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五上、下元郝经撰

译列传第六十二上、下。儒学。汉。何休、服防、颍容、谢该、许慎、蔡玄、郑玄、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譔。谨按：何休、服防、颍容三人的传记缺失。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他精通《春秋》左氏学，是当时著名的儒者，门徒有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建安年间，河东人乐详列举《左氏春秋》中数十件疑难之事，拿来询问谢该，谢该都为他贯通解释，名为《谢氏释》，流传于世。他出仕担任公车司马令，因为父母年老，托称有病离职，想回乡里；正赶上荆州道路阻断，不能离去。少府孔融上书推荐他说：“我听说高祖创业时，韩信、彭越这样的将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献《诗》《书》的学说；光武中兴时，吴汉、耿弇辅佐成就帝业，范升、卫宏修明继述旧业，所以能够文武并用，成就长久之计。陛下圣明的德行与高祖、光武二祖相合，辛劳谦抑，经历困厄，三年后才获得安定。如今尚父般的将领鹰扬奋击，方叔般的将领高飞建功，王师如雷电般迅疾，群凶已经被击破消灭，刚刚有了收藏弓箭、放下战鼓的时机，应当得到名儒来掌管礼法纲纪。我私下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具有曾参、史鱼那样的美好品性，又兼有子夏、子游那样的文学才华；博通各种学艺，遍览古今，事物一来便能应对，事情发生也不迷惑；操守清白，行为卓异，诚心喜好道德教训。无论远近寻求，少有能与他匹敌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比如巨大的骨头出现在吴地（《史记》说，吴国攻打越国，毁坏会稽，得到一节骨头，需要一辆专车才能装下。吴国派使者问孔子：“什么骨头最大？”孔子说：“禹在会稽山召集群臣，防风氏最后到达，禹杀死并陈尸示众。他的骨节需要一辆专车装载，这就是最大的骨头。”）；隼鸟落在陈国朝廷中（《史记》说，有隼鸟落在陈国朝廷而死，箭杆贯穿它的身体。箭是楛木制成的，石镞，长一尺有咫。陈湣公问孔子，孔子说：“这只隼来自很远的地方，是肃慎的箭。过去武王战胜商朝，打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使各地按照方位带着财物来进贡，于是肃慎进贡楛矢、石镞，长一尺有咫。先王把它分给太姬，让她嫁给虞胡公，并封他们于陈。试着到旧府库寻找，果然找到了。”）；黄熊进入寝宫（《左氏传》说，郑国子产出使晋国时，晋侯生病。韩宣子说：“我国君主卧病至今已经三个月了。现在梦见黄熊进入寝门，这是什么厉鬼呢？”子产回答说：“过去尧把鲧杀死在羽山，他的神魂化作黄熊，进入羽渊，实际上成为夏朝的郊祀对象，夏、商、周三代都祭祀他。晋国是诸侯盟主，或许是没有祭祀他吧？”韩宣子祭祀夏郊，晋侯的病便稍有好转。）；亥字有两个头（《左氏传》说，晋悼公的夫人供给食物给参与筑城杞国的役夫。绛县有个人年纪已经很大，没有儿子，却前往参加供食。有个人怀疑他的年龄，问他多少岁，他说：“我是小民，不知道纪年。我出生那年的正月初一是甲子日，到现在已经历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末一个甲子到现在又过了三分之一。”）如果不是博闻强记的人，谁能辨识这些说法的头绪呢？隽不疑在北阙之前判定了冒充卫太子的男子（《汉书》说，始元五年，有一个男子乘黄牛车，树立黄色旗帜，穿黄色襜褕，戴黄色帽子，到北阙，自称卫太子。公车令把这件事报告上去，诏令公卿、将军和中二千石官员共同辨认察看。长安城中聚集观看的吏民有数万人。右将军在宫阙下部署军队，以防意外。丞相、御史和中二千石官员到场后站立着，没有人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来到达，呵斥随从官吏把他收捕捆绑。有人说：“是非还无法判断，暂且把他安置起来吧？”隽不疑说：“诸位为什么要担心卫太子？过去蒯聩违背君命出奔，蒯辄拒绝他，不让他进入，孔子的《春秋》认为这是正确的。卫太子得罪先帝，逃亡却没有立即自杀，如今又自行前来，这是罪人。”于是把他送进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听说后赞赏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当用经术来明辨大义。”）；夏侯胜辨明了长期阴天不雨的征验，此后朝廷士人更加重视儒术（《汉书》说，昌邑王即位后，多次外出，夏侯胜应当乘舆前进谏说：“天长久阴而不下雨，是臣下有人谋反君上的征兆。”）。官吏跑到朝廷询问这件事。师旷说：“这是鲁国叔仲惠伯会见郤成子在承筐那一年，到现在已经七十三年了。”史赵说：“‘亥’字有两个头、六个身；下面两个部分像身，正是这个数。”士文伯说：“那么就是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没有博闻强识的人，谁能辨识这些事的端绪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五年、二千石、万人〕 夏侯胜辨明了长期阴天不雨的征验，此后朝廷士人更加重视儒术。陛下外出想要到哪里去？”昌邑王大怒，认为夏侯胜是在说妖言，把他捆绑交给官吏。官吏把事情报告给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依法治罪。当时霍光正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废黜昌邑王，霍光责备张安世，认为他泄露了这件事；张安世实际上没有说，于是霍光召见夏侯胜。夏侯胜依据《洪范传》回答说：“君主不能达到中正之道，上天的惩罚就是经常阴天；这时便是下位者有人要讨伐上位者。所以我说臣下有人谋反。”霍光、张安世大为惊异，因此更加重视通晓经术的人。如今谢该确实卓然不凡，可以与前代名儒并列；只是因为父母年老有病，弃官想回乡，道路险阻闭塞，无法自行到达，竟使这样的人才怀抱美玉而逃，翻越山河，沉沦在荆楚，这就是所谓去了便不能回来的人（《韩诗外传》说：山林隐士是为了名声而出走，所以出走后不能回来；朝廷之士是为了俸禄，所以进入朝廷后不能退出）。以后应当再用馈赠女乐的办法来钓取由余（《史记》说，由余的先祖是晋国人，后来逃入戎地，能说晋国话。他听说秦穆公贤明，所以秦穆公派他观察秦国。穆公把宫室、积蓄给他看，由余说：“如果让鬼来建造，鬼也会劳神；如果让人来建造，也会使百姓劳苦。”穆公退朝后问内史廖：“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敌国的忧患。如今由余贤能，是我的祸害，该怎么办？”）。

译内史廖说：“戎王居住在偏僻隐蔽之地，没有听过中原的声乐。您可以试着送给他女乐来夺去他的心志，同时替由余请求离开，以此疏远他们的关系；把由余留下而不遣返，使他错过归期，戎王一定会怨恨他，必然怀疑由余。君臣之间有了隔阂，就可以俘获戎国。”于是穆公命令内史廖把十六名女乐送给戎王。戎王接受后非常喜爱，屡次进谏的由余得不到采纳；秦穆公又多次派人邀请由余，由余于是离开戎国投降秦国。像这样，还要刻画画像来寻求傅说，岂不是太烦琐了吗？我愚见认为，可以查访他所在的地方，召谢该回来。楚国曾阻止荀卿离开本国（刘向《荀子序》说：荀卿到楚国，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有人对春申君说：“商汤凭七十里土地起兵，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兴起，荀卿是贤者，如今给他百里土地，楚国恐怕要危险了吧？”春申君向他道歉，荀卿于是离开楚国到赵国。后来有门客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而进入商，商王兴盛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而进入齐，鲁国衰弱而齐国强盛。所以贤者所在之处，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如今荀卿是天下贤人，他所离开的国家，难道不会不安吗？”春申君派人聘请荀卿，荀卿写信讥刺楚国，并作歌赋送给春申君。春申君悔恨，又坚决向荀卿道歉，荀卿于是返回楚国，再次担任兰陵令）；汉朝追召匡衡到平原（《汉书·匡衡传》说，匡衡调任补授平原文学长）。令杨兴游说车骑将军史高说：‘匡衡才智有余，经学无人能比，只是因为没有进身朝廷的门路，所以随着文书任命滞留在远方。将军如果确实召他置于幕府，学士们必然欣然归附仁德；让他参与谋议，考察他的才能，再推荐给朝廷，他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史高认为他说得对，征召匡衡为议曹吏，并把匡衡推荐给皇上，皇上任命他为郎中。”尊重儒者、崇尚学术，是因为珍惜失去的贤才。奏书上呈后，诏令立即征召谢该回来，任命他为议郎；他以高寿终老。谨按：以上何休、服防、颍容、谢该四人的传记和议论缺失。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他性情淳厚笃实，年轻时就博学多闻。对于经籍，马融常常推重敬佩他。当时人称赞他说：“五经方面无人能与许叔重相比。”他担任郡功曹，被举为孝廉，两次升迁后授任洨县县长（“洨”音读如“候交反”），后来死在家中。当初，许慎认为五经的传说褒贬不同，于是撰写《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都流传于世。评论说：古文的科斗文字，从汉初起就已经没有人懂得了。把伏生口头传授的内容改写成隶书，古代文字的真实意义仍然昏昧不明。因此石渠阁、白虎观的讨论常常对此加以订正，但众说纷纭，始终没有确定的定论。许慎作《说文》，区分字形，分析字义，说明文字的来源，使错误与正确不相混淆。即使百代以后，人们把它看作蓍草、龟卜那样的小道，它对经学的功劳也非常大。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他学通五经，门徒常有千人，登记在册的有一万六千人。朝廷征召和辟举他，他都不肯就任；顺帝特地下诏征召，授为议郎，让他讲论五经的异同，非常合乎皇帝的心意。后来升任侍中，出任弘农太守，死于任所。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他的八世祖郑崇，哀帝时任尚书仆射。郑玄年轻时担任乡啬夫，获得休假回家，曾到学官求学，不愿做官吏，父亲多次责怒他，却不能禁止他（《郑玄别传》说：郑玄十一二岁时，随母亲回家。正逢腊日聚会，席间有十几个人，都穿着华美服饰，谈吐娴雅通达，只有郑玄默默无言，仿佛赶不上他们。母亲私下督促责备他，他才说：“这不是我的志向，也不是我所希望的。”）。于是他到太学求学，拜京兆人第五元先为师，开始通晓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和《九章算术》（《三统历》是刘歆撰写的；《九章算术》相传周公所作，共九篇：一为方田，二为粟米，三为差分，四为少广，五为均输，六为方程，七为傍要，八为盈不足，九为勾股）。后来又跟随东郡人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和古文《尚书》。因为山东没有值得请教的人，他于是向西进入关中，借涿郡卢植的关系，拜扶风马融为师。马融有门徒四百多人，能够登堂接受亲自教导的学生有五十多人。马融一向骄傲尊贵，郑玄在门下三年也未能见到他，马融便派学业高深的弟子向郑玄传授。郑玄日夜寻究诵读，从未懈怠。正逢马融召集诸生考察讨论图纬，听说郑玄擅长计算，才召他到楼上相见。郑玄于是趁机向他询问各种疑难义理，问完便告辞回去。马融感叹着对门人说：“郑玄今天离开后，我的学说将向东传播了。”郑玄游学十多年，才回到乡里。家中贫困，寄居东莱，以耕作为生，跟随他的学生已经有数百上千人。党锢之祸兴起后，他与同郡孙嵩等四十多人一同被禁锢，于是隐居修习经学，闭门不出。当时任城人何休喜好公羊学，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于是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加以批驳。何休见到后叹息说：“康成进入我的学室，拿着我的矛来攻伐我吗！”中兴初年以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等人争论古今学说。后来马融答复北地太守刘瓌，郑玄答复何休的义理问题，所依据的学说贯通深刻，从此古文经学终于明晰。灵帝末年，党禁解除，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的名声，征召他；州郡因为何进是权贵外戚，不敢违背他的意思，于是逼迫郑玄，郑玄不得已前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译何进为他设置几案和手杖，礼遇十分优厚。郑玄不接受朝服，只戴幅巾来见，住了一夜便逃走了。当时他六十岁。弟子中，像河内人赵商等从远方来求学的有数千人。后将军袁隗上表推荐他为侍中，郑玄因父亲去世服丧而没有赴任。国相孔融非常敬重郑玄，竟穿着木屐登门拜访，并告知高密县，为郑玄特意建立一个乡。孔融说：“过去齐国设置士乡（《国语》说，管仲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越国有君子军（《史记》说，越王讨伐吴国时，有君子六千人），都是尊重贤人的意思。郑君喜好学习，确实怀有光明的德行。过去太史公（司马谈）、廷尉吴公（文帝时任河南太守）、谒者仆射邓公（景帝时任谒者仆射），都是汉代名臣；又有商山四皓，其中有园公、夏黄公，隐藏光彩、不显名声，世人赞美他们的高尚，都称为公。既然如此，‘公’就是仁德的正式称号，并不一定非要是三公或大夫。如今郑君的乡，应当称为‘郑公乡’。过去东海于公只有一项德行，尚且有人告诫乡人不要过分扩大他的门闾（《汉书》说，于定国的父亲担任县狱吏，郡中决曹审理案件公平，受法律牵连的人经于公审判后都没有怨恨，郡中为他建祠，称于公祠。后来他的闾门坏了，父老正在共同修治，于公说：‘稍微把闾门修得高大些，使它能容下四马驾的车。我审理案件积了许多阴德，从未使人蒙受冤屈，我的子孙一定会兴盛。’后来于定国果然做了丞相），何况郑公的德行，难道还没有让四马驾的高车通行的道路吗？可以把门道修得宽广，修成能容高车的规模，称为‘通德门’。” 董卓迁都长安后，公卿推举郑玄担任赵相（赵王刘干的相国），但道路阻断，未能到任。正逢黄巾军侵犯青州一带，他便到徐州避难。徐州牧陶谦以师友之礼接待他。建安元年，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途中遇到数万黄巾贼；黄巾贼见到郑玄都下拜，并相互约定不敢进入县境。郑玄后来曾病得很重，担心自己将死，便写信告诫儿子益恩说：‘我家过去贫困，蒙父母和众兄弟容纳；我辞去供人驱使的小吏，游学于周、秦故都之间，往来于幽、并、兖、豫各地，有时拜见在位的博学之士，或与闲居的大儒交往；凡是志得意满的人，都恭敬地接受他们的教诲。于是广泛考察六艺，粗略浏览传记，时时看见秘书、纬术中的深奥内容。年过四十才回家奉养父母，借得田地耕种，以此度过早晚。正逢宦官擅权，我因党锢之禁被禁锢十四年；等到遇上赦令，朝廷举荐贤良方正、有道之士，又征召我到大将军府和三司府；公车两次征召我，任用文书中也屡次列名，很早便可成为宰相。只是那几位官员德行美好、气度高雅，能够胜任王朝之臣，所以应当依次任用。我自己估量，不能胜任这些职位，但想到阐述先圣的根本思想、整顿百家学说的混乱，也或许可以尽些力量。我本来因为才能而受到征召，却没有顺从成行，后来又因黄巾作乱而像浮萍一样漂泊南北，最终重新回到故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到了这一年，我已经七十岁了。长期以来身体衰弱，又不断出现过失。按照礼典来看，正应当把学业传给家人。现在我告诉你：我把老年交给你，把事务交给你；我将闲居以安养性情，深思以完成学业。除非接受国君的命令，询问族亲的忧患，前往祭扫并恭敬祖先坟墓，或察看乡野事物，我什么时候扶杖出过门呢？家中大小事务，全都由你承担。可怜你孤单一人，连同胞兄弟也没有可以相互依靠的。你应当努力追求君子之道，钻研不止，恭敬谨慎，保持威仪，以便接近有德之人。显赫的声誉要在同僚朋友中成就，德行要靠自己的志向树立。如果获得声誉，也会给生养你的父母带来荣耀，怎么能不深思呢？我虽然没有官爵的传绪，却很有让爵的高尚之处；我以著述论赞的功劳自我欣慰，希望不至于给后人留下羞耻。最后使我愤懑不平的，只是父母的坟墓还没有修成；我所喜爱的群书大多已经腐坏破损，不能在礼堂中抄写校定，传给那些人。太阳已经向西将要落下，还能来得及谋划吗？如今家境比过去稍好，你要努力及时做事，不必忧虑饥寒；饮食简单些，衣服俭朴些，节制这两方面，就还能使我少留遗憾。如果你忽然忘记这些，不加以体察，那也就算了吧！当时大将军袁绍统领冀州军队，派使者邀请郑玄，盛大会见宾客。郑玄最后到达，袁绍便请他登上上座。郑玄身高八尺，能饮酒一斛，眉目秀美，仪容温和伟岸。袁绍的宾客多是豪杰俊士，也都有才辩；他们见郑玄只是儒者，起初不认为他是博通之人，争相提出奇异的观点，各家学说纷纷而起。郑玄依据经义一一辩答，所有回答都超出他们所问的范围，使他们听到许多未曾听闻的内容，没有人不赞叹佩服。当时汝南人应劭也归附袁绍，便自我夸耀说：“从前泰山太守应仲远拜在我门下称弟子，怎么样？”郑玄笑着说：“孔仲尼的门下，按四科考察弟子时，颜回、子贡等人都没有称说官职门第。”（《论语》所说四科是：德行有颜渊、闵子骞；言语有宰我、子贡；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学有子游、子夏，后世称为四科。）应劭面露惭色。袁绍于是举荐郑玄为茂才，上表任命他为左中郎将，郑玄都没有接受。公车征召他为大司农，赐给一辆安车，所经过的地方，长吏都出迎送行。郑玄于是以有病为由请求回家。建安五年春，他梦见孔子告诉他说：“起来，起来！今年太岁在辰，明年太岁在巳。”（北齐刘昼《高才不遇传》评论郑玄说：“辰是龙，巳是蛇，太岁到了龙蛇之年，贤人郑玄便叹息。”这里用防合二字，大概就是指这件事。）醒来后，他根据梦中所说的辰、巳相合，知道自己的命数将要终结。不久便卧病不起。当时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持，袁绍命令他的儿子袁谭派使者逼迫郑玄随军。郑玄不得已，带病到元城县，病势沉重，不能继续前进。这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裴松之说：《英雄记》记载曹操作《董卓歌辞》说：“德行没有亏缺，变故自然难以常久。”郑康成行酒时伏地而气绝，郭景图在园中桑树旁命尽。照这样的文字看，郑玄似乎不是因病去世；其他书没有记载，所以附录于此。）郑玄遗命要求薄葬。从郡守以下曾经向他学习的人，身穿丧服前来参加葬礼的有一千多人。门生共同编撰郑玄回答弟子关于《五经》《论语》的问题，作《郑志》八篇。郑玄所注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及汉律令注》（谨按：《后汉书》没有“及汉律令注”五字），总计一百多万字。

