他们相应的补偿。并且先命猛安谋克人户酌情分处，计算其丁壮和牛具，按实际应得的土地数额发给；不足的，用先前查刷的二万多顷土地补足；仍不足的，再继续议定。”当时落兀者与婆萨等争夺懿州六万顷土地，因为都没有凭证，便没收入官。大定二十七年，各地官僚豪强之家多请求占有官地，再转给别人耕种租佃，以谋取租税利益。命有关官署查刷现有土地数，分给贫困无地者，每丁授田五十亩；这样大概不至于使他们失去生计。剩余未租尽的土地，才允许豪强之家核验丁口后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准备再次规定期限，命贫民申请租佃官地；因为如今已经超过期限，估计土地数额已足，若允许继续告发占有多余土地的人，恐怕滋生奸弊。何况后来告发漏报、私通土地的事情，诏旨已经革除，如今期限以外的告发应当驳回，只交给原来的佃户。又因平阳一路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官地应当全部查括登记，核验丁口后分给贫民。皇上说：“期限以外指告多租官地的人，驳回是对的。如果是无主土地而无人承佃，才允许众人告发申请。平阳路应按丁口限制田地；如果一家三丁，自有土地只有三十亩，那么还允许保留所租官地一顷二十亩，其余查括登记后交给贫民即可。”七月，皇上向尚书省说明旨意：“唐、邓、颍、蔡、宿、泗等地，水陆土地肥沃，如果核验等级，酌量制定每年租额，放宽缴纳期限，招募百姓租种，对公家和私人都有好处。如今河南沿边的土地多被豪强冒占，如果百姓有人流迁到那里，就招募他们耕种，不仅贫民有了供养，也能增加官府的租税收入。”

译给成年男子分发田地和耕具，并免除他们的租税。”八月，尚书省上奏：“河东地方狭小，稍有灾荒，流亡便接连不断。臣等私下认为，河南地广人稀，如果命令招集其他道路的流民，按人数分给闲置田地，那么河东的饥民就会减少，河南也不会有荒闲土地了。”皇上采纳了这个请求。九月戊寅，又上奏：“按现行制度，各人请求租种官府闲地的，免交五年租课。现在请求免八年，这样或许能多开垦土地。”皇上也批准了。十一月，尚书省上奏：“百姓经过核验，以成年男子租种河南荒闲官地的，如果愿意仍作官地，免租八年；愿意作为自己的产业，免税三年；并且都不许买卖、典押。若豪强和公吏等人有冒名租种的，限两个月自首，免罪并将土地完整给他；其税额则参照邻近土地确定，按三成计算减免一成。超过期限后，允许任何人告发并将土地给与告发者。”诏令批准。明昌元年二月，诏令有关部门说：“临近水边的民田，已经播种却被水淹没的，可以命令用附近的官田与之调换补给。”三月，下令：“军人所受的田地，只令本人耕种；力量不足的，才允许别人承租，也只按土地的实际产量交租。本人愿意折合钱财缴纳的，听从百姓意愿；不愿承租的，不得强迫。”六月，尚书省上奏：“近来制定制度，因为猛安谋克户不致力于栽种桑树果树，已经命令每十亩中必须栽种一亩。现在请求再次下令各路提刑司及所属州县，劝告百姓；如有不栽种，或栽种不足十亩中的三成，都按怠慢事务的轻重定罪。”诏令批准。八月，下令：“各地属于官府的闲地，百姓已经请求承租的，仍按旧例办理；尚未承租的，交给屯田的猛安谋克。”明昌三年六月，尚书省上奏：“南京、陕西路提刑司说，旧日的牧马地长期没有分拨，致使军民发生诉讼。近来派官员到各路加以确定。凡百姓有凭据可验的自有产业，以及住宅、水井、坟墓、园圃，已经改正并交付；其中如果又有官地，也都核验数目后调换了。两路牧地，南京路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 五年，诏令尚书省：“辽东等路的女直、汉儿百姓，可以都按自己的力量发展蚕桑业。”二月，有人上书请求根据长吏劝农的成绩确定升降，于是制定制度：“能够劝导农业生产的，每年猛安赏银十两、绢十匹，谋克所得加倍；县官在本等级内提升五人。三年不懈怠的，猛安、谋克各升一官，县官升一等。田地荒废达到十分之一的，笞打三十下；荒废比例增加的，递加处罚，直至徒刑一年。三年都荒废的，猛安、谋克各追降一官，县官按升等的办法降级。”