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八十三上元郝经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续后汉书》卷八十三上，元代郝经撰 录第一上 【义例说：司马迁撰写《史记》，帝纪之后接着写十表和八书；班固撰写《汉书》，帝纪之后接着写八表、十志；范晔的《东汉书》没有表，却有八志；到陈寿的《书》，总称为志。除纪传之外，凡是志、表都没有遗漏。现在依照三部史书的体例，取汉、三国、晋三代来加以论述，分为道术、历象、疆理、礼乐、职官、刑法、食货、兵八篇。既然总称为《国志》，于是又把“志”改称为“录”。有人说：王通认为陈寿有志于史学，依照大义删削异端；如果说陈寿不如司马迁、班固，那是陈寿的罪过。又有人说：史书的失误，从司马迁、班固开始，记载繁多而志书太少。如今你贬低陈寿而遵从司马迁、班固，那么这番议论不是自相矛盾吗？回答说：不是。过去圣人撰述史事有三种方式：撰述《书》，帝王制度便完备；撰述《诗》，兴盛衰败的原因便显明；撰述《春秋》，邪正的事迹便清楚。这也是王通所说的道理。所以《尚书》的《尧典》使历法完备，《舜典》使礼乐兴起，《禹贡》使地理齐备，《洪范》列举五行，《周官》叙述五官；《吕刑》使刑法得到匡正；至于中星、日食、日影、测验、二十八宿等制度，则杂见于《诗》；四时、中气、闰余、星占、推步、气候、律吕等法则，则完备地见于《春秋》。司马迁、班固的著作也正是以此为根本，怎么能说它们记载繁多呢？因此凡是撰写史书，若不是圣人，不能像《春秋》那样通过删削褒贬，简约委婉而深远精微，并对各种事情有所避讳，以此立教传世；那么就都不如完备地记录事实，使后人能够据此考查。所以上《左氏传》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的开端，有时后于经文补充经外的意义，有时仿作经文来辨明道理，有时错杂经文以会通不同记载；还担心有所遗漏，于是广泛记录，详尽陈述。司马迁、班固的著作出自秦汉余绪，是从灰烬中搜集残存材料来作记录，只怕不够完备。既写纪传来记载事情，又写书志来考察制度。评论者还认为它们疏略而不详细，难道还要因为“记载繁多而志书太少”来讥刺它们吗？陈寿改变班固体例的原因，只是按照个人意图取舍，掩没事实，因此事情都记载不完备，大义也不正；他是有私意，而不是有志于史学。王通赞美陈寿，敢于废弃司马迁、班固而自作一套，是因为他自己废弃众多史书而修撰《元经》，同样比陈寿更简略，所以才这样说。总之，后世没有孔仲尼那样的圣人，也没有衰周时五霸那样的事情，《春秋》不可能再撰作；只能依照《春秋》删削褒贬的大义，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如实记录而且尽量完备，这就可以了。何况东汉末年，天子的光辉分散，天下疆域分裂，律吕失序，礼乐废缺，官号不统一，刑法没有章法，国家各有政令，家族各有习俗；如果不加以考订，就会散乱而没有纲纪。所以陈寿的书，必定应当删正、增补、修完，以求详细完备。编纂三史之后，收集两汉遗留下来的材料，作为一代的典籍。】道术 正传【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道存在于人的内心，周遍于日常生活，体现于德行。所以上古圣人亲身实行、实际履行，并不把它作为言论宣讲，就像上天化育万物，运行流布却没有声息和气味。况且当时典籍尚未完备，事情荒远模糊，后世无法考证。自从伏羲画八卦、创制文字契刻之后，道术才开始有了传承次序。经过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到了帝尧，才开始用言语传授。于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颜回、曾参，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所以孔子为《易》作赞，从伏羲以下说起；为《尚书》作序，从尧、舜以下说起；删定《诗》，从汤、武以下说起；撰作《春秋》，从齐桓公、晋文公以下说起，都是为了叙述自己所承传的内容。曾子的门人编集《论语》，于是从尧、舜一直讲到孔子，叙述传承次序的事情，以此结束全篇。孟子著书，也推溯尧、舜直到孔子，说传承叙述在自己这里，并以此结束全篇。从此以后，道统的传承就失传了。道统摄天地万物，而总汇于人；人具备天地万物的道理，而总汇于道。因此，人是道的主宰。必须裁成万物、辅相天地，修明道术、建立教化，使道术全都出于正道，异端邪说无法混入其中；这样之后，才能达到纯粹至善，使天命流行、民心公正广大，居于天地之间并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王道形成，天下就得到治理了。因此前代圣王和后代圣王世世代代相承，经历数十、数百世，数千、数百年，帝王更替，各自制定制度，建立准则，留下教训。道术始于伏羲，完成于尧舜，完备于三代；修道的工具、立教的典章，家家都能得到，日日都能见到。天下没有两种道，万民没有两种心，车轮轨距相同，文字相同，行为伦理相同。服饰和语言不同便加以治理，违背常道、迷惑众人便加以诛罚。礼乐修明，教化完备，歌颂之声在成王、康王时期兴起，天下大治达到极点。到了周朝衰败，教化弊坏，王政不能施行于天下，礼乐和征伐都从诸侯出发。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始假借仁义，崇尚功利，改变先王制度，专事富国强兵。异端邪说开始兴起，僭越逼迫和争夺专断于大夫，窃取于陪臣。纲纪因此倒在地上，持续了二百多年。然而道术并没有完全废弃，因为先王的恩泽尚未断绝，心传口授仍保存在人们中间。所以刘康公还能说“人民接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子产说“心的精气和神明叫作魂魄”，晏子说“只有礼可以止息祸乱”，季札听乐声便知道国家的兴衰，蘧伯玉五十岁时还能改变自己；当时名卿、贤能大夫往往谈论礼乐，敦厚地研习《诗》《书》，他们的言论、议论和风采距离成王、康王时期还不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译于是孔子以伟大的圣德卓然成为一代人的老师，向上探究伏羲以前的道理，向下整顿文王、武王以后的制度，撰作六经，汇集历代圣人的大成，使道术全都存在于书中。他使四时各得其序，与天合一，为万世留下教训。凡是异端邪说暗中萌发、潜伏滋长的祸根，都预先加以铲除。例如，他很少谈论利益，主张君子通晓义，小人通晓利，以此堵塞功利的根源；他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刑罚如果不恰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以此杜绝惨酷的刑名之学；他说军旅之事自己没有学习就不谈用兵，认为不如老农，却不专门务农；又说厌恶能言善辩而颠覆国家的人，以此鄙弃合纵连横的学说；主张不凭空臆测、不固执己见、不坚持自我，因此不与杨朱相同；侍奉母亲、侍奉君主，必定以侍奉父亲为根本，怎么会同墨翟相同呢？教人学习文献、践行德行、忠诚、守信，说话必定涉及《诗》《书》，坚持遵守礼制，自然不同于老子、庄子。问死，就用先明白生来回答；问鬼，就用先懂得侍奉人来回答，更与佛教不同。异端对于正道，就像阴对于阳、君子对于小人、恶气对于元气，彼此相互依存转化，不能指望完全断绝、彻底清除；只要谨慎防范于细微之处，不让它逐渐壮大，以正道战胜它就可以了。