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中上元郝经撰

译索求吗？所以史书保留“或云”二字，含有存疑的意思，而本书删去这两字，就直接把这件事当作陈寿的罪状了。大概郝经本来就不满意陈寿的书，所以责备得尤其厉害。]陈寿的父亲曾任马谡的参军，马谡被诸葛亮诛杀，陈寿的父亲也因此获罪受髡刑。陈寿曾任诸葛瞻门下佐，被鞭打一百下，所以他在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的将略并非所长、没有应对敌人的才能；又说诸葛瞻只是擅长书法，名声超过实际，议论者因此轻视他。张华将要举荐陈寿任中书郎时，荀勖嫉妒张华，也憎恶陈寿，于是暗示吏部把陈寿调任长广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为由没有赴任。杜预将要赴镇时，又向皇帝推荐陈寿，认为应当授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于是陈寿被任为治书侍御史。因母亲去世离职，母亲遗言要葬在雒阳，陈寿遵从她的遗志，又因没有把母亲的灵柩运回安葬而获罪，再次遭到贬议，出任平阳侯相。当初谯周曾对陈寿说：“你一定会凭才学成名，但也会遭受挫折，这并非不幸，应该对此格外谨慎。”陈寿到此已经两次遭受废黜和羞辱，都如谯周所说。过了几年，被起用为太子中庶子，还未正式受拜，元康七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上表说：“从前汉武帝下诏说：‘司马相如病得很重，可以派人把他的著作全部取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使者得到他的遗书，其中谈到封禅的事情，天子认为奇异。臣等考察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所作《三国志》，文辞多有劝诫，明白揭示得失，有益于移风化俗；虽然文采艳丽不如司马相如，但质朴正直超过他，希望陛下下令采纳记录。”于是诏令河南尹、雒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写他的书。陈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其余文章也流传于世[原注：北史记载，毛修之因军功升任特进、抚军大将军，位次在崔浩之下。崔浩因为他是中原旧门，即使学问不广博，也还涉猎书传，常与他讨论。等到陈寿《三国志》问世，书中说他有古代良史的风格，所著文章义理典正，自班固以来无人能及陈寿。毛修之说：“从前我在蜀中，听长者说陈寿曾任诸葛亮门下书佐，被鞭打一百下，所以他评论武侯时说武侯不擅长应变。”崔浩于是与他辩论说：“承祚评论诸葛亮，是有缘故而产生的过分美誉，并不是挟恨报复。诸葛亮辅佐刘备，在英雄奋发的时代，君臣相得，常以鱼水作比；但他不能与曹氏争夺天下，放弃荆州，退入巴蜀，困守崎岖偏僻之地，在边夷之间僭越称号，这是下等的谋略，只能与赵他相提并论，却把他比作管仲、萧何的同类，不也太过分了吗？况且诸葛亮占据蜀地以后，不估量自身势力，严施威势、苛急法令，控制勒束蜀人，想凭边夷之众与中原大国抗衡。他出兵陇右，两次进攻祁山，一次进攻陈仓，却因疏忽迟缓而失去战机，遭受挫败后退回；后来进入秦川，又寻求野战，魏人知道他的意图，便不与交战而使他屈服，最终智穷势尽，发病而死。由此说来，这难道符合古代善将领见到可行之处便行动、知道困难便停止的道理吗？”毛修之对崔浩说，这话是对的。孔明是辅佐三代君主的人，陈寿却把他比作管仲、萧何并加以推崇，并不是因为他的短处已经使他获罪于天下。崔浩竟以偏霸功利的权术来比较得失，又再加重毁谤诋毁，可说是小人而无所顾忌的人了，最终揭发暴露而被俘，身死族灭，也是应该的。[接上文]评论说：三史仅次于六经，法制由此完备了。陈寿撰写国史，叙事典雅丰赡，评论卓异突出，足以继承前代史家的事业。后主末年，蜀国不设置史官，记注没有官职，这些并不是陈寿的书所能见到的。昭烈帝的伟大事迹、孔明的盛大志愿，后世便无法听闻了。这样说来，陈寿对于汉末并非没有功劳。但他以晋承继魏，自己又仕于晋，于正统问题上模棱两可、随从谄谀，失去了史书的纲纪。他在昭烈帝、孔明

译的事迹上增添尘垢、掩饰污点，却推崇曹操、司马懿，因此给万世留下恶名，而行道之人并不认同他。况且他崇尚典雅质实，重视简明，认为大旨最重要而舍弃细节，因此多有疏略，不能成为完整的史书，也不能让后世据以传信。

译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中下，元郝经撰。列传第六十三中下。文艺。魏。潘朂〔孙尼、族子潘岳〕、路粹。潘朂，字元茂，是荥阳中牟人。起初名叫潘芝，后来改名为朂。历任县令、郡守，都有政绩。入朝任尚书郎，升任右丞，专门掌管诏命文书，素来擅长清雅深奥的文辞，很能掌握诏书的体制。曹操为魏公受九锡的文书，就是潘朂所作[谨按：《殷芸小说》说：魏国刚建立时，潘朂撰写九锡文。潘朂死后，有人怀疑是王仲宣所作，议论纷纷。到晋王任太傅时，腊日大宴宾客，潘朂的儿子潘满也在场。宣王对他说：“令尊所作封授魏公的诏命，高妙实在无人可及。我曾听说王仲宣也认为不如朝廷之士，现在才知道是潘朂所作。]建安二十年，调任东海相，尚未出行，留在朝廷授任尚书左丞。同年因病去世。潘朂的儿子潘满任平原太守，也以学术著称。潘满的儿子潘尼，字正叔，年少时便有清俊才华，文辞温和雅正，有潘朂的风格。后来与从父潘岳都凭文章在一世享有声名，与陆机兄弟并称“潘陆”。潘尼曾赠诗给陆机，陆机答诗说：“美好啊潘生，世代笃守这种操守；仰慕前人的文章，大大光隆祖先。”晋太康年间，举为秀才，任太常博士；出任高陆令，后任淮南王司马允镇东参军。元康初年，授任太子舍人，进献《释奠颂》。又出任宛令，入朝补任尚书郎，转任著作郎，进献《乘舆箴》。赵王司马伦发动叛乱时，潘尼称病请假，回去拜扫祖墓。齐王司马冏起兵义举，征召他任参军、管记室。司马伦被诛后，因功封安昌公，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永兴末年，任中书令。当三王争兵之时，潘尼从容处于显贵要职，不依附任何一方，因此免于灾难。永嘉年间，升任太常卿。洛阳陷落，他想回乡，却遇到贼兵不能前进，死在堡垒中，享年六十多岁[谨按：目录中附有族子潘岳传，现已缺失]。评论说：考察汉平帝元始五年册命安汉公王莽、加九锡的事[原注：颜师古说，《礼含文嘉》所说的九锡，是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鈇钺、弓矢、秬鬯]：王莽稽首再拜，接受绿韨、衮冕、玄裳[原注：颜师古说，这里的“韨”是蔽膝，也有人说是“韨绔”；韨读音为弗，绔读音为毕]、玚琫玚珌[原注：孟康说，玚是玉名，是佩刀的装饰；上部叫琫，下部叫珌。《诗经》说“玚琫有珌”，就是这个意思。颜师古说：玚读荡，琫读布孔反，珌读必]、句履[原注：孟康说，这是如今齐地祭祀时鞋头的装饰，伸出鞋面二寸。颜师古说：形状是分叉的鞋头；句读巨、俱二反]、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原注：颜师古说，素积就是白色下裳]、戎路乘马、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左边树立朱钺，右边树立金戚，铠甲头盔一套，秬鬯二卣，圭瓒二件。九命，青玉珪二件，朱户，纳陛，设置宗、祝、卜、史等官，虎贲三百人。汉代到这里才见到册命三公、加九锡的事例，虽然有这种制度，却没有文献记载。献帝建安十七年下诏给曹操：赞拜时不直呼姓名，入朝时不必趋行，带剑穿鞋登殿，依照萧何的旧例。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仍以丞相身份兼领冀州牧；又加九锡：大辂、戎辂各一辆，玄牡二驷，衮冕之服，配以赤舄，轩县之乐，六佾之舞，以朱户作为居处，以纳陛登殿，虎贲之士三百人，鈇、钺各一件，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十张，卢矢一千支，秬鬯一卣，配以圭瓒。这才有了九锡的文献记载，但这些都不是汉以来升拜三公、分封诸侯王的制度，也不是三代册命的典制，只是把事情铺张夸大，用来向天下表示变革的意图罢了。后来晋、宋、齐、梁、陈、隋的诸君援引它作为篡代的先例，开始是带剑穿鞋登殿、赞拜不名，小范围表示变革；其次是加九锡、封十郡；继而又作一篇禅让文书，册立为皇帝，自成一代，都是依照这个先例。按照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等命礼整治邦国：一命接受职事，二命接受服饰，三命接受职位，四命接受器物，五命赐予法则，六命赐予官职，七命赐予封国，八命任作牧，九命任作伯。命虽有九等，是等级次序的常制，并不是赏赐。所谓“锡”和“赐”，都是天子用来给予诸侯的。在周朝强盛时，诸侯终年在封国继承职位，入朝谒见时有锡赐，按时入朝觐见时也有锡赐；国王所憎恨的敌人，诸侯若能献上战功，也会有锡赐[原注：《左氏传》说，诸侯抵御王所痛恨的敌人并献上战功，王于是赐给他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矢一千支，以表示报答宴享。“忾”读慨]。所以《诗经》说：“君子来朝，拿什么赏赐给他？即使没有别的赏赐，也有大车和乘马；又拿什么赏赐给他？有玄色衮衣和黼衣[原注：《诗经·采菽》]。”这是说诸侯朝见天子，天子便赏赐他们。又说：“彤弓弓弦松弛啊，受赐之后把它收藏起来。我有尊贵的宾客，内心用恩惠厚待他[原注：《诗经·彤弓》]。”这是说诸侯有功，朝见天子，天子便赏赐他们。春秋以来，诸侯不再朝见侍奉周王，但周王有时仍向鲁国行锡赐，共有三次：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来赐鲁桓公命；文公元年，周天王派毛伯来赐鲁文公命；成公八年，天子派召伯来赐鲁成公命。有的是死后追赐，有的是生前赐命，都只说赐命而不说所赐的物品。考察《文侯之命》说：“用以赏赐你秬鬯一卣、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一张、卢矢一百支、马四匹”，那么车马、弓矢、祭酒就是三类物品。

译册命晋文公为侯伯，就是九命作伯的制度。赐给他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矢一千支、秬鬯十卣、虎贲三百人，那么车服、弓矢、祭酒、虎贲也就是四类物品。命虽有九等，锡赐却只有四类，与《诗经》所载的车服、弓矢相同。左氏说，周王派内史过赐给晋侯命，晋侯接受玉时态度怠慢，那么锡命又有玉器。所赐物品也各不相同：有时赐车服，有时赐弓矢，有时赐瑞玉，有时赐册命，起初并没有固定制度。《韩诗外传》说，诸侯有德，天子便赐给他：第一次赐车马，第二次赐衣服，第三次赐虎贲，第四次赐乐器，第五次赐纳陛，第六次赐朱户，第七次赐弓矢，第八次赐鈇钺，第九次赐秬鬯。何休注《春秋公羊氏》中的锡命，引《礼纬含文嘉》说：诸侯有德，应当增加他的土地，但不超过百里；后来有功，再加以九锡。进退有节，行步有度，就赐给车马，用来代替他的步行。他的言语能形成文章，行为能成为法则，就赐给衣服，用来表彰他的德行。他长于教诲，内心怀有至仁，就赐给乐，用来教化他的百姓。他的居处修整有序，房内不泄露隐私，就赐给朱户，以显示内外区别。他的举止合乎礼，就赐给纳陛，以安定他的身体。他勇猛迅疾，执守正义而坚强，就赐给虎贲，以防备非常之事。他内心怀有至仁，执守正义而不动摇，就赐给弓矢，使他能够专门行使征伐之权。他高扬威武，志在担任宿卫，就赐给鈇钺，使他能够专门行使诛杀之权。他孝敬慈爱父母，就赐给秬鬯，使他用来祭祀；这些都具备德行，那么阴阳调和，风雨按时，四方所瞻仰，臣子所希望，就会有秬鬯之草出现、景星应验。这里所说的锡赐物品，与《韩诗》记载的相同，但排列次序不同。如今这篇文字把弓矢放在鈇钺之下，则又不同。大概九命制度中，车服、弓矢、秬鬯、虎贲、瑞玉的锡赐，才是周制。像《韩诗》所载、《礼纬》所说的，都是非王制；后世尊崇权臣，为资助篡夺而附会九命等制度，增饰扩充为九锡，所以这种制度开始见于新莽，最终实行于曹操。唉！锡赐的意义，在《诗》《书》《春秋》时代已经充分显现了。成王、康王时期，诸侯朝见、宴享、述职、献功，不过赐给他们车服，使他们入朝会见；赐给他们弓矢，命令他们行使征伐。周王室衰微以后，齐桓公纠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不过是让召伯赐予命令，加以褒奖和称述罢了。晋文公世世勤勉地尊奉周王，城濮之战取胜后，率领诸侯朝见周王，献上俘虏、陈述职事，也不过是由叔兴父册命，按照平王的礼节而有所增加罢了[原注：《左氏传》说，郑伯傅佐周王，周王按平王宴享晋文侯的礼节行礼；杜预注释如此]。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最盛的，他们扶助拥戴天子，共同振兴王室，使东周没有灭亡，又延续了数百年；功业那样高，也不过是齐国抚守旧有封地，晋国开启南阳之地罢了[原注：《左氏传》说，周王把阳樊、温、原、攒茅的田地赐给晋国，晋国从此开始开拓南阳]。曹操出身于平凡庶民，假托汉相之名，挟持天子号令诸侯，南征北伐，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汉朝，实在是齐桓公、晋文公的罪人。他将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取代汉朝时，先把天下划分为九州，于是以冀州十郡建立魏国，占有黄河以北、崤山以东的土地，掌握天下一半的要害，已经控制了汉朝的生死命运。此后从容渐进，踏着新莽的旧路，接受册命和九锡，晋爵为王，冠冕有十二旒，出行有警戒、入宫有清道，树立天子的旌旗，设置三公官职，已经拥有天子的实际权力了。可是他仍以汉相为名，所以接受九锡实际上就是篡夺汉朝；名义上说是汉相，始终不登皇帝之位，只是用虚伪欺骗天下和后世罢了。从前周桓王追赐鲁桓公，孔子命人把这件事写入《春秋》，说：“王派荣叔来赐桓公命。”但不称“天王”，是因为鲁桓公杀兄篡位，又不朝见周王，按理应当举用九伐之法，讨伐并杀死他。三次不朝见，便应调动六师讨伐，这是制度。鲁桓公活着时不能讨伐，死后反而赐命褒奖这个弑逆之人，这是目无上天。所以不称“天王”，也就表示周王已经失去王道。献帝自从居住许地以来，仅仅守着帝王的名号，自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至于母后被杀、王莽之类的贼臣篡伐汉室，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幸存，却不敢说一句话。后来又命人撰写九锡文，借曹操之手行事，自己却不敢拒绝。虽然控制局面的是曹操，但献帝为了汉家即使一死也可以；苟且偷生而只听从命令，难道还可以用《春秋》的法则来约束他吗？士人如果有志气，亲手也可以撕毁禅让文书。文书不能草率写成，潘朂的文章固然优美，但他的气节不值得称道。在这无可奈何的时代，潘尼、潘岳凭借文笔争胜一时。潘尼颇能安居退让，所以幸而免祸；潘岳浮躁奔走，结党煽动贾后一党，彼此陷害，终于连同嫡亲家属一起被诛灭，也是理所当然。《闲居赋》是他向权贵拜尘求进的媒介，《秋兴赋》表现的，是他依附权势的心意吧？路粹，字文蔚[按：陈寿《三国志》王粲传注说，路粹是陈留人]，年轻时向蔡邕学习。初平年间，随车驾来到三辅。建安初年，曹操认为路粹才华很高，与京兆人严像一同提升为尚书郎。严像兼有文武才干，出任扬州刺史。路粹后来任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掌管记室文书。等到曹操想杀孔融，便让路粹撰写奏章，曲意罗织孔融的罪名，使人无不憎恶路粹本人而畏惧他的文笔。建安十九年，调任秘书令。随军到汉中时，因违反禁令而获罪；请求买一头便宜的驴，伏法而死。太子曹丕一向与路粹友善，听到他死去，为他叹息惋惜。到曹丕篡代汉朝时，特意任用路粹的儿子为长史。

译评论说：古代君子与人断绝交往，不说伤害人的坏话；大夫离开自己的国家，不会说无罪之人的坏话。大臣因不廉洁获罪而被废黜，不说“不廉洁”，而说“簠簋不整饬”；因污秽淫乱、男女没有区别而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因懦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懦弱无能”，而说“下官失职”。这是为了崇尚礼让，培养廉耻，断绝诬蔑污染的开端，堵塞浇薄攻讦的根源。三代忠厚的政治，正是风俗美好的原因。汉初公卿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地，还保留着三代的遗风。孝武帝以后屡屡诛杀大臣，汉朝政治逐渐败坏。想要加罪于人，就一定先替他编造罪名，把它叫作罪状。掌管文辞的大臣，往往借笔代替辱骂。李固的罪名由马融之笔造成，汉朝也于是衰败[原注：《后汉书》记载，马融替梁冀写飞章诬奏李固说：“太尉李固借公事谋私利，依正道行邪事，离间亲近外戚，壮大自己的党羽。大行皇帝停柩期间，路人都掩面流泪，李固却独自用胡粉修饰容貌，搔首弄姿，盘旋俯仰，从容迈着妖冶的步子，竟没有悲惨哀伤、憔悴痛苦之心。山陵尚未修成，他就违背并更改旧日政令；有好处便说是自己的，有过错便归咎于君主。排斥驱逐近臣，使他们不能侍奉送葬。作威作福，没有比李固更严重的了。做人之罪没有比连累父亲更大的，臣子的罪恶没有比毁谤君主更深的。李固的过失和罪衅，按事理应当诛杀。”吴祐对马融说：“李公的罪名由你的手造成，李公一旦被诛，你还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人呢？”梁冀最终还是欺骗并杀害了李固]孔融的诛杀出自路粹的笔端，而曹操也由此开始篡代，于是天下人都害怕三种锋刃，即文士的笔锋、武士的刀锋、辩士的舌锋[原注：见《韩诗外传》]。近世苏轼撰写责罚吕惠卿的文辞，说“做刽子手，今天才遇到有肉可杀的人”，汉极力称快，激成了绍圣年间的祸乱[原注：《宋实录》记载，元祐元年，吕惠卿被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诏书说：“元凶当权，百姓不得安居；司法官失去刑法准则，士人有不同意见。稍稍纠正滔天之罪，永远作为垂示后世的规范。某人凭斗筲般的才智，挟带穿窬般的智巧，谄媚侍奉宰辅，一同升入朝廷。以祸乱为乐而贪求功劳，好用兵而喜欢杀戮，把聚敛说成仁义，把法律当作诗书。首先创行青苗法，其次实行助役法，均输之政，竟同商人经商。手实法造成的祸害，下至鸡豚。只要能蛀蚀国家、伤害百姓，最终都伸臂自称为首。”]先皇帝求取贤才，唯恐来不及；听从善言，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起初凭帝尧般的聪明，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即使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相信宰予。揭发他过去的奸恶，把他贬到辅郡；后来还怀疑他已经改过，稍稍授予他重权；他又接连陈说欺骗君上的言论，于是有砀山之贬。反复教导告诫，他的恶心仍不悔改，浮躁轻佻、虚妄诬陷，皇帝的诏谕还在。起初他与知己一同欺骗君主，高兴时互相抚足表示欢欣，愤怒时侧目相视；接连制造大狱，揭发他的私人书信，党羽互相攻击，几乎牵连天下一半人，奸赃狼藉，横行遍及江东。到重新任用他的那一年，他开始倡议西戎边患，妄自提出新主意，变乱旧有法章，竭力援引狂生的谋略，逐渐导致永洛之祸。想到这些，流下眼泪又能挽回什么？等到我登基初年，首先发布安定边疆的诏令，借给你我的号令，使你的欺诈谋略得以实现。没想到汗出如浆的诏书，竟只成为勾结贼人的工具；迷乱国家、违背道义，自古少有。姑且宽免两观之诛，稍稍显示三危之窜；国家有常法，朕不敢徇私。”章惇被贬责后，元祐年间的臣僚想找像苏轼这样的人替他撰写责词，于是任用林希。林希写完后，扔下笔说：“败坏名节了！”最终他们党羽互相倾轧而灭亡。宋金源氏俘获辽主天祚帝，降封他为海滨王。学士王介儒曾经受到天祚帝的贬斥侮辱，等到撰写诏书时，说天祚帝在位二十年，有数千条罪行，把古今君主的罪恶都归到天祚帝身上。他在朝廷接受诏命后，仰头发誓说：“使国家灭亡，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还要把别的罪加到我身上吗？不是我所做的事，却在朝廷上列举我的罪状，必定会烂掉他的舌头！”不久，王介儒颈部生疮，舌头溃烂而死。唉，丑恶诋毁怎么可以肆意妄为？诬陷欺骗怎么可以任意施行呢[原注：《金实录》记载，金太宗俘获辽主天祚帝，降封为海滨王。诏书说：“遍考往古，不能没有上天决定的兴废；根据公论判断，也与君主之道的得失有关。若不是百姓献纳，谁能覆灭汉朝的基业？若没有愍怀，谁能终结晋朝的国运？事情和德行相应，人很难凭一己之力改变。大辽皇帝耶律延禧，自行断绝众人的拥戴，扰乱上天的命运，在位二十年，有罪数千条。民众的控诉从各处传来，直到朕听闻。所谓刚愎而不能听取劝谏，邪恶而不知自我防范；命令发出却不能执行，凭什么取得天下人的信任？行动屡屡违背常规，看起来不像君主。与他整日相对却无话可说，他的言行影响当世，只在于扰乱政权、分封外戚；政事委托给小人。建造高大的宫室、雕饰墙壁，卖官鬻狱；内则沉溺女色，整日荒废万机而不亲自处理；外则纵情田猎，往往十旬之久仍不返回。在国中开设麋鹿园囿和陷阱，却不把山林水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任用人时竟不如对待牛羊，有的官职甚至授予犬马。七代祖庙虽然还在，却没有值得观看的祭祀礼仪；六尺小车还时常乘坐，每次都让奸臣共同载乘。又对贤能的嫡子施行淫滥刑罚，对疲敝百姓增加毒害性的赋税，安忍无亲地对待骨肉，反而使他们阻隔而成为敌国，失去道义而少有援助。腹心之人离去而成为仇敌，污秽的德行和丑恶的声名传到国外，远方都听闻而获罪，天地已经震怒，人与神正在积聚对他的罪责，又背弃邻国、断绝友好。先皇帝志在全部夺取辽地，亲自出征，凭一把剑渡过江水，指斥这个独夫而列数其罪。百姓终于得以歇息，欣喜地拥戴；万物都期待获得新生。他仍旧长久作恶而不悔改，不知道大势已经离他而去。上天不再悔恨降下灾祸，众人共同覆灭昏乱之政。正值秦失其鹿、群雄奔逐迷乱之时，轩辕之龙已经飞去。等到昏暗之时，我承继大统，怎敢毁坏先人流传下来的功业，更应谨慎谋划后事。再次扬威用武，必定擒取此人。他知道天网难逃，便到军门请罪。不久，诏令将帅解开他的束缚，允许他先朝拜祖庙、奏报俘虏之事，并且平息愤怒而加以诛罚。他将用什么言辞回答？只是徒然包藏羞耻、背负耻辱，实在是自己的忧患由自己招来。即使朕有所不忍，又能把我的心意怎样？难以堵塞的是众人的议论；前面列举的罪行只要有一条，尚且已经不能称为君主；何况罪恶贯满而且一再增加，最终导致亡国，希望断绝天下人的奢望，于是削去他的尊贵名号。按照旧例并考察新的命令，已于八月七日降封辽主为海滨王。唉！依照上帝降罚的意旨，他的罪过无法容忍；依据先祖遗命的话，又应当施恩宽许。于是我这个小小的后人完成了这项大功，以此面对上天神灵的威严，降下这个已经确定的命令。把它公布到远近各处，使所有人都听到。《史部·别史类·郝氏续后汉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下上，元郝经撰。列传第六十三下上。文艺。魏。王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吴质〔邯郸淳、繁钦、荀纬、王象、桓威、薛夏、应璩〕。刘廙〔缪袭、苏林、孙该、杜摰〕、卫顗、李康。谨按：王粲传的正文已经缺失，只保留评论。评论说：当初，曹丕和弟弟曹植都喜爱文学，与王粲以及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相互友善。曹丕、曹植都有超逸的才华和奇异的气概，常常在鞍马之间横握长矛赋诗。至于饮酒庆功、在高台上策勋，泛舟清池、赏花待月，王粲等人便轮流酬答唱和，写出劲健的篇章、雅正的诗咏，震动一世，被称为“建安七子”。两汉质朴与文采的风气，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变化，儒学几乎全都成为诗文了。陈琳，字孔璋，是广陵人。文辞才采杰出丰瞻。大将军何进征召他任主簿。何进想诛杀宦官，太后不听。何进于是召集四方猛将，让他们率兵向京城进发，以威胁太后。陈琳入内进谏说：“《易经》说‘追逐野鹿而没有虞人引导’[原注：屯卦六三爻辞]，俗话也有‘蒙住眼睛捕捉麻雀’的说法。连禽兽尚且不能靠欺骗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何况国家大事，难道可以用欺诈来建立吗？如今将军总揽皇帝的威势，掌握兵权要害，像龙腾虎步一样，尊卑高下都掌握在心中。这就好比鼓动洪炉、焚烧毛发一样容易。只应当像雷霆发动、闪电决断那样行事。违背经典而合乎正道，是天、人都顺从的；如今反而放下利器，另外征召外援，大军聚集后，强者便会成为首领。这就是所谓倒拿着干戈、把刀柄交给别人，功业必定不能成功，只会成为祸乱的阶梯。”何进不听，果然失败。陈琳到冀州避难，袁绍让他掌管文章。陈琳曾替袁绍撰写檄文，声讨曹操。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附曹操。曹操说：“你过去替本初传送文书，不过可以列举我的罪状罢了；憎恶罪恶只应止于本人，为什么还要上及父祖呢？”陈琳谢罪说：“箭已经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爱惜他的才华而不责罚他，于是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文书和檄文，大多出自陈琳之手。每次写成书檄的草稿，便呈给曹操。曹操原先患头风，有一天病发，躺着阅读陈琳的作品，突然坐起说：“这篇文章能够治好我的病。”于是多次加以赏赐。后来调任门下督。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大举征伐孙权，命陈琳移檄告谕孙权。曹操感叹他的文辞优美。建安二十二年，陈琳去世，曹操非常惋惜。评论说：陈琳的书檄，宏大华丽而高亢壮盛，抑扬顿挫、激切有力，足以震动天下，是建安以来从未有过的。文章发自内心而表现为言语，使阅读它的人内心也受到触动，并被这些言语感染，这才可以称为文章。所以歌咏类文章，必须使人欢欣激荡，以至于手舞足蹈；劝诫类文章，必须使人挺身跪坐、屈身曲拳，铭记在心而深受触动；吊祭类文章，必须使人抽泣流泪，不能自已；檄告类文章，必须使人扼腕振奋，群起而愤怒。歌咏不能使人喜悦，劝诫不能使人服从，哀挽不能使人哭泣，檄告不能使人愤怒，就不足以称为文章。像陈琳的作品，正是所谓雷霆猛烈、风行迅疾，掌握了文章的体制。然而陈琳起初侍奉袁绍，替袁绍写檄文声讨曹操；后来被曹操俘获，又替曹操写檄文声讨孙权。君主和仇敌可以共同侍奉，尧、桀也都共同吠叫。拿他与袁涣拒绝吕布相比，他的气节就不值得称道了。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少年时向蔡邕求学，才思奇特敏捷，蔡邕称赞他的才能。建安年间，都防曹洪想让他掌管书记之职，阮瑀不肯屈服。曹操一向听闻阮瑀的名声，征召他，他不答应。曹操接连派人敦促，他逃进山中躲避。曹操下令烧山，他才出来，于是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他和陈琳一起任管记室，让阮瑀写信晓谕刘照烈和孙权。等到征讨马超时，又让阮瑀写信晓谕韩遂。阮瑀在马上草拟成稿，呈给曹操。曹操拿笔想替他修改定稿，却最终无法改动。后来调任仓曹掾属。建安十七年去世。【原注：《文士传》说：太祖一向听闻阮瑀的名声，征召他，他不答应，接连受到逼迫，于是逃入山中。太祖派人烧山，找到阮瑀，把他送来，召入相见。太祖当时征讨长安，大宴宾客，因阮瑀不和他说话而发怒，让他站到乐人队列中。阮瑀熟悉音乐，能弹琴，便抚琴歌唱，创作歌曲说：“巍巍天门开启，大魏应合时运。青盖巡行九州，在西方东方。人们怨恨士人为知己而死，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玩乐。若能使义理真正畅通，别人哪里能作乱。”歌曲很快作成，声调格外美妙，当时居于座中之冠。太祖非常高兴。裴松之说：考察《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都说阮瑀在建安初年以疾病为由辞避徭役，不肯屈服于曹洪。】阮瑀得到太祖召令，立即丢下手杖起身，不可能有逃入山中、曹操烧山后他才出来的事情。又据《典略》记载，太祖最初征讨荆州时，让阮瑀写信给刘备；征讨马超时，又让他写信给韩遂，这两封信现在都保存着。到太祖进入长安以前，韩遂等人已经被击破逃走，太祖是在建安十六年才得以进入关中，而张骘说最初得到阮瑀时太祖正在长安，这又相互矛盾。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去世，太祖在十八年才受封为魏公，但却说阮瑀歌舞时的歌词称“大魏应合时运”，更加可以知道这是虚妄的。歌词又说“别人哪里能作乱”，完全不是成句，阮瑀的言谈文字一定不会这样。世期认为弹琴作诗等事是虚妄的；以阮瑀的高尚，或许不会做这些事。他不肯屈从于世俗，也不愿出仕曹操，逃入山中的事情倒是有可能。起初不屈服，后来却丢下手杖出仕，前后态度傲慢而不一致，与事情不相类。应玚，是汉司空掾珣的儿子。应玚有才学，而且出自父祖如珠玉般的学问渊源，所以在当时尤其知名。【谨案：应玚传没有记载事实，似乎不是全文。《魏志》附载于《王粲传》中说：“汝南应玚，字德琏。”后来又说：“被太祖征召为丞相掾属，转任平原侯庶子，后来任五官将文学。”《后汉书·应奉传》注文也只是依据《魏志》说：“应玚字德琏，应玚的弟弟应璩字休琏，都以文章显名。”又说：“珣的儿子应玚，曹操征召他为丞相掾……”】

