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八十七中下元郝经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八十七中下，元代郝经撰 录第五中下 礼乐 人类下【冠礼、婚礼、朝会、丧制、短丧、丧葬禁忌、厚葬、薄葬、火葬、改葬、招魂葬、葬殇、山陵、上陵、谥法】冠礼 冠礼，是男子加冠的礼仪。周制规定，天子的长子地位相当于士，所以和诸侯的嫡长子加冠都采用士礼。如果未加冠便继承君位，才有天子、诸侯的冠礼。大夫的爵位不能世袭，所以没有专门的冠礼，也采用士礼。人到了二十岁称为弱冠，因此士和大夫一定要到二十岁以后才加冠。国君未加冠便继承君位，所以十五岁加冠。加冠以后才生子；如果长子成为世子，也一定要到二十岁以后才加冠。将要加冠时，要占卜日期，选择宾客，这是表示敬重冠礼之事。先在宗庙举行祼享，用金石乐节制礼仪，以加冠之事告知先君。冠礼在东阶举行，以表明由父亲作为主人传给儿子。又在宾阶的宾客位置行醮礼，用酒润泽冠礼，以表示将来接待宾客、主持事务的原则。第一次加缁布冠，完成第一阶段，以表示稽考古制、崇尚贤能；缁布冠破旧后除去，再加皮弁，完成第二阶段，以面对朝廷、处理政务；皮弁破旧后除去，第三次加爵弁，完成第三阶段，以代替国君主持祭祀。【原注：缁布冠，太古时没有装饰；北方属黑色，面向北方体现为人子的道理，也是斋冠，表示敬重冠礼的开始。皮弁是朝服，爵弁是祭服。】三次加冠越来越尊贵，服饰完备后便成为成人，然后为他取字。用宗庙中的祭品奉见于母亲，母亲向他行礼；奉见于兄弟，兄弟向他行礼。这表示他已经成人，可以和他们按成人礼相互交往。戴玄冠、穿玄端服，带着贽礼拜见国君；随后又带着贽礼拜见乡里的先生，这是以成人身份相见。国君继承君位后才加冠；天子戴玄冠、系朱组，诸侯戴缁布冠、垂缋緌，即极力装饰冠服，表示自己已经成人、地位尊贵，因此加冠次数没有固定礼文。【原注：二者都是第一次加冠所戴的冠，玄冠就是委貌冠；缁布冠有緌，是尊贵者的装饰。“缋”音户内反，也有写作“绘緌”或“蕤”的。】汉代以来，天子的冠礼称为加元服，以正月甲子日或丙子日为吉日，表示敬重冠礼的开始。第一次加缁布冠、进贤冠，第二次戴爵弁、武弁，第三次戴通天冠，三次加冠达到最尊贵的程度，都在高祖庙依礼拜谒，告知先君。王公以下第一次只加进贤冠而已，这是降低等级以区别于天子，把周制改成了汉制。魏代天子冠礼只加一次，解释说：士礼有三次加冠，是因为逐次加冠便达到成人；天子、诸侯没有规定加冠次数，是因为他们将登上王位、统治臣民，尊贵达到极点、德行已经完备，不能和士一样。于是制定制度：天子加冠一次，皇太子加冠两次，皇子、诸王、公、世子加冠三次，从而改变了汉制。然而仍然保留了次数的区别。自晋代以下，皇太子和诸王都只加一次冕冠、帻帽，不再三次加冠，连士礼也完全废弃了。有人把“某子加冠”的事情告诉同列官员，大家便讥笑他。于是冠礼废弃，天下也就没有真正的成人了。婚礼 婚礼，是男子娶女子、女子归于夫家的礼仪。男女组成家庭，是人的大伦，所以冠礼和婚礼是礼制的根本。孔子整理六经，《易经》从乾坤开始，《诗经》从《周南》《召南》开始，《尚书》从嫁下二女开始。【原注：《尧典》说，尧把两个女儿嫁到妫水湾，让她们成为虞舜的妻子。】《春秋》开始辨明嫡妻和妾的区别。【原注：指惠公的元妃孟子和仲子。】《易经》下经以咸、恒为首，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礼义才有所施行。”鲁哀公询问加冕后亲自迎亲是否过于郑重，孔子神色严肃地说：“这是结合两个姓氏的婚姻，以继承先圣之后，使他们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天地不相交合，万物就不能生长。大婚关系到万世的后嗣。您怎么能说它过于郑重呢？”孔子删定《春秋》时，凡是婚礼失当的，便特意记载以表示讥刺。天子向诸侯求婚，应由大夫出面，不应让诸侯亲自迎接；应由卿前往，诸侯监督。还应往返多次，礼节完备，尤其繁重，不能简略直行。所以记载“祭公来，终于到纪国迎接王后”，“刘夏到齐国迎接王后”。诸侯亲自迎亲也有礼制。所以记载“公到齐国迎接女子”，“公从齐国回来交纳聘币”；应当派大夫，国君却亲自前往，所以记载“公到齐国交纳聘币”，“公从齐国回来亲自迎亲”；不应当派大夫，国君却派了大夫，所以记载“纪裂繻来迎接女子”，“公子翚到齐国迎接女子”；父亲不能送女儿越过国境，所以记载“齐侯在讙地送姜氏，完成送女”；应派大夫却派了卿，所以记载“季孙行父到宋国完成送女”。【原注杜预说：按照礼制，嫁女三个月后，派大夫随同增加聘问，称为致女。】归还送亲马匹应当派使者，不能亲自前往，所以记载“齐高固和子叔姬来”。【原注：士礼中，送女时留下送亲的马，表示谦逊、不敢自安；三个月后女儿在宗庙谒见，才派使者归还马匹。】女子必须等待父母的命令和媒人的说合，不能自行谋划婚姻，所以记载“季姬和鄫子在昉地相遇，派鄫子来朝见”，“季姬嫁到鄫国”；这些事都琐细地特别记载，是为了反复谨慎地对待并郑重其事。古代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这是合乎天地之数、成就阴阳之义。国君十五岁加冠并立王后，是为了切实治理内政、重视国家根本。婚礼中士有加冠礼而天子、诸侯没有专门的成人冠礼；人成为夫妇，在贵贱之间没有区别，所以冠礼、婚礼从天子直到士，都是天下通行的礼。婚礼的完成有六礼：第一是纳采，送雁作为选择婚姻的礼物；雁是顺随阳气的鸟，象征阳倡导、阴应和。第二是问名，询问女子由哪位母亲所生、嫡出还是庶出、母亲的名氏和地位，以及女子出生的年月和名字。第三是纳吉，在宗庙占卜；得到吉卜后，便把结果送到女家，这就是所谓“文定厥祥”。第四是纳征，送纳币帛作为订婚凭证，就是所谓纳币用黑色丝帛，不超过五两。【原注郑玄说：“纯”应读作“缁”，币帛用黑色，因为妇人属阴；礼物必用同类之物。五两就是十端。说“两”，是取其成双配合之名；说“十”，是以五行、十日相互成就。士大夫用玄色和纁色的束帛，天子还加谷圭，诸侯还加大璋。《杂记》说：纳币一束，一束五两，一两五寻；不过每端是二丈。】第五是请期，请求确定成婚的日期。第六是亲迎，夏后氏在庭中迎亲，商人在堂上迎亲，周人在门内迎亲。

译《诗经》所说的在庭中等待、在堂上等待、在着处等待，就是指这些。必须亲自作揖请妇人进门，这是阴不能先倡导阳、天地和君臣之义，也是礼的大原则。从我西郊出发，便有密云而不下雨；虹霓出现在东方，也没有人敢指点它，这些都体现了同样的道理。因此六礼之中，亲迎最为重要，必须穿戴冕服举行。天子用衮冕，诸侯用玄冕，大夫戴冕而不垂旒。父亲亲自向儿子行醮礼，命令他去迎亲；主人在宗庙中设席置几，在门外拜迎宾客。新郎手执雁进入，作揖谦让后登堂，两次拜礼并放下雁，亲自从父母手中接受新妇。下堂出门，驾御妇人的车，递给妇人登车用的绳带，驾车绕车轮三周，以表示敬重而又亲近她。妇人到达后，迎亲者中男子先于女子，夫妻共用一牲牢进食，以酒漱口，表示合乎礼制、共同尊卑。然后拜见舅姑，使她成为正式的儿媳；从东阶下来，以显示代替主人。三个月后才在宗庙拜见，拜见宗庙后才归还送亲马匹，这样婚礼才算完成。礼仪繁多细密，道德要求隆重、节制严格，意在使亲疏名分得到重视，慎重区别并谨慎开始。重视区别、谨慎开始，是人伦的根本、三纲的首要。周朝衰微以后，往往杀减礼制以便婚姻，男女亲自迎亲、六礼等重要礼仪也不再实行。《诗经》作者以此为讥刺，《春秋》也以此为非难。经历战国、秦、汉，礼制又进一步衰败。起初，秦代为皇后举行聘礼，聘币用黄金万斤，纳采用雁、璧、四匹马和束帛，完全依照旧典。后来又把黄金万斤作为定制。到王莽把女儿嫁给平帝为皇后时，派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并相看女子，派大司徒、大司空防告宗庙；聘礼用黄金二万斤，折合钱二万万。又下诏让光禄大夫刘歆等人杂定婚礼，按照礼制娶亲，亲迎时设置立轺车并列马匹。【原注服虔说：“轺”音同“摇”，是站立乘坐的小车；“并马”是两马并驾。这是新制定的制度。】这些都出于个人意图，崇尚奢侈，炫耀这种不合经典的制度。除了五两和璧之外，聘币又用二万，说明只重视财货而不重视礼制。于是后世完全废弃六礼，只计算财货；竟有因卖女儿、娶妻而破产作为财资的家庭，出嫁时倾尽全家财产作为陪送；人们张扬铺陈而不认为错误，婚姻靠贿赂财货成就，大婚之礼于是灭亡，天下也就没有真正的夫妇了。至于宠妾和嫡后并列，妾媵没有数量限制，族姓没有区别，公主不守礼制，都是从婚礼败坏开始，终于成为天下动乱的根源。礼制不允许有两个嫡妻，天子、诸侯不能再娶，所以宗庙不能有两个神主。周代自幽王立褒姒、废黜申后开始，宠妾夺取嫡妻地位，出现两后并立，最终导致大乱。诸侯受到这种风气影响，开始把妾立为妻，于是出现两个嫡妻。鲁惠公的元妃孟子死后，又把宋国的仲子立为夫人，没有向王朝请示而自行任命。周平王不追问，等仲子死后，又派冢宰送赗礼。孔子因此作《春秋》，用来阐明嫡妻与妾的区别。经文说：“天王派宰咺来送还惠公仲子的赗礼。” 称宰咺的名字，说明他并不是真正的宰；称惠公仲子而不称夫人，说明仲子并不是夫人。到为她修建宫室时，又记载：“为仲子修建宫室”，而不称夫人。僖公的母亲成风，是庄公的妾，却尊称为夫人，专门举行禘祭并让她在宗庙中受见。

译经文说：“在太庙举行禘祭，把夫人安置进去。” 用，是说本来不应当用；致，是说本来不应当致于宗庙。夫人没有称氏，说明她并不是夫人。她死后，秦国人来举行禭礼，经文说：“秦国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禭礼。”僖公的成风和惠公的仲子一样，都不是夫人。到下葬时，周王派人送来含玉、禭礼并助葬；第二次记载时不再称天王，是因为加礼宠幸妾，并非天王本人的正常礼制。两次特别记载此事，是为了惩治把妾当作母亲的行为，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当时诸侯往往把妾当作妻，妾越居上位，夫人失去地位，都导致大乱。【原注：《诗经·绿衣》是卫庄姜哀伤自己而作的诗，因为妾僭越在上、夫人失去地位。】州吁的母亲受宠，便发生弑杀桓公之事；骊姬受宠，申生便自缢；宋国的弃生佐受到宠爱，太子便死去。【原注《左氏传》：宋国芮司徒生下一个女儿，皮肤赤红且长毛，把她丢在堤下；共姬的妾把她抱回去，给她取名叫弃。她长大后美丽，平公纳她为妾，宠爱她，生下佐。宦官伊戾于是诬陷太子痤将要作乱，平公囚禁太子，痤自缢而死，佐便成为太子。】葵丘会盟时，齐桓公向天子申明禁令：“不得把妾当作妻。”然而桓公宠爱的、地位如同夫人的妾有六人，最终死了也不能下葬，尸虫甚至爬出门户。到秦昭襄王时，称他的母亲夏太后为宣太后；孝文王又尊奉他的母亲唐八子为唐太后；庄襄王尊奉他的母亲为夏太后；始皇帝也尊奉他的母亲为太后。于是秦代的妾母都成为太后，却不尊奉嫡后。汉朝兴起后，孝文帝从代王即位，尊奉他的母亲薄姬为皇太后；后来光武帝又追尊她为高皇后，于是宗庙中出现了两个神主。嫡妻被废而宠妾被立为后，是从孝景帝废薄后、立宠姬王夫人为后开始的。汉代废嫡立妾，从此开始。后来孝武帝废陈皇后，立歌女卫子夫为皇后；孝成帝废许皇后，立婕妤赵飞燕为皇后。汉朝没有家法，国家的正统于是断绝，都是宠妾与皇后并立造成的。周制规定，天子一次娶十二名女子，其中一人为嫡后，十一人为媵；从三夫人、九嫔依次设置内官，名分预先确定。王后去世后，由左右媵妾中的一人继为继室，却不称王后。诸侯一次娶九名女子，制度如同天子，不敢越过礼制。等级有定数，媵妾也不敢僭越，所以家庭整齐、内政有序。周代衰微后，妾媵开始超过规定数目。到了战国、秦、汉，妾媵便没有数量限制。孙皓凭借小小的吴国，所有受宠姬妾都佩带皇后玺绶，后宫有上千人，而且采选仍不停止。晋武帝的掖庭接近万人，想不发生混乱，难道可能吗？礼制规定娶妻不能娶同姓女子，买妾而不知道她的姓氏，就要占卜。因此《大传》说：“四世之后亲属关系只剩缌麻丧服，五世之后只剩袒免，便可以杀死同姓之人。” 到了六世，亲属关系就完全断绝了。周代衰微后，也开始娶同姓女子。晋献公纳狐姬、骊姬，晋平公宫中有四位姬妾，都无法辨明姓氏。【原注《左氏传》：大戎的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国攻打骊戎，骊戎把男女送给晋国，骊姬就是其中之一。叔向说：“我听说宫中的女子不能涉及同姓，否则所生子孙不能繁衍。美色先尽，便会互相产生疾病。因此君子厌恶这种事。”所以《春秋》记载：“买妾而不知道她的姓氏，就占卜。”男女辨别姓氏，是礼制的大原则。如今国君宫中实际上有四位姬妾，恐怕就是这种情况吧。】齐国的卢蒲癸于是说：“宗族没有避开我，我为什么要独自避开宗族呢？”【原注《左传》：卢蒲癸是庆舍的臣子，庆舍宠爱他的妻子。士人问：“男女要辨别姓氏，您不避开宗族，为什么呢？”卢蒲癸说：“宗族不避开我，我为什么偏要避开它？赋诗只取其中一章，我只取我所求的，哪里知道什么宗族呢？”】鲁昭公从吴国娶妻，称她为孟子，仿佛她是宋国女子。《春秋》仍照实记载说：“孟子死了”，把这件事视为大恶，只是加以避讳。秦、汉以下，又有皇帝赐姓、冒用他姓的情况，真伪再也无法辨别；世系没有官员掌管，昭穆次序也无法考察。【原注《周礼》：小史掌管确立世系，辨别昭穆。】曹操姓夏侯氏，并且世代与曹氏通婚。匈奴的刘聪竟然娶了刘氏六族的女子，姓氏关系混乱，人的伦理纲常也因此荡然无存。【原注《晋书·载记》：刘聪的皇后呼延氏死后，他将要娶太保刘殷的女儿。】【刘乂又极力劝谏，刘聪便再向太宰刘延年、太传刘景询问此事，他们都说：“臣常听太保自己说，他是周代刘康公的后代，与圣人刘氏的本源本来不同，接纳她们是合宜的。”刘聪大为高兴，派兼任大鸿胪的李弘拜殷氏二女为左右贵嫔，位次在昭仪之上；又纳殷氏女子的孙女四人为贵人，位次在贵嫔之下。刘聪对李弘说：“这些女子都姿色超凡，女德冠绝当时，而且太保对于朕确实与常人不同，你认为这样安排妥当吗？”李弘说：“太保的后代本出于周，与圣人的源流确实不同。陛下只是因为姓氏相同而感到遗憾罢了。况且魏司空东莱王基是当世大儒，难道他不通晓礼法吗？他替儿子聘娶司空太原王沉的女儿，正是因为姓氏相同而本源不同，所以这样做。”刘聪更加高兴，赏赐李弘黄金六十斤，说：“你应当把这个意思告知我的子弟们。”于是，六刘在后宫的宠爱都倾注于此。】古代王姬下嫁诸侯，车服制度不依附于她的丈夫，只比王后低一等【原注：郑玄说：“比王后低一等，是说车乘用厌翟，车勒用面缋，服饰则用褕翟。”】然而她们都遵守妇道，不敢凭借尊贵而骄矜自处，并且具有庄敬和谐的德行，所以《诗经》说：“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为什么不庄敬和谐？那是王姬的车。” 王姬的地位不低于诸侯，所以要由同姓诸侯主持婚礼，以成就婚姻。因此《春秋》记载鲁国说：“单伯护送王姬，王姬嫁到齐国。”秦、汉以来，尊崇君主而抑制臣下，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皇帝的姑母、姐姐称为长公主、大长公主。因此，汉高帝的长女称鲁元公主，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号为窦太主；又特意为她们加上尊号，不说“下嫁”，而说“尚主”。她们往往凌驾于丈夫之上，也不以礼对待舅姑，放纵自己的欲望，种种行为不堪言说，违背常经而颠倒制度。后世于是有安置面首而称为太女的，又哪里还知道有婚礼呢【原注：《南史》载：前废帝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尤其淫乱放纵，刘子业替她安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唐安乐公主想让韦后临朝听政，便自称皇太女，于是与韦后共同谋划，把毒药放进饼餤中进献，中宗因此驾崩。】朝觐

