録第八中

译大夫被记作“侵”的有一次，诸侯和大夫一同被记作“侵”的有六次，都是到《春秋》记载获麟为止，此后不再记录。伐，在正当法令中，是声讨罪行、进行讨伐。《春秋》时期，诸侯互相纠集去攻打诸侯，以有罪之名攻打有罪者，并不合乎九伐的正道。然而和侵相比，公开用兵，已经颇为接近正道了。如蔡、陈跟随王攻打郑国，齐桓公攻打楚国、戎、郑国，晋国阳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江国，都接近正道。秦穆公曾作誓自责，立志实行王道，却没有能够践行，反而再次成为忿怒之兵，所以焚舟之战贬低其名号而只称“人”。记作“秦人伐晋”，晋人三次击败秦军，却没有报复；后来秦国本来应当停止，却又仓促报复。秦穆公没有出战，开始践行誓言，所以不责备晋襄公，反而嘉许秦穆公。按照通常的书法记爵位为“晋侯伐秦”，这又是通过褒贬取舍来辨明是非。其余如再次攻伐、屡次攻伐、喜好用兵、延长祸乱、攻伐并取地、攻伐并围困、攻伐并交战、攻伐并攻入、攻伐并防守，都是彰显其暴虐。围，在正当法令中没有这种做法。天子对于禽兽尚且不合围，诸侯却擅自兴兵，环绕别人的国邑，禁止其砍柴、断绝其往来，是最为不仁的行为。齐桓公围新城，晋文公围许国，诸侯大夫围宋国、彭城，诸侯围齐国；因为对方背弃华夏而趋向夷狄、侵虐小国，所以还算有可以说的理由。像宋国人攻打郑国，围困长葛，直到超过一年才攻取它，还有什么理由可说呢？其暴虐太过分了。至于鲁桓公两次在封国内围攻成邑，诸侯大夫在封国内围攻费、郈、郓，便是祸乱和灭亡到了极点。战，是两军都列阵，双方兵器相接，短兵相接、肉搏骨撞，必然分出胜负，是战争争斗的极致，是敌国之间的事情。所以王者只有征伐而没有交战，没有人能与他为敌。诸侯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不应彼此征伐。自从宣王在千畝交战，王室不再强盛，诸侯才开始互相连续用兵；一旦开始交战，诸侯就不再臣服；诸侯交战，进一步便是抗拒天子，王室也参与交战；到了四夷交相侵犯，就有夷狄之间的战争；大夫窃取国家，就有大夫之间的战争；上下内外交相争战。内外喧扰交战，二百四十二年中有大战，四次小战，三十二次战事，终于成为战国，后来被并入秦国。一个平民崛起而成为盗贼，在五年之间交战，号令三次更替，大小战斗一百多次，秦国才成为汉朝。因而《春秋》记载战争，从鲁国自身开始，说“来战于▯”“战于宋”。甲胄兴起、干戈发动，先责备自身，这是停止争战的开端。凡是交战记载君主统帅，失败则称军队，是重视众人；众人失败，统帅也就失败了。宋公和楚国人在▯地交战，宋军大败，就是这种情况。以主动交战为意图，记作“及”，并以本国为主，如晋国荀林父率军与楚子在邲交战，就是这种情况。跟随交战的一方，记作“防”[疑字]，以外方为主，如鲁公与纪侯、郑伯以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在某地交战，就是这种情况。双方曲直相当，就一并按次序记作交战，如晋人、秦人在河曲交战，就是这种情况。用诈术作战而取胜，称为“败”；交战本身就是恶行，双方都失败，就把首先作恶的一方记作“败之”。鲁公在菅地击败宋军，晋人在交刚击败狄人，就是这种情况。“入”是进入对方国都，对方不接受而强行进入，意义尤其悖逆。如无骇率军攻入极国，就是这种情况。攻入国家并把其君主带回，就和灭国相同。灭国本不记作“灭”，而记作“入”，是为灭国者避讳；宋公攻入曹国并带曹伯阳归来，就是这种情况。不承认对方灭国而记作“入”，是为华夏诸国避讳；狄人攻入卫国，就是这种情况。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盗窃。先王划分土地，让诸侯世代守护；削地、增地属于王朝的权力，而诸侯擅自发动军队夺取城邑、国家，是王法必定诛罚的。因此凡是记作“取”的，都是不应当取。先王划定天下疆界，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各自安抚自己的封国；如果诸侯遭遇祸难而请求迁徙，由王命令迁徙，所以适宜用“迁国于某地”的文辞。