作为永久制度。六年二月，下诏停止丈量、括取陕西土地。又有陕西提刑司说：“本路百姓安置水磨、油栿，占用的步数在私地中要纳税，在官田中要交租；如果再缴纳水利钱，就是重复征收，请求免除。”省臣上奏：“水利钱是用来补助本路费用的，不能免除；应当按照实际占地数，免除相应的税租。”命令其他各路以此为准则。承安二年，派户部郎中上官瑜到西京及沿边地区，劝导军民举力耕种。又派户部郎中李敬义到临潢等路筹划农业事务。旧令规定，军人所受的土地不得租给别人，违者将庄稼交给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制定制度：所拨土地在十里以内自行耕种的，每个成年男子四十亩，后来增加的成年男子也一样；其余土地允许酌情租赁，或由双方分种；违者将钱和产业归还原主。皇上听说六路括取土地时，其中屯田军户多有冒名增加人口，以此请求官地，并且包占民田；又有百姓空缴税赋、虚报财力，这些情况被奉诏陈述意见的人多次议论。五年二月，尚书省上奏：“如果再派官员分头前往，追查案卷凭证，诉讼告发纷纷不断，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于是命令虚报的税石已经缴入官府的，今后从税额中每年继续扣除。泰和七年，招募百姓耕种清河等地的土地，将租税分作各处春季用水时喂鹅鸭的饲料。八年八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说：“旧制规定，百姓请求承租荒地的，按各路最低的第五等地租减半定租，并且免交八年；如果作为自己的产业，则依第七等税钱减半，也免交三年。” 自首冒名承租邻近田地的，按三成租额缴纳二成。请求承租黄河退滩地的，次年缴租。从前小民没有长远打算，到了缴租时多方巧妙逃避藏匿，有的又请求退租，都是因为原定期限太远，而且开始承租时无人作保、核实的缘故。现在请求承租的可免租三年，作为自己产业的免租一年；自首冒名承租以及请求承租退滩地的，都命令当年缴租，并由邻居作保核实，作为长久制度。” 宣宗贞祐三年七月，因为已经把河北军户迁到河南，朝廷讨论安置他们的办法。宰臣说：“应当指定官田和牧地分给他们；已经被百姓承租的，等秋收以后再处理。在此以前，每天供给米一升，折合分钞发放。”太常丞石抹世绩说：“荒田和牧地开垦起来很费力。夺取百姓已经长期耕种的土地，就会使百姓失去生计。况且军户大多没有牛，应当让军户分出一部分人回去守护原有产业，到了春天再回来，这是巩固防守的办法。”皇上最终采纳了宰臣的意见，准备括取土地。侍御史刘元规上书说：“我看到朝廷有括取土地的议论，听到的人没有不惊骇的。从前河北、山东已经实行过这种举措，百姓的坟墓、水井、灶台全都被说成有军户所有，怨恨叹息和争讼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如果再次实行，就会严重失去民心；荒田不能耕种，只是有得到土地的名义，却没有享受利益的实际。即使得到熟地，军户不能亲自耕种，又让百姓承租，所得利益没有多少，却使双方纷纷受害，岂不是更糟吗！”皇上大悟，停止了这件事。

译八月，先前因为括地之事还没有定论，北方的战事又波及河南，于是把各路军户全部发动起来，迁往南方。大家共同谋划保卫和守备，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取得军粮。众人商议说，可以分别派遣官员召集地方年高有德者询问，增加赋税，或者把军田分给他们，这两种办法哪一种更合适。参政高汝砺说：“河南官田和民田各占一半，又有许多全租种官田的人家，一旦把田夺走，他们靠什么生活？小民容易被煽动，却难以安定；一时为了逃避赋税，便说愿意舍弃田地，等到把田给了别人，难道不会后悔吗？一后悔，愤恨之心就产生了！像山东分拨土地时，肥沃的土地全落入富家手中，贫瘠的才分给贫户，对军粮没有益处，百姓反而受到损害。只应把官租加倍增加，用来供给军粮。再把系官荒田和牧地按数量酌量分给他们，让他们自行耕种，这样百姓不至于失业，官府也不至于侵扰百姓了！”