译郑玄在辞语训释方面，博通之士颇讥笑他过于繁琐；至于经书和传文的广博熟悉，则被称为纯粹的儒者，齐、鲁一带都尊奉他。他的门人山阳人郗虑、东莱人王基、清河人崔琰，都在世上享有名声。又有乐安人国渊、任嘏，当时都还是少年，郑玄称国渊是国家之才，称任嘏有道德；其余的人，他也多有鉴识预言，后来都如他所说。郑玄有一个儿子益恩，孔融任北海相时举荐他为孝廉。后来孔融被黄巾军包围，益恩赴难而死；他的遗腹子小同另有传。（范晔评论说：自从秦朝焚毁六经，圣人的文章湮灭殆尽。汉朝兴起后，诸儒稍稍修治经艺文章；到了东汉，学者也各自成家。但拘守文字的人固执于所承受的学说，异端纷纷，彼此诡辩激烈，于是使一部经书有好几家学说，一家又有好几种解释。章句繁多的，有时竟达到一百多万字，使求学者劳苦而收效甚少，后来的学者疑惑却无人纠正。郑玄总括大部典籍，网罗各家，删削裁定繁琐虚妄之处，刊正遗漏错误，从此学者大略知道应当归向的方向。我的祖父豫章君每每考察前代儒者的经训，认为郑玄胜过他们，常说孔子门下也未必能超过他。等到传授学生时，也全都专门采用郑氏家法。） 评论说：六经成于孔氏，起初并没有传注。虽然《易》的十翼是重要的传文，但其中都是圣人的言语，所以也属于经。至于《春秋》《三礼》，从七十子以后才开始有传记，而且都出自孔氏，没有受到异同驳杂的批评。自秦朝禁止经书以来，又遭焚毁荡涤，几乎灭绝。汉朝兴起后，有的经文来自传闻，有的来自口授，有的来自墙壁之中，因此各家学说不同，师承传授各异；他们扰乱经文而任意发挥胸臆，把它说成自己老师的学说。各人互相辟斥，割裂经义，巧饰言说，破坏经文，改换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竟写到十多万字；解释“稽古”三个字，竟写到两三万字，于是有穷尽一部经书而头发都白了的叹息。他们缠麻裹絮般纠缠文字，混淆丧失真实意义；钻孔凿缝，雕琢损伤大义；彼此攻击、校订、争斗，反目后便成为仇敌，甚至有“入室操戈”的说法。更严重的还援引神灵、征兆来互相欺骗恐吓，说灾异谶纬是内学，义理名数是外学，正如羊迷失在岔路太多的地方，传文反而成为经书的累赘。东汉末年，郑玄出现了。当时天下大乱，他知道世事不可为，朝廷多次征召，始终不屈，一心以经学为事业；总括大典，磨炼并融会众说，删削繁芜，刊正遗漏错误，探求经书的旨归：厘定音韵，区别章句，精密核验名物和数制，考察经书制度，范围法象，申明义理。郑玄为《周易》《尚书》《仪礼》、两部《礼记》、《论语》《孝经》作注，又为《毛诗》的训诂传文作笺；为《春秋》发明“墨守”、针砭“膏肓”、救治“废疾”，形成郑氏学说，最为折中。虽然不能完全清除谶纬杂说，学术也还不纯粹，但传文用来解释经书，经书又由传文得到阐明，学者知道归依之处，争论的端绪才开始平息。唉！六经成于孔氏，而传注完备于郑玄；他在汉朝四百年经学事业结束之际收获了这样的功绩，可以称为大儒。唐代以来，学者在《易》方面改用王弼注，《书》采用孔安国传，《诗》采用毛氏传和郑氏笺，《三礼》采用郑氏注，《春秋》左氏传采用杜预注，公羊传采用何休注，谷梁传采用范宁注；孔颖达等人又作疏释（谨按：唐代孔颖达与颜师古等撰写《五经正义》）。到了宋代，《易》有程氏传（程颐号伊川先生，作《易传》），《书》有夏氏解（夏僎号柯山先生，作《书解》），《诗》有朱氏传（朱熹号晦庵先生，作《诗传》），《春秋》有胡氏传（胡安国谥号文定公，作《春秋传》），《礼》有方氏、王氏解（方悫号河南先生，作《礼记解》；王昭禹作《周礼解》）。这样，六经的传注在汉代完成，疏释在唐代完成，议论在宋代展开；圣人的大义和真儒的学术于是完备，与天地并立，树立了人的准则。学者不要舍弃那一家而取用这一家，妄自分辨轻重；一定要贯通而统一起来，这样才是达到最高境界。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他拜刘熙为师，精通郑氏学说，研究《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年间，他与许靖等人一起从交州进入蜀地。当时又有魏郡人胡潜，字公兴。他的学问虽然不够广博精深，但卓异出众、记忆力强；关于祖宗制度礼仪、丧服五服的数目，都能指着掌心在地上画出，举手便可取用。昭烈帝平定蜀地后，承受多年丧乱，学业衰败废弛，于是搜集典籍，淘汰各家学说。许慈、胡潜都任博士，与孟光、来敏等人共同掌管旧有典籍。正值各项事务开始草创，动辄有很多疑难争议，许慈、胡潜互相攻击，诽谤争吵，愤怒都表现在声音脸色上；即使有无书籍，也不肯互相通借，有时还寻找楚地的鞭打来相互威吓。他们自负嫉妒，竟到了这种地步。昭烈帝厌恶此事，召集群臣大会，让倡家女子假扮二人，模仿他们争讼辩论，酒喝到兴浓、音乐奏起时，把这当作游戏。起初用言辞义理相互诘难，最后用刀杖相互制服，以此使他们受到触动警戒。胡潜先去世，许慈在后主时代去世，逐渐升至大长秋。许慈死后，他的儿子许勋继承其学业，又任博士。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阳人，是太尉孟郁的族侄（《续汉书》说，孟郁是中常侍孟贲的弟弟）。灵帝末年任讲部吏，献帝迁都长安后，便进入蜀地。刘焉父子以宾客之礼待他。孟光博览事物，熟悉古代制度，尤其专心研究三史，长于汉代旧典，喜好《公羊春秋》，而讥刺左氏学，常常与来敏争论这两种学说。孟光常常喧嚷叫嚣（“譊”读奴交反，“讙”读休袁反，“咋”读徂格反）。昭烈帝平定益州后，任命他为议郎，与许慈等人共同掌管制度。后主即位后，他担任符令、屯骑校尉、长乐少府，升任大司农。延熙九年秋天，大赦天下，孟光当众责备大将军费祎说：“赦免，是一种偏枯的措施，不是政治清明的时代所应有的。只有国家衰败、困穷到了极点，实在不得已，然后才可以权宜实行罢了。如今主上仁慈贤明，百官都称职，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难、倒悬般的急迫，却要屡次施行非常的恩典，来惠及奸邪盗贼吗？况且鹰隼刚开始捕击之时，却反而宽宥有罪之人；对上违犯天时，对下违背人理。我这个老朽之人，虽然不通晓治国的根本，却私下认为这种做法难以长久实行，难道是众人瞻仰的高明之德所希望的吗？”

译费祎只是回头道谢，局促不安而已。（荀悦说：赦免是权宜应时的措施，不是通常的法典。汉朝兴起时承接秦朝的弊政，几乎家家都有人可杀，所以制定三章之法，颁布大赦令，荡涤污秽，使百姓重新开始，这是时势所决定的。后世承袭这一事业，却沿用而不改革，便失去了时宜。像孝景帝时，七国都发生叛乱，异心同时兴起；武帝末年，群盗和巫蛊之祸使人人不得安宁；以及光武平定动乱之后，这些情况才适合实行赦免。）孟光像这样指摘政治上的瑕疵弊病很多（谨按：“瑕病”，《志》作“痛痒”），所以执政重臣心中不能高兴；他的爵位也没有升进。他每每直言不避讳，因此被世人嫌弃。太常、广汉人镡承（《华阳国志》说，镡承字公文，历任郡守、少府）、光禄勋、河东人裴隽等人，年龄和资历都在孟光之后，却登上高位，处在孟光之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傅畅裴氏家记》说，裴隽字奉先，是魏国尚书令裴潜的弟弟。裴隽的姐姐嫁给蜀中长史，裴隽送姐姐姐夫时年仅十多岁，后来遇到汉末大乱，不能再回去。长大后，他知名于世，受到蜀地推重。他的儿子裴越，字令绪，任蜀督军；蜀国灭亡后迁回雒阳，任议郎。）后来的文士、秘书郎郤正多次向孟光咨询访问。孟光问郤正太子学习阅读什么以及他的性情爱好，郤正回答说：“奉养亲人恭敬周到，早晚都不懈怠，有古代世子的风范；接待群臣，举止都出于仁慈宽恕。” 孟光说：“像你所说的这些，家家户户都有。我现在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谋策略、才智机变怎么样。”郤正说：“世子的道，在于承顺父母的意志、竭力使父母欢悦。既然不能任意施行自己的作为，何况才智机变都藏在心中，权谋策略要等待时机才会发挥；这些有无，怎么能预先设定呢？”孟光听后释然，认为郤正谨慎稳重，不会放纵谈论，于是说：“我喜欢直言，没有什么回避，每每指摘政治的利弊，因此被世人讥笑。嫌疑之处已经减少了，你的意思恐怕也不太喜欢我的话。然而说话要有次序。如今天下还没有安定，才智和谋略是第一位的。才智和谋略虽然有先天因素，却不能强行求得。”太子读书，难道应当仿效我们这些人，竭力博闻强识，等待别人询问，像博士考索谶纬、讲习经书、接受考试那样，只求取得爵位吗？他应当先致力于最紧要的事情。郤正深深认为孟光说得对。后来孟光因事获罪被免官，九十多岁时去世。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是来歙的后代。他的父亲来艳，灵帝时任司空（《华峤汉书》说，来艳喜好学习，礼遇士人，开馆收养门徒；门徒中有不少人历任显要官职，灵帝时来艳官至司空）。来敏遭逢乱世，跟随姐夫黄琬逃奔荆州。黄琬是刘璋祖母的侄子，所以刘璋派人迎接黄琬的妻子，来敏便一同进入蜀地。他常常作为刘璋的宾客，涉猎书籍，精通左氏《春秋》，尤其精于《仓》《雅》的训诂，喜好校正文字。昭烈帝平定益州后，任命来敏主管学校；立太子后，又任命他为家令。后主即位后，任虎贲中郎将。丞相诸葛亮驻守汉中，请他担任军祭酒。辅军将军来敏因事获罪而离职。诸葛亮下教令说：“将军来敏对上级明白说：‘新来的人有什么功劳德行，却要夺去我的荣耀资历给他吗？’众人都共同憎恨我，为什么会这样？”来敏年老而狂妄悖逆，产生了这种怨言。成都刚刚平定时，议论者认为来敏扰乱群体；先帝因为当时刚刚安定，所以容忍了他，没有礼遇任用。后来刘子初选他为太子家令，先帝心中不高兴，却不忍拒绝。主上即位后，我不善于识别人，于是又提升他为将军祭酒，违背议论者的明察，也背离先帝对他的疏远。我本来想让他凭借敦厚勉励来改变薄俗，用义来率领众人；现在特意上表让他退职，闭门思过。诸葛亮去世后，来敏返回成都，任大长秋，又被免职。后来多次升迁至光禄大夫，又因过错获罪被贬黜；前后多次降职削爵，都是因为言语没有节制、举动违背常规。当时孟光也因为在机要事务上不谨慎，议论政事触犯时忌；但他仍比来敏好一些。二人都因为年高资深、博学多闻，受到世人礼遇；来敏又是荆楚名族，曾任东宫旧臣，所以特别加以优待。因此他被废黜后又重新起用，任命来敏为执慎将军，是想让他凭借官职的重要来警戒自己。来敏九十七岁，于景耀年间去世。他的儿子来忠也博览经学，具有来敏的风格；与尚书向充等人都能协助大将军姜维，姜维很器重他，任命他为参军。尹默，字思潜，是梓潼郡涪县人。益州一带大多尊崇今文经学，却不重视章句训诂。尹默知道这种学问不够广博，于是远游荆州，跟随司马徽、宋仲子等人学习古学，通晓各部经史，又专心精研《左氏春秋》。自刘歆制定条例以来，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防的注释学说，大家都只是大略背诵传述，不再查考经书原文。昭烈帝平定益州，兼任益州牧，任命尹默为劝学从事。到太子被立时，任命尹默为仆射，让他用《左氏传》教授太子。末帝即位，授任谏议大夫。丞相诸葛亮驻守汉中，请他担任军祭酒。诸葛亮去世后，他回到成都，授任太中大夫，后来去世。他的儿子尹宗继承了他的学业，任博士。【原注：据《魏略》，宋仲子的名字叫宋忠。曹操夺取荆州后，宋忠便进入魏国；他的儿子与魏讽谋反，被诛杀。魏太子给王朗的信说：“从前石厚与州吁谋划，石碏知道他们将要作乱；韩子亲近田苏，穆子知道他喜爱仁德。所以君子防备祸患必有方法，居处必亲近士人，确实是有道理的。唉，宋忠没有石碏那样先见之明，年老了还遭遇这样的灾祸。如今即使想要实行诛灭亲族的刑罚，树立纯臣的节操，还能办得到吗？”】李譔，字钦仲，是梓潼郡涪县人。他的父亲李仁，字德贤，和同县的尹默一起到荆楚，跟随司马徽、宋忠等人学习。李譔完全继承了他们的学业，又跟随尹默讲习讨论义理。五经和诸子百家，没有不广泛阅览的。他还广泛爱好各种技艺，算术、卜筮、医药、弓弩以及机械制造的巧妙之处，都用心研究。起初任州书佐、尚书令史。延熙元年末，后主立太子，任命李譔为庶子，升为仆射，转任中散大夫。石中即将【疑有脱误】仍侍奉太子，太子喜爱他知识丰富，对他非常满意。但他性情轻浮放纵，喜欢戏谑嘲弄，所以世人不能尊重他。他著有《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都以贾逵、马融的学说为依据，与郑玄不同，也同王氏学说大相径庭。起初没有看到他的著述，但思想归趣大多相同。景耀年间去世。当时又有汉中人陈术，字申伯，也博学多闻，著有《释问》七篇、《益部耆旧传》以及《志位历》，记载三郡太守。

译史臣议论说：取得武功必定以文德为根本。周宣王命令方叔、召虎恢复文王、武王时代的疆土，而与他们共事的是张仲这样孝顺友爱的人【原注：《诗经·六月》写周宣王北伐，末章说：“那是谁在那里？是孝友的张仲。”】，所以能够成就中兴的功业。诸葛亮辅佐昭烈帝，讨伐贼寇、诛灭仇敌，每天都忙不过来，却立即起用经学之士担任博士，讲习经学，辅佐教导，并且辅导太子，使他懂得经术、修养文德，以巩固国家根本。随后又率领当时勇猛而有智谋的人讲习武事、出兵作战，向北争夺天下，这也就是周宣王的规模。孟光责备费祎滥施赦免，诘问郤正关于太子副贰的学业，可以说都是英伟不凡的人士。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五下上，元代郝经撰写。列传第六十二下上 儒学 魏 王肃【儿子王恂】、董遇、贾洪、隗禧、乐详。严干【李义】、庾峻【儿子庾珉、庾敳】王肃，字子雍，是司空王朗的儿子。他出生在会稽，十八岁时跟随宋忠研读《太玄》，又为它作注解。黄初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二年，授任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讨伐汉【谨案：《通鉴纲目》写作“寇汉”，本书其他传记有写作“侵汉”的，“伐”字疑为误字】。王肃上疏说：“前代记载说，运输粮食千里，士卒就会面有饥色；砍柴取草尚且落在运输粮食之后，军队不能一夜吃饱。这是说在平坦道路上行军尚且如此。何况如今深入险阻之地，开凿道路前进，那么劳苦一定要增加百倍。现在又遇上连绵阴雨，山坡陡峭湿滑，军队拥挤而不能展开，粮食悬隔难以接续，这实际上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出发已经超过一个月才前进，粮食只够一半，修治道路的劳役，战士全都参加，这样贼军正好能够以逸待劳，是兵家最为忌惮的。说到前代，周武王讨伐纣王，出了函谷关便返回；说到近代，文帝征伐孙权，到了长江边却没有渡过去。这难道不是所谓顺应天意、知晓时势、通达权变吗？百姓知道圣上因为雨水造成艰难困苦而让他们休息，日后有机会时再乘机任用他们，那么就会达到所谓“以喜悦的心情赴难，百姓忘记死亡”的效果了。” 于是这次出兵便停止了。王肃又上疏，建议遵循旧礼，为大臣发哀服丧，向宗庙进献果品等事，都得到施行。他又上疏陈述政治的根本说：“废除无事可做的职位，减少不急需的俸禄，停止浮费的粮食开支，合并从容闲散的官职，使官员必有职掌，职位必承担事务，承担事务必享有俸禄，以俸禄代替耕作，这才是古代一贯的制度，也是当今所应实行的。官员少而俸禄优厚，那么国家的费用就少，进取求仕之士的志气就受到鼓励，各自施展才力，不互相依赖。通过奏议考察言论，再根据实际功绩考核是否有才能，最终取决于皇帝的裁断。因此唐尧、虞舜设置官职、分掌职务，郑重命令公卿各司其事；后来只有龙官担任纳言，和今天的尚书相同，不过是负责传达、收纳帝王诏命罢了。夏、商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细考究，《甘誓》说‘六事之人’，可见六卿也是掌管事务的官员。周代官制就完备了，每五日临朝听政，公卿大夫一同入朝，由司士辨明他们的班位。古书说：‘坐而论道，称为王公；起而施行，称为士大夫。’到了汉朝初年【谨案：《陈志》作“乃汉之初”】，仿照前代制度，公卿都亲自带着职事上朝，所以汉高祖亲自追赶回奔的周昌；汉武帝远远看见前来奏事的汲黯，竟然来不及戴帽子便躲入帷幕后，让人代为批准他的奏章，可见受到敬礼到了这种程度。” “汉武帝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武帝没有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便躲到帷幕中，让人代为批准他的奏章；他受到敬重礼遇就是这样。”宣帝让公卿每五日入朝一次，成帝才开始设置五名尚书【原注：《汉书》说，宣帝地节二年，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每五日听政一次；成帝建始四年，罢除中书宦官，开始设置五名尚书】。从此礼制逐渐衰落，朝廷礼仪于是废缺。现在可以恢复每五日临朝听政的仪式，使公卿、尚书各自带着职事入朝奏报，废弃的礼制重新兴盛，光大宣扬圣人的传统，这确实是名声美善而实际利益深厚的事。青龙年间，汉帝在山阳去世，王肃上疏说：“从前唐把帝位禅让给虞，虞把帝位禅让给夏，都是服满三年丧期以后才登上天子的尊位，所以帝王的名号没有亏损，君主的礼制也还保存着。如今山阳公顺承天命，确实回应了百姓的愿望，进而禅让给大魏，退处于宾客之位；山阳公奉事魏国，不敢不竭尽臣节，魏国对待山阳公，则尊荣崇敬而不把他当臣下。等到他去世时，棺椁、殓葬的制度以及车舆、从人的装饰，都与王者相同，因此远近之人归向仁德，认为这是盛美之举。况且汉代总括帝王名号称为‘皇帝’，单独有称‘帝’的，却没有单独称‘皇’的，可见‘皇’是等级稍低的称号。所以当汉高祖在位时，天下没有两个王，他的父亲尚在人世，却开始让父亲称‘皇’，说明这并不构成两个王的嫌疑。” “何况现在是以赠予尊号来结束其一生，可以称为‘皇’，用来与他的谥号相配。”明帝没有听从，仍让他称为皇帝，于是追谥为汉孝献皇帝【原注：孙盛说：“神性相合称为皇，德行与天相合称为帝，所以三皇先创立名号，五帝次之。然而这样说来，‘皇’这个称号比‘帝’更美妙。王肃说它较轻，不也是错误吗？”裴松之说：“上古称‘皇皇后帝’，又说三皇、五帝，先皇后帝，确实如孙盛所说。但是汉代诸帝虽然尊奉父亲为皇，实际上却是地位尊贵而没有职位，身份崇高而没有百姓，与帝相比，难道不可以说是较轻吗？魏国沿用汉代礼制，名号没有改变。孝献帝去世，哪里还能远考古代义理？王肃所说，大概只是依据汉代制度而言。说他错误，实际上是在讥刺汉代，并不是责难王肃。”】后来王肃以散骑常侍兼任秘书监，兼任崇文观祭酒。景初年间，大兴宫室，百姓失去农业生产；约期失信，刑杀又很仓促。王肃上疏说：“大魏承接百王以来的极盛局面，但生民数量不多，战争还没有停止，实在应当休养百姓、施加恩惠，以安定远近的时势。要致力于积蓄、使疲惫的百姓休息，关键在于减少徭役、勉励农业。如今宫室尚未完工，功业尚未完成，运输漕粮、征调民力，彼此转相供给，因此壮丁疲于劳作，农民离开田地，播种粮食的人少，吃粮食的人多；旧粮已经耗尽，新粮又无法接续。这是国家的大患，不是预先防备的长久策略。”