译朝觐，是天子和诸侯的大礼。它用来端正班次爵位的秩序，区别长幼尊卑的次序，彰明君臣的分别，训示上下相处的法则，彰显礼乐的典章，伸张赏罚的命令，严肃升降进退的仪节，取得万国的敬意，发布对四方的禁令，是王政的大端。舜巡行四方山岳，群后四次朝见。禹会合诸侯，执玉帛来朝的有万国，朝觐的典制从这里开始见于记载。此后，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周成王有岐阳之搜，周康王有酆宫之朝，周穆王有涂山之会，周宣王有东都之田，鲁襄公有河阳之狩，这些都是大规模朝觐，是盛德君王的事。通常的制度是：六年中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便按时巡行，诸侯各自在四方山岳朝见天子【原注：孔安国说：五服，是侯、甸、男、采、卫。六年一次在京师朝会，十二年一次巡狩。春季到东方，夏季到南方，秋季到西方，冬季到北方，所以说“按时巡行”。天子在四方山岳下接见诸侯，各方诸侯都在那里朝见。五服诸侯各依爵位等级先后朝见：侯服第一，甸服第二，男服第三，采服第四，卫服第五。巡狩时，方伯率领与会的五服诸侯，到四方山岳朝见天子，十二年中两次朝会。】春季朝见称“朝”，夏季朝见称“宗”，秋季朝见称“觐”，冬季朝见称“遇”，按时朝见称“会”，众诸侯共同朝见称“同”。五服诸侯按次序朝见京师，五年便全部轮遍；又分别按四时在四方山岳朝见，一年便全部轮遍；此外还另有依四时举行的朝见。礼制中的大事应当简约，君臣之间不可烦扰亵渎；天子一游一豫，都应成为诸侯的法度。天下有变故时，天子便在郊外筑坛，召集诸侯。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会聚。同处一方山岳的诸侯，世代相互朝见，这就是朝觐的大经。周朝衰微后，周夷王走下堂来接见诸侯；晋国、郑国扶立周平王于东都，天子反而出现在诸侯的门下。于是天子失去尊严，诸侯不再朝见。自《春秋》以来，礼制陵夷衰替更加严重，小国朝见大国，大国势弱；强国朝见更强的国家，再也没有尊贵者隆盛、卑下者屈服以及同等者相敌的区别。邾、莒、滕、薛的国君多次朝见鲁国，而鲁国不回访。鲁、卫、陈、蔡与齐、晋同为侯爵，却多次朝见齐、晋，齐、晋也不答礼。楚国国君本是子爵，虞、夏、商、周的后代都到郢都朝见楚国。不是天子不能让诸侯一同朝见，而滕、薛却一同朝见鲁隐公。朝见必定在宗庙举行，但萧叔在郊野朝见鲁庄公，于是朝见的礼仪也废弛了。会见是天子的大事，诸侯不得私自会聚。自《春秋》以来，诸侯放纵恣肆，频繁相互会聚，而强大的诸侯主持会盟。于是五霸行使天子的职权，召集诸侯会盟。起初还有诸侯之间以礼服相会的会盟，后来无不是动用兵车武器的会盟。一年之内就要到达两三次，诸侯疲于奔命，车辆和随从也在道路上耗损不堪。盛德君王时代的会盟，再也看不见了。秦国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它举行朝觐会盟的仪式，都用来尊君抑臣、严峻等级、树立威势，再没有三代的典礼。汉高后二年，下诏按功劳次序排列列侯，以确定朝见的位次。丞相陈平等人说：“列侯有幸得到赐予的餐钱和奉邑【原注：颜师古说：餐钱，是赐给厨膳的钱；奉邑，是原来供其食用的封邑。】，陛下又施加恩惠，按照功劳次序确定朝见位次。臣请求把这件事收藏在高庙。”奏议得到批准。于是列侯朝见会盟，各按功劳高低排列次序，如萧何第一，曹参其次，不再只计算爵位尊卑而不论功劳。因此，汉初朝廷有诸侯王、列侯朝贺；皇帝巡幸时，则有牧守朝见会盟，还保留三代遗风。自汉武帝因酎金事件罢免、削减侯王以后，朝见者只有朝臣、刺史、二千石官员、郡国计吏和四夷宾客而已。到了德阳殿的仪式，竟使用西方传来的舍利激水成雾，表演鱼龙曼延之戏；废弃宫县而演奏夷乐，消除了恭敬肃穆而追求奢侈观赏，华夏与戎狄混杂贯通，君臣相互亵渎。汉代的礼仪也因此败坏了【谨案：本篇叙述朝觐会盟仪式至汉武帝为止，疑以下有缺文。】厚葬 古代安葬死者，只是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不筑封土，不植树木，丧期也没有定数。黄帝开始制作棺椁，有虞氏使用瓦棺，夏后氏使用堲周【原注：烧土后环绕棺材，叫作堲周。】周人用墙木安置翣，给尸体穿衣盖被后抬走，只是不让泥土侵蚀肌肤，避免尸体被狐狸吃掉、被苍蝇蚊虫叮食罢了。商纣王让飞廉在北方制作石椁；到纣王死时，飞廉便把石椁用于霍太山的葬事，石椁从此开始。春秋时期，秦武公死后，让六十六人殉死陪葬，殉葬从此开始。宋文公死后，华元、乐举开始厚葬，使用蜃炭，增加车马，开始用殉葬和重器；椁备有四阿，棺有翰桧。死后七天入殡，七个月后安葬【原注：烧蛤蜊制成炭来填埋墓穴；四阿是四面流水，榔翰是旁边的装饰，桧是上面的装饰，这些都是王礼。宋文公在八月去世，第二年二月才下葬，正好七个月。】齐桓公死后，齐孝公为他安葬，修造水银池，放置浮金蚕，使用珍珠襦衣、玉匣，收藏彩帛、财货珍宝【原注：陆翙《邺中记》说：永嘉末年发掘齐桓公墓，得到水银池、数十箔金蚕、珠襦、玉匣以及数不尽的彩帛。】秦穆公死后，秦康公为他安葬，让一百七十七人殉死；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都是秦国贤良之人，也一同殉葬。秦人为他们悲哀，作了《黄鸟》诗。宋襄公安葬他的夫人时，用醯醢装满一百口瓮。陈国大夫设置参门之木，宋国司马也制作石椁。到了秦始皇，墓室向下打通三重泉水，内部排列宫观，放置百官、奇器珍怪，迁徙财物把它装满；用水银做江海，用金银做野鸭和大雁，用珍珠和玉璧做日月，用宝玉做丘山，用象牙犀角做树木，用鱼膏做灯烛。后宫嫔妃不改变生前的身份，按次序相继殉葬；设置机弩和箭，靠近就会自动发射；墓藏封闭在内羡道，工匠封闭在外羡道；用巨石堵塞墓门，秦人称为“阖石”，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汉朝兴起后，凡皇帝去世，都用缇帛缠裹，以玉制作葬服，上身是襦，下身是玉札，用金丝缀联【原注：汉代仪注说：玉襦形状像铠甲，用黄金丝线连缀；腰部以下用玉札，长一尺、宽二寸半，作为甲片，一直到脚部也用黄金丝线缀联。】有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施以砂画金涂，间杂曾青，错杂琅玕；里面充实簠簋，排列豆、登，陈设鼎、鼐，器物都用纯金银制作；枕、几、盘、碗，全都用大玉制成。大体都仿照秦代旧制，而华美奢侈超过秦代【原注：颜师古说：用梓木制作贴身的棺材，称为梓宫。】

译枞木，是松叶柏身的木材；便房，是小型的柏木室。苏林说：用柏木的黄心层层堆叠在棺材外，所以称为“黄肠”；木头的一端都向内，所以称为“题凑”。服虔说：“外藏，是安置婢妾、厨灶、马厩之类的地方；砂，是朱砂；曾，是层层的青色颜料。”尸身外包裹着衣服，衣服外包裹着被衾，被衾外包裹着棺材，棺材外包裹着椁，设置属椑，已经很厚重了。又用珠玉、珍宝、怪异之物重重陪葬，收藏在墓室中。死者没有知觉，活人却白白耗费，这究竟算什么礼呢？如果让活人的财物跟随死者下葬，就是太不仁；如果让臭腐之物在神灵旁边发臭、污秽神灵，就是太不孝；如果成为盗贼觊觎的目标，最终都被发掘，使尸骨暴露，甚至受到污辱，就是太不明智【原注：《汉书》说：“骊山的工程尚未完工，周章率领百万大军到达山下，墓藏全都被发掘。后来牧童丢失了羊，羊钻进盗洞，牧童拿火进去寻找羊，失火烧毁了墓藏和棺椁。”《后汉书》说：“赤眉发掘各帝陵墓，取走其中的财宝，竟污辱了吕后的尸体。凡盗贼发掘出用玉匣殓葬的尸体，大多都像活着一样，所以赤眉得以大肆施行淫秽行为。”】国君即位时便制作属椑，每年漆饰一次，这是用来警戒自己的。秦、汉以来，国君即位第二年，将作大匠便奏请开始修建山陵，大肆征发劳役，直到皇帝临终才停止；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厚厚收藏罢了，哪里还有戒惧之心呢？丧葬器具要到死后才准备，君子以提前准备为可耻。因此天子去世时，虞人取来百祀所用的木材，只有这时才砍伐可以制作棺椁的树木。周成王去世，伯相才开始命令士人寻找木材；鲁国齐姜去世，季文子才取穆姜的槚木来安葬；定姒去世，匠庆才开始请求木材，使用蒲圃的槚木。这些都是死后才准备丧葬器具。汉代从皇帝即位起，就在东园制造秘器，预先准备凶事，实在太过分了。天子应在七个月后下葬，但汉高帝在夏历四月甲辰日驾崩，五月丙寅日下葬，共二十三天；孝惠帝在八月戊寅日驾崩，九月辛丑日下葬，共二十四天；孝文帝在六月己亥日驾崩，乙巳日下葬，共七天；孝武帝在二月丁卯日驾崩，三月甲申日下葬，共十八天。此后各代皇帝大多都如此。修治山陵、准备丧葬器具，终其一生都不停止；下葬却不等到超过一个月，反而与士人庶民相同，感情不符合礼文，哀痛也没有体现在丧葬事物上，都是混乱的制度。薄葬 过分违背礼制而厚葬，原本就是给亲人带来祸害。如果矫饰情感而毫无节制，像墨夷那样让尸骸暴露【原注：《孟子》说，墨家弟子夷之对孟子说：“我听说墨家办理丧事，以俭薄为原则。大概上古曾有不安葬父母的人，父母死后，便抬起尸体丢弃在山沟里。”】；像王孙那样裸体安葬【原注：《汉书》说，杨王孙临终时命令儿子用布囊装尸体，送入地下七尺；下葬后，从脚部脱去布囊，使尸身直接接触泥土，于是裸体安葬。】；像梁鸿那样用席子收敛【原注：《后汉书》说，梁鸿的父亲梁让寄居北地，死后用席子卷裹下葬。】，让泥土直接接触尸体，轻贱自身，以俭省来对待亲人，也不合礼。诗说：“上天生育众民，有万物也有法则；万物各自适合其中，以此作为法则。”所以，礼是天理的节制文饰，也是人事的仪式法则。过分厚葬，不合礼；过分薄葬，也不合礼。所谓礼，不过是在适中、正当之处罢了。山陵 山陵，是秦、汉的制度。古代只有墓而不起坟，不建陵寝。君主出行时也不返回京师；死后下葬，只选择不耕种的土地收藏尸体罢了。因此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微小。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原来的排列位置。他们都是在巡行途中驾崩，没有返回京师来规划陵墓区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地，没有高大的坟丘。孔子安葬母亲，封土四尺。延陵季子的儿子死在嬴、博之间，便在那里安葬，坟高只到可以遮身。这些都记载在书传中，可以查考。他们都没有遭受发掘的灾祸，而盛大的德行长存不朽，人们像仰望上天一样尊崇他们，像仰望高山一样敬仰他们。自秦惠王、秦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庄襄王五代君主开始，大规模营造高大的坟丘。秦始皇即位后，便开凿修治骊山；等到兼并天下，迁徙、护送服役者到达七十多万人。墓穴穿过三重泉水，周长五里，高五十丈，种植草木来仿作山陵。称作“山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汉代沿袭这一制度，特意给陵墓命名。汉高帝称长陵，汉惠帝称安陵。汉高后六年，修筑长陵城，城墙周围的区域称为园，修建殿堂、宫墙、寝庙、掖庭以及各官署寺院，形制如同宫中。把居民编为邑，长陵令的秩禄为二千石。此后各陵都设置陵邑，把天下的豪杰和富民迁来充实其中。到了汉成帝营造昌陵，役使工匠数万人，昼夜不停地劳作；因地势低洼而加高，堆积泥土成山，从东山取土，土价与谷价相同。百姓劳苦不堪，没有不以此为苦的。以天子的身份预先为死亡筹划，耗空民脂民膏，给百姓造成祸害、聚集怨恨，奢侈浮夸超过秦代，也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王莽末年，秦、汉各帝陵没有不被发掘的。只有汉孝文帝采纳张释之的言论，霸陵依靠山川地势，不再堆筑坟丘；丧葬器具简陋，不使用珠玉，因此独自完整，没有被发掘。汉武帝吸取教训，起初营造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的广阔面积，无法估算所需费用。”皇帝说：“古代帝王下葬，都使用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道他们的墓在哪里。”汉太宗懂得慎终追远的道理，汉景帝能够述行、遵守孝道；天下遭逢反复动乱，而霸陵独自完整，获得这样的福佑，难道不是美事吗？如今所规定的陵地不过二三顷，不要营造山陵、陂池，只需使流水能够通过。此后汉明帝也遵循这一制度，所以东汉的陵寝比西京简约，不再使百姓困苦。董卓之乱时，这些陵墓也都被发掘。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三年，才亲自制定终制说：“礼制规定，国君即位便制作属椑，是活着时不忘死亡。从前尧葬在谷林，四周遍植树木；