孔子既大大阐明六经，又预先破除邪说，如同光明灿烂的太阳正当中天，妖异、人祸、物怪都逃遁伏藏到远方，于是道术明白了。孔子去世后，各国的贤卿大夫逐渐凋零殆尽，先王的恩泽被斩断，不再听到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言论。列国相互折冲吞并，只知道奉行欺诈和武力；先前的异端邪说乘隙而出，幸亏曾子、子思、孟子维持护卫孔子之道，以强有力的辩说极力排斥它们，使道术又保存了一百多年。孟子去世后，虚无、驳杂、纵横、刑名、兵家、农家等流派蜂拥而起，在世上喧嚣，却再没有孟子与它们辩论，道术于是逐渐偏离，最终全都变成异端。各种流派弊端如蜂群涌起，波及秦朝而浸染汉朝，枝蔓越长越盛，形成六家九流，其中黄老、申韩最为严重。从天子到大臣，没有不把它们当作治国根本的。国程董仲舒请求罢黜百家，虽然略有禁止，最终却不能任用真正的儒者来恢复六经的正道。于是汉朝四百年，杂糅而不纯，没有三代那样的治理。东汉再传数代，妖异的梦兆使人心惊惧，佛法开始传入；到魏代，中原人于是剃发、穿夷服，成为僧人来奉行佛教。王弼、何晏之类的人又崇尚老庄，进行清谈，异端的祸害侵蚀、败坏了两汉；老子、佛教兴盛，又成为祸乱的开端。三国以来，道术就灭亡了。所以向上推溯伏羲直到孟子，是为了说明道术的正统；从荀卿到扬雄，是为了说明道术的偏差；从杨朱、墨翟直到仙术、佛教，是为了说明异端的祸害。因此总称为《道术篇》。

译正传 【义例说：考察《论语》说：“尧说：‘唉！你啊，舜！上天安排的帝位次序已经落在你的身上，确实要把握中正之道。’如果天下四方陷于困穷，上天赐予的禄位也将永远终止。舜也用这番话告诫禹说：‘我这个小子履，谨敢用黑色公牛，恭敬明白地告祭伟大的上帝：有罪的人不敢擅自赦免，上帝的臣子不敢隐瞒，他们是否应当任用，都由上帝的心来裁定。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天下；天下各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足。即使是周王最亲近的亲属，也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孔子被困在匡地时说：“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文王所传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中庸》说：“仲尼以尧、舜为祖述的对象，以文王、武王为法式。”这是孔子的门人说明正传次序，并把它归到孔子身上。孟子说：“舜明白各种事物，洞察人伦，按照仁义去行事，并不是为了实行仁义才去行事。”又说：“禹厌恶沉湎于酒而喜爱善言，汤把握中正，选用贤人没有固定界限。文王看待百姓，好像看见他们受伤；仰望大道，却好像还没有看见。武王不轻慢亲近的人，也不遗忘远方的人。周公希望兼取三王的治道，施行四王的事业，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便仰头思考，夜以继日；有幸想通了，便坐着等到天亮。” 孟子又说：“从前，禹治平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安定夷狄，驱逐猛兽，使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诗》说：‘抵御戎狄，惩罚荆楚和舒人，便没有谁敢侵犯我。’不尊重父亲、不尊重君主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拒绝偏邪的行为，放弃淫邪的言辞，以继承三位圣人。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又说：“从尧、舜到汤，五百多年，像禹、皋陶这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汤，则是听闻而知道的。从汤到文王，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这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文王，则是听闻而知道的。从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这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孔子，则是听闻而知道的。从孔子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离圣人的时代并不远；离圣人的居处这样近，却没有传承下来。然而这样的人竟没有了，那么以后也就不会再有了。”这是孟子叙述历代圣人的传承，他自己也是通过听闻而知道，因此以继承道统自任。韩愈说：“这个道，是哪一种道？回答说：这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先前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道统没有得到传承。荀子和扬雄选择道理却不精审，论说道理却不详尽。这是韩愈叙述圣贤传承的原因：用来排斥佛、老，并以传道自任，接续孟轲的传承。自从司马迁撰写《史记》，从六卿之后设置世系，竟先写黄老而后写儒术，于是丧失了道术的正统。到班固排列古今人物，也没有写圣贤的传承，把尧、桀与颜回、盗跖混杂在一起，最终使道术不能明白，异端邪说得以任意行事、作威作福，违背道理、伤害正道，扰乱心术而残害天下。因此特别设置《道术》，首先列出《正传》，说明传承的事情，以阐明道的所在；借此在六经中树立人的最高准则，为万世建立纲纪，使异端邪说不能干扰比拟。】伏羲【原注：古史称太皞庖牺氏，姓风，取代燧人氏，继承天意而称王。他的母亲叫华胥，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足迹，于是在成纪生下庖牺。他人首蛇身，具有圣德。抬头便观察天上的形象，低头便观察大地的法则，又从旁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适宜情况；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开始画八卦，以沟通神明的德性，分类万物的情状；又创制书契，代替结绳记事的政令。于是开始制定婚姻，以成对兽皮作为礼物；结网捕鱼打猎，以教导耕作、捕捞。因此称为伏牺氏；因为用烹煮牲畜来供养众人，所以又称庖牺。有龙的祥瑞，于是用龙来纪事设官，号称龙师。制作三十五弦的瑟。以木德称王，主持春季政令。所以《易》说“帝出乎震”，《月令》说孟春之帝是太皞。都城在陈，向东封禅泰山。在位一百十五年后去世】伏羲氏统治天下时，有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图上没有文字，却有数字；奇数、偶数相间，从一到十五，位置彼此相得，各自有所合：一和六在下方，二和七在上方，三和八在左方，四和九在右方，五和十在中央。数字的形状是圆的；奇数属于天，偶数属于地。天地彼此衔接，奇偶交错，生成之数各有五个，合起来形成五组，总数为五十五。伏羲观察河图，于是从一推到二；一作为太极，生出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又从二推到四；二作为太极，各自生出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又从四推到八；四作为太极，各自生出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因为三次相加，分别成为三画，彰显道的真实数理，用来象征天地人。依据奇数和偶数，分别划分阴阳，又分别成为八卦：离卦由两个卦体组成，排列为八个方位，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用来象征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于是卦象作为经，爻画作为纬，中间空虚以保存道。由八推至十六，由十六推至三十二，由三十二推至六十四，又是三次相加。八卦彼此交错；推数已往之事顺行，推知未来之事逆行，以变化运用道。道的完整体用都具备了，道术的根源也由此显现。