译刘桢，字公干，东平人。父亲刘梁，字曼山，【谨案：《陈志》说，刘梁另有一名为防。】年轻时就有清俊的才华，以文学著称，最终任野王令。刘桢的思想情趣高远不凡，擅长敏捷地写作文章。曹操征召他为丞相掾属，后来任五官将曹丕的文学属官。曹丕曾赐给刘桢一条廓落带，后来工匠死了，曹丕想借这条带子作为样式，便写信嘲弄刘桢说：“器物因为人而显得尊贵，所以在卑贱人手中就不能佩戴在至尊身边。如今虽然拿走它，你不要嫌我不归还。”刘桢答道：“我听说荆山的璞玉，照耀着元后的宝物；随侯的明珠，照亮众士的美好。【原注：《淮南子》说随侯之珠，高诱注说：随侯看见一条大蛇受伤断裂，便用药敷治，后来蛇在江中衔珠来报答，因此称为随侯珠。】南垠的黄金，登上高贵女子的发髻。【原注：《诗经·泮水》说‘大路南金’，郑玄笺说：荆州、扬州所贡的黄金分为三等。】鼲貂的尾巴，缀在侍臣的头巾上。【原注：《后汉书》说，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以附蝉为纹饰，用貂尾装饰，称为赵惠文冠。胡广说：赵武灵王仿效胡服，用金珰装饰头部，前面插貂尾作为贵职的标志；秦灭赵后，把赵王的冠赐给近臣。】这四种宝物，埋伏在朽石下面，潜藏在污泥之中，却能在千载之上发扬光辉，在久远以前显露色彩；但它们起初也都没有能够直接接触至尊。” 尊贵者所穿戴的东西，是卑贱者所修饰的；贵人所使用的东西，是贱人所先行制作的。所以夏屋刚刚建成，大匠先站在屋下；嘉禾刚刚成熟，农夫先品尝它的谷粒。我遗憾的是，刘桢所佩带的没有别的奇妙装饰；如果确实特别珍异，还是可以接纳的。”刘桢的答辞像这样机巧敏捷，因此特别受到各位公子的亲近和喜爱。后来曹丕宴请诸位文学之士，酒喝到兴浓时，命夫人甄氏出来行拜礼，座中众人都俯伏，唯独刘桢平视她。曹操听说后，便逮捕刘桢，减免死刑，发配服劳役，刑期结束后任命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去世。建安七子中，如今从王粲到刘桢的五人传记记载在这里；孔融收入《死国传》，徐干收入《高士传》。曹丕作《典论》，评论七子的文章说：“文人相互轻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傅毅和班固，才华大体相当，但班固却轻视傅毅。班固给弟弟班超写信说：‘武仲因为善于写文章，任兰台令史，一下笔就不能停止。人总是擅长看见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样样擅长，所以各人都凭自己的长处轻视别人的短处。俗语说：‘家里有一把破扫帚，也要把它看作价值千金’，这就是不能看清自己的弊病。【原注：《东观汉记》说：吴汉进入蜀都，纵容士兵大肆掠夺，皇帝下诏责备吴汉说：“城池投降，孩童和老妇人数以万计，一旦纵火放兵，听来令人酸鼻。”】禹是宗室子孙，所以曾经改任不同职务，怎么忍心做这种事？” 家里有一把破扫帚，也要把它看作价值千金。如今的文人有：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这七个人，在学问上没有遗漏，在文辞上没有借助外力，都把自己的才能像骏马一样驰骋千里，仰望着并驾齐驱，以此相互佩服，也确实很难做到。大概君子先审察自己，再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除这种弊病；我因此写下这篇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有时带有齐地文风的舒缓之气，【原注：李善说，这是说齐地风俗使文体舒缓。】但徐干也可以和王粲相匹敌。比如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即使张衡、蔡邕也不过如此。但他们其他文章就不能达到这个水平。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是当今的俊秀之作。应玚的文辞和婉而不雄壮，刘桢的文辞雄壮而不够严密。孔融文体气势高妙，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但不能坚持论点，义理比不上文辞。【原注：《孔丛子》说：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再和孔子争辩高下了；这个人义理胜过文辞，你的文辞胜过义理。”】至于文章中夹杂嘲弄戏谑，以及他所擅长的部分，可以和扬雄、班固相匹敌。” 一般人重视远方而轻视近处，趋向声名而背离实际，又有不能看清自己的毛病，自以为贤能。文章的根本相同，但末端体裁不同：奏议应当典雅，书信、论说应当合乎义理，铭文、诔文崇尚真实，诗赋追求华丽。这四种体裁不同，所以能擅长其中一种的人往往有所偏长。只有通才才能兼备各种体裁。文章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和各自的体质，不是靠勉强用力就能达到的。譬如音乐，曲调虽然均等，节拍虽然相同，但到了运气不齐、技巧有高下时，即使是父兄，也不能把它转移给子弟。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是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总有结束之时，荣华欢乐也只限于自身；这两者都是必然到来的期限，都不如文章能够无穷流传。因此古代作者把自身寄托在笔墨中，把意旨表现在篇章典籍里，不借助良史的文辞，也不依托飞驰的权势，声名自然传到后世。所以西伯被囚禁时推演《周易》，周公显贵时制定礼制；不因困厄而不努力，也不因安乐而更加沉溺思虑。正因为这样，古人轻视尺璧而看重一寸光阴，害怕时光流逝。【原注：《淮南子》说：圣人不以尺璧为贵，却看重一寸光阴，因为时光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但人们大多不能奋力进取，贫贱时被饥寒所震慑，富贵时流连于安逸享乐，于是只经营眼前的事务，却丢弃流传千载的功业。” 日月在上方流逝，人的形貌在下方衰老，忽然便同万物一起迁变化灭，这正是有志之士最大的痛苦。阮瑀等人已经逝去，只有徐干著作立论，成就一家之言。【原注：鱼豢说：考察过去，鲁仲连、邹阳一类人援引譬喻、类比来解释疑难、化解纠纷，确实是那个时代文辞辩说中的俊秀。如今看王粲、阮瑀、陈琳、路粹等人前后的文章，又有什么不如他们呢？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评论，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罢了。我又私下奇怪他们没有受到充分任用，便问大鸿胪卿韦仲将。韦仲将说：仲宣的缺点在于肥胖痴呆，休伯完全没有品格操守，元瑜的问题在于文体软弱，孔璋确实粗疏，文蔚性情颇为忿怒凶猛。像他们这样，并不只是用油脂灯烛把自己煎熬消耗掉而已；他们没有远走高飞，大概是有原因的。然而君子不要求一个人完美无缺。譬如朱漆，虽然没有木材骨架，但它的光泽也足以成为壮观。”】

译评论说：曹氏父子兄弟在一时之间都很杰出，而陈思王曹植是其中最出色的。曹丕却不把陈思王列入数等之内，反而把孔融称为第一。孔融凭借英伟盖世的气概，想要指挥刘玄德，拨乱反正，难道只在文字之间争高下吗？他嫉妒贤能的弟弟而不肯援助，豪杰们对此所作的评论，都是出于个人私情。曹丕所说文章以气为主，孔融的气势高妙，徐干有时带有齐地文风；文章有大的体式，却没有固定不变的体式；气势充盛，格调就高；格调高，语言就精妙。把气作为文章的根本，这是至理之论。唉！曹丕的言论固然高明，但不是帝王的学问。唐尧、虞舜考察古道，起初都在传授治心之道；禹、汤承受天命，也只是树立德行。到了高宗、傅说，才开始谈论学习，说“教学各半”，又说要始终以学习为常法，德行修养达到不知不觉的境地。所以帝王的学问没有不以德为根本的：用它来使意念真诚、心正身修、家庭齐整、国家治理、天下平定；穷究事物以探求义理；修明正道以树立教化；亲身实行以推进教化；崇尚德行以敦厚风俗；致力恭敬以防止邪僻；坚持中道以驾驭变化；畏惧谨慎以奉承上天；时时警戒反省以谨慎防备；自强不息以建立极则；公正广博以庇护万物；宽厚裕民以蓄养众人；刚毅果断以申明号令；明察秋毫以照见奸邪；慈爱惠民以把百姓当作子女；节俭以使财用充足；左有师傅、右有师傅，前有进谏、后有辅弼，所讨论、思考、讲习的，不过就是这些。” 凡是《诗》《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学问，如今都可以考察，从来不是为了作文。因而六经没有空洞的文辞，三代没有专以文章著名的人。战国末年，屈原、宋玉才开始创作文章。汉朝兴起后，孝武帝虽然作歌诗，却也没有把它作为学问。到了宣帝、元帝、成帝、哀帝，都致力于经学，以儒臣为辅相，讲论经义，润色皇业。即使新莽的虚伪政权，也诵习六艺，研究王制。到了世祖光武帝，凭借诸生恢复汉朝；明帝、章帝都面向北方接受经学教育，三公九卿没有不是经学明通、品行修养的人。虽然还没有达到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等二帝三王的学问，却也各有实际功用，并非空洞文饰。到了曹丕篡夺帝位，专门把文章作为要务，一时的学士大夫、公卿大臣以及各个专门名家，受到这种风气冲击，已经无法遏止。到了宋、齐、梁、陈，如简文帝、元帝、长城公一类人，【原注：简文帝、元帝都是梁武帝的儿子；隋朝平定陈国后，封陈叔宝为长城公。】更加崇尚浮华艳丽，君臣公开淫乱，还自称风流天子，最终使国家覆败、宗庙沉沦。这种风气逐渐影响到隋唐，明智的君主都喜欢辞章，于是用文章题目来取士，天下人都从事空虚文饰，成为所谓文人，再也不知道东西汉的经术，更何况唐尧、虞舜的学问呢？这一切，都是曹操、曹丕父子和建安时期诸人开创的。曹丕死后，谥号为“文”，又把他同尧的“文思”、舜的“文明”、禹的“文命”、周文王和汉文帝一起称为“文”。唉，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呢？吴质，字季重，是济阴人。凭借才华学识广博，受到五官将曹丕以及各诸侯的礼遇和喜爱。吴质也善于处理与曹丕兄弟之间的关系；曹丕成为太子，吴质是出过力的。后来刘桢因失礼受到责罚，吴质出任朝歌长。临淄侯曹植给吴质写信说：“前些日子，虽然由于按照常例调任而得以同处密坐，虽然整日宴饮，但彼此相隔遥远、往来稀少，仍然不能尽叙积日的劳思。至于酒杯在面前交错，箫管在身后奏响，您身体如鹰飞扬，气势如凤叹虎视，自以为萧何、曹参也不足与您匹敌，卫青、霍去病也不足与您相比。左顾右盼，旁若无人，难道不是君子的壮志吗？这就像经过屠夫门前而大口咀嚼，虽然得不到肉，却觉得尊贵而且心情畅快【原注：桓谭《新论》说：人们听说长安快乐，就出门面向西方而笑；知道肉味鲜美，就对着屠夫门大口咀嚼】。在这种时候，真想把泰山举来作为肉，把东海倾来作为酒，砍伐云梦的竹子制成笛子，砍下泗水之滨的梓木制成筝；吃东西像填满巨大的沟壑，饮酒像灌入漏底的酒器，那种快乐实在难以估量，难道不是大丈夫的快乐吗？然而岁月不肯等待我们，太阳运行得很快，见面时光消逝迅速，分别却像参星、商星那样相隔遥远。想着要按住六龙的头，停住羲和的缰绳，折下若木的花朵，关闭蒙汜的山谷【原王逸注：若木在昆仑山，《楚辞》说它出自旸谷，次于蒙汜】；但天路高远，实在久久没有机会。思念留恋，辗转反侧，怎么办，怎么办？” 收到您寄来的音讯，文采曲折有致，明丽如春天的花朵，清新如清风。反复吟咏，心胸开阔，仿佛又见到了您的面容。各位贤者所写的文章，想来已经送回您任职的地方，您也会再三吟咏它们吧。可以让喜好此事的小吏把它们背诵出来。文章的写作本来就很难，不只是今天如此，古代的君子对此尚且有所忧虑。家中有千里马却不加珍爱，人怀有盈尺之璧而和氏璧也就不显得珍贵了。君子却不懂音乐，古代通达的论者认为这是有所通达而又有所蒙蔽。墨翟不喜欢歌舞伎乐，为什么经过朝歌时要回车呢？您喜好歌舞伎乐，却恰好在墨翟回车的县里【原注：《汉书·邹阳上书》说：里名叫胜母，曾子不进去；邑名叫朝歌，墨子回车】；想来您会帮助我张大眼界。又听说您在那里，自然有很好的政绩。求取却得不到的事情是有的，从来没有不求取就能得到的事情。况且改变车道、改易行事方式，不是善于驾车的造父、王良所采用的驾御方法；更换百姓来治理，也不是楚国、郑国的治理之道【原注：《战国策》说：赵造对赵王说：“我听说，圣人不更换百姓而施教，智者不改变风俗而行动。”《史记》说：楚国有叔孙敖，郑国有子产，两国都得到治理，这就是不更换百姓】。希望您努力去做，仅此而已。我正好在接待嘉宾，口头答复到这里。” 前面所写没有把往来情形全部说尽。吴质多次致信答复说：“您的信到了，承蒙您惠赐的礼物。拆开信封展开纸张，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多么宏伟华丽，又是多么深情周到地慰问劝勉我啊！登上东岳泰山之后，才知道梁山山势的曲折绵延；侍奉至尊之后，才知道百里之才的卑微浅陋。自从回转车驾开始，我俯身思量了五六天，直到十天半月，精神恍惚，思绪飞越，惘然若有所失。我并不敢羡慕那显贵荣耀的美盛，也不是仰慕猗顿的财富【原注：《孔丛子》说：猗顿是鲁国的贫穷士人。耕田常常挨饿，养蚕常常受寒；听说朱公富有，便前去询问致富的方法。朱公告诉他说：“你想迅速致富，就应当畜养五头母牲畜。”于是猗顿到了西河，在猗氏南面大量畜养牛羊，十年之间，繁殖的牲畜多得无法计算，资产可与王公相比，名声传遍天下；因为在猗氏兴起了富业，所以称为猗顿】；实在是因为我的身份卑贱如犬马，德行轻微如鸿毛。竟然能够经过玄阙，排开金门，进入玉堂，在前殿俯伏于空栏之前，临近曲池举杯行觞。既有损失威仪礼制之处，言辞又有泄露失当之处；虽然倚仗平原君养士的美德，却惭愧自己没有毛遂那样锋芒显露的才能；深深感念薛公屈尊礼贤的礼节，却没有冯谖营造三窟那样的功效【原注：《战国策》说，孟尝君到薛地就国，冯谖说：“狡兔有三个洞穴，不过可以免于一死。”