诸侯为其救患而迁徙，就用自行迁徙的文辞；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为邢国筑城，邢国迁到夷仪，接近合乎义理。夺取其土地，逼迫它迁徙，就用强行迁徙的文辞，如宋国人迁徙宿国，就是这种情况。不承认蛮夷迁徙为正当，即使是中国诸侯，也用自行迁徙的文辞，如许国迁到叶地，就是这种情况。凡迁徙不合乎义理，就和灭国相同。正当法令认为这是禽兽行为、三纲断绝，所以夷平其宗庙社稷，断绝其福祚后裔而灭掉它，这是九法的极端。自《春秋》以来，小弱而无罪的国家，被强大者兴兵屠灭并据为己有；所以这是用兵中最恶劣的行为。被灭者无罪，灭人者是首先作恶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被灭的国家有五十个，于是齐、楚、秦、晋的土地兼并达数圻；鲁、卫、郑、宋也各有方圆数百里。诸国分裂为十二国，又折为六七国，最后合并成孤立的秦国，周朝于是灭亡。乘其不备，叫作“袭”，又比欺诈取胜更进一步。敌人已经离去却追逐逼迫，叫作“追”，是把战争逼迫到底。战胜并擒获敌人，叫作“获”；“获”并不是正当取得，而是凭借力量战胜而取得。所谓“克”，是克取，但克取也未必合乎正道。聚集军队守卫，叫作“戌”，是据守险要而逼迫对方。用力量使人屈服，叫作“降”，是使其服从却不是靠道义。于是，不仅完全违背九法，专擅用兵的祸害也无穷无尽。圣人既然按照王法责备诸侯、大夫，使他们受王法约束，以恢复天子的禁令，便认为败坏法度、扰乱纲纪，都是从王朝开始的。桓王因忿怒用兵，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郑国，损害尊严、降低威势，所以不称为天讨，认为这不是上天的讨伐。鲁桓公篡位弑君却没有受到讨伐，所以桓公一世终了都不记“王”，认为他那里没有王法。至于远国，朝见桓王后离去，秋、冬两季都没有朝见；宰渠伯纠聘问桓王，也再次离去而缺少秋、冬两季。当杀而不杀，记作“陨霜不杀草”；李、梅结实，本不应杀伐却杀伐，记作“陨霜杀菽”。推究坤为阴、金为肃杀的根本，霜露凝结肃杀，是兵法和天威所在，用来端正王法的开端。唉，大经大法真是严明啊！兵将。

译圣人作《易》，把坤、坎两卦反转为比卦、师卦。比卦是一阳统摄五阴，阳爻居天位，象征人君；比附百姓，是闾、族、党、乡、州的象征。师卦也是一阳统摄五阴，但阳爻居臣位，象征人臣；统率军队，分为伍、两、卒、旅、师，是君主的象征。军队出自百姓，将领接受君主的命令，所以两卦反转而次第相连。师卦卦辞说：“师卦守正，丈人吉利，没有灾害。”《彖传》说：“师，就是众人；贞，就是正。能够使众人归于正，就可以称王。刚强居中而得到应和，行走于险难而能顺从；凭此给天下带来劳苦，百姓却服从他，吉利还有什么灾害呢？”众人归正，国家就能治理，所以可以称王。将领能够尊严有威，所以吉利而无灾。众人归正就有节制，将领严明就有纪律。君主柔顺，把军队托付给将领；将领刚强居中而响应君主，依靠最大的顺理去行险难之道，奉行王法诛杀有罪者；即使伤财害民，百姓也不怨恨，乐于冒险犯难，甚至忘记死亡。君主能够任用将领，所以必须先能使众人归正、可以称王，然后才能任命将领。将领统率军队，所以必须刚强居中而响应君主，行险而顺，然后才能出师。这样，君主掌握兵权，将领施行兵法。如果将领不是合适的人而君主却不知道，君主不能正确任用将领，也不能制定和控制命令，军队就会失去纪律；将领也就不能真正统率军队。所以兵法责备将领，将领责备君主，先以使众人归正来责备君王，然后以丈人之道责备将领。师卦的义理就完备了。因此，舜任用禹，汤任用伊尹，武王任用太公，成王任用周公，宣王任用召公，高祖任用韩信，光武任用邓禹，昭烈帝任用诸葛亮，都是君主使众人归正、将领刚强居中，得到“贞丈人之吉”的例子。将领以刚强为根本，军事以严明收束，而卦辞说“刚中而应”；刚强过度就会暴虐，必然过度杀戮，所以必须以中道为德，居于中军，号为中权，掌握机要、主持权衡，崇尚谋略、重视义理，建立并实行中道，作为军队的主宰。