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三年十月，高汝砺说：“迁居河南的河北军户有几百万口，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每年耗费三百六十万石，其中一半用来支付价钱，仍需支用粟三百万石。河南租种的土地共二十四万顷，每年租入才一百五十六万石，请求在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供给军粮。”于是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别前往各郡，就地把荒废的官田和可以耕种的牧地授给军户，每人三十亩。十一月，又讨论把括取的荒田和牧马地给军队。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管此事。高汝砺回来上奏：“如今按顷亩计算的数目比旧籍少得多，其中又有许多贫瘠恶劣、不能耕种的土地，即使平均把可耕地给他们，每人也得不到多少。偏远地方还必须迁居过去才能使用，那些军户都不能自行耕种，必定要再租给别人，而且还要到数百里外收租。何况现在农田尚且不能全部开辟，哪里还有力量去耕种草木丛生、盘根错节的荒地呢？军队不能指望靠这些土地得到粮食，这是明白的。如今询问各军户，他们都说：‘即使得到一半粮食，也还足以养活自己；得到田却不能耕，又停止给我们的廪粮，我们还依靠什么呢？’臣知道，最初登记土地时，没有核查实际情况，所以既不符数目，也找不到所在地。如果再次考察州县，必定各自妄自迎合诏旨，追捕呼喝、究问结案来应付命令；数目不足，就会指称民田来充数，所在之处必然骚动。现在百姓的赋役已是平时的三倍，飞挽转输，天天都忙不过来，又进行这种举措，百姓如何承受？况且军户只是暂时迁移，按道理还会回来，为什么要因此使百姓受害？即使损害百姓而军队获利，尚且不可实行，何况实际上并不能获利呢！希望陛下明察。” 于是下诏停止分给田地，只给一半粮食，另一半按实际价值发给。四年，又派官员括取河南牧马地。登记数目后，皇上命省、院讨论用什么办法给军队。宰臣说：“现在应当给粮的军户有四十四万八千余人，计算下来每人占地六亩多，后来来的还不包括在内。但相距数百里的地方，谁会因为六亩地的缘故远道而来呢？何况每月发放的口粮不能立即停止。臣等私下认为，军户愿意承租的，就应按人口给地；其余偏远而不愿前往的，应依照近来关于官府荒地允许军民开垦的条例，让军民占种。”院官说：“牧马地很少，而且荒废已久，难以耕种；军户又缺少农具。如果不给他们土地，那么除自己领取粮食外，再没有办法取得食物，这不是积蓄力量等待敌人的办法。给地后也不能立即减少他们的粮食，若能拖延几年，等土地逐渐形成秩序，才可以慢慢减少官府廪粮。如今把土地从有能力耕种的人手中夺来，交给没有能力的人，恐怕无法耕种。请求命令司、县官劝导率领百姓借牛开荒，等到明年春天再把土地给军户。司、县官能够率领百姓帮助耕种而不造成骚动的，酌情加以官赏，也许可以有所激励。”宰臣又说：“如果像所说的那样，司、县官贪图官赏，必定强行摊派，最终扰害百姓。” 现在百姓家里的牛，都是根据田地多少来饲养的。何况近年来，农事刚结束，就全力从事转输，仍担心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去耕种别人的田呢？还是以臣等先前所奏的办法为宜。”诏令再次讨论。于是拟定：百姓中有能够把牧马地和官府荒地开垦成熟田的，土地一半给他作为永久产业，另一半给军户。奏报获准。四年，尚书省上奏：“自古以来用兵，都是一边耕种一边作战，所以军队和粮食都能充足。如今各位将帅分领的军队不下百万，一旦充入军伍，便全都仰赖官府供给；至于妇女、孩子留在家中安坐等候哺养，大概是不知道屯田是长久之计。希望下明诏，命令各帅府都让自己的军队耕种，也是以逸待劳的策略。”诏令采纳了。