译如今您还少一个洞穴，仍然可以高枕而卧。请允许我替您再凿成两个洞穴。”孟尝君于是给他车五十乘、黄金五百斤，让他向西游说魏国。梁惠王聘请孟尝君，齐王听说后，君臣都感到恐惧，便派太傅向孟尝君致意说：“希望您顾念先王的宗庙，暂且回国统率万民。”冯谖对孟尝君说：“请把先王的祭器取来，在薛地建立宗庙。”宗庙建成后，他回来拜见孟尝君，说：“三个洞穴都已经完成，请您高枕而卧、尽情享乐吧”】；又多次承蒙信陵君虚左相迎的恩德，却没有侯生那样值得称道的美德【原注：《史记》说：魏公子带着车马，空出车子的左位，亲自到夷门迎接侯生。侯生整理好衣冠，径直登车坐在公子上座，不向公子谦让，是想借此观察公子。公子手握缰绳，态度更加恭敬。侯生对公子说：“今天我侯嬴替公子所做的事，也算足够了。市上的人都把我侯嬴看作小人，却把公子看作尊长、能礼贤下士的人”】。以上这些事情，正是我吴质积愤于胸中、怀着眷恋而忧闷不乐的原因。若追述前次宴饮，认为那次还没有尽兴，想把海水倾来作酒，把群山合来作菜肴，砍伐云梦的竹子，砍下泗水之滨的梓木，然后尽情满足高雅的兴致，充分抒发欢乐的情怀，那确实是公子的壮观之举，不是我这种鄙陋之人所能企及的。” 如果说吴质的志向，确实在于奉事君主，那么他愿意交还官印、脱下朝服，早晚侍奉在君主身边，钻研仲父的遗训，阅览老子的要言；面对清酒却不饮用，抑制美味佳肴而不享用，即使西施从帷帐中出来，嫫母在身旁侍奉，【原注：《越绝书》说，越王于是装饰美女西施，派大夫种把她献给吴王。《楚辞》说：“西施美好却不能被召见，嫫母丑陋却天天侍奉身旁。”王逸说：嫫母是丑女。】这才是盛大德行所履行的道路，是明哲之人所保持的操守。至于近来所见的情形，实在足以荡涤鄙陋的心胸。秦筝弹奏着清越的音调，十六名女子轮番演奏；埙、箫在华屋中激荡，云鼓在座位右边震响。耳中喧闹得几乎听不见别的声音，情绪在鞍马上跃动。那情形仿佛可以向北震慑肃慎，使他们进贡楛矢；向南震撼百越，使他们献上白雉。【原注：《尚书大传》说：交趾以南有越裳国，周公摄政第六年制定礼制作乐，天下太平，越裳国用三头大象，经过九重翻译来献白雉，说：“道路遥远，山川险阻幽深，担心使者不能通达，所以经过多重翻译来朝见。”成王把白雉转赐给周公，周公说：“德行没有施加于他们，君子就不享用他们的贡物；政令没有施行于他们，君子就不把他们当作臣民。我凭什么得到这份赐物呢？”越裳使者请求说：“我国年老的人奉命告诉我：上天长久没有刮烈风、下暴雨，想来中原有圣人吧？如果有，为什么不前去朝见呢？”周公于是把白雉归还给成王，称颂先王的神明，将它荐献于宗庙。】又何况权、备二人，那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呢？回去治理政务、吟诵文采，所写文章观察起来英俊奇伟，实在是辞赋颂赞中的宗师，是作者的老师。众位贤者所写的文章，也各自有自己的志趣。从前赵武经过郑国，七个儿子作诗赋诗，《春秋》记载了这件事，把它作为美谈。【原注：《左氏传》说：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赵孟说：“七位公子跟随国君来宠幸我，请都赋诗来完成国君的恩赐，我也借此观察七位公子的志向。”展禽赋《草虫》，伯有赋《鹑之奔奔》，子西赋《黍苗》第四章，子产赋《隰桑》，太叔赋《野有蔓草》，叔段赋《蟋蟀》，公子段赋《桑扈》。】我是小人，没有办法承受您的命令，而且所写答谢的辞句丑陋、意义浅薄，再三修改，惭愧得汗流满面。这个地方的人熟习辞赋，三事大夫没有不背诵的，哪里只是小吏呢？您再次赐予厚意，用苦心之言教导我政事，恻隐怜悯的恩情，在文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翟因朝歌而回车，而我在这里已经四年；虽然没有德行使百姓作歌起舞，但儒家、墨家的不同，本来已经很久了。然而一旅之众，不足以扬名；脚步所及的近处，不足以施展踪迹。如果不改变道路、改换驾车方式，将凭什么发挥自己的力量呢？如今处在这种环境中却想求取大功，就像绊住良马的脚，却责令它承担奔驰千里的任务；又像把猿猴关在栏槛里，却希望它施展灵巧敏捷的本领。【原注：《淮南子》说：给骏马套上两重羁绊，却要求它到达千里之外；把猿猴放进栏槛，它就和猪一样，并不是它不灵巧敏捷，而是没有地方施展才能。】承蒙您如此体恤，我不胜感激，谨附上这封信作为答复，不敢写得过于繁冗。后来转任元城令，魏郡发生大疫，诸位贤者相继沦亡，太子曹丕为此悲伤，给吴质写信说：“岁月容易流逝，分别以来转眼又三年了。看不见东山，尚且感叹它遥远，何况还要越过它，思念之情怎么能够承受？虽然书信往返，却不足以解除心中的劳结。从前发生疫病，亲朋故旧多遭灾祸，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同时去世，悲痛哪里说得尽！从前游玩相处，出行就同乘一车，停下就相互接席，什么时候有片刻分离？每当酒杯流行、丝竹齐奏，酒酣耳热，仰面作诗，在那种时候，忽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快乐。原以为百年之内都能长久相互保全，哪里想到几年之间，凋零殆尽，说起来真令人伤心。近来我编撰他们的遗文，总共编成一集；看见他们的姓名，已经列入鬼籍。追想从前的游乐，仿佛还在眼前和心中，而这些人都化成粪土，再能说什么呢？” 观察古今文人，大多不拘小节，很少能靠名节自立；唯独伟长徐干内怀文章才华而外守质朴，恬淡少欲，有箕山高士的志向，可以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成就一家之业，文辞义理典雅，足以流传后世，这个人可以不朽了。德琏应玚常常有斐然著述的意向，才学足以著书，但美好的志愿没有实现，实在令人痛惜。间或逐一阅读诸人的文章，面对它们擦拭眼泪，既为逝者悲痛，也是在自我感念。孔璋陈琳的章表尤其刚健，虽有时显得繁多富丽；公干刘桢有超逸的气势，只是还不够遒劲。至于他的五言诗，在当时精妙绝伦；元瑜阮瑀的书记文章轻快华美，实在非常令人喜爱。仲宣王粲唯独擅长辞赋，可惜他的文气柔弱，不足以振起文章；至于他所擅长的方面，古人也没有能够远远超过他的。从前伯牙在钟子期死后断绝琴弦，孔仲尼在子路死后覆倒肉酱，是怜悯知音难遇，悲伤门人不能赶上他。【原注：断琴弦的事见前注。《礼记》说，孔子在中庭哭子路，有人来吊唁，孔子拜谢；哭完后，叫来使者询问死因，使者说：“被剁成肉酱了。”孔子于是命人覆倒肉酱。】诸位贤者只是没有达到古人的程度，却是当时的俊杰。如今仍然活着的人，已经比不上他们了。

译后辈值得敬畏，后来者难以欺骗；然而我和您恐怕来不及见到他们了。如今年岁渐长，心中所怀的事情有万端；有时有所忧虑，甚至整夜不能入睡。什么时候再能像从前那样呢？如今已经成了老翁，只是头发还没有全白罢了。光武帝说自己年已三十，【谨案：《后汉书·隗嚣传》说“年将近四十”，《文选》作“年三十多岁”，这里写“年已三十”，大概沿袭《陈志》的错误。】他在军中十年，经历的事情不止一件；我的德行虽然比不上他，年龄却和他相同，以犬羊般的资质，穿着虎豹般的文采，没有群星的光明却借助日月的光辉，行动便受到众人注目，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恐怕永远不能再有从前那样的游乐了。年轻力壮时真应当努力，年华一旦过去，哪里还能攀援追回？古人想要手持蜡烛在夜间游玩，确实是有道理的。近来你用什么自我娱乐？是否还颇有著述？我向东遥望，忧闷不已，裁纸写信抒发心意。吴质回信说：读到您的亲笔信，追念亡者、忧虑生者，深厚的恩爱都表现在文字之中。日月渐渐流逝，岁月不等待我们。从前侍奉在您身边，与众贤者同席，出行有车马之乐，入内有管弦之欢；置酒畅饮，赋诗祝寿，自以为可以始终相互保全，一同施展才能，为明主效命。” 哪里想到几年之间，死去的几乎都已经尽了？只有我一个人有什么德行，能够长久活着？陈琳、徐干、刘桢、应玚的才学著作，确实如您的信中所说；可惜他们没有完成心愿，实在令人痛切。这几个人，确实是适合从容侍从的人才。至于邻境有忧患、群臣纷乱、军事事务接踵而来、羽檄在各处交相奔驰时，诸位贤者就不是能够担当这种事务的人了。从前孝武帝时期，文章最为兴盛，像东方朔、枚皋一类人，不能持守论说，也就是阮瑀、陈琳一类人。只有严助、吾丘寿王参与闻知政事，但他们都不能谨慎自守，虽然善于为国谋划，最终还是失败灭亡，我私下以此为耻。至于司马长卿称病逃避政事，把著书作为要务，那么徐先生大概可以接近他了。可是如今他们都已逝去，成为异世之人。后来的君子，实在值得敬畏。我想您受到君主优厚的礼遇，处在典籍的场所、篇章的园囿之中，发言抗论，穷究义理而尽其精微；铺陈文采下笔，鸾龙般的文章便奋然而出。虽然您的年龄和萧王相同，才华却实际超过他百倍，这就是众人的议论所以归于推崇、远近所以异口同声的原因。然而年岁像坠落一样流逝，如今我已经四十二岁，鬓边生出白发，忧虑一天比一天深，确实不能再像平日那样了。只想保全自身、谨慎行事，不踏入有过失的地方，以免成为知己的牵累罢了。游宴的欢乐，很难再次遇到；盛年一旦过去，实在无法追回。我有幸得到下愚的才质，又遇到风云际会；如今时光推移、年齿渐长，只能徒然忧苦，却还想触胸奋首，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胜思念之情，您的来信我已经全部领会，所以略微陈述我的至情。曹操向西征讨时，太子曹丕在孟津，小城吴质给他写信说：“季重平安吗？路途虽然狭窄，官职守土又有一定限制，但思念之情实在难以承受。您所治理的地方偏僻，书信问候又很简略，更加使我增添劳苦。每每想到从前在南皮的游乐，实在不能忘记。既精研六经，又纵览百家，间或弹棋，最终以六博作乐。【原注：《艺经》记载弹棋的规则：两人对局，黑白棋各六枚，先把棋子排列相对，先手弹三次；弹不动时各去一枚棋子，先补角。《世说》记载弹棋。】从魏宫出来，大概用头巾的角拂动棋子。【原注：原文“出魏宫”以下注文疑有错简。】高谈阔论以娱乐心情，哀筝顺耳；驰骋于北场，在南馆寄食；把甘美的瓜漂浮在清泉中，把红色的李子沉入寒水里。明亮的太阳落下后，接着是皎洁的月亮；我们同车并载，游览后园。车舆缓缓行进，宾客侍从全都没有声音。夜间清风吹起，悲凉的胡笳响起。欢乐过去，悲哀到来，令人凄然伤情。” 我回头说道：这样的快乐难以长久。您的同伴们都认为是这样。如今果然分别，各自在一方。元瑜阮瑀长久逝去，化作异世之人。每当想到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再谈论呢？现在正值宾客相会的时节，景风吹拂万物，天气和暖，各种果实都繁盛。按时驾车出游，向北沿着黄河曲折处前行；随从鸣笳为道路开路，文学之士乘坐在后车上。时节相同而人事已异，景物依旧而人却不同，我的劳苦思念怎么样呢？如今派骑兵到邺地，特意让他绕道来拜访您；出发吧，请您自爱。曹丕即王位后，又给吴质写信说：“南皮游乐时还活着的有三个人。烈祖飞龙在天，有的成为将领，有的成为侯爵；如今只有您还停留在下土，跟随我游玩的地方，却唯独没有进到朝廷之门。酒器空了，小酒器也感到羞耻，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道路并不遥远，如今再次互通音信。”当初，曹真、曹休也和吴质等人在渤海游玩相处。当时曹休、曹真因为是宗室亲属，都接受爵位封赏，成为列将，而吴质仍然只是长史。曹丕想到吴质对此有所失望，所以提到曹休、曹真来安慰他。曹丕篡夺帝位后，征召吴质到雒阳，任命为振威将军、北中郎将，封列侯，授假节，统督河北诸军事，治所在信都。黄初二年，召吴质入朝。曹丕和吴质、曹休欢宴，命郭后出来会见吴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曹丕说：“你仔细看看她，亲近宠爱就是这样。”黄初五年，吴质再次入朝，诏令上将军以及特进以下的官员都到吴质住处。大官供应宴饮器具，酒喝到兴浓时，吴质又想尽情欢乐。当时上将军曹真肥胖，中领军朱铄瘦削。吴质召来俳优，让他谈论肥瘦。曹真倚仗尊贵身份，耻于被戏弄，发怒对吴质说：“你想把我当作部曲将来对待吗？”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说，将军既然一定要让上将军服肥，就应当自己服瘦。曹真更加恼怒，拔刀瞪眼，说俳优敢于轻慢放肆，我就杀了你。于是辱骂座中众人。吴质按剑说：“曹子丹，你不过是案板上的肉罢了！我吞下你都不用转动喉咙，咀嚼你都不用摇动牙齿，你凭什么竟敢这样？”朱铄于是起身说：“陛下让我们来取乐、陪您罢了，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吴质回头呵斥他说：“朱铄，你竟敢破坏宴席！”各位将军都回到座位。朱铄性情急躁而恼怒，拔剑砍地，于是众人都散去。他倚仗权势、骄横豪放到了这种地步。【原注：《吴质别传》。】魏文帝去世后，吴质思念悲慕，作诗说：“悲怆忧愁怀抱深重忧患，深重忧患使人不能安居。来回徘徊不能坐下，进出行走迟疑不决。想到承蒙圣主恩德，荣誉爵位与众人相同。”吴质自以为终身的志气刚刚要得到舒展，为什么中途却被抛弃？”

译“抛下我归于黄泉，世间万物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眼泪像连串的珍珠一样落下，随着死亡而去也没有任何益处；身死之后姓名不能被记载，只能慷慨而又自我勉励，希望成为刚烈的大丈夫。”太和四年，吴质入朝任侍中。当时司空陈群掌录尚书事，吴质认为辅弼大臣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极力称赞骠骑将军司马懿忠诚、明智、公正至极，是国家的重臣。陈群是从容安静的人，身居重任却不处理政事，并不是担任国相的人才；明帝曹叡深深采纳了吴质的意见。这年夏天，吴质去世。起初吴质出身寒门，在贵戚之间游玩，却不受乡里重视；即使出仕本国，仍不能列入士人行列。太和年间入朝后，吴质自以为没有得到本郡优待，对司徒董昭说：“我想把乡里人都淹死。”董昭说：“您姑且停下吧，等您八十岁时也不能够完成淹死人的人数。”吴质死后，有司认为他倚仗威势、肆意妄为，谥号为丑侯。吴质的儿子吴应仍然上书申辩父亲的冤屈。正元年间才改谥为威侯。从吴质以及颍川邯郸淳、繁钦，【原注：“繁”的读音为婆。】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王象、下邳桓威、天水薛夏等人，都有文采，却不在建安七子之列。应玚的弟弟应璩，应璩的儿子应贞；阮瑀的儿子阮籍；谯郡嵇康等人，也都凭文章显名。丁仪、丁廙、杨修、阮籍、嵇康都各自有传。邯郸淳又名邯郸竺，字子叔，博学多才，有文章，又擅长《苍颉篇》《尔雅》、虫书和篆书，以及许慎《说文解字》的字义。初平年间，他从三辅作为客人来到荆州。曹操进入荆州后，早就听闻他的名声，召来相见，非常敬重并认为奇异。当时五官将曹丕广泛延请英才，也早已听闻邯郸淳的名声，便启奏想让他列在文学官属之中。临淄侯曹植也求取邯郸淳。曹操派邯郸淳到曹植那里，曹植备办酒肉，与他谈论文辞、兵法以及当代事务，纵横驰骋，没有穷尽。邯郸淳出来后赞叹曹植的才华，称他是天人。【原注：《魏略》说：太祖派邯郸淳去见曹植，曹植刚得到邯郸淳，非常高兴，请他入座，却没有先和他交谈。当时天气炎热，曹植便叫随从取水给自己洗浴，洗完涂粉，于是披散头发，拍着裸露的肩膀跳胡舞，跳五次跶跳，击剑九次，又背诵数千言的俳优小说；完毕后对邯郸淳说：“邯郸先生觉得怎么样？”于是才重新穿衣戴帽，整顿仪容，与邯郸淳评论混沌初分、天地造化的根源，品评万物区别的意义；随后讨论伏羲以来贤圣、名臣、烈士的优劣差别，再吟诵古今文章、赋、诔以及任官理政应当先后的道理，又讨论用武行兵、祸福倚伏的形势；于是命令尉、宰不断送来酒肉，座席之间寂然无声，没有人能与他抗衡。】到了傍晚，邯郸淳回去后，对他所认识的人赞叹曹植的才干，称他是天人。】当时太子还没有确定，曹操不久对曹植产生了意向，而邯郸淳屡次称赞曹植的才能，因此曹丕很不高兴。曹丕篡位后，任命邯郸淳为博士给事中。邯郸淳作《投壶赋》一千多字进献，曹丕认为写得精巧，赏赐绢帛一千匹，不久去世。繁钦，字休伯，颍川人，凭文才和机辩在汝颍一带年轻时就获得名声。繁钦长于书记，又擅长诗赋，任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去世。【原注：《文帝集序》说：皇帝西征时，我留守谯地，繁钦随从。当时薛访的车子善于喉音转折，能发出与胡笳相同的声音。繁钦写信告诉我，并极力赞叹这件事，虽然超过实际情况，但文章十分华丽。正月八日壬寅，任领主簿。繁钦死罪：近来屡次奉上书信，不足以自行陈说。近来广泛寻求奇异的歌伎。那时都尉薛访的车子年仅十四岁，能够用喉咙转声引调，发出与胡笳相同的声音。我把他上呈请求观看，果然如他说的那样。当天共同观看试演，才知道天地所生，确实有自然奇妙之物。内在气息潜转，悲哀的声音向外激发；大声不高亢越出，小声也不幽暗散失。声音像旧胡笳那样悲凉，曲调比通常的更加优美。等到与黄门鼓吹温胡轮流唱和时，喉咙发出的声音，没有不相互应和的。】曲调曲折，有沉有浮，随即变化而合乎节拍。从最初呈试到中间二十天，温胡想要在自己不懂的地方逞强，仍然拿出一曲来较量；他的技巧已经用尽、心意也已穷竭，既然已经不能再奏，而这个孩子遗留下来的声音，却抑扬变化无穷。声音优游流转、不断变化，我的玩赏还没有尽兴。等到他清越激昂、悲声吟唱，夹杂着怨恨思慕，歌咏北方胡人的遥远征行，奏出胡马长久的思念，凄切深入肝脾，悲哀感动顽钝而艳丽之人。当时太阳已经在西边，凉风拂过衣襟；背靠山岭，面临溪水，泉水向东流去。同席的人仰头叹息，观看的人俯身倾听，没有不流泪落泪、悲怀慷慨的。自从左师史妠謇姐这些著名歌伎开始为人所知以来，耳目所见所闻的人都说，这是诡异奇特、从未听闻的事。我私下认为圣上天性兼爱并且喜好奇异之物，所以借这封笺先行禀告；把事情曲折详细地报告，恭敬地想象圣上一定会含有余欢。希望事情尽快办完，立即侍奉圣上的光尘，亲临庭阶观看，和您一起听这支曲调；宴饮欢喜的快乐，大概也会无可限量。繁钦死罪，死罪。考察目录，这里以下原有荀纬传，如今缺失。】王象，字羲伯，年轻时被同郡的杨俊所知，等到长大后，有才学和志节。建安年间，他和荀纬等人都受到太子曹丕礼遇。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人去世后，在新出现的人才中，只有王象的才华最高。曹丕篡代汉朝以后，任命王象为散骑侍【缺字】郎，升任常侍，封为列侯，又接受诏命编撰《皇览》，让王象兼领秘书监。王象从延康元年开始编纂，经过几年完成，收藏在秘府中，共四十多部，每部数十篇，总计八百多万字。王象性情宽和厚重，文采温润雅正，因此京城的人都称赞他，称他为儒者的宗师。曹丕到宛城时，下诏百官不得干预郡县事务。等曹丕抵达宛城，宛县令不明白诏令【缺字】的意思，便关闭了城门。曹丕大怒说：“我是来做寇贼的吗！”于是逮捕宛县令和太守杨俊。曹丕下诏询问尚书：“汉明帝杀二千石官员时，王象看过诏书，知道杨俊不能免死，于是在我面前叩头，额头流血，血流满面，请求把杨俊的死罪减轻一等。”曹丕没有回答，想要进入禁中。王象拉住曹丕的衣服，曹丕回头对他说：“朕知道杨俊和你有本末之亲。现在如果听从你的请求，就是没有朕这个君主；你宁可没有杨俊，还是宁可没有朕？”王象见曹丕言辞严厉，便缩回了手。曹丕于是进入禁中决定杨俊的刑法，然后出来。王象自己悔恨没能救杨俊，便发病去世。【谨案：目录在此以下有《桓威传》，现在缺失。】薛夏，字宣声，博学多才，擅长写文章。天水郡过去有姜、阎、任、赵四个姓氏势力强盛、声望显赫；郡中只有薛夏是单门小户，但他不肯屈服。

译四姓想要共同治理薛夏，薛夏于是逃走，向东前往雒阳。曹操早就听说他的名声，对他十分礼遇。后来四姓又派囚徒从远处牵引薛夏的罪名，移文颍川郡将他逮捕下狱。当时曹操在冀州，拍手说：“薛夏没有罪，是汉阳那些人只想杀他罢了。”于是告知颍川郡，让其审理后释放薛夏，召来任命他为军谋掾。曹丕赞赏他的才干，黄初年间升任秘书丞。曹丕每次与薛夏推究讨论书籍经传，都不直呼他的名字，而称他为薛君。薛夏非常贫困，曹丕看到他的衣服单薄，便解下自己所穿的袍子赐给他。后来征东将军曹休入朝，曹丕正与薛夏有所咨询讨论，外面奏报曹休到了，曹丕把他引入，安排坐定后，指着薛夏对曹休说：“这是秘书丞、天水人薛宣声，应当和他共同谈论。”薛夏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太和年间，薛夏曾因公事被移文兰台。兰台认为自己也是台，秘书署只是署，认为薛夏不应被移交，便推说移交应当有承担罪责的人。薛夏答复说：“兰台是外台，秘书是内阁，台阁本来就是一体，有什么不能相互移交的？”兰台理屈，无法反驳，从此以后便把相互移交当作常例。薛夏去世时，朝廷命令他的儿子不要把灵柩送回天水。【谨案：《大典》所载《续后汉书》散条中有《薛夏传》，但目录没有此传；本书在《吴质传》之后，把薛夏列在王象、桓威之下，现在依从这一编排。】应璩，字休琏，博学，喜欢写文章，擅长撰写书记。应璩历经曹丕、曹叡两代，担任散骑常侍。曹芳即位后，逐渐升任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执政时，多有违犯法度的行为，应璩作诗讽刺他。诗中言辞虽然颇为谐谑诙谐，却多切合当时的要务，世人共同传诵。后来又任侍中、著作。嘉平四年去世，追赠卫尉。他的儿子应贞，字吉甫，年轻时便以才华闻名，善于谈论。正始年间，夏侯玄声名很盛，应贞曾与夏侯玄同坐作诗，夏侯玄很欣赏玩味，推荐他取得高等科第，历任显要官职。晋武帝任抚军大将军时，让应贞参军事。晋武帝篡代魏朝后，应贞升任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又凭借儒学与太尉荀顗共同撰定新礼，但事情还未施行，泰始五年去世。应贞的弟弟应纯，应纯的儿子应绍，永嘉年间任黄门侍郎，被东海王司马越杀死。应纯的弟弟应秀，应秀的儿子应詹，任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史臣评论说：我曾读曹丕写给吴质的信，没有一次不击节称叹。信中的文辞气势瑰奇伟丽，卓异飘忽，仿佛撼动天地。曹丕当面对客人口授成文，神采敏捷，这真是短篇文章中的奇才。吴质勉强努力地奉答，拿车载的鱼目去偿还夜光珠，因此每每感到羞涩。两人的笔力和气格相差悬殊，竟到了这样的程度。然而曹丕、曹植多次写信讨论当时的文士以及文章的得失，其中含有敬畏之意；那么吴质虽然不在“建安七子”之列，也一定有超过常人的才度。刘廙，字恭嗣，是南阳人。他的祖先是汉朝宗室，被封为安众侯。刘廙十岁时，曾在讲堂上嬉戏。颍川人司马德操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孩子，小孩子！你内含黄中，通达事理，难道自己知道吗？”刘廙的哥哥刘望之，在世上很有名望。荆州牧刘表征召他为从事，但他的两个朋友都因谗毁而被刘表杀死。刘望之又因直言劝谏不合刘表的心意，便交还符传请求告老归乡。刘廙对刘望之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孔仲尼转回车轮。”【原注所引《新序》详述赵简子欲专天下、杀窦犊犨和铎鸣，并欲杀孔子，孔子遂回车不渡河而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现在哥哥既然不能像柳下惠那样，在内处世而与世俗和光同尘，就应当效法范蠡，在外变换身份、迁徙化居。【原注所引《史记》记范蠡灭吴雪耻后，乘扁舟改名换姓，先后在齐国称鸱夷子皮、在陶地称朱公，经营产业，随时势积聚财货，并多次分财给贫民。】与昆弟交往、施财，这就是所说的富有而乐于施行德行。迁徙化居，就是迁移并使有无互相流通。”如果只是坐着而自绝于时势，恐怕是不可以的。刘望之不听从，没过多久又被害。刘廙害怕，逃往扬州，途中写信向刘表谢罪说：“我考父过去承蒙您的恩过，分外受到荣宠和显要任用，却没有像管仲辅佐桓公那样的功业。孤立的德行使我遭受死亡，精诚也没有实现。哥哥刘望之曾受到礼遇，但过去既没有建立继承先人、光显前业的功绩，行为又不合规矩而不周密，以致招来祸害。这实在是明神没有保佑，上天降下灾祸。如今悔恨和忧患已经造成，哀号也来不及了。我的愚昧浅薄，使言语行为多有违失，害怕在三次流言浸润之下，考父对我的爱已经衰减，而对望之的责罚还在，这一定会伤害上天慈爱之意。过去的情分已经断绝，家门将要灭亡，成为明智之人的笑柄。因此我逃走远行，永远踏上渡川的道路。当天到达庐江浔阳。过去钟仪有南方音调的操持，椒举有分荆而坐的思念，虽然相隔遥远，却如同近在咫尺，哪里敢忘记您从前的恩惠。”【原注所引《左氏传》记伍举与声子在郑国郊外相遇，分荆而坐，一同进食交谈。】于是乘一叶扁舟，改名换姓，到了齐国，自称鸱夷子皮；到了陶地，自称朱公。朱公认为陶地处天下中心，诸侯四方相通，是货物交易的地方。于是经营产业、积聚货物，随着时势逐利而不向别人索取。所以，善于经营生计的人，能够选择合适的人才，并利用有利的时机。十九年间，三次积聚到千金，两次把财物分给贫困者和兄弟。这就是所谓富有而乐于施行德行的人。〔原文“迁化”及注文“▯迁有无化居也”字句有讹误，疑指调剂有无、经营囤积，具体含义不能确定。〕坐在那里而自行与时势断绝，实在是不可以的。望之不听从，不久又受到伤害。廙害怕了，逃往扬州，在途中写牋上表谢罪说：“〔原文“考匊过防”字句有讹误，含义不详。〕我有幸遇到荣宠，获得显要的授任，却没有管仲辅佐桓公、成就桓文之业那样的功烈。我自身德行孤薄，以至丧命，精诚之心也未能实现。兄长望之受到礼遇，从前既没有营建堂宇、显扬先人的功绩，又因〔原文“中规不宻”字句有讹误，具体含义不详〕，以致陷入祸患。这实在是明神没有保佑，上天降下的灾祸。悔恨和过失所造成的负累，悲哀号哭也来不及挽回。廙愚昧浅薄，言语行为多有违失，害怕有流言逐渐浸润、三次传播便使人相信的情形。〔原文“考匊”字样疑误〕的爱护已经衰减，望之的责备仍然存在，必定会伤害上天的慈爱。过去的情分已经断绝，家门也将覆灭，成为明智之人的笑柄。因此我逃亡奔走，长久跋涉于水陆道路。当天便到达庐江的浔阳。过去钟仪有南方音调的操持，椒举有分荆而坐的思念；即使相距遥远，也如同近在咫尺，怎敢忘记从前的恩惠。”〔原注：《左氏传》说：当初楚国的伍参与蔡国太师子朝交好，他的儿子伍举又同声子相友善。〕