所谓“应”，是君主以六五的正道驾驭将领，将领以九二的中道响应君主；只有中道才能响应正道，如果失去中道，就是违背正道，所以必须刚强居中而响应。君主和将领共同合于德，君主不诛杀一个无辜者，将领不杀一个无义者，共同执行上天的惩罚以施行天讨，所以行走险道却合于顺理，百姓服从而吉利。又在各爻中推广这些义理。初六说：“军队出动要按军律，不善则凶。”《象传》说：“军队出动要按军律，失去军律就凶险。”坤为地、为众，坎为水、为法；水流行而土地形成阻防，众人行动而法令加以约束；冲破防范、失去军律，其凶险是可以知道的。邲之战中，晋军迟疑迁延，像秦军迁延不进一样，都是这种情况。所以骠骑将军不顾方略，李广没有部伍编制，都不足以作为法则。九二说：“处在军队中，吉利，王三次赐予命令。”《象传》说：“处在军队中而吉利，是承受上天的宠荣；王三次赐予命令，是心怀万邦。”在军队中，统帅独掌军队的命令、赏罚的权力、征讨的规矩、进退的义理，都在将领手中。不因畏惧怯懦而有所不及，也不穷追讨伐而过度举动，都能得到中道，于是能够成功并承受宠荣、获得赏赐。周亚夫、赵充国、冯异、耿弇就是这样的人。六四说：“军队退驻左方，没有灾害。”

译《传》说：“退驻左方而没有灾害，是因为没有失去常道。” 禹整顿军队、振作军旅，齐桓公攻打楚国，驻军于陉栾，武子随从，知道范、韩不会与楚国交战，就是这种情况。六五说：“长子率领军队，弟子用车载着尸体，守正也凶。”《象传》说：“长子率领军队，是按中道行动；弟子用车载尸，是任用不当。”九二为将领，所以说统率军队、赏赐功劳的礼制；六五为君主，所以说任命将领、统率军队的道理。政务任用一名宰相，军队任用一名将领，所以权力不分散，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若把权力分给属官，让他们监视军队；或者不设置主将，各自任命统帅，都是危害国家、丧失军队的道路。长子已经率领军队，又让弟子众人共同主持军队，凶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驾驭将领要责备君主，驾驭众人要责备将领。驾驭将领的道理：第一是知人，第二是以礼任用。识别人很难，有刚强而无礼的，有勇敢而无义的，有智慧而多疑的，有谋略而无防备的，有凶狠而刚愎自用的，有轻率而想求速成的，有骄傲而轻视敌人的，有贪婪而喜好利益的，有残忍而嗜好杀人的，有强悍而内心怯懦的，有勇猛而轻易战死的，有质朴而不诚实的，有拘泥成法而不知道变化的，有喜好奇异而不遵用军律的，有聪明明察而没有学术的，有学术却不能运用的。不知人而让他做将领，对上必定误国，对下必定丧师。有浑厚深沉的，有开阔宏大的，有深静安定的，有光明而奇特的，有从容舒缓而善于谋划的，有和乐平易而能得到众人的，有严肃庄重的，有恭敬谨慎的，有神妙莫测的，有纵横驰骋而无穷尽的。不知道这些人的才能而不加任用，对上必定失去人才，对下必定误国。士人是为了知己者效力，而礼遇任用尤其重要。所以出师任命将领时，君主必须斋戒三日，在宗庙谋划，在朝廷任命将领，授给他钺说：“从这里到天，军中之事由将军掌管。”又授给他斧说：“从这里到地，军中之事由将军掌管。”又推动车毂说：“进退只看时机。”军队出发越过国门以后，设置营垒标志，安置辕门，关闭营门、清理道路，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君主的命令。所以将领在外，君主的命令有可以不接受的，不受朝廷从中控制，也不被中途覆按，使他能援桴击鼓、为军队死战而不再顾念自身，防备不被废弃，赏罚不被滥用。君主知道将领的才干，将领就能得到君主的信任，任用将领的道理就完备了。然后再责备将领。将领的智、仁、勇都完备，不过是通达的德行罢了。所以能够审慎了解敌我，考虑曲直和胜负，辨识虚实，看见兵势，这是智；重视恩赏，勤于抚恤教养，爱护士卒，怜悯夷人和伤病者，推行诚信，减少劳役，这是仁。