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说：“据查河南军民田地共一百九十七万顷多，现正耕种的有九十六万余顷。上等田每顷可收一石二斗，中等田一石，下等田八斗，按十分取一，年收入九百六十万石，足以宽裕供给每年的支出；同时还能使贫富均衡，大小各得其所。臣在东平曾试行二三年，百姓不疲惫，而军用充足。”诏令有关部门讨论施行。四年十月，移剌不说：“军户自从迁到河南，几年过去仍未分到田地，加上迁徙不定，不能安居，所以贫困的人很多。请括取各屯驻处的官田，每人给三十亩，并且不再迁往其他屯处。这样军户就能安居，官府粮食也可以逐渐减少。”宰臣上奏：“此前也有人建议授给土地，枢密院认为应等事情缓和后再实行。如今河南遭受水灾，流亡者很多，所种麦子不到五万顷，几乎比往年减少一半，年收入大概不能满足需要。如果拨给他们作为永久产业，等有收获后就停止给这些人家的粮食，也是一种节省费用的办法。”皇上采纳了。又因河南发生水灾，逃亡户超过一半，田野荒芜，恐怕赋税收入减少而国用不足，于是命唐、邓、裕、蔡、息、寿、颍、亳州以及归德府遭水灾的田地，已经干燥的播种，尚未退水的种稻；恢复产业的户免交原租及一切差发，能够代人耕种的也一样；有关部门擅自征科的，按违制论罪；缺牛和粮食的，命令富户借给他们。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说：“京南、东、西三路，屯驻军队的老幼共有四十万口，每年耗费粮食一百四十多万石，全都坐食百姓的租粮，实在不是好办法。应该括取逃户过去耕种的田地。南京一路过去开垦的田地有三十九万八千五百多顷，其中官田由百姓耕种的有九万九千多顷。如今饥民流离失所的已超过一半，东、西、南路估计也一样。朝廷虽然招抚他们使其恢复旧业，但百姓担心恢复之后生计尚未确定，赋税征敛就随之而来，所以往往隐匿不出。如果分给军户每人三十亩，让他们自行耕种，或者召人来租种，几年之后就可以逐渐积蓄富足，官粮也可以停止供给。”朝廷命省臣商议此事，但最终还是不能实行。

译○租赋 金代制度规定，耕种官地缴纳租，耕种私田缴纳税。租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大体上把田地分为九等，按等级差次征收。夏税每亩取三合，秋税每亩取五升，另缴一束秸秆，每束十五斤。夏税缴纳期限从六月到八月，秋税从十月到十二月，分初、中、末三限；距离州治三百里以外的，期限放宽一个月。屯田户承租官地的，由有关部门移文猛安谋克督促。泰和五年，章宗对宰臣说：“十月百姓还没有收割完，怎么能仓促命令他们交秋税呢？”于是把秋税初限改为十一月。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天气寒冷，庄稼成熟较迟，夏税初限改为七月。凡运输粟、麦，距离三百里以外的，每石减五升；此后每增加三百里，递减五升。粟折合秸秆，百里以内每百称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满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以上以及运输本色槁草的，都各减十称。根据百姓田园、房屋、车乘、牲畜、种植资本和所藏钱财的数目，分等征收钱，称为物力钱。遇到差科时，必须按照户籍簿册，先征富户；财力相当的，再按丁口多少确定甲乙等次。遇有额外征科，就根据物力，从财力大的到财力小的平均征收。若有些财物不能分割，就通常由次一等的户共同补足。凡百姓的财力，所居住的房屋不计入；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在居住房屋以外另行置办民田民宅的，则计入其数。墓田、学田，租税和物力钱都免除。百姓申诉水灾、旱灾应当免税的，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所属的支郡，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为期限；其他各路夏季以五月、秋季以八月为期限；水田统一以八月为限。