译“如今看见正在服役的有三四万人，九龙【疑为OCR误文】可以容纳圣上的身体在里面，足以排列六宫和显阳殿。其他工程也将要完毕，只有太极殿以前的部分，所需劳力还很多，方向又正值严寒，恐怕会发生疾病。诚愿陛下发布仁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令，深切怜悯役夫的疲劳，厚加体恤百姓的贫困，抽取常食廪禄的士人中并非急需任用的人员，选择其中壮丁，留下万人，使他们一年一轮换，大家都知道休息、轮换有期限，就没有不高兴地投入事务，劳累却不怨恨的了。计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夫，也不能说少；应当在一年内完成的工程就听任一年完成，同时把其余工程分作三年派遣民力，使他们都能从事农业，这是无穷尽的长久计策。仓库有剩余的粮食，百姓有多余的力气，凭借这些来兴办工程，什么功业不能建立？凭借这些来推行教化，什么教化不能成功？诚信对于百姓，是国家最大的宝物。仲尼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诚信就不能立足。’小小的晋国，微弱的重耳想要使用百姓，先向他们显示诚信，所以原邑即将投降时，回头顾念诚信而归附，凭借这一点终于一战而称霸，至今仍受到称道。从前皇帝车驾将要到雒阳，征发百姓修筑营舍，有司命令营舍建成便停止服役；营舍建成后又贪图役夫的劳力，不按时遣散他们。有司只图眼前营建的利益，不顾治理国家的根本。” “臣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次役使百姓，应当明确宣布命令，使他们一定按期完成；如果另有事务，就依次安排，宁可再次征发民力，也不要有一次失信。凡是陛下临时施行刑罚，所针对的都是有罪的官吏、应当处死的人。然而百姓不知道，认为刑罚出于仓促，所以希望陛下把他们交给有司审理，公开宣布他们的罪状，使他们受到相应的死刑，不要让宫禁之中沾染污名，也不要使远近之人产生怀疑。况且人的性命极为重要，生命难以重新获得，杀死却很容易，气息断绝便不能复生，所以圣贤十分重视生命。孟轲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来取得天下，仁人是不做的。’汉代有人冲犯车驾、惊动皇帝乘舆的马，廷尉张释之奏请只罚金。文帝认为处罚太轻，张释之说：‘当时如果陛下立即命令杀掉他，那就算了；如今既然交给廷尉，廷尉就是天下执掌公平的人。公平一旦有所倾斜，天下执法都会因此有轻有重，百姓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臣认为这番话大大违背了义理，不是忠臣应当说的话。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天子的自身反而可以受到迷惑而谬误吗？这就是对自己严苛，对君主宽纵，是极其不忠的。周公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的话史官要记录，乐官要吟诵，士人要称述。言语尚且不能戏说，何况付诸行动呢？’ “所以张释之的话不能不审察，周公的告诫不能不效法。又陈述各种鸟兽等无用之物，却耗费草料、粮食和人工，这些都可以免除。曹叡曾问王肃说：‘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说：“帝，就是审察、真实的意思。如果皇帝想要不真实，那怎么能不死呢？”’王肃回答说：‘他只是言语失去了逆顺的分寸，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尽心思念国家、补救国政。而且皇帝的威势超过雷霆，杀死一个平民和杀死蝼蚁没有区别；宽容赦免他，可以显示皇帝能容纳直言，在天下广施德泽。所以臣认为杀掉他未必正确。’曹叡又问：‘司马迁因为受过刑，内心怀有隐痛，撰写《史记》，并不是贬低孝武帝，却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王肃回答：‘司马迁记事不虚饰美化，也不隐瞒恶行。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善于叙事，说他具有良史的才干，称《史记》为实录。汉武帝听说他撰述《史记》，取来阅读《孝景本纪》和自己的本纪，于是大怒，削去其中文字并投入一旁。直到今天，这两篇只有记录流传而没有完整篇章。后来又发生李陵事件，司马迁便被送进蚕室受宫刑。这说明司马迁的隐痛在于孝武帝，而不在于史迁本人。’正始元年，出任广平太守，因公事被征召回朝，授任议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不久，任侍中，升任太常。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谈论时政，王肃严肃地说：“这些人就是弘恭、石显一类的人，难道还要再次称颂他们吗？”曹爽听说后，告诫何晏等人说：“应当共同谨慎，公卿已经把你们比作前代的恶人了。”因宗庙事务获罪免官，后来任光禄勋。当时有两条长一尺的鱼聚集在武库屋顶，有司认为这是吉祥之兆。王肃说：“鱼生在深渊，却高高出现在屋顶；这种披甲带鳞的东西失去了本来的处所。边将大概将有弃甲败逃的变故吧？”后来果然发生东关之败，王肃改任河南尹。嘉平六年，司马师废黜曹芳，派王肃持节兼任太常，到元城奉迎高贵乡公曹髦。那一年有白气横贯天空，司马师问王肃，王肃说：“这是蚩尤的旗帜【原文‘▯尤’疑为OCR误字】。东南方大概会有叛乱吗？如果修养自身以安定百姓，那么天下乐于安定的人就会归附德政，倡导叛乱的人将先灭亡。”第二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对王肃说：“霍光因夏侯胜的话，才开始重视儒学之士，这确实是有道理的。安定国家、宁定君主的方法在哪里呢？” 王肃说：“从前关羽率领荆州军队，在汉水边使于禁投降，于是产生了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袭击并夺取了关羽部将的家属，关羽的士卒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如今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内州，只要赶快前去防御抵抗，使他们不能前进，一定会出现像关羽军队那样土崩瓦解的形势。”司马师听从了他，于是击破了毌丘俭、文钦。后来王肃升任中领军，加授散骑常侍，增加食邑三百户，连同原有共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去世，门生中穿着丧服的人以百计。追赠卫将军，谥号景侯。他的儿子王恽继承爵位，王恽去世后没有儿子，封国断绝。景元四年，封王恽的弟弟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制，因为王肃在前朝建立了功勋，改封王恂为承县侯。王恂，字子良，有通达的见识，历任河南尹、侍中，任官时正直明察，有不顾自身的操守。鬲县令袁毅曾经把骏马送给王恂，王恂知道他贪婪，便没有接受。袁毅最终因贪污财货而败亡。建立二学、崇尚彰明五经，都是王恂提出的。去世时四十多岁，追赠车骑将军。王肃的女儿嫁给司马昭，就是晋文明皇后，生下武帝和齐献王司马攸。王恂兄弟八人，其中显达者王防以有公干之才著称，官位至尚书。弟弟王恺年少时便有才干，却没有品行操守，和卫尉石崇交好，两人都以豪华奢侈相互竞争于世，最后官至后将军【原注：《晋诸公赞》说，王防字恭祖，王恺字君夫】。起初王肃精通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喜欢郑玄的学说，采择各家异同，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作解，又编定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都列入学官的教材。

译王肃论述驳正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以及丧服等级等内容，共有一百多篇。当时乐安人孙炎【原注：孙炎字叔然】从郑玄的门人那里学习，被称为东州大儒，朝廷征召他任秘书监，他没有就任。王肃编纂《圣证论》，用来讥刺、贬抑郑玄，孙炎作文章驳斥并加以解释。孙炎又撰写《周易》《春秋》条例以及《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的各种注释，另著书十多篇。史臣议论说：刘寔认为王肃对上级办事方正，却喜欢向下属谄媚自己，这是第一种相反；生性喜爱荣华尊贵，却不寻求苟且迎合，这是第二种相反；吝惜财物，却修身而不污秽，这是第三种相反【原注：《晋书》说，刘寔字子真，是汉济北惠王刘寿的后代，任吏部郎，参与司马昭的军事事务，封循阳子，多次升任司空，后升太保，又转任太傅，去世后谥号元】。曾子说：自己厌恶上级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来对待下属；自己厌恶下属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来侍奉上级；自己厌恶前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来对待后人；自己厌恶后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来对待前人；自己厌恶右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来结交左方；自己厌恶左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不要用来结交右方。这叫作以己度人的絜矩之道。唉！王肃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刘寔只是看到了他这些相反表现中较小的部分罢了。至于废立皇帝的时候，他奔走奉迎，把女儿嫁给司马昭，使魏国转移到晋国手中，那才是最大的相反。传注之学发展到郑玄，王肃却偏袒贾逵、马融，另为各部经书作解来驳斥郑玄。六经是圣人承载道理的工具，是天理人情所在，也是为天下万世共同保存的典章。学者任凭自己的好恶，把它当成个人私有之物，岂不是大惑不解吗？最终王肃的学说没有流行，而郑氏之学至今仍被尊奉，这确实说明真理显现在公正的道理中，是不能歪曲的。董遇，字季直，是京兆人。他天性木讷，却喜爱学习。兴平年间，关中发生动乱，他和哥哥季中依附将军段煨，采集橡实、野菜，挑担贩卖来维持生活，却常常随身带着书传。建安初年，郡中举荐他为孝廉，逐渐升任黄门侍郎，早晚侍奉讲学，受到皇帝的宠爱和信任。建安二十二年，许都有人谋划诛杀曹操，董遇虽然没有参与，也被收捕押送到邺城，转任冗散之职，常跟随曹操西征。路过弘农王的陵墓时，曹操怀疑是否应当前去拜谒，回头询问左右，左右无人回答，董遇于是进言说：“《春秋》的义理认为，国君即位不到一年便去世，尚未真正成为君主。弘农王登上帝位时间很短，又被暴臣控制，降居藩国，不应当去拜谒。”曹操便离开了。黄初年间，出任郡守。曹叡即位，入朝任侍中、大司农，数年后因病去世。起初，董遇善于研究《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精通《左氏传》，重新作注，用朱墨分别标明异同。有人来跟他学习，他却不肯直接教，只说：“一定要先读一百遍。”他说书读一百遍，书中的义理自然会显现出来。求学的人苦于没有时间，董遇说：“自然有三种空余时间：冬天，是一年的空余；夜晚，是一天的空余；阴雨天，是平时事务的空余。”求学者觉得这很困难，所以董遇用朱墨标注的版本没有流传下来。董遇的儿子董绥也有才学，官位至秘书监。贾洪，字叔业，是京兆新丰人。精通《春秋左氏传》。建安初年，在郡中任职，被举为计掾，接受州府征辟。州中从别驾军事以下一百多人，只有贾洪和冯翊人严苞的才学最高。贾洪历任三县县令，所到之处总是兴建官舍，亲自教授学生。后来马超劫持贾洪，将把他带到华阴，命他写露布，贾洪不得已替他写了。司隶校尉钟繇当时在东方，认出文章说：“这是贾洪的笔迹。”等到马超被击败逃走，曹操召贾洪署理军谋掾，却因为他先前替马超写过文章，没有立即提拔任用，后来才出任阴泉长。延康年间，转任白马王曹彪的相。曹彪也很喜欢文学，拜贾洪为师，几年后因病去世。严苞在黄初年间任秘书丞，多次上奏文章辞赋，曹丕认为他非同寻常，调出任西平太守，死在任上【谨案：《太平御览》说，严苞字文通，当时人称道：“州中光彩照人的是贾叔业，议论纷纭的是严文通。”】隗禧，字子牙，是京兆人。他年少时喜爱学习。初平年间，三辅发生动乱，隗禧向南客居荆州，挑担携带书传，采集野菜之余便诵读学习。曹操平定荆州后，召他署理军谋掾。黄初年间，教授诸王，得到很多赏赐，授任郎中。八十多岁时因年老居家，前来向他学习的人很多。隗禧既通晓经书，又精通星官之学，常常仰观天象，对鱼豢说：“天下的战争还没有停止，怎么办呢？”鱼豢又曾向他请教《左氏传》，隗禧说：“想要知道幽深微妙的道理，没有比《易》更好的；要了解人伦纲常，没有比《礼》更好的；想要广泛认识山川草木的名称，没有比《诗》更好的。《左氏传》不过是记载相互砍杀的书，不足以穷究精微的义理。”鱼豢又向他请教《诗》，隗禧讲说齐、韩、鲁、毛四家的义理，不再拘守文字，像讽诵那样流畅。他又撰写各部经书的解说数十万字，还没有来得及誊写，就患了耳聋疾病，随后病逝。乐详，字文载，是河东人。年少时喜爱学习。建安初年，乐详听说南郡谢该精通《左氏传》，便从南阳步行去拜访谢该，询问疑难和重要问题，撰成《乐氏问》七十二条后回到乡里。当时杜畿任太守，任命乐详为文学祭酒，让他教授后辈，于是河东的学业大为兴盛。黄初年间，朝廷征召乐详授任博士。当时太学刚刚建立，有博士十多人，他们的学问大多片面狭隘，又不够熟练，不过是充数罢了。只有乐详能够同时教授五种经业；学生有疑难而无法理解时，他毫无恼怒之色，只用手杖在地上画着，牵引譬喻、援引同类事物，直到忘记睡眠和饮食，因此在远近独享声名。乐详学问精深，又擅长推算历法，奉诏与太史共同掌管、制定律历。太和年间，转任骑都尉。因为乐详学问优长而能力较少，所以历经三代始终没有出任宰守。正始年间，因年老罢官回家，门生有一千多人，死于家中。

译严干，字公仲；李义，字孝懿；都是冯翊东县人。中平末年，两人都二十多岁。严干喜欢击剑，李义喜欢辩论。三辅发生动乱时，许多人流离迁徙，只有严干、李义没有离开，靠砍柴维持生活。建安初年，关中刚刚平定，诏令把冯翊西部几个县分置为左内史郡，郡治在高陵；东部几个县仍为本郡，郡治在临晋。李义按县域划分应归属西部，便对严干说：“西县那些年轻人，不能和他们同席争座位，如今我们只能共同制作方床了。”于是两人相互结交依附，都在东郡任职，担任较高的官职。司隶校尉征召严干，他没有赴任；年终郡中举荐严干为孝廉。李义任上计掾，留在京师任平陵令，升任冗从仆射，后来历任显要官职。曹操成为魏公后，任李义为军祭酒，又任魏国尚书左仆射。曹丕篡代汉朝后，授任谏议大夫、执金吾，最终死于卫尉任上。李义的儿子就是中书令李丰。严干因孝廉被任为蒲阪令，因病离职；又因至孝被举荐，任公车司马令，被州府征请，诏授议郎，回去参与州中事务。严干因制定计策捕获高干，又追录此前讨伐郭援的功劳，封武乡侯，升任弘农太守。马超反叛时，严干所辖郡靠近马超，百姓四散。马超被击破后，严干改任汉阳太守【谨案：《陈志》作“濮阳太守”】，又升任益州刺史。因道路不通，黄初年间转任五官中郎将。曹叡在位时，升任永安太仆，数年后去世。起初李义以正直的原则对人推诚相待，所以陈群等人与他交好，最终显达。严干经历战乱之后，更加改变志向钻研学问，特别精通《春秋公羊传》和司隶之学。钟繇不喜欢《公羊传》而喜欢《左氏传》，说《左氏传》是大官所学，却说《公羊传》像卖饼人家的书，因此常和严干共同辨析两者的长处和短处。钟繇为人机敏善辩，善于持论，而严干口才木讷，临场理屈时无法应答。钟繇对严干说：“公羊高最终还是向左丘明服输了。”严干说：“只是旧日属吏向明府君服输罢了，《公羊传》并没有服输。” 史臣议论说：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战争纷乱，儒学被弃置在地。魏国黄初以后，才开始清理太学的灰烬，修补石碑的残缺破损，补足博士名额，依照汉代甲乙考课的制度考核学业，并告知州郡，凡有才俊奇异、喜爱学习的人，都遣送到太学。于是太学有弟子数百人。到了太和、青龙年间，朝廷内外事务繁多，人们心存避祸求进之念，很多人请求到太学学习，学生达到数千人。但博士大多疏浅鄙陋、学问少，不能作为榜样；冬天来、春天走，只是游荡而已。间或有学问精深、勤于修习的人，但台阁设置的考选标准太高，又不考察经书大义，只问字形、字义、墨法和章句注解之间的琐节，限制拘束而又繁迫；一百人同时考试，合乎标准的不到十人。因此有志于学的士人又逐渐衰落，而浮华空疏、琐碎细节之学却各自争相追逐。正始年间，诏令讨论圜丘祭祀，广泛邀请学士。当时郎官以及司徒府属吏、掾吏有二万多人，经过自行差遣分派，在京师以外的仍有一万人；但响应诏令参与讨论的没有几人。到朝堂的人，从公卿以下有四百多人，其中能够执笔作文的不到三个人，最后都相互跟随吃饱后退去，再也没有东汉时代的情形了。考察各部旧史，除王肃等公卿宰相之外，只有周生烈、董遇、贾洪、隗禧、乐详等几个人用心研究经传，颇能流传于世，所以把他们写入这一篇【原注：裴松之说，周生的名字叫烈；何晏《论语集解》中有周生烈的义例，其余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庾峻，字山甫，是颍川郡鄢陵人。他的祖父庾乘、父亲庾道都没有接受征召和辟任。伯父庾嶷，官至太仆。庾峻年少时喜爱学习，听说散骑常侍苏林年老有病在家，便前去探望。苏林曾跟随庾乘学习，见到庾峻后流泪很久，说：“你的祖父才干高超，性情谦退礼让，慈祥和善、广泛爱人，清静少欲，不经营当世的功名，只是修养德行而已。鄢陵过去有五六万户，如今只剩几百户。你的两位父亲在战乱中还是婴孩，却独能存活；你的伯父是当世杰出的人才，你们兄弟又俊秀茂盛，这都是你祖父积德所造成的。”于是庾峻向他质询疑难、探究义理，对经学达到了很深的通晓，终于成为纯正的儒者。任郡功曹，举为计掾，州府征召为从事。太常郑袤见到庾峻，大为惊异，举荐他为博士。当时重视庄子、老子的学说而轻视经史，庾峻担心正统之道衰落，便以维护儒家经典为己任。恰逢曹髦临幸太学，询问《尚书》的义理，庾峻援引师说，阐明经文旨趣，申述疏通疑难，回答详尽，升任秘书丞。长安有一桩大案长期不能判决，授任侍御史前往审理，事情得到了公平妥当的处理。晋武帝篡代魏国后，赐爵关中侯，升任司空长史，转任秘书监、御史中丞，授任侍中，加授谏议大夫、常侍。皇帝讲授《诗经》时，中庶子何劭讨论《诗经》风、雅以及正变的意义，庾峻起身与他反复辩难，在座的人没有能使庾峻屈服的。当时社会风气追逐竞争，礼让逐渐衰落，庾峻上疏说：“臣听说百姓的本性，是人多而贤者少；设置官职、分掌事务，则是官职少而贤者多。贤者多而官职多，就会妨碍教化；没有官职却弃置贤者，就会废弃正道。所以圣王治理世间，是顺应人的本性，使人有时出仕、有时退处，因此既有朝廷之士，也有山林之人。朝廷之士辅佐君主成就教化，就像股肱心腹一样，共同成为一个整体；山林之人身穿粗布而怀有美玉般的德行，最高尚的隐士居于丘园，高洁的节操出于平民；次一等的人轻视爵位服饰，远离耻辱，以保全志向【谨案：《晋书》作“名”】，等到没有功劳而能知止，他们的清正足以抑制贪污，他们的退让足以平息鄙俗之事。因此在朝廷做官的人听到他们的风范就会喜悦，将要接受爵位的人都以自身不及他们为耻；这正是山林之人和避开宠禄的臣子之所以可贵。先王赞许他们，他们的节操虽不同于世俗，德行却与君主相合；行为虽与朝廷不同，功效却与政事相同。因此其中最尊贵的有赐予玉帛的命令，次一等有赐予几杖的礼遇，用厚重的德行承载万物，使出仕和退处各有适当位置，朝廷中多有贤才，乡野之人也不失为君子，这就是先王的弘大。秦国堵塞了这条道路，使利益都从一个官职中产生；虽然有处士的名声，却没有爵位列于朝廷。商君把这类人称为六蝎，韩非把他们称为五蠹。”