依仗节义，重视廉耻，崇尚壮烈，激励威武；接受命令那天忘掉自己的家，列阵驻扎野外时忘掉自己的亲人，拿起鼓槌击鼓时忘掉自己的身体；以战死为荣，以苟生为辱，遇到敌人亲自冲在前面，这是勇。又能和士卒同甘共苦，暑天不拿扇子，寒天不穿两层皮衣，下雨不张伞盖，遇到险地必定下车步行，军营修成后才住宿，军井挖成后才饮水，军粮煮熟后才进食；思念士卒如同口渴，听从劝谏如水流，不自作专断，不自夸功劳，不贪财，不顾念内室，不迁怒，不因过分喜悦而失常，不妄动，不轻视敌人；谋略秘密，机要深沉，命令严明，权威重大；一心使众人整齐，按法制行事，运用奇兵与正兵；上不把天作为依靠，下不把地作为依靠，后无君主援助，前无敌人可畏，独自从内在取胜，这就是做将领的道理。君主尽到任用将领的道理，将领尽到做将领的道理，那么功业成就、治理确定，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天下就太平。君主如果轻信谗言而轻易更换将领，像赵括代替廉颇一样，就是没有尽到君主之道；将领如果依仗功劳而要挟君主，像韩信请求代理王爵一样，就是没有尽到臣子之道。君主和将领都失去自己的道理，丧失军队、杀身亡国就必然发生。所以孔子作《春秋》，凡是在用兵之际，常常责备君主和将领。诸侯攻打郑国，宋公派人来请求援军，鲁公推辞不答应。羽父请求带兵援助，鲁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而自行出兵，这说明君主不能驾驭将领。将领统率军队却有轻视君主的心思，钟巫之祸从这里已经显露征兆。所以《春秋》删去“公子”二字，只记作“翚帅师”，是责备翚因而连累鲁公。郑文公厌恶高克，狄人攻入卫国时，却让高克率军驻扎在黄河岸边，长期不召回他，军队溃散而归，高克逃奔陈国。高克贪利，治理他即可；罪恶已经显著，废黜他也可以。却给他军队，让他以大夫身份统率，又使他长期暴露在外而不召回，必定让他自行溃散，这难道是驾驭将领的道理吗？这是自我抛弃军队。所以《春秋》记载说：“郑国抛弃了自己的军队。”城濮之战，晋侯拘执曹伯以送给楚国，楚子进入并居住在申地，让申叔离开谷地，让子玉离开宋国，说：“不要跟随晋军。”子玉派伯棼请求交战，楚子发怒，只给他少量军队。战败后，楚王派人对子玉说：“大夫如果回来，将怎样面对申、息两地的老人？”子玉于是自缢。楚王知道子玉不能抵敌，原本让子玉离开宋国是可以的；子玉不服从，按军法杀掉他也可以；却只给他少量军队，放任他出战，那么他的失败就是楚王自己造成的。责令他自杀可以吗？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得臣。”用国名记载杀人而不删去他的官职，说明罪责连累在上位者。邲之战中，荀林父统率中军，先縠辅佐他。荀林父不想交战，先縠不听，带着中军辅佐军队渡河，被楚军乘隙攻击，晋军大败。荀林父作为元帅，不能驾驭他的辅佐将领，以至于覆灭、丧失军队，就不足以做统帅了。所以《春秋》记载：“晋国荀林父率军与楚子在邲交战，晋军大败。”“之所以称‘及’，是因为把荀林父作为首先作恶者。”先縠擅自发令、使军队败乱，本来可以杀掉他示众；但晋国仍让他做统帅，所以清丘之盟贬低他的身份而只称“人”，说明使军队败乱的将领不配做大夫。后来晋国召来狄人攻打晋国，才开始杀他，却不是为了讨伐他的罪，记载说：“晋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先縠。”用国名记载杀人而不删去他的官职，说明罪责连累在上位者。军队失败就责备统帅，诛杀将领就责备君主，从根本上追究、肃清源头，这是治理将领的道理。晋国赵盾率领诸侯的八百辆战车，护送防菑进入邾国。邾人推辞说：“齐国已经派出貜，而且他年长。”赵盾说：“辞谢合乎道理却不听从，是不祥。”于是返回，自我反省而不强行前进，知道困难便退兵，是合乎礼义的将领。所以《春秋》记载说：“晋国赵盾护送防菑进入邾国，没有能够送入。”这就是《易》所说“登上城墙，却不能攻克，吉利”的情形。齐灵公去世，晋国士匄侵伐齐国，到了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便返回；记载说：“晋国士匄侵伐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返回。”