译《易大传》说：“古时候庖牺氏统治天下，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法，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适宜情况；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沟通神明的德性，分类万物的情状。”他编结绳索制作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又说：“上古用结绳来治理天下，后世圣人用书契替代它，百官因此得到治理，万民因此明白事理，大概取法于夬卦。”孔安国说：“古时候伏牺氏统治天下，开始画八卦，创制书契，代替结绳记事的政令，因此产生了文籍。”伏牺、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的是大道。八卦的学说称为《八索》，是探求其中的意义。伏牺氏以前，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使用它却没有书。伏牺氏创制道术，使道具备于书中，供天下后世使用。道显现于天地，排列于万物，完备于自身。伏牺处在创制制度的时候，虽然上天赐给他河图，也必须抬头观察、低头考察，探究深奥、求索隐微，考察自身、类比万物，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然后才能把天下的道理悬示在图画中，把天下的文理彰显在书契里。此前天下对道的运用，原本极其微妙；到这时才显明、光大、深远，并把它整饰于天下，仿佛万物都显现出来了。南方对应的卦位属阳，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所以取法于离卦，用来成就天下的事务，断定天下的疑惑，安定天下的事业，所以取法于夬卦。开始时是阴附丽于阳，最后则是阳决断阴。虽然显明却又隐微，虽然运动却又宁静，道的本体就在其中。因此伏羲首先出现在圣人之列，成为创制的开始。伏羲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开始品尝各种谷物，教百姓以粮食为主食；砍削木材制成耜，弯曲木材制成耒，教百姓耕作；又用草木和各种物产来医治百姓的疾病，开始有了医药。太阳位于正中时设立集市，交换有无，养育百姓所需的一切道理开始完备。神农氏去世后，黄帝氏兴起，制作衣裳以表明尊卑贵贱，制作舟楫以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驯服牛、驾乘马来牵引重物、到达远方，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客，制作杵臼以便利万民，制作弓箭以威服天下，建造宫室以抵御风雨，制作棺椁以安葬死者，制定甲子，创制历法，制定文字，观察星象气候，确定律吕，使人们通晓变化而不感到厌倦，以神妙的方式教化他们，使他们各得其宜。所以，天道在伏羲那里得到彰显，地道在神农那里得到彰显，人道在黄帝那里得到彰显。太极以下，又彰显出三极，号称三皇。于是制作蜡祭，用赭色的鞭子鞭打草木，开始尝试各种草药，开始有了医药。又制作五弦瑟，教人们说：“太阳正中的时候设立集市，交换完毕后离开，各自得到所需之物。”于是把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起初建都于陈，后来居住在曲阜，在位一百二十年后去世，安葬在长沙。《史记》说：黄帝姓姬，是有熊国的君主，少典的儿子，居住在轩辕之丘，所以号称轩辕，姓公孙氏。神农氏世代衰微后，他于是制作五种兵器，擒获并消灭蚩尤，便称王于天下；有土德的祥瑞，崇尚黄色，所以称为黄帝。开始迎接他的说法称为推防，有星官的书籍；命令大挠创制甲子，容成创制历法，隶首创制数法，苍颉制定文字，臾区占验星象气候，伶伦创制律吕。他的教化遍行天下，疆域方圆万里，划分疆野、设置州，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土一万区，按星次划分，测量土地、设置井田，建立步制、制定亩制。在位一百一十年后去世，安葬在桥山。尧。帝尧治理天下，将要把帝位禅让给舜，说：“啊，舜！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你确实要把握其中正之道。天下四海的百姓陷于困穷，上天赐予的禄命也将永远终止。”道有太极，它统摄天地万物而成为其中正之处，这就是伏羲氏奇偶二画所依据的根本，也是八卦环绕会合的根本。九和十把中间空出来，天地万物都凭借它作为中心，而各自以它为极，道就存在于其中。因此在人身上就是心，它运转天命，主宰情性，建立事业，成为人的准极。得到它，道就存在而心也保存；失去它，道就背离而心也丧失。确实把握其中正而不失，用来应对万般变化，无论到哪里都不是不中正的，没有什么不以它为极。道的作用无穷无尽，于是天下得到治理。伏羲虽然取法河图画卦以传下道统，却从未用语言说明。到了这里，将要把天下交给别人，虽说是以圣人授予圣人，仍担心有人会失去它，于是开始用言语传授，道术也就可以用语言说明了。舜。

译帝舜治理天下，将要把帝位禅让给禹，说：“来，禹！我赞美你的德行，嘉许你伟大的功绩。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你最终将登上大君之位。”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必须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正。舜向禹讲中正之道，禹所传给舜的话又在其中增加了道心。所谓人心以及精一，正是舜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道，不过是一个中正而已。义理所止的地方，是心的本体；另有所谓人心，是情欲发动，是心的作用。心是神明所居之处，妙在本体与作用之间，主宰义理，控制情欲；它的发动微妙而不可见，充盈周遍而不可测，所以是道的枢机。如果以义理为根本来节制情欲，道心就会明朗，人心就会安定，心的全体和大用也就完备了。义理不能胜过欲望，人心就会放纵而危险；欲望不以义理为根本，道心就会被遮蔽而幽微。这正是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所在。必须精通义理而不混杂，专一于道而不三心二意，使道心驾驭人心，使义理制约情欲，然后才能把握中正而治理天下。