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四

译列传第三十四 魏国臣子 陈羣【儿子陈泰】陈羣，字长文，是颍川郡许昌人。他是汉朝太丘长陈寔的孙子、侍中大鸿胪陈纪的儿子。陈羣小时候，陈寔对同宗的父老说：“这个孩子一定能振兴我们这一宗族。”鲁国人孔融才华很高而且倨傲，年龄在陈纪和陈羣之间，先与陈纪交友，后来又与陈羣交往，后来反而向陈纪行拜礼，因此陈羣显名。昭烈驻居豫州时，征召陈羣任别驾。当时陶谦病死，徐州迎接昭烈。昭烈想前往，陈羣说：“袁术还很强大，现在向东去必然会与他争战。吕布如果袭击将军的后方，那么将军即使得到徐州，事情也一定不能成功。”昭烈于是向东进军，与袁术交战；吕布果然袭击并攻下邳县，派兵援助袁术，把昭烈的军队打得大败。昭烈后悔没有采纳陈羣的话，举荐他为茂才，授任柘县令，但陈羣没有赴任。陈羣跟随陈纪到徐州避难，正赶上曹操击败吕布，曹操征召陈羣任司空西曹掾。当时有人推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征召了他们；陈羣封还教令，认为王模、周逵德行污秽，最终一定会败亡。曹操没有听从。后来王模、周逵都因奸邪罪行被诛杀，曹操因此向陈羣道歉。陈羣推荐广陵人陈矫、丹阳人戴干，曹操都任用了他们。后来吴地人反叛，戴干坚守节义而死于危难，陈矫最终成为名臣，世人因此认为陈羣知人善任。授任萧县长平令，父亲去世后离职。后来何夔以司徒掾的身份举为高第，任治书侍御史，转任参丞相军事。魏国建立后，升任御史中丞。当初，陈羣的父亲陈纪在献帝时期曾议论恢复肉刑，但最终没有施行。到这时，曹操又想恢复肉刑，命陈羣申述父亲的主张。陈羣极力称说肉刑可以恢复，只有相国钟繇与他的意见相同。王朗及参与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还不能施行。曹操很赞同钟繇和陈羣的话，但因为军事尚未停止，又顾虑众人的议论，所以暂且搁置。陈羣转任侍中，兼领丞相东西曹掾。他在朝廷中不偏不倚，向来依据声誉和公论，不用不合道义的方式帮助别人。曹丕居东宫时，十分敬重器重他，以对待朋友的礼节相待，常常感叹说：“自从我有了颜回，门人一天天亲近。”曹丕即王位后，封陈羣为昌武亭侯。陈羣认为吏部不能审查核实天下士人，于是制定九品官人法，命令郡国各设置中正，州设置大中正，都选取本地人担任朝廷官职；德行充实、才干出众的人担任中正，负责评定等级，列为九品。言行修养显著的就提升品级，道义有亏缺的就降低品级。吏部依据品第补授百官【原注：《晋书·刘毅传》说，刘毅认为魏国创立九品，是权宜之制，尚未见到能够得到人才，反而有八种损害，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建立政事以官员和人才为根本，任用人才有三种困难，而国家的兴衰就由此产生。识别人品很困难，这是第一点；防止个人好恶很困难，这是第二点；辨明真情和虚伪很困难，这是第三点。如今设置中正、评定九品，品第高低任凭个人意志，荣辱操纵在手中，掌握着任用和贬斥人的威权，夺取了朝廷的权势；好恶由内心决定，真伪又取决于自己。公方面没有考核的责任，私下又没有担心被告发揭露的顾忌，于是用心各不相同，求取品第的办法千变万端，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苟且的习俗形成，天下喧扰，只争品位，不肯推让，我私下以为这是圣朝的耻辱。名声和事状能够与才干相当，才算清正；品第等级能够符合实际，才算公平。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弄清楚。清正公平，是政教的美好；枉曲滥授，是乱亡败坏的恶果，不可不察看。然而人才的才干各不相同，德才兼备的人很少；器量有大小，成就有早晚；前期鄙陋而后来修明的，应当得到日益进步的评价；怀抱正道而生不逢时的，应当获得质朴正直的称誉；气度远大而小节有所缺失的，应当得到超出常俗的评价；任性率直而不加修饰的，应当获得清正真实的声誉；操行不多而才干优异的，应当得到任用其器能的机会。因此，三位仁人道路不同却同归于仁，四位贤者行为不同却都合乎义。陈平、韩信曾在乡里受到嘲笑侮辱，却在帝王那里建立功业；屈原、伍子胥不被君主容纳，却在史册上显扬名声。这是确切的论断所说明的。如今的中正官，不精审人才的实际情况，只是一味依附党派、谋求私利，不使用公平的尺度，专门随着个人好恶行事。