译禹葬在会稽，农民不必改动田亩。所以葬在山林，符合山陵封土植树的制度，但这不是上古的制度，我不取法它。”寿陵依山势作为形体，不要堆土植树，不要建寝殿、造园邑、修通神道。所谓下葬，就是收藏尸体。要使人不能看见它；尸骨没有痛痒知觉，坟墓也不是神灵栖息的宅舍，礼制不主张在墓上祭祀，是想让生者和亡者都不受到亵渎。棺椁只要足以使骨骸腐朽，衣服只要足以使肌肉腐朽就够了。因此我营造这座荒丘和不耕种的土地，是想让改朝换代以后的人不知道它在哪里；不要施放苇炭，不要收藏金银铜铁，一律使用瓦器，以符合古代涂车、刍灵的意义。棺材只在接缝处涂漆，饭含只用两枚，不要使用珠玉，不要设置珠襦玉匣，这些都是愚俗之人所做的事。季孙用璵璠为孔子收殓，孔子登上台阶加以制止，把这种做法比作让尸骸暴露在原野。宋公厚葬，君子认为华元、乐莒没有臣节，因为他们把国君遗弃在恶名之中。汉文帝不发掘霸陵，是因为没有贪求；汉光武帝的原陵被发掘，是因为封土植树。霸陵得以完整，功劳在张释之；原陵被发掘，罪过在汉明帝。这是张释之以忠心使君主获利，汉明帝出于爱护反而损害亲人。忠臣孝子应当思考仲尼、左丘明、张释之的话，以华元、乐莒、汉明帝的事为戒，存念如何使君主安宁、使亲人安定，使魂灵万年没有危险；这才是圣贤的忠孝。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发掘的坟墓。自从丧乱以来，汉氏各帝陵没有不被发掘的，甚至烧毁并取出玉匣金缕，连骸骨也全部焚尽，这就是遭受焚尸之刑。难道不令人沉痛吗！祸患是由厚葬、封土、植树造成的，以桑霍的遭遇作为警戒，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那些皇后以及贵人以下、不随君王前往封国的人，死后都葬在涧水西面；此前又已经用标志表明了他们的墓地。大概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延陵季子远在嬴、博之间，但魂灵如果有知，没有不前往那里。一条山涧之间并不算遥远。如果违背今日的诏令，擅自有所改变营造，就把我在地下也戮尸；戮尸之后还要再戮，死了还要再死。臣子如果轻蔑死去的君父，就是不忠不孝；如果死者有知，也将不会降福于你们。应当把这道诏令收藏在宗庙，副本存放在尚书、秘书三府。曹叡遵守了它，整个魏代都没有厚葬，这是值得称赞的地方。自晋代以下，又重新做秦、汉时代的事情，而且超过了秦、汉。谥法 古代不下葬便没有谥号，也不避讳。从黄帝直到夏、商末年，下葬却没有谥号，也没有避讳。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人死后名字便要避讳；又根据死者的行为撰写诔文而制定谥号，用谥号代替死者的名字来避讳，所以安葬时要称举谥号，舍弃旧名而避讳新谥。举行大丧时，太师率领盲人乐师陈设、制作棺柩和谥号。年少者不写诔文，年长而地位卑下者不为尊长写诔文。因此，天子要用“天”来称述其诔文，因为至尊者的行为，不是臣子敢于议论的。盲人乐师和史官能够沟通神灵、知晓天道，所以天子驾崩后，太师命令瞽者、史官依据天道，把他的德行连缀写成诔文，并据此确定谥号。凡诸侯、大夫去世，便由小史赐予谥号，宣读诔文；太史征集诔文，确定谥号后赐予。谥号称为幽、厉，即使孝子慈孙也不能更改，用来作为警戒。起初谥号只有一个字，文、武、成、康就是这样。周朝衰微后，礼制逐渐废弛，开始兼用两个字作谥号，威烈之类就是这样。秦始皇兼并天下后，任意妄为、作恶多端，害怕天下后世给他加上恶谥，于是废除谥法，改用一、二等数字来称呼。汉朝兴起后恢复周代制度，天子驾崩，太常根据他的功德行为撰述，太尉宣布谥号；在南郊举行哀册、谥册仪式，谥号都加“孝”字，又以谥号作为庙号。诸侯王去世，大鸿胪奏报谥号、诔文和会葬礼仪；列侯、三公去世，大行令奏报谥号、诔文和策书。其余公卿、将军的行为符合谥法时，由太常奏请，确定并赐予谥号。起初，君主用一个字，臣子用两个字，以奇偶字数作为区别；后来臣子也使用一个字。凡皇后的谥号，都在帝王谥号的一字之前冠以帝谥，用来区别。自尉陀生前便称为武帝、曹叡生前便制定庙号以来，后世谄谀的臣子、媚上的人活着时就给君主进上尊号，竟达到十多个字。后来又把尊号加到母后身上，甚至那些亲身杀害君主、国家灭亡、行为不合道义的君主，带头发动战争、犯下大逆之罪、罪恶极大的臣子，也都加上美谥；文书形式完备却不合真实感情，终于成为混乱的制度，先王的典章也就灭亡了。谨按：本卷缺少《丧制》《短丧》《丧禁》《火葬》《改葬》《招魂》《葬葬》《殇》《上陵》八篇。【史部，别史类，郝氏续后汉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续后汉书》第八十七卷下上，元代郝经撰写。录第五下上 礼乐 律吕　　声音 自从孔子去世，周、鲁的乐正分散到四方，音乐已经崩坏了【原注：《论语》说：太师挚去了齐国，亚饭官干去了楚国，三饭官缭去了蔡国，四饭官缺去了秦国，击鼓的方叔进入黄河地区，播鼗的武进入汉水地区，少师阳击磬，襄进入海边。】等到秦人树立私意，废弃王室典籍，以暴虐乖戾使天下离散，使百姓噤声，不敢偶然谈论《诗》《书》，甚至在道路上以目示意，再也没有大和盛世，歌颂之声全都变成怨恨叹息，音乐也不再制作。天地万物的音声虽然仍然存在，但法度、制度和数理全都亡失了。汉朝兴起后，制氏凭借乐官身份，只知道古代铿锵乐声和鼓舞的节拍，却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乐，大体仿照秦代旧制。汉孝武帝设立乐府，都是郑、卫淫靡柔曼的音乐。河间献王进献雅乐，没有被采用。后来京房吹奏律管来寻求音声。王莽征召天下懂得钟律的人一百多人，派刘歆主管，分条上奏，才得到律吕度数的详细内容；然而仍不能恢复大司乐的旧制，制作成一代完整的音乐。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平定蜀地后，传送公孙述的盲乐师来京，郊庙乐器才开始齐备。汉明帝永平二年，在灵台登临，吹奏应时的律管，举行养老礼；升歌《鹿鸣》，堂下演奏《新宫》【原注：燕礼中堂上歌《鹿鸣》，堂下奏《新宫》。《新宫》是《小雅》中失传诗篇的篇名。】迎接五郊之气，祭祀旧宅，都演奏雅乐，皇帝亲自吹奏埙、箎，但这些法器的制度没有流传下来。汉章帝元和元年，下诏校定律准，最终没有成功。汉灵帝熹平六年，召集掌管律法的人询问律准的意义，他们也不知道。律准是京房制作的，东汉二百年间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意义，何况三代的音乐呢？那么永平年间制作的音乐，也不过是制氏所掌握的铿锵声和鼓舞罢了，至于为什么这样制作，也没有人知道【原注：《后汉书》载：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官府没有通晓六十律、能用律准调音的人。因此待诏严崇把律准的方法详细教给儿子严宣。严宣通晓熟习后，希望召他补任学官，主管调试乐器。诏书说：严崇的儿子如果确实学习审察、通晓律法，能辨别律的类别、协调音声，就应当严格考试；不得因为依靠父亲所学，便把耳聋说成聪明。音声的微妙之处，如果只有一人知道而没有人通晓，也不能算明白；要能交错吹奏律管，知道十二律而不失其中一方，才算专门继承严崇的学问。太史丞弘考验十二律，严宣只对了其中两个，四个不对，六个不知道是什么律，于是严宣被罢免。熹平六年，东观召集掌管律法的太子舍人张光等人询问律准的意义，张光等人不知道，回去查阅旧藏，才找到那件乐器。它的形制像京房书中所说的样子，但仍不能确定琴弦的松紧、音调的缓急；音声无法用文字记录。想要教导当时的人，却苦于无人能够领会；能够从身体上体会的人，又没有老师。因此，史官中能够辨别清浊的人也逐渐绝迹，可以相互传授的内容只剩大略的常数和观测气候而已。】汉献帝中平五年，河南人杜夔，字公良，号称通晓音律，任雅乐郎；因病离职，州郡和司徒征辟他，他都不赴任。遭逢乱世后逃奔荆州，刘表命令他与孟曜为朝廷合制雅乐。乐成之后，刘表想在朝廷上观看，杜夔劝谏说：“如今将军的名义不是替天子合制音乐，却在朝廷上演奏，恐怕不可以吧？” 刘表于是停止了这件事，便在郊外祭祀天地时使用这些音乐。刘表去世后，其子刘琮向曹操投降，曹操任命杜夔为军谋祭酒，参与太乐事务，因而命令他制作雅乐。杜夔精通钟律，聪明机敏，思考能力超过常人；丝竹八音没有不能演奏的，只有歌唱和舞蹈不是他的长处。当时散骑侍郎邓静、尹商擅长吟咏雅乐，歌师尹齐能演唱宗庙、郊祀的乐曲，舞师冯肃、服养通晓先代各种舞蹈。杜夔总领其事，精心研究，远则考察经书，近则采集旧事，教习讲演，准备乐器，恢复先代古乐。黄初年间，他任太乐令、协律都尉。铸工柴玉心思巧妙，善于制造乐器，杜夔让柴玉铸钟，但铸出的钟声清浊多不合律法，杜夔多次毁掉重铸，柴玉非常厌烦痛苦，认为杜夔任意判定清浊，便颇加拒抗。杜夔、柴玉互相向曹丕申诉【谨案：曹丕，《陈志》作“太祖”，《晋书》也作“魏武王”；此处写作“曹丕”，大概是根据上文“黄初中”一句改动的。】曹丕取来所铸的钟，交错排列后重新试验，才知道杜夔精通，而柴玉是在妄言，于是治罪柴玉及其诸子，都罚作养马的士卒。曹丕一向喜爱、优待柴玉，又曾让杜夔与左愿等人在宾客中吹笙弹琴，杜夔面有难色，因此曹丕不高兴。后来曹丕因其他事情拘捕杜夔，让左愿等人向他学习。杜夔自认为所学习的是雅乐，做官并非本意【谨案：“非”字，《陈志》作“有”。】，心中仍不满足，于是被罢免。他死后，其弟子河南邵登、张泰、桑馥都做到大乐丞，下邳人陈颃任司律中郎将。自左延年等人虽然精通音律，却都擅长郑声；他们爱好古乐、保存正音，没有人比得上杜夔。然而，他所制作的古乐最终仍未完成。古代制作音乐，先要得到声气的道理，以此制定度数的法则，这是律吕的根源；再据此制作乐器，确定乐器的轻重、长短、清浊、快慢、高低、厚薄，然后形成音乐，使其不违背原本的法则。后世关于声音的音乐失传，法度所依据的乐器也亡失，于是各凭私智制造乐器、寻求音调。杜夔、柴玉纷争不已，直到今天一千多年间，不止有几十、上百家，最终仍不能恢复古乐的正确形制。那些优伶、卑贱工匠反而知道某种声音属于某调，某调属于某曲；截取竹子，缠合丝弦，熔铸金属，削制木材，测定后制作不同的调式，翻创新声，没有不符合心意的。至于雅乐，却反而做不到；普通乐师的常技，竟成了绝学，何况音乐之道术呢！起初，司马迁撰写《律书》《乐书》，都是经书、诸子遗文，义理和意义很充足，却没有记录法制。班固所记载的，也只是采纳刘歆的学说和当代乐章罢了。三代的制度，最终没有能够听闻。因此，音乐不能恢复，比礼制不能恢复还要严重。如今汇集各家说法加以编次，穷究古乐的本源，考察后世的得失，分为《律吕》《声音》《代乐》三类，希望还能够认识先王遗留下来的音乐。律吕

译律吕，是道所体现的气数，是天地阴阳本来具有、而人取法来制定法则的东西。凡是奇偶、方圆、清浊、轻重、长短、多寡，都属于律吕。既然有气数，就有律吕，音乐也包含其中。所以，簣桴、土鼓、笙簧产生于上古，乐律也就由此开始了【原注：《礼运》说，用竹筐做鼓槌、用土做鼓，仍然可以用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古史说，宓牺制作三十五弦的瑟，女娲氏制作笙簧，神农制作五弦琴。】但当时还没有见到具体制度。黄帝派伶伦到大夏以西、昆仑山以北，取得嶰谷的竹子，选取孔窍厚薄均匀的竹管，截取两个竹节之间的一段，长三寸九分，吹奏它，作为黄钟宫音，确定十二律。又用玉制作律管，长一尺、有六个孔，用来表示十二个月的音调。于是有了竹律、玉律，法制从此开始，但在经书中还没有明确记载。《虞书》说：“统一律、度、量、衡【原注：律，是六律；度，是丈尺；量，是升斗；衡，是斤两；使它们的标准均齐。】我想听听六律、五声、八音在治理或怠惰中的作用【原注：是说考察政治是否治理、是否怠惰。】歌声依循咏唱，律管协调声音，八音都能和谐，不互相侵夺次序。《周官》说，大师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作乐，以大合乐来招致鬼神。太师掌管六律、六同，用来调和阴阳的声音【原注：六律用来调和阳声，六同用来调和阴声。】阳声是：黄钟、太簇、姑洗、宾、防宾、夷则、无射；阴声是：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都用五声加以文饰，用八音加以传播。典同掌管六律、六同的调和，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以十二律作为度数，以十二声作为齐量【原注：度数，是宽长；齐量，是容器大小所能容纳的多少。】。《礼运》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互相作为宫音。《月令》说：孟春的音是角，律应太簇；仲春律应夹钟；季春律应姑洗；孟夏的音是徵，律应仲吕；仲夏律应宾；季夏律应林钟；中央属土，音是宫，律应黄钟宫；孟秋的音是商，律应夷则；仲秋律应南吕；季秋律应无射；孟冬的音是羽，律应应钟；仲冬律应黄钟；季冬律应大吕。《国语》说，周景王将要铸造无射，便向伶州鸠询问律法【原注：无射，是阳律中的第六律，即戌律。】《左氏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春天周天王将要铸造无射，伶州鸠说：“大王恐怕会因心病而死吧？音乐，是天子的职事。音乐是车舆，钟是发声的器具。天子观察四方风气来制作乐器。用钟的车舆来推行音乐，小钟的声音不空疏，大钟的声音不闭塞，才与万物和谐。万物和谐，嘉美之事就会成就。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中，藏在心里；心中安适就会快乐，声音空疏就不能和谐，声音闭塞就不能容纳。内心因此受到感动，过度感动就会产生疾病。如今钟声闭塞，大王的心不能承受，难道能长久吗？”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周天王驾崩。这段话记载周王询问律法，大概与别处相互发明，所以一并记录。】伶州鸠回答说：“六律居中的颜色，所以给它命名【原注：六律中居中的颜色是黄色，黄钟因此得名。】第一叫黄钟，用来宣发、养育六气和九德。由此依次排列【原注：六阳律都刚健，辰位向左旋转。】第二叫太簇，用金属乐器演奏来赞助阳气，使闭塞者发出【原注：金奏，是敲击钟、镈来演奏。】第三叫姑洗，用来使万物洁净，考察神灵、纳受实物。第四叫宾，用来使神灵和人安宁，使献酬、交酬相互进行。第五叫夷则，用来歌咏九德，使百姓平和而没有二心【原注：九德是水、火、金、木、土、谷以及正德、利用、厚生。】第六叫无射，用来宣布哲人的美德，向人显示行为的轨则和仪表。” 又设置六个间律，用来振扬沉伏之气，排斥散越之气【原注：间，是用阴律间隔阳律；沉伏，是阴气；散越，是阳气。】第一间律是大吕，用来帮助宣发万物【原注：丑律是间律的开端，所以称“元”；间律都柔和，辰位向右旋转。】第二间律是夹钟，用来从四个间隙中发出细微之声【原注：夹钟处在四个阳律之间，所以称为四隙。】第三间律是仲吕，用来宣发中和之气。第四间律是林钟，用来调和、开展各种事务，使没有一件不承担严肃、纯正、恭敬的责任。第五间律是南吕，用来辅助阳气秀发。第六间律是应钟，用来调匀器物的功用，使万物相应回复。这样，法制在经传中都有所体现，其中的意义也可以说明了。制定律的起点，是龠和黍【原注：龠的形状像酒爵。】把中等大小的黍子一千二百粒装入龠中，不多不少；再储存在律管中，也不多不少，作为黄钟之龠。其多少形成龠、合等容量单位，其长短形成分、寸等长度单位，其轻重形成铢、两等重量单位，其清浊形成音声，累积起来便形成度量衡。钟用来作为合乎律的乐器【原注：《前汉书·律历志》说：长度的标准起源于黄钟管的长度和一粒黍的宽度；把黄钟管长分为九十分，其中一份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容量的标准起源于黄钟之龠，用长度的数目审定其容积，把中等大小的黑黍一千二百粒装满龠，再用井水校准其容量。】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权衡的标准起源于黄钟之龠所容一千二百粒黍的重量，这个重量为十二铢；两个这样的重量为一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国语》说：律用来确立音律的标准，制定长度。《周礼》所说的古代神瞽，是考察中和之声，再用制度测量它，制定律、均和钟。郑玄说：“用中和之声确定律，用律确立钟的音律标准。”】它以道统摄气，以推演象数，按照损益相生的规律，根本在于黄钟律管。黄钟律管长九寸；三分减去一分，向下生成林钟；三分林钟增加一分，向上生成太簇；三分太簇减去一分，向下生成南吕；三分南吕增加一分，向上生成姑洗；三分姑洗减去一分，向下生成应钟；三分应钟增加一分，向上生成宾；三分宾减去一分，向下生成大吕；三分大吕增加一分，向上生成夷则；三分夷则减去一分，向下生成夹钟；三分夹钟增加一分，向上生成无射；三分无射减去一分，向下生成仲吕。向上生成向下生成，都是三生二；向下生成向上生成，都是三生四。阳律向下生成阴律，阴律向上生成阳律，从黄钟开始，到仲吕结束，十二律便全部具备。这一切都不凭借人为造作，而无不出于自然，所以是道的数理。又是另一种“生生不息的变化”。黄钟独自没有生成它的律，因为道生成天地万物，而万物不能生成道；