译“当时的人不知道重视德行，只听说爵位，所以闾巷之中把公乘当作尊贵；公乘欺侮乡人，郎中以上的爵位使人傲慢对待父兄。汉高祖反过来纠正这种风气，大力发扬了这条原则吗？他把天下的重任交给萧何、曹参，却让商山四皓居于南山。以张良的功勋，班次却排在叔孙通之后【原注：《汉书》记载，黥布反叛，皇帝亲自率军出击，命太子监督关中军队。皇帝对张子房说：“你虽然有病，也要勉强卧起辅导太子。”当时叔孙通已经任太傅，张良只行少傅之职】。盖公地位低贱，曹参却向他咨询政事。帝王在上面重视德行，社会风俗也在下面返归根本。所以田叔等十人，在汉廷臣子中没有谁能超过他们，却从未在当时求取俸禄【原注：《汉书》记载，赵午、贯高等谋划弑杀皇帝，诏令逮捕赵王以及谋反的群臣。赵国中有敢于跟随赵王的人，夷灭三族。只有田叔、孟舒等十多人穿着赭色囚衣、自行剃发加刑，跟随赵王来到长安。赵王刘敖的事情查明后得以出狱，进用田叔等十人，召见并与他们交谈，汉廷臣子没有谁能超过他们，于是全部任命为郡守、诸侯相】。张释之地位尊贵，却在朝廷为王生系鞋带，他的名声反而更加显著【原注：《汉书》记载，张释之任廷尉。王生善于讲黄老之言，常居廷中。】“公卿全都聚会时，王生这位老人站起来说：‘我的鞋带松了。’回头对张释之说：‘替我系鞋带。’张释之跪下替他系好。有人责备王生，王生说：‘我年老而且卑贱，自知终究不能给张廷尉带来什么益处。廷尉正是天下的名臣，所以我姑且让他替我系鞋带，是想借此提高他的声望。’各位公卿听说后，认为王生贤明，也更加敬重张释之】。如果不是君主和臣下都崇尚德行、兼爱众人，谁能这样广泛而深切地通达天下人的志向呢？如果不革除历代君王的弊病，只是一味致力于挽救世局的政事，那么文士争相卖弄智巧，竭力求进；武夫凭恃武力，争着居先；官位已经很高，心意却仍不满足；功劳已经得到报偿，索求仍不停止。而且国家没有根据才干授官的制度，社会风俗也没有以难以进取、容易退处为耻的观念；职位一旦升高，即使没有功劳也不会被降下，已经负罪失败以后反而还能被任用。因此沿袭旧例而升迁，处士出仕的道路就被堵塞了。再加上任官者的升降没有明确章法，所以天下人先争先求进而后才讲谦让，世上的士人有进无退；权贵沉溺于随俗，执政者被群言扰乱，权衡因此失去平衡，清浊又怎么能够重新分辨？从前先王担忧过去用来取得天下的方法，成为今天的弊病。因此功业成就后一定要改变制度，国家安定后一定要变更教化。即使用爵禄役使下属，臣下也不应有贪婪凌人的行为；“即使凭借甲兵建立功业，君主也不应有穷兵黩武的悔恨。臣愚昧地认为，古代大夫七十岁便悬车退休；如今除非是建立大功的元勋、国家元老和三司中的上等人才，都可以听任他们七十岁退休，这样士人就没有留恋俸禄的嫌疑了。父母到了八十岁，可以听任官吏回家终养父母，这样孝道没有比侍奉亲人更大的了。官吏历次任职考验而没有功绩，依照古制终身不再任官，这样官府就不会有败坏政务的官员。才能只适合小职而不能担当大任，就可以降职回到小职位，使任用人才能够依据器量。君主用礼来进用人才，也用礼来让人退职，臣下也能衡量自己的能力而接受爵位。有人像王阳那样重视自身，走到九折阪便辞去官职【原注：《汉书》记载，琅邪人王阳任益州刺史，巡视部属走到邛郲九折阪，叹息说：奉持先人遗留的身体，怎么能屡次登临这样的险路？后来因病离职】；有人像贡禹那样廉洁，帽子一旦被免去便不再戴上【原注：《汉书》记载，贡禹因举荐贤良任河南令，因职事被府中官员责备，摘帽谢罪，说：帽子一旦摘下，怎么还能再戴呢？于是离开官职】；有人像王孙那样知止，像疏广那样知足【原注：《汉书》记载，杨王孙学习黄老之术，家产千金，厚待自己，生前没有不具备的；将病死时，命令儿子裸体安葬。疏广的事见前注】。即使离开官位居住在东野，对人父亲说话依循慈爱，对人儿子说话依循孝道，他们的言语合乎国家的法度，危行高节在朝廷中彰显。” “他们摆脱权势如同脱掉草鞋，路人都为之落泪；辞去宠禄如同金石般坚定，庸常之人也会因此振作而有所作为。所以先王赞许他们，圣人也尊重他们。人的本性，凌驾上位者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增加而不停止，必然决裂；上升而不停止，必然困顿。有人起初只是平民，行为却不厚道，最终甚至使皇帝的车驾因此遭受败绩，实在不能不谨慎。下属同心争相进取，上级应当用退让来消除其中过分之处。退让不能靠刑罚强迫，不如让朝廷之士不时顺从自己的志趣，也让山林之人时常间或出仕；不要使已经入仕的人不能再退出，也不要使已经退处的人不能再返回。这样出仕和退处交相通泰，如同提衡而立，时代就没有争竞，天下便可以得到教化。庾峻又痛恨当时社会浮华、不修实绩，撰写文章加以非难。元康九年去世，诏令赐给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临终时告诫儿子庾珉：早晨去世，晚上就入殓；用幅巾、布衣安葬，不要选择日期。庾珉遵奉遗命，按当时的服装为父亲收殓。庾珉，字子琚，喜好学习，努力践行，有严峻的风骨。怀帝时任侍中，值守禁省，对同僚许遐说：世道如此，祸难将要临头了，我恐怕会死在这座屋里。等到皇帝在刘渊手中去世，刘渊大肆侮辱，让皇帝给他斟酒，庾珉悲愤不能自已，于是放声大哭，刘渊厌恶他。皇帝和珉等人都遇害。太元末年，追赠谥号为“贞”。珉的弟弟敳，字子嵩，任陈留相。他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神态从容，纵情畅快，只求寄托情怀、通达而已。他曾读《老子》《庄子》，说：“这正好暗合人的心意。”王衍一向很器重他，升任他为吏部郎，参任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任军谘祭酒，后来在石勒那里遇害，与王衍一同被▯。史臣评论说：魏晋之际，崇尚老子、庄子，东汉、西汉的经学逐渐荒废。峻却专心研究儒家经典，以通晓经学自任，抨击群体中的邪曲观点而立论。至于压制追逐名利，崇尚礼义，痛恨浮华，针砭沉疴，与世道一同起死回生，他真是卓越的豪杰之士。珉为君主而死，没有辜负自己的学问。敳背叛正道，忘弃父亲，毁掉了祖先留下的基业。风俗败坏人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五下下，元代郝经撰写。

译列传第六十二下下 儒学 吴臣 严畯【裴玄】、程秉【徴崇】、阚泽【唐固】、虞翻、陆绩。严畯字曼才，是彭城人。年轻时沉迷于学习，擅长《诗经》《尚书》和三礼，又喜好研究《说文解字》。他为躲避战乱来到江东，与诸葛瑾、步隲齐名并且友善。严畯性情正直淳厚，对人以忠诚相告、以善道相劝，志在补益时政。张昭向孙权推荐他，孙权任命他为骑都尉、从事中郎和横江将军。鲁肃去世后，孙权想让严畯代替鲁肃，统率一万军队，镇守陆口。众人都为严畯高兴，严畯却前后坚决推辞。他是质朴的书生，不熟悉军事，若没有才能却占据这个职位，灾祸悔恨必然到来；他说得慷慨激昂，甚至流下眼泪。孙权又试探严畯，让他骑马，他从马上跌落，孙权才听从了他的辞请。世人称赞他能够按照实际情况谦让。孙权任吴王以及称帝后，严畯曾任卫尉，出使汉地。汉丞相诸葛亮非常友善地对待他；他不积存俸禄赏赐，都分给亲戚和旧友，因此家中常常不富足。广陵人刘颖与严畯有旧交，刘颖学问精深，家境贫寒。孙权听说后，征召他，刘颖以有病为由没有赴任。他的弟弟刘略任零陵太守，死在任上。刘颖前往奔丧，孙权知道他是假装有病，立即派驿使拘捕记录其罪状。严畯也骑马传话给刘颖，让他回来向孙权谢罪。孙权大怒，罢免严畯，但刘颖得以免罪。过了很久，任命严畯为尚书令；他去世时七十八岁。儿子严凯，官至升平少府【谨按：本志注文引用《吴书》说，严畯有两个儿子，名叫凯、爽】。严畯著有《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讨论管仲、季路，著作都流传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裴玄字彦黄，是下邳人。他也有学问和品行，官至大中大夫。有人问他的儿子裴钦：“齐桓公、晋文公、夷、惠四人，谁优谁劣？”裴钦的回答与裴玄的看法相反，但反复论说，各自都有文理。裴钦与太子孙登相处时，孙登称赞他的文采。程秉字德枢，是汝南南顿人。他曾跟随郑玄学习，后来为躲避战乱来到交州，与刘熙考察讨论经义，于是广泛通晓五经。士燮任命他为长史。孙权听说他是著名儒者，以礼征召程秉。程秉到后，被任命为太子太傅。黄武四年，孙权为太子孙登聘娶周瑜的女儿，程秉代理太常，到吴地迎接妃子。孙权亲自来到程秉的船上，对他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回来以后，程秉从容地劝孙登说：“婚姻是人伦的开端，是王道教化的基础，所以圣王重视它，用来率先教导百姓、教化天下。因此《诗经》赞美《关雎》，把它列为篇章之首。希望太子在闺房之中尊崇礼教，存守《周南》所歌咏的道理，那么上面的道化就会兴盛，下面的颂歌也会兴起。”孙登笑着说：“顺成美好的事情，匡正挽救不好的事情，确实要依赖傅君您。”程秉在任上因病去世，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共三万多字。程秉任太傅时，率更令河南人徴崇，字子和，研究《周易》《左氏春秋》，兼且擅长内术。他本来姓李，因遭遇战乱而改姓，隐居在会稽，亲自耕作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跟随他学习的人，他教导的不过几人，是想让他们的学业一定有所成就。丞相步隲等人都亲自敬重他。严畯推荐徴崇，说他品行足以激励风俗，学问足以为人师表。他最初拜见太子孙登时，因病获赐免行拜礼，东宫官僚都向他请教。七十岁去世。阚泽字德润，是会稽山阴人。他家世代务农，到阚泽时才喜好学习。他家境贫寒，没有钱财，常替人抄书来供给纸笔；他抄录、书写、诵读，反复思考，讨论研究，广泛阅读群书，又兼通历法和算术，因此声名显扬。经察举为孝廉，授任钱唐长，升任郴令。孙权任骠骑将军时，征召补任阚泽为西曹掾。孙权称帝后，任命阚泽为尚书。嘉禾年间，任中书令，加侍中。赤乌五年，任太子太傅，仍兼领中书令。阚泽认为经书传注文字多而且难以全部施用，于是斟酌各家学说，删定礼文和各种注释解说，用来教授二宫，并制定太子出行、入宫以及接见宾客的仪礼。他又撰写《乾象历注》【谨按：《宋书·历法》说，吴中书令阚泽从东莱徐岳那里接受刘洪的《乾象》历法，徐岳字公河，所以孙氏使用《乾象历》一直到吴国灭亡】来校正时日。每逢朝廷讨论大事、对经典有所疑问，总是咨询访问他。因在儒学方面勤勉有功，封为都乡侯。他性情谦恭、忠厚谨慎，宫府【谨按：今本志书作“官府”，宋本作“宫府”，与此相合；《通志》也作“宫”】中的小吏召他应答询问，他都以平等礼节相待。有人非难他、说他的短处，他从不在口头提及。那些外表似乎不够有才智的人，孙权曾问阚泽经传篇章和辞赋中哪一篇最好，阚泽想借机讽谏，就回答说《贾谊过秦论》最好。孙权阅览了这篇文章。当初，吕壹奸邪犯罪的事情被揭发后，有司穷究审理，奏请判处死刑。有人认为应当加以焚烧、肢解，以此彰明首恶，孙权便征询阚泽的意见。阚泽说：“政治清明盛治的时代，不应再有这种刑罚。”孙权听从了他。又有各官署认为刑法有所不足，想加重条文禁防来约束御制臣下，阚泽说：“应当依照礼和法律办理，使它调和而有正道；这类事情都应如此。”虞翻称赞阚泽说：“阚先生杰出不凡，是蜀地的扬雄；他的儒术德行，也是当今的董仲舒。”当初，曹丕篡位代汉，孙权从容地问群臣：“曹丕正值壮年就即位，我恐怕不能等到他那样的年纪，各位认为怎么样？”群臣没有回答，阚泽说：“不到十年，曹丕就会死，大王不必忧虑。”孙权问：“你怎么知道？”阚泽说：“‘不十’是‘丕’字的数理【谨按：书传中‘丕’都作‘防’，所以这样说】。”曹丕果然在位七年就死了。黄武六年冬，阚泽去世。孙权悲痛惋惜，哀伤悼念，几天吃不下饭。阚泽同乡的前辈、丹阳人唐固，字子正，也修养自身、积累学问，被称为儒者。他著有《国语》《公羊》《谷梁》的传注，讲学授徒常有几十人。孙权为吴王时，任命唐固为议郎。

译陆逊、张温、骆统等人都曾向他行拜礼。黄武四年，任尚书仆射，七十多岁去世。虞翻字仲翔，是会稽余姚人。他从小喜好学习，气概很高。十二岁时，有客人来拜访他的哥哥，却没有拜访虞翻；虞翻追上去写信说：“我听说琥珀不吸取腐烂的草木，磁石不吸附弯曲的针；经过而不留意我，不也是应该的吗？”客人得到信后，认为奇异，因此虞翻出了名。太守王朗任命他为功曹。孙策攻打会稽时，虞翻正逢父亲丧事，穿着丧服到府门。王朗想亲自去见他，虞翻便脱下丧服进去拜见，劝王朗躲避孙策。王朗没有采纳，出兵拒战而失败，逃走渡海。虞翻追随军营防卫，到了广陵。王朗被王方平迷惑，听信他说有急病来邀我、南岳相求，于是向南行进，想投奔交州。虞翻说：“这只是妄造的书信，交州没有南岳，你要投奔到哪里去呢？”王朗于是停下。到了东部侯官，侯官长闭门不接纳他。虞翻前往劝说，侯官长才接纳王朗。王朗对虞翻说：“你有年老的母亲，可以回去了【原注：裴松之说，《虞翻别传》记载，王朗派虞翻去见豫章太守华歆，谋划起兵。虞翻还没到豫章，听说孙策向会稽进军，就返回会稽；途中遭逢父丧，因为作为臣下奉使命持有符节，不敢经过家门，连夜追赶王朗到侯官。】王朗派虞翻回去，虞翻才奔赴父丧。但记载说孙策到来时，虞翻穿着丧服到府门，劝王朗躲避会稽，这与前一种记载大不相同【原注：按这两部书的说法，孙策去世时，虞翻仍任功曹，与本传不同】。虞翻于是回去。孙策又任命他为功曹，以交友的礼节对待他，亲自到虞翻家，说：“今天的事情，应当和你共同办理，不要以为孙策只是把你当作郡吏来对待。”孙策喜爱纵马驰骋、游猎，虞翻劝他说：“明府凭借乌合之众，驱使四处归附的士人，却都能使他们竭尽死力，即使汉高帝也比不上您。只是您轻率出行巡行，会使随从官员来不及整肃，吏卒常常因此困苦。凡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以白龙变成鱼而穿着平民服饰，被豫且困住；白蛇自行放纵，刘季将它杀死【原注：《说苑》记载：吴王想和百姓一起饮酒，伍子胥说：从前白龙下到清冷的深渊，变成鱼，豫且射中了它的眼睛；白龙若不变形，豫且就不会射它。大王如今抛弃万乘之尊而与臣下混同，恐怕会有豫且那样的祸患。《汉书》记载：高祖喝醉后，夜间经过泽中，命一人走在前面。前行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大蛇挡路，希望返回。高祖醉醺醺地说：“壮士前行，怕什么！”于是上前拔剑斩蛇，蛇分成两段，道路通行了几里，他醉困而躺下。】后来有人来到蛇所在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妇人在夜里哭泣。那人问老妇人为什么哭，老妇人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那人问：“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老妇人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蛇挡在道路上，今天赤帝的儿子把他斩了，所以我哭。”】希望您稍微留意。孙策说：“你说得对；但我有时思虑，端坐时忧闷不乐，想起裨谌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的道理，所以才这样出行【原注：《论语》说：“起草诏命，裨谌负责草拟。”《左传》说：“裨谌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在城邑中谋划就不行。”《吴书》记载：孙策征讨山越，斩杀其首领，并命左右分头追逐贼人，自己单骑与虞翻在山中相遇。虞翻问左右在哪里，孙策说：“都去追贼了。”虞翻说：“这是危险的事。请您下马。这里草深，突然有紧急情况，马来不及系住孙策，只能牵着它，拿弓箭步行。”虞翻善用长矛，请求走在前面；到了平地，劝孙策上马。孙策说：“你没有马，怎么办？”虞翻回答：“我步行，一天可以走三百里。自从出征以来，吏卒没有能赶上我的。”明府试着纵马，我可以快步跟随。走到大道上，找到一个击鼓的军吏，孙策取下号角亲自吹响；各部曲听到声音大小，都出来跟随，辗转平定了三郡。】孙策讨伐黄祖后，回军想夺取豫章，派虞翻先去劝说太守华歆，华歆立即听从命令。豫章平定后，孙策领军返回吴地，设宴赏赐将士，核算功劳、实行奖赏，对虞翻说：“我过去两次到寿春，见到马日磾以及同中州士大夫交谈，才知道我们东方人很有才能，只是遗憾学问不够广博，在谈论之间有所不及。我原本还认为不止如此；你博学多闻，所以先前想让你到许都去一次，同朝廷士人交往，以驳倒中原那些妄言的小子。你不愿去，于是派子纲前往；恐怕子纲不能堵住那些人的嘴。”虞翻说：“我是明府家中的珍宝，拿出来给别人看，别人若把我留下，您就再也不能让我为您效力，所以我不去。”孙策笑着说：“确实如此。”于是又说：“我有征讨之事，不能回到府中，你就再替我做萧何，镇守会稽。”三天后，孙策派虞翻回郡。孙策回来后，虞翻出任富春长。孙策去世，各县长吏都想出城奔丧，虞翻说：“恐怕邻县百姓中有人发生奸变；远离城郭，必然造成意外。”于是留在任所穿丧服举行丧礼，各县都仿效他，因而全都安宁【原注：《吴书》记载：孙策去世，孙权统理政事。武定中郎将孙暠是孙策的堂兄，驻扎乌程，整顿率领吏士，想夺取会稽。虞翻听说后，让百姓守城等待嗣主命令，并派人告知劝说孙暠。】《会稽典录》记载，虞翻劝孙暠说：“讨逆明府不能享尽天年，如今您代理事务、统率众人，正应当以孝廉自处。我已经和全郡吏士据城坚守，如果您一定要在一天之内发兵，我就为孝廉您除害，请您仔细考虑。”于是孙暠退兵。裴松之说：“考察这两部书的说法，孙策去世时，虞翻仍是功曹，与本传不同。”后来州里举荐虞翻为茂才，朝廷召他为侍御史，曹操任司空时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虞翻说：“盗跖难道想用剩余财物玷污良家吗？”虞翻给少府孔融写信，并把自己所著的《易注》给他看。孔融回信说：“听说延陵有高尚的政理，很高兴看到您研究《易》，这才知道东南的美好事物，不只是会稽的竹箭而已。”虞翻又观察天象云气，考察它们对寒暖的应验，推究祸福，与神明相合，可以说是探究幽微、穷尽通塞的人。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给孔融写信说：“虞仲翔先前颇受评论者侵害；美玉以质地为本，越琢磨越显光彩，不能因此受损。”孙权任命虞翻为骑都尉，虞翻多次冒犯孙权的脸面进谏争辩，孙权不高兴。虞翻又性情不合世俗，多次受到诽谤，因获罪被迁徙到丹阳泾县。吕蒙谋划夺取关羽镇守的地区，称病返回建业，因为知道虞翻兼通医术，请求让虞翻随行，也想借此使虞翻获得释放。