译《春秋》对这件事记载郑重，特意这样措辞，是要彰显他没有在丧期进攻，这也是因为他是讲礼义的将领。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在朝廷任职的是卿、大夫、士，在军中任职的是将帅、偏禆；把礼义作为果敢坚毅，把文德作为武功。因此，晋国任命中军谋划元帅时，说：“郤縠可以。”郤縠讲说礼乐，推重《诗》《书》；《诗》《书》是义的府库，礼乐是德的准则，德和义是功利的根本。于是任命郤縠统率中军。胥臣经过冀地，看见郤缺在那里耕作，他的妻子给他送饭，两人恭敬相待如同宾客，胥臣便和郤缺一同回去，把这件事告诉文公说：“恭敬是德的聚集。能够恭敬，必定有德；以德治理民众。请君任用他，让他担任下军大夫。”襄公在箕地打败狄人，郤缺俘获白狄的首领，回到箕地后，襄公便以一命之礼任命郤缺为卿。晋国设置将帅尚且还要考察学问和德行，何况三代文治武功鼎盛之时呢？大概夏、商、周三代都是儒将，不专门把防御谋略、武力勇猛和作战当作才能，也不把军队交给突然崛起的武夫，以诈术和武力争夺、侥幸求利取功当作贤能。到了战国以后，就不再有儒将了：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孙膑，是谋略之将；乐毅、廉颇、白起、王翦，是攻取之将；赵奢、李牧，是守边之将。汉朝兴起以来，曹参、周勃、灌婴、樊哙等人，都是突然崛起的武夫；张良身处朝廷中担任谋臣，他的学问出自圯桥上得到的那一编书；韩信登坛接受符节，独当一面担任大将，他的学问出自孙武、吴起。大体上都属于阴谋诡道，因此在伊尹、周公面前有所惭愧，不能成为三代那样的儒将。后来卫青、霍去病出身于奴仆和姻亲之家，驱使中原人去填塞北方边地，侥幸发动攻掠，常常得到上天的幸运，也不是张良、韩信一类的人。光武帝起于诸生，当时的将帅邓禹、冯异、寇恂、贾复都有学问，建立功业后停止用兵，各自都能善始善终，具有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至于三国时魏、吴的诸将，都把智谋和才武当作才能，却不明白大义。只有孔明统率三军，声讨罪行而发动征讨，彰明大义，巍然又看到了三代儒将的风采；虽然没有穷尽武功，天下和后世都把他看作仁义之师。因此，只有具有道义和学问的人才可以担任大将；凡是只有智谋和才武的，不过是普通兵将罢了。虽然儒将不可再得，但优秀的兵将也不容易遇到。像司马穰苴的严整、田单的智慧、无忌的义气、周亚夫的稳重、赵充国的谋略、邓禹的仁厚、耿弇的协同、关羽的勇猛、陆逊的谋术、朱然的谨慎，也都可以担任将领了。当初，高帝擒获韩信后，将他降封为淮阴侯，便问韩信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统率多少军队？”韩信说：“陛下不过能统率十万人。”高帝说：“像您这样呢？”韩信说：“臣统率的军队越多越好。”于是高帝笑着说：“越多越好，为什么还会被我擒获？”韩信说：“陛下不能统率军队，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擒获的原因。”这只是韩信不欺骗高帝的话罢了。论者于是说，高帝诛杀韩信、彭越，与项羽不用范增没有什么不同，并不是善于统率将领的君主。光武帝能够保全功臣，不让他们承担吏事，这是掌握统率将领之道；这种说法大概并不正确。高祖出身平民，手提三尺剑，指挥一时的豪杰；强大如秦，悍勇如项羽，都被他击败并消灭。他舍弃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部交给韩信、彭越，让他们各自独当一面，统率数十万军队。等到他在成臯战败，立即驰入赵军营垒，夺取韩信的军队，让韩信收集赵军中尚未出发的人；在垓下诛灭项羽后，又立即驰入韩信的营垒，夺取他的军队，把韩信封在楚地。