遇到闰月，期限延长半个月；超过期限申诉的不予受理。非应时发生的灾害则不设期限。受灾损失八成的全部免除，损失七成的免除受损部分，损失六成的照常全征。桑树遭灾不能养蚕的，免征丝、绵、绢税。各路雨雪及庄稼收获的数目，每月用快递向户部申报。凡获得叙使品级的官员之家，都免除杂役；核验其按物力应缴的数额，只须出雇役钱。进纳补官而尚未达到荫及子孙资格的，以及一切有出身的人，包括司吏、译人等；出职时带官阶、叙本身官阶的，杂班叙使五品以下的，以及正品承应、已经带散官但尚未出职的，他们的子孙和与其同居的兄弟，直到参加会试的举人、入籍学生、医学生，都免除本人一身的差役。三代同居之家，已经受到旌表、在门上立表的，免除差发，三年以后免除杂役。太宗天会元年，下令有关部门减轻徭役赋税，劝导农业生产。天会十年，因为辽地士庶各族的赋役等级不一致，下诏命有关部门全部均平。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下诏免除百姓拖欠的租税。皇统三年，免除百姓尚未缴足的税额。世宗大定二年五月，对宰臣说：“凡有徭役，应当均匀征发强户，不得压派给贫民。”有人说用度不足，上奏请求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的租税，皇上认为国用虽缺乏，民力尤其艰难，于是不准。三年，因为年成不好，下诏免除两年租税。又下诏说：“朕近来允许元帅府酌情办事，现在听说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以及北边州郡，征调极多，而省部又和其他州一样征取赋役，这是重复扰民。可以按照元帅府已经征取的办法，免除其余部分。”五年，命令有关部门：“凡遭受蝗灾、旱灾、水灾的地方，免除其赋税。”六年，因为河北、山东发生水灾，免除两地租税。八年十月，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说税租太重，皇上对翰林学士张景仁说：“如今的租税法比近代轻得多，却有人认为很重，这是为什么？” 景仁说：“如今的税收非常轻，如果不是靠税收，国家的用度又从哪里来呢？”二年二月，尚书省上奏：“天下仓库储藏的粟有二千零七十九万多石。”皇帝说：“我听说国家没有九年储蓄，就不能算是国家；所以我才括取天下的田地，平均分配赋税，每年征收九百万石。除去经费七百万石之外，另有二百万石用于水旱灾害时的蠲免和赈济借贷，剩下的才一百万石而已。我增加储蓄，是为了谨慎准备饥荒。小民认为税重，小臣为了博取百姓的声誉，也多有议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国家应付缓急的储备啊。” 十二年正月，因为水旱灾害，免除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各地去年应缴的租税。十三年，皇帝对宰臣说：“民间各种科派差役，计算已经免除的部分，已超过一半了。我担心小民不能详细知道，官吏趁机作奸，仍按旧例征取，命令各地张榜晓谕百姓。”十月，下令州县官员如果不尽力催督租税，以致形成拖欠，可以停止他们的俸禄，等征足之后再发给。十六年正月，下诏免除去年遭受水旱灾害各路的租税。十七年，皇帝问宰臣：“辽东旧有赋税六万多石，通检之后将近二十万石。六万石时靠什么供给，二十万石之后积存了多少？”户部核查后说：“以前因为官吏数量少，所以能够供给；如今官吏、兵卒以及孤老的数量增多，因此费用很大。”皇帝说：“应当查明实际情况，不要让他们妄自耗费。”十七年三月，下诏免除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因旱灾蝗灾而应缴的租税。十八年正月，免除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因灾害而应缴的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因水旱灾害损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多顷，下诏免除这些田地的租税。