译后来吕蒙率军向西进发，南郡太守糜芳开城投降。吕蒙还没有占据郡城，就在沙滩上奏乐。虞翻对吕蒙说：“如今能够专心一意的，只有糜将军。城里的人，哪里可以全部相信？为什么不赶快进城，控制城门的钥匙呢？”吕蒙立即听从了他。当时城中设有伏兵之计，幸亏虞翻的谋划而没有实施。关羽失败后，孙权让虞翻占筮，得到兑下坎上的卦象，节卦第五爻变为临卦。虞翻说：“不出两天，关羽必定被斩首。”果然如虞翻所说。孙权说：“你的才能比不上伏羲，却可以和东方朔相比了。”魏将于禁被关羽俘获，械系在城中。孙权来到后释放他，请他与自己相见。一天，孙权骑马出行，让于禁跟随并行。虞翻呵斥于禁说：“你是投降的俘虏，怎么敢和我们的君主并排骑马？！”说着想举鞭打于禁，孙权呵止了他。后来孙权登上楼船，和群臣饮酒，奏乐时于禁听见音乐流泪。虞翻又说：“你想用假哭来求得免罪吗？”孙权感到惆怅而不平。后来孙权与魏国讲和，想派于禁回去，虞翻进谏说：“于禁使数万军队失败，自己成为降虏，又不能以死殉国。北方熟悉军政的人，得到于禁一定不会按您的谋划行事。放他回去虽然没有损失，但仍如同放走盗贼。不如斩杀他来号令三军，表明做臣下的人若有二心会有什么下场。” 孙权没有听从。群臣为于禁送行时，虞翻对他说：“你不要以为吴国没有人，只是我的谋划恰好没有被采用罢了。”于禁虽然被虞翻厌恶，仍然极力赞叹虞翻。曹丕常常为虞翻设置空座位。孙权已经成为吴王后，一次欢宴将结束时，亲自起身给大家斟酒。虞翻伏在地上假装醉酒，不肯接酒。孙权离开后，虞翻才起身坐下。孙权因此大怒，手按剑想杀他。在座侍从无不惊慌失措，只有大司农刘基起身抱住孙权说：“大王在饮了三爵之后亲手杀死贤士，即使虞翻有罪，天下人谁能知道真相？况且大王因为能够容纳贤才、收纳众人，所以天下仰望您的风采。如今一旦抛弃这种声誉，可以吗？”孙权说：“曹孟德尚且杀了孔文举，我对于虞翻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刘基说：“孟德轻易杀害士人，天下人都非难他。大王亲自行仁义，想和尧舜比肩，怎么能把自己同他相比呢？”虞翻因此获免。孙权于是命令左右：“从今以后，酒后说要杀人，都不许真的杀。”虞翻曾乘船出行，和糜芳的船相迎。糜芳的船夫多想让虞翻避让，先驱赶他说：“避开将军的船！”虞翻厉声说：“失去忠诚和信用，凭什么侍奉君主？攻陷两座城却还自称将军，可以吗？”糜芳关上船门不答，但立即避开了。后来虞翻乘车出行，又经过糜芳营门，守门官吏关门，车不能通过。虞翻再次发怒说：“该关门时反而开着，该开门时反而关着，难道这样合宜吗？”糜芳听到后，面露惭色。虞翻性情疏放正直，多次因饮酒失态。孙权和张昭谈到神仙时，虞翻指着张昭说：“那些人都已经死了，却还谈什么神仙；世上难道有仙人吗？”孙权积累的怒气不止一次，于是把虞翻迁徙到交州。虞翻虽然处于获罪流放之中，仍不知疲倦地讲学，门徒常有几百人。孙权称帝后，虞翻上书说：“陛下承受光明圣哲的德行，体现舜、禹的孝道，历运正当其时，顺应天意、济助万物，奉行革命【谨按：今本志书作‘策命’，宋本作‘革命’，与此相合】。臣独自手舞足蹈，因获罪被弃、两相隔绝【谨按：今本志书作‘雨绝’，毛本作‘两绝’，与此相合】，拜贺也没有机会；仰望宫阙，既高兴又悲伤。臣暗自反省，命运轻如雀鼠，性情轻微如毫厘，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不能不处死。苍天保佑我，使我总共活了九年；退下后本应想到被戮，却多次得到生存，又苟且偷生、保全气息。臣年过耳顺，思念罪过，忧愁愤懑，形容憔悴，头发白了、牙齿落了。虽然还没有死，却自悲终将死去，不能看见宫阙百官的盛大，不能观览皇帝车舆金车的装饰。仰头观看高大巍峨的山岳和百姓的歌谣，侧耳听取钟鼓发出的和乐之声；即将永远埋没在海角，遗骨抛弃在遥远的边地，悲伤思慕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如今遇到安逸享乐的大庆之日，喜悦得忘记了自己的罪过。”虞翻又为《论语》《国语》《老子》作训释注解，都流传于世。当初他撰成《易注》，上奏说：“臣听说六经的起始，没有比阴阳更重要的，因此伏羲仰观天上悬挂的形象而创立八卦，观察变化运动的六爻，推演为六十四卦，用来沟通神明，类比万物。臣的高祖父、已故零陵太守虞光，年轻时研治孟氏《易》；曾祖父、已故平舆令虞成，继承并阐述他的学业；到了臣的祖父虞凤，研究得最为精密。臣已故父亲、已故日南太守虞歆，从虞凤那里接受传本，拥有最为古旧的书籍，世代传承这门学业。到了臣前五代的先人，通晓讲解的人大多玩弄章句；即使经典中有秘密的说法，对臣这一代来说也已经疏远。臣生逢乱世，长年生活在军旅之中，在战鼓之间学习经书，在战马之上讲论义理；臣考察先师的学说，依照经文撰立注解。又有臣郡中的小吏陈桃梦见臣与道士相遇；道士披散头发、穿着鹿皮衣，铺陈《易》的六爻，拨动其中三爻来给臣饮酒。臣请求把这些全都吞下。道士说：‘《易》的道理在于天，三爻就足够了。’ 难道是臣奉受天命，应该通晓经义吗？臣所看到的各家解释，大多不脱离流俗；其中义理有不恰当的地方，臣实际上就全部改定，使它归于正确。孔子说：‘乾卦元气运用九之道，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圣人面南而立，大概取法于离卦。’这确实是天子所应当遵循的，是调和阴阳、招致麒麟凤凰的道理。臣谨慎地校正一份书稿上奏，只希望不要因此获罪。虞翻又上奏说：“经书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易》。自汉初以来，天下英才中读《易》的人，能解释它的很少。到了孝灵帝时期，颍川人荀谞号称懂《易》。臣得到他的注解，认为比俗儒优胜。但他解释‘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时，颠倒反逆，完全不可理解。孔子赞叹《易》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情吧？’这是赞美大衍、四象的创作，却把它放在篇章开头，尤其令人奇怪可笑。又有南郡太守马融，名声上有杰出才华，但他的解释又不如荀谞。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不能同他一起走向道，这是不就是这样吗？’至于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然各自立有注解，宋忠稍有差错，郑玄则都没有找到《易》的门径，很难拿来示范世人。虞翻又上奏指责郑玄解释《尚书》时的违误事项【谨按：今《陈志》作‘事因’，宋本作‘事目’，与此相合】。臣听说周公制定礼制，是为了辨别上下；孔子说：‘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礼义才有安置之处。’

译所以尊崇君主、贬抑臣下，是礼制最重要的职能。我看到已故征士、北海人郑玄所注《尚书》，在《顾命》中把康王手执瑁的“瑁”字因古“月”字形相似而误作“同”；既没有察觉并订正，反而训释为杯子，说是酒杯。成王病重，凭靠几案，用洮水洗脸来灌洗，却解释成洗衣服；“洮”字又被随意改成“濯”，以此附会错误。又古代大篆的“夘”字应读作“栁”，古代“栁”“夘”是同一个字，他却解释成“昧”。“分北三苗”的“北”字，古代是“别”字，又把“北”训释为北方，说仍然是分别的意思。像这一类错误，实在令人奇怪。《玉人》一职的文字说：“天子手执瑁朝见诸侯”，郑玄却解释成酒杯；“天子颒面”，他却解释成洗衣服。古篆“夘”字反而解释为“昧”，实在是非常错误、非常无知，大概应当承认这里有缺漏。这几个字的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命令学官订正这三件事。马融的训注也把它解释为“同”，说是使天下大同；如今经文增加金旁写作“铜”字，训诂说是天子的副玺，虽然都不正确，却还胜过郑玄。郑玄竟然没有订正这些问题，等臣死后，它们还会流传百世。即使世上有明白的人，也因为谦让而没有人上奏订正。郑玄所注五经违背经义的地方，较严重的还有一百六十七项，不可不加以订正，使之施行于学校，流传给后世。臣私下以此为耻。虞翻被弃置在南方时说：“我只恨自己骨节形体疏拙，不会逢迎，又冒犯上级，因此获罪，应当长期埋没在海边。活着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死后只让青蝇来作吊客。假使天下只有一个人了解我，也足以不感到遗憾。我以典籍自我安慰，依据《易》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他又根据卦象占测吉凶；认为宋氏解释《玄》的地方颇有错误，于是另立法则，并撰写《明扬释》。宋氏用来疏通其滞碍之处【原注：裴松之说：考察虞翻的话，古大篆“夘”字应读作“栁”，古代“栁”“夘”同字。我私下认为虞翻说得对，所以“刘、留、聊、栁”都使用这个字以从声。它与日辰的“夘”字字形相同而读音不同。然而《汉书·王莽传》论说“卯金刀”，所以把它作为日辰的“夘”。现在还不能详细订正，但世人多有混淆。因此虞翻所说的荀谞，是荀爽的别名】。虞翻自身虽被弃置，心里却没有忘记国家，常常忧虑应当讨伐五溪。他认为辽东隔着大海【谨按：《陈志》作“海绝”】听任使者来归附，尚且不值得夺取。如今拿走百姓的财物来求取马匹，既不是国家的利益，又恐怕没有所得。他想进谏却不敢，便写成表章给吕岱看，吕岱没有答复。虞翻又因被人以爱憎之心告发，再次迁徙到苍梧。在猛陵住了十多年，七十岁去世。后来孙权派将士到辽东海上，遇到风暴，损失、沉没了许多人员物资。孙权后悔了，于是下令说：“从前赵简子称赞众人唯唯诺诺，不如周舍直言进谏。虞翻明察正直，善于把话全部说出来，是我国的周舍。假使虞翻还在这里，这次行动就不会失败。赶快派人到交州询问；如果虞翻还活着，就给他人和船，派遣他回都城；如果已经死了，就把他的灵柩送回本郡，让他的儿子做官。”这时虞翻已经去世，于是归葬旧墓，他的妻子儿女得以返回。起初，会稽山阴人丁览、太末人徐陵，有的在县吏之中，有的还不为众人所知。虞翻一见到他们，便与他们友善相交，他们最终都获得显赫声名【原注：《会稽典录》记载：丁览字孝连，八岁丧父，家境又贫寒。他洁身自持、立身有行，思虑不苟且，把财物推让给堂弟，以义气谦让著称；在郡中任职至功曹，出任始平长。他为人精细纯洁，门中没有杂客。孙权非常看重并礼待他，还没来得及提拔任用，恰逢他病死，孙权十分痛惜，特别优待他的家族。徐陵字元大，历任三县县长，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升任零陵太守。当时朝廷正等待授予他列卿的职位，所以虞翻写信说：‘元大受到上卿的礼遇，即使叔向在晋国，也不如如今这样受到重视。’徐陵死后，他的僮仆、门客和土地有的被侵占，骆统替徐陵家族申诉，请求与丁览、卜清等人一并处理，孙权答应了。】徐陵的儿子徐平字伯先，童年时就出了名，虞翻非常喜爱他，多次称赞感叹。诸葛恪任丹阳太守，讨伐山越，认为徐平威严稳重、善于谋虑，可以为自己效力，于是请徐平任丞，逐渐升为武昌左部督。徐平尽心接待他人，士卒都愿意为他竭尽力量。起初徐平任诸葛恪的从事，心里很轻视诸葛恪；等诸葛恪辅政后，对徐平更加疏远。诸葛恪被杀害后，他的儿子诸葛建逃走，被徐平部下擒获；徐平让人把他放走，但他又被别的军队俘获。徐平的两个妻子归还本宗，徐平敬重奉养她们，情意超过常情；他的行为仁厚笃实，都属于这一类。又记载：孙亮时，会稽山阴人朱育年轻时喜好奇异字形，凡是特别通达的字，都依照字形和意义造作异体字一千多个，任郡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在正旦宴会上接见掾吏，谈话之间问书佐说：“从前听说朱颍川向郑召公询问士人，韩吴郡向刘圣博询问士人，王景兴向虞仲翔询问士人。我曾见过郑、刘二人的回答，却没有看到仲翔的回答。久闻贵国贤才，想见识盛美，已经很久了。

译书佐，你知道这些吗？” 朱育回答说：“过去曾学习过这些。往昔初平末年，王府君凭借渊博精妙的才华，破格升任临郡长官；他思慕贤才、赞美善行，乐于选取名士俊才，便问功曹虞翻：‘我听说美玉出自昆山，珍珠产于南海，遥远的方国异域各自产生珍宝。况且我听说贵郡士人感叹赞美，说贵郡过去多有英俊之才，只是因为远离京畿，含藏才华而未能超越罢了。功曹您向来喜好博古，难道认识这些人吗？’虞翻回答说：‘会稽上应牵牛星宿，下处少阳之位，东面渐临大海，西面通达五湖，南面开阔无边，北面濒临浙江，南山是其居处，实在是州郡的屏障。过去大禹会合群臣，因此用会稽命名。山中金木鸟兽丰富，水中鱼盐珍珠蛤蚌富足，海岳的精华滋液善于孕育俊异之才，所以忠臣接踵而来，孝子连村相继；下至贤德女子，没有不在这里成长的。’王府君笑说：‘地势确实如此，那么士人女子的名声都能说给我听吗？’虞翻回答说：‘不敢涉及太远的，只略说近代的罢了。从前孝子、句章人董黯，尽心奉养父母，和颜悦色；父母去世时极尽哀痛。他独自住在山林旷野，鸟兽都归向他；因怨恨亲人受到侮辱，白天就报仇，天下闻名，声名显著。太中大夫、山阴人陈嚣，捕鱼时使盗贼受到感化，居住时把土地让给邻居；又因感念侵占者而退让藩篱，终于形成了义里；他收养车妪，品行足以激励风俗。自扬子云等人上书推荐他以后，他的事迹光彩地流传于世。’ 太尉、山阴人郑公，清正明亮、质朴刚直，不畏惧强暴权势。鲁相、山阴人钟离意，禀赋特殊卓异，孝敬家庭、忠于朝廷，治理县邑和相国事务，所到之处留下恩惠，所以被取作奉养君子的典范。鲁国有丹书之信，以及陈宫、费齐，都上合天意，功德和治理成效记载在汉代典籍中。有道之士、山阴人赵▯，征士、上虞人王充，都才华宏大、学问深厚，探究学术根源，著书立说，接连写成百篇，解释经传中长期存在的疑难，解开当世的纠结；有的向上探究阴阳的奥秘，向下阐发人情的最终归宿。交阯刺史、上虞人綦母俊，选拔救济一郡百姓，谦让爵位土地的封赏。决曹掾、上虞人孟英，三代都为义而死。主簿、句章人梁宏，功曹史、余姚人驷勲，主簿、句章人郑云，都敦厚地坚守始终如一的道义，引罪自责而免去官职。门下督道贼、余姚人伍隆，刘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亲身面对刀刃，在危难中救助君主。扬州从事、句章人王脩，献身接受使命，声名流传后世。河内太守、上虞人魏少英，遭逢世道艰难，忘却家庭而忧虑国家，列名八俊，是当世的英才。尚书、乌伤人杨乔，桓帝把公主嫁给他，他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接受。近代已故太尉、上虞人朱公，天资聪明清正，敬慎明察而有神武之才，谋策没有失误，征伐没有遗漏，因此天下义兵都想推举他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亲溺死在江中，她投水而死；立碑记载此事，声名显著。王府君说：“这些事情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 颍川有巢父、许由隐逸的遗风，吴地有太伯三次谦让的事迹，贵郡虽然士人众多纷杂，能说这些也足够了。虞翻回答说：“我刚才只是先说近代的人罢了。若要上引上古的事情，以及那些坚守气节的士人，也有这样的人。从前越王翳让出王位，逃到巫山的洞穴里，越人用熏烟把他熏出来，这难道不是太伯一类的人吗？况且太伯是外来的君主，并不是当地人。如果要说外来的人，那么大禹也曾巡行到这里，并葬在这里。鄞县大里人黄公，在暴秦时代洁身自守；汉高祖登上帝位后，他不能出仕效力；惠帝时，他恭敬谦让，出门便救助危难。征士、余姚人严遵，王莽多次聘请他，他坚守气节不肯赴任；光武帝中兴以后，他才低头应召，举手行礼却不拜，志气高凌云日。这些事都记载在传籍中，清楚明白、彰显无疑，哪里像巢父、许由那种流俗遗闻，反而不见于经传呢？”王府君笑着说：“说得好啊！这些贤人的事，不是因为有您就不会显扬，只是太守我以前没有听说罢了。”濮阳府君说：“御史所说的，既然已经听到了这些人的事迹；次于这些人以及更下面的，书佐你知道吗？”朱育说：“仰慕他们高尚的品行，岂敢不知道？太守、上虞人陈业，洁身自守、品行清白，志向怀抱如霜雪般高洁，贞正明亮的信念与柳下惠相同。汉朝中衰时，他弃官舍禄，隐遁在黟、歙之间，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他的高远奇妙踪迹，天下都听闻了。所以桓、文遗留下来的尺牍文书，把他同三位高士相比。他的聪明和大略、忠诚正直、敢于直言，分别是侍御史、余姚人虞翻，以及偏将军、乌伤人骆统；他深厚美好的纯正德行，则是太子少府、山阴人阚泽；学问贯通、品行茂盛，成为皇帝的师傅和儒者。他雄健的姿态和勇武刚毅，能够在当世建立功勋，则是后将军贺齐，功勋成就显著。他探究极深的秘术，言论与神明相合，则是太史令、上虞人吴范。他们是文章之士、立言光彩盛大的人，则有御史中丞、句章人任爽，鄱阳太守、章安人虞翔；二人各自驰骋文檄，光彩如春花。处士邓卢叙，弟弟触犯公法，他自杀请求代弟受死；吴宁斯敦，山阴祁庚上；虞樊正都代父去死。因女儿获罪的，则有松阳人柳株、永宁人瞿素；有的只嫁过一次便守节，宁可丧身也不顾惜；有的遭遇盗贼劫掠，死也不损害自己的品行。这些都是近世的事情，至今还在人们耳目之中。府君说：“都是海内的英才。我听说秦始皇二十五年把吴、越之地设置为会稽郡，郡治在吴。汉代封立诸侯王，哪一年又恢复为郡，并把郡治分设在这里？”朱育回答说：“刘贾为荆王，刘贾被英布杀死；又任命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刘濞又被诛杀，于是恢复为郡，郡治设在吴。元鼎五年，平定东越，于是把东越之地作为郡治的一部分，与这里合并管辖，并设置东郡都尉，后来迁到章安。”