译神生成意，意生成言、象、数，而数不能生成神。正因为它不被其他东西所生成，所以能够不断生成万物。黄钟，是道所在的地方，是神所作成的地方，就像《易》有太极一样。由一而具备两者，一切都从中间开始。太极是阴阳的中间，阴阳建立在太极的中间，于是成为运行变化的中间、气数的中间、声音的中间，所以有一年的中间、四时的中间、一个月的中间、一天的中间、一夜的中间、一个时辰的中间。因而能够成就变化，运行鬼神，使消长、盈虚、屈伸、往来都不失其中。这就是律吕的本源。圣人取法天地的中和，考察声音的中和，以调节气数，使它们归于中和。因此用度量来制定它，以三来纲纪它，以六来平衡它，形成十二。因为它记录、统摄气，所以称为“律”；因为它像人的伴侣，所以称为“吕”。阳声称律，阴声称吕。只有阳不能生成，只有阴不能成就，一阴一阳然后才成为道。所以律吕的声音必须相合而和谐。《易》说：“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置彼此相得，各自都有相合。”天地生成之数相合而成为五行，律吕阴阳之声相合而成为五音。所以太师用律和同来调和阴阳之声。就有形之物而言，阳尊阴卑，所以说到吕时总是先说律；从有形的事物向上推究，阳在先、阴在后，所以说到阴时总要先说阳。阳气向左旋行，因此从黄钟顺次到无射，是向前推进；阴气向右转行，因此从大吕逆次到夹钟，是向后退行【原注：这是说太师所掌管的律吕次序】。从黄钟到无射都属阳，从大吕到应钟都属阴。阴阳的整体，是一个大的阴阳系统。黄钟属阳，大吕属阴；太簇属阳，夹钟属阴。一个阴、一个阳相互间隔，就像天为一、地为二相互交错。阴阳的作用，是一个小的阴阳系统。阳律是作用，阴吕是本体；长短有一定尺度，多寡有一定数目，轻重有一定权衡，宽窄有一定容量，清浊有一定区别，高下有一定等级，明确而不可改变。各种道理都由此得到防护，以成就各自的性质，成为万种法则的原则。它的本体是宏大的：幽微处可以通达天地四时的变化，深远处可以沟通神祇和祖考的情感，调和处可以感动四海百姓的心。施用于礼乐刑政，考察治乱吉凶，察看死生存亡，变化通达而没有止息。一气流行，用来端正万物的命运，成为万物变化的根本，这样它的作用就宏大了。所以数目采用十二，以象征天体；以八八为位置，以象征八方；五在上、六在下，以象征阴阳的中和。数在上面增加、在下面减少，以象征阴阳的消长。上面在左，以象征日月必定向东运行。增减必定以三为单位，以象征三才的位置确定。相生象征父子，相继象征兄弟，相合象征夫妇。所以律开始生成，如同乾；吕承受而产生，如同坤。律吕就是一个阴阳，阴阳就是一个太极。天从子时开始开辟，到午时终止；地从丑时开始开辟，到未时终止；人从寅时开始产生，到申时终止。合起来就是三统，每一统有七律。因此黄钟、林钟、太簇三律的管长，都是整寸而没有余分，这是本来三律的形体。天数的一、三、五、七、九，到夷则时又归于一，所以终于无射的十一。地数的二、四、六、八、十，到南吕时又归于二，所以终于应钟的十二。这都是太极中一奇一偶、一阴一阳的本然之数。天的中数是五，地的中数是六，二者相合。六是虚数，五是声数。六虚周流，虚就是爻律；阴阳升降运行，排列为十二，律吕于是调和。太极的元气以一数具备阴阳二体，运行于十二辰。最初在子时发动，在丑时参合，得到一奇一偶，合起来成为三。在寅时再以三相乘，得到九；直到亥时都依次相乘，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于是气数运行一周。六律六吕使阴阳合德，气聚集于子时，化生万物。所以万物在子时萌芽，在丑时抽芽，在寅时伸展通达，在卯时茂盛繁长，在辰时振发美盛，在巳时已经兴盛，在午时分布开来，在未时昏暗蔽塞，在申时坚实，在酉时停留成熟，在戌时完全入藏，在亥时包藏闭塞；在甲日出甲，在乙日奋发，在丙日明亮，在丁日大盛，在戊日丰茂，在己日治理纲纪，在庚日收敛更新，在辛日全然新生，在壬日怀藏承担，在癸日陈列衡量。这是以母统摄子，运行于岁、月、日、辰的会合之中，合起来成为六十个当律之数；六与六相乘，正合一周期的日数，表现阴阳施化以及万物的终始。把这些变化配合于律吕，交织于日辰，变化的情状就显现出来了。律始于子，是因为一阳在地中复生，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心，也是造化的本源。阳在阴中就是坎，所以坎为法则。律的根本，是太极发动而产生阳，乾元的第一画，就是《易》的开始。称为黄钟，是因为黄色是阴中的颜色，“钟”表示阳气的聚集。阴气聚集到极点，阳气也就聚集；阴气停止到极点，阳气也就开始发动。所以阴气终于亥时，而阳气开始于子时，这就是冬至十一月的律。以九声倡导六气，把种子施布到黄泉，使万物萌芽，宣扬九德和六气。到寅时称为太簇，是因为二阳居于中位，正如“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人与万物聚族而生的时节。进入坎卦，必定从震卦出来；处在否卦的小衰之中，必定走向泰卦的大盛。阳气宣通舒畅，没有什么不聚集，这是正月的律。到辰时称为姑洗，是因为三阳构成乾卦，火气出现、礼制完备，万物相见而洁净整齐，所以称为“洗”。但洗涤不能长久，所以称为“姑”，仍然有阴气存在，阳气尚未纯全，这是三月的律。到午时称为蕤宾，是因为四阳正在壮盛，而一阴已经产生，进入其中成为主宰，所以万物开始衰萎，阳反而成为宾客，这是五月的律。到申时称为夷则，是因为五阳正在盛大，而阴气已经渐渐增长，是万物受伤的时节；阳道仍然充足，阴道仍然不足。阴气伤害万物，从未时到申时应当有尺度并停止，不可超过；超过就会惨烈。这是七月的律。到戌时称为无射，是因为六阳构成乾卦，而五阴剥蚀它，所以说“亢龙有悔”，律的时辰终结了。终结就会失去天行，所以应当敬慎而不厌倦，刚健而不止息。“射”就是厌倦，因此称为“无射”。

译这是阳的六律。阳道穷尽变化以开始生成万物，所以每一律都有不同的名称。阴的本体仿效法则而顺承阳气，所以只停止在三种钟吕而已。“吕”如同形体有骨架，吕具备二十四节，以对应二十四节气，是气得以贯通的原因。“钟”如同器物有钟，钟能容纳六十四斗，以象征《易》的六十四卦，是数得以聚集的原因。贯通就运行，聚集就停止；一行一止，是阴的职事。阴的六律，一吕一钟，次序相互间隔，所以又称六间。阴与阳相配合，所以又称六同。“吕”说明它的本体，“间”说明它的位置，“同”说明它的情状。阳律又称六始，因为它始于阴之中，又由阳来倡导，乾卦主管万物的大始。所以律用来纲纪气的运行，吕用来寄托、容纳并聚集形体。律如同天包围着地，吕如同地凝聚在天之中，聚集天的气。所以律处在辰的阳位，吕处在辰的阴位，都是用来说明阴阳二气而已。吕建立于丑，是因为地数二为偶，乾的阳奇也以阴为偶；乾主宰其下，阴吕位于其上，所以称为吕。凡称为吕，都是阴寄寓于阳而成为它的偶，阳为主而阴为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这也如同阴气进入后成为主宰，而阳气成为宾客，所以称为蕤宾。阴气凌驾于阳气之上，所以称“大”；又因为丑时的气冠居六同之首，所以称“大吕”。六律依顺序排列，是按照生成的次序向前推进；六吕逆向排列，是按照成就的次序向后退行。依生成次序向前推进时，子时的气还没有脱离阴，所以称黄钟；依成就次序向后退行时，丑时的功效已经很大，所以称大吕。这是十二月的律。到卯时称为夹钟，是因为阳气生于子而终于午，卯正是阳气的中位；二阴夹在二阳之中而得以正定，所以称夹钟。这是二月的律。到巳时称为中吕，是因为三阴乘载乾卦而与阳为侣，处在二吕之间，所以称“中”。又因为春为伯、夏为仲，所以说它在天地中间宣发盛大的阳气，使万物发散而彼此相见，因此称中吕。这是四月的律。到未时称为林钟，是因为万物发育到此达到极点，众多而繁盛；四阴增长，二阳退避，将要聚集而形成坤卦，所以称林钟。这是六月的律。到酉时称为南吕，是因为五阴增长而成为剥卦，收敛南方生长发育的功业，使万物在西方成熟并凋零剥落，所以称南吕。这是八月的律。到亥时称为应钟，是因为六阴形成坤卦，响应阳气而与乾卦相合；地道自身没有成就，而代替天使万物有终，聚集天的气，响应阳的命令，不先倡导而只应和，所以称应钟。这是十月的律。夹钟又称圜钟，是从春天主管蕤宾的意义来说的。林钟又称函钟，是取坤卦含容广大光明之意。仲吕又称小吕，是因为阳大阴小，这是相对于大吕而言。南吕又称南事，是因为它能完成南方的事务。阳律总括而言，应当相当于乾卦六爻：黄钟为初九，无射为上九。阴吕总括而言，应当相当于坤卦六爻：大吕为初六，应钟为上六。分别对应各月的气，则冬至黄钟为初九，四月中吕为上九；夏至蕤宾为初六，十月应钟为上六。这就是律吕的本体和作用。黄钟律长九寸，太簇长八寸，林钟长六寸，这是龠律相生的本数。司马迁《律书》说九九八十一为宫数，也就是黄钟律九寸的数。至于论说律数时，称黄钟长八寸七分一为宫，太簇长七寸二分为商，林钟长五寸七分四为角，是因为黄钟九九八十一之数，所以其长度为八寸七分一。黄钟三分减一，向下生成林钟的五十四，所以林钟为五寸七分四。林钟三分增加一，向上生成太簇的七十二，所以太簇为七寸二分。这里是假借律管寸数中的分来生成律数，说明制作乐律的三始【原注：天地人的开始】以及十二律的本末和通变，用来建立义理，并不拘泥于律管实际长短。阳律生成阴吕，都叫下生；阴吕生成阳律，都叫上生。这就是所谓律娶妻、吕生子。汉代以来，京房、马融、郑玄、蔡邕都排到蕤宾，重新向上生成大吕；夷则又向上生成夹钟，无射又向上生成中吕。这是因为阳生阴而重新采用上生蕤宾变徴；下生达到极限便转而上生，以适应蕤宾作为作用的数，并不是相生的正法，而是候气吹律的变化。泠州鸠所说的六间之道，就是扬起、沉伏、黜退、散越，借此作为作用【原注：黄钟长九寸，实际为一龠。下生是三分去一，上生是三分益一。五次下生、六次上生为一终。大吕长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零四；太簇长八寸；夹钟长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姑洗长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吕长六寸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四。蕤宾长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钟长六寸；夷则长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吕长五寸三分寸之一；无射长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应钟长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它们相互生成，是以阴阳六体为依据。黄钟为初九，向下生成林钟的初六；林钟又向上生成太簇的九二；太簇又向下生成南吕的六二；南吕又向上生成姑洗的九三；姑洗又向下生成应钟的六三；应钟又向上生成蕤宾的九四；蕤宾又向下生成大吕的六四；大吕又向上生成夷则的九五；夷则又向下生成夹钟的六五；夹钟又向上生成无射的上九；无射又向下生成仲吕的上六。《晋书·律历志》记载，淮南王刘安招致博学儒生讨论律吕，说：黄钟律九寸，宫音调和；因此以九乘九，九个九为八十一，所以黄钟的数确定了。黄钟位在子，林钟位在未，数为五十四；太簇的数为七十二；南吕的数为四十八；姑洗的数为六十四；应钟的数为四十二；蕤宾的数为五十七；大吕的数为七十六；夷则的数为五十一；夹钟的数为六十八；无射的数为四十五；中吕的数为六十。

译到达极点就不再生成。又说：淮南王、京房、郑玄等儒者论述律历，都说阴阳上下相生；到蕤宾时又重新向上生成大吕，大吕长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零四；夷则向上生成夹钟，夹钟长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无射向上生成中吕，中吕长六寸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万二千九百七【原文至此残缺】。【原文残缺：十四】这三项的长度，与司马迁、班固所记相生所得的寸数及分数相比都加倍，其余则完全相同。这就是泠州鸠所说的六间之道，即扬起、沉伏、黜退，借散越之势作为作用。变化通达而彼此参半，是随事调整、辅助成就的方法。凡声音的本体，关键在于和谐合韵；增加时就加倍，减少时就减半，其余的本音始终没有差错。这样说来，所谓一上生一下生，就是相生的法则；所谓重新上生，就是吹律候气的作用。在蕤宾重新上生，是为了适应蕤宾作为作用的数。所以论律的人沿用了这种说法，但它不是相生的正法。梁武帝《钟律纬论》说：“京房、马融、郑玄、蔡邕排到蕤宾，都向上生成大吕；而班固《律志》记载蕤宾仍依次向下生成。若依班固的义理，夹钟只长三寸七分有余，律管就过于短促；夹钟的声音成为一个调，中吕又离开半个调，就会超过无调的范围。仲春、孟夏正是生长养育之时，气势舒缓，不容许短促。考求声音、探求实际，班固的说法是错误的。六律属阳，六吕属阴。阳生阴为下生，阴生阳为上生。所谓律娶妻、吕生子。蕤宾重新上生，是因为蕤宾属阳律，按理应三分减一向下生成大吕；现在却说上生，就是三分增加一向上生成大吕。” 一减一增，长度的差距就是加倍或减半；关于不同与相同的说法，到底哪一种正确？”《晋志》说：“一上一下，是相生的法则；所谓重新上生，是吹律候气的作用。在蕤宾重新上生，是为了适应蕤宾作为作用的数。所以论律的人沿用了这种说法，但它不是相生的正法。”这话说得对。为什么呢？十一月一阳生，所以阳生阴都叫下生；五月一阴生，所以阴生阳都叫上生。蕤宾是五月的阳律，当时阴气为主，所以阳生阴要改称上生。吹律以候气，采用变化通融的方法，本来就应当如此。黄钟为宫，隔八位生成七音，到蕤宾终止；穷尽之后再返回，所以蕤宾重新上生。班固讨论的是阴阳相生的正理，却不能用于推候之用；京房、马融、郑玄、蔡邕讨论的是吹律候气的作用，却不能用于相生的正法。若依班固《律志》，阳律都称下生，阴吕都称上生，阳律则按损益计算：十一月黄钟律长九寸，十二月大吕只长四寸二分；正月太簇律长八寸，二月夹钟只长三寸七分；三月姑洗律长七寸二分，四月中吕只长三寸三分。这样一来，长短相间隔，竟然如此不整齐。依照京房、马融、郑玄、蔡邕的说法，从黄钟开始，阳生阴为下生；从蕤宾开始，阴生阳为上生。于是黄钟九寸，大吕八寸四分，太簇八寸，夹钟七寸五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吕六寸七分。阳气从下向上通达，逐渐有了次序；律管按次序逐渐缩短，也有层次。用它来推律候气，则这种说法正确，另一种错误。何况京房、马融、郑玄、蔡邕把中吕定为六寸七分，三分增加一，便可以重新生成黄钟之律；班固《律志》把中吕定为三寸三分，即使再增加三分之一，哪里能够生成黄钟九寸的律呢？由此可知，班固《律志》论阴阳相生的正理可以成立，但一定要用于吹律候气，就应当采用京房、马融、郑玄、蔡邕的说法。《史记·律书》说蕤宾上生大吕，律长七寸五分，其余也都是从蕤宾重新上生。可是《晋志》却说“上生大吕”，并且司马迁、班固所记的寸数都加了一倍，为什么呢？十二辰的律隔八相生，这一旧法已经存在很久了。现在《晋志》说大吕、太簇都是未宫所下生、上生的律，应钟是巳宫所下生的律，至于黄钟却独独不说它由什么律生成；那么午、申、戌、子、寅、辰六个位次为什么不相参与，难道两个位次本来就是同一个次序吗【原文句末残缺】？所以律吕有纯、有分、有合、有间、有损、有益、有正、有变、有体、有用，彼此参合错综而形成变化，运行鬼神。它的数就是法则，它的气就是历法，它的声就是音乐。所以说：“律是万事的根本。”成帝时，京房制作律准，推演扩充古法，以穷尽它的变化。把律定为寸，准就定为尺；不足一尺的部分分为分、小分，用余数校正声音的强弱。黄钟律九寸，准长九尺；林钟律六寸，准长六尺；太簇律八寸，准长八尺。各律有余分的，就依照这个数加以增减【原注：黄钟九寸，包育八寸九分余，执始八寸八分余，丙盛八寸七分余；分动、质末依次各减二分】。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有十三弦；中央一弦，下面画有寸的分刻；左右各排列六律、六吕，合十二个月。中央的弦对应太极元气，用来作为各律清浊的节度。总共演绎四十八律，加上十二律成为六十律，始于黄钟、包育，终于应钟。十一月至四月，凡阳律一律演为五律【原注：黄钟一律演为包育、执始、丙盛、分动、质末】；阴吕一律演为三律【原注：大吕演为分否、陵，阴气少量出现】。六月至九月，凡阳律一律演为三律【原注：夷则演为解形，去南、分积】；阴吕一律演为五律【原注：林钟演为谦侍，去防、安度、归嘉、否与】。只有蕤宾、应钟各自一律演为四律，蕤宾为变徴，应钟为变宫，与其他各律不同。

译十一月至四月都以阳为主，所以阳律一律演为五律，阴吕一律演为三律。六月至九月都以阴为主，所以阴吕一律演为五律，阳律一律演为三律。从黄钟到中吕，阳生阴，称为下生；从蕤宾到应钟，阴生阳，称为上生。既然把十二律推演为六十律，又把六十卦分配给每日值日，一卦六爻，一爻对应一天，于是周行三百六十日的气。用它来候气、占事，而不只用于乐律。京房的著作失传，这套方法也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律准虽然存在，却没有人知道使用它的方法【原注：《后汉书·律历志》记载，元帝时，郎中京房精通五声之音和六律之数，皇帝命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在乐府试问京房。京房回答说，他从故小黄令焦延寿那里学习了六十律相生之法：向上生向下生，都是三生二；向下生向上生，都是三生四；阳向下生阴，阴向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就完备了。中吕向上生成执始，执始向下生成去防；如此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就完备了。十二律的变化达到六十律，如同八卦的变化达到六十四卦。伏羲制作《易》，记录阳气的开始，并把它作为律法；以冬至这一天的声音建立制度，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徴，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徴。这是声音和气的本源，也是五音的正声。所以每律各终止于一天，其余各律依次运行；当日值事的律各自作为宫，商、徴依同类相从。《礼运》篇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相为宫。”说的就是这个。把六十律分配给一周期的日子，黄钟从冬至开始，到下一个冬至又复归；阴阳、寒暖以及风的占验由此产生，并用它来统摄各种声音，考察它们的高下；如果不是草木等无知之物发出的声音，就没有不相合的。《虞书》说：“律使声音和谐。”说的就是这个。天下没有两套不同的数，古今只有同一套律法。京房的方法本来就存在，只是加以扩充，以穷尽它的变化；依照法度和数目推演，名义又与《易》卦相配而用于卜筮，也可以说是善于隐藏并发挥它的作用。司马迁论律联系兵事，而最终归于神妙；京房推演律而配合卦，最终归于实用，都是领会了律法之外的意义【原注：《史记·律书》说：君王制定事务、建立法度，万物的尺度和规矩，都一概取法于六律。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对于兵器，尤其重视它，所以说：“观察敌人便能知道吉凶，听到声音便能验证胜负。”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道理。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吹律听声，从孟春推到季冬；杀伐之气相互汇聚，而声音崇尚宫调。同类声音彼此相应，这是万物的自然规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又说：“数开始于一，终止于十，完成于三。气开始于冬至，周行一周又重新产生。神产生于无，形形成于有；有形之后才有数，数成形之后才形成声音。所以说：神使气运行，气归附于形；形有条理而同类可以归类，有的尚未成形便还不能分类，有的形状相同便属于同类。同类可以排列，同类可以识别。圣人知道天地，辨识事物的差别，所以从已经存在的事物推到尚未存在的事物，以求得细微如气、幽隐如声的道理。圣人依据神而保存这些道理，虽然精妙，却一定能验证其真实情状；考察它的外在表现，道理就明白了。若不是圣人之心乘载聪明，谁能保存天地的神妙而成就形体的真实情状呢？神为万物所承受，却不是万物自身能够知晓的；等到它来去变化，所以圣人敬畏它而想保存它。只要能够保存它，神也就得以保存。正因为想保存它，所以没有什么比它更可贵。” 声音 声音包括五声和八音。六律用来校正五声，五声用来调节八音。声音彼此相生、彼此变化，有开始也有终结，于是音乐就形成了。声产生于日，律产生于辰，就像天在运行、地在承载，阳在阴中发动。律位于阳辰，吕位于阴辰，合起来成为六律，统摄十二辰。声音以阳日配合阴日，排列为五个位置，间隔居于十二辰之间，统摄十日。甲、己以木胜土，所以角属木；乙、庚以金胜木，所以商属金；丙、辛以火胜金，所以徴属火；丁、壬以水胜火，所以羽属水；戊、癸以土胜水，所以宫属土。不激发就不会鸣响，不愤发就不会成声；彼此相反，然后才能相和；彼此相克，然后才能相生。所以十日相胜而产生五声，五声相合而具备五行。声音没有形体，律有形体；有形产生于无形，无形又凭借有形，所以二者相互依存，却不能说有形可以相互替代无形。律用来调和声音，声音用来运用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彼此上下相胜，也彼此相合；就像一至十都由奇偶相生，也彼此成就。天用五音主管日，地用六律主管辰，参合五行而发生变化，最终达到六十，这些都本来具有，无不合乎自然。这就是声音的根本。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徴，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徴，这是声律的次序。五声的根本产生于黄钟的宫数，数为八十一。黄钟律管长九寸，九九为八十一。宫数三分减一，向下生成徴，徴数为五十四；林钟长六寸，六乘九为五十四。徴数三分增加一，向上生成商，商数为七十二；太簇长八寸，八乘九为七十二。商数三分减一，向下生成羽，羽数为四十八；南吕长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乘九为四十五，再加三分寸之一，正为四十八。羽数三分增加一，向上生成角，角数为六十四；姑洗长七寸五分寸之一，七乘九为六十三，再加五分寸之一，正为六十四。角数三分减一，生成变宫；变宫数三分增加一，生成变徴。它们都从黄钟之宫出发，增加阴数而生成律，减去阳数而生成吕，隔八位相生，轮流相为宫，于是形成七音。黄钟是天的开始，林钟是地的开始，太簇是人的开始，姑洗是春的开始，蕤宾是夏的开始，南吕是秋的开始，应钟是冬的开始。