译二十年三月，因为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各路前一年遭受灾害，下诏免除它们的租税。采纳户部尚书曹望之的意见，下诏减少鄜延及河东南路税粟五十二万多石，增加河北西路税粟八万八千石。又下诏，各地征收的粟，凡不是边境要地所需的，除去应当储存的数额外，听任百姓按照方便折纳。二十一年九月，因为中都发生水灾，免除租税。此前，靠近官路各地的百姓以牛夫充任递运役夫，又在其他地方向从未服役的人家征钱，用来偿付牛夫的钱。二十三年，宗州百姓王仲规上告，请求征还被征用牛夫的钱，省臣把此事上奏，皇帝说：“这些人既然已经服役，又向那些人家征钱；以前虽然这样办理，又恐怕所发的钱未必能送到原来的各户，这是两方面都不方便。不如只按实际服役人数计算，免除租税和铺马钱，这样更好。把预计的实际数目上报。若是采用和雇方式，价钱也必须裁定。”有关官署上报数额，每年约需发给六万四千多贯，折合粟八万六千多石。皇帝又下令，从今以后服牛夫役的人家，由离道路三十里以内居住的人充任。二十六年，军民田地遭受水旱灾害的，共二十一万顷，免税共四十九万多石。二十七年六月，免除中都、河北等路曾遭黄河决口水灾的军民租税。十一月，下诏黄河水泛滥，农田遭灾的，免除一年差税。怀、卫、孟、郑四州为堵塞黄河所服的劳役，也免除今年的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免百姓租税的十分之一；河东南、北两路则酌量减免。尚书省上奏说，两路田地多在陡峭的山坡上，贫瘠的田地往往两年更换一次耕种，如果不按土地等级减免，就会不均。因此下令，除按赦书特别免除一分之外，中田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旧制规定，夏税、秋税缴纳麦、粟、草三种物品；由于各地所需的物品不一样，户部又命令按各地所用物品折纳。上封事的人说这样不可，户部认为这样一来，各路所需物品就必须通过和市取得，反而会转而扰民。于是命太府监办理：应折纳的物品中，供宫禁使用的，只把治理黄河所需的柴草价格增加二钱后折纳；至于像黄河岸边所用的木材、石料本来就不是当地土产的，便命所属机构计算置办；其余应当折纳的项目全部停止。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的人请求减轻百姓的租税，担心仓廪中的粟储存太久而腐败。省臣上奏说：“臣等商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称，河东及鄜延两路的税负很重，于是减少五十二万多石。去年又按赦令减免十分之一，河东的贫瘠土地还另外减免了。如今按年度收入计算，供经费支出的余粮已经没有多少了；万一发生水旱灾害，既要免除应收的赋税，又要拿出粮食赈济，没有储备是不行的。如果再想减免，将靠什么来应付呢？如果担心粮食腐败，就命各路按时曝晒，不要使它损坏；违犯者依法论罪。”皇帝批准了这一意见。十一月，尚书省上奏：“河南荒废闲置的官地，允许百姓按丁口计算申请租种；愿意仍归官府所有的，免租八年；愿意作为自己产业的，免税三年。”下诏依从。明昌二年二月，下令从今以后百姓申诉水旱灾害，立即委派官员查验实情，申报所属州府，再转报提刑司，与所属机构共同查验完毕后，才命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关官署说河州遭受灾害，缺粮百姓中仍有尚未缴纳租税的，下诏免除。九月，因为山东、河北三路遭灾，将暂缓征收的租税和借贷的粮食，命令等到年成丰收时再继续征收。皇帝到秋山时，免除围场沿途经过各户今年夏税、秋税的一半。