译阳朔元年，又迁郡治到鄞县；后来有寇害，又迁回句章。到了永建四年，刘府君上书，把浙江以北划归吴郡，会稽郡重新以山阴为治所。从永建四年、岁在己巳，到今年，共计一百二十九年。府君称善。这一年是吴国太平三年，岁在丁丑。朱育后来入朝做官，常在台阁任职，担任东观令，遥授清河太守，加任侍中；推演刺占射覆，文艺方面大多通晓。虞翻有十一个儿子，虞泛字洪世【谨按：《吴志》说虞翻第四子为汜，最为知名】。虞泛生于南海，十六岁时父亲去世，返回乡里，任选曹郎。孙綝废黜幼主孙亮，迎立琅邪王孙休。孙休还未到，孙綝想进入宫中图谋不轨，召集百官商议，众人都惊恐失色，不敢抗拒。只有虞泛说：“明公是辅佐国家的伊尹、周公，处在将相之位，擅自掌握废立君主的威权；本来应当上安宗庙、下惠百姓，大小官员都欢欣踊跃，认为霍光又出现在今日。如今迎接新王还未到，却想进入宫中，这样一来群臣动摇，众人疑惑，不是长久保持忠孝、扬名后世的办法。”孙綝不高兴。孙休即位后，虞泛与贺邵、王蕃、薛莹一同任散骑常侍；因讨伐扶严有功，任交州刺史、荡寇将军，封余姚侯，后来去世。虞泛的弟弟虞忠字世方【谨按：《会稽典录》说，虞忠是虞翻的第五子】，善于识别和提拔人才。他在陆机年幼时就赏识他，在单防时称许魏迁；二人最终都远大显达。他在王岐尚未显达时就结交他；王岐仕进后先做到宜都太守，后来虞忠接替了他。晋朝讨伐吴国时，虞忠与夷道监陆晏、陆晏的弟弟中夏督陆景【谨按：本志作“京”，错误；这里的“景”是陆抗之子】坚守城池不降，城破后被害。虞忠的儿子虞潭字思奥，清正坚贞，有操守，仕晋后历任内外职务，最终任卫将军，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虞忠的弟弟虞耸字世龙【谨按：《会稽典录》说，虞耸是虞翻的第六子】，清静淡泊、没有欲望，进退都合乎礼制，任越骑校尉，多次升迁为廷尉、湘东太守、河间太守。进入晋朝后，授任河间相。王一向听说虞耸的名声，对他厚加敬礼。虞耸引荐人物，寻求隐居之士。王岐以“高士所通达的人，必定应当是秀异之才”为难虞耸。虞耸写信给族侄虞察说：“世人选取士人，竟然不在田园中招求年轻未仕的人，却在庸俗杂乱的人群中搜寻良才；称誉一个人，就依附于他已经成功，诋毁一个人，就依附于他已经失败。这正是我叹息遗憾的原因。”虞耸痛恨世俗丧祭没有节制。他的弟弟虞昺去世时，只用少牢祭祀，祭品不过酒和饭罢了。当时族人都遵照实行。虞昺字世文【谨按：今本志书作“子文”，宋本作“世文”，与此相合。《会稽典录》说，虞昺是虞翻的第八子】。年轻时洒脱不凡，有志向和气度。孙皓时任黄门郎，因为应答敏捷而被认为奇异，破格升任尚书侍中，转任廷尉。晋军前来讨伐，孙皓派虞昺持节，都督武昌以西以上各项军事。孙皓投降后，虞昺先上交符节、伞盖和印绶，然后投降。后来任济阴太守，压制强暴、扶助弱小，威名和声势十分显著。陆绩，字公纪，是吴郡吴县人。曾祖父陆续、祖父陆褒，都有志向和操守，屡次被征召却不肯赴任。父亲陆康，被举为茂才，历任三郡太守，号称良吏，最终官至庐江太守【原注：谢承《后汉书》说：陆康字季宁，年少时就敦厚孝顺友爱，勤勉修养操行。太守李肃察举他为孝廉，后来李肃因事获罪伏法，陆康收殓他的尸体，送丧返回颍川，服丧礼期完毕后，被举为茂才，历任三郡太守，所到之处都以治理有方著称，后来授任庐江太守】。陆绩六岁时，在九江拜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陆绩怀里藏了三枚，临走拜辞时橘子掉到了地上。袁术说：“陆郎作为客人，怎么还把橘子藏在怀里呢？”陆绩跪下回答：“想带回去送给母亲。”袁术大为惊异。孙策在吴地时，张昭、张纮、秦松都是上宾，他们共同议论天下还没有安定，应当使用武力来治理并平定它。陆绩年少，坐在末席，却远远大声说：“从前管夷吾辅佐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并没有使用兵车。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治文德来招致他们。’如今议论的人不致力于用道德怀柔、招致他们的方法，却只崇尚武力。我虽然年幼，私下却认为这样很不妥。”张昭等人对此感到惊异。陆绩容貌雄伟壮健，学问广博、见识丰富，对于天文、历法、算术没有不通晓的。虞翻过去名声很大，庞统是荆州杰出的人才，年龄也比陆绩稍长，他们都同陆绩友善。孙权掌管政事后，征召陆绩为奏曹掾。他因坚持正直之道而受到忌惮，出任郁林太守，加授偏将军，给兵三千人。陆绩本来患有跛足之疾，又有意于儒雅之学，这些都不是他的志向。即使有军事事务，他也没有停止著述，撰写《浑天图》，注释《易》，解释《玄》，都流传于世。他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于是作辞说：“汉朝有位志士，吴郡陆绩，年幼时敦厚地学习《诗》《书》，长大后研习《礼》《易》。奉命南征，却遭遇疾病和困厄，命运不幸，唉，悲痛地与世隔绝。从今以后，六十年之外，车轮轨距相同，文字统一，我遗憾不能亲眼见到。”三十二岁去世。长子陆宏，任会稽南郡都尉；次子陆叡，任长水校尉【原注：《方舆胜览》说：唐代陆龟蒙传述其祖先陆绩在吴国任郁林太守，归来时行船装载很轻，不能渡过大海，于是取石头增加重量，人们称赞他的廉洁，称那些石头为“郁林石”】。评论说：陆畯能够以实际行动谦让，陆秉辅佐和教导别人很有方法，陆泽的声誉超过秦代，以此讽谏孙权的骄泰；他们都刚正自持，确实是笃厚的君子。虞翻志向气节高尚卓绝，对所事奉的君主忠诚，委身于吴王，辗转跋涉，竭尽忠言强力劝谏，使华歆戴着幅巾离开郡府，开拓平定江西，声名震动中原，曹丕空置坐榻等待他；他使孙氏的声望增加了许多。狂放而正直的人不能被容纳，最终被排斥至死，孙权的胸襟气度远远比不上孙策。从前扬雄用历法来比拟《易》，撰作《太玄》，又用《洛书》来会合《河图》，本来已经懂得数理了。然而天下不可能有两套数理，道理只有一个《易》，所以伏羲演绎太极，文王演绎伏羲，周公演绎文王，孔子演绎四位圣人，不过是阐明数理以成就一个《易》罢了【原注：《易》《范》《图》《书》以及《玄》，都见于《道术录》】。如果可以另行改作，那么文王、周公、孔子自己就会创作了，难道一定要沿袭他人、只作述而不作吗？圣人没有另作，而扬雄却作了它，大概只是他一家私自造出的《易》，如同赘疣。唉！几位圣人共同作成一个《易》还未完备，孔子阅读它，连系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尚且认为自己年岁不足以完全通晓它，何况后人呢？又何况再作一部《玄》呢？这只足以增加学者的蒙蔽和尘垢，耗费精力而妨碍他们找到归宿。陈寿称陆绩对于扬雄《太玄》的研究，如同仲尼之于左丘明、老聃之于庄周，陆绩也算勤勉了；但他难道还在王弼之后吗？虞翻的《易》注受到孔融称赞，其中一定有深厚造诣和独到所得，可惜不能见到它的全貌。

译赞曰：昊天运行有四时，圣人留下六经，确立人的准则，万物都以此为法度。这难道是欺骗我吗？人情和物理，都在传授心法、设置教化的纲要和法纪之中。孟轲死后没有人再创作，秦始皇坑杀儒生，经典几乎灭亡；残存的余烬又重新燃烧。汉代的道统开始有了光辉，神灵暗中护佑，鬼神防护，孔门弟子把经书藏在鲁壁中，考订讹误、补充遗漏，这都是群儒的力量。郑康成苦心钻研，经书的传注才开始完备；精粗深浅都有征验，这篇文章才没有坠失。《史部·别史类·郝氏续后汉书》钦定四库全书 《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上，元代郝经撰。列传第六十三上上 文艺 文章总叙 《易》部【序、论、说、评、辨、解、问、难、语、言】《书》部【书、国书、诏、册、制、制诏、赦令、教、下记、檄、疏、表、封事、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诗》部【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春秋》部【国史、碑、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杂文】《易》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供天地、人物无穷的用途。后世的辞章，都是它们流传下来的支流和后裔。至于《易经》中的繇、彖、象等言辞，以及卦辞、说辞、序文和杂说，都是《易经》本来就有的。序、论、说、评、辨、解、问、对、难、语、言等篇章，凭借意义来说明，阐明义理，再用辞章加以申述的，都是它们的余绪。“序”有两层含义：一是端序，二是次序。追溯事物的起源，推究根本来发言，并置于各篇开头，这是端序。广泛罗列事物，依次排列来发言，各有先后次第，这是次序。书籍有古序和今序。例如《尧典》中说：“从前帝尧，聪明睿智，文思深远，光辉覆盖天下，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这段话是作《尧典》的孔子在编序《书》时所作的【谨案：百篇《书序》，朱子已经怀疑是伪作；这里说是孔子所作，也是承袭前人的说法】，属于今序。《尧典》又说：“考察古代帝尧，名叫放勋，敬慎明察，文思深远，安详和善。”这是史臣叙述尧的序言，属于古序。《诗》有大序、小序，从《关雎》的“是后妃的德行”到“用在邦国之中”，是小序；从“风，就是讽谏”到“这就是《关雎》的意义”，是大序。其他各篇的序，也有古序和今序。例如《卷耳》开头说“是后妃的根本”，是作诗者和采诗官记载的，属于古序；从“后妃在父母家中”到“用妇道教化天下”，是孔子以来各代弟子及汉代诸儒推衍阐释的，属于今序。这些都是端序的起源。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在三代、六国的各表以及《货殖列传》《儒林列传》等传记中，都有序。刘向编次诸子百家，也都作有序。扬雄撰写《法言》，每篇都有序，又称为题辞，于是体制日益增多。孔子作《序卦》说：“有了天地，然后万物产生。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所以接着以屯卦承接。”这是说明文王重卦的次第。公羊子说：“楚国的屈完来到齐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这是叙述功绩。”这是说明齐桓公使楚国归服的次第。这些都是次序的起源。到了司马迁作《自序》，叙述他的家世和功业，并叙述各篇本纪、世家、列传的次第；班固作《序传》，也叙述他的家世功业，并叙述一部书的编次，都是说明自己著作意图的。从此以后，凡是著述，无不有这两类序，篇题也就多得不可胜数了。说到“论”，六经中没有这种专名；直到庄子、荀子充分施展雄辩，才开始撰写论篇，如《礼乐》《正论》《齐物论》等，都是篇名，当时还没有专门把它作为一种文体。汉朝兴起后，贾谊最初作《过秦》一篇，才开始以“论”为题而立论【原注：应劭说：《过秦》是贾谊著作的第一篇名。说秦的过失，所以“过秦”就如同说“剧秦”】。于是东西二京、三国的文士，往往撰写论篇，大抵只是反复阐明道理而已，文辞通达、义理畅明，并不以文采取胜。“说”这种文体，始于孔子作《说卦》，六经最初有了“说”。因为伏羲时代的《易》只有卦画而没有文字，所以要对八卦的方位、次序、体用、意象加以申述，写成解说。至于文王的《易》已有卦辞，只需说明它在实际运用中的位置而已【原注：从“帝出乎震”到“成言乎艮”就是这种情况，其余都是解释伏羲的八卦】；因此这种解说是不得不作的。战国诸子于是竞相发表口头议论，又把篇名写入书中，如《说剑》《说难》等，这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后世于是逐渐形成了辞章文体。先秦和西汉还没有“评”这种文体。桓帝、灵帝末年，宦官和外戚专擅朝政，士大夫激扬清议，题名品评人物，彼此相互标举，例如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许劭在汝南主持月旦评。“评”这一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陈寿撰写《三国志》，把史书中的赞改称为“评”，才开始以此命名篇章。不过它只是“论”的另一名称。“辨”是辨别疑惑，确定犹豫，指明陈述是非的文章。孟子说：“我难道喜欢争辩吗？”荀子说：“分析言辞而求明察，说明事物而成辨析。”老子说：“最大的辩说好像言语迟钝，善于言说的人不争辩。”扬雄说：“有人问，五经中有辨吗？回答说：只有五经才是真正的辨。谈论天道，没有比《易》更善于辨析的；谈论事理，没有比《书》更善于辨析的；谈论礼制，没有比《礼》更善于辨析的；谈论志意，没有比《诗》更善于辨析的；谈论义理，没有比《春秋》更善于辨析的。舍弃这种辨析，也就浅陋了。”所以凡是论说类文章，都属于辨。先秦和西汉还没有用它作为篇名，后世才把它同“论”区别开来，作为一种题名。记载解释礼制的文字，因为它记录六艺和政治教化的得失，所以称为“经解”。“解”这一名称由此开始。汉代以来，凡是注释经义的，都称为“解”，这是“辨说”的另一名称。后世才把它专门命名为篇章文体。《礼记》《论语》汇集圣贤问答之辞，往往以“问”命名篇章，如《宪问》《曾子问》《哀公问》《问丧服》《问》等，都是记录性的文章，并非特意命名为一种文体。直到屈平作《天问》、宋玉作《对楚王问》，才特别把它们作为文章【原注：王逸说：屈原被放逐后，内心忧愁憔悴，在山泽间徘徊，经过山陵高地，仰天长叹；看见楚国先王的宗庙和公卿祠堂中绘有天地山川、神灵以及奇异怪诞的古圣贤、怪物、事迹，于是把问题写在墙上，对着它们呵斥发问，以宣泄愤懑、舒展愁思，于是假借向上天发问来表达，所以作《天问》。《楚辞》说“楚怀王问宋玉”，宋玉回答说：“如此等等”】。此后枚乘作《七发》，曹植作《七启》，也都是这种体制【原注：《汉书》说枚乘任吴王濞的郎中，作《七发》。王逸说：《七发》是陈说七件事来启发太子的，类似《楚辞》的《七谏》。曹子建《七启序》说：从前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藻各自优美，我很仰慕，于是作《七启》，并让王粲也作了一篇】。

译“难”这种文体，从六经以来，凡是老师和弟子互相问答、君臣之间讨论可否，彼此推拟商议、诘问折辩的，无不是问难文章。“难”就是诘难；因为言论难以相合，所以反复互相诘难。因此医家有一部书称为《难经》，但从未特意用“难”来命名篇章、作为一种文章。汉朝兴起后，东方朔作《客难》，后来扬雄作《解嘲》，班固作《宾戏》，都是这种体制【原注：《汉书》说，东方朔上书陈述以农战强国的计策，推演意思而放纵议论，始终不被采用，于是撰论设置宾客来诘难自己，借职位卑微来自我宽慰。哀帝时丁氏、傅氏、董贤掌权，依附他们的人往往由此起家做到二千石。当时扬雄正改定创作《太玄》，有所自守，淡泊自处。有人嘲笑扬雄，说他研究《太玄》……】【尚未写完，扬雄解释它，题名为《解嘲》。班固的序说：“永平年间，我任郎官，掌管校理秘书，专心致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有人讥笑我没有功业；又想到东方朔、扬雄自比怀才不遇，却没有以正道折服他们，说明君子所应坚守的原则，所以姑且再次作此回应。”】“语”这一名称，源自《论语》以及《国语》。《左氏》作为《春秋》的传，其他事迹、辞令、各国之事，分别记录为《国语》，作为《春秋》的外传；但它只是作为书名，从未命名篇章为一种文章。后世才特意把“语”作为题名，与“问”“难”等并列。“言”这一文体，起初是孔子为《乾》《坤》二卦撰作《文言传》，文章才有了“言”这一名称。后世也特意以“言”命名篇章，于是与论、说等文体并列。《书》“书”是言辞的经典体制；后世帝王的言辞制度、臣子的文辞，都以《书》为根本。凡是制诏、赦令、册命、檄文、教令、记文、诰誓、命令、告诫一类，都是它的余类；书疏、笺表、奏议、启状、谋议、训诫、规谏一类，也都是它的余类。国书、问候、弹章、露布等，则是后世增益的形式。这些文书都是代代相传的国家典章和法程，是人们据以服从、实行、信守和奉行的，不是空话一类，尤其是官府样式和制度性的文章。“书”这一名称，孔子把古书分别编为虞、夏、商、周之书时，还没有特意用“书”命名篇章，各篇都有自己的名称。商书《太甲》说“伊尹作书”，又说“奉嗣王归于亳作书”；《说命》说“王庸作书”；《金縢》说“启钥见书”；《召诰》说“周公乃朝用书”；《顾命》说“太史秉书”，都是称为书而没有具体篇名。《周礼》职官所说的“贤能之书”“礼书”“事书”“三皇五帝之书”“赞书”，《秋官·小行人》所说把万民的利害作为一书，把礼俗、政事、教治、刑禁的逆顺作为一书，把悖逆、暴乱、作恶、犯法作为一书，把札丧、凶荒、困厄、贫困作为一书，把康乐、和亲、安平作为一书；《礼记》所说的“书”“丧书”“方策书”“端书”，以及传记记载的“载书”“丹书”“刑书”“竹书”等，也都是称为书而没有篇名。可见“书”是文籍的总称。鲁成公七年，楚国子重、子反杀死申公巫臣的族人，巫臣从晋国寄给两个儿子一封信，特意以“书”作为篇名，始见于此。此后魏绛有书，子产有书，叔向有书；到了战国、秦、汉，数量多得无法尽载，体制也增多了。臣子对君父，小臣对大臣，平民对显贵，弟子对师长，小国对大国，都称为上书；地位名望相当的，称为遗书；平等交往、往来答复的，称为复书；上级写给下级的，称为谕书；告诫并陈述事理的，称为移书；亲自裁写的，称为手书；天子下达的书，称为赐书；加盖印玺封题的，称为玺书；敌对国家之间讲求信约的，称为国书；逢吉庆互相祝贺的，称为贺书；战胜敌人报告胜利的，称为捷书；军队败绩报告失败的，称为败书；彼此无礼、互相凌辱的，称为嫚书；叛臣指斥君主的，称为反书；人死后报告凶讯的，称为哀书。先秦和西汉的文章，博大简约而高古，具有三代遗风；魏晋以后，文辞气势渐渐衰弱了。六经中起初没有“国书”。三代时期，天子对待夷狄，