使天下人的道心明朗，使天下人的人心安定，就可以成为帝王。所以，中是道的本体，心是道的作用，精是道的实质，一是道的纲领。合起来说，道术就完备了。后世圣人所传的，就是这些。帝王所做的事业，就是做这些；儒者所学习的，也是学习这些。考察《虞书》，除“中”“道心”“人心”之外，在君臣相互赞叹应答之间，所称说的有“钦明文思”，有“温恭允塞”，有“五典、五礼、五刑、五品、五教”，有“道”、有“德”、有“孝”、有“乐”、有“直”、有“宽”、有“刚”、有“简”、有“志”、有“和”、有“圣神文武”，有“天命天道”，有“鬼神”，有“敬”、有“谦”、有“惠”、有“毅”、有“廉”、有“义”、有“止”、有“防”、有“聪”，这些都是关于心性道理的名称和意义，开始见于这里。大概自从有了百姓以来，就已经存在这些意义，并用它们来表达，所以能够统摄治理心法，纲纪人道，沟通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阐明道之所以如此。只是从伏羲以下直到尧舜，才开始见于典籍罢了。黄帝氏去世后，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以及尧舜氏，号称五帝。少昊以金德称王，所以号称金天。少昊有四位叔父，名叫重、该、修、熙，都确实能够掌管金、木、水等职事。他让重担任句芒，世代任木正；让该担任蓐收，世代任金正；让修和熙担任玄冥，世代相互代任水正，没有失去职守。《史记》说：帝颛顼是黄帝次子昌意的儿子，继承少昊而称王。颛顼居住在高阳，所以号称高阳氏，建都于帝丘，以水德称王。少昊衰微时，九黎扰乱道德，民与神混杂交错，事物混乱得无法分别。颛顼于是命令南正重掌管天事，使神各有所属；命令北正黎掌管地事，使民各有统属。隔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使一切恢复原有常态。于是创制历法，以孟春为岁首。在位七十八年后去世，安葬在东都。帝喾是少昊的孙子、黄帝的曾孙，居住在高辛，号称高辛氏，取代颛顼治理天下，以木德称王。建都于亳，在位七十年后去世，安葬在顿丘。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二十七年、四百七十八年〕 禹继承鲧的事业治理洪水，疏通九条河道，测量九座山，修筑九处水泽的堤防，疏浚九片原野，水土已经平治，九州的伦理秩序也由此得到安排。神龟背负着书从雒水中出来，那部书没有文字却有数字，从一到九，奇数和偶数交错排列：上面是九，下面是一；左边是三，右边是七；二、四像肩，六、八像足，而五位于中央。奇数都环绕在中正处，偶数都附着在四角。它的形状为方形，上下左右纵横相加都是十五。一与九相合，二与八相合，三与七相合，四与六相合，七、八、九、六相互消长；空出的五分成十，彼此错综。除去空缺的五，就成为河图中的十和八卦。合计为十五，就是河图中央的太极。共有九章，禹于是制定九类大法：一是五行，二是五事，三是八政，四是五纪，五是皇极，六是三德，七是稽疑，八是庶征，九是五福。总称为《洪范》，实质上以中正来彰明诚意，根本在于道的作用。天地万物都从中正产生，万事万变都从心中产生。于是卦与《洪范》是同一原理，河图与雒书是同一数字，圆方是同一形象。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所守的是同一道理，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奉行的都是一个中正之道。伏羲、禹用图来表示中正，尧、舜用心来传授中正。它穷尽天地，贯通万世，统摄治理三极，主宰万物的变化而不会穷尽。《尚书》说：“恭敬地承受上帝的命令。”又说：“恭敬地以德为先。”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了。”最初两篇典诰记述尧舜的德行，尧说：“恭敬、明察、文雅、善思，诚实温恭而能够谦让。”舜说：“温和恭敬，诚信充实，恭敬谨慎而战战兢兢。”这些都说的是敬。敬，则心神保存而不放纵，仪态庄重而不懈怠，心境安定宁静而明朗，外物不能侵扰，因此能够专精一致、确实把握其中正，这就是圣人敬德的原则。禹能够恭敬地从舜那里接受道，并以恭敬的德行居天下人之先，所以他的德行纯一而无可指责，也就是尧舜的钦敬恭谨和精一。谁能说他进入圣人境界还不从容优裕呢？所以天道的极致在尧，人道的极致在舜，地道的极致在禹。三皇以下，又建立三极，道的功用就完备了。汤。

译夏桀的暴虐更加严重，杀死进谏的大臣关龙逢，把汤囚禁在夏台，不久又释放了他。伊尹于是辅佐汤讨伐桀，把桀放逐到南巢。诸侯都尊奉汤为天子，于是取代夏而即位，改国号为商，建都于亳，在位十三年后去世。到盘庚时改国号为殷，到纣时灭亡。共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汤改变了夏的天命，他的誓言说：“伟大的上帝把常性降给下民；能够安定并实行这一道理的，只有君主。”仲虺赞美他说：“德行日日更新，天下万国都来归附。又说：王应当努力彰明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以义来裁制事务，以礼来约束内心，把宽裕的福泽留给后代。”伊尹告诫太甲说：“只有我伊尹本人和汤，都具有纯一的德行。并不是上天偏爱我商，而是上天保佑具有纯一德行的人；并不是商强求下民归附，而是百姓归向纯一的德行。德行纯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危险的。”《商颂》说：“汤降生得不迟，圣明恭敬的德行日日增进。”孟子说：“汤把握中正，任用贤人没有固定的范围。”当初，尧、舜、禹三位圣人以心传授、当面告诫，所说的是中、心、精、一。五百多年后有了汤，他才说上天降下的道理在人身上成为常性，使百姓安于自己的本性，这是君主所掌管的事情。于是开始谈论性。德，就是从道中有所得，是本性所具有的；不被欲望遮蔽，就会常常像刚接受天命之初那样日日更新，于是道的本体就完整了。又能向百姓彰明自己的德，在他们中间建立中正作为准极，于是道的作用就显现了。义，是道裁成事物、使其合宜的原则；礼，是道的节制和文饰的规范，这就是建立中正的方法。以义制裁事务，事务就能得到适宜；以礼约束内心，内心就能得到端正。把内外之道结合起来，使本体与作用贯通于中正和敬慎之中；专一就能成为圣人，所以称为圣敬。汤每天不断进步，使纯一的德行完整，又具备最初当面告诫中所说的道理，这就是汤成为圣人的原因。汤开始凭借征伐取得天下，把天下传给太甲，诗歌颂扬由此开始。到大戊时又有圣德，号称中宗。盘庚时改国号为殷。武丁时又有圣德，说自己曾向甘盘学习，开始见到帝王之学，号称高宗。文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五十年〕 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的时候，于是仰观推求天命，俯察人事；正值忧患之时，道还不能用来拯济天下，于是推演伏羲的卦，制作《易》，以便先行指导民众。起初伏羲画卦，由一分为二，由二分为四，由四分为八，成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并画出三画八卦。由八分为十六，由十六分为三十二，由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在每一卦之上，又分别加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画成六画六十四卦。