译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任申公时逃亡。楚国人说：“是伍举把他送走的。”伍举逃到郑国，准备再逃往晋国。声子将要去晋国，在郑国郊外遇见伍举，便分开荆条相对而坐，一同进食交谈。声子又说：“这次出行，我一定使你恢复故位。”傅子说：刘表杀死刘望之后，荆州士人都感到自身危险。刘表本心对刘望之并不轻视，只是刘望之以正直触犯了他的感情，谗言才得以进入他的耳中，这是因为他没有容纳直言的度量。占有整个楚地，却不能成就功业，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点。夷叔触犯周武王而成就名声，丁公顺从汉高祖却遭到杀戮，两个君主的器度相差很远。如果君主的器度不宽远，只顺从偏狭的心意，就很难容纳百姓、蓄养众人了。”于是刘廙归附曹操。曹操征召他为丞相掾属，转任五官将文学。曹丕非常器重他，命令刘廙把草书传授给自己。刘廙回信说：“起初我认为尊卑之间不能逾越礼制的常规，所以贪守微小的节操，不敢学习草书。如果一定要遵从您的严命，我确实知道谦逊自守的本来习惯不值得看重特殊。如果您能像这样礼贤而不轻视寒门，使郭隗不被燕国轻慢，‘九九’这样的微末技艺不被齐国忽视，那么乐毅自然会到来，霸业也会因此兴盛。”【原注所引《战国策》记有人以“九九”之术求见齐桓公，齐桓公不接纳，那人说：九九是小技，君主尚且接纳，何况比九九更大的才智呢。】于是齐桓公设置庭燎之礼接见他。过了不久，隰朋从远方来到齐国，霸业于是得以成就。”这样既不损害匹夫的节操，又成就巍巍的美名。我虽然愚昧迟钝，又怎敢推辞。魏国初建时，刘廙任黄门侍【缺字】郎。曹操在长安，想亲自进攻汉中，刘廙上奏说：“圣人不凭借智术轻视世俗，君主不因进言者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所以能在千百年后成就功业的人，一定能从近处察知远处；智慧足以独断的人，也不以向地位低下者请教为耻。想要广泛采纳意见，就一定要尽听众人的意见。我又想到，韦弦并不是能说话的东西，圣人却引它来纠正自己；臣才智昏暗浅薄，愿意把自己比作韦弦。过去乐毅能够凭弱小的燕国击破强大的齐国，却不能凭轻兵平定即墨，这是因为为自己谋划的人，即使弱小也必然稳固；想要自己崩溃的人，即使强大也必然失败。自殿下起兵以来，已经三十多年，敌人没有不被击破的，强国没有不服从的。如今凭借天下的军队和百战百胜的威势，而孙权凭借吴地险要据守，刘备不向蜀地归顺。夷狄的臣民，不能与冀州的士卒相比；孙权、刘备的实力，也不能与袁绍的事业相比。然而袁本初已经灭亡，而这两个寇敌还未被击败，并不是他们比现在昏暗弱小、比过去更有智谋武力，而是因为为自己谋划者与想要自行崩溃者，所处形势不同罢了。” 所以周文王讨伐崇国，三次出兵仍不能攻下，返回后修养德行，后来才使崇国服从。秦国被诸侯征讨时，诸侯必然服从；等到兼并天下，向东称帝，一个平民大声一呼，社稷便因此毁灭，这是因为力量在外消耗殆尽，却不顾恤内部的百姓。臣担心边境的寇敌未必比六国更强，而当世又不缺乏人才，国家土崩瓦解的形势，这不能不察看。天下有重大的获得，也有重大的失去：形势可以取得，而我们努力去取得，这是重大的获得；形势不可以取得，而我们仍努力去取得，这是重大的失去。如今的计策，不如衡量四方险要，选择关键要害之处防守；选用天下的精锐士卒，随着各方面的情况每年轮换。殿下可以在宽广的屋宇中高枕无忧，暗中思考治理国家的办法，广泛致力于农桑，办事遵从节约；这样修治十年，国家就会富裕，百姓就会安定。曹操于是上前回答刘廙说：‘不只是君主应当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主。如今想让我坐着实行西伯的德行，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魏讽谋反时，刘廙的弟弟刘伟被魏讽牵连，按法应当连坐处死。曹操下令说：‘叔向没有因弟弟叔虎而获罪，这是古代的制度。’于是特别赦免刘廙，不再追问，只把他调任丞相仓曹属。刘廙上奏谢罪说：‘臣的罪过本应使宗族倾覆，灾祸本应使全族覆灭；幸遇天地神灵，恰逢时运到来，犹如扬汤止沸，使将要焦烂的东西免于焦烂；又像在寒冷的灰烬上升起烟，在已经枯死的树木上重新开花。万物不能报答天地的施恩，子女不能向父母谢报养育之恩，臣愿以死效命以报答您的艰难，用文字陈述。’起初，刘伟与魏讽友善，刘廙告诫他说：‘交友的美好，在于能够结交贤人，不能不详细审慎。而世上的交友之人，不审慎选择对象，只求联合党众，这违背先圣交友的意义，不能叫作厚待自己、辅助仁德。我看魏讽不修养德义，只专心于聚合党徒，华而不实，这不过是扰乱世间、窃取名声的人罢了。你要慎重，不要再同他交往。’刘伟始终不听，所以遭逢了这场灾难。刘廙上奏论述治国之道说：‘从前周朝有十位乱臣，其中还有一位妇人，实际只有九人罢了。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正是这样吗？贤能之人本来就难以得到，何况经历祸乱之后，百姓凋敝殆尽，士人能够存活下来的大概也没有多少。股肱大臣的重要职位，以及州郡督司、边疆方面的重要职任，虽然官职都已设置，也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并不是选任者不用心，而是人才匮乏造成的。何况长吏以下各种官职和较小的任用，难道能够全部精心选拔、得到合适的人吗？其办法不如用法令督责他们；否则频繁调换，来往不断，迎送的烦劳不可胜数。调换之间，常有奸巧之徒钻营，他们既不了解政事，执政者也因为不能长久安任，知道恩惠和利益不能在自己任内成就，反而只求苟且免除祸患，于是都不会尽心抚恤百姓，而只梦想获得声誉。’ 这并不是治理政事的根本用意。如今用来黜免或升进官吏的标准，近来往往只是依据州郡的毁誉，听信往来之人的浮泛言论，也没有取得实际情况来考核他们的能力。长吏之所以称为优秀，在于奉行法令、忧虑公事、抚恤百姓。这三件事，有时州郡认为不方便，有时往来之人感到不安，而长吏仍坚持这样治理；即使因此考察他的声誉，未必会得到美誉，甚至可能有所缺失；相反，如果顺从众人而治理，即使做错了事情，声誉也一定会集中到他身上。长吏都知道黜陟取决于这些，又怎么能不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呢？我认为长吏都应当让他们任职稍久，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按年考核政绩，三年总计一次，然后再实行黜陟。考核都应当依据实际事务，不得依靠虚名。具体事务，都应以户口数量、所垦田地多少，以及盗贼发生、百姓逃亡叛离等情况，作为考核得失的标准。这样实行，那么无能的官吏修饰名声也没有益处，有能力的人没有名声也不会受损。法令一旦施行，即使没有各部门监察，奸诈的赞誉和虚妄的诋毁也都可以被清除。曹操认为刘廙的意见非常好。刘廙著书数十篇，又与丁仪共同讨论刑法和礼制，都流传于世。曹丕即位后，刘廙任侍中，赐爵关内侯。

译黄初二年去世，享年四十二岁，没有儿子，由弟弟的儿子刘阜承嗣。陈留太守刘阜的儿子刘乔，晋惠帝时任豫州刺史。当时东海缪袭、陈留苏林、任城孙该、河东杜挚都有才学，他们的著述也流传于世。缪袭，字熙伯，父亲缪斐，字文雅。缪袭博览经传，六次被公府征辟，征召为博士，都没有接受。后来被征辟到御史大夫府，历经魏朝四代，官至尚书、光禄勋。正始六年去世，享年六十岁。儿子缪悦，任晋朝光禄大夫；孙子缪绍、缪播、缪徽等，都因文学才能在世上显名。苏林，字孝友，博学多闻，各种书籍经传中的疑难问题，苏林都能解释，见解很有根本和要旨。建安年间，任五官将文学；黄初年间，任博士、给事中，年老后回到私第，国家有重大议论，便派人到他那里咨询，并多次加以赏赐馈赠。八十多岁时去世。孙该，字公达，喜爱学习，能写文章。二十岁时任上计掾，召为侍【缺字】中，著有《魏书》，升任博士、司徒右长史，又入朝任著作，景元二年任职期间去世。杜挚，字德鲁，起初上奏《笳赋》，被任命为司徒军谋掾，后来举为孝廉，授任侍【缺字】中，转任秘书。杜挚与毌丘俭是同乡，关系亲善，赠诗给毌丘俭，请求一丸仙药，想借此表达请其相助之意。毌丘俭作诗答复，但杜挚最终没有升迁，死在秘书任上。【原注《文章叙录》所载二人诗文，记杜挚感叹自己久不得志，向毌丘俭求韩众药一丸；毌丘俭答诗说，凤凰翔集京城，人才正逢圣明时代，只须养精蓄锐，终有腾达之期；既然身体没有细小疾病，又何必询问良医，韩众之药即使良好，也未必能够医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千里〕 史臣评论说：刘廙才智明察而高远，劝谏曹操不要讨伐汉朝，担心这样会造成重大的失误。他以西伯比曹操，说曹操不知晓君主之道，这样的比拟并不相称，近于迂阔；但也不能说不是诚实不欺的言论。那么我把曹操比作周文王，难道不是自欺吗？刘廙论述治国之道，认为不应频繁更换太守、县令，不应依据声誉来实行黜陟，这些都是懂得治国体要的话。自从封建制度废除而实行郡县制，到汉孝宣帝时，长期任用太守、县令，增加俸禄、赏赐黄金而不调动，使官吏施展才能，使百姓熟悉教化，因此当时号称有很多良吏。至于考核名实是否相符、确实赏赐而必定惩罚，也都是汉朝的善政。刘廙对此已经有所见识。卫觊，字伯儒，是河东安邑人。年轻时早熟，以才学著称。曹操征辟他为司空掾属，授任茂陵令。尚书台【缺字】讨伐袁绍时，刘表作为袁绍的援助者，关中的各位将领又采取中立态度。益州牧刘璋与刘表有嫌隙，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命刘璋出兵牵制刘表的军队。到了长安，道路不通，卫觊无法前进，于是留在关中镇守。当时四方有大量流民返回，关中的将领大多招纳他们作为部曲。卫觊写信给荀彧说：‘关中是土地肥沃的地方，近来遭受荒乱，流入荆州的百姓有十万多家。听说本乡安宁，都盼望思归，但回去的人没有办法自谋生业。各位将领竞相招纳安抚，把他们作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同他们争夺，于是军队越来越强。一旦发生变故，必定留下后患。盐是国家的大宝，自从乱世以来，放任【缺字】，应当像从前那样设置使者监督盐的售卖，把所得价格增加用来购买耕牛。如果有归来的百姓，就用这些来供给他们，使他们努力耕作、积聚粮食，以使关中富足繁殖。远方的人听说后，一定会日夜争相回来。又应当让司隶校尉留下治理关中，使他成为主持此事的人；这样将领们的势力日益削弱，官府和百姓日益强盛，这是巩固根本、削弱敌人的好处。’荀彧把这番话报告给曹操，曹操采纳了。起初，朝廷派遣谒者仆射监督盐务，让司隶校尉治理弘农。关中服从后，朝廷才报告并召卫觊回来，逐步升任尚书。魏国建立后，任命他为侍中，与王粲共同掌管制度。起初朝廷辗转迁徙，台阁过去的事务大多亡失殆尽；迁都许县以后，渐渐建立纲纪，卫觊依据古代义理，进行了许多订正和确定。当时关西诸将表面上虽然心怀归附，内心却还不能信任。司隶校尉钟繇请求率三千士兵进入关中以外，托言讨伐张鲁，实际上想以兵力胁迫他们交出人质。曹操派荀彧询问卫觊，卫觊认为西方诸将都是崛起的武夫，没有称雄天下的意图，只求暂时安乐罢了。如今国家厚加爵号，使他们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如果没有重大事故，他们不会担忧发生变乱。应当为将来谋划；如果率兵进入关中，声称讨伐张鲁，而张鲁在深山中，道路不通，各个反叛者必然疑惑，一旦互相惊动，地势险要、人数众多，恐怕难以对付。有人把卫觊的意见呈给曹操，曹操起初认为很好，但因为钟繇亲自掌管这项职任，最终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军队刚一进发，关右地区便全部反叛。曹操亲自讨伐他们，仅仅得以平定，死者以万计。曹操后悔没有听从卫觊的意见，从此更加器重卫觊。曹丕即位后，卫觊调任尚书。不久又回到汉朝任侍郎，劝助并赞成禅代的道理，撰写文告、诏书、册命。

译曹丕称帝后，卫觊再次任尚书，封阳吉亭侯。曹叡即位后，进封閺【原注音“闻”】乡侯，食邑三百户。卫觊上奏说：‘九章律，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法典，用来断定刑罪，其中的意义精微深远，百里之内的长吏都应当懂得法律刑法。这是国家所看重的东西，却被私下议论的人轻视。狱吏掌握着百姓的生命，却是选用官吏的人所鄙视的职位。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请设置律博士，互相传授法律，事情于是得到施行。’当时百姓凋敝贫困，而徭役事务正繁重。卫觊上奏说：‘改变人的情性、勉强人做其不能做的事，是很困难的。臣下进言本来就不容易，君主接受进言也很困难。况且人所喜爱的是富贵显荣，所厌恶的是贫贱死亡；然而这四件事都由君上掌握。君主喜爱谁，他就富贵显荣；君主厌恶谁，他就贫贱死亡。顺从君主意旨的人受到宠爱，正是由此而来；违逆君主心意的人受到厌恶，也由此而生。因此人人都争相顺从君主意旨，躲避违逆君主心意；若不是要毁家为国、杀身以成就君主事业的人，谁能冒犯君主脸色、触犯忌讳，提出一个意见、开陈一种说法呢？陛下留意察看这些情况，就可以看见臣下的真实心情了。’如今议论政事的人大多喜欢说悦耳的话；谈到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到征伐，就把两个敌国比作狸鼠。臣认为不是这样。过去汉文帝时，诸侯势力强大，贾谊多次长叹，认为形势极其危险。何况如今四海之内分裂为三，各群士人都竭尽力量为各自的君主效命。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也不肯说自己是舍弃邪道而归于正道，都说是被困厄急迫所逼，这同六国分治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千里之内荒无人烟，遗民困苦，陛下如果不善于留意此事，百姓将会更加凋敝贫困，很难再振兴。按照礼制，天子的器物一定要有金玉装饰，饮食的肴馔一定要有八珍之味；至于遭逢灾荒，就要撤去常膳、降低服饰等级。既然如此，奢侈和节俭的尺度，必定要看世道的丰足或贫乏。武皇帝在位时，后宫膳食不过一肉，衣服不用锦绣，褥垫不加边饰，器物不用丹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把福泽留给子孙。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当今的事务，应当由君臣上下共同筹划，核算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勾践滋养百姓的办法，尚且担心来不及；可是尚方制造的金银器物，却逐渐增加扩大，工役不停，奢侈日益增长，国库日益枯竭。过去汉武帝相信求神仙之道，认为应当得到云表之露来服食玉屑，所以设置仙人掌承接高空的露水。陛下通达明智，常常对此加以讥笑。汉武帝有所求于露水，尚且还被人非议；陛下并不求取露水，却白白设置仙人掌，既无助于崇尚美好，反而耗费工力，这实在都是圣明的思虑所应裁减禁止的。卫觊历经汉、魏两朝，进言和纳谏都耿直恳切，大多如此。他接受诏命掌管著作，又撰写《魏官仪》，所撰述的文章共有数十篇。他喜爱古文、鸟篆、隶书、草书，没有不擅长的。卫觊去世，谥号为敬侯。卫觊的儿子卫瓘与敦煌人索靖都擅长草书。【原注记索靖字幼安，早知天下将乱，曾指着雒阳宫门的铜驼叹息，后来在战乱中任职并战死。】卫瓘的笔力胜过索靖，但楷书法度远不如索靖。当时卫瓘任尚书令，索靖任尚书郎，号称‘一台二妙’。汉末张芝特别擅长草书，评论者说卫瓘得到伯英的筋，索靖得到伯英的肉。【原注：张芝字伯英，最为知名，其弟张昶字文舒，也都擅长草书。】索靖作《草书状》，文辞说：‘圣王治理天下，随着时代采取适宜的办法。仓颉既已出现，便创制了书契；科斗书、鸟篆书，都是取法万物形象而造字。圣明睿智者不断变化通达，构思巧妙日益增多，于是损益隶书、草书，以崇尚简易。百官都得到整治，各项事业一并显美。这大概就是草书的形态：婉转像银钩，飘逸像受惊的鸾鸟；舒展翅膀尚未飞出，像要起身又安然停住。像虫蛇盘曲，有时前往，有时返回；又像身姿婀娜而柔弱，突然奋发而刚健。它游动放逸，顾盼向背，忽正忽斜；像骏马突然发怒，紧逼缰辔；又像海水起伏，扬起波涛；像芝草和葡萄，枝蔓相互连接；又像棠棣花朵和谐盛放，承载着花华。玄熊相对蹲踞在山岳之间，飞燕相互追逐而参差飞行。举目细察，又仿佛和风吹过树林，吹倒草、扇动树木；枝条顺着气流转动，彼此相互依附，姿态幽美，随着形体铺展，纷纷扰扰而柔美。其间又有狡猾的玄螭和野兽嬉戏，腾跃的猿猴与飞驰的鼺兽相互追逐；跃鱼奋尾，蛟龙反身盘据；有的投入空中自行窜去，张开牙齿和爪距；有的仿佛登高远望同类，有的仿佛已经离去却回头顾盼，有的仿佛卓异不群，有的仿佛自我约束而不越常度。于是许多才华出众的人、艺术精深的人，耗费心神精力，沉醉于这种文字法式；守持正道而又能权变，触类旁通而产生变化，分解八种字体，没有哪种形态不被判别；去除繁杂，保留精微，使大体不乱。上面贯通根本，下面周密谨慎。于是纵情挥洒文辞，任意运笔，笔画如两行冰棱；声音高亢，笔势峻厉，充溢流漫，忽然斑斑然形成篇章，确实奇妙灿烂，体势磊落而壮丽，姿态光润而璀璨。命令杜度运转他的手指，使伯英回旋他的手腕，把极为绝妙的笔势写在白绢上，流传百世，成为特殊的观赏之作。’卫瓘的儿子卫恒【谨案：《晋书》记其字为巨山】也擅长草书、隶书，于是作《四体书势》说：‘从前黄帝创制万物，有沮诵、仓颉这样的人，开始创作书契，用来代替结绳记事。大概是看见鸟的足迹而产生思考，因而逐渐发展，便称为“字”，有六种含义：一是指事，“上”“下”就是这样；二是象形，“日”“月”就是这样；三是形声，“江”“河”就是这样；四是会意，“武”“信”就是这样；五是转注，“老”“考”就是这样；六是假借，“令”“长”就是这样。指事字，就是在上面表示上，在下面表示下。象形字，就是月亮有盈亏，仿照它的形状。形声字，就是用事物类别作为形旁，再配上声音。会意字，就是止戈为武、由人言为信。转注字，就是由“老”引申为长寿、考终。假借字，就是有些词语使用同一个字，虽然读音不同，文字和意义相同。自黄帝到三代，文字没有改变。到秦朝使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古文便断绝了。汉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的人因为已经不知道还有古文，便把它称作科斗书。