想要提拔的人，就搜罗虚假的材料为他成就声誉；想要压低的人，就吹毛求疵。品第高低随着势力强弱，是非取决于好恶，随着世道兴衰而变化，不顾人才的实际。势力衰弱就削低品级，势力兴盛就扶助上升；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品状就可能不同；有人靠财货行贿打通关节，有人凭计谋勾结而升进。依附托请的人必定通达，守道的人困顿憔悴；对自己没有好处的，必定遭到削夺；对自己有私交的，必定满足他的欲望。因此上品中没有寒门，下品中没有权势家族；即使偶尔出现例外，也都另有曲折缘故。这种轻慢君主、欺罔时世的做法，实在是祸乱的根源，是损害政事的第一点。设置州郡中正，是要选取州里共同称许、众人归附的人，用来镇定不同意见。一个人的议论，不能代表全州人才；一个人的判断不周全，却要让全州人都承担后果。从仲尼以上，直到庖牺，没有谁不曾有过失误；如果因此都认为不堪任用，那么为什么偏偏责求中等人才呢？如果某位中正特别不修德行，自然可以另行选任。如今却看重他的职位而轻视其人，所立品格还要再访求刁攸；刁攸并不是州里众人归附的人，也不是该职位所应选用的人。如今却向不服从他的人询问，又让不适合任职的人裁决事务，这会助长谗毁构陷的根源，产生乖离争斗的征兆，似乎不是建立都邑的根本，也不是治理风俗的深远方法。君王既然认可刁攸所评定的品第，又用二千石的官职重新选任，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刘良上告刁攸所评定的结果，石公又指责刁攸的做法；驳斥违背的议论在州里横行，嫌隙仇怨在大臣之间结成。从前桑妾的诉讼，祸患波及吴、楚；斗鸡引发的变乱，灾难兴起于鲁国。何况如今人伦之间互相争斗，部门党派也随之兴起；刑狱不断发生，祸根由此结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二点。起初制定品第制度的本意，是要使人伦有秩序，如同鱼贯而行、次序井然。设置九品，是取下等作为标准，说明才德有优劣，辈分有先后。如今的中正，专门压抑自己所疏远的人，竟使一国没有上等人才；对污秽卑劣的人却降低标准加以比附，擢拔不合次序的人，同时包容自身亲近者，把这些公开作为品格标准，终于让自己的私心得以实现。君子不能有小人的怨恨，官府也没有约束奸邪的防范，于是让他们上欺明主，下乱人伦；结果使优劣位置颠倒，先后次序错乱，把高贵谦退的器量推到凡品之下，却让背负、拥戴不肖之人的人越居成人之首，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三点。陛下登上帝位，开启天地般的德泽，发布不避讳直言的诏令，采纳忠直之言，以了解天下实情，这是太平的基础、世所罕有的法度。然而赏罚从王公直到庶人，无不依法施行；设置中正，却把一国重任交给他们，不设置赏罚的约束，人心多有变故，清正公平的人少，所以怨诉争讼的人多。

译听任他们申诉，告发揭露就没有止境；禁止断绝诉讼，侵害冤枉就没有穷尽。与其烦劳地治理诉讼，尚且还胜过放任冤曲造成的危害。如今若禁止诉讼，就是堵塞一国人的嘴，助长一个人的势力，使他可以纵横行事而没有顾忌；所有受冤枉的人抱怨积愤，却独独不能蒙受天地无私的恩德，反而长期被邪人主持的评选所壅蔽，使上面的明察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闻，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四点。从前在古代圣贤的时代，想要敦厚风俗、使百姓安定，隆重乡党之义，崇尚六亲之行，以礼教在学校中互相率导，于是贤与不肖就能显现。然而乡老记录士人的善行，进献给天子；司马评议他们的才干，授予相应官职；有关官吏考核政绩，明确升降。因此天下人退居乡里便修养根本，州党之间有德有义，朝廷之上有公有正，浮华邪佞之人无处容身。如今一国士人多达数千，有的流徙到异邦，有的到不同地方谋生，连面貌尚且不能相识，更何况穷尽考察他们的才力；中正对他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评定品状时从台府采集赞誉，从流言中接受诋毁。亲自了解就有不识全貌的弊端，听取意见就有偏向彼此的弊端；所知道的人，会因好恶而失去公平；所不知道的人，会因人情关系而扰乱尺度。既没有乡老记录品行的声誉，也不是朝廷考核政绩的课目，终于使求取官位的人舍近求远、背本逐末，以谋求职位来达到目的，不凭操行立身；品第不考察功劳，党派声誉反而成为虚妄。