译称为七始。黄钟取得十二律的根本，七始取得七音的正声【原注：《汉书·律历志》说：我想听到六律、五声、八音、七始的咏唱，以此出纳五言；七始就是天地、四时和人的开始。今本《汉书》没有“七始”的文字。杜佑《通典》记载隋代郑译关于七调的说法：“周代有七音之律，汉代才有七始之义。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为人始，姑洗为春始，蕤宾为夏始，南吕为秋始，应钟为冬始。”考察《左氏传》，晏子说声音也像滋味：一为气，二为体，三为类，四为物，五为声，六为律，七为音，八为风，九为歌，彼此相互成就。杜预说，武王伐纣，从午月到子月共七个月，因此用七来相合其数，用声音来彰明它，所以以七配合其数，以律调和其声，称为七音。有人把宫、商、角、徴、羽、变宫、变徴作为七音。这里说七始，是说七始取得七音的正声，即《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七始，取得律中七音的正声】。每一律生成五音。黄钟对应子，子日有五个：甲子是中吕的徴【原注：以中吕为宫，则甲子为徴，隔八位向左旋】；丙子是夹钟的羽；戊子是黄钟的宫；庚子是无射的商；壬子是夷则的角【原注：十二位向左旋，从戊子宫数起，依次推到庚、壬、甲、丙。黄钟、夷则、中吕、夹钟各自作为宫，于是五个子日分别对应宫、商、角、徴、羽的声音。黄钟一律变化而成为五音，其他各律也都如此】因此黄钟一律就具备五音。至于大吕对应丑，太簇对应寅，也都以本律为宫，依次向左旋转，如同五声。十二律轮流相为宫，于是一律生成五音，十二律生成六十音，再乘六而推演为三百六十音，对应一周期的月份，周而复始，声音无穷。所以用五配合十，对应天地生成之数；隔八相生，对应《河图》和八卦之数；以律生成声音，对应成卦六十四之数；用声音推演律，对应卦爻三百八十四之数。因此知道天下没有两套不同的数，纵横变化都只是一套《易》的道理。黄钟为宫时，太簇为商，属于长男；姑洗为角，属于中男；蕤宾为变徴，属于少男；林钟为徴，属于长女；南吕为羽，属于中女；应钟为变宫，属于少女。阳律作为宫时，阳律为商、角、变徴，依同类相从；到了徴、羽、变宫，就属于阴。阳气达到极点，不再生成阳，而生成阴。大吕为宫时，夹钟为商，属于长女；中吕为角，属于中女；林钟为变徴，属于少女；夷则为徴，属于长男；无射为羽，属于中男；黄钟为变宫，属于少男。阴吕作为宫时，阴吕为商、角、变徴，依同类相从；到了徴、羽、变宫，就属于阳。阴气达到极点，不再生成阴，而生成阳。律以乾配坤，有父亲的尊贵，所以尊阳抑阴，以三男统摄三女；吕以坤配乾，有母亲的亲近，所以尊阴抑阳，以三女统摄三男。每一乾坤各自生成六子，十律都是如此。隔一位依次推移时，宫、商、角、徴、羽，以及变徴、变宫，都位于正徴、正宫之前；隔八位相生时，次序是宫、徴、商、羽、角，以及变宫、变徴，从角隔八位，也位于正宫之前。这就是律生成声音的次序。五声的清浊，都根本取决于律吕的度数。长的浊，短的清；数多的浊，数少的清；分量重的浊，分量轻的清；厚的浊，薄的清。所以商比宫清，角比商清，徴比角清，羽比徴清。最浊不能超过宫，最清不能超过羽；超过了就不能成声。因此宫、商、角、徴、羽是五声的中和标准。从本始的浊声到末端的清声，旋转而上升，这是天地的形体。分别来说，宫、商属浊，徴、羽属清，角处在清浊之间。按相生来说，始于宫，穷于角，正好达到清浊的中间。因此角又是中声的根本，位列第三，体现三才之道。所以黄帝用清角大合鬼神，而师旷认为晋平公德薄，不足以听这种音乐。晋代荀勖制作笛律，十律都采用四角律，只有蕤宾、林钟采用八角律，是因为把角作为笛体的中声，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原注：考察荀勖笛律的制度，黄钟律长九寸，大吕八寸四分，太簇八寸，夹钟七寸四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吕六寸七分；蕤宾因重新上生，所以长六寸三分；林钟六寸，夷则五寸六分，南吕五寸三分，无射五寸有余，应钟四寸五分。这是十二律长短的大略，细微的毫厘秒忽尚未计算。黄钟为宫，则姑洗为角；大吕为宫，则中吕为角。从宫律本位向左旋第五位，就是角律。依隔八相生的通常方法推算，就是宫生徴、徴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十二律轮流相为宫，方法都是这样。荀勖制作笛子时采用四角律，例如制作黄钟调的笛，就采用姑洗角律。姑洗长七寸一分，四个姑洗律合计二十八寸，即二尺八寸又一分；按四分法计算，得到四分，所以黄钟笛长二尺八寸四分。制作大吕调的笛，就采用中吕角律；中吕长六寸七分，四个中吕律合计二十四寸，即二尺四寸又七分，按四分法得到二寸八分，所以大吕笛长二尺六寸八分。按此类推，其余都可以知道。只有蕤宾、林钟采用八角律；只有应钟作为变宫采用四角律再增加四分之一，其余都采用四角律。制作笛子为什么一定采用角律来推定长短呢？因为角是笛体的中声，上面不同于宫、商的浊声，下面不同于徴、羽的清声，角正处于清浊之间。短律乘四，长律乘八。又依十二律轮流相为宫的方法，在手指上就可以推知：正宫位于本位，从宫隔一位为商，从商隔一位为角，从角隔一位为变徴；变徴的下一位就是正徴；从正徴再隔一位为羽，从羽隔一位为变宫；变宫的下一位就是正宫。

译第一孔是正宫，第二孔是变宫，第三孔是羽，第四孔是徴，第五孔是变徴。笛体的中声是角，笛后面的出孔是商。黄钟为宫时，林钟为下徴；如果以下徴为调，则林钟为宫，其余也依此类推】所以角是声音通达的道路，也是合乎时宜的中声；宫是声音的最大根本，也是执守中正的声音。然而宫为主声，宫声浊；其余各律依次相应，都由浊渐清。宫律管长，其余各律依次相应，都由长渐短。宫的位置尊贵，其余各律依次相应，都由尊渐卑，这也是清浊的等级。五声轮流相为宫，而其律以黄钟为主。黄钟律九寸为宫，有的损减，有的增加，以宫、商、角、徴、羽按九、六之数相生，是阴阳相应。黄钟为宫时，太簇、姑洗、林钟、南吕以正声相应，没有忽防等余分，不再受其他律役使，体现同心一体的意义。不是黄钟而由其他律自作宫时，就会有空积忽防，不是宫音的正声【原注：忽防，如郑玄把一寸分为数千份】。黄钟之宫属于仲冬，而《月令》的宫属于季夏；律是按十二月的正位来说，《月令》是按运行正位来说。土音宫在四时都旺盛，无处不在，宫也周行于十二律而无处不在。按时令来说，宫在季夏；按月份来说，宫在仲冬；二者作为宫是相同的。月令以角属木而配春，以商属金而配秋；律则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月令说的是五音的正位，律说的是相生的意义。所以天地四时的生长收藏、和畅肃杀，就是一个大的五声系统；人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开发、收闭，就是一个小的五声系统。因此各种声音无不合韵，每一句话都有数，字本身就形成律。吕也都是天地四时本然的声音。所以开辟是律，象征天；清浊是吕，象征地。先闭后开是春，纯粹开放是夏；先开后闭是秋，纯粹闭藏是冬。春天的声音是角，夏天的声音是徴，秋天的声音是商，冬天的声音是羽；它们都从中间发出，所以中间的宫统摄它们。用人来观察天，就有大小的区别；用声音观察声音，五声的道理则是相同的。宫，就是中，居于中央而通畅四方，倡导开始、施行生发，是四声的纲领。商，意思是章，万物成熟，可以彰明并加以度量。角，意思是触，万物触动土地而出，戴着芒角。徴，意思是福祉，万物盛大而繁茂有福。羽，意思是宇，万物聚集收藏，由屋宇覆盖。声音在宫处于中，在商彰显，在角触发，在徴繁盛，在羽收藏。所以，五声之中，宫声是统纪。天运行所依次表现的是水、火、木、金、土；律管所发的声音，则次序是土、金、木、火、水。对应五常，宫为信，商为义，角为仁，徵为礼，羽为智；对应五事，宫为思，商为言，角为貌，徵为视，羽为听；对应五脏，宫为脾，商为肺，角为肝，徵为心，羽为肾。它们所象征的，又分别是君、臣、民、事、物。土居中央，能够承载万物、安置万物，所以宫象征君。金运行在南北之间，能够疏通万物，所以商象征臣。木材可以用来接触万物并制约它们，所以角象征民。火性无常，召唤它便会到来，所以徵象征事。水有收缩和扩张，随时令而变化，所以羽象征物。宫代表君，徵代表事，因此二者有变化，说明王道施行时王权会发生变化。商代表臣，角代表民，羽代表物，因此三者没有变化，制约它们的权力在上位，各自都有止境。先有物，然后产生民；有了民，然后有事；有了事，然后建立君；有了君，然后有臣；有了臣，然后产生物。物胜过事，事胜过民，民胜过臣，臣胜过君，就像五行相生相胜、五声彼此损益一样，都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分散开来，各有所宜；合起来总括，没有不彼此具备的。黄钟主宫，有时也可作徵、角、商、羽。太簇主商，有时也可作宫、徵、羽、角。各种声调交错配合而形成乐章，其变化无穷无尽。又特意设置变宫、变徵，是用来调和正声，使各种声调连续相接。然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人的内心，体现于德行。心思睿智、德性诚信，宫声便和谐，政治便得到治理；君主端正、言语顺从、德性合乎义，商声便和谐而正直；臣下忠诚、容貌恭敬、德性仁厚，角声便和谐而惠和；百姓快乐、目光明察、德性合乎礼，徵声便和谐而宽厚；政事简约、听觉聪敏、德性明智，羽声便和谐而充实，财物也会聚集。五事全都违背，五德全都丧失，就没有不是怗懘之音的了【原注：怗懘，形容破败而不和谐。怗，读昌亷反；懘，读昌制反】。宫声紊乱，便表示君主荒怠；商声紊乱，便表示臣下邪僻；角声紊乱，便表示百姓忧愁；徵声紊乱，便表示政事悲哀；羽声紊乱，便表示财物耗竭而国家危险。内心有所动，德行便显现在声音中，无法掩饰，就像风吹过物体而发声一样。声音或高亢、或低沉，都是自己招致的。因此，音乐是君子德行的声音；端正内心，是音乐的根本。八音的制度，最早见于《虞书》，其中说：“八音能够和谐。”又说：“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但没有说明它们的名称、数量和器物。又说：“敲击鸣球，拍击琴瑟；堂下吹奏管乐，击奏鼗鼓；用柷合乐，用敔止乐；笙和镛交替演奏；敲击石磬，拍击石磬；箫韶九次奏成。”球、磬是玉石制的，琴瑟属于丝弦乐器，笙属于匏类乐器，镛属于金类乐器，鼗鼓属于革类乐器，柷敔属于木类乐器，管和箫属于竹类乐器。这里只见到七类乐器，而没有土类乐器。周代《周官》中的太师，把八音都用于演奏：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小师掌管教习鼗、柷、敔、埙、箫、管、弦歌。瞽蒙掌管弹奏琴瑟。眡了掌管敲击颂磬、笙磬。磬师掌管教习击磬和击编钟。钟师掌管金奏。笙师掌管教习吹奏竽、笙、埙、籥、箫、箎、篴、管，演奏舂牍、应、雅。镈师掌管金奏所用的鼓。籥章掌管土鼓和豳籥。金奏之金，是金属；磬属于石；琴瑟属于丝；鼓和鼗属于革；柷敔属于木；笙和竽属于匏；埙和土鼓属于土；箫、管、籥、箎、篴属于竹。八音的乐器齐备之后，六律、五声便进入具体器物之中，可以考察了。鼓，是大鼓，用来开始奏乐；鼗，是小鼓，用来调和音乐。天地之气，是用雷霆来鼓动的。先王体会这一点而制作音乐，所以用皮革制鼓；鼓是声气的根本。开始时先击鼓以振作气势，随后再用其他声音调和，使气势充盛。

译八音合在一起，音乐才算完成。柷用来合乐，深一尺八寸，是二九之数；方二尺四寸，是三八之数。音乐由阳气而来，三胜二、九胜八，这就是音乐开始奏起的原因。敔用来停止音乐，背部有二十七个交错的突齿，是三九之数；敔击打用的栎长一尺，是阴数十。音乐由阴气停止，十胜九，这就是音乐结束的原因。埙用土烧制而成，是暴辛公创制的；内部空、上端尖，象征火；平底六孔，象征水；是阴阳调和的声音。箫用竹管编成，形状象凤翼，声音象凤鸣，相传为舜所作。长一尺四寸，是二七之数；大的有二十四管，是三八之数；小的有十六管，是二八之数。篴长二尺四寸，是三八之数，也是木数；有六孔，是水的成数。管与篴相似但较小，把几管并在一起吹奏。琴瑟用弦木制成，都根源于道而进入器物，是形而上下相通的声音。琴相传为神农所作，长三尺六寸六分，象征周天三百六十有六度；宽六寸，象征上下四方和六合；有七根弦，象征日、月和五星这七政。瑟相传为伏羲所作，长八尺一寸，是九九之数。瑟宽一尺八寸，是二九之数；有二十七根弦，是三九之数。它与琴相类似而弦更多，所以“瑟”字从八，表示丝弦的分数；它的声音不如琴声宏大，所以“琴”字从七，表示声音细微。竽大而笙小，都是女娲所作。竽长四尺二寸，是水火相合之数；簧有三十六片，是水数。笙用匏包住竹管并总合起来，象征植物生长；管有十九根，象征天地的成数；簧有十三片，符合律数之外的余数，以象征闰月。籥有三孔，主掌中声并统摄高低声。箎相传为蘓公所作，长一尺四寸，是二七之数；有七孔，最上面的一孔叫“翘”，表示它并不整齐。箎与埙合奏便能协调，六孔八音，象征十二律。舂牍用竹子制成，大的直径五六寸，长七尺，两端有孔，筑击地面发声。应长六尺五寸，中间有一个像筒的椎，长五尺六寸，蒙羊皮以取声。它与舂牍都用手筑击地面作为音乐节拍，合并竹、革、木三类声音。钟有大钟、鏄小钟、编钟、县钟，都属于金奏。起初，黄帝命伶伦截竹制成十二根律管，用来吹律；又铸造十二口铜钟，用来调和声音。所以竹制的律管属阳，铜制的吕管属阴。六吕称为“同”，四律称为“钟”。因为以“钟”命名律，所以用铜来制作；因此八音乐器中，竹制和铜制的各占一半。典同这一官职，掌管调和六律、六同，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凡是声音高的，形制像小而长的钟；声音低的，形制像大而短的钟；正声缓和；偏斜的声音散乱；偏险的声音收敛；通达的声音有余；偏西的声音低暗；回旋的声音绵延；过于侈大的声音迫促；过于收敛的声音郁滞；薄的声音振动；厚的声音像石头【原注：莋，读侧百反；说，读始锐反。音乐奏起，以声音为主。钟所重视的是声音，声音由形制产生。形制不同，声音也随之不同。薄、厚、侈、弇是形制，清、浊是声音。开始振作而使之起来叫作动，振动起来而传得远叫作震。所谓薄厚所产生的震动、侈弇所导致的声音变化，是由形制说明声音；所谓清浊由何而出，是由声音反推形制。声音产生于形制的不同，形制产生于制作尺度的差异。因此形制厚，声音便像石头而不发出；形制薄，声音便播散而多散失；形制侈，声音迫促急出；形制弇，声音郁滞不发；筩管长，声音便震动而传得远。这些都是形制失度，因而声音失中的情况】。声音收敛而通达，是说钟的形体偏大；这样声音便有余，所以叫“达”。声音有余而低暗，是说钟的形体偏小；这样声音低弱而不能成声，所以叫“微”。声音低暗而回旋，是说钟的形体偏圆；这样声音淫荡绵延而没有高低收杀，所以叫“回”。声音绵延而侈大，是说钟口过大；这样声音迫促急出，所以叫“侈”。声音迫促而收敛，是说钟的中央宽而钟口狭；这样声音郁滞而发不出来，所以叫“弇”。声音郁滞而薄，是说钟的形体适于薄；这样声音振动摇荡而飞散，所以叫“薄”。声音振动而厚，是说钟的形体过厚；这样声音像石头一样不能振发，所以叫“厚”。声音像石头。天属阳，地属阴；东南方属阳，西北方属阴。不过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因此，高声、通达之声属于天之阳；正声缓和属于天之阴；低声急放属于地之阴；偏斜而散属于地之阳；险声收敛属于东方之阴；达声有余属于东方之阳；低暗声属于西方之阴；回声绵延属于西方之阳；侈声迫促属于南方之阳；弇声郁滞属于南方之阴；薄声振发属于北方之阳；厚声如石属于北方之阴。以十二律规定音高的尺度，以十二种声音规定校准和衡量的标准。八音之中，只有谈到钟律时明确说有十二种声音。又在《鳬氏》所载制钟制度中，说明钟的薄厚怎样产生震动，清浊由何而出，侈弇由何而形成：过厚便声音如石，过薄便声音播散；过侈便迫促，过弇便郁滞；筒管过长便产生震声。声音失去中正，都在于钟的形制。因此，金奏是最重视声音的【原注：莋，读侧百反；说，读始锐反。音乐奏起，以声音为主。钟所重视的是声音，声音由形制产生。形制有不同，声音也随之不同。薄厚侈弇是形制，清浊是声音。使声音开始并振起叫作动，振动而传得远叫作震。薄厚所产生的震动、侈弇所导致的变化，是从形制说明声音；清浊由何而出，是从声音追溯它的形制。声音由形制的不同产生，形制由制作尺度的差异产生。所以形制厚，声音像石头而发不出来；形制薄，声音播散而多散失；形制侈，声音迫促急出；形制弇，声音郁滞不发；筒管长，声音便震动而传得远。这些都是制作尺度失当，从而声音失中的情况】。磬用泗滨的石头制作，选声音清亮而轻浮的，称为浮磬。