四年冬十月，皇帝出行，传旨给尚书省说：“海边石城等县土地贫瘠、百姓困苦，所种的只有黍和稗子。等到向官府缴纳赋税时，却一定要换成粟交纳。有的地方可以只按所产之物征收，或者依照河东路的办法减税，等回到京城时，应当议定后上报。”五年，下令免除黄河决口受灾百姓的秋租。泰和四年四月，因为久旱下诏责备自己，免除遭旱州县今年的夏税。九月，陈述意见的人说：“河间、沧州逃户所负的物力钱达到数千贯，而这些逃户的差发，有关官署只向现有户征收，百姓实在不能承受了！” 下诏命按察司，除按土地和物力钱随其产业征收外，暂时停止征取他们额外的财产物力钱。五年正月，下诏有关官署：“自泰和三年以来，曾经随驾出行达到三次的，被征发的百姓特别免除半年租税。”八年五月，因为与宋谋求和议，下诏天下，免除河南、山东、陕西六路今年的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免除一半。八月，下诏各路农民申请租种荒田的，免除租赋三年；作为自己产业的，免除一年；自首承认冒名租种的，以及申请租种黄河退滩地的，不在免除之列。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说：“如今军队和国家所需的一切，都责令河南承担。有关官署不顾民力，征调过于急迫，催逼期限，又严酷地鞭打百姓。百姓已经耗尽所有财物仍然不足，于是只好奔走到其他地方求取，力量耗尽、财产用完，接连逃散死亡；即使禁止也无法制止。请求从今以后，凡有征发征收，必须提前告知百姓；不急需的全部停止，这样或许可以使民力宽裕，拖欠赋税的人也能够返回故业。”下诏实行。十二月，下诏免除逃户租税。四年三月，免除陕西逃户的租税。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说：“泗州遭受灾害，道路上到处可见饿死的人，百姓所吃的不过是草根和树皮而已。而邳州数万戍兵，催逼征收、加重劳役，全部由三县承担；官吏残酷暴虐，擅自搜括百姓积藏的财物，以应付一切命令。百姓都逃亡躲藏，又另外派遣进纳闲官相互逼迫督促。他们都倚仗权势谋求私利，真正送到官府的才十分之一，却白白使国家背上厚敛的名声。请求命令忠信之臣革除这种弊端，以安定百姓。”下诏依从。兴定元年二月，免除中京、嵩州、汝州等地拖欠的租粟十六万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上奏：“亳州发生大水，按理应免租三十万石，但三司官员不据实上报，只免了十万石而已。”

译下诏命令追究三司官员虚报妄报的罪责。七月，因为河南发生大水，下诏免除租税并劝导百姓播种，同时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任副使。十月，因为久雨，命令放宽百姓缴纳赋税的期限。十一月，皇帝说：“听说百姓多有逃亡，而拖欠的赋税都摊派给现有各户，人怎么承受得了？军储既然已经充足，应当全部免除。如今又增加太多军需钱，逃亡的人哪里肯回来恢复产业呢？”于是命令行部官员查验核实后免除；已经代为缴纳的，给予恩例，或者免除其他劳役；仍然把桑皮故纸钱减少四分之一。三年，下令逃户恢复产业的，只缴纳本户原有租税，其余各种差役一概免除。能够代替他人耕种的，按恢复户籍的逃户同样免除。有关官署如果失信擅自科派，按违反诏制论罪。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说：“如今百姓缴纳赋税，大体有三种办法：上户缴到远仓，中户缴到次远的仓，下户缴到最近的仓。然而最近的也不下百里，远的则有数百里；道路费用是所缴赋税的两倍，还要承担因雨雪耽误期限的责任，遇到盗贼又有死伤的危险。不如只缴到本郡，命有关官署检查计算仓中储粮，按照屯兵人数，使他们就近取食。如果有所不足，再向百姓增加征敛；百姓计算所征之数还不及运送路程的费用，就会欣然接受了！”五年十月，皇帝告谕宰臣说：“近来想让百姓多种麦子，所以命各地官府借贷麦种。现在听说实际上并没有借给他们，却虚列在案簿上，反而收取相应数额来补充不足的租税。