译对诸侯亲近；诸侯之间交往，事奉天子，都有携带玉帛的使者。他们的辞令已经无法考见。周王室衰微后，晋、楚、齐、秦相继称霸，频繁交战，也频繁聘问。鲁、卫、宋、郑、陈、蔡彼此成为敌国，屡次交战、屡次朝见，辞令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左传》记载郑国的辞令说：“裨谌起草，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但也没有留下完整的文章。汉初，高帝与匈奴约定结为兄弟，以求和亲。孝惠帝和高后时期，冒顿写了一封轻慢的信送给高后，高后忍辱回信；冒顿又回信致谢。中原从此开始同外族交往，国书的制度也有迹可考了。单于给汉朝的书信称：“上天所立的匈奴单于恭敬地问候皇帝，愿您平安无恙。”汉朝给匈奴的书信称：“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愿您平安无恙。”后来中行说教单于破坏盟约、侮辱汉朝，汉朝给单于的书信使用一尺一寸的木牍。中行说便命单于使用一尺二寸的木牍，并加盖印章封缄，都使其宽大而傲慢。信中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皇帝，愿您平安无恙。”汉朝也含糊其辞地回信应对。到孝武帝大举征伐匈奴，书信往来于是断绝了【原注：汉朝同匈奴交往的各种事情，都见于《外夷北狄传》】。高后时期，南粤王赵佗擅自尊称为南粤武帝。孝文帝即位后，赐书给尉佗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南粤王，您实在费心劳神了。”朕是高皇帝姬妾所生的儿子。尉佗于是写信谢罪，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尉佗，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这也是中原以礼制使外夷臣服的制度【原注：此事见《外夷南蛮传》】。建武初年，邓禹承受皇帝的制度，任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隗嚣于是派使者到朝廷上书，光武帝以特殊的礼仪答复他，称呼时使用字，采用敌国之间的礼仪。后来又用亲笔信答复，并派来歙捧持玺书晓谕防守之事。等到隗嚣反叛，双方才断绝往来。公孙述在蜀地僭越称帝，光武帝给公孙述写信，署名说：“公孙皇帝。”这又是中原与僭越称帝的国家之间的制度。到了三国时期，汉与吴使用敌国礼仪。吴国起初给魏国上书称臣，接受封爵以后，才奉上表章致谢。后来终于断绝，再也不相通。这就是敌国之间的国书，最早见于汉与吴。到了晋、宋以及南北朝之际，这种制度更加繁多，都关系到战争、和平、安定、危亡，是国家命脉和百姓生命所在，也是君王言辞中尤其重要的内容。孔子奉诏在虞、夏、商、周之间整理典籍，才开始见到诰、誓、命等文辞，它们都是君王的言语。所以《禹谟》说：“向军队发布誓言。”《汤诰》说：“明白听取我一人的诰令。”《说命》说：“君王的话就是发布命令。”到了周代，君王和诸侯都称为“命”：君王发布的叫“王命”，诸侯发布的叫“公命”。所以《周礼》中的大宗伯设有典命之职；封爵有五等之命，车服有九等之命【原注：《周礼·典命》掌管诸侯的五仪、群臣的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九为节】；设置官职有[原文“防命”字样疑有讹误]【原注：《左氏传》说，王命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赏赐有锡命【原注：《春秋·文公元年》记载，天王派毛伯来赐予公命】；褒奖有追命【原注：《春秋·庄公元年》记载，春季，王派荣叔来赐予桓公命】。但当时还没有“诏”这个名称。至于大冢宰所说“用八柄告谕君王，使他驾驭群臣；用八统告谕君王，使他驾驭万民”，这里的“诏”是告知、引导之辞。《礼器》所说“在庭中告谕纳牲，在室中告谕血毛，在堂上告谕羹定”，三次告诏都处在不同位置，那么这里的“诏”就是陈列、设置之辞。

译《春秋》中说，大祝制作六种辞令，用来沟通上下、亲疏、远近，分别是祠、命、诰、[原文“防”字样疑有讹误]、祷、诔，却没有“诏”。秦始皇最初兼并天下后，更改称号为皇帝，把命令称为“制”，把法令称为“诏”，“诏”“制”这两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汉朝沿用了这一制度，其文书有四种，称为册、制、诏、敕，其中诏最为重要【原注：蔡邕说，册命用于册立皇后、妃嫔、皇太子、诸王、三公；制用于百官、郡守；有所戒告晓谕时用敕；向天下发布告示时用诏】。凡是皇太后临朝听政、垂帘听政，也使用诏。两汉的制诏距离古代不远，还保留着先秦三代的风气。虽然不能像典、谟、诰、誓那样，充分抒写仁义、道德、性命、福祸，并探究礼乐与天人关系的根本，但它的文辞温和雅正、质朴厚重，确实简约而不繁琐，具有诏书的总体体制和润饰君王言辞的作用，含有圣人感化人心、达到天下和平的意旨，没有欺骗世人、蒙蔽百姓的私心。隋代王通说：“诏，大概可以看出君王的志向吧？它体恤百姓周全，施行实用完备；一句话天下就响应，一道命令就不可改变。若不是仁厚、明智、博学通达而且承受上天明命的人，谁能向天下发布诏令呢？”东汉末年逐渐崇尚文辞、讲究事功，魏、晋以后，诏逐渐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册”是辞令、命令和记注的总称。古代把文字写在竹简上，一片竹简叫作“简”，把竹简编联起来叫作“册”。事情小、辞句少，一片竹简能够写完，就只称为“简”；事情大、辞句多，一片竹简容纳不下，必须编联许多竹简来书写，就称为“册”。所以史官遇到大事就写在册上，小事只写在简牍上。“册”这个名称最早见于《金縢》，其中说“史官于是写册祝告”。此后，纳册、作册、祝册、册命，凡是告祭宗庙、任命官员、分封建国，都使用册。汉朝沿用周代制度，尊奉太上皇、皇太后，册立皇后、皇太子，分封诸侯王，任免三公，都使用册；祭祀天地、谒见并告祭宗庙、封禅泰山，也使用册；至于特意任命郡守、述说其政绩，也使用册。古代崇尚质朴，只使用竹简；秦、汉则用泥金封检、玉饰封函，称为玉册，以显示奢侈【原注：蔡邕说，册就是简。其规格长二尺，短的为一半；编次是一长一短，下面附有两道编绳。许慎《说文》说，册是符命，是诸侯进见接受君王命令的文书，形状像一长一短的札，中间有两道编绳。】《汉书》记载，武帝元狩六年，在宗庙中册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最初制作册书。国家有丧事时，还有哀册、谥册。因此，高帝、文帝所制定的汉代册书制度，礼仪文辞十分完备盛大。后世都遵循采用这一制度。秦朝把命令改称为“制”。蔡邕说：制书，是帝王关于制度的命令，文书中称为“制”。“诏”是诏书，是向群臣诏告有关奏请之事。尚书令把奏章呈上后，交给有关官署办理，称为“制”；天子答复说“可”。与诏相比，制尤其是讲究礼仪文辞的文书。宣布号令、修改变更和重新制定制度，称为“诏”；向臣下询谋、答复并批准谋划，称为“制”；有特别的处置事项、告诫晓谕大臣，称为“制诏”。太后临朝听政时，如果不适合使用天子的称号，就称为“称制”。汉朝的制度就是这样。因此，隋代王通推究根本，认为高帝、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是七位制书之主。他的书中称“帝制”，是说他们的制度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制策”是汉代通过制策选拔士人的制度[原文“制防”疑为“制策”]。孝文帝二年，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说：“虽说已经下诏举荐贤良，却还没有发布制策。”孝文帝十五年，下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和能够直言极谏的人，皇帝亲自策问他们。太子家令晁错回答策问。开始时只下发一篇制策，而应对者引用诏书、册书的文辞，铺陈敷述来作答。到了孝武帝时期，公孙弘、董仲舒出仕，充实推演并扩展其内容，论述政治体制，指陈天人关系，直至天命、情性、风俗、教化等方面，达到了三代和先秦所没有的程度。“赦”是宽免、释放过错和失误的称谓。所以《易经》解卦的传文说，君子应当赦免过错、宽宥罪行；《虞书》说“灾害造成的过失要大加赦免”；《吕刑》说“五刑之中有疑问的可以赦免”；《周礼》的司刺掌管三种宽宥、三种赦免的法则：第一次宽宥，是因为不知情；第二次宽宥，是因为过失；第三次宽宥，是因为遗忘；第一次赦免，是因为年幼弱小；第二次赦免，是因为年老昏耄；第三次赦免，是因为愚蠢。都是因为这些人不是故意作恶、执意为非，而且从其实际情状看值得怜悯。有罪却特意放纵释放，把它当作对个人的偏私，施行小恩惠，就会破坏政事和刑法。因此，《春秋》记载“赦免重大的过失”时便加以讥刺。自汉代以来，凡是战胜敌国、攻克敌人就赦免；即位、册立皇后或太子就赦免；祭祀天地就赦免；朝拜并享祀太庙就赦免；出现祥瑞征兆就赦免；举行禬禳等私人的祈禳活动也赦免；偏私于一个人就特别赦免，偏私于一个州就曲意赦免。大赦时，连大逆不道以及杀害、弑杀君主和亲属的人，也一并除去罪名、免除刑罚。一年之内有时达到两三次，这些都是扰乱制度的做法。所以吴汉临终时劝光武帝不要大赦，王符说，残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事情，没有比屡次赦免更大的。诸葛亮治理蜀地十二年没有实行大赦，孟光责备费祎实行赦免，这些人都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说命》说：“君王的话就是发布命令；如果不说臣下，便没有可以奉行的命令。”那么“令”就是“命”的通称。《周礼·天官》说，女史掌管王后的内令，这说明周代以后，王后的命令也称为“令”。秦、汉初年，尚未成为天子的人称其命令为令；成为天子以后就称为诏。此后，皇后、太子、诸侯、王公的命令，都称为令。凡将帅在军中发布命令，也称为令。令从此开始同诏、命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教”方面，蔡邕说：“诸侯发布的言语称为教，如同天子发布的制诏。凡是丞相、三公、诸王、列侯开设府署并设置属官的，都使用教。” 以下所说的，是汉、魏以来藩府和郡守向其属下发布命令时使用的文书；它以记事为措辞，是一种自谦的说法，但同样属于教令的制度。

译“檄”是传布告知、征召使用的文书，丞相、尚书令、大将军、藩府、州郡都可以使用。有的用来征发军队，有的用来召集官吏，有的用来任命官员，有的用来晓谕不来朝廷的人，有的用来讨伐叛逆，有的用来诱导投降归附，有的用来诛讨僭越伪立者，有的用来告知百姓；都要指明事情的缘由，陈述罪状，说明利害，晓谕逆顺关系，明确表明应当离去还是归附。它的体势严峻，言辞激切，必须使人警醒、震动、恐惧，撼动人心，鼓舞荡涤，使人畏惧威势、服罪，然后才算达到檄文的极致。檄文的制度，是用木简制成，长一尺二寸；如果事情紧急，就在简上插入鸟羽，称为“羽檄”，取其传递迅速之意，所以也称为“羽书”。起初，汉高帝说：“我用羽檄征发天下军队。”又说：“可以传布檄文就使天下安定。”可见三代、先秦时已经有这种文书，只是它的具体文辞没有流传下来。到孝武帝派司马相如责备唐蒙等人时，才出现《喻巴蜀》一篇，开头说“告知巴蜀太守”，结尾说“把陛下的意旨全部晓谕清楚，不要忽视”，大概古代制度就是这样【原注：《汉书》说，司马相如任郎官数年，适逢唐蒙出使，略通夜郎中道，征发巴蜀官吏士卒一千人，郡中又多次征发转运漕粮的人一万多人，按照军事行动的法规诛杀他们的首领，巴蜀人非常恐慌。皇帝听说后，就派司马相如责备唐蒙等人，并借此晓谕巴蜀人，说明这不是皇帝的意思】。到了三国时期，更加崇尚讲究文辞，檄文的制度也更加完备。“疏”是疏通自己的意思，把它传达给上级。凡是政事有不便之处，事情有不恰当之处，冤屈尚未得到信察，受到阻塞蒙蔽而尚未上达，臣下就为此分条论述并上奏，这也是三代、先秦以来的旧制。到汉高帝五年，项羽在东城被诛杀，诸侯王都上疏请求尊奉汉王为皇帝，“疏”这个名称才开始见于记载。此后臣下常常上疏，渐渐同“书”相同了。“表”是铺陈陈述、使事情显明的称谓；有些事情尚未明白，就把它表明并显现出来。尚书说“光辉遍及四方”，是说由内向外扩展；说“成为万民的师表”，是说由上向下树立典范；传文说“言语没有在显著的职位上被听见”，是说陈列、设置的次序；礼书说“树立八尺高的表”，是说作为标志和准则。名称虽然相同，意义却各不相同，并不是一开始就以“表”为篇名、称为文书。司马迁作《史记》，开始编写诸侯、六国各自的年代表，专门排列叙述它们兴亡的年份，也还不是臣子上呈的文书。此后逐渐见于两汉、魏、晋之际，开头称“臣某言”，于是分条论述事情，结尾称“谨奏表以闻”，内容同于书、疏，但体制不同【原注：李善说，表就是明、标，像物体的标志一样，标明事情的次序，使它明白，以便让君主知晓，使臣下能够尽到忠诚，这叫作表。三王以前称为敷奏，所以《尚书》说“敷奏以言”。到秦朝兼并天下后，改称为表，总共有四类：第一类是章，谢恩用章；第二类是表，陈述事情用表；第三类是奏，弹劾、考核政事用奏；第四类是驳，对事情进行推究复核、秉持公正评论，遇到不同意见就进呈，称为驳。】六国以及秦、汉时期，都兼称为“上书”。实行这五种文书，到汉、魏以来统称为“表”。进呈给天子称为表，进呈给诸侯称为上疏。魏代以前，天子也可以上疏。“封事”是汉代的制度。表、书都要启封；如果所说的是秘密事务，就装入黑色袋子并加重封，称为“封事”，其文字形式也属于书、疏。“奏”是凡向君主进言，都称为奏。《尚书》所说“用言语铺陈上奏”，就是这个意思。汉代凡是弹劾、考核政事，专门使用奏；有所请求时，也特别写作奏。它的文字形式同样属于书、疏。“议”是商量、权衡事情可不可行的文书；“论”是议论后作出结论而“议”尚未定论，论述较为简略而议论较为详尽。所以庄周说：“六合之内，圣人只作论而不作议。”三代以来，按照议论来裁制定制，政事才不会迷乱。因此《周官》有八种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原注：《周礼·小司寇》以八辟附合邦国法律、施用刑罚：一是议亲之辟，二是议故之辟，三是议贤之辟，四是议能之辟，五是议功之辟，六是议贵之辟，七是议勤之辟，八是议宾之辟】。秦朝有丞相议、廷尉议、博士议【原注：都是特意接受诏令而上奏议论】。汉朝兴起后，有廷议【原注：在殿廷之间、天子面前进行议论】、集议【原注：召集百官来议论】、百官杂议【原注：下令百官共同议论】、下公卿议【原注：特意下令三公九卿议论】。所以，和亲有议【原注：《汉书》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匈奴来请求和亲，天子把这件事交付群臣议论。大行王恢主张不要答应，应当发兵攻打；韩安国主张不如和亲，参与议论的群臣大多依附韩安国，于是皇上答应和亲】；封禅有议【原注：元鼎六年，皇帝同公卿、诸生议论封禅】；盐铁有议【原注：昭帝元始六年，下诏令有关官员询问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了解百姓疾苦以及教化的要点；众人都回答希望废止盐、铁、酒、均输等官营事业，不要同天下百姓争利。】桑弘羊认为不能废除，于是盐铁之议由此兴起】；废立有废立之议【原注：昌邑王即位后，淫乱嬉戏没有节制，大将军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集会议论】；尊号有尊号之议【原注：哀帝即位，郎中令冷褒等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藩国的名称加在尊号之前。”皇帝把此事交给群臣议论，群臣大多迎合皇帝旨意，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应当为她们建立尊号，以厚重孝道】；郊庙有郊庙之议【原注：成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上奏说：“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的祠庙，应当迁置到长安，合于古代帝王制度。”他们请求同群臣议定，皇帝批准。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议论，认为不应迁徙；右将军王商等五十人认为应当听从匡衡等人的议议。于是匡衡、张谭上奏，在长安确定南郊、北郊，作为万世的根基，天子听从了。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按次序毁去宗庙，且应及时办理。皇帝令群臣杂议，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亲尽，应该毁去。中垒校尉刘歆议论说：“按照礼制，天子七庙，是正当制度中可以固定计算的数目。

译宗庙不在这个固定数目之内，是可以变通的。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可预先规定数目。孝武皇帝的功业如此，不应毁去。”皇帝听从了刘歆的意见】；攻打珠厓有攻打珠厓之议【原注：元帝时，珠厓各县反叛，多年不能平定。皇帝同群臣谋议，想大举发兵。待诏贾捐之议论认为不应攻打，于是皇帝听从贾捐之的意见，停止攻打珠厓】。不过，三代的议论只有言语而没有书面记录；两汉的议论既允许群臣发言，又各自写成文书上报议论结果。这样言辞不会改变，事情的得失也可以考察。天子用制诏决定是否可行，然后把议题交付群臣议论，公卿奉行其决定。天子不敢逞一己私智，大臣不敢进献私意，一律以公共议论作为纲纪来治理天下，四百年间没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汉代政治接近三代的地方，就在这里。笺也属于表的类别。属官对皇太子、诸侯王使用笺；同表相比，开头和结尾都称自己的姓名，不称臣。“启”也属于笺、表一类。有所咨询、问候、庆贺或请求，就向天子上启事，称“臣某启”；在所陈事项末尾称“谨奉启事以闻”。如果对象不是天子，就只称“某启”。“状”是铺陈事情的情状，分列上报应办事项；它如同表是为了标明事情，疏是为了分条疏通。自天子的机构到各级官府上下，都可以使用。它的言辞质朴，叙事详细，是公文的通称，次于疏。“奏记”是汉魏以来各主管官员向上级陈述事务所用的名称。为了避开尊者、远离嫌疑，所以称为记事。因此尚书省官署、藩府、将帅凡设置属官的，都有掌管文书、记录事务的记室或掌书记之官。“弹章”是有关官署举发、弹劾罪行并上奏请求治罪的文章。秦汉以来，设置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官，像周代的大司寇、小司寇一样，纠察诘问奸恶，振作并严明监察法度。从天子、大臣、百官到各个官署，凡有过失罪恶，都可以举发纠正。进行弹劾时，戴獬豸冠，簪白笔，面对朝廷仪仗宣读弹劾文书。“弹”是击打罪行，务求必中；“章”是揭露恶行，不加隐瞒。这也近似三代的良好制度。露布，是古代的捷报。凡是声讨罪行、发兵征伐而取得胜利的，就列举功劳和战况，写在帛上，公开展示、发布，所以称为“露布”，又称“露版”。这种文体尤其重视辞藻文采。连珠，是孝章帝命班固、傅毅创作的文体。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又列举另一件事，用对偶的辞句相互连接，体制像串联的珠子，所以称为“连珠”，也是奏议的一种体式。诗。《诗经》的三百篇，雅诗亡佚于幽王、厉王时期，风诗亡佚于桓王、庄王时期。经历战国和先秦，只有“诗”的名称，却已经不是先王时代的诗了。原本自然的声音郁积湮没，喷涌变化而成为各种杂体，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等，体制多得数不尽。骚，是古代原本没有的文体，楚国屈原首先创作了它。司马迁说：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愤怒地疏远屈平。屈平痛恨楚王听辨不明，谗言阿谀蒙蔽了他的明察，邪曲之人危害公正，正直之士不能被容纳，因此忧愁深思，创作了《离骚》。“离骚”，就像是遭遇忧患。它寄托于事物、借助比喻，表达爱君忧国之情，是《国风》《大雅》《小雅》变体一类的作品。它的文辞虽然怨愤激越，几乎达到愤懑难言、跌宕诡奇、谈论鬼神的程度，类似巫师所作的作品，但总的说来，出于忠诚而止于义理。共二十五篇。屈原的弟子宋玉、景差相继创作，到了汉代，贾谊、庄忌等又创作了这种文体。大体都以屈原为宗师，因为这种体制创始于楚国，所以称为《楚辞》。由于《离骚》一篇旨意深远，可以接续《诗经》，所以特意称为“经”。自《九歌》《天问》以及其他人的作品，都称为“传”。赋是诗的六义之一，第二就是赋，是排比铺陈的体式。例如：“手像柔嫩的茅芽，皮肤像凝结的脂膏，颈项像天牛幼虫，牙齿像葫芦籽，额头像蝉额，眉毛像蛾眉；是齐侯的女儿、卫侯的妻子、太子的妹妹、邢侯的小姨”这一类就是。它的体式杂见于《风》《雅》《颂》之间，并没有专门以“赋”命名的篇章。到屈原创作《离骚》，才称为赋；宋玉于是创作《高唐赋》。荀卿、贾谊、司马相如等相互倡和，扩展、增饰、编缀，卓然成为辞章中的冠冕，兼具诗和骚的体制，是文士中的杰作。到魏晋时期，这种文体达到极盛。古诗从陈灵公时期直到周朝灭亡，经历战国、秦、汉以及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时期，五百多年间，除骚和赋之外，诗几乎没有流传。孝武帝时，李陵、苏武相互赠答，开始创作五言诗，号称“古诗”。经历汉朝三百多年，五言古诗绝无仅有。建安年间，诗篇才开始兴盛，成为汉魏的正体，但也不是夏、商、周三代的诗。乐府，本是周官中大司乐的职掌。六代的音乐都有乐歌，除了《雅》《颂》之外，看不到它们的文字。汉初，乐府令掌管乐舞，有《房中》《安世》等歌，才开始见到歌词。【原注：据《汉书》，《房中祠乐》是高祖时唐山夫人所作。孝惠帝二年，命乐府令夏侯宽备置箫管，改名为《安世乐》。《安世房中歌》共十七章。】孝武帝设置乐府以后，采集诗歌，夜间诵读。【原注：据《汉书》，武帝重新制定郊祀礼仪，于是设置乐府，采集诗歌，夜间诵读，其中有赵、代、秦、楚的歌谣；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又多次举荐司马相如等几十人创作诗赋，大略讨论律吕以配合八音。颜师古说：采诗，是依照古代遒人巡行道路的做法，采集百姓诵唱的歌谣，以了解政教的得失。所谓夜诵，是因为歌词有的属于秘密，不可公开宣露，所以在夜间歌唱诵读。】确定郊祀太一神的祭祀仪式，创作十九章乐歌，每章各有名称，叫作《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