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五点。大凡设置品第、评定事状，都是为了寻求人才来治理事务，不是为了虚饰名誉、互相评说好坏。即使孝悌的行为没有施展于朝廷之外的政务，也应当以义断恩；既然任官有大小，事务有繁简，就各自应当凭功劳得到报偿，这才是人才的实际功效和功劳应得的结果。如今却反过来，在考核期限应当得到报偿时，虽然官职高，却仍被附列在低品；在官任上没有功绩，却获得高等评叙。这就是压抑实际功劳而抬高虚假声名。上面夺取了朝廷考核功绩的权柄，下面助长浮华结党的士人，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六点。各种官职不同，所任事奉的人也不同；能够使人发挥所长，事情就成功，不能发挥所长，事情就失败。如今品第不能说明才干适合什么职位，只把九等作为固定格式；按照品第取人，可能并非此人的才干所长；按照事状取人，又受到原有品级的限制。即使事状确实符合实际，仍会因品第、事状互相妨碍而束缚选举，使人才不能按其所长被精确任用。何况如今九品制度所忌惮的人，就削减他的长处；所亲近的人，就粉饰他的短处，编造不实的评论作为虚假声誉。这样品第不能衡量才能，百官的事务凭什么得到治理，万机政务凭什么得到处理？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七点。从前九品诏书要求把善恶都记录下来，用来褒奖和贬斥，当时天下人很少有所忌惮。如今九品所贬低的人不揭示其罪过，所提升的人不列出其善行，废弃褒贬的意义，任凭好恶的阻隔，清正与污浊混在一起，以便培植私党。所以他们反而违背原来的品第制度，扩大自己的形势和权力，以驱使众人，使他们必定归附自己。被提升的人没有功劳可以作为劝勉，遭贬退的人也没有恶行可以作为惩罚；奖惩不明，风俗就会污浊，天下人怎么能不放弃德行而专心钻营人事关系？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八点。由此论说，选择中正却选错了人，授予权势却没有赏罚约束，或者缺乏对中正的禁令和检束，所以邪党得以肆行，冤曲滥授纵横无度。虽然职位名称叫中正，实际上却成了奸邪的官府；事情名义上叫九品，实际上却有八种损害。有时怨恨结在亲族之间，猜疑产生于骨肉之中，任职者本人困于仇敌，子孙也遭受祸患，这是一代代的祸害，不只是当今的损失。因此当时的君主观察时势而制定法令，用来防止奸邪、消除祸乱，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周朝承袭殷制，也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品，上古圣人、贤人都没有这样做，难道是他们被这件事蒙蔽而不够周全吗？这是因为治理教化应当适宜，本来就不取法于此。自从魏国建立以来，没有看到它取得人才的功效，反而产生仇怨轻蔑的祸患，败坏风俗，对教化没有益处；古今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我认为应当罢除中正，废除九品，抛弃魏氏的弊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奏疏上呈后，皇帝下优厚诏书答复了他。后来司空卫瓘等人也共同上表，认为应当减少九品制度，恢复古代乡议里选，最终却没有施行】到曹魏代汉时，陈羣升任尚书仆射，加授侍中，改任尚书令，晋爵颍乡侯。曹丕征伐孙权，到了广陵，让陈羣兼领中领军。曹丕返回时，赐予陈羣假节，使他都督水军，返回许昌；又任命陈羣为镇军大将军，兼领中护军，录尚书事。曹丕卧病不起，陈羣与曹真、司马懿等人一同接受遗诏，辅佐政务。曹叡即位，进封陈羣为颍阴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原有共一千三百户。陈羣与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一同开府。不久任司空，共同录尚书事【谨案：《陈志》作“故录”，《通志》作“改录”】当时曹叡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陈羣上疏说：“《诗经》称颂说，要以文王为法度，万邦才会建立信任；又说，先以自身给妻子作榜样，再推及兄弟，以治理家国。道理从近处开始，教化才能遍及天下。