译又用玉制作磬，声音清越而悠长，称为鸣球。《磬氏》所载制磬制度是：倨和句合起来为一矩有半，宽度为一，股为二，鼓为三；把股的宽度分成三份，减去一份作为鼓的宽度；再把鼓的宽度分成三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厚度。声音过高，就磨磬的两旁；声音过低，就磨磬的两端。关于重量、轻重、薄厚的详细规定，与钟相类。八音之中，磬最难调和，正是这个缘故【原注：倨读据，句读钩，去读起吕反，上读时掌反，耑读端，又读穿。制作磬时，先量一矩作为句，再量一矩作为倨，求出它们的弦长，以一矩有半去触及这条弦，这就是磬的倨句。磬有大小，制作时也借助矩来确定倨句，并不是都使用同一尺度。宽度为一，宽是指股的宽度。股为二，鼓为三。股是磬上部较大、连接上端的部分；鼓是磬下部较小、用来敲击的部分。假定宽度为一，以四寸半计算；股为二，长度就是九寸；鼓为三，再增加三分之一，长度就是一尺三寸半。把股宽分三份减去一份作为鼓宽，鼓宽就是三寸；再把鼓宽分三份，取一份作为厚度，厚度就是一寸。所谓“过高”，是说磬声太清，因此要磨磬的两旁，使它变薄而变宽，声音便会浊一些。所谓“过低”，是说磬声太浊，因此要磨磬的两端，使它变短而变厚，声音便会清一些】。所以《尚书》说：“敲击鸣球，击石、拍石。”先轻敲而声音不谐，再击打；击打仍不谐，再拍击；这样以后才能和谐。《诗经》说：“依照我的磬声。”八音之中，磬声最清亮，传播远而且高扬。清亮表示高，传远表示尊贵，所以磬的制作象征天；它的形状曲折，象征天体向下覆盖；它的声音清越高扬，象征天气向上升腾。因此，其他七声都以磬声为准，不超过也不不足，各自达到中和之后才能和谐，就像五声以羽声为标准一样。《乐记》说：“石声是磬声，磬用来树立辨别。”正因为磬声极其清亮，所以一发出便能辨别。孟子说：“以金声开始，以玉声收束。”金声，是开始条理；玉振，是终结条理。知道达到哪里便努力达到，知道终点便努力终止，始终条理分明，八音才能和谐而不相互侵夺次序，这就是所谓辨别。由此看来，八音中金和石尤其重要，所以特别称为金石之乐。这就是声音的尺度和乐器的制度。律产生于六气和十二月，声产生于五行和十日，音产生于八卦和八风。所以《左传》说：“舞是用来调节八音、推行八风的。” 《汉书·律历志》说：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风，天地的风气正常，十二律便确定。人承接天道、顺应地理，使气有次序而万物形成，统摄八卦、调和八风，治理八政，端正八节，调谐八音，舞八佾，监察八方，覆盖八荒，以完成天地的功业。所以八乘八为六十四，其意义穷尽天地的变化。又说：制作音乐，是为了调和八音、涤荡人的邪念，使人的正性完整，从而移风易俗。所谓八卦八风，是八卦分布在八方，每一方都有风吹动万物而使其发声。西北方为乾，声音属石，风名不周；正北方为坎，声音属革，风名广莫；东北方为艮，声音属匏，风名条；正东方为震，声音属竹，风名明庶；东南方为巽，声音属木，风名清明；正南方为离，声音属丝，风名景；西南方为坤，声音属土，风名凉；正西方为兑，声音属金，风名阊阖。乾卦属石，是取玉和金坚硬刚强的象征；坎卦属革，是阳气陷入阴中，将改变阴气而使阳气产生；艮卦属匏，是因为艮象征果蓏，包藏并终始万物，万物由此生长。震卦属竹，是因为震象征苍筤竹；雷开始发声，是律的根本。巽卦属木，是因为巽象征木和风，能够摇动万物，使万物发声。离卦属丝，是因为蚕与火同气，并借大火而生；丝弦绷得紧便产生声音，火势猛烈也会发声。坤卦属土，是它的本体。七月火星西流，所以土要烧制之后才会发声。这就是八卦产生八种物类的原因。用六律为经，用五声加以防范和校正，使无方之声形成有方的秩序，使无形之声形成有形的器物；合并八方的风气，赋予八类器物，考察声音便可以观察政治。考察《东汉志》可知，冬至、夏至是阴阳日影长短的极点，是巽气产生的时候。因此命八位能士分别主持八种事务：有的吹黄钟律管并以竽声相间，有的撞击黄钟之钟，有的测量日影，称量水的轻重；水一升，冬至时重十三两；有的击黄钟之磬，有的弹奏黄钟之瑟；瑟柱之间相距九尺，二十五根弦，宫声居中，左右依次为商、徵、角、羽；有的击黄钟之鼓。气到达的那一天，正德命令八位能士说：“依次办理事务，用竽来询问声音。”八能士说：“遵命。”五音每音演奏三十次为一阕。正德说：“每种五音律先唱，五音一起演奏二十二阕，都用竽合音，直到结束。” 正德说：“八位能士各自说明事务。”八位能士分别在木板上写道：“本月某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和，君道便能获得，孝道便受到褒奖；商代表臣，角代表民，徵代表事，羽代表物，各写一板【原注：《乐叶图》说：‘圣人制作音乐，不是为了自我娱乐，而是用来观察政治得失的效验。因此圣人不要求一人兼备所有技能，必定依靠八位能士。所以撞钟的人应当懂得钟，击鼓的人应当懂得鼓，吹管的人应当懂得管，吹竽的人应当懂得竽，击磬的人应当懂得磬，弹琴的人应当懂得琴。因此八位士人说：有人调和阴阳，有人调和律历，有人调和五音。撞钟的人借此知晓法度，弹琴的人借此知晓四海，击磬的人借此知晓民事。钟声调和，君道便获得；君道获得，黄钟、夹宾之律便响应。君道不得，钟声便不调和；钟声不调和，黄钟、夹宾之律便不响应。鼓声调和，臣道便获得；臣道获得，太簇之律便响应。管声调和，律历便端正；律历端正，夷则之律便响应。磬声调和，民道便获得；民道获得，林钟之律便响应。竽声调和，法度便获得；法度获得，无射之律便响应。’】。”

译琴声调和，四海便会和合；岁时之气和百川归一，合于德而使鬼神之道运行，祭祀之道也得到实现。这样，姑洗之律便响应。五种乐器的声音都调和，便应和应钟之律。天地以和气到来，和气便响应；和气不到来，天地的和气便不响应。钟声调和，臣下按照法度向君主祝贺；鼓声调和，君主按照法度向臣下祝贺；磬声调和，君主以德施予百姓；琴声调和，君主的德泽便及于四海。八位能士通常在冬至以音乐成就天文，在夏至以音乐成就地理；奏阴乐以成就天文，奏阳乐以成就地理】。所谓八能，是八个人，每人精通一种声音。他们专门从事各自的技艺，所以能审辨音律，就像古代的鼓方叔、磬襄一样。气调和，君道便能实现，臣、民、事、物也都得到治理。这大概就是古代审察声音、观察政治的方法。因此八音都响应，八风按时到来，便说明天子有道，中国太平，四夷宾服，这才称为太和。一种声音不响应，便说明一个方位有变；两种声音不响应，便说明两个方位有变；八音都不响应，便说明天子失道，四夷交相侵扰，中国发生灾患，这是大变和革命的征兆。石声不响应，叫作反乾，政道混乱，强国变弱，弱国变强，西北方发生混乱，祸患从凉开始。革声不响应，叫作反坎，法度灭亡，阳国衰废，阴国兴盛，北方发生混乱，祸患从并开始。匏声不响应，叫作反艮，臣下犯上、君子受凌辱，父子关系悖逆，东北方发生混乱，祸患从幽开始。竹声不响应，叫作反震，行动妄乱，年成凶歉，百姓迁徙流亡，东方发生混乱，祸患从青开始。木声不响应，叫作反巽，政令乖违，命令不能执行，事务不能治理，岛夷发生混乱，祸患从扬开始。丝声不响应，叫作反离，礼制败坏，文物废弃，制度残缺，八蛮发生混乱，祸患从荆开始。土声不响应，叫作反坤，德行悖逆，妾凌驾正室而僭越，阴谋盛行，西南方发生混乱，祸患从梁开始。金声不响应，叫作反兑，言语诬陷谗毁，借诚信之名行邪事、陷害正人，西戎发生混乱，祸患从雍开始。八种物体本身没有情感，但气使它们如此；征兆因此与政治相通，并通过鸣声显示政治的治乱。石头在晋国发声，棺材发出像牛一样的声音，不曾有人敲击却自行鸣响；既然如此，它的吉凶尚且可以作为征兆，何况把物体制成法器，使其协调律吕、应和宫商来演奏呢？所以君子通过音乐观察德行，不只是听它的声音而已。然而八音都取自万物，却没有取自人，因为君道的成就和德行的形成，都根本出于人心。人心的邪正，都会先在气中显出征兆；气的盛衰，都会由声音发出；受到感应便成为喜怒哀乐，表现出来便成为政治的治乱和国家的安危，甚至能够大大震动天地，使幽冥中的鬼神相感。征兆在事变之前便已开启，却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它。所以八音存在于器物之中，能否听懂声音则在于人。敲击、拍击、吹奏、击鼓之后，先用耳朵听，再用心听；用心听之后，又用气来听。考察邪正，辨别阴阳，审察胜负，知道得失，穷究万物变化的根源，洞见天地之心，用来施行八政并调和人的声音。因此舜说：“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在政治治乱中的表现，以此斟酌采纳五种言论。”你们听五种言论，这就是人的声音；舜要求你们以听来辨察它。音乐以人的声音为根本，声音以善于听察为关键。用耳听，用心听，用气听，也听声音本身。音乐不只是调和声音、制作乐器，还要通达诚意、畅行和气以沟通神明；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推知将要发生的事。不是天下至神妙的人，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中呢？所谓神，就是使万物显现神妙而得以说明；在八卦中无处不在。所谓人，就是使众多声音显现神妙而得以说明；对于八音没有不知道的。处在卦中而不受卦所拘，通晓声音而不受声音所限，这就叫神人。因此天地万物的声音，都在我的听觉之中。我的声音，天地万物也都自然听见。最终一切都返回太虚，达到极静而没有听闻，这就是道之乐。上天的听觉，才是天下最美妙的声音。大司乐规定，凡是建立国家，都要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周代衰微，礼制败坏，音乐崩坏，雅乐失传，风气于是改变，完全违背先王的禁令。那时的声音不再符合律吕，没有不淫荡而失去端正的，没有不过度而失去中和的，没有凶恶而显露愤怒的，没有轻慢而流于亵渎的。各国都是如此，其中郑、卫尤其严重；郑国又甚于卫国，所以称为郑声。因此孔子谈到夏、商、周、虞四代的制度时说：“音乐要用韶、武，放弃郑声。”郑声淫荡。记载音乐的人说：“郑、卫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近于轻慢。”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政治涣散，百姓流离；诬陷君上、徇私行事而无法制止。子夏说：“郑音喜好泛滥淫荡，使人的意志放纵；宋音以宴饮女色为乐，使人的意志沉溺；卫音节奏急促繁多，使人的意志烦乱；齐音傲慢邪僻，使人的意志骄纵。”考察郑、卫两国变风中的诗，如《溱洧》《东门之墠》《桑中》《墙有茨》《鹑之奔奔》，都是淫乱的诗。孔子收录它们却说“放郑声”，并不是取其诗义或音乐，而是不掩盖它们的实际情况，彰显它们招致乱亡的根源。这就像《春秋》对悖逆和叛乱的事情，屡次记载、特意记载，都是为了留下劝诫，端正人的性情。它所说的“放”，意义很深。然而三师进入晋国，晋国的霸业便衰落；女乐送归晋国，孔子便离去【原注：《左氏传》记载，襄公十一年，晋国在萧鱼会盟，郑人把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赂给晋侯】。最终没有人实行放弃郑声，郑声更加盛行，周朝于是灭亡。经历战国、秦代，圣王不再出现，雅乐也没有恢复。汉朝兴起后，杂用秦、楚、燕、代、巴渝、胡、戎等地的音乐。孝武帝采集诗歌，夜间讽诵，任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李夫人因倡优身份而受宠，卫子夫因歌唱而进用。汉武帝举行淫祀，让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歌唱，从黄昏祭祀到天明，巫术风气大为盛行。到蛊祸兴起时，又制作《归来》《望思》之歌，其中衰败悲思几乎同于亡国之音，再也没有夏代正声了。于是宫内有掖庭才人，宫外有上林乐府，都把郑声施用于朝廷。元帝尤其喜爱郑、卫之声，弹奏琴瑟，吹奏洞箫，自己创作曲调并配歌，声音分合节拍，穷尽幽微之美，于是怠于政事，优柔寡断，汉室开始衰败。