天地各得其位，山泽之气相通，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互不相害。向左旋转而计算过去的，是顺；向右转动而推知未来的，是逆。三才运行的数理完备，四象的变化形成。不凭借人为造作，却无不合乎自然，所以只保存八卦，而六十四卦自然包含在其中。不制作文字和辞说，只显示它的本体而把作用藏在其中。神农氏时，才开始把卦重叠起来，用它占筮，但其作用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到夏代称为《连山》，以艮卦为首；殷代称为《归藏》，以坤卦为首。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都是六十四卦。它们的作用和义理已经不能恢复伏羲氏创始时的意义，推究乾坤的根本意义也不足以作为圣王的法制。文王于是改变卦体而进入实际运用，错综太极的两个方面，改变河图原有的排列，成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都是从乾卦向左排列。乾卦产生于子时，坤卦产生于午时，坎卦终于寅时，离卦终于申时，以此对应上天的时序。把乾置于西北，把坤退居西南；长子掌事，长女代替母亲；坎、离各得其位，兑、艮相互配偶，以此对应大地的方位。于是乾坤是天地的根本，坎离是天地的作用，所以开始于乾坤，居中于坎离，终于既济、未济；泰、否是上经的中部，咸、恒是下经的开头。坤在西南统摄三个女卦，乾在西北终结三个男卦。上经从上部开始，下经在下部结束。参差交错、翻覆顺逆，彼此互为始终。开始于不相交，中间在相交，最后在交与不交之间。上经不变的有六卦，反易的有二十四卦；下经不变的有二卦，反易的有三十二卦。不相交而不变，用来说明道的本体；反易而相交，用来说明道的作用。把卦重叠起来，以显示其两方面；为卦命名，以显示其意义；给卦系辞，以显示其占验。每一节都有次序，以显示其道理；两卦两卦相反相易，以显示其变化。因为它由不变转为变化，虽有变化却不改变根本，所以称为《易》。这样，伏羲氏的心意和卦画中蕴含的意义，全都保存在这部书中。尧、舜、禹、汤的心意以及当面传授的教诲，凡听到并能理解的，也都显现在卦辞之中。经历万世而不变的制度就完备了。《诗经》说：“庄严肃穆的文王啊，继续光明而恭敬自持。”又说：“文王的德行纯一，这也就是禹恭敬的德行，不亚于汤的圣明恭敬，并且日日增进。” 武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八百六十七年〕

译武王再次改变殷的天命，讨伐纣而拥有天下。孔子赞美他说：“汤、武发动革命，顺应上天并回应人民。道运行于天命之中，又潜藏在人心之内。君主如果违背道，那么天命就会断绝，人心就会离去。上天所应当讨伐的对象，是天命所委派的官吏应当征伐的对象。奉行这种天命去行动，就是顺应上天、回应人民。所以，以道继承有道之国，就是接受天命；以道战胜无道之国，就是革命。汤、武之所以不顾君臣上下的分别和天下人的议论，必定要发动征伐，并亲自去做，也是因为有尧舜任用贤能、稷见百姓饥饿、禹见百姓溺水时那种以道自任的心。”当初，禹依据雒书九章制作《洪范》，在中正之处建立准极，以彰明道的作用。虽然另分为九畴，有其法则却没有相应的文辞。武王战胜殷、杀死受，把箕子带回洛邑；箕子另行撰写文辞，申明《洪范》的意义，反复阐释皇极一章，以说明君主建立中正、树立准极的道理，交错说明天与人的关系。凡是吉凶、治乱、灾祥、休咎，都根本取决于心思的邪正。皇极能否建立，就是把治心的方法作为治王之法，符合尧舜把握中正、汤建立中正的道理。武功完成后，确实由王来保守它；又把九鼎迁到洛邑，居于天下中央，巍然成为建立皇极的君主，最终成就了大经大法。这也如同文王对于伏羲一样。自从禹把天下传给启而称王，殷从夏取得天下，周从殷取得天下，都是凭借圣德治理天下，号称三王。周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七年、十一年〕 周公辅佐武王诛灭纣王，使周王朝治理天下。武王去世后，又辅佐成王，营建雒邑，安定王朝的准极，以完成武王的志愿，汇集历代圣王的制度。制定礼、制作乐，彰明道的分别，畅通道的和谐。总括为六官，分设三百六十种职务，贯穿万般事务，统摄治理之道，成为一代帝王的典章，树立万世的准极。以文治达到太平，然后把政权交还成王。又整理文王的《易》，撰作爻辞。伏羲的《易》着重表现在卦画上，以一奇一偶合成两画为一组，三画成为一卦，没有辞文。文王的《易》着重表现在卦上，以一贞一悔合成两方面为一组，六画成为一卦，并为之系辞。周公认为，《易》开始于三画，完成于两卦，都是由一而具备两方面，根本出于太极。于是两画两画组成卦画，两卦两卦组成卦体，内外相互对应，上下相互交合，形成三极并分为六位。因此刚柔相互摩荡，阴阳相互错综，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彼此显现，吉凶悔吝都产生于变化运动。卦之所以形成，全都由卦画决定。于是采用伏羲的卦画，来彰明文王的卦体；以爻位作为不变的本体，以爻作为变化的作用。以三天为阳刚之九，以两地为阴柔之六。一画成为一爻，又为它系上辞文。数从卦象上产生，意义从言辞上产生，资质从才德上产生，向上从义理之心产生，向上又从万物产生，用来验证天下的运动，穷尽天下的变化。道的完整本体和广大作用，周流于六虚之间，而一画又成为一卦。追溯源头始于伏羲之初，最终完成于文王之后。内卦的二爻象征尧把握中正，外卦的五爻象征汤建立中正。从前口耳相传的心法，到这里全都成为治理世间的作用。自汤直到文王，后世都听到并理解了这些道理；武王、周公又当面告诫、亲口传授，把心法作为家法，把家法作为世代的法则。道术的盛大，到这里达到极致。孔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年、元年、九年、一年、十年、十二年〕 孟氏不肯拆毁，成于是围攻他，但没有成功。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五十六岁，代理处理国政，诛杀少正卯，参与听闻国政，三个月后鲁国大治。齐国送来女乐，用来阻挠鲁国政事。季桓子接受了女乐，郊祭时又不给大夫送祭肉。孔子离开鲁国，前往卫国，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又到陈国，经过匡地，匡人以为他是阳虎，把他拘禁起来。获释后返回卫国，住在蘧伯玉家；会见南子后，离开卫国前往宋国，司马桓魋想杀他，他又离开宋国前往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居住三年后返回卫国。卫灵公不能任用他。晋国赵氏的家臣佛肸在中牟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想去，最终也没有成行。他准备向西去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又返回，再次住在蘧伯玉家。卫灵公问他军阵之事，他没有回答便离去，又到陈国。季桓子去世，临终遗言说康子一定要召孔子，他的臣子阻止了他，康子于是召冉求。孔子到了蔡国，又到了叶地。楚昭王准备把书社之地封给孔子，令尹子西不同意，于是作罢。孔子又返回卫国，当时卫灵公已经去世，卫君辄想任用孔子处理政事；而冉求作为季氏的将领，和齐国交战有功，康子于是召孔子，孔子回到鲁国，这确实是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此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