自从丧乱以来，战争尚未停止，百姓不知道王道教化的根本，恐怕已经衰败得太厉害了。陛下正处在魏国盛隆之时，承受太祖、文帝二祖的事业，天下都期待达到大治。只要崇尚德行、传播教化，惠爱体恤百姓，万民就十分幸运了。臣下彼此附和，是非互相遮蔽，是国家的大患。如果不能和睦，就会形成仇党；形成仇党，毁誉就没有根据；毁誉没有根据，真伪就会失去实际。对此不可不深加防备，设法断绝它的源头和流弊。” 太和年间，曹真上表请求从几条道路进攻蜀国，从斜谷进入。陈羣认为，太祖从前到达阳平，攻打张鲁时，曾收取大量豆麦来增加军粮；张鲁尚未攻下，粮食仍然不足。如今既没有可以凭借的粮源，而且斜谷险阻，进退困难，运输粮草必然会被抄截；如果留下大量军队守住要地，又会损失作战兵力，不可不仔细考虑。曹叡采纳陈羣的意见，曹真又上表请求从子午道进军。陈羣再次陈说其中的不便，并说明军事开支的筹划。曹叡下诏将陈羣的意见交给曹真，曹真据此便停止行动。后来连日阴雨，陈羣又认为应当下诏让曹真回来，曹叡听从了他。后来曹叡的女儿淑去世，追封谥为平原懿公主。陈羣上疏说：“寿命长短有定数，生死存亡各有分际。因此圣人制定礼制，有时抑制，有时采用，以求适中。防地的墓有不修治的俭葬，嬴博之间也有不归返故乡的葬礼【原注：《礼记》说，孔子最终得以把母亲合葬在防地。孔子先回去，门人后来遇到大雨才回来。孔子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他们说：‘防地的墓塌了。’孔子接连三次没有回答，随后流泪说：‘我听说古人不修墓。延陵季子到齐国去，等他返回时，他的长子已经死了，便葬在嬴、博之间。孔子说：‘延陵季子是吴国熟悉礼制的人。

译他前往观看葬礼，挖掘墓穴，深度不到泉水，把死者收殓在当时穿的衣服里。下葬后堆土封墓，封土的宽度覆盖墓穴，墓高仅足以隐没身形。封土后，他袒露左臂，右转着绕墓封土，边走边三次哭号说：‘骨肉归返于土，这是命运。至于魂气，则无处不到。’即使无处不到，也不会逆向而行。”孔子说：“延陵季子对于礼，算是合乎礼制了吧】大人一举一动都应合乎天地之道，德行广大而不逾越界限，行动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师表，正是这个缘故。八岁夭折的孩子，礼制尚且不完备，何况公主还未满一周岁，却用成人的礼制送葬，又加以成人的丧服，整个朝廷都穿素服，早晚哭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如今又亲自前往看视陵墓，亲临祖载之礼。希望陛下克制这种无益反而有害的事情，只听凭群臣为她送葬，请求车驾不要前往，这是天下各国最大的愿望。听说车驾想前往摩陂，实际要到许昌，二宫上下全都向东而行，朝廷大小官员无不惊讶奇怪。有人说是为了避开衰运，有人说是想在方便的地方迁移宫殿，也有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臣认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迁徙来求安，也没有益处。如果确实应当迁移避祸，修缮金墉、西宫和孟津别宫，都可以暂时分别居住；不必让整个宫廷暴露在野外，废弃损害盛大的礼制，也耽误蚕桑和农作的要务。而且敌境听说这件事，会认为魏国遭逢大衰败，再加上由此产生的烦劳费用，哪里能计算清楚呢？况且吉士贤人处在盛衰变化之中，应当以正道掌握安危，相信命运，而不是迁移自己的家室来使乡邑安宁，顺从他们的风俗，也不应有恐惧之心。何况帝王是统治万国的君主，静止则天下安定，行动则天下骚扰；出行、停止、行动、安静，哪里可以轻率呢？”曹叡没有听从。青龙年间，营建修治宫室，使百姓错过农时。陈羣上疏说：“大禹承接唐尧、虞舜的盛世，尚且住低矮宫室，穿粗劣衣服，何况如今正处在丧乱之后，人口极少，比汉文帝、汉景帝时还少，不过相当于一个大郡【原注：裴松之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时，汝南郡作为大郡，有三十多万户；这样看来，文帝、景帝时不可能有这么多。考察《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朝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吴、蜀的户口不可能达到丰盛时期的数量。由此说来，魏虽刚承受丧乱，到晋朝时也不应有太大差别；这里的说法实在过分】又加上边境有战事，将士劳苦，如果发生水旱灾害，就是国家深重的忧患。