至于高祖蹲着洗脚来召见英布，傲慢辱骂却封他为真王，以及把萧何拘系起来在张良面前折辱他，只是称张良为“子房”而不直呼其名；他驾驭和放纵一时的人物，胸襟气度十分宽宏。临终时，他说曹参可以代替萧何，王陵稍显愚直，陈平难以独自任用，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安定刘氏天下的人一定是周勃。所以史臣说他谋划的规模宏大深远，能够识别人材并善于任用。马援说“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那么善于统率将领的君主，没有谁能比得上高帝。韩信、彭越被诛杀，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君主和父亲面前，臣子不能像对待将领那样相抗；一旦以将领身份相抗，就必定被诛杀，何况是反叛呢？并不是高帝不能保全功臣，而是功臣自己不能保全自己。光武帝凭借十二代、二百年的根基，当时百姓正歌咏并思念汉朝，所以摧毁王寻、王邑，诛杀王莽，就像拾取遗物、拉断朽木一样容易。邓禹、冯异、寇恂、贾复都是儒将，向来没有韩信、彭越那样豪强健悍而难以驾驭，因此能够用柔和的方式驾驭他们，使他们善始善终。诸将的学术都足以担任卿相，若把他们安置在朝廷官列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达到太平的事业，是可以的。然而他们都只以列侯身份奉诏入朝，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共同议论国家大事；他们不担任宰相，政权归于台阁，这就缩小了汉高祖的规模。而且光武帝勤于处理吏事，任用他们的聪明和明察。诸将出兵时，光武帝便把方略交给他们，如吴汉分营时那样；这等于对将领下达千条万绪的命令，难道是统率将领之道吗？所以，三代以后善于统率将领的君主，没有谁能比高帝；光武帝次之，再其次是昭烈帝和诸葛亮。三代的辅佐之臣，如果让他们讨伐贼寇、恢复汉室，他们必定竭尽力量至死不渝；到了托付后事的时候，却只说嗣子可以辅佐，就让他们辅佐。如果嗣子没有才能，君主就应当自行取而代之。这样的器量宽广通达，又是一个高帝。曹操所任用的不过是张辽、程昱一类的人，孙权所驾驭的不过是韩当、陈武罢了。曹操有一个荀彧，却逼得他自杀；孙权有一个陆逊，却使他含愤而死；那么他们也不过是像项羽那样只会统率军队的将领罢了，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统率将领之道呢？

译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九十下　　元代郝经撰。录第八下。兵。兵地、兵机、兵气、兵占、兵攻、兵守、谲兵、夷兵。谨按：本卷缺少《兵地》《兵机》《兵气》《兵占》《谲兵》《夷兵》六篇。兵攻。用兵以不使用武力为最高境界，而进攻是下策。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不兴兵；善于用兵的，不列阵；善于列阵的，不交战。用兵的原则是，使敌国完整地屈服为上策，攻破敌国次之；使敌军完整地屈服为上策，击破敌军次之。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高明；不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才是最好的高明。因此，上等的用兵是攻破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攻破敌人的外交关系，再次是攻破敌军，最下等才是攻城。攻城的方法，是在不得已时才使用。修造大盾和轒輼车，准备器械，三个月以后才能完成；修筑距堙，又要三个月以后才完成。将领不能胜过自己的愤怒，驱使士卒像蚂蚁一样攀附城墙，士卒死伤三分之一，城还没有攻下，这就是攻城的灾祸。