应当派使者查究处理。” 元光元年，皇帝听说从前有关官署因急于征收租税，百姓不等庄稼成熟便收割，以便赶上期限。如今麦子将要成熟了，命州县告诫百姓，若有人违犯，就按耽误军储治罪。九月，权宜设立职官有田不缴租的罪名。京南司农卿李蹊说：“考察《齐民要术》，麦子播种晚了，颗粒就小而不实，所以必须在八月播种。如今南路应缴纳秋税一百四十多万石、草料四百五十多万束，期限都以八月为截止。若送往远仓，加上道路泥泞，往返不少于二十天，就会使百姓没有时间顺应农时，这是妨碍来年粮食生产啊。请求放宽征收期限，让百姓先尽力于种植二麦。”朝廷没有采纳。元光二年，宰臣上奏：“去年正月，京师现有粮食才六十多万石，如今已经是三倍了，计算国家用度相当充足；但民间租税仍不停征收，恐怕贫民无力缴纳而逃亡。”于是皇帝用中旨向各地遍行晓谕，停止征收。○牛头税 牛头税就是牛具税，是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缴纳的税。它的制度是：每三头耕牛作为一具；限定每二十五口民口承受四顷四亩多的田地；每年缴纳粟大约不超过一石；官府和民间占有的田地不得超过四十具。天会三年，太宗因为年成丰收，认为官府没有储积就无法防备饥荒，下诏规定每一具耕牛赋粟一石，每个谋克另外设置一座粮仓储存。四年，下诏内地各路每一具牛赋粟五斗，作为定制。世宗大定元年，下诏各猛安中没有经过迁移的，征收牛具税粟，并命谋克监督其仓储，若有亏损便治罪。十二年，尚书省上奏：“唐古部百姓过去与猛安谋克一同按规定缴税，后来改为同州县百姓一样，按田亩确定税额，税负相当重。”于是命令恢复旧制。二十年，确定以功劳授予世袭谋克；允许他们带亲族同行。凡应当给田的，牛具九具以下全部给足；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的，则从官府和豪强之家酌量拨给六具田地。二十一年，世宗对宰臣说：“以前一年征收的粮食可以供三年使用，近来听说今年山西年成丰收，所获粮食也可以供三年使用。这里的土地一年收获还不够支用半年，却又征收牛头税粟；每头牛只令各户缴纳三斗，而且拖欠很多，这都是辗转相互隐瞒所造成的，应当命令他们全部据实缴纳。”二十三年，有关官署上奏此事，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你家过去只有七具，如今却定为四十具。我当初让你们商议此事，你们都不愿意，大概各自只顾自己的私利罢了。从今以后，限定每二十五口民口，计算为一具牛。”七月，尚书省再次上奏此事，皇帝担心户籍册历时已久，贫富情况各不相同，而猛安谋克又都年少，不熟悉时务；一旦发生战争，按户籍征发，必然会有不均的弊端。于是命令核实实际情况，进行推排。查阅各户人口、牲畜和财产的数目，以上京二十二路的数字汇总上报。八月，尚书省上奏，推排确定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的数目：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多，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其中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多，牛具三百零四。迭剌、唐古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其中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后来二十六年，尚书省上奏应合并征收牛头税粟，皇帝说：“积压了五年，一次一并征收，百姓怎么承受得了？” 命令百姓按年份缴纳。遭受灾害的予以蠲免，借贷的等到丰年再征还。” 脱脱《金史》志第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