译成帝又喜好声色，二赵因倡优身份而受宠，郑声更加盛行。黄门中的著名倡优丙彊、景武等人，在世上富贵显赫。贵戚五侯、定陵、富平之家【原注：五侯指王凤等人，定陵指淳于长，富平指张放】淫逸奢侈过度，甚至同君主争夺女乐，汉朝于是灭亡。东汉明帝、章帝时期，虽然制作雅乐，却始终不能放弃郑、卫之声；没有多久雅乐消亡，郑声又重新盛行。到了后世，流传下来的风气衰颓靡乱，人们把放纵欲望、玩赏耳朵当作快乐。沈约一类人于是精细研磨音韵，江总一类人却更加创作流连光景的诗，淫词艳曲中有新声、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旁字、双字、平字等调式，奇异邪曲而机巧，充满怨恨、悲哀和愁思，繁琐细碎、急迫偏狭，幽深妖冶、淡荡绵延。先王的正声再也听不到了，风俗大坏，国运也转而短促。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八十七下下，元代郝经撰写。录第五下下。礼乐。代乐。《易·象传》说：“雷从地中出来而奋发，是豫卦。”先王因此制作音乐，崇尚德行，隆重地向上帝进献祭品，并配享祖考。这就是王者制作代乐的道理。一阳之气潜伏在二阴之气下面，彼此迫近而形成声音，所以成为雷。黄钟建子，七日后返回地下，乾卦之阳气复来，转动和运行一元之气，潜藏在地中。夹钟建卯，处在震卦的位置，包摄三元之气，通畅而发出声音，奋然从地上出来。坤的顺从配合震的发动，和顺之气积聚于中，发出便成为音声，这是天地的音乐。先王观察这一点，用天地之乐制作人间之乐，使人和万物的声音合于天地的声音。分别设置六律，形成五声，配合八音，应用为六乐，取象而作六舞，盛大地祭祀上帝，尊崇地配享祖考，于是代乐创制出来了。帝皇以上的制度，已无法考察。《虞书》中帝舜说：‘皋陶，命令你掌管典乐。’《诗经》说，诗是表达心志；歌是延长言辞；声音依循歌的延长；律吕调和声音；八音便能和谐，没有彼此侵夺次序。神与人因此和谐。这种制度最早见于这里。《诗》的言辞用来引导心志，歌的创作是为了延长言辞，五声依循歌声的延长，六律调和歌声，八音才能和谐配合，之后才可以称为音乐。由此可知，心是声音的主宰，律吕的尺度和数量只是它所使用的器具。夔说：“敲击鸣球，拍击琴瑟，以歌咏祖考，使祖考来临。”所谓咏，就是歌唱诗篇。堂上的音乐，最后用延长声调来结束，这就是所谓声音依循延长。登堂歌唱而众声随之相应，显示人的声音最为尊贵。又说：“堂下吹奏管乐，击奏鼗鼓；用柷合乐，用敔止乐；笙与镛交替演奏，鸟兽便跄跄起舞。”堂下的音乐没有歌唱，表示物类的声音较为低贱。箫韶九次奏成，凤凰便来起舞。皋陶说：“啊，我击石、拍石，百兽都随之起舞，众官也确实和谐。”帝舜因此作歌，皋陶又接着作歌；又歌咏韶乐，这是舜的音乐。用箫来演奏，完成一次终曲；九成就是九次演奏、九次终曲。舜的德行已经达到极致，持守中正而得到应和；内心和谐，气便和谐；气和谐，声音便和谐；百官在朝廷和谐，万物在野外和谐，合于太和，音乐也达到极致。所以律调和声音，神与人便和谐；敲击、拍击并歌咏祖考使其来临，鬼神便和谐；笙镛交替演奏而鸟兽跄跄，万物便和谐。至于箫韶九次奏响，难以招致的凤凰也到来；石磬既然和谐，没有情感的禽兽也起舞。音乐感动天地、感应鬼神，就是这样。帝舜因此作歌，又加入恭敬谨慎的内容；皋陶接着作歌，再三申述劝诫。他不是把音乐本身当作快乐，而是以没有德行为忧患。这就是所谓至高的德和至高的乐吧？有乐歌却没有乐舞；至于所说的作诗并延长歌唱，也没有留下具体歌词。经历夏、商两代，音乐虽然有名称，但歌章已经无法考察。宋戴公时期，正考甫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后来又亡失了七篇。孔子删定编次后，只剩《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诗。到了文王、武王时期，周、召二地最为兴盛。颂声产生于成王、康王时期，所以周代的乐歌，比起唐、虞、夏、商更为完备。正风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正风和变风之间，《邶》七篇。正小雅二十二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颂三十一篇。这些都由大司乐、太师及其属官掌管、教习，作为乐歌，用于郊祀、宗庙、朝会、宴饮、射礼、聘问和享礼；都用六律调节，用五声修饰，用八音传播，区别人的声音，以一声领唱、以众声应和，并以登歌为首，这仍然是虞舜时代重视人声的做法。因此太师教授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以六德为根本，以六律作为声调。举行大祭祀时，率领乐工登堂歌唱；举行大射礼时，率领乐工歌唱射节。小师掌管教习登歌和撤祭时的歌唱。瞽蒙掌管歌唱、讽诵和颂诗。诗官掌管九德之歌和六诗之歌。钟师掌管用金奏演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原注：齐，读侧皆反；祴，读古哀反；骜，读五羔反。鼓人说‘用晋鼓击奏金奏’，那么这里所谓金奏，大概是击打金属乐器作为奏乐的装饰。官名叫钟师，所以这种音乐虽然也用鼓，但以金属乐器为主。凡有乐事，用钟鼓演奏九夏。钟师负责击钟，同时又说掌鼓，是因为钟鼓相互配合使用。‘夏’有盛大、文明之意。盛大而文明的乐歌有九种：王夏，就是所谓君王出入时演奏王夏；肆夏，是尸出入时演奏；昭夏，是牲畜出入时演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杜子春说：‘四方宾客来时演奏纳夏；臣下有功时演奏章夏；夫人祭祀时演奏齐夏；族人侍奉时演奏族夏。’道理或许如此。‘祴’有时写作‘陔’，二字通用。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中，都说宾客醉后将要出门时演奏陔；所谓陔，就是节制宾客，使其不失礼。称作“祴”也含有警戒的意思。大射礼中，国君入场时演奏骜夏；这是诸侯在四郊举行射礼，从外面进入时所演奏的乐章。这九夏中，只有王夏是天子才能演奏的；从肆夏以下，诸侯也可以使用。因此燕礼演奏肆夏，如果大夫演奏肆夏，就是僭越礼制。《郊特牲》说：“大夫演奏肆夏，是从赵文子开始的，所以要加以讥刺。”凡举行射礼，天子演奏《驺虞》，诸侯演奏《狸首》，卿大夫演奏《采苹》，士演奏《采蘩》【原注：《狸首》是亡佚的诗，演奏它作为射礼的节拍】。《左氏传》所说的金奏，是肆夏三章；工歌是《文王》三章；鹿鸣是《鹿鸣》三章【原注：“肆夏三章”：肆夏又名繁遏，夏又名遏纳，夏又名渠。文王三章，是大雅开头的《文王》《大明》《绵》。鹿鸣三章，是小雅开头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乡饮酒礼中，乐工入堂登阶歌唱三终，笙师入堂吹奏三终，间歌三终，都是正雅、正风中的诗，用作乐歌【原注：登歌三终，是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三终，是吹奏《南陔》《白华》《华黍》。间歌三终，是歌唱《鱼丽》、吹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吹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吹奏《由仪》。

译合乐三终，是歌唱《关雎》而以笙吹奏《鹊巢》与之合奏；歌唱《葛覃》而以笙吹奏《采蘩》与之合奏；歌唱《卷耳》而以笙吹奏《采苹》与之合奏。所谓“终”，是指完成一次演奏。登歌、笙入以一篇为一终；间歌、合乐则以两篇为一终。一定要说“终”，是因为完成一次演奏后才停止。而且有终才有始：第一次演奏结束，然后第二次重新开始；第二次结束，然后第三次重新开始，所以称为“终”】。这些乐歌的歌词完备，意义都可以考察，无非是敦厚人伦、美化教化、移风易俗、奉天事神、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崇尚敬畏、戒除逸乐和欲望、谨慎独处以保全生命，也有虞舜时代皋陶赓歌、成康之治、君臣和谐的意义。在大祭祀中，使用于三礼之间，尤其盛大而完备。考察大司乐的规定：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防》，用来祭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用来祭祀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用来享祭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用来享祭先祖。凡六乐，都用五声修饰，用八音传播。所谓奏，是用八音的乐器来演奏；所谓歌和舞，则由人来完成。器物是一，人有二类，而人是主宰。天是气的开始，是万物的本体；阳气的作用神妙而不可测，如果不追溯本始、返回根本，就不足以达到它。因此，堂下演奏黄钟之律，堂上登歌大吕之章，舞《云门大卷》之乐，是尊重根本、崇尚开始。黄钟属于阳律，位在子；大吕属于阴同，位在丑【原注：子、丑二位的律相同，说的是开始相合】。日月运行到子位时，斗柄指向丑；日月运行到丑位时，斗柄指向子。因此子与丑相合，升举阴气、降下阳气来合奏音乐【原注：郑玄说：大师掌管六律、六同，用来调和阴阳的声音，因为声音的阴阳各有相合。黄钟是子位之气，十一月建子，辰位在星纪；大吕是丑位之气，十二月建丑，辰位在玄枵；太簇是寅位之气，正月建寅，辰位在娵訾；应钟是亥位之气，十月建亥，辰位在析木；姑洗是辰位之气，三月建辰，辰位在大梁；南吕是酉位之气，八月建酉，辰位在寿星；蕤宾是午位之气，五月建午，辰位在鹑首；林钟是未位之气，六月建未，辰位在鹑火。夷则是申位的气，七月建申，辰位在鹑尾。中吕是巳位的气，四月建巳，辰位在实沈。无射是戌位的气，九月建戌，辰位在大火。夹钟是卯位的气，二月建卯，辰位在降娄。辰与建相互交错、更替居处，就像表里相应一样，这就是它们相合的情形。云门大卷，是黄帝的乐舞。德行如云气涌出，所以叫“云门”；能够聚集万物，所以叫“大卷”。这是六代乐舞的开始，具有天的象征，因此用来祭祀天地。形体是万物产生的开始，身体属阴而作用取顺，广大无边；如果不顺应阳而达到阴的极致，就不足以感通。因此在下面演奏太簇之律，在堂上歌唱应钟之章，舞奏大咸之乐。重视形体，崇尚完备。【原注：太簇是人间阳气的元始，应钟是阴吕的极致完备。】太簇属阳律，位在寅；应钟属阴同，位在亥。寅与亥相合，所以提升阴声、降抑阳声来配合乐调。大咸是尧的乐舞，又叫大章，又叫咸池。“章”是彰明的意思，广大得无法命名；“咸”是感通，“池”是水泽。它的德行彰明，它的道理广大，没有谁不蒙受它的恩泽而受到感化。它具有地道的象征，所以用来祭祀地和四望。五岳、四镇、四渎，是四方所共同瞻望的山川，也是继承大地而生成万物的存在。如果万物没有达到洁净整齐、成熟完备的状态，就不足以感通。因此在下面演奏姑洗之律，在堂上歌唱南吕之章，舞奏大防之乐。重视整齐，崇尚成熟。【原注：姑洗当万物洁净整齐之时，南吕当万物在西方成熟之时。】姑洗属阳律，位在辰；南吕属阴同，位在酉。辰与酉相合，所以提升阴声、降抑阳声来配合乐调。大防是舜的乐舞。舜的德行广大而且能够继承尧，所以叫“大防”；它的乐曲演奏九遍，所以又叫“九防”。以圣人继承圣人，重华协助帝尧，具有继承大地而生成万物的象征，所以用来祭祀四望。山以止息为功，河川以聚集为德；如果不能达到止息的极致、聚集的极致，就不足以感通。因此在下面演奏蕤宾之律，在堂上歌唱林钟之章，舞奏大夏之乐。重视止息，崇尚聚集。【原注：蕤宾是阳气达到极盛而止，林钟是阴气聚集之处。】蕤宾属阳律，位在午；林钟属阴同，位在未。午与未相合，所以提升阴声、降抑阳声来配合乐调。大夏是禹的乐舞。功劳没有比禹更大的；夏是万物盛大、文明昌盛的时代。所以《尚书》说：“文德之命布施于四海。”黄帝的乐舞歌咏道，尧、舜的乐舞歌咏德，到了禹的乐舞才歌咏功，这是因为皇降为帝，帝降为王。禹治理山川的功劳很大，所以用这套乐舞祭祀山川。先妣，就是先王的母亲。靠德行来取得奉养，按照义理来顺从祖先；如果没有坤的德性和乾的阳气，就不足以感通。因此在下面演奏夷则之律，在堂上歌唱中吕之章，舞奏大濩之乐，重视柔顺，崇尚顺从。【原注：夷则当坤阴盛极之时；中吕位在巳，是乾阳达到极致之处。】夷则属阳律，位在申；中吕属阴同，位在巳。申与巳相合，所以提升阴声、降抑阳声来配合乐调。大濩是商汤的乐舞。汤代替暴虐而施行宽厚，使百姓得到安居之所，就像孩子回到母亲身边。因此用它来享祀先妣、先祖，因为先王有功德、创立基业并留下统绪，使后来的君王得以继承。如果不是帝王所由自出、律吕所达到的终极，就不足以感通。因此在下面演奏无射之律，在堂上歌唱夹钟之章，舞奏大武之乐，重视勤劳，崇尚尊贵。【原注：无射是阳律的极致；夹钟表示帝王从震位而出。】无射属阳律，位在戌；夹钟属阴同，位在卯。戌与卯相合，所以提升阴声、降抑阳声来配合乐调。大武是周武王的乐舞。除掉残暴、诛灭暴君，凭借武功取得天下，他的勤劳达到极点。因此用它祭祀先祖。先说奏乐，后说歌唱，是由下而上；

译先说律，后说同，是由阴而阳。这就是所谓“声音依循歌咏，律来调和声音”。六律与六同都隔六位相合，这就是所谓六律六同，用来调和阴阳之声。舞奏六代乐舞，就是所谓乐舞完备而遍舞。歌唱的乐章，就是《清庙》《执竞》《昊天有成命》等诗篇；它们都不是凭人为造作，而无不出于自然，所以成为乐的常经。又说：凡六代乐舞，第一次变奏便感召羽类动物和川泽之神；第二次变奏感召裸类动物和山林之神；第三次变奏感召鳞类动物和丘陵之神；第四次变奏感召毛类动物和坟衍之神；第五次变奏感召介类动物和土地之神；第六次变奏感召象类动物和天神。这是在说明乐声变化、通达并感应神灵的次序。所谓“变”，就是一套乐曲终止后重新开始演奏。每一律的始终构成一乐，六律各终止一次，才成为六乐。变化浅，感应就浅；变化深，感应就深。浅则感通到轻浮虚灵之物，深则感通到厚重坚实之物。羽类动物是禽鸟一类，飞翔而轻；川泽是水聚集之处，沉重而空虚，所以一次变奏就能感召。裸类动物是蛙、蚯蚓一类，比羽类重；山林是木石积聚之处，比川泽坚实，所以两次变奏就能感召。鳞类动物是鱼、龙一类，潜藏在深渊中，比裸类更重；丘陵是泥土堆积而成，高大而且比山林更坚实。因此三次变奏感召毛类动物，如虎豹一类，它们穴居山林，又比鳞类更重；坟衍是水边泥土的积聚，是水土交会之处，位置更低而且潮湿，比丘陵更坚实。因此四次变奏感召介类动物，如龟鳖一类，它们穴居水土之间，又比毛类更重；土地之神居住在地中，又比坟衍更坚实。因此五次变奏感召象类动物，即深沉幽暗、难以穷究的日月星辰、风雨雷霆之类。天神尤其沉重，而天神高明地处于上方，浩荡无边，所以要六次变奏之后才能感召。变奏越多，感应越深；感应越深，感召的范围越远。上浮以达到上方，高远之物没有不能感通的；下沉以穷尽下方，深厚之物没有不能探究的。轻的感及羽类、裸类，重的感及鳞类、介类。麟、凤、龟、龙四种灵物都被感召而来，就像舜时百兽跟随乐舞起舞、凤凰前来仪态翩跹一样，乐的作用也就达到极致。又说：凡乐，以圜钟为宫，以黄钟为角，以太簇为徵，以姑洗为羽；使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舞云门。冬至日在地上圜丘祭天，演奏这套乐。六次变奏，天神全都降临，就可以向它们行礼了。凡乐，以函钟为宫，以太簇为角，以姑洗为徵，以南吕为羽；使用灵鼓、灵鼗、丝竹之管、空桑之琴瑟，舞咸池。夏至日在泽中的方丘祭地，演奏这套乐。八次变奏，地祇全都出现，就可以向它们行礼了。凡乐，以黄钟为宫，以大吕为角，以大簇为徵，以应钟为羽；使用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歌九德，舞九防，在宗庙中演奏这套乐。九次变奏，人鬼便可以感召而来并向其行礼。这是在说明乐声变化、通达和感应神灵的道理。祭祀天神以夹钟为宫，是因为房、心二宿在卯位，天帝明堂位于帝王出行的方向，所以夹钟作为天神之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六次变奏，是隔一位依次相继。从卯到申，数为六；相继是道的次序，天崇尚道，所以取其自然的次序。使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是因为雷代表天声，孤代表阳奇，云代表上天施布，都是取其象征。祭祀地祇以林钟为宫，是因为井、鬼二宿在坤位，天社主管土地，是施养的方向，所以林钟作为地祇之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八次变奏，是隔八位相生。从未到寅，数为八；相生是功业的根本，地崇尚功，所以取其自然相生之象。使用灵鼓、灵鼗、丝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是因为“灵”象征地德，“丝”象征阴偶，阴道空虚不足，“池”象征方形水泽，都是取其象征。享祀人鬼以黄钟为宫，是因为虚、危二宿在子位，死者头朝北，宗庙所在是阴幽的方向，所以黄钟作为人鬼之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九次变奏，是律与吕相合。从子到申，数为九；相合表示情感亲密，人崇尚情感，所以取其自然亲和之象。使用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防之舞，是因为“路”代表人道，阴以调和阳；龙能够变化；九德之歌所表现的水、火、金、木、土、谷，以及正德、利用、厚生，都是用来取得奉养的；九防之舞演奏九成韶乐，都是用来继承先志的，所以取其象征。开始时都先奏宫音，因为宫是律吕的根本、声音的源头；先盥洗而不献祭，斋戒庄敬、专一诚心，使恭敬与神灵共存，用来合于三统的开始。六乐、三礼都不用商音，是因为祭祀是为了安抚众神、崇尚亲亲、尊重仁德，以达到孝道；商音属刚金，有肃杀之气，所以不用。郊祭时天神降临，社祭时地祇出现，宗庙祭祀时人鬼享受祭品；通达它们的变化，穷尽它们的数理，取法乐器的象征，用律来配合《易》，用声音来施行道，与天地相合而使四时通畅。这就像有虞氏时代神人与人和谐、祖先降临一样，除了周公，还有谁能做到呢？律在上面演奏，是用来象征天；堂上歌唱，是用来象征人；下面踏步起舞，是用来象征地。因此乐以舞终结，舞是乐的极致。不过有大舞，也有小舞。云门、咸池、大防、大夏、大濩、大武，用来祭祀天地、四望、山川、先妣和先祖，是六种大舞。乐师教国子，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用来祭祀社稷、宗庙、四方、辟廱和星辰，是六种小舞。【原注：郑玄说，古书“皇”作“防”。郑司农说，帗舞是整片羽毛，羽舞是把羽毛析分开；皇舞用羽毛覆盖头上，衣服装饰翡翠色羽毛；旄舞使用牦牛尾；干舞是执兵器而舞；人舞是徒手而舞。祭社稷用帗舞，祭宗庙用羽舞，祭四方用皇舞，辟廱用旄舞，军事用干舞，祭星辰用人舞。“防舞”读作“皇舞”，古书也有作“皇”的。郑玄说，帗是裁成条状的五彩缯帛，现在灵星舞者手持的就是它；皇舞杂用五彩羽毛，像凤凰的颜色，持之而舞；人舞不拿器物，以手和衣袖作为仪态。祭四方用羽舞，宗庙用人舞，山川用干舞，旱灾用皇舞。】然而这些记载都没有说明舞队行列、进退的具体数目，只说手舞足蹈而已。