而且吴、蜀尚未消灭，国家不安，应当趁他们还没有行动，讲习武备，劝导农桑，做好准备。如今舍弃这些紧急事务而先修建宫室，臣担心百姓最终困苦，将靠什么抵御敌人呢？从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修建了许多传舍，耗费人力财物，太祖知道这是使百姓疲惫。如今中原也在劳役民力，这正是吴、蜀所希望的，是安危转化的关键，只有陛下加以考虑。曹叡答复说：“帝王的宫室，也应当同时建置；消灭敌人以后，只需停止守备，难道还能重新兴起劳役吗？所以说，君主的职责，就像萧何那样有长远谋略。”陈羣又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经灭亡，宫室又被焚毁，所以萧何才修建武库、太仓。这些都是紧要急务，但仍然不是为了追求壮丽。如今吴、蜀两个敌国还没有平定，实在不应当与古代相同【原注：孙盛说：《周礼》规定天子的宫室有雕刻琢磨的制度，但质朴或文饰的风格随时代而变化。汉朝承受周、秦的弊端，本应推行敦厚简朴的教化，萧何却崇饰宫室，向后代显示奢侈。这正是汉武帝大规模兴建千门万户的原因，难道没有再次增修宫室的谏言吗？何况魏氏正面临吴、蜀的祸难，四海遭受水火般的艰苦，却述说萧何的过失，把它作为法则，难道不是迷惑于大道而昏昧于得失的辨别吗？使百代君主都在奢侈和节俭之间迷失，岂不是萧何造成的吗？《诗经》说：‘这话一旦有了污点，就不可挽回。’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吧】凡是人们想做的事，没有不找理由的，何况是天王，更没有人敢违抗。” 先前想毁坏武库，说是不能不毁；后来又想设置武库，说是不能不设。如果一定要兴建，本来就不是臣下的言辞所能使他屈服的；如果稍微留意，卓然改变心意，也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汉明帝想修建德阳殿，钟离意进谏，汉明帝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却又重新修建。宫殿建成后，他对群臣说：“若有钟离尚书在，就不能建成这座殿了。”君王难道是怕一个臣子吗？大概是为了百姓。如今我竟不能使圣上的听闻稍稍凝神，远远比不上钟离意了。曹叡于是有所削减和节省。当初曹操在位时，刘廙因弟弟刘伟与魏讽谋反，按罪应当处死。群臣向曹操进言，曹操说：“刘廙是名臣，我也想赦免他。”于是恢复了刘廙的职位。陈群深深感激群臣，群臣说：“议论刑罚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私情；况且只是顺应明主的意思，我们哪里知道呢？”陈群的弘大博厚而不自夸，都属于这一类。青龙四年去世，谥号靖侯，儿子陈泰承袭爵位。曹叡追念陈群的功德，分出陈群的户邑，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列侯。陈群前后多次秘密陈述政事得失，每次上密封奏事，总是删掉奏稿，因此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都不知道。评论者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而拱手沉默。正始年间，诏令编撰群臣的奏书，作为《名臣奏议》，朝廷官员这才看到陈群的谏诤之事，都叹息不已。【原注：袁子说：有人说，已故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看到君主的过失，就勃然大怒而当面触犯他；跟人谈话时，也从未不谈论此事，这难道不是所谓“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吗？回答说：是的，可以称为直士，但是否忠诚，我就不知道了。仁者爱人，这种爱施于君主就叫忠，施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根本是相同的。所以仁爱达到极深的人，君主或父母有过错，进谏而不被采纳，就反复请求，到了不得已时才开口，又不忍心把过错宣扬出去。如今做臣子的，看到君主失道，便直斥他的过错并传播他的恶行，可以称为直士，却还不能称为忠臣。因此司空陈群却不是这样。他整天谈论事情，从未说过君主的过错；上书几十次，而外人都不知道。君子认为，陈群在这方面可以称为厚道长者了。谨按目录，附在本传后的陈泰传如今缺失。