译这些古文在汉代被秘藏，很少有人能够看到。魏初，古文由邯郸淳传授出来；卫恒的祖父敬侯曾抄写邯郸淳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却不能辨别。到正始年间，树立三体字石经，辗转失去了邯郸淳的笔法。由于沿用科斗书的名称，于是仿效它的形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的坟墓，得到古书十多万字。考察敬侯所写的文字，仍然依稀相似。古书也有好几种，其中有一卷论述楚国事情的，最为精巧美妙。卫恒私下喜爱它，所以竭尽自己的愚拙思虑来赞美它的美，却惭愧不足以列入前贤的作品之中，只希望保存古人的形态。古代没有另外的名称，就称为‘字势’。黄帝的史官沮诵、仓颉，观察鸟的足迹，开始创作书契，纲纪万事，垂下法则、建立制度，帝王的典籍由此得以宣明，质朴与文采也显现于世。到了暴虐的秦朝，罪恶滔天，大道已经沉沦，古文也随之灭绝。魏文帝喜爱古代，世间传说的丘坟古书，历代都没有发掘，真伪无法区分。大晋开国以来，弘扬大道、施行教训，天显示其形象，地显耀其文采。文字于是显耀，篇章多么灿烂。因声会意，取类万物而有法则。太阳处于君主之位，盈满它的尺度；月亮执掌臣位，边缘亏缺。云气委蛇而向上铺展，星辰疏落而舒放光芒。草木花卉繁茂下垂，山岳高峻而连成山冈。虫子爬行，仿佛正在活动；鸟儿像要飞起，却还没有张翅。观察它交错的笔画和连接的墨迹，可以看出用心精专，笔势调和，字体匀称，起笔收笔没有间断。有时守持端正、遵循规矩，转折如矩、回旋如规；有时不拘方圆的规则，根据事情来采取权变。它弯曲如弓，挺直如弦，挺拔特出，像龙在河川中腾跃；森然向下倾落，像雨水坠向天空。有时引笔用力，像鸿雁高飞，遥远而翩翩；有时纵情舒展、姿态婀娜，像流苏悬垂的羽毛，柔缓绵延。因此从远处看它，像风飞水激，清波荡漾；靠近观察，又仿佛出于自然。确实是黄帝、唐尧遗留下来的踪迹，是六艺的典范。籀篆大概是它的子孙，隶书、草书则是它的曾孙、玄孙。观察万物形象来引发思考，不是言辞所能表达的。从前周宣王时的史官籀，开始著录大篆十五篇，有的与古文相同，有的与古文不同，世人称它为籀书。到周平王东迁，诸侯以武力执政，各家各国不同，文字的形体也发生差异。秦始皇刚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便上奏请求损益文字，废除不合秦国文字的字体。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取法史籀的大篆，有的稍加省略改写，这就是所谓小篆。有人说：下邽人程邈任衙狱吏，得罪秦始皇，被幽禁在云阳，十年间在狱中创作大篆，把笔画少的增加，把笔画多的删减，把方的改成圆，把圆的改成方，进献给秦始皇。秦始皇认为很好，释放他并任命他为御史，让他审定文字。又有人说，程邈所审定的其实是隶字。自秦朝破坏古文以后，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王莽时，派司空甄丰校订文字部，改定古文，又有六种书体：一是古文，即孔氏墙壁中发现的文字；二是奇字，即与古文相同但形体不同的字；三是篆书，即秦朝的篆书；四是佐书，即隶书；五是缪篆，用来摹写印章；六是鸟书，用来书写旗幡和符信。到许慎撰写《说文解字》时，以篆书为正体，认为它的体例最可以据此论定。秦朝李斯号称擅长大小二篆，各座山和铜人的铭文都是李斯所书。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稍有不同于李斯，但也被称为善于篆书。邯郸淳向他学习，大略探究到其中的精妙。韦诞向邯郸淳学习，却不及他。太和年间，韦诞任武都太守，因为善于书法，被留下补任侍中；魏朝的宝器铭文题字，都是韦诞所书。汉末又有蔡邕，采纳李斯、曹喜的笔法，融汇成古今杂体，但精密娴熟、条理通达不如邯郸淳。蔡邕作《篆势》说：‘鸟留下足迹，皇颉遵循圣人创制文字的法则，制定这种文字的体势共有六种：篆书具有真实的形体，精妙巧 cur入神。有的像龟甲纹理和针锋排列，像龙鳞一样整齐相连；舒展形体，放开尾部，长短相间而回转自身；下垂像黍稷垂下的穗头，含蓄像虫蛇盘绕；扬起波势，振动笔画，像鹰蹲立、鸟受惊；伸长颈项，张开胁翼，形势仿佛凌驾云端。有时轻轻落笔向内收，笔画根部浓、末端细，若断若连，像水珠沿着丝线凝结，垂挂在末端。纵向的像悬挂，横向的像编织；幽深曲折，既不方也不圆，像行走又像飞翔，像虫子爬动、鸟儿轻飞。从远处看，像鸿鹄群集飞行，络绎迁延；迫近观察，端绪边际无法看清，指向变化也数说不尽。即使善于研桑的巧匠也数不清它的曲折，离娄也看不见它的细微转折，般、倕拱手而辞，让出巧技；籀、诵也只得拱手，收起笔墨。它处在篇籍的首部和目录之中，灿然可观，把华美艳丽铺陈在白绢上，成为学问技艺的典范。’先前曹喜认为文字的文德宏大美善，遗憾作者未能刊定，便思考字体的俯仰。概括来说：秦朝既使用篆书，奏事繁多，篆字难以书写，于是命令小吏用辅助字体书写，称为‘隶字’。汉朝沿用这种做法，只有符、印、玺、旗幡、符信的题字署名使用篆书；隶书就是篆书的快捷写法。上谷人王次仲开始创制楷书法式。到汉灵帝喜爱书法时，当时有很多善于书写的人，其中师宜官最为出色。他写的大字直径一丈，小字方寸之内可以写一千字，非常夸耀自己的才能。有时他不带钱到酒家饮酒，便在墙上写字，要求观看的人用钱抵偿酒钱。等讨得的钱足够了，就把字擦掉。每次写完，总是削下并焚烧写字的木板。梁鹄于是增制木板请他饮酒，等他醉后偷取木板。梁鹄最终凭借书法官至选部尚书。【原注：梁鹄字孟皇，安定人，汉灵帝末任凉州刺史；边章、韩遂作乱时，被征召为选部尚书。】师宜官后来成为袁术的将领，如今钜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袁术所立，书法非常精美，据说就是师宜官所写。梁鹄逃奔刘表，魏武帝攻破荆州后，悬赏求取梁鹄。梁鹄任选部尚书时，魏武帝想让他任雒阳令，却任命自己为比部尉，因此梁鹄害怕，自己捆绑着到门前，曹操署任他为军假司马。梁鹄在秘书署中以勤奋书写来效力，因此如今有许多他的手迹。魏武帝把他的字悬挂在帐中，或钉在墙上玩赏，认为胜过师宜官。如今宫殿的题字署名多是梁鹄所写；梁鹄适合写大字，邯郸淳适合写小字。

译梁鹄说，师淳学习了次仲的书法，但梁鹄自己用笔已经把笔势发挥到了极致。梁鹄的弟子毛弘在秘书省任教，如今的八分书全都是毛弘的法度。汉末有左子邑，稍稍不同于师淳、梁鹄，但也很有名。魏初有钟繇、胡昭两家擅长行书，都是向刘德升学习的；但钟氏略有不同，二人也各有巧妙之处，如今广泛流行于世。有人作《隶势》说：“文字的变化，原本只是为了辅助隶书，删去那些繁复的字文，从此趋于简易。它的用途既然扩大，体势形象便有一定法度，灿烂如群星陈列，繁密如云气铺布。大的经画与细的笔画，紧密得不能容纳一根头发；随着事情而采取适宜的形式，没有固定的制度。有的高隆而恢宏，有的像梳齿、针列般整齐，有的平直如磨石、墨绳，有的曲折胶着、乖戾难辨，有的长斜而尖角趋向，有的圆转如规、折曲如矩；长短彼此相称，形体虽异而笔势相同。下笔奋发而轻快提起，分离却不断绝；细小的波势与浓重的点画，错落交织在其中。好像悬钟排列、庭院火炬飞烟，山岩高低错落，上下相接相连；又像高台层叠、增云戴山。远远望去，像飞龙在天；近处察看，便令人心乱目眩。奇异的姿态诡谲怪异，无法全部推究。研磨桑树所得的纸也不能计算，宰予、端木赐也不能尽言。草书、篆书哪里值得计较呢？”而这篇文字尚未宣扬开来，难道是因为它体势宏大而难以看清吗？将那些秘奥之理无法流传的情况姑且放在一边，俯仰之间详细观察，举出大概来评论。汉朝兴起时有草书，不知道作者的姓名。到汉章帝时，齐国相杜度号称擅长书写篇章。后来有崔瑗、崔实，也都以书法精工著称。杜氏结字很安稳，但书体偏瘦；崔氏很能掌握笔势，但结字稍显疏散。弘农人张伯英因此更加精进，十分巧妙。凡是家中的绢帛，一定先写上字，然后再加以练染。他临池学习书法，池水都被染成黑色。下笔必定遵循楷模法则，号称“匆匆”，没有时间写草书，哪怕寸许的纸也不留下空白。直到今天，世人尤其珍爱他的书法。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原注：文章叙录说，韦诞字仲将，是太仆韦端的儿子，有文才，擅长撰写辞章。建安年间任郡上计吏，特授郎中，逐渐升任侍中、中书监，后来以光禄大夫之职退位，七十五岁在家中去世。当初，邯郸淳、卫觊和韦诞都擅长书法，很有名。】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次于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仲将一类的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在世上很有名。然而远远不如张文舒。罗叔景、赵元嗣与张伯英同时，在西州受到称誉，却自恃技巧、与众不同，颇为迷惑世人。所以张伯英自己说：“向上比崔瑗、杜度，我还不够；向下比罗叔景、赵元嗣，我还有余。”河间人张超也很有名，但他虽然和崔氏同州，仍不如张伯英那样懂得书法的法则。崔瑗作《草书势》说：“书契的兴起，开始于颉皇，描写鸟的足迹，以此确定文章。到了后世，典籍越来越繁多，时代的弊病越来越多，政务中的权变越来越多，官事荒废，于是削减笔墨文翰，只作辅助性的隶书，删去旧有的字形。草书的法则，大概又更加简略，顺应时势、晓谕意旨，用于仓促紧迫的情况；不需费功而能同时完成，珍惜时间而节省力气，是纯朴节俭的变化，何必一定拘泥于古代形式？观察它的法象，俯仰都有仪态；方形不合矩，圆形不依规；压低左边而抬高右边，远看像崎岖山势；挺立如鸟高踞，意在飞动迁移；像凶猛的野兽突然受惊，将要奔跑却还没有奔驰；有的点画交错，形状像连串的珠子，断开却不分离；蓄积怒气，郁结不平，放纵逸出而产生奇异姿态；有的高凌幽深处而令人战栗，像站在高处俯临险境；旁边的点画斜出相附，像蝉蜩攀援树枝；收笔收势时，余下的笔锋纠结，像杜伯施放毒箭，又像沿着险隙飞行的螣蛇扑向洞穴，头已没入而尾巴下垂。因此远望它，茫然好像山峰崩塌、山崖倾毁；走近观察，则每一笔都不可移动。它的机巧、防范和精妙，须临时随宜运用。这里只略举大概，大致就是这样。于是晋代常常有人以书法名家，到了右军将军王羲之，兼擅隶书和草书，成为古今第一。评论者称赞他的笔势飘逸如飞云，矫健如惊龙。他写出奇异姿态时，笔力开张，称为“大字龙爪书”；至于小楷，则尤其秀美劲健。他的楷书、行书，如《兰亭序》；草书也都是绝妙之作。他常自称：“我的书法与钟繇相比可以抗衡，张芝的草书则可以并列而行。”他给人写信说：“张芝临池学习书法，池水全都变黑；如果有人能像他这样专心，未必会落后于他。”王羲之起初还比不上庾翼、郗愔，到了晚年才达到精妙境地。他常用章草答复庾亮，庾翼深深叹服。他给王羲之写信说：“我过去有伯英的章草十幅，渡江时颠沛困顿，竟然遗失了，常叹息绝妙的墨迹永远消失。忽然看到您答复我兄长的信，光彩如神明显现，顿时又恢复了旧日的观感。”他的儿子王献之也精通草书、隶书，七八岁时学习书法，王羲之曾悄悄从后面抽他的笔，竟然抽不动，便叹息说：“这个孩子日后一定还会有很大的名声。”王献之曾在墙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王羲之非常赞赏他的才能。观看的人有数百，评论者认为王羲之的草书、隶书，在江左和中朝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王献之的骨力远不及父亲，但很有妩媚的情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桓玄非常喜爱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各自编成一卷，放在身边欣赏，天下人称他们为“二王”。汉、晋两代的书法，到这里达到了极盛。史臣评论说：古人创制书契，用来代替结绳记事。至于六艺典籍，绵延历世、传阅代代，书写只是为了传达信用罢了，起初并不计较工拙，也不是把它当作专门的学问。秦代开始用隶书代替篆书，汉魏之际又用楷书代替隶书、用草书代替楷书，逐渐趋向简易，以求快捷便利。蔡邕、梁鹄、钟繇独能保存古法而又创出新意，于是成为工匠的规范、书法学习的宗师。卫觊父子把书法作为家学相传，卫恒于是著书立论，推究书法的本源。到了“二王”，穷尽了古今书法的变化，书法家的能事已经完备了。唉！诗文到了汉晋达到高峰，字形笔画也达到了高峰，后世很少能够赶上。难道是因为那时离古代还不远，人的气质浑厚，天然的大璞还没有被削磨损坏吗？

译李康，字萧远，是中山人。他性情耿介自立，有自己的操守，不能与世俗调和。著有《游山九吟》。曹叡认为他的文章奇异，起家任寻阳长，施政有美好的政绩，死在任上。他又曾著《运命论》，流传于世。文章说：治乱，是时运；困厄与显达，是命运；尊贵与卑贱，是时势。所以时运将要兴盛时，必定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诚贤能的臣子。他们之所以相遇，不必求取便自然相合；之所以相亲，不须凭借中介便自然亲近。一方倡导，另一方必定应和；一方谋划，另一方必定听从。道德玄妙而相同，曲折迂回也如符契相合；得失不能使他们怀疑自己的志向，谗言构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离散。这样以后才能取得成功。他们之所以能这样，难道只是人的作为吗？授予他们条件的是上天，向他们传达征兆的是神明，使事情成功的是时运。黄河水变清，圣人就会出生；里社发出鸣声，圣人就会出现。【原注：《易·乾凿度》说，圣人受天命时，祥瑞先在河水中显现：先变清，清变白，白变红，红变黑，黑变黄，每种颜色各三天。《春秋潜潭巴》说，里社鸣叫，表示这个里中有圣人出现，他会使百姓归附，天道开明而无所灭亡。宋均说，里社之君发出鸣声，就表示教令能够施行；教令明白，只有圣人才能做到。】里社鸣叫而发怒，是说圣人发怒，天道便要灭亡。商汤起兵放逐夏桀时，大概就是这种祥瑞。明、鸣二字在古文字中相通。】群龙出现，圣人便得到任用。因此，伊尹原是有莘氏的陪嫁臣，却在商朝担任阿衡；太公原是渭水之滨的卑贱老人，却在周朝成为尚父；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在秦国时秦国称霸。这并不是他在虞国没有才能、到了秦国才有才能。张良接受黄石公的符书，诵习《三略》的学说，向群雄进言。他的话如同把水泼到石头上，没有人接受；等到遇到汉高祖，他的话又如同把石头投入水中，没有人能够抗拒。这并不是张良向陈胜、项羽进说时拙劣，而向沛公进说时巧妙。既然如此，张良的话本来只有一个样子，只是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时相合、有时相离；相合相离的原因，是神明的道理。所以那四位贤人，名声载在箓图之中，事迹又应合天人，哪里可以用贤愚来衡量他们呢？【原注：《春秋考异邮》说，考察箓图，可以与上古相参。《易·坤灵图》说，商汤的臣子伊尹振兴鸟陵。《春秋命历序》说，周文王接受丹书，吕望辅佐昌发。《春秋保乾图》说，汉朝的一位军师是张良，生于韩国之陂，汉朝因而兴起。《春秋感精记》说，西秦向东窥伺，谋划袭击郑伯；晋国和戎人同心在殽谷拦截他们，百里奚哭着告诉他们，但不知道他哭得流血又有什么益处。】孔子说：“清明之德存于自身，志意气概如同神明；嗜欲将要到来时，有关的征兆一定先显现。” 上天降下及时的雨，山川便产生云气。《诗经》说：“只有高山降下神灵，才生出甫和申。”申伯和甫侯，都是周朝的栋梁，这就是所谓运命。难道只有使君主兴盛、国家败亡的事情如此，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周幽王迷惑于褒姒，妖异的根源开始于夏王朝的宫廷。【原注：《史记》说，从前夏后氏衰微时，有两条神龙停在夏帝的宫廷中，说：“我们是褒国两位君主。”夏帝占卜杀掉它们、赶走它们或留下它们，都没有得到吉兆。占卜请求取龙的唾液收藏起来，才得到吉兆。于是陈列货币，向神龙祷告，龙消失了而唾液还在，夏氏便把它装入匣中收藏。经过夏、商、周三代，没有人敢打开它。到周厉王末年，打开观看，龙唾流到庭中，无法清除。厉王让妇人裸身喧闹，龙唾化成黑色大龟，进入王后的宫中。有个童妾年幼时遇到此事，成年后怀孕，没有丈夫却生下一个女子，因害怕而把她丢弃。周宣王时有童谣说：“山桑弓、箕木箭袋，实在会使周国灭亡。”宣王听说后，有一对夫妻正在出售这种器物，宣王派人拘捕他们，在道路上杀死。先前王宫妾所丢弃的妖女被发现于路旁，听到她夜间啼哭，怜悯她便收养了她。夫妻于是逃到褒国。褒人有罪，请求把被弃的女子献入宫中以赎罪。女子从褒国入宫，这就是褒姒。】周幽王废黜申后，立褒姒为后，申后的父亲申侯大怒，进攻幽王，最终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曹伯阳擒获公孙彊，是社宫显现征兆所预示的。【原注：《左氏传》说，当初曹国人有人梦见许多君子站在社宫中谋划灭亡曹国，曹叔振铎请求等待公孙彊，众人答应了。天亮后寻找公孙彊，曹国没有这个人。他告诫儿子说：“我死以后，如果你听说公孙彊执政，一定要离开。”等到曹伯阳即位，喜欢打猎射鸟，曹国乡野人公孙彊也喜欢射鸟，并且谈论打猎射鸟的道理，使曹伯高兴，曹伯因而询问政事。公孙彊得到曹伯赏识，曹伯听从他，于是背叛晋国而与宋国交恶。宋人攻打曹国，俘获曹伯阳带回去并杀了他。】叔孙豹亲近竖牛，灾祸在庚宗形成。【原注：《左氏传》说，当初穆子离开叔孙氏，到庚宗时遇到一个妇人，私下让她做饭并留宿。后来鲁国人召见他，留宿过的庚宗妇人献上一只野鸡，穆子问孩子的姓，妇人回答：“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穆子召来见他，便让他做竖，受到宠信，长期让他掌管政事。后来穆子在蒲丘打猎，竖牛也随行，穆子于是得病。竖牛说：“夫子病了，不想见人，请把食物放在侧室便退下；如果没有进食，就放置空器，并命人撤走。”叔孙穆子没有进食，最终死去。】吉凶成败，各自按照定数到来，全都不需寻求便自然相合，不需凭借中介便自然亲近。从前圣人接受河图洛书的天命时说：“以文德受命的，传到七世、九世便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传到六世、八世便开始谋变。”【原注：河洛，指河图、洛书；文，指文德，即周文王。意思是，以文德受命的，或传七世、九世而渐渐衰微；以武功兴起的，或传六世、八世而开始谋变。】等到周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周朝可传三十世、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因此从周幽王、周厉王之间开始，周朝的治道大为败坏；二霸之后，礼乐逐渐衰落；文德浅薄的弊端到周灵王、周景王时逐渐形成；巧辩欺诈的虚伪在战国七国时形成；暴烈残酷的极点积累到秦朝灭亡；文章的尊贵被汉高祖抛弃。即使孔子是最圣明的人，颜回、冉耕是最贤能的人，在规矩之内互相揖让，在洙水、泗水之上和乐讲学，也不能遏止这种弊端的开端。孟轲、荀卿体察仁道、仰慕圣人，从容地匡正正道，也不能挽救它的末流。天下终于沉溺其中而无法救援。孔子有才能，却不能在鲁、卫得到充分施展；孔子善于辩说，却不能在鲁定公、哀公时使言论实行；孔子谦逊，却被子西所忌恨；孔子仁爱，却被桓魋仇视；孔子智慧，却在陈、蔡之间遭受困厄；

译孔子品行高尚，却招致叔孙的毁谤。孔子的道足以拯济天下，却不能被世人尊贵；他的言论足以规范万世，却不被当时信任；他的行为足以与神明相应，却不能在世俗中发挥周全作用；他周游七十国求见诸侯，却没有一个真正得到君主任用；他奔走于蛮夷与华夏之间，在公卿门下遭受屈辱。他不得志到了这种地步。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仰慕圣人，具备圣人的大体却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封地已经得到供养，声势足以震动君主。他游历诸侯时，没有谁不驾着四匹马的车到门前迎接，却仍有不能以宾客之礼相待他的。孔子的弟子子夏，是已经登上堂却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他退居家中养老，魏文侯以他为师，西河人肃然敬仰，把他的德行比作孔子，没有人敢非难他的言论。所以说，治乱是时运，困达是命运，贵贱是时势。可是后世的君子，往往拘泥于一个君主，为一个朝廷长叹；屈原因此沉入湘水，贾谊因此发愤，不也是过分了吗？既然如此，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大概就在于乐天知命。所以遇到时运便不怨恨，处于什么境地也不疑惑。自身可以受到压抑，但道不能屈服；职位可以被排斥，但名声不能被夺走。譬如水，堵塞它便成为深渊，疏通它便成为河川；把它升到云中，便降下雨来；把它沉入地下，便滋润土壤。它清澈时能够洗涤万物，不会被浑浊扰乱；它承受浑浊而救济万物，也不会损伤清澈。因此圣人处在困厄或显达之中，都能一视同仁。忠诚正直而触犯君主，独立不群而被世俗辜负，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一定会摧折它；土堆高出堤岸，水流一定会冲击它；品行高出众人，众人一定会非难他。前车之鉴并不遥远，翻车的灾祸接连而来。然而有志之士、仁人，仍然践行自己的道路而不后悔，坚守操守而不丧失。这是为什么？将要借此实现志向、成就名声。为了实现志向，甘冒险路上的风波；为了成就名声，甘受当时的毁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能够处置这些事情，大概是有所筹算的。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当道将要施行、命运将要使人尊贵时，伊尹、吕尚在商、周兴起，百里奚、子房在秦、汉得到任用，都是不求而自然得到、不刻意追求而自然遇合。当道将要废弃、命运将要使人卑贱时，难道只有君子以此为耻而不去做吗？大概也是知道即使去做也得不到。凡是迎合世俗、苟且求合的人，像籧篨、戚施一样逢迎的人，俯仰于尊贵者的脸色之间，曲意周旋于权势利益之间，心中没有是非，别人赞同什么便像流水一样附和；言语没有可否，别人说什么便像回声一样应答。把窥伺观望当作精神，把对人亲近或疏远当作权变。权势聚集的地方，他们便像赶集一样归附；权势离开的地方，他们便像丢弃遗物一样抛弃。还说：“名声和生命哪个更亲近？得到和失去哪个更有价值？荣耀和耻辱哪个更珍贵？”于是整理自己的衣服，夸耀车马随从，贪图货财贿赂，沉溺于声色，自以为得意。他们只看见龙逢、比干因直谏而丧失生命，却不想到飞廉、恶来因此族灭；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属镂剑赐死，却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被诛灭；只嘲笑汲黯年老时任主爵都尉，却不以张汤乘牛车下葬的祸事为戒。【原注：《汉书》说，汲黯治理东海，取得很大成效，被召任主爵都尉。又说，皇帝认为张汤怀诈欺骗自己，派使者严厉责备张汤，张汤自杀。张汤的几个儿子想厚葬他，他的母亲说：“张汤是天子的大臣，因为遭受恶言而死，为什么要厚葬？用牛车载走，有棺而没有椁。”】只笑萧望之早年跌倒，却不害怕石显后来被绞死。【原注：《汉书》说，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上书建议，应当罢免中书宦官，遵循古制而不亲近受过刑的人，因此与石显结下很深的怨仇，后来都被石显害死。萧望之自杀。汉成帝即位后，丞相上奏石显过去的罪恶，石显被免官，迁回原郡，忧闷不食，途中病死。】所以，通达之人的筹算，也各有穷尽。评论说：一般人为什么要奔走竞争于富贵之间呢？如果是为了树立德行，必须依靠尊贵地位，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作为天子，还不如孔子作为陪臣；如果必须依靠权势，那么王莽、董贤作为三公，还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落。【原注：《汉书》说，王莽被授任大司马，董贤接替丁明任大司马；扬雄自序说：“扬家世代本来贫穷，爱好饮酒，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来。”又说，董仲舒任博士，放下帷幕讲诵经书，弟子按文章次序相互传授学业，有的人甚至不能见到他的面。】如果必须依靠财富，那么齐景公拥有千辆四马车，也不如颜回、原宪约束自身、安于贫困。若是为了实际享受，那么拿勺子到河里饮水，也不过只能填满肚子；舍弃房屋去淋雨，也不过只能使身体湿润。超过这些限度，就无法再承受了。【原注：桓谭《新论》说，子贡回答齐桓公：“我侍奉仲尼，就像口渴时拿着杯子器皿到江海边，喝满肚子便离去，又哪里知道江海有多深呢？”】若是为了名声，那么善恶写在史册上，毁誉流传千年，赏罚悬于天道，吉凶在鬼神面前显明，本来就值得畏惧。若是想用它来娱悦耳目、快乐心意，那么驾车游览五都的市场，天下的货物都陈列出来了。【原注：《汉书》说，王莽在五都设置均官，将雒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改称五均，市场长官都称五均司市师。】挽起衣裳涉过汶阳的丘地，天下的庄稼就像云一样茂盛。梳成椎形发髻，守望敖庾、海陵的粮仓，山丘般堆积的粮食就在眼前。提起衣襟登上钟山、蓝田山，夜光玉、璵璠玉的珍宝都可以看见。失去这些又怎么样呢？外物拥有得很多，自己真正拥有的却很少。不爱惜身体而吝惜精神，风一惊动，精神便起伏不定，奔逐不停。六种疾病在前面等待，五种刑罚在后面跟随。【原注：《左氏传》说，晋侯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医和诊视他。医和说：“这叫接近女色之室。”晋侯说：“女色不可以接近吗？”医和回答：“天有六气，过度便成为六种疾病。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过度便造成灾害。阴气过度产生寒病，阳气过度产生热病，风气过度产生肢体病，雨气过度产生腹病，晦气过度产生惑乱病，明气过度产生心病。现在君主不能节制，难道没有达到这种情况吗？”】利害在左边产生，攻夺从右边而来，却还自以为看清了自身、名声、亲疏、荣辱究竟哪个是主哪个是客吗？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地位。靠什么守住地位？靠仁。靠什么使人归正？靠义。所以古代的君主，是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来供奉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借官职施行自己的义，而不是为了利益冒险求取官职。古代的君子，以得到官位却不能治理好政事为耻，而不以有能力治理却得不到官位为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推原天人与人的本性，考察邪正的区别，权衡祸福的关口，推究荣辱的筹算，事情就清楚明白了。所以君子舍弃那些而选择这些。至于出仕或退处，不违背时机；沉默或发言，不失去适当的对象。天体运行、星辰回转，而北极星仍然处在自己的位置。北斗旋转、车轮转动，而衡木和轴仍然执守中央。既明察又智慧，以此保全自身；把谋略留给后代，使子孙安乐、成为羽翼。过去我的先友曾经从事于此道。评论说：萧远的论说认为治乱有时运，困达有命运，但归结到任凭时运、委托给命运，没有涉及创造时运、确立命运，因此还不完备。时运固然是上天的气数，命运是人所分定的遭遇；但治乱兴亡不能任凭时运，吉凶得失也不能推给命运，这些都要靠人的作为来造成。如果实行有道，即使是平民最终也能成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如果实行无道，即使拥有万辆兵车，最终也会成为平民。舜居住在深山之中，与树木石头为伴，与鹿和猪游处；等到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便像决开的江河一样，一定要实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最终接受天命，由平民成为天子。纣王无道，极尽凶暴奢侈，罪恶滔天，却常常称说天命，说“我的出生难道没有命运在上天那里吗”，最终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命运，由天子变成平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命运，君主和宰相不谈命运；君子存养心性以侍奉上天，不因夭折或长寿而改变，借此确立自己的命运。那些亡国的人，是任凭时运；自暴自弃的人，是推委给命运；欺骗上天、窃取国柄的人，是把自己的罪过推给时运命运。因此王莽说“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曹操说“天命在我，我就是周文王了”。只有那些不是人为求取却自然成就、不是人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事情，如孔子没有职位、颜渊短命、冉耕身患恶疾、孟轲不得志，才可以说是能够侍奉上天、确立命运，不违背道而行、该停止时便停止；这样才可以谈论运命。如果一个人有地位，却还没有穷尽道义，都不可以用运命来解释。说话本来就难，建立论说尤其难，何况运命天道的运行，是道理的极致、数理的总归，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事情，却贸然立论，驰骋于辞章末流，这可以吗？所以萧远的论说，不过是叔皮《王命论》一类的流派；它把一切都归于时运，便与老子、庄子的余绪相同，并不是我们圣人所说的命运。<史部，别史类，《郝氏续后汉书》> 钦定四库全书 《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下下，元代郝经撰写。