译又接着以各种事情命名篇章，称为《天马》【原注：元狩三年，马在渥洼水中出生，因而创作；太初四年，诛杀宛王、获得大宛马，因而创作。】《天门》《景星》《斋房》【原注：元鼎五年在汾阴获得鼎，因而创作；元封二年芝草生于甘泉斋房，因而创作。】《后皇华》《▯▯》《五神朝》《陇首》【原注：元狩元年巡幸雍地，获得白麟，因而创作。】《象载瑜》【原注：太始三年巡幸东海，获得赤雁，因而创作。】《赤蛟》《宣房》《柏梁》等作品，都有歌词，乐府于是开始兴盛。此后各种杂体的歌、行、吟、谣，都是乐府的新声别调，多得数不尽。歌和诗相同，都是古已有之，只是创作篇章来歌唱罢了。所以“歌”的意思，就是把话说得长一些；光说还不够，所以用长声说；长声说还不够，所以发出嗟叹，于是有咏歌、啸歌、悲歌、怨歌、长歌、短歌，各自以声音作为体式。《诗经》三百篇都是这样。到了诗亡佚以后，战国、秦、汉之际，往往创作歌。自乐府以来，篇章于是兴盛起来，同诗分开而自成一种体制。“行”也是歌诗一类，三代和先秦时期还没有这种名称。自乐府以来，往往以“行”命名，又常与“歌”并称为“歌行”。歌，是咏唱自己的志向；行，是推行自己的志向罢了。专称为“行”的，如《饮马长城窟行》《苦寒行》《善哉行》等。与“歌”并称的，如《伤歌行》《燕歌行》《长歌行》《短歌行》《怨歌行》等。“吟”也是歌的一类。歌，是放开声音来咏唱文辞；吟，是压低声音来体味言语。歌表达浅显，吟表达深沉，所以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吟咏人的性情，用来讽谏上者。三代、先秦已有“吟”这个名称，却没有留下作品。乐府中有《白头吟》《梁甫吟》《东武吟》，从这时才开始成为独立的篇题。“谣”也是歌的一类，传达得较远，舒缓而不急切。《诗经》说“我歌且谣”，就是说歌声急切而谣声舒缓。像风谣、童谣，自古就有，都是独立成章的作品，但《诗经》没有收录。自乐府以来，才开始作为篇题，如《箜篌谣》等。“篇”，古人编联竹简作为书籍，凡是成章的就自成一篇，所以称为篇；它本来只是文籍次第的名称，并不是专门命名为文。自乐府以来，才开始用它作为篇名，如《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引”也是歌的一类。“歌”的意思，是把话说得长一些；“引”则是牵引、延长它，使声音更加悠长。自乐府以来才出现这种名称，如《箜篌引》等。凡是语言形成文章，都称为“辞”。所以《易》中有繇辞、彖辞、爻辞、系辞，《尚书》中称为“二辞”，传中称为“文辞”，都是形成文章的语言，但还没有专门命名为文。汉孝武帝开始创作《秋风辞》，乐府中有《王明君辞》，也开始自行命名为篇。“曲”，是指声音曲折。季札观乐时说，直而不傲慢，曲而不屈服；师乙说，曲调像折转，句中有钩，这些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汉代设立乐府以后，才开始以“曲”命名乐章，又特别以曲名命名篇章，作为歌曲。琴操，古代有《雅琴颂》。孔子把《诗经》三百篇都用琴弦伴奏歌唱，可见古代的歌诗都是琴曲。称为“操”，《风俗通》说：“凡是因忧愁而创作的琴曲，命名为操，是说人在困厄穷迫之中，仍然不失去自己的操守。”古代的琴操有十二首：《拘幽》，文王所作；《越裳》《岐山》，周公所作；《履霜》，尹吉甫的儿子伯奇所作；《将归》《猗兰》《龟山》，孔子所作；《残形》，曾子所作；《雉朝飞》，牧犊子所作；《别鹄》，商陵穆子所作；《水仙》《怀陵》，伯牙所作。这些作品都有歌词，也是歌诗的一种体式。后世凡是创作琴曲，都为它配作歌词。长句、杂言，是古代作诗的形式。它的章句不拘泥于长短，只求意思表达完毕、文辞停止，音韵顺畅协调罢了。所以有三言诗，《江有汜》就是；有四言诗，《关关雎鸠》就是；有五言诗，《投我以木瓜》就是；有六言诗，《曷月予还归哉》就是；有七言诗，《送我乎淇之上矣》就是；有八言诗，《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就是。诗章中有的三言、四言相间，有的五言、七言交错，不拘泥于每章句子的字数，因此变化无穷，这就是诗的常法。汉初专门崇尚四言诗，到苏武、李陵时专门创作五言诗。孝武帝创作《秋风辞》《柏梁辞》等，专门采用七言。自张衡《四愁诗》以下，七言被称为长句。建安以来，四言、五言诗被称为古诗。其余除乐府、歌谣以外，三言、四言、六言、七言杂糅成章的，就称为杂言。诗的体制到此达到了极致。春秋。《春秋》以及诗、书，都是王者的事迹，是唐、虞、三代的史书。孔子整理经书，于是把辞命另称为书，把乐歌称为诗，把政事称为《春秋》，认为它们是重大的典籍和法则；这样以后才称为经，而不再是史。后世凡是叙述事功、记录政绩，载在竹帛、刻在金石上的，都是《春秋》的遗意；但没有孔子删削裁定的法则，只是作为篇题、记录、注释的文字，就自成史书，而不是经书。自从有了国史、书契以来，就有史书。到了周代，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太师、太祝等官职，从王朝到诸侯国都有。它们的记事方法，大体都是编年体：大事写在版上，小事写在简牍上罢了。到孔子作《春秋》，删削取舍其中的事情而简略其文辞，也都是编年体，并具列四时作为每件事的开头。晋太康年间发现竹书，其中有《纪年》十二篇，这就是古代的体例。左氏为《春秋》作传，杂以事迹和文辞，也都是编年体。其余另有《国语》。从战国到秦代，各种史书有《五帝德》《帝系》《春秋历谱牒》《世本》《战国策》《铎氏》《虞氏》《春秋》以及吕不韦所作的书。【“战国防铎氏”“防虞氏”等处疑有讹脱，原文含义不完整。】吕不韦向上考察古代，删取、辑录《春秋》，汇集六国时期的史事，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称为《吕氏春秋》，开始错综汇集各家，改变了古代编年体的方法。到司马迁时，沿用《吕氏春秋》的体例，推溯《诗》《书》的源流，以《左氏》《国语》为依据，采集《世本》《战国策》以及汉、楚的《春秋》，上记轩辕，下至天汉，撰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称为《史记》。

译《史记》有序、有论，有自序，也有序传；纵横驰骋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之间，分散记述数十家、上百家史事，体制十分宏大，是六经以来从未有过的。后来班固沿用司马迁的体制，断限始于汉元帝，终于王莽，撰成《西京书》，内容缜密精审，法制记载更加完备。司马迁的书，开始于他的父亲司马谈，完成于司马迁；班固的书，开始于他的父亲班彪，完成于班固。书中的事迹，是他们亲自听闻、亲眼见到的；发凡起例也都出自家学，因此卓然成为史学宗师。后世国史的体制，都以此为根本。碑，是褒扬、叙述功勋功烈，向天下和后世夸示，希望借此成为不朽文字的文体。史官的记载称为实录，不虚假地赞美，也不隐瞒过错，功劳和过失一并记录。至于特别的功勋和奇异的功烈，在适当的时候记录在旌旗上、铸刻在钟鼎上，昭示后世，传给子孙，其中含有劝善惩恶的意义，并不只是称美。因此，圣德之帝没有超过尧、舜的；功烈之王没有超过禹、汤的；功勋建立在王室的没有超过伊尹、周公的；教化流传万世的没有超过孔子、孟子的；然而他们都没有称颂功劳、叙述德行的文字，名为碑。考察《祭义》说：“祭祀那天，国君牵着牲畜，穆士迎答国君，卿大夫依次跟随，进入宗庙门后，把牲畜系在碑上。”《杂记》说，衅庙的制度是宰夫面向北站在碑旁，面向南时以东为上。《丧大记》说，国君下葬用輴车，设置四条绳索、两块碑；大夫下葬用輴车，设置两条绳索、两块碑。这些碑都竖立石柱，在顶端凿孔，用来系牲畜、系棺木罢了。“碑”就是悲伤的意思。系牲祭祀时，看见宗庙，因亲人死亡而悲伤；系棺下葬时，看见坟墓封土，因亲人再也不能相见而悲伤。因此用这个意义给石头命名，所以称为碑。碑这种名称由此开始。祭祀时有的只书写年月，下葬时有的只书写姓名，并不专门作为文章来颂德纪功。秦始皇吞并天下后，丞相李斯因为善于书写和作文，进献谀辞，引导秦始皇铺张奢侈；每次巡幸，李斯总是跟随，向东巡行各郡县，登上邹峄山，立石颂扬功业，刻石颂功，从此开始。于是秦始皇封禅泰山，登上山顶，立石颂德；向南登上琅邪山，修筑琅邪台，立石颂德，以彰显得意之情；登上之罘山，刻石颂功；登上会稽山，刻石颂德。谄媚的文辞、虚妄的文章，增加了名山的污秽，几乎遍布天下。汉朝兴起以来，从天子、三公、九卿、将相、郡国守相，到师儒、博士、太学诸生、处士、烈女、义夫、节妇，凡有特殊政绩和高尚品行的，都撰文刻石。系牲的碑，逐渐发展成宗庙、神庙、家庙等制度；系棺的碑，逐渐发展成神道碑、墓表、墓志等制度。这些碑还保留着古制，在顶端凿孔。东汉末年，碑文更加兴盛，所以汉碑多见于阳嘉、元嘉年间的作品。【原注：阳嘉，是顺帝年号；元嘉，是桓帝年号。】崔骃、蔡邕的作品很多；灵帝时，又有人书写六经，采用三种字体，刻在石碑上。钟繇、梁鹄相继出现。曹丕篡夺帝位后，在受禅坛上大书深刻，丰碑高达数丈。汉碑到这时达到极盛。然而，先秦和两汉的文辞简洁质朴，所记事情虽然平常，却不刻意铺陈，铭文和诗尤其高古。魏晋以后，谄媚的臣子、献媚的士人，夸张官吏和奢侈子孙的功德，隐瞒他们暴虐、显露以及杂乱污秽的过错，夸扬他们纤细琐碎而过分夸大的功劳。替他们作文的人，极力褒扬、夸大、称颂、推崇；立论、作序、叙述其事，就仿效《诗》《书》《史记》《汉书》的序述来叙说事业；叙述事业，又完备地采用《春秋》纪传的法则；篇末作铭诗，则采用《雅》《颂》以及箴、赞的体式。有的把文字刻在高大的山崖上，有的沉入深渊，有的让它配享海岳之神，有的让它与淫昏的鬼神并列。这种矫饰、虚诬的弊病，实在数说不尽。墓碑，立在墓前的道路上，是神灵出游所经过的道路，因此墓前的碑称为神道碑。古代下葬时只筑墓而不起坟，于是留下系棺木的石头，标明墓所在的位置，认为不能不让人识别。后来墓上封土成为坟，仍然立石作为标志；君王和诸侯于是设置石阙，楚国称为窒皇。汉代以来，王公大臣也有石阙，仍然立石作标志，石制仪仗有天禄、辟邪之类，称为坟皇。刻写在标志石上的文字，称为墓表。“表”就是标明，标明这个人的事迹。刻文在墓旁而不在神道，形制较小，文字简略，称为墓铭。“铭”就是命名，标明这个人的姓名。形制更小、文字更简略的，称为墓碣。“碣”就是揭示，揭扬这个人的品行。把文字刻在石上，放入墓穴之中，称为墓志，又称墓志铭，就是把这个人的事迹记在墓中。这些都有序、有事、有诗，是碑的体制。诔，是哀悼死者并累述其品行、用来确定谥号的文辞。周代就有这种文体。考察《周官》，大丧时，太师率领盲人乐官，陈设并制作柩的谥号。【原注：“匶”与“柩”相同。】郑玄说，“廞”是陈列的意思；让通晓天道的瞽史共同办理此事，是说君王的诔文和谥号要依照天道来确定。太祝制作六种辞，其中第六种就是诔。大史在大丧出殡的那天，诵读诔文。小史在卿大夫的丧事中，负责颁赐谥号并诵读诔文。大概天子的谥号，是对至尊之人品行的评定，不是臣下敢于议论的，所以让瞽史依据天道累述其品行，写成诔文，用来确定谥号。诸侯、卿、大夫则由有关官员称述王命，记录其品行，写成诔文，以确定谥号。到出殡时颁赐谥号，诵读诔文。所以《礼记》说：“年少者不作诔，地位卑下者不为尊者作诔，只有天子才称述上天来为人作诔。”但没有见到诔文的全文，只有《左氏传》在孔子去世时记载了鲁哀公的一章诔文；那一章并没有累述孔子的品行，只是哀悼他的辞文。汉代以来，天子有谥册，王公大臣则由太常提出谥议。魏晋以后，才有诔文，有序、有事，盛行辞章，刻在墓石上，也和碑相同了。铭，就是命名。把它写在文辞中，刻在金石上，用来表明、彰显其名称。就器物而言，是借此表示警戒；就义理而言，是借此垂示训诫；就事业而言，是借此彰明德行。扬雄说：“铭啊，铭啊！是有意于谨慎。”所以黄帝命孔甲把铭文写在盘、盂之中作为戒法，禹有《谗鼎铭》，汤有《盘铭》。到了周代，门、屏、台阶、席、冠、冕、衣、▯、几、杖、弓、剑、觚、牍、盉【原注：音“和”】、敦【原注：反切为“徒对”】、权、衡、度、量等器物无不有铭，都是警戒自己、修养自身的文字。秦汉以后，夸耀骄纵、炫示奢侈，不再借器物作警戒，不再垂示训诫以彰明德行，反而登上高峻山崖，开采琬琰美玉，封禅泰山，登临燕然山勒石【原注：《汉书》载，登封泰山、禅祭梁父时，封土宽一丈二尺、高九尺，下方有玉牒书。《后汉书》载，窦宪害怕被诛杀，自求出击匈奴，大破单于，登上燕然山，命班固作铭刻石，以树立功业、记载汉朝的威德。】，有“序”、有“事”、有“铭”、有“诗”，大的有几千字，次等的也有几百字，体制已经和碑相同了。

译符命之说，古代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都是后世迂腐的儒生、世俗之士、奸臣、篡位者献媚逢迎、迎合邪恶，为篡夺、窃取帝位提供凭借的人所作。六经所记载的，如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凤凰来朝而起舞，百兽相随起舞，《麟趾》《驺虞》《帝武》《玄鸟》以及获得麒麟等，都是根据事实记载，并不是推求上天、牵引神灵来作为符瑞。至于麒麟、凤凰、龟、龙，称为四灵；以及上天降下甘露、地下涌出醴泉、山中出现器车、黄河出现马图等，都是秦汉儒生附会的说法，不是圣人的本意。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才开始记载赤乌、白鱼、赤帝子、白帝子等事，把它们当作拥有天下的征兆；又特意写了一篇《封禅书》，附和神怪之说，于是董仲舒在对策中便说起三代受命的符瑞。司马相如于是作《封禅文》【原注：《史记》载，长卿病重，武帝派所忠前往索取他的文章。所忠到达时，长卿已经去世，他的妻子说：“长卿未死时写了一卷书，说有使者来求书，就把它上奏。”其中遗留的手稿写的是封禅之事，所忠将它上奏，武帝于是议论封禅。】，扬雄作《剧秦美新》【原注：李充《翰林论》说：“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这是比较秦、新胜负优劣的意思。】，班固作《典引》【原注：蔡邕说：“《典引》是篇名。”】。“典”，是常法、法则；“引”，是伸展、延长。《尚书》的疏文说，把尧的常法称为《尧典》；汉朝继承它的绪业，加以伸展、延长，所以称为《典引》。【原注：原文注文至此截断。】这些文章宏大铺张，极力推许功德，把它们当作符命。新莽窃取汉朝之后，图谶纬书之术便兴盛起来。颂，是称美的辞文。不歌唱而诵读，称为赋；既诵读又歌唱，称为颂。又说“颂”就是容，指描绘、形容它的美好。这是《诗经》六义中的一种，所以《大序》说：“颂，是形容盛大德行，以其成功告知神明。”但当时还没有专门命名篇章为文体；到了《离骚》《楚辞》，才有《橘颂》。汉代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扬雄作《赵充国颂》，后来又有序、有颂。铭诗采用颂体，便和碑相同了。箴，是讽刺规劝、警戒告诫的文章，自古就有。魏绛向晋侯进言时，开始见到《虞人箴》一篇，文字像诗，简洁委婉而高雅。汉成帝时，扬雄仿照《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中有九篇亡佚。后汉崔骃、崔骃的儿子崔瑗、崔瑗的儿子崔寔，补足了其中的缺失；临邑侯刘騊、太傅胡广也各有增补，共四十八篇。胡广于是题名为《百官箴》。从此凡是臣子向上级进献规谏，都有箴文。赞，是协助、辅成的名称。孔子作《易大传》，称为赞，但当时还没有专门命名篇章作为文体。到班固撰写《汉书》，在纪、传之后，像司马迁那样立论，却称为赞，实际上就是论。序传则称为述。赞开始押韵，像诗和铭；范晔作《后汉书》时，既立论，又特别作赞，体制才确定下来。后来又加上序，有事、有赞，也和碑相同了。记，凡是记述、记载典籍的都属于这一类。所以《易》是记载义理的书，《书》是记载言辞的书，《诗》是记载声音的书，《春秋》是记载事迹的书。四部经书，是万世的大记，却不以“记”为名称。孔子去世后，各位弟子以及秦、汉儒生分别加以记录，如《礼记》《乐记》《杂记》《学记》《表记》《坊记》《秦记》《史记》，都是在四经之后进行记注，并以“记”命名。但当时还没有专门命名篇章作为文体。魏晋以后，除史家记载之外，凡是记述一件事，都专门写成文章，有序、有事，也有作铭、作诗的，都刻在石上，也和碑相同了。杂文，夹杂在四经之间，体制并不统一。例如祭文、吊文、移文、纪录、传志，都是就具体事情作文，随着所记事物来命名篇题的，都属于这一类。以上四类，共分为五十八种，都是战国、秦、汉以来的文章体制，源出四经，又在四经之后滋生蔓延，因此成为文章学以及后世文章的制度。虽然它们的义理不够醇厚，辞气逐渐衰弱，比不上古代；但是从今天看，又远远比不上汉魏文章。三代的文章，以六经、《论语》《孟子》为最高；后世的文章，以先秦、汉、魏为最高。它们虽然源流久远、末流分化，却都是文章法度和规范的大宗。因此我详细记录它们的体制，推究其来源，以及它们后来产生弊病并向下流变的原因。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下，元代郝经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