译然而鲁国始终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再求取仕进，于是编次《尚书》传文、《礼记》，删定《诗经》，整理雅乐，为《易》作序，撰写《彖》《象》《说卦》《文言》等传。弟子大约有三千人，亲自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鲁哀公十四年庚申，鲁国在西郊狩猎，于大野捕获麒麟，叔孙氏的车夫鉏商认为这是不祥之物，把它送给虞人。有人告诉孔子说：“有一只獐子长着角。”孔子看后说：“这是麒麟啊！它为什么要来呢？它为什么要来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年、四月〕 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年龄已经接近七十岁了。他周游天下几十年，最终还是不能得到职位来推行道。他考察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制度，整理文字以治理天下，于是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已经完了吧！”文王去世以后，文献礼法不就在我这里吗？于是开始修订经书。当时周王室的礼乐已经废弛，《诗》《书》残缺。孔子于是推究始终和气运，追溯二帝三王的事迹，讨论古代典籍，编次《尚书》传文。上面记载唐尧、虞舜的时代，下至周代秦穆公，典、谟、训、诰、誓、命等文辞，共一百篇，都是圣贤关于义理的精熟格言，是心传口授、谋划大计、确定天命、建立准极、垂示后世的重要典籍。又分别编为虞、夏、商、周四代的书，帝王的制度就完备了。于是又厘定礼乐，阐明旧有章典；到鲁国太师挚那里考订周乐，编次雅、颂等古诗三千多篇。孔子删去重复、鄙陋而不能用作教诫的篇章，选取那些止于礼义、合乎天理人情正道的诗篇。上自采录契、后稷的事迹，中间叙述殷、周，直到文王、武王、周公、召公、成王、康王的盛世，极至幽王、厉王的衰败，同时涉及各诸侯国，止于诸夏衰乱、五霸末期以及陈灵公的事情。另分为四类诗：以《关雎》作为《国风》的开头，以《鹿鸣》作为《小雅》的开头，以《文王》作为《大雅》的开头，以《清庙》作为《颂》的开头。正风有二国，变风有十三国。正雅是文王、武王、成王时期的诗，变雅是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诗。王风是平王、桓王、庄王时期的诗。《颂》则有周、鲁，最后以商颂结束。尊崇周室，亲近鲁国，又以商为根本；全都诵读、歌唱、配弦乐、伴舞，以求合于《韶》《武》的正音，说明中和之声的止境。礼乐从此可以加以叙述。于是开始赞述《易》，把伏羲、文王、周公的《易》作为经。为经作传说：“卦的彖辞、卦象、爻象、乾坤文言、上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归结起来都是三位圣人的意义，阐发道所蕴藏的内容。”开始谈论太极，以说明天地万物无不以理为根本，树立《易》的根基，作为造化的枢纽，包藏阴阳的始终，统摄本体和作用，运行天极，安定地极，建立皇极，铺陈人极。从前八卦空出的中位、九章充实的中位，以及尧舜把握中正、汤武建立中正，都融会成为一个中正之道。凡是《连山》的卦象、《归藏》的义理、不变的本体、变化的作用，都充分彰明始终，合成为一部《易》。从太极推出动静、阴阳、刚柔、天地、人物；从人心推出命、性、情、欲、德、行、事业；从卦画推出奇、偶、变动、意、言、象、数；从义理推出吉凶、悔吝、进退、存亡，用来说明死生的道理、幽明的缘故，指示鬼神和情状，说明天地、体数以及大衍之数，推演并运用乾坤的数。伏羲氏以前，书籍中没有、世上也从未见过的内容，就全部铺陈发抒出来，不留下任何深奥隐微之处；伏羲氏以后，书籍中繁多重叠、世人不断增益的内容，就全都删削剥落，只保留根本真实的内容。于是，外在超越天地而无形体的《易》，内在包含天地而有形体的《易》；外在超越文字契刻而无卦画的《易》，内在依托文字契刻而有卦画的《易》；不容许辞说穷尽的《易》，以及辞说不能穷尽的《易》，全都包含在这里，无非是本来固有的，也无不合乎自然。把它作为道的根本经典，圣人所能做的事业就完成了。鲁哀公十四年春，孔子在西面的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麒麟，认为是不祥之物，把它送给虞人。有人告诉孔子说：“有一只獐子长着角。”孔子看后说：“这是麒麟啊！它为什么要来呢？它为什么要来呢！” 孔子反过衣袖擦脸，眼泪沾湿了袍子，说：“我的道已经穷尽了！完了，完了，我凭什么让后世了解自己呢！”我想把道理写在空泛的言辞中，不如把它表现在具体事情上，使其深刻而明显。于是依据鲁国史记修订《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捕获麒麟，共记十二位国君、二百四十二年，约束文辞而意旨广博，共一万六千多字，把它作为大经大法，彰明道的分别，并作为刑法之书。申侯借助犬戎杀死幽王，平王在东都即位，却不再为父亲报仇，反而驻守申地，把文王、武王的宗庙托付给别人，放弃岐周而交给秦国，没有恢复王业的志向，断绝王政的纲纪，自我降格为诸侯国，只守着空名的王位。到了晚年，背离正道更加严重，竟以天王的尊贵身份把助葬物品送给诸侯的妾；鲁隐公不请示天子便自行即位，假称摄政来扰乱君臣大伦。因此从这里开始记载，皇一降而为帝，帝一降而为王，王一降而为霸。平王、桓王以后，五霸相继兴起，礼乐和征伐都从诸侯发出。所以其中的事迹先是齐桓公、晋文公，集中在五霸时代，后来权力专归大夫，又被陪臣窃取。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名分丢弃在地；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所以借此寄托全书的终结。用“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如同乾卦的六画，作为一部经书的纲领。“元”就是道体的统一，好比《易》的太极；“春”就是道用的开端，好比乾卦的元。王是居于天位的人，只有皇帝能够建立准极；“正”就是主宰人心和道的所在。所以君主即位的第一年，一定记作“元年”；以夏历的时令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以端正时序；在“正”字上加“王”字，以彰显大一统。亲近鲁国，尊崇周室，尊重王室，治理诸侯，削弱大夫的权力，抑制陪臣，端正君臣关系，厚重父子关系，辨明夫妇关系，确定兄弟关系，委曲周详地实行可以推己及人的准则，厚重忠恕之道，最终归于大公至正。灾异和变故就特别记载、反复记载，祥瑞庆贺和日常事务则删去而不记录；实行天子的职权来进行赏罚，使天下继承二帝三王的统绪，成为一代帝王的法则。全都因事而彰明义理，其中没有夹杂个人意见；只作评议而不争辩，只记事情而不加辞说，如同上天从不说话。恢复到伏羲氏最初没有卦画的状态，把一切作用都藏在其中，使《易》成为阐述道的书。《易》设置阴阳两画，只用六七十个字，而义理却无穷无尽。《春秋》是运用道的书，特意记载一代帝王，只用几十个字加以笔削，而法制已经完备。所以《易》如同春，《书》如同夏，《诗》如同秋，《春秋》如同冬。