译列传第六十三下下 文艺 吴 左思、陆机【陆机弟陆云，孙拯、褚陶】谨按：左思传的正文已经缺失，只保存了评论。评论说：赋本来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式，屈原、宋玉创作之后，骚体赋兴起，便同诗分离，体制也不同了。汉朝兴起后，贾谊、司马相如的作品气势壮阔奔放，宏大富丽而高古，再没有能超过他们的。到了扬雄、班固，摹拟堆砌，虽然工巧，却不能穷尽神理、深入圣境，于是自以为只是俳优之文。至于张衡、左思，又比扬雄、班固差得远，只不过在事类和辞章的市场中拾取一点零碎罢了。班固、张衡的《两都赋》《二京赋》，归美于当代，还没有损害义理。至于左思的《三都赋》，以晋承魏，便鄙视蜀地、压低吴国，把美誉归给魏国；统绪纪纲既然错误，还能与他谈论义理吗？所以文章应当先讲义理、后讲词藻，以本体和体制来确定工拙；违背义理、失去正道，却夸耀繁多、争斗技巧，不足以称为文章。因此删去而不收录。陆机，字士衡，是大司马陆抗的儿子。他身高七尺，声音像钟声。【谨按：《晋书》作“声音如雷”。】年轻时就有非凡才能，文章冠绝当世。二十岁时，他写《文赋》说：“我常常观察有才之士的作品，私下里从中体会到他们运用心思的方法。他们放开言论、遣用辞语，变化实在很多。推究其中的好坏，可以加以说明。每当自己撰写文章，尤其能见到其中的情形。常常忧虑思想不能恰当地表现事物，文辞不能充分表达思想。大概不是理解它困难，而是做到它困难。因此写作《文赋》，用来叙述前代文士的盛美辞藻，因而讨论作文的利弊及其由来。日后大概可以说是曲尽其中的妙处。至于砍斧子时寻找斧柄，虽然取法并不遥远，但随手变化的妙处，确实很难用言辞穷尽。大概能够说出的，都已经具备在这里了。”他静立于天地中央，用深远的观察来省察，依靠典籍陶冶情志。顺应四时而感叹时光流逝，观察万物而思绪纷繁。在劲烈的秋天为落叶悲伤，在芳香的春天为柔嫩枝条欣喜。内心因霜气而凛然，志意渺远仿佛登临云端。歌咏世代德业的盛大功烈，诵读先人的清美芳香。遨游于文章的林苑，欣赏华美辞藻的文采斐然。感慨之下投入篇章、提起笔来，姑且把这些写在文章中。开始构思时，都是收敛视听，专心深思并从旁探求。精神驰骋于八方极远之处，心思遨游到万仞高空。构思达到极致时，情感从朦胧而越来越鲜明，事物也从清晰显现而相继进入心中。吸取群言的精华，涵泳六艺的芳润；让思绪浮游于天渊之间而安然流动，浸润于地下泉水而潜行。于是深沉的文辞郁结而奋发，好像鱼儿咬住鱼钩，从深重的渊底跃出；浮动的辞藻联翩而来，好像高飞的鸟被丝绳缠住，从高耸云层坠落。收集百代缺漏的文章，采撷千年遗留下来的余韵；辞谢已经绽放的早花，开启尚未振发的晚秀。在片刻之间观察古今，在一瞬之间抚临四海。然后选择义理，按照条理编排；考察辞语，依照次序安排。凡是含有景象的都加以叩问，凡是怀有声响的都尽情弹奏。有时凭借枝条来振动叶子，有时沿着波流追寻源头；有时从隐微的根本推到显明之处，有时寻求容易之处却得到困难；有时像老虎变化、群兽骚动，有时像龙出现、群鸟惊乱；有时妥帖安稳、容易施用，有时崎岖不平而不安。【原注：“岨峿”上字读助举切，下字读鱼吕切。】竭尽澄澈之心来凝聚思考，把众多思虑组织成言语。把天地包容在形体之内，把万物挫缩在笔端。开始时嘴唇干燥、行笔迟疑，最后笔墨流转、文思畅达。义理扶持文辞的本质而树立主干，文辞垂下枝条而形成繁茂。确实因为感情和外貌没有差错，所以每次变化都显现在表情上。思考涉及欢乐，必然使人发笑；刚刚说到哀伤，已经发出叹息。有时拿起觚笔率然书写，有时含笔凝神、悠远沉思。这件事确实值得喜爱，本来就是圣贤所敬重的。考察虚无以求取实有，叩问寂寞以寻求声音。把遥远深长的内容容纳在尺幅白绢中，从方寸之心吐露出浩大充沛的文思。语言越扩展越广大，思考越按捺越深沉。播撒芬芳花蕊的浓郁香气，发出青翠枝条的森然繁茂；灿烂如风飞而迅疾竖起，郁盛如云气从文翰之林升起。文体有万种差别，事物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纷繁变幻、挥洒自如，形态难以描摹。辞语根据才力展示技巧，意旨掌管契合之处而成为工匠；处在有与无之间勤勉经营，面对浅与深而不退让。即使离开方正、逃脱圆融，也期望穷尽形态、完全表现情状。所以，夸耀眼目的人崇尚奢丽，合乎内心的人重视恰当；言语穷尽的人不应局促，论说通达的人只求开阔。诗歌抒发情感而绮丽柔靡，赋体察事物而清畅明亮；碑文铺陈文辞以配合质实，诔文情意缠绵而凄怆；铭文广博而简约、温和而润泽，箴言抑扬顿挫而清峻刚健；颂文舒缓而文采茂盛，论说精密而明朗畅达；奏议平正通彻而闲雅，说辞光辉灿烂而又诡谲夸张。虽然文体区分就在这些地方，但也有禁制邪曲、约束放纵的原则。关键在于言辞通达、义理显明，所以不取冗长。【原注“冗”音丈。】文章所表现的事物姿态多样，体制屡次变化；构思意旨崇尚巧妙，遣用语言贵在妍美。至于声调音韵交替变化，就像五种颜色互相映衬。虽然止与行没有常态，本来就崎岖难行。如果能够通晓变化、认识次序，也仍然像开通水流来容纳泉水。如果失去关键而后来才补救，往往执着于末节来接续颠倒谬误。黑黄两种辞色的次序，因此污浊而不鲜明。有时向上逼近前一篇的条理，有时向下侵入后一章；有时辞语有害而义理却相近，有时语言顺畅而义理受到妨碍。分开它们，双方都美；合在一起，双方都受损。以极细微的差别考察优劣，以毫厘之间决定取舍。如果经过评量裁定，本来就应当用准绳衡量其是否恰当。有时文章文辞繁多、义理丰富，但意旨并不指向恰当之处；即使达到极致也不能有两种效果，已经完备也不能再增加，这时立下一句话处在关键位置，便成为整篇文章的警策。即使众多辞语都有条理，也一定要等到这句话才显出功效。确实功劳多而累赘少，所以达到足够便不再更改。有时文思如锦绣交织，清丽柔美，光彩如繁密刺绣，凄切如繁弦密奏。一定要使所拟写的内容没有差异，才算暗中合于前人的篇章。虽然像织机一样在心中织造，却害怕他人先于自己写出。如果伤害廉耻、违背义理，即使喜爱也一定舍弃。有时文思像苕花初发、禾穗初颖，脱离众人而独具情致；形态无法追逐，声响难以系留；孤独挺立，非同寻常的声音无法交织。内心空落而没有同调，意绪徘徊而不能自制。石中蕴藏美玉，山便因而发光；水中怀有明珠，河川便因而妩媚。即使那些粗木杂树没有修剪，也会在众多翠色中显出荣华。把下里之曲缀入《白雪》之中，我也因此能够成就伟大的作品。【原注：《宋玉对楚王问》说，有人在郢都唱歌，开始唱《下里》《巴人》，都城中跟着唱的有几千人；唱《阳阿》《薤露》，跟着唱的有几百人；唱《阳春》《白雪》，跟着唱的不过几十人。】

译唱奏时引入商调、刻画羽调，又杂以流动的征调，都城中跟着唱和的不过几个人罢了。人的数量罢了。这是因为曲调越高雅，能够唱和的人就越少。【原文注文意为：曲调越高，和唱的人越少。】有时把言辞寄托在短小的韵文中，面对穷困的处境而独自兴发情感；俯视寂寞而没有回应，仰望空旷而无人承接。好像一根琴弦独自张开，含有清越的歌唱却没有应和。有时把辞意寄托在衰弱的声调中，语言徒然铺陈却不华美，混杂美丑而形成篇体，使优良的本质累积瑕疵。好像堂下吹奏《象》曲时偏于急促。【原注：《礼记》说，堂上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武》。】所以虽然有应和却不协调。有时遗漏义理而只保存奇异，徒然寻求虚浮而追逐细微；语言缺少感情而不讨人喜爱，辞藻浮泛飘荡而没有归宿，像琴弦太细而徽位过于急促。所以虽然和谐，却不悲切。有时奔放而求谐合，专门追求嘈杂喧闹和妖媚艳丽，只能悦目而迎合世俗，实际上声调虽高，曲调却低下。即使懂得《薤露》和《桑间》，也只是悲哀而不高雅。有时清虚而婉约，常常排除烦琐、去掉过滥，缺少大羹留下的余味，如同朱弦琴声的清淡泛音；虽然一人唱、三人叹，确实高雅而不艳丽。【原注：《礼记》说，清庙之瑟用朱弦而疏越，一人唱、三人叹，保留了余音。大飨的礼仪崇尚玄酒和生鱼，大羹不调和盐菜，保留了余味。】郑玄注说：“朱弦，就是练过的朱弦；练过之后声音浑浊。越瑟的弦孔全都疏开，使声音迟缓。唱歌句的人唱起歌来，三次叹息，三个人跟着叹息。大羹是肉汁，不用盐和菜调味；遗，就是余。既然大羹有余味，认为这是古制，却又把它缺省，这是更加突出其意义的说法。”至于丰厚或简约的裁制、俯仰进退的形态，都要因应适宜、随时变化，使曲调各有细微的情感。有时语言拙朴却比喻巧妙，有时义理质朴而辞语轻淡，有时沿袭旧意却更加新颖，有时混杂浑浊却反而更清明，有时一看便能明察，有时要反复研求之后才精确。譬如舞者随着节拍挥动衣袖，歌者应和琴弦发出歌声。这大概是轮扁也无法说尽的道理，所以也不是浮华的言论所能精确说明的。【原注：庄子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车轮。他放下椎凿走上堂问齐桓公：“请问君王所读的书说了些什么？”桓公说：“是圣人之言。”轮扁问：“圣人还在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君王所读的，只是圣人的糟粕罢了。”桓公说：“寡人读书，做车轮的人怎么敢议论？如果有道理可以说出来，没有道理就去死。”轮扁说：“我是从我的手艺看出这个道理的。砍车轮时，动作慢了就松软而不牢固，动作快了就艰涩而不能进入；不快不慢，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嘴里不能说出，其中却有规律。我不能把它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它，所以我活到七十岁，还在老了砍车轮。王充《论衡》说，空洞浮华的言谈终结于华丽的辞叶，没有根基考核的深度；在安危关头，文人不能参与，只是龙华丽言说的效验。”】各种辞章的条理和文章的法则，确实都是我内心所佩服的。锤炼世俗人情的常理，尤其懂得前代贤者所长的美德。即使有些是从巧妙的心思中涌发出来的，也可能受到拙劣眼光的阻抑。【原注：“防”与“妨”相同。】那些美玉般的辞采和玉藻般的文饰，好像中原土地上生长的豆菽；又像风箱无穷无尽，与天地一同化育。虽然它们在世间纷然繁盛，可惜不能全都收入我的双手。忧虑像提着空瓶一样屡屡空乏，苦于美善正大的言辞难以连续写成。因此只能在短墙边踉跄前行，放出平庸的声音来补足曲调，常常带着遗憾写完整篇。难道是内心自满而以为足够吗？是害怕像敲空瓦罐那样招来尘土，反而被鸣玉之声讥笑。至于感应发生的机缘、通塞的规律，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隐藏时像影子消灭，行动时如回声响起。当上天的机括迅疾锋利时，还有什么纷乱不能理顺？思绪像风一样从胸中吹出，语言像泉水一样从唇齿间流出。纷然繁盛而连续不断，只有明亮洁白之物可以与之相比。文章光辉灿烂，满目皆是；声音清越泠泠，充满耳中。等到六情阻滞，志意已经远去而精神仍然滞留，便僵直如枯木，空豁如干涸的水流。收拢魂魄来探究幽深，停住精神来反求自身。义理昏暗而更加潜伏，思绪曲折，好像一点点抽丝。因而有时竭尽情思却多有后悔，有时任凭心意写作却少有过错。虽然这些事物存在于自身，却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强行完成的。所以有时抚摸空虚的胸怀而独自惋惜，我还不知道文思开通或闭塞的缘由。文章的这种作用，本来是众多义理所凭借的。它扩展到万里而没有阻碍，贯通亿万年而成为渡口；向下把法则留给后世，向上观察古人的形象。挽救文、武之道于将要坠落之际，使风教声名流传而不泯灭。道路没有远到不能到达，义理没有微小到不能统摄。它与云雨滋润万物相配，像鬼神一样表现变化；刻在金石上，德义便广泛流传；流入管弦之中，便日益更新。陆云的父亲陆抗承继父亲陆逊的兵力，任牙门将。吴国灭亡后，他退居旧里，闭门治学，积累了十多年。由于孙氏在吴国时，他的祖父和父亲世代担任将相，在江表有很大的功勋，而孙皓却举荐他又弃置他，于是陆机论述孙权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孙皓所以灭亡的原因，又叙述其祖父、父亲的功业，写成《辨亡论》上下两篇。上篇说：从前汉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奸臣窃取命令，祸乱的根基在京城附近形成，毒害遍及天下。皇帝的纲纪松弛紊乱，王室于是衰微。于是群雄像蜂群受惊般纷起，义兵从四方会合。武烈皇帝慷慨经营南方，像闪电一样发动于荆南。权谋策略纷繁，忠诚勇敢的将领代代相继。威势使夷羿震动，交战时敌人便献上耳朵。于是扫清宗庙，祭祀皇祖。当时云集而起的将领、带领州郡的军队、跨越城邑而咆哮的群雄，以及像风驱使熊罴般的军队，像雾一样聚集。虽然军队因义而会合，同盟共同努力，但他们都包藏祸心，倚仗武力、依恃乱局；有的军队没有谋略法度而损害威势，有的滋长寇贼而败坏忠诚的谋略。军事节操还没有像这样显著的。” 武烈去世后，长沙桓王孙逸才华出众、应运而生；刚到弱冠之年便才华显露，招致收揽遗老，与他们共同述成先业。他率领神兵向东驱驰，以少数兵力奋勇攻打多数敌军，攻城无坚不可克，交战无敌不败，诛灭叛逆，安抚归服，于是江外地区完全平定。他整饬法令、修治军队，威势和德望显赫；以宾客之礼接待名贤，于是张昭成为其中的雄杰；交结驾驭豪俊，于是周瑜成为其中的俊杰。这两位君子都宏大敏捷而多有奇略，正直通达而聪明睿智，所以志趣相同的人因同类相聚，意气相投的人因气质相合，江东因此人才众多。他准备北伐中原诸华，诛除扰乱纲纪的人，使皇帝车驾返回夷庚【原注：繁钦《辨惑》说，吴人把船楫比作车舆，把马奔驰的巨海比作夷庚。臧荣绪《晋书》说，夷庚还没有进入乘舆所经过的旅馆；那么夷庚就是藏车的地方】；使皇帝重新返回紫闼帝座，以天子为挟持来号令诸侯，澄清天道，使一切归还旧有之物。军队已经集结完毕，各方防备都侧目而视。大业尚未完成，孙逸中途便去世了。于是我大皇帝孙权继承逸才的奇伟踪迹，沿袭前代的轨道；以睿智之心承接美善的规划，处理政务时参考旧日成法，颁行法令时考察遗留下来的风范，又加以坚定厚重，辅之以节俭。他广泛询问俊秀茂才，喜好谋略而善于决断；束帛成列送到丘园，征召和表彰的命令交相传布于道路乡巷。

译因此豪杰彦士听到声名便纷纷响应，志士仰慕光辉而疾驰归附，奇异之士辐辏而来，勇猛之士如树林般众多。于是张昭担任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防等人，入朝便成为心腹，出外便担任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等人，奋扬自己的威势；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等人，施展自己的力量。文章风雅方面，诸葛瑾、张承、步隲以声名光耀国家；政务方面，顾雍、潘濬、吕范、吕岱凭才器和任用办理职事；奇伟方面，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谏议论、举发正道；出使方面，赵咨、沈珩以机敏通达为国家赢得声誉；术数方面，吴范、赵达以祥瑞灾异辅佐德政；董袭、陈武舍身保护君主；骆统、刘基极力进谏以弥补过失。谋划没有遗漏的计策，举动没有失误的策略，所以终于割据山川，跨有荆、吴，与天下争衡。魏氏曾借战胜的威势，率领百万军队，乘坐浮过邓塞的船只，使汉水以北的军队顺流而下；羽檝船只数以万计，如龙跃般顺流而进，精锐骑兵达千旅，如虎行于平原沼泽之间。谋臣充满屋舍，武将连成行列，慨然产生吞并江滨地区的志向，具有统一宇宙的气势。但是周瑜率领我方偏师，在赤壁击退他们；魏军旗帜纷乱、车辙错杂，仅仅得以逃脱，收敛行迹远远逃走。汉王也凭借帝王的名号，率领巴、汉的百姓，乘着危机、驰骋变化，修筑绵延千里的营垒，立志报复关羽失败之仇，图谋收复湘西地区；但我方陆公也挫败了他。西陵一战军队覆没，遭到失败，困窘之后才得以渡过。绝命于水安，又接连发生濡须的战事；临川一战摧折了敌军锐气。蓬笼之战，连一辆孤单的战车也没有返回。由此两国的将领士气受挫、锐气消磨，势力受损、财力匮乏，而吴国安然坐待并乘其弊病。因此魏人请求和好，汉氏请求结盟，于是吴国登上帝号，与魏、汉鼎足而立。向西攻取庸、益的郊野，向北分割淮、汉水边的土地，向东包有百越之地，向南包括群蛮之外的地区。于是讲求八代的礼制，搜集三王的音乐，告祭同类于上帝，拱手作揖接待诸侯。勇猛的将领和刚毅的士卒，沿江巡守；长矛利戟，迎着风向排列。百官都向上献纳规谏，士农工商都在下方发展事业。教化协调了不同的族类，风俗传播到遥远的边境。于是派遣一名使者，巡视抚慰外部地区。巨象和逸骏扰动于外部苑囿，明珠和珍宝在内府闪耀。珍奇瑰宝接踵而来，奇异玩好闻声而至。轻车使者奔驰在南方荒远之地，冲撞的棚栅停止于北方旷野。平民免除了干戈之患，战马没有清晨披甲出征的忧虑，而帝业稳固了。大皇帝去世后，幼主临朝，奸邪之人肆意作乱。景皇兴起之后，遵循修整遗留下来的法令，政事没有大的缺失，是守成的贤明君主。到了归命之初，典章刑法还没有消失，旧臣故老仍然存在。大司马陆公以文武之才使朝廷兴盛，左丞相陆凯以正直敢言竭尽规谏；施绩、范慎以威望显著，丁奉、离斐【谨案：《晋书》作“钟离斐”，《文选》作“离斐”，与此相合。考查《孙峻传》说“丁奉黎斐”，“黎”与“离”同音，就是这个人】以武勇刚毅著称；孟宗、丁固等人担任公卿，楼玄、贺劭等人掌管机要事务。君主虽然病弱，股肱大臣仍然存在。到了末期，群公已经凋零，于是百姓有了瓦解的意图，皇室有了土崩的危机。经历天命而顺应变化，却抵挡不了王师；顺应时运而出兵，最终军队在阵中溃散，百姓逃奔城邑。城池没有篱笆藩篱般的坚固，山川也没有沟壑高阜般的险势。敌军并没有使用公输般云梯一类的器械，也没有智伯灌水攻城的祸害，没有楚子筑室围困的战事，也没有燕人渡过济水向西进军的队伍。军队尚未经过一整天，国家社稷就被夷平了。即使有忠臣孤愤、烈士为守节而死，又能挽救什么呢？曹、刘两家的将领，并不是一代之内选拔出来的；当时的军队，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兵众。战守的道理，难道没有前代的征验吗？险阻的优势，突然之间并没有改变，可是成败却完全改变了道理，古今呈现出不同的趋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双方的教化不同，授予职位所用的人才也不同。下篇说：从前三方称王时，魏人占据中夏，汉氏拥有岷、益，吴国控制荆、扬，又全部占有交、广。曹氏虽然功业足以平定诸华，但暴虐也很深。他的百姓怨恨，于是刘公凭借险要来施展智谋，但功业已经浅薄了。他的风俗鄙陋【谨案：“其民怨，其俗陋”两句，《文选》都有“矣”字；这里依据《晋书》删去】。吴桓王以武力奠定基业，大帝以德业完成它；聪明睿智、通达明察，德行法度宏大深远。他求贤唯恐不及，防护百姓如同对待幼子；接待士人，完全显出盛德的仪容；亲近仁人，竭尽丹诚之爱的心意。他在戎行中发现吕防，在被俘者中识拔潘濬；推举诚信之士，不忧虑被别人欺骗；衡量才能授予器用，不担心权力反过来逼迫自己。他执鞭躬身，以此尊重陆公的威望；把武卫之事全部委托给周瑜，以成就周瑜的军队。他住简陋宫室、吃菲薄食物，以便增加对功臣的赏赐；敞开心怀、虚心自处，以接纳谋士的计策。因此鲁肃一见面就把自己托付给他，士燮冒险犯难而献出生命。他推重张公的德行，因而减少游猎田 hunting的娱乐；赞许诸葛亮的言论，因而割舍情欲方面的享受；感念陆公的规谏，因而减除繁琐刑法；认为刘基的议论奇异，因而制定三爵之誓。他屏住呼吸、局促不安，等待子明的病情；把自己的滋味分给别人，减少甘美之食，以养育凌统的遗孤。他登坛慷慨陈词，把功劳归给鲁子；删去投递上来的恶言，相信子瑜的节操。因此忠臣争相献尽谋略，志士都能够尽力施展。宏大的规划和长远的谋略，本来就不是那些小事所能满足的。所以百官暂且苟且相合，许多政务来不及办理。当初建都建业，群臣请求完备礼仪等级，天子推辞而不准许，说：“天下人将怎样议论朕呢？宫室、车舆、服饰大概已经够俭约了。”到了中期，天与人的分际已经确定，各项制度大体得到修治。虽然深厚的教化和美善的纲纪，还不能与上代相比，但治理国家、经营邦政的条件，也足以用来施政了。土地面积将近万里，披甲将士将近百万。田野肥沃，军队训练有素，兵器锋利，财物丰富。东面背靠沧海，西面有险塞阻隔，长江控制着境内区域，高山环绕着疆界。国家的有利条件，从来没有比这里更宏大的了【谨案：“未巨”与《文选》相合，《晋书》作“未见”】。假使有中等才能的人依道治理它，有善人用方法统御它，敦厚遵循遗留下来的典章，勤恳抚养百姓、谨慎处理政务，遵循既定策略，守住平常的险要，那么就可以长久保有国家，延续年祚，不会有危亡的忧患。有人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亡吴也会亡，道理确实如此。”