译《虞书》说：“帝于是广布文德，在两阶之间舞干羽。”这里开始见到文舞执羽、武舞执干的制度。到了周代，总称为万舞；文舞使用羽籥，武舞使用干戚。《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左氏传》说：“鲁公问众仲舞羽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舞是用来节制八音、推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才开始见到文舞。”这里说到佾数，却没有涉及武舞。公羊氏记载子家驹的话说：“朱红色的干、玉制的戚用来舞大夏，八佾用来舞大武，那么六种大舞都兼有文舞和武舞的声容。”考察《乐记》说：“宾牟贾问孔子：‘武舞开始时长久地作备战戒备，为什么？’孔子回答：‘担心不能得到众人的协助。’‘为什么反复咏叹，声音放纵？’回答：‘担心赶不上所要做的事。’‘为什么很早就振作奋发、踏地奋厉？’回答：‘因为要及时完成战事。’‘武舞中坐下，右手伸展、左手收敛，为什么？’回答：‘那不是武舞中的坐姿。’‘声音放纵而涉及商音，为什么？’回答：‘那不是武舞的声音。’又问：‘如果不是武舞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 孔子回答：“是主管乐舞的人失去了传承。”如果不是主管乐舞的人失传，那就是武王的志意荒疏了。宾牟贾说：“武舞开始时长久地作备战戒备，这我已经听到您的解释了。请问为什么迟迟不动，又长久如此？”孔子说：“乐是用来象征功成的。总持干盾，像山一样站立，是武王的事；振作奋发、踏地奋厉，是太公的志向；武舞中众人都坐下，是周公、召公的治理。武舞开始时向北行进，第二成灭掉商，第三成向南，第四成使南方诸国疆界确定，第五成分列，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成重新列队，以尊崇天子，两旁振动兵器，四次击伐，显示威势于中国。分列后从两旁进发，是因为事情很快完成；在队列中长久站立，是等待诸侯到来。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牧野的事情吗？武王战胜殷，返回后还没有下车，就把黄帝的后代封在蓟，把帝尧的后代封在祝，把帝舜的后代封在陈；下车后把夏后氏的后代封在杞，把殷的后代安置在宋；封护王子比干的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使他巡行商容旧居并恢复其职位；减轻百姓的政役，增加众士的俸禄。渡过黄河向西，马放到华山南面，不再骑乘；牛放到桃林原野，不再使用；把车辆和铠甲涂牲血后收藏在府库，不再使用；把干戈倒着装载，用虎皮包裹；将帅和士卒都封为诸侯，称为‘建櫜’。这样以后，天下才知道武王不再用兵。这就是大武在进退、声音和仪容方面的含义。”由此看来，云门、大咸的含义也都是象征它们的德行。彰明其律，节制其声音，配合其歌唱，践行其德行，这才成为各代的乐舞。周人兼用六代的德乐。大乐的声势虽然盛大，小舞所表达的意义较小，但其律吕、声音和节拍的根本都出于德，这一点是相同的；这是三代乐舞中还有可考依据的部分。到了秦代，这些全被废弃而失传。汉朝兴起后，叔孙通依据秦代乐人制定宗庙乐，大祝在庙门迎神，演奏《嘉至》，还类似于古代降神之乐。皇帝进入庙门，演奏《永至》，作为行步的节拍，还类似于古代的《采荠》《肆夏》。【原注：乐师教导乐仪，行走时用《肆夏》，快走时用《采荠》。刘德说：这些乐歌见于逸诗；“荠”音才私反。】献上干豆时演奏堂上歌乐。【原注：干豆是脯肉、羞物一类。】这还类似于古代《清庙》的歌唱；堂上歌唱两遍结束，下面演奏《休成》之乐。皇帝到东厢饮酒，演奏《永安》之乐。这些都仿照秦声，没有再依照律来演奏，也没有依循歌咏来调和声音、践行德行的意义，只是铿锵作响、击鼓起舞而已。周代有房中乐，秦代称为《寿人》。汉高祖喜欢楚声，所以他的姬妾唐山夫人创作房中祭祀乐，都是楚声。【原注：唐山是姓。】秦灭夷楚，蛮夷僭越称王称帝，却把它当作一代兴王之乐；秦最终不能兴盛礼乐、与三代相媲美，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高祖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庙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之舞，孝武帝庙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象征施行武力来平定乱事，就像周代的大武。《文始》舞本是周代的大韶乐，所以又称舜的九韶。《五行》舞也是周代祭祀五帝的乐舞。秦代改作五行、四时舞；这是孝文帝所作，用来表示天下安定和谐。孝景帝采用《武德》舞改为《昭德》，以尊崇太宗庙。到了孝宣帝，又采用《昭德》舞改为《盛德》，以尊崇世宗庙。各帝王的宗庙都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高祖又创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还类似古代的《昭夏》，出自《武德》舞；《礼容》出自《文始》《五行》舞。当初，黄帝的乐舞歌咏道，唐尧、虞舜的乐舞歌咏德，禹、汤、武王的乐舞歌咏功；道不兼有德，德不兼有功，所以不敢使它完备。汉代的乐舞却说武舞达到“尽美”，韶舞达到“尽善”，于是把道、德、功全都兼备，极尽功德之美，称为昭、盛德、四时、五行。唯独把汉高祖列得很高，视为统摄天地、乘御造化的人，就像秦人兼称皇帝一样，认为古代没有谁能超过他；祖宗的功德也都被说成已经由他完成，仿佛天地和古今都只有一个高祖。这都是夸张自大的意图，不合制度。祭祀天地、四方、日月星辰、社稷、五岳四渎所用的乐章，都不是六代乐舞的旧制，而是当时文臣制作的夸大美化的名称和辞句，再也没有虞舜、周代歌颂劝诫、肃敬和谐、感通天人的意义。汉高祖经过沛县时喝醉了酒，作《大风歌》，命令沛县的儿童一百二十人学习歌唱，后来便用于沛宫原庙，作为一代的乐舞。孝武帝确定郊祀礼仪，作乐歌十九章，完备地叙述功德感通幽明、招致祥瑞，以显示得志。又汇集赵、代、秦、楚的歌谣，以及司马相如的诗赋，略加讨论律吕，以配合八音，于是形成了铺张浮华、崇尚高文的制度。东汉郊庙仍使用《文始》《五行》之舞，各种群祀乐舞都按照旧章，只有八佾、云翘、育命等舞，不知道出自何处。蔡邕《乐志》说：“汉代乐分四类：第一是大予乐，掌管郊庙、上陵以及殿上进食时所用的乐；第二是周颂雅乐，掌管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的乐；第三是黄门鼓吹，天子用来宴乐群臣；第四是短箫铙歌，是军乐。”然而这些记载笼统而没有列明具体制度，无法考证。自秦汉以来，乐道衰微，不知道先王制作乐舞的根本，正声雅义也失传了；各种乐舞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制作，有的仿照古乐，有的杂用古今乐，有的完全重新创作，所以最终流于郑、卫之音而自己还不知道。

译曹氏篡代后，推究汉代制度，制作一代乐舞。起初有杜夔旧雅乐四曲：第一《鹿鸣》，第二《驺虞》，第三《伐檀》，第四《文王》，都是古代的声调和歌词。曹叡太和年间，左延年改作《驺虞》《文王》《伐檀》三曲，另自创曲名；虽然保留了旧曲，音节实际上已经不同。杜夔曲中只有《鹿鸣》没有改动。正旦大朝会，太尉捧璧，群臣行礼，东厢演奏雅乐，就是这种乐。后来又改作行礼诗三篇：第一篇《于赫》，歌咏曹操，声调节拍与古《鹿鸣》相同；第二篇《巍巍》，歌咏曹丕，使用左延年改作的《驺虞》声调；第三篇《洋洋》，歌咏曹叡，使用左延年改作的《文王》声调。第四次又使用《鹿鸣》，于是《鹿鸣》的声调被重复使用，废除了古代《伐檀》，只用了雅诗的名称而没有使用原来的曲调，又杂用变风，取舍任意，已经不足以称为乐了。《周官》的鞮鞻氏【原注：鞮，音丁兮反；鞻，音九具反。】掌管四夷的乐舞及其声歌。四夷之乐：东方叫靺，南方叫任，西方叫侏离，北方叫禁。鞮鞻是夷人所穿的皮革鞋，因此用作官名，表示改变夷俗而施行中国之道。凡祭祀、燕飨，都让鞮鞻氏率领属官演奏歌舞，用来表示王化使远方归服，并不是因为欣赏夷俗而观看聆听，而是以华夏之礼教化夷人。战国以来，夷歌胡舞已经遍布中国。汉初，阆中人范因率领賨人跟随高祖平定三秦，封范因为阆中侯，又恢复賨人七姓的身份；賨人的习俗喜爱舞蹈。高祖喜欢他们勇猛锐利的舞姿，多次观看，后来又让乐人学习。阆中有渝水，范因因居住在那里，所以把这种舞命名为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共四篇。这些歌词既古老，没有人能弄清它们的句读。建安末年，曹操自称魏王，命军谋祭酒王粲改写创作歌词。王粲询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的含义，又试着让人歌唱、自己聆听，以考核歌曲，于是改作《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其中《行辞新福歌曲》用来叙述魏的德行。曹丕黄初三年，又把巴渝舞改名为昭武舞。曹叡景初元年，尚书上奏考察三代礼乐遗曲，根据功业象征德行，奏请创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都执羽籥而舞。蛮夷小舞于是成为郊庙的一代乐舞，声容兼备，文舞、武舞和华夏之乐都改变为夷俗了。从此南北七代，竟然没有了中国的声乐，全都尊崇胡部乐。汉、魏开启了这种风气。《周官》说，鏄师在军队大规模献捷时击鼓演奏恺乐，就是战胜献功时用作乐舞。城濮之战后，晋军振旅奏恺乐而入城，就是这种情况。汉代有短箫铙歌，作为军乐；曲目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等，列在鼓吹乐中，大多叙述战争。曹丕篡代后，改作其中十二曲，命缪袭填词，叙述魏以功业代汉。《朱鹭》改为《楚之平》，歌咏魏事；《思悲翁》改为《战荥阳》，歌咏曹操；《艾如张》改为《获吕布》，歌咏曹操向东围攻临淮、擒获吕布；《上之回》改为《克官渡》，歌咏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交战并击败袁绍；《雍离》改为《旧邦》，歌咏曹操在官渡战胜袁绍后回到谯县，收葬死亡的士卒；《战城南》改为《定武功》，歌咏曹操刚攻破邺城、武功初定，从这里开始平定天下。《巫山高》改为《屠柳城》，歌咏曹操越过北方边塞、经过白檀，在柳城击破三郡乌桓；《上陵》改为《平南荆》，歌咏曹操平定荆州；《将进酒》改为《平关中》，歌咏曹操征讨马超、平定关中；《有所思》改为《应帝期》，歌咏曹丕凭圣德接受天命、顺应天时；《芳树》改为《邕熙》，歌咏魏氏统治国家时君臣和睦，众多政绩都兴盛；《上邪》改为《太和》，歌咏曹叡继承帝位、承接统绪，改年号为太和，德泽广泛流布。其余曲目都沿用旧名。止戈才叫武，所以大武乐舞的声音、仪容和行列都体现武功；队列终止于“建櫜”，表示不再用兵。汉魏之际，竟然另作乐章来演奏武功。这种乐竟然以杀人为乐，哪里足以称为乐呢？孙氏占据吴地后，也让韦曜制作十二曲的曲名，以叙述功德、歌咏受命。把《朱鹭》改为《炎精》，歌咏汉室衰微，孙坚奋发迅猛、胸怀匡救王业的志向由此开始；把《思悲翁》改为《汉之季》，歌咏孙坚哀悼汉室衰微的痛苦，以及董卓作乱时起兵奋击、功业盖过海内；把《艾如张》改为《摅武师》，歌咏孙权继承父亲的事业而征伐；把《上之回》改为《乌林》，歌咏曹操攻破荆州后顺流东下，准备与孙权交战，孙权命周瑜在乌林迎击并将其击败赶走。《雍离》改为《秋风》，歌咏孙权使人心悦诚服，以至人人忘记死亡；《战城南》改为《克皖城》，歌咏曹操妄图兼并吴地，孙权亲自出征，在皖城击败他；《巫山高》改为《关背德》，歌咏关羽背弃道义而被孙权擒获；《上陵》曲改为《通荆州》，歌咏孙权与汉交好、订立盟约，中间因关羽自取其失而关系破裂，最终又恢复起初的友好；《将进酒》改为《章洪德》，歌咏孙权彰明宏大的德行，使远方归附；《有所思》改为《顺历数》，歌咏孙权顺应图谶符命而建立大号；《芳树》改为《承天命》，歌咏当时君主具有圣德登上帝位，道德教化极为兴盛；《上邪》曲改为《玄化》，歌咏当时君主修明文武，效法上天施行仁政，恩泽流布天下，人民喜乐。其余曲目也沿用旧名不改。汉代有鼙舞，用于燕飨，傅毅、张衡所作的赋都叙述过这件事。旧有五篇：第一《关中有贤女》，第二《章和二年中》，第三《乐久长》，第四《四方皇》，第五《殿前生桂树》。曹植《鼙舞诗序》说：“从前汉灵帝西园的鼓吹乐中有个叫李坚的人，善于鼙舞。后来遭逢世道荒乱，李坚流徙到关西，跟随将军段煨。先帝听说他过去的技艺，下诏召李坚进来；李坚当时年过七十，中间已经停止不再表演。”

译此外古曲很多，历代歌词又有错谬，不一定相互沿袭，所以依据前代曲调创作新的歌辞五篇。鼓角横吹曲方面，《周官》说以鼖鼓击鼓指挥军事；蚩尤率领魑魅与黄帝在涿鹿交战，黄帝于是命人开始吹角，作龙鸣之声来抵御蚩尤。后来曹操北征乌丸，越过沙漠，军士思念归乡，于是把角声减弱为中鸣，声音更加悲切。胡角本来应当配合胡笳声，后来逐渐单独使用。横吹使用双角，就是胡乐。张骞进入西域，把这种方法传到西京，只得到《摩诃兠勒》一曲。李延年依据胡曲重新创作新声二十八解，供皇帝乘舆时作为武乐使用。东汉时用于边地，和帝年间万人将军得到这种乐曲。自魏代以来，二十八解不再完整保存，只剩《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魏代有孙氏擅长弘扬旧曲，宋识擅长击节唱和，陈左擅长清歌，列和擅长吹笛，郝索擅长弹筝，朱生擅长弹琵琶，都能创发新声。相和歌是汉代旧歌。丝竹相互应和，执节者歌唱。原本是一部，曹叡把它分为两部，轮流在夜间值宿演奏。原本有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人又把它合并为十三曲，但只歌唱其中四曲。自汉代以来已经没有节拍器，歌伎中最先唱的由一人领唱，三人和唱。曹操尤其喜爱这种乐曲。当时有个叫宋容华的人，声音清亮，歌喉优美，尤其擅长这种曲子。吴歌、杂曲都出自江南，也是汉代吴地的旧歌。公莫舞，就是项庄舞剑时，项伯用衣袖隔开，使项庄不能伤害汉王。魏代以来，这种舞改称巾舞、白纻舞、吴舞。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都在元会中陈列演奏。东汉正旦，天子到德阳殿接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在殿前表演；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喷水，形成雾气遮蔽太阳；随后又化成高八九丈的龙，出水游玩，光彩照耀太阳。又用两条大丝绳系在两根柱子的顶端，相距数丈，两个歌舞女子相对在绳上起舞，相遇时肩膀相切却不倾倒。因此魏代以来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等乐。拂舞也在殿庭中演出。杨泓的序说：自从来到江南，见到《白符舞》，有人说是《白凫鸠舞》。这种舞流传已经有几十年了。考察它的歌词和舞姿，原来是吴人忧患孙皓的暴政，思念归属晋朝。以上乐章都是古辞，也包括汉代的歌谣，如《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凤将雏歌》等，都属于这一类。《黍离》已经降为王风，尚且不能算雅乐，何况汉魏以后的作品呢？情感受到触动，不能止于礼义，发而成为咏歌，往往流荡而不能返回，大多成为不受约束的辞章，最终流于淫荡放纵和哀伤思念，如《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总的说来都是亡国之音。【原注：这两首都是陈后主所制作的乐章。】议论说：礼由阴气辅助而成，乐由阳气发动。礼以德为根本，乐接近于道。礼有一定的形式，而乐没有固定形体；经典制度容易确定，懂得音乐的人却很少。考察典籍，除了师旷、季札以外，再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即使是孔子那样的圣人，也还要向苌弘、师襄学习，并向周太师求正，然后乐律才端正，雅乐、颂乐才各得其所。看见礼就能知道政治，听到乐就能知道德行。汇集历代圣人的成就，作为万世的师法。能够理解，才有能力创作；能够创作，才有能力聆听。后世人的聪明才智赶不上古人，师旷、季札的圣明也赶不上孔子。当时没有二帝三王那样的圣人，学术上又没有太师、苌弘那样的人。天下没有百年太平的治理，不能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却想凭个人谋算臆断，靠猜测揣摩来决定乐制；不能依据音律制作乐器，反而想通过乐器求得音律。因此秦汉以来数十代、一千多年间，制作礼制、创作乐舞的人不下数十上百，最终却没有成功。只有北宋西都的邵雍，深入探究而自有所得，审察声音，通晓律吕，能够破坏旧礼乐、创作新礼乐。他的见解只见于《皇极经世》一书，却没有为当世制作礼乐、形成经典制度，可惜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赞说：上天安排等级差别，道理发出正声；规范群体伦常，宣泄陶冶滞塞淫荡；尊卑各有位置，礼制严明，哀乐感应深切。制定礼制、创作乐舞，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极致；调和神灵与人，经营天地秩序。唐尧、虞舜开始兴盛，成王、康王时代极为完备；姬周的车辙向东迁移，王道废弛残缺，大夫相互争权，陪臣最终窃取政权；八佾舞于庭，三家奏雍乐而撤祭品。秦代杀戮滔天，大典崩坏；百姓离散，政治败亡，毒害流行，风俗败坏，于是世代苟且偷安，再也没有三代的盛治。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八十八，元代郝经撰。录第六。刑法【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