译《易》《书》属于阳，《诗》《春秋》属于阴。又如同道的本体分为乾坤一样，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时代运行到这里结束；礼乐刑政、纲纪法度的典籍到这里完备；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伦理关系到这里明晰；王室与诸侯的名分到这里确定；道德、功业、能力以及圣贤才术的是非得失到这里达到极致；禅让、继承、征伐、篡夺等变故到这里周备；性情形体、意言象数的蕴含到这里显明；死生存亡、治乱安危的气数到这里穷尽。有生命产生以来，直到伏羲，是潜藏酝酿达到极致；自文字契刻以来，直到孔子，是显明彰著达到极致。潜藏酝酿达到极致，就分散开来而重新开始；显明彰著达到极致，就聚合起来而形成终结。所以四经都由孔子完成，他汇集历代圣人的大成，配合上天四时，用来为万世服务。道是没有言语的孔子，孔子是能够用言语表达的道。自从有了百姓以来，这又是一个太极。颜子。不求取禄位和仕进，二十九岁时头发全白，早早去世。颜子在孔子的弟子中最为贤能，具备圣人的本体，号称已经进入孔子的内室。他潜心向圣人学习，努力到了极限，再也无法前进，于是感叹说：“越是仰望它越觉得高，越是钻研它越觉得坚；看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老师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用广博的文章来充实我，用礼来约束我，使我想停止也不能停止。我已经竭尽了自己的才能，却好像仍有一个高高矗立的东西；即使想跟随它，也没有办法了。”于是颜回向孔子询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一天之内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就归向仁了。实行仁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颜回请求说明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颜回说：“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奉行这些话。”从此终于得到圣人的传授，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不求禄位和仕进，后来去世。孔子称赞他说：“颜回大概已经接近仁了吧，却常常贫困。一竹筒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贤德啊，颜回！”又说：“颜回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他人则只是每天或每月偶尔达到仁罢了。”又说：“有个叫颜回的人，喜爱学习，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寿命短，早早死了。”孔子赞《易》时又称赞他说：“不远复，没有大的悔恨，大吉，这是颜氏的儿子。” 这大概就是防止过失的方法吧？有不善之处，他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也没有再去做的。孔子的弟子大概有三千人，却没有一个曾被称为仁，唯独称道颜子，并把仁的道理告诉他。他能够不违背仁道而又能复归于仁，那么也就是圣人一类的人了。仁，是道心的完整德性，是义理的正道；己，是人心中血气、嗜好和欲望的私念。被人欲的私念所迷惑，就会违背义理而伤害万物，物我都不能达到仁；人心危险，道心微弱，就会违背尧舜之道而陷入幽、厉之世。这正是孔子施教的原因，也是颜子忧虑的事情。圣贤的境界之间只差一线，大体可以凭力量达到，但变化气质却不是仅靠学习就能做到的。因此，颜子仰望道之高、钻研道之坚，似乎就在眼前；回过头来寻求它，循序渐进，最终还是不能达到。力量已经用尽，而道仍然卓然在前，必须再询问孔子才知道原因。孔子于是告诉他，要克制并除去自己的私欲，恢复正理；这样，物我都能各得其仁。把这种原则落实在视、听、言、动上，就是实行仁的办法。于是颜氏不再把这当作忧虑，默默体认而心领神会，浑然一体而不露痕迹，终于几乎达到化境，安处于仁而以道为乐；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不必远行便能复归于仁。他掌握尧舜执中的道理，阐发孔子的深意，使人知道圣人可以学习而达到，道可以凭力量求得。因此，孔子的道由于得到颜子而更加彰明。曾子【原注：《史记》说：曾参是南武城人，字子舆，父亲曾晳，拜孔子为师，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认为他能够通晓孝道，因此替他撰作 《孝经》，后来死在鲁国。】曾子凭借质朴厚重、弘大刚毅的资质，竭尽侍奉父母的道理，以孝著称。他拜孔子为师，孔子为他讲说孝道来训导他，他的贤德仅次于颜子。颜子去世后，孔子认为曾子真实积累、用力长久，可以传承道统，便对他说：“参啊，我的道是由一个根本贯通的。”曾子说：“是。”孔子出门后，门人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先生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道的本体没有不包括的作用，作用没有不周遍的地方；一个道理浑然一体而没有间隙，万物纷杂而同出一根本。所以，唯一本心是存心的根本，也是传道的要旨、圣学的宗旨。所谓中、极、仁、纯、敬、诚，都是兼包体用、贯通本末的说法。曾子的学问已经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孔子才告诉他；他答应而不再疑问，正如颜子请求奉行这句话而不再追问一样。于是孔子的道就寄托在曾子身上了。他回答门人的问题说只是忠恕，是用忠恕来说明一以贯通的道理，使门人领悟。道存在于人就是心；尽心之理叫作忠，推己及人之理叫作恕。忠是恕的本体而没有间隔，恕是忠的作用而同出一个根本；这就是道心唯一，也就是一以贯之。于是，理贯通气，形体和数理贯通心，心贯通命，性贯通情，天贯通地，人与物贯通物我；天地上下通达，救济天下而无所遗漏，成就万物而不遗弃一物，应对万种变化而不停息，生育万物而无穷尽，没有丝毫间隔，也没有片刻分离；它显著地表现于神妙之中，深藏于幽密之处，穷尽天地，贯穿万世，不过是一以贯之罢了。孔子把道传给曾子以后，曾子又告诉子贡，大概是向他显示传道的纲目。等到《易传》和《春秋经》完成，孔子又口头把其中的义理传授给他。孔子去世后，只有曾子完整得到这套传承，于是求学的人大多拜他为师。他现存的言论，都是修身、克己、守约、内省的要旨，以孝、敬、忠、恕为主，纯粹都是正道。曾子著书一篇，名为《大学》，用来阐明自皇王以来求学的次序：以彰明明德为根本，以平定天下为极致；对外极尽规模宏大的方面，对内详尽说明具体条目；在心、意诚实与虚妄邪正之间实行絜矩之道，最终归于忠恕，辨明义与利，扩充一以贯之的整体及其广大作用。在《易》《书》《诗》《春秋》之后，作为大经纲领的著作，只有这一篇最为显著。他的弟子乐正子春、公明仪等人，汇集孔子以及各位高足弟子问答的话，编成二十篇，名为《论语》。圣贤师友传承的源流，都在其中。书中又能看到二帝三王之间君臣相互赞叹、应答和感叹的言论，以及道德的精华；它直接指示、当面传命，阐明义理的纲要，用来给万世垂示训诫。曾子又把这套道传给子思、孟子，所以孔子的道到了曾子这里更加宏大。子思