译蜀大概只是吴国的藩篱和援助之国，并不是吴国存亡所系。为什么呢？两国边境相接之处，重山叠险；陆路没有适合长毂车通行的道路，水道狭窄而水流湍急，水上有惊涛骇浪的艰险。即使有百万精锐军队，开行前进时也不过能派出千人；即使船只首尾相接绵延千里，前驱也不过百艘。因此刘氏进攻时，陆公把它比作长蛇，形势就是如此。从前蜀国刚灭亡时，朝臣提出不同谋略：有人想堆积石块使水流更加险阻，有人想制造器械来应对变化。天子综合群臣意见，向大司马陆公询问。陆公认为，四渎是天地用来调节宣泄其气的，当然不能阻塞。若讲道理、制造器械，那么就是彼此共同拥有的条件；如果对方放弃自己的长处而采用自己所不擅长的办法，来到荆、扬争用舟楫，那就是上天在帮助我们。只需谨慎守住峡口，等待擒获他们罢了。等到步阐叛乱时，他凭借寳城来拖延强敌，又用大量财物诱使群蛮。当时大国的军队如云飞电发，旗帜悬挂在江边，沿着水滨筑垒，扼守像衣带一样环绕的要害，以阻止吴人向西；巴、汉的水军则防守长江，向东顺流而下。陆公率领偏师三万人，向北据守东坑，深挖壕沟、修筑高垒，按兵养威，使反叛的敌军缩足等待诛戮，不敢向北窥伺求生之路。强敌战败，连夜逃走；防守军队大半奉命分遣，五千精锐向西抵御水军，东西两路同时获胜，献上的俘虏数以万计。贤人的谋略确实如此，难道会欺骗我吗！从此以后烽火报警很少，疆域之内忧患减少。陆公去世后，暗中谋乱的迹象出现；吴国的祸患加深，六军震动。太康之战，军队难道比从前的将领所率还多吗？广州之乱，祸患难道比先前的灾难更严重吗？然而国家颠覆，宗庙变成废墟。唉！人一旦相继亡失，邦国便困苦衰败，不正是这样吗？《易》说：“汤、武实行革命，是顺应天意。”《玄》说：“动乱不达到极点，治理就不会显现。”这是说帝王要顺应天时。古人有话说：“天时不如地利。”《易》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自己的国家。”这是说国家所依恃的是险要。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关键在德，不在险。”这是说守住险要最终要依靠人。吴国兴盛时，三方面都凭借了它，这是孙卿所说的合并三者。等到灭亡时，只依靠险要，又是孙卿所说的舍弃三者。四州的百姓并不是不多；长江以南并不是没有俊杰；山川险要容易防守；强劲锋利的器械容易使用；前代施政的策略容易遵循。功业不能兴盛而祸患反而降临，是什么原因呢？是使用这些条件的人失误了。因此先王通晓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审察国家存亡的根本道理；谦抑自己以安定百姓，敦厚仁惠以取得人和，宽厚虚心以诱导俊杰的谋略，慈爱温和以结成士人与百姓的爱戴。所以国家安定时，百姓便与它一同庆贺；到了危急时，亿万民众便与它共同患难。安定时与众人同庆，就不会陷入危亡；危急时与下民共患，就不必忧虑灾难。这样才能保全社稷，巩固土地疆域，使《麦秀》不再有殷亡之悲，《黍离》不再有周亡之哀【原注：《史记》说：箕子朝见周朝，经过殷的故墟，感伤宫室毁坏、长出了禾黍；箕子伤心，想哭却不能，想流泪又觉得接近妇人，于是作《麦秀》诗歌咏此事。诗说：“麦子渐渐抽穗，禾黍茂盛油润。那狡猾的童子啊，不与我亲好。”殷民听到后，都为之流泪。《尚书大传》说：微子回朝，周朝经过殷的故墟，看见麦子渐渐抽穗，说：“这是父母之国，是建立宗庙社稷的地方。”于是心志动摇而悲伤，想哭却因为正在朝见周朝不能哭，低头哭泣又近似妇人，于是推而广之，作《雅》。琴氏的两种说法不同。《诗序》说：“《黍离》，是哀悯宗周的诗。周大夫出使服役，经过原来的宗庙宫室，那里全成了禾黍；他徘徊不忍离去，于是作了这首诗】太康末年，他和弟弟陆云一同进入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说：“伐吴所得的利益，是得到两位俊才【原注：《晋书》说：陆机曾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羊酪对陆机说：“你们吴中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这个？” 陆云回答说：“有千里莼羹，还有末下盐豉。”当时人称赞这是有名的对答】于是张华把他们推荐给诸公。太傅杨骏征召陆机担任祭酒，屡次升迁为太子洗马、著作郎。范阳人卢志当众问陆机：“陆逊、陆抗和您关系亲近还是疏远？”陆机说：“就像您与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卢志默然不语。陆云对陆机说：“异国相隔遥远，客居之人与彼此并不熟悉，何至于这样回答呢？”陆机说：“我父祖的名声传遍四海，难道会没人知道吗？”议论的人便以此判定陆机、陆云二人的高下。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任命陆机为郎中令，升为尚书中兵郎，又转任殿中郎。赵王司马伦辅政，征引陆机为相国参军；陆机参与诛杀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司马伦将要篡位，任命陆机为中书郎。司马伦诛杀齐王司马冏时，陆机的职务在中书省，九锡文和禅位诏书被怀疑是陆机所作，于是把陆机等九人收捕交给廷尉。幸赖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出面救护申理，得以减免死罪、流徙边地，后来遇到赦令才停止执行【原注：《晋书》说：起初陆机有一条骏犬，名叫黄耳，非常喜爱它。后来他羁旅寄居京师，长久没有家中音信，便笑着对狗说：“我家完全没有书信，你能带信去取消息吗？”狗摇尾作声，陆机于是写信装入竹筒，系在它的脖子上。狗沿着道路向南走，终于到了他家，得到回信后返回洛阳；此后便常常这样传信】当时中原多难，顾荣、戴若思等人都劝陆机回吴；陆机自负才华和声望，立志匡救世间的灾难，没有听从。司马冏既夸耀功劳、自我夸张，接受爵位也不谦让，陆机厌恶他的行为，作《豪士赋》来讽刺他。序文说：“建立德行的根基有一定常道，而建立功业的途径却不止一种。为什么呢？依照内心作为尺度，主动权在自己；凭借外物来成就事业，关键在于外部条件。主动权在自己，荣辱进退都止于自身范围；取决于外部条件，成败得失只看所遭遇的时势。落叶等待狂风才会坠落，而风本身的力量其实未必很大。孟尝君遭遇雍门周便流泪，而琴声的感动难道就没有什么作用吗？想要坠落的叶子没有烈风也会坠落，将要流下的眼泪不必烦劳悲哀的琴声。正因为如此，假如时势开启、天理显现，人力又尽到了，庸夫也可以成就圣贤的功业，器量狭小的人也可以建立烈士的事业。所以说：才能不及古人一半，功业却已经超过古人一倍，大概是得力于时势。遍观古今，凭借一时功业而居于伊尹、周公那样的地位者，是有的。自我本身的局限，即使智士也仍然被它所牵累；万物彼此相待，连昆虫都有这种情形。凭借自我的器量，却又拥有非凡功勋，使神器因他的顾盼而生辉，使万物随着他的俯仰而转移；内心贪恋居常之安，耳朵听惯阿谀奉承的话，哪里会懂得功业在自身之外，任用应当出自才能之外的道理呢？况且喜爱荣誉、厌恶耻辱，是有生命者共同的大愿；忌惮盈满、害怕触犯上位，连鬼神尚且不能免除。

译君主掌握着通常的权柄，天下人便服从他所制定的大节。因此说：难道上天可以仇视吗？但时常有人穿着华服、带着兵器，站立在宗庙门下；又有人举起旗帜向众人发誓，在田间道路上奋起。何况世间的君主掌握命令，从下位裁制万物呢？广泛树立恩惠，也不足以抵消怨恨；勤勉兴办有利之事，也不足以弥补造成的伤害。因此说：代替大匠砍削木材的人，必定会伤到自己的手。况且政权由甯氏掌握，正是忠臣慷慨激愤的原因；祭祀时却只有寡人亲自主持，是君主不能长久忍受的事情。所以君奭因周公旦的举措而怏怏不乐，高平师师般的人侧目看待博陆侯霍光的权势【原注：班固叙述魏相说：“高平师师，惟辟作威，国黜防害，天子是毗”，博陆侯就是霍光】；而成王却没有把猜嫌吝惜放在心中，宣帝也仿佛背上背着芒刺【原注：《汉书》说：宣帝即位之初，拜谒高庙，大将军霍光陪乘，宣帝内心严肃畏惧他，仿佛背上有芒刺】难道不是这样吗？唉！霍光的光辉照耀四方，德行没有比他更丰厚的；武王称他为叔父，亲近没有比他更亲密的；登上帝位，功劳没有比他更厚重的；守节到死，忠诚没有比他更深至的。然而他仍然倾侧颠沛，仅仅得以保全自身；伊尹因为怀有明允之德而遭杀戮，文子怀有忠敬之心却被利剑加身【原注：《竹书纪年》说：太甲从桐地潜逃出来，杀死伊尹；《吴越春秋》说：文种姓文，字少禽】本来就是他们的命运。由此说来，即使有像笃圣穆亲那样的美德，拥有如此盛大的大德和至忠，尚且不能取得君主内心的信任，不能止息众多人的诽谤；除此之外，哪里还能看出有什么可行的呢？安危的道理，完全可以由此认识。更何况贪图过大的名声，触犯道家所忌，凭借短浅的才智去做圣哲都难以做到的事呢？自身陷入危险，是因为权势过盛却不知道离开权势以求安定；祸患积聚，是因为宠信过盛却不知道辞去宠信以求福祉。看到百姓已经谋划反抗，便加固宫禁、警戒守卫，以崇尚不肯蓄养民众的威势；害怕天下各方不服，便严刑峻法，以招致伤人心的怨恨。这样以后，威势穷尽到震动君主，怨恨流行于上下，众人的心意日益离散，危机即将爆发，他却还仰视俯视、瞪眼张望，认为这样足以夸耀于世，讥笑古人做得不够精巧，防备已经发生的事情又已经笨拙，知道从前的功勋值得自夸，却不明白成败有其时机。因此事情穷尽、时运耗尽，必然跌倒；风一起、尘土聚合，祸患便到来，往往惨酷异常。圣人忌讳功名超过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厌恶宠禄超过应有的分量，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贪欲的最大端由，是贤者和愚者共同具有的；而游子在生前追逐高位，志士在死后希望留下声名，受生而来的本分，大概也只有这些罢了。”}], 盖世的功业，声名没有比它更盛大的；顺着心意而行、没有违逆，欲望没有比它更顺遂的。假使这个人稍微通览天道，知道事情到了极点便不能再增加，盈满也难以长久保持，能够超然自引，向人作高揖而退，那么巍巍盛大的功业足以仰望而超过前贤，洋洋流传的风范足以俯视后世典籍；最大的欲望不会止于自身，最大的快乐也不会违反旧有节操，功效越大，德行越广，身体越安逸，名声也越美好。他若不这样做，而必然昏昧于另一条道路，那么河海般的功绩会湮没成细小的水流，一篑之土造成的裂隙会积累成山岳；声名会被编入顽劣之人的条目，身体会饱受荼毒之苦，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我特意作这篇赋，希望百世之后少有人能够从中觉悟。司马冏没有觉悟，最终因此失败。陆机又认为圣王治理国家，义理在于封建，于是写了《五等论》说：“治理国家、经营田野，是先王慎重对待的事情；创立制度、留下根基，是希望后世更加兴盛。然而治理谋划各不相同，使国家长久存在的方法也不同：五等爵制开始于黄帝、唐尧，郡县治理创始于秦、汉；其中得失成败，典章谋议中都有完备记载，因此可以详细论述。君王知道帝业极为重大，天下极其广大；广大之地不能由一个方面偏制，重大责任不能由一人独任。责任重大，必定要借助众人力量；统治范围广大，最终要依靠他人。因此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减轻君主的责任；同时建立五等爵位，是为了扩大统治制度。于是制定封疆的典制，裁定亲疏关系的适宜程度，使万国彼此维系，形成磐石般的坚固；让宗室与庶民杂居，以确定维城般的功业。又由此可以看出安定天下的长久统御之道，认识人情的大致规律：知道替别人做人，不如厚待自己；给别人利益，不如为自身谋划；使上位安定在于让下位喜悦，为自身保存则在于使别人获利。所以《易》说：“以喜悦来役使人，人们就会忘记劳苦。”孙卿说：“不把利益只归于自己而使他人也获利，不知道先使他人获利然后自己才获利，这才是真正的利益。”因此把天下分给诸侯，使他们富厚安乐，自己便能和他们共同忧患；把丰厚的利益给予天下，自己便能和他们共同承受祸害。利益广博，思虑就深厚；使天下长久安乐，忧患也就深远。于是诸侯享有食土的实际利益，万国接受世代相传的福祚。这样，面南而王的君主各自专心治理政务，九服之内都知道有确定的君主；上位者对子民的爱护由此产生，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礼敬和信任由此结成。天下太平时足以敦厚风俗，道德衰败时也足以抵御暴乱。因此强悍刚毅的国家不能独占一时的权势，雄杰俊异的人也无处寄托称霸称王的志向；这样，国家的安定就来自万国的共同思虑，教化之主得到尊崇，诸侯也会为自身谋划。这就如同众多眼睛共同营造方形，天网自然伸展；四肢辞去艰难，而心腹和肢体都得到治理。这大概就是三代所以能行正直之道、四王所以能垂示功业的原因。国家盛衰兴废，是事理本来就有的变化；教化的废兴，则取决于所用的人。推究法制，本来期望它一定可信；阐明大道，却也有时会昏暗。因此，世袭制度弊病在于强臣专御，厚待下民的典制到末世便有所疏漏，侵凌削弱的祸患由三代末期衰败的灾祸开始，最终发展到战国七雄。从前成汤亲自察看夏后覆亡的鉴戒，周公旦亲眼经历商人的警告；文与质相互补益，损益各有实际。然而五等礼制并没有因时而改变，封疆制度反而有所兴盛，难道是他们只玩味夏、商两王的祸患，却昏昧于治理天下的谋略吗？当然知道百代不能悬置一法来统御，良好制度也不可能没有弊端，但侵弱的耻辱总好过宗祀灭绝，土崩瓦解的痛苦又甚于渐渐衰败。因此，开始经营制度可以获得较多福祉，考虑最终结果可以减少祸患；这并不是说侯伯制度没有可能造成动乱，也不是说郡县制度没有兴起教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国家忧患可以依赖诸侯辞去职位来解除，君主力量薄弱可以凭借辅佐拥戴来支撑。及至承受并积累前代弊病，王室于是卑弱；但仍保有名位，国祚还延续到后嗣，皇统幽微而没有断绝，神气闭塞却终究存在，难道不是事势使它如此吗？到了亡秦时期，秦朝抛弃大道而任用权术，为惩戒周朝的过失而自夸所得，不久斧头便从自己所庇护之处砍来；制定国家制度时不明白削弱下属，国家只独自享受利益，君主的忧患却没有人共同承担。虽然迅速灭亡、走向动乱的原因不止一端，但颠沛覆亡的祸患确实源于孤立。

译这就是只考虑五等制度的小怨，而丧失万国制度的大德；只知道渐渐衰败的可忧，却不明白土崩瓦解的痛苦。周朝不能振兴，原因由来已久；国家缺少贤明君主，已有十多个世代。然而只要有一句话号召勤王，诸侯就一定响应；一旦在一朝显露振奋自矜的姿态，远方国家便首先叛离【原注：《公羊传》说，葵丘会盟时，齐桓公震动诸侯而自矜，叛离的有九国。“震”是什么意思？就是振振然。“矜”是什么意思？就是自以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所以强晋收起了请求增加隧道葬制的图谋，暴虐的楚国停下了窥伺九鼎、图谋问鼎的志向【原注：请求隧葬之事见《曹植传》；楚子讨伐陆浑之戎，进而到达洛邑，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子，楚子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难道刘邦、项羽能够窥伺关隘，陈胜、吴广敢在大泽乡号召起兵吗【原注：《汉书》说，沛公从武关进入秦地；又说，项羽到函谷关，派当阳君攻关，项羽入关到达戏地】？假使秦人沿袭原有制度，即使无道，也有人与它共同灭亡，那么覆灭的灾祸难道会像从前那样迅速吗？汉朝纠正秦朝的偏失，大规模分封王侯，封国疆土过于扩张而不遵循旧典，因此贾谊忧虑其危险，鼂错痛惜其将乱。于是诸侯倚仗国家的富强，凭借士民的力量；势力充足的反叛较早，土地狭小的反叛较迟。六位臣下侵犯了它脆弱的纲纪，七个诸侯子弟冲破了它疏漏的法网【原注：《汉书》记载贾谊说：大抵强大的先反叛，所以淮阴王、楚王最强，首先反叛；韩信倚仗胡地，又反叛；贯高依靠赵国的资力，又反叛；陈豨兵力精锐，又反叛；彭越利用梁地，又反叛；黥布利用淮南，又反叛；卢绾最弱，最后反叛。景帝即位，鼂错劝景帝下令削夺吴国封地，诏书送到，吴王起兵诛杀汉朝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也都反叛。然而贾谊说有八人，陆机说有六人，是因为贯高不是五等爵位的诸侯，卢绾逃入匈奴，所以不计算他】皇祖高祖被黥布这类罪徒逼迫，西汉京城又受到东帝的威胁【原注：“皇祖”就是汉高祖。《史记》说，淮南王黥布反叛，高祖亲自前往攻打，黥布逃走；高祖当时被流箭射中，行军途中生病，到了长安去世。《前汉书》说，吴王刘濞反叛，汉朝削夺吴国的会稽、豫章郡；诏书到达后，吴王起兵反叛。汉朝任命袁盎为太常出使吴国，吴王听说袁盎来了，知道他想劝说自己，便笑着说：“我已经是东帝了，还要向谁拜见？”于是拒绝见袁盎】这大概是越过正道的灾祸，而不是分封诸侯本身的弊害。然而吕氏之乱时，朝廷士大夫向外观望，宋昌提出安定汉室的策略，必定要称说诸侯的力量【原注：《汉书》说，吕产、吕禄作乱，朱虚侯派人告知兄长齐王，命他发兵向西；大臣准备迎立代王，张武认为不可以前往，宋昌说：“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属，外面又畏惧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强国，所以才迎接大王，大王不要疑虑。”】到了中期，朝廷害怕诸侯失节，便割削宗室诸子的封地，使他们有名无实；天下空虚，又重新走上亡秦的旧路【原注：《汉书》说，诸侯中小的荒淫违法，大的离心孤立、横行叛逆，以致伤害自身、危害国家；所以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分割齐、赵，景帝采用鼂错的计策削夺吴、楚】。因此五侯作威作福，不把万国放在眼里；新都侯王莽承袭汉朝，取得天下竟如拾取遗物般容易【原注：《汉书》说，成帝把舅舅谭全部封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所以世人称为五侯；又封王莽为新都侯】。光武中兴，继承并昌盛皇统，却仍然遵循覆车留下的旧辙，养成外戚家族的积弊；不过数代，奸邪充斥，最终有强臣专擅朝政，于是天下像风吹草倒一样归附，一个人纵横行事，城池便自行毁坏，难道不危险吗？周朝衰落时，难以兴复王室，是由于放纵违命的人；七个臣下侵犯君位，三个儿子继承王位，丢弃九鼎，异姓家族占据王都【原注：《左氏传》说：起初，王姚受庄王宠爱，生下子颓。子颓受到宠爱，蒍国做他的老师。惠王即位后，夺取蒍国的园圃作为苑囿。边伯的宫室靠近王宫，惠王夺取它。惠王夺走子禽、祝跪、詹父的田地，又收回膳夫的俸禄。因此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依靠苏氏。秋季，五位大夫奉子颓攻打惠王，没有成功，逃奔温地。苏子奉子颓逃往卫国。卫军、燕军攻打周朝。冬季，拥立子颓。起初，甘昭公受到惠后的宠爱，惠后将要立他为太子，还未实现便去世。昭公逃到齐国。襄王使他复归，他又与隗氏私通。襄王废黜隗氏。頽叔桃子说：“实在是我招来了狄人，狄人一定怨恨我。”于是奉太叔带领狄军攻打襄王。王的卫士准备抵御。襄王说：“先王后会怎样说我？宁可让诸侯来谋划此事。”襄王于是出逃，到了坎欿。国人接纳他。秋季，頽叔桃子奉太叔带领狄军攻周，大败周军，俘获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周王出逃到郑国，住在汜地。太叔带与隗氏居住在温地。王子朝、宾起受到景王宠爱。景王去世后，王子朝凭借旧有官员、百工的防守力量和职秩人员，与灵王、景王的宗族发动叛乱。单子到庄宫迎接悼王回国。王子猛去世，敬王即位。尹氏拥立王子朝。刘子带着周王出逃，驻扎在滑地。晋国赵鞅率军迎接周王。尹氏召集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周王进入成周。七位臣子就是蒍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頽叔桃子、宾起；三个儿子就是子颓、叔带、子朝】钟鼓震响于宫门之内，刀锋箭镞流布到绛色宫阙。然而祸乱只停止在王畿，危害没有扩展到天下；周王室安然等待危机，所以宣王能够在共和之后兴起，襄王、惠王能够在晋、郑的帮助下振兴【原注：《史记》说：厉王出逃到彘地，周公、召公两位相国共同行政，称为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地，两位相国才共同拥立宣王。《左氏传》说：惠王即位后，卫军、燕军攻打周朝，拥立子颓。虢公、郑伯共同攻打王城，杀死子颓和五位大夫。襄王出居郑国。晋侯辞谢秦军而向下进兵，右军包围温地，左军迎接周王；周王进入王城，从温地擒回太叔，在隰城杀死他】哪里像东汉、西汉那样宫门之内暂时骚扰，而四海已经沸腾；奸臣早晨入朝，九服之内晚上便混乱呢【原注：“孽臣”指董卓】？远的看王莽篡逆之事，近的看董卓专权之时，亿万百姓无不痛心，愚者智者同样悲痛。