译评论说：曹操猜忌刻薄、缺少恩德，他想恢复肉刑，难道真是有意恢复三代的制度吗？不过是怀有残忍的心志，想向遗民泄愤，使他们畏惧威势、害怕罪责罢了。钟繇、陈群又从旁怂恿他，难道是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吗？他们创立九品中正制，设置中正官，恰好足以助长祸乱、推崇奸邪、削弱天子的权力，使官僚体系大为败坏，一切都归于门第。于是上品没有寒门，下品没有世族。法令一出，弊端立即形成，这是因为失去了根本。若在贪鄙之风上制定法制，将会怎样呢？没有三代政治的实际，却只追求三代的名号，很少有不败坏的。君主应当以自身成为天下的中正，以持守中正之心来端正朝廷，并把中正建立于百姓之中；这样百姓就会协调于中正，远近之人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君主建立大中之极，也防止偏离中正，使一切归于中正，不偏不党。《王制》所说的王道广大平坦、无党无偏，正是大中至正的时代，也就是三代政治最完善的境界。正当曹操、曹丕父子在上面篡夺窃取，群臣百官在下面结党助逆时，却突然用清议来约束天下，要求别人一定达到颜回、闵子骞的标准而不宽赦自己，却把自己当作桀、跖而不加怀疑，这难道是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吗？陈群防备谨慎，持重而有方略，专心执掌权柄，俨然是魏国的名臣。对于高贵乡公的事件，他请求诛杀贾充以向天下谢罪，而他的心意仍在于司马昭；即使董狐责备赵盾，也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赞曰：啊，长文啊，文章博雅，神情畅朗而华美。美玉蕴含光彩，道义映照天地。施行治理、推行教化，公何必惭愧？长玄伯啊，刚正简约，气节高尚明亮，端正地立于虎门。以正色直谏君上，家法更加严峻，名门共同仰望。钦定四库全书 《续后汉书》卷三十八　元代郝经撰 列传第三十五 魏臣 刘劭　傅嘏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建安年间，他作为计吏到许都，太史上奏说元旦当天应当发生日食。刘劭当时在尚书令荀彧那里，坐着的有几十人，有人说应当废止朝会，有人说应当退避。刘劭说：“梓慎、裨灶是古代的良史，尚且占卜水灾和火灾，也会错失天时。《礼记》说：‘诸侯共同朝见天子，到了宫门而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人制定礼制，仍不是因为预先占到变化就废止朝会礼仪，因为灾害可能消除、异常可能隐伏，也可能是推算术数有误。”【原注：《左传》记载：夏五月初一发生日食。梓慎说：“将有水灾。”昭子说：“将有旱灾。”太阳运行已经过了中点而阳气仍不能胜过阴气，若阳气最终胜过阴气，旱灾一定严重，难道能没有旱灾吗？阳气不能胜过阴气，就不会有旱灾，反而会积聚水势。秋八月举行大雩祭，正是因为旱灾。宋、卫、陈、郑发生火灾，裨灶说：“不采用我的话，郑国还会发生火灾。”郑国人请求采用他的意见，子产不同意。子太叔说：“宝物是用来保全民众的；如果发生火灾，国家将要灭亡，可以用它来挽救灭亡，您为什么吝惜呢？”子产说：“天道深远，人道切近，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凭什么知道呢？裨灶哪里知道天道？他也只是多说罢了，难道不可能偶然说中吗？”于是没有给他宝物，郑国也没有再次发生火灾。】荀彧认为他说得好，命令朝会照旧举行，日食也没有发生。【原注：裴松之说：晋永和年间，廷尉王彪之给扬州刺史殷浩写信说：“太史上奏元旦发生日食，有人议论是否应当退朝。过去建元元年也是元旦发生日食，庾车骑抄录刘孔才的论说，拿给八座官看。当时朝廷议论有人认为孔才的论说不合礼仪，荀令采纳了它，这是贤者的一次过失。为什么呢？《礼记》说：‘诸侯共同朝见天子，入门后不能完成礼仪而废止的情况有四种。’考察这四件事：太庙失火、日食、王后的车盖雨水沾湿衣服、仪容失态。由此看来，是说诸侯已经进门，突然发生这些事，就不能完成礼仪；不是说事先已知道会发生，却希望史官推算错误，因而预先废止朝会礼仪。日月星辰发生灾异，没有比日食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