译孔子生了孔鲤，字伯鱼，死在孔子之前。孔鲤生孔伋，字子思。孔子去世后，子思跟随曾子学习，传承他圣祖孔子的道。中道是根本，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它的本体是不偏不倚，它的作用是没有过分或不足。因此，存于心中就是一心之中，施行于事就是万事之中；它犹如太极，是道的极致，无论到哪里都成为那里最高的准则。所以圣人承接天意而建立最高准则，统摄治理人道，存养本心、应对万物，都以此为根本。尧、舜、禹称它为执中，商汤称它为建中，文王称它为中孚，武王称它为皇极，周公称它为二五，孔子称它为中庸，都是在传承这个道理。然而，过去还没有著成书来说明它的意义，子思于是申明家学，撰作《中庸》一篇，用来阐明历代圣人的心法。心尚未发动时的状态叫作中，发动后都合乎中道叫作庸；不违背道叫作和，真实而没有虚伪叫作诚。全书以天命、人性为根本来阐明道与教，最后归结到无声无臭，以说明道的本体。开头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间展开为万事万物，末尾又归结为一个道理。顺应本性、节制情感，存养本心、确立天命；大的方面没有不充实的，细小方面没有不完备的。它与《易传》互相表里，并阐明《春秋》的作用；以大本达道贯通内外，分为三种德性，列为九条经常实行的原则。与《大学》相比，它又达到了广大而穷尽了精微。因此，孔子的道到了子思这里更加完备。孟子【原注：《史记》说：孟子是邹国人，在子思门下学习，通晓道术后，游历各国，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他又游说梁惠王，但梁惠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反而认为他迂阔疏远、不切合实际，所以他到哪里都不能合意。后来退居，与万章等人整理《诗》《书》，阐述仲尼的思想，撰作《孟子》七篇。有人说他的名是轲，字子舆。】孟子在子思门下学习，研究儒术，通晓五经，具有刚毅正大的资质。子思认为他贤能，便把道传给了他。子思去世后，孟子便带着这套道术游说诸侯。当时秦国任用张仪，楚、魏任用吴起，燕、赵任用苏秦，韩国任用申不害，齐国任用孙子、田忌。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把攻伐视为贤能之事，孟子却阐述唐、虞、三代的德政，引导当时的君主实行王道，用仁义劝说他们，贬抑功利，鄙弃霸术。他认为管仲、曾西都不肯做的事，自己更不应做，所以到哪里都不能合意。他曾在齐国做卿，后来又辞去臣职离开。况且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过与不及、狂与狷失去中道的偏颇。孔子去世后，各个弟子把自己的学说分别传播到诸侯之间，道术已经不再统一。幸亏曾子、子思加以申明和扩充，再传给孟子，使正统学术没有灭亡。当时有杨朱、墨翟、庄周、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等人，都著书立说以自成一家，驳杂的学说多得无法记数。庄周等人的荒诞、妄诞、偏颇和驳杂，在当时容易惑众的地方，孟子都置之不论。唯独杨朱主张“为我”，看起来像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章、七篇〕 墨翟主张兼爱，看起来像仁。似是而非的学说会大大扰乱人心，其弊端必然发展到无父无君、破坏伦理纲常、灭绝人道，最终成为禽兽。孟子于是加以辨明，驳斥这些邪说。有人认为他喜欢辩论而讥笑他。孟子说：“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天下人的言论，不归于杨朱一派，就归于墨翟一派。杨氏主张为我，这是无君；墨氏主张兼爱，这是无父。无父无君，就是禽兽。杨朱、墨翟的道不停止流传，孔子的道就不能显明；这些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就会率领野兽来吃人，人也将互相残食。我因此感到恐惧，要捍卫先生的道，抵制杨朱、墨翟，放逐淫靡的言辞，使邪说不能兴起。”从前大禹治平洪水，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并安抚夷狄，驱逐猛兽，百姓安宁；孔子作成《春秋》，乱臣贼子因此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停止邪说，抵制偏邪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以承接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能够用言论抵制杨朱、墨翟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因此，他斥责许行，讥讽匡章，讽刺陈仲子像蚯蚓，称苏秦、张仪为妾妇。他使仲尼之道巍然重新树立，断然认定人性本善，专门讲说仁义；认为君子应当以道深入钻研，使自己真正有所获得。真正有所获得，就能安稳地守住它；守得安稳，就能积累得深厚；积累得深厚，就能左右逢源。可欲的叫作善，善存在于自身叫作信，充实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大而能化育万物叫作圣，圣而使人无法测知叫作神。他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加以损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它与义和道相配，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他又讲夜间之气；人在清晨时，夜间所养之气尚存。尽心就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存养本心、扩充本性，就是侍奉上天。仁义都是从内心生发的，并非外在强加的，这些都是孔门以前没有充分讲明的道理。他说尧舜是顺着本性而行，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五霸只是借用；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伊尹是圣人中的任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孔子是圣人中的合时者。说孔子是集大成者，认为禹、稷、颜回的道相同，圣贤的等级也从此确定下来。其间还阐发六经的微妙意义，说明《中庸》《大学》的要旨；关于《春秋》的创作，前人没有说明其中义理，他独自著传、举出纲领，使求学者知道圣人删削褒贬的深意，高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之上；抑制邪说，辨别异端，抵御侮辱，捍卫道统，廓清并摧毁障碍，铲除积弊，归依孔子的标准；推展开来，说明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相传的道，使天下同心，以一道贯通万世，以一气充塞天地，以一仁生养万物；他把自己置于亲身见闻和认识道的地位，以道自任。所以，颜子发扬了孔子广大蓄积的德性，曾子彰显了孔子正大端正的学问，子思穷尽了孔子高明的道，孟子建立了孔子中兴道统的事业。于是，孔子的道由于得到孟子而更加尊崇。<史部，别史类，郝氏续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