译然而周朝因此得以保存，汉朝却因此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世间缺少从前那样的臣子，士人没有匡正辅佐的志向吗？大概是因为远大的功绩受制于时势不同，雄心又被卑微的处境挫败了。因此烈士扼腕叹息，最终把自己交到仇敌手中；忠臣改变节操，去帮助虐国的桀主。即使有时聚合志同道合者谋划王室，但上面没有深沉英明的君主，下面的人又都只是市井之人；军队没有预先确定的编制，君臣没有彼此保全的意志。因此义兵云集，却不能挽救劫杀的灾祸【原注：《汉书》说，王莽居摄时，翟义与刘宇、刘璜结谋，发动义兵，拥立刘信为天子；翟义失败后，众人都被王莽诛杀。《后汉书》说，董卓任命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二人各自发动义兵讨伐董卓，董卓于是毒杀弘农王刘辩，迁皇帝到长安。《左氏传》说，韩宣子问叔向：“子干能够成功吗？”叔向回答：“困难。王有宠爱的儿子，国家有深沉而有权势的君主”】众人的希望尚未改变，却已经眼看着大汉灭亡了。有人认为，诸侯世袭爵位，未必能够长久保全；昏君暴君有时也会接连出现，所以五等制度容易产生许多动乱。如今的州牧、郡守，都是依靠官府任用的平庸能臣；即使偶尔任用失当，任用得当的情况毕竟更多，所以郡县制度容易施政。如果德行美善光明，官员的黜退升迁每天都能发挥作用，那么长官和属官彼此相连，有人能够履行职责；而荒淫昏庸的君主没有容纳过失的余地。为什么会治理不好呢？所以前代也有凭借它而兴盛的。假如国家衰败、各项制度废弛，自取其祸的官吏又以财货衡量才能，那么贪婪残暴的萌芽，岂不都在诸侯和官长身上吗？怎么会不发生动乱呢？所以后代君王也有因此而废亡的。概括地说，五等制度的君主为自己考虑政务，郡县制度的长官则为官吏谋求外物。如何验证呢？谋求升迁、追逐功名，是士子的通常志向；修养自身、安定他人，是贤良之士所希望的。进取的欲望锐利，而安民的声誉来得迟缓，因此侵害百姓以利自己的事情，是在位者所不忌惮的；损害实际政务以养成虚名，是官长早就仰慕的。君主没有只计较一年的谋划，臣下却怀有只顾一时的志向。五等制度则不是这样：君主知道国家属于自己，土地和民众都是自己的；百姓安定，自己就享有利益；国家受伤，家族也会遭受祸患。因此前人希望功业流传后世，后代子孙也思念继承祖业；上位者没有苟且之心，群臣知道坚固相守的道理。这样，如果贤能者共同执政，功业就有厚薄之分；两个愚昧者同处乱世，过失也有深浅之别。这样看来，八代的制度大概可以用一个道理贯通，秦、汉的制度大概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陆机感念成都王司马颖全力救济自己的恩德，又看见朝廷屡次发生变乱，认为司马颖一定能够平定局势，于是向他委身效命。司马颖让陆机参与大将军府军事事务，并上表任命他为平原内史。陆机上表谢恩说：“陪臣陆机说：本月九日，魏郡太守派遣兼丞张含带着版诏书、印绶，假【原文此处句意未完，疑有脱字】授臣为平原内史。臣拜受诏命，恭敬战栗，不知如何裁处。臣陆机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本是吴人，出自敌国，世代没有先辈为国家效力的功劳，才华也不是丘园中耿介之士的英秀。皇上的恩泽广泛施及，恩惠救济没有远近之分；臣从群臣之中被擢拔出来，屡次蒙受荣耀而升进。入朝九年，历任六种官职，身居三阁，官历两宫，穿着冕服、乘坐轩车，仰望着跻身贵官之列。声名和踪迹日益振扬，回头看远胜同列，所受恩施重如山丘。按道义本应粉身碎骨，然而遭逢国家颠沛，没有什么节操功绩可以记载。即使陛下宽赦放宥，臣独自又有什么脸面呢？低头叩首、屈膝跪拜，忧愁惭愧如同受刑。然而却横遭已故齐王司马冏枉曲陷害，诬称臣与众人共同撰写禅位文书，将臣幽禁在牢狱中，准备作为首先诛杀的人。臣的真诚可以对天地发誓，并未辜负天地。在仓促危急之际，担心受到逼迫，于是与弟弟陆云、散骑侍郎袁瑜、中书侍郎冯熊、尚书右丞崔基、廷尉正顾荣、汝阴太守曹武思等人一道，才得以免罪。暗中隐蔽回避、曲折地陈述自身情状；片言只字，都与此事无关。事情的踪迹和笔迹，都可以推验核对。然而一旦之间，反而被改说成罪证。像我这样微小卑贱的生命，尚且不足以珍惜；区区本心，实在令人悲哀。畏惧天威逼迫，即使有罪也只谨慎承受；闭口结舌，不敢上书申诉。关系身家性命的最大祸患，每天都呈入圣听；肝血相交的诚心，始终没有被听闻。因此临难时慷慨悲愤，不能不有所怨恨。所怨恨的只有这一件事罢了。再次蒙受陛下恺悌宽宥，回转严霜、收敛雷电，使臣没有坠落覆亡，重新能够扶老携幼，活着走出狱门。身佩金印紫绶，退居散官之列。感恩与自责交集，五情震动悲痛；仰望苍天、俯伏大地，仿佛没有容身之处。没有想到日月般的圣明终于曲加照临，云雨般的恩泽也施及朽败困顿之身。陛下怜悯臣才弱，认为臣自身没有值得采择之处；哀怜臣零落，察知臣的罪过可以明辨。假如削去臣的丹书特权，使臣成为平民，那么就能洗净尘垢、承受天恩，断绝众人的诽谤。臣起初的愿望，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如今却辱蒙重大任命，公开授予符节虎符，使春日枯槁的枝条重新与秋兰一同垂芳，使沉没水中的羽毛重新与飞翔的大雁并翼。即使安国侯免除徒刑，重新起用而曲折升任青绶；张敞逃亡获罪，却仍得乘坐朱轩，这些都还不足以比拟臣所承受的恩遇。难道臣这样满身污垢、含着屈辱，适合厚颜窃取这些荣宠吗？即使毁灭宗族、夷灭族人，也不足以向上报答陛下。喜悦和恐惧交相并集，悲伤惭愧哽咽凝结。臣遵守通常的法令，应当立即赴任途中，不能束身奔走，赶到城阙叩拜，仰望天路，奔驰心神于皇帝车驾所在之处。臣不胜惶恐屏息，久久仰望。太安初年，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等军二十余万。陆机三代都是将领，按道家说法是所忌讳的；又以羁旅之身入仕，突然处在众士之上。王粹、牵秀都心怀怨恨，坚决推辞担任都督，司马颖不准许。陆机的同乡孙惠也劝陆机把都督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人们将会说我是首鼠两端、躲避贼兵，因此反而加速祸患。”于是出发。司马颖对陆机说：“如果功成事定，应当封你为郡公，地位使你成为台司将军，你要努力。”陆机说：“从前齐桓公任用管夷吾，建立九合诸侯的功业；燕惠王怀疑乐毅，失去了即将成功的事业。今天的事情，关键在您，不在我。”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嫉恨陆机受到宠信，对司马颖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把您比作昏暗的君主。自古以来命将出师，从没有臣下凌驾君主而能够成事的。”

译陆颖默不作声。陆机刚开始统领军队，牙旗便折断了，他心里非常厌恶这件事。各路军队从朝歌排列到河桥，金鼓之声传到几百里外；汉、魏以来出师的盛况，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长沙王司马乂奉天子在鹿苑与陆机交战，陆机军队大败，投奔七里涧而死的人堆积如山，河水也因此无法流动。将军贾棱等都战死了。当初，宦官孟玖的弟弟孟超也受到陆颖宠爱，孟超统领万人，任小督；还没有交战，就放纵士兵大肆抢掠，陆机记录了主犯。孟超带一百多名铁骑直冲陆机旗下夺走主犯，回头对陆机说：“貉奴，你也能做督吗？”陆机的司马孙拯劝陆机杀掉他，陆机没有采纳。孟超向众人扬言说：“陆机将要反叛。”又写信给孟玖，说陆机持两端观望，军队迟迟不能决战。交战时，孟超不接受陆机的节制，率轻装部队独自前进，结果战死。孟玖怀疑是陆机杀了孟超，于是向陆颖诬陷陆机，说他有反叛的意图。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都是孟玖任用的人，他们和牵秀等共同作证。陆颖大怒，派牵秀秘密逮捕陆机。那天晚上，陆机梦见黑色车幔围绕着车子，亲手解它却怎么也解不开。天亮后牵秀的军队到达，陆机脱下戎服，穿上白帢，与牵秀相见，神色自若，对牵秀说：“自从吴朝倾覆以来，我兄弟和宗族承受了国家深重的恩德，入朝侍奉君王，出外执掌符节，成都王把重任交给我，我推辞而不能获准。今天受到诛杀，难道不是命运吗？”于是给陆颖写信，言辞十分凄切。随后叹息说：“华亭的鹤鸣，还能再听到吗？”于是被杀害于军中，当时四十三岁。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也一同被杀。陆机死得并非罪有应得，士卒没有不流泪的。这一天黄昏时浓雾弥漫，白昼仿佛合拢，大风折断树木，平地积雪一尺。议论的人认为这是陆氏的冤屈所致。陆机才思天成而秀逸，文辞藻采宏大华丽。张华曾对他说：“人写文章，常恨才华太少，而你反而忧虑才华太多。”他的弟弟陆云曾写信说：“君苗看见兄长的文章，总想烧掉他的笔和砚。”后来葛洪著书称赞陆机的文章，犹如玄圃中积聚的美玉，没有一块不是夜光玉；又像五条河流吐出泉水，源流同出。它宏丽、美艳、丰富、精锐、飘逸，是一代绝作。然而他喜欢依附权贵，与贾谧亲近友善，因此因求进取而受到讥讽。他所写的文章，共三百多篇，并流传于世。陆云，字士龙，六岁就能写文章，性情清正，有才华和见识。年轻时与兄长陆机齐名，文章虽不如陆机，但立论超过他，号称“二陆”。幼年时，尚书广陵人闵鸿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孩子如果不是龙驹，就一定是凤雏。”于是举荐陆云为贤良，当时十六岁。吴国平定后进入洛阳。【原注：《晋书》：陆机初次拜见张华，张华问陆云在哪里，陆机说：“陆云有笑疾，不敢出来见您。”不久陆云来到，张华仪态多姿，又喜欢用帛带缠胡须。陆云见了大笑，不能自止。此前陆云曾穿着丧服登船，在水中回头看见自己的影子，因大笑而落水，被人救起才免于溺死。陆云与荀隐一向互不相识，曾在张华座上相会，张华说：“今天相遇，可以不要说平常话吗？”陆云于是拱手说：“云间陆士龙。”荀隐说：“日下荀鸣鹤。”这是荀隐的字。陆云又说：“既然已经打开青云之路，看见了白雉，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夹上你的箭？”荀隐说：“我本以为是云龙骙骙，原来只是山鹿野麋一类的兽；防弩太强，所以发箭慢了。”张华拍掌大笑。】扬州刺史周浚征召陆云为从事，对人说：“陆士龙是当今的颜子。”不久，陆云以公府掾身份任太子舍人，出任浚仪令。有人被杀，主犯没有查明，陆云拘捕了死者的妻子，却没有对她用刑。十多天后，将她释放，并秘密派人跟踪她，对跟踪者说：“她离开这里不超过十里，应该会有一个男子等候她；他们一交谈，就把那人捆来。”后来果然如此，审问那名男子，他全部招认。原来陆云与这个妇人通奸，一同杀死了她的丈夫；听说妇人获释，便想与她交谈，只是顾忌县城离得近，所以远远地约她等候。因此全县都称赞陆云神明。郡守嫉妒他的才能，多次责罚斥责他，陆云于是辞去官职。百姓追念他，绘制他的画像，配享县社。不久，陆云被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司马晏在西园大规模营建住宅，陆云上书说：“臣私下见到世祖武皇帝临朝时拱手默坐，以俭朴教导世人；即位二十六年，宫室和台榭没有新建，屡次发布明诏，严厉告诫奢侈。国家继承基业，本应致力于遵守奉行，但世俗日渐衰败，各家竞相充盈豪奢，逐渐受到风气浸染荡漾，终于形成风俗。即使严诏屡次宣布，奢侈的风气却越来越广。每当看到诏书，百姓都叹息。过去清河王营建墓地住宅，当时世祖亲手下诏，追述先帝节俭的教诲和恳切的告诫，昭示天下。清河王毁掉已经建成的住宅，以奉行诏命，海内听闻后都欣然。臣愚昧地认为，先帝遗留下的教诲一天天衰微；如今与国家共同崇尚大化、追述阐明先帝旧迹，实在就在殿下身上。殿下应先敦行朴素，然后才能教导匡正四方。凡是崇尚华丽的事，都应当用制度加以节制；这样上可以使皇帝满意，下可以符合当时民望。臣以平庸之才，特蒙提拔，也想竭尽忠诚、效死尽节，来报答所受恩施，因此不顾触犯忤逆，冒昧陈述心中所想。如果臣的愚见有可取之处，恳请殿下加以三思。当时司马晏信任部将，派他们覆核查验各官府的钱帛。陆云又进谏说：“臣伏见令书，命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使徐泰等核算、复核各官府购买物品的钱帛账簿。臣愚昧地认为，圣德如龙兴起，光大拥有大国，选拔众官的才能，使各类官员学习职事。中尉该、大农孟诞，都清廉善良谨慎，恪守职掌。其余各官，尽是州里一介之士，难免有疏忽昏暗的过失，虽说每天都可能听闻，但在处理义理、运用情理方面，大概没有大的过错。如今李咸、冯南是军旅中的小人，吴定、徐泰是士卒中的卑贱之人，并非清廉谨慎素有声名、忠诚公正足以称为大臣所缺少的人才，却还说情况没有查清。要等李咸等督察以后才取得信实，这既不符合开国之初不任用此类人的原则，又损害殿下推诚待人、宽宏大度的气量。即使李咸等能够尽节益国，功利增加百倍，至于光大辅佐国家的美德，仍不如敞开心怀信任士人而不失误。何况所得不过是姑息小利，却使小人掌权，大道衰落，这就是臣之所以慷慨激愤的原因。臣身居大臣之位，职责在于进献可行之策，如果有管窥之见，怎敢不尽力规谏？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发布明确命令，停止这类人复核各项事务，全部交给治书办理；这样大信施行于下，人人都会想着尽节了。

译陆云爱惜人才、喜好士人，荐举显达了很多人。他移文太常府，荐举同郡张赡说：“我听说从前圣王承受天命治理天下，隆重荐举贤明的德行，希望调和人与神，没有不尊崇典谟来教化民众、兴办礼学来陶冶远方之人的。因此帝尧光明显耀，道术与人事、天道相合；西伯文质兼备，所以周朝兴盛，成就两代王业。大晋建立皇业，崇尚配合天地、治理中夏，已经统一天下，礼乐将要大有作为。君侯顺应历运的符瑞，赞助天人相合的时机，广泛延请才俊，使历代典制光明兴盛。臣伏见卫将军舍人、同郡张赡，德行茂盛而清纯，器度和思虑深沉通达。他起初仰慕圣人之门，专心于高深学问；启发蒙昧而登堂入室，终于升入枢要奥秘之处。从秘宫中抽取灵异之书，从玄夏之地披阅金縢之文；以百家学说为乐，广泛采集其中精华。文辞胜过翰林，言语铺陈富有藻饰；探寻散佚、搜集遗文，思虑深邃而通达神理。谈论道义、撰写文章，篇章光彩照人而含有奇思。在宰府中徘徊，在公门中安静栖止；隐藏珍宝而沉沦于虚寂，藏起才能而身穿粗陋衣裳；身袭锦缁之衣，覆盖着玉色的曾泉。如今改换道路，准备悬车归隐，将要达到考槃的境界。居于下位的岁月已经屡次迁延，士大夫们都怀抱愤恨。如今太清开辟宫宇，四门开启钥匙，玄妙纲纪覆盖大地，天网广泛罗致人才。庆云兴起以招致龙和。和风兴起、仪凤出现，正是岩穴中人才显耀的时节，是河津托乘的日子；可是张赡沉沦下位，众人的期望使人痛心。若能让他端正衣冠进入太学，错综贯通先代典籍，垂着缨带登上玉阶，在紫宫中论道，确实是帝室的瑰宝、清庙的伟器；大乐九次演奏，他一定登上昊天之庭；《韶》《夏》六次变奏，他一定享受上帝的祭祀。入朝任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上表任命他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将讨伐齐王司马冏，以陆云为前锋都督。司马冏被诛后，陆云转任大将军右司马。司马颖晚年政治衰败，陆云多次因直言触犯他的意旨。孟玖想任用自己的父亲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都迎合他的意思赞成此事，陆云却坚持不答应，说：“这个县的县令都是公府掾属资历的人，哪里有让黄门的父亲担任它的道理呢？”孟玖深深怨恨他。张昌发动叛乱，司马颖上表任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准备讨伐张昌；适逢讨伐长沙王的行动，于是停止了。陆机兵败时，陆云也和司马颖的属官江统、蔡克、枣嵩等一同被收捕。江统等上疏说：“我们听说，人主圣明，臣下就应竭尽规谏；只要心中有所想，就不敢不献上。昨天听说教令，因陆机后来错失军期、军队失败，依法加刑，没有人不认为这样确实足以整肃三军、威示远近，这正是所谓一人受戮、天下知戒。又听说重申教令，认为陆机图谋反逆，应当诛灭全族，知道事情本末的人无不疑惑。授爵于朝廷，与众人共同决定；刑人在市，与众人共同弃绝。唯独对于刑罚加以慎重，是古人所谨慎的。如今明公兴举义兵以除国家祸难，四海同心，云集响应，罪人的命运转瞬即决，太平的日期不是今天晚上就是明天早晨。陆机兄弟都曾被破格提拔，共同受任重职，不应背弃无极的恩德而投向将亡的敌寇，离开泰山般的安稳而奔赴累卵般的危险。他只是谋划思虑浅近，不能统率众帅、取得杀敌的成果；进退之间，事情有疑似之处，所以才使圣明的鉴察尚未看清实情。刑诛是大事，既然说陆机有反逆的征兆，就应当命王粹、牵秀查验此事，使证据事实明白后公布给百姓，然后加以诛杀陆云等人，也还不算晚。如今这样的举措实在太重，若判定有罪，天下人情或许服从；若判断失误，必定使四方离心，不可不审慎详察。” 江统等人诚恳进言，并不是为陆云一人请求活命，实在是担心这次举措关系到得失成败，所以敢竭尽愚诚，以备承担诽谤。司马颖不采纳，江统等再次请求。司马颖迟疑了三天。卢志又说：“从前赵王杀中护军赵浚，却赦免他的儿子赵骧；赵骧后来到明公那里袭击赵王，这就是前车之鉴。”蔡克进到司马颖面前，叩头叩得流血，说：“陆云被孟玖怨恨，远近没有不知道的；如今果然被杀，罪状却没有明确证据，只会使众人的心产生疑惑，我私下替明公惋惜。”跟随蔡克进来的属官有几十人，都流着泪坚持请求。司马颖面露悲悯，似乎有意宽赦陆云。孟玖扶着司马颖进去，催促下令杀死陆云。陆云当时四十二岁，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门生故吏迎接灵柩到清河，修筑坟墓、树立碑石，四时祭祀。他所写的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另撰《新书》十篇，都流传于世。【原注：《晋书》最初记载：陆云曾行旅住宿在故友家，夜里天黑迷路，不知道往哪里走，忽然望见草丛中有火光，于是向那里走去，到了一户人家便寄宿。他见到一位年轻人，风姿秀美，便共同谈论《老子》，言辞旨趣深远。天快亮时告辞离开，走了十多里到达故友家。故友说，这几十里内没有人居住。陆云这才醒悟，回头寻找昨夜住宿的地方，原来是王弼的坟墓。陆云本来不研究玄学，从此以后谈论《老子》，见识大为长进。】陆云的弟弟陆耽，任平东祭酒，也有清誉，与陆云一同遇害。当初，陆抗的儿子陆机、陆云受到诛杀，连婴孩也被杀，知情的人责怪此事，说：“后世一定会承受它带来的祸殃。”到了诛杀陆机时，陆氏全族没有一个遗漏。大将军参军孙惠写信给淮南内史朱诞说：“马援选择君主，这是凡人都听说过的事；没想到陆氏三兄弟一起依附昏暗的朝廷，一旦之间全部湮灭，道业沉沦，实在值得哀叹。”后来东海王司马越讨伐司马颖，发布文告告示天下，也以陆机、陆云兄弟被冤杀为罪状责备司马颖。【谨案：目录中附有孙拯、褚陶，今已缺。】评论说：楚国始祖鬻熊曾任周文王的老师，如今他的著作中有《鬻子》。后来楚国的成王、穆王、庄王、灵王与齐、晋亲近交往，主持诸侯会盟；虞、夏、商、周之后的诸侯都曾到郢都朝见，楚国曾采用六王、二公的礼制，那么它的文物制度与中原诸国没有不同。左史倚相能够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书，右尹子革能够背诵《祈招》诗篇，可见其学问渊源与齐、鲁相同，难道会没有风雅之文吗？孔子因为楚国僭越称王，断绝交往而不加记录，所以楚国的文辞没有见于六经之中。到了楚国中叶，屈原以骚赋创作倡导辞人；自六经之后，秦、汉 以下没有不遵循这种文体的，于是六经式的文章不再创作，全部变成了骚体。辞客和文章因此兴盛起来。建安末年，曹氏兄弟虽然议论文章体裁，

译但文章体制还没有完全完备。陆氏世代雄踞荆楚，多代为将，屡受重爵，武功显赫，却从未出过文人。国家灭亡后，陆机、陆云出现了。陆机二十岁时创作文章和辞赋，上远溯屈原、宋玉，下承接曹植、刘桢，穷尽作文的情态，推究篇章的体制，考察辞藻的利弊，精粗、本末无不周详，于是成为文章作者中的巨匠、百代文人的宗师。唉！六经之后，文章之学都本出于楚国，难道是压抑太久后才产生了杰出而奇异的人才吗？还是江山的优胜，特别孕育了非凡人物呢？凡是泄露造物主奥秘的人，一定会被鬼神所厌恶。屈平沉入江中，陆机伏在刑具上，都是上天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还可以责问上天吗？又可以怨恨他人吗？赞曰：日、月、星三辰装饰着天空，万物使大地显得华美。纷繁的情感和志趣，像花朵一样抽发吐露。积蓄精神、郁结气韵，以之磨合律吕。驾驭才思铺陈辞藻，使宾客满足，使君主尊贵。经纬典则，删去崇高虚饰和过度淫靡。雕琢仁义，□玉锵金。体制不紊乱，渊源更加深厚。搜寻扶持义理的幽窟，驰骋于辞林。起初承接屈原、宋玉，终于达到汉、魏。建安七子一同创作，与古人相比也无愧色。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七　　　　元代　郝经撰 列传第六十四 行人 汉 邓芝　宗预　陈震 吴 顾徽、赵咨、沈珩、陈化、浩周、郑泉、冯熙、张温、秦旦、郑胄、纪陟【宏璆】张俨 《周官》中的大行人，负责周王朝与诸侯交往：间隔时节以询问诸侯、晓谕意旨，归来时赈济以交流福惠，遇到庆贺之事便道贺以助长喜庆，发生灾祸便致送吊慰以弥补灾害。诸侯之间的邦交，则每年互相慰问，定期互相聘问，世代互相朝见。因此从王朝到诸侯，都设有行人这一职务，用来维系恩义和纲纪，成就太平和谐的政治。到了周朝衰微时，诸侯结党相交，大夫执掌政权，行人的职务更加重要。晋国的子员、郑国的子羽，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遇到大规模征伐、盛大会盟等事，都由正卿命令大夫亲自出使。到了战国，四公子一类的人车马相连、招纳宾客，势焰盛大显赫，震动天下。苏秦于是佩带六国相印，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出入各国，同时担任数国相国，成为连横一派的人。平民突然崛起，鼓舌张口，摇撼王公大人，排解困难、消除纷争。像鲁仲连、毛遂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从前的行人，全都变成了游说之士。汉朝兴起后仍有先秦遗风，蒯通、郦食其、随何、陆贾在战事激烈时都高视阔步。等到中原没有战事，刘敬才开始缔结和亲，使者出使外族。到了孝武帝开拓边疆，沟通西南夷、西域、两粤、朝鲜，使者的车马仪仗在异域相望不绝。然而这只是中国与夷狄交往、勤于经营远方谋略而已，还没有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建安末年，天下分裂，国家分成三国，虽然没有设置行人这一官职，但其职任反而更加重要。起初，昭烈帝不能保全汉室，寄身无处，诸葛亮向孙权求救，与孙权共同抵抗曹操。后来昭烈帝亲自到京城会见孙权，其中有不得已的原因。从此汉与吴结交，使者往来不断。等到昭烈帝取得益州，而孙权争夺荆州，孙权于是向曹操称臣，以便袭击关羽，吴与魏结交，使者使命相互通达。昭烈帝讨伐孙权，孙权害怕，便向曹丕称臣，使者往来再次恢复。孙权又反叛魏，派使者聘问汉，汉也回报他的聘问，汉、吴再次交好。吴曾与魏通好而中途断绝，后来又与晋通好而再次断绝；吴又与汉再次通好，直到后主灭亡也没有断绝。汉与贼魏不共戴天，最终同魏断绝关系，所以汉的使者往返，都是安危存亡的大计，比周、秦、汉初时更为重要。汉、吴初次联合而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吴、魏初次联合而取得荆州之战的胜利，汉、吴再次联合而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吴、魏再次联合而取得猇亭之战的胜利；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