所以，知莹抓住时机，荀偃亲自冒着箭石而灭亡偪阳；齐侯亲自击鼓鼓舞士卒，登临城墙而攻克城池；田单鼓舞士气，巡行城墙，站在箭石飞来的地方，亲自援鼓击鼓，使狄人退却并将其攻克，这些还不足以称为武功。像诸葛恪攻打新城，死伤遍地，没有攻克便逃奔，尸体和伤员流满道路，士卒倒毙在坑谷中，他因此获罪并丧命，这就是攻城的灾祸。所以说，进攻是下策。然而，如果有人据守城池背叛君主，侵略土地而逼近国家，凭借险固拒不奉命，不得已而必须进攻，那么也有进攻的道理。以德攻取是上策，周文王凭借营垒使崇国投降就是这样。其次是以谋略进攻，晋悼公三次出兵使郑国服从就是这样；再次是凭借形势进攻，孙膑迫使魏军奔向魏都，从而杀死庞涓就是这样；再次是使用计术进攻，耿弇扬言已经攻破巨里，出其不意地防守临菑就是这样。因此，必须先夺取敌人的有利条件以攻其心，阻塞压抑以攻其气；避开坚固之处而攻击弱点，避开充实之处而攻击空虚，避开显露之处而攻击隐蔽之处，避开有准备之处而攻击无准备之处。敌军尚未全部集结就乘机攻击，百姓尚未完全安定就进逼，渡口桥梁尚未设防就渡河，要塞尚未修缮就占据，渠答尚未张设就逼近，楼橹尚未完备就登城，谋划尚未确定就使其溃败，技巧尚未施展就将其破坏。激怒敌人，诱使其出动，挑衅并扰乱它，就能擒获寇敌、战胜敌人，不损耗兵力，不牺牲百姓，这些都是进攻的方法。上述手段都没有，只是一味凭借力量，便不值得谈论进攻，而是屠戮百姓的君主、杀害士兵的将领。因此，城池虽小而坚固，不值得进攻；进攻它就可能导致失败，王寻进攻昆阳就是这样。城池广大而强盛，就必须进攻；攻克它就没有后顾之忧，高祖攻宛就是这样。有以决死之心进攻的，秦伯渡河后焚烧船只就是这样；有乘隙袭击进攻的，韩信在历下击破齐军就是这样；有背弃约定而反攻的，高祖追击项羽就是这样；有通过进攻来判断敌人防守的，韩信想渡过阳夏，先攻打临晋，魏军果然防守临晋就是这样。有通过敌人的防守来判断其进攻的，吴军从东南方向进攻包围，周亚夫便让军队防备西北，吴军果然进攻西北就是这样。有以进攻作为防守的，张辽守合肥时出兵迎击，以挫败孙权就是这样。有以防守作为进攻的，王霸关闭营门不出战，以挫败苏茂就是这样。有利用敌军分散来进攻的，公孙述进攻吴汉就是这样。有促使敌军聚集后进攻的，曹操击破关中诸将就是这样。有打开包围使敌人出来后进攻的，朱儁解除宛城之围，击破韩忠就是这样。有放弃某处而进攻并牵制敌人的，皇甫嵩不救陈仓而逃走，使王国受到牵制就是这样。有攻击敌人的谋略而取胜的，陆抗破坏堤坝以击退羊祜就是这样。有攻破敌心而使其投降的，寇恂斩杀高峻，派军师皇甫文招降，高峻于是投降就是这样。至于司马懿进攻新城，有时兼程急攻，直指襄平；有时缓慢而不进攻，都是根据事情采取适宜办法以取胜。因此，敌人尚不可战胜，就防守；等待敌人可以战胜时，就进攻。进攻是防守的关键，防守是进攻的保障，也如奇兵和正兵相互生发，像圆环一样没有开端。所以进攻也有许多方法，关键在于怎样运用，顺应形势取得胜利，其变化的关键无穷无尽。不拘泥于一种方法而能穷尽各种变化的，都是善于进攻的人。自从晋国人围攻齐国、焚烧申池的竹木以后，楚国把燧象驱赶出去，使吴军在麋地逃奔，这才开始出现火攻的说法。后来田单驱使火牛攻击燕军，杨璇焚烧布匹并点燃战马以平定贼寇，周瑜使曹操败走，曹操击破袁绍，陆逊击败昭烈帝，都凭火攻取胜。因此兵家有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的方法【原注：孙子所说的火攻，火人就是焚烧敌人，火积就是焚烧敌人的积聚物，火辎就是焚烧敌人的辎重，火库就是焚烧敌人的府库，火队就是焚烧敌人的队伍】；又有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弩的用法【原注：杜佑的解释】。自从吴军堵塞山间的水道而消灭徐复以后，又有了水攻的说法。后来三国军队包围晋阳，用水灌赵军；汉军用水灌废丘；韩信用装水的袋子放水，斩杀龙且；关羽乘水势擒获于禁；曹操挖沟引水攻克邺城。因此兵家有截断水道、依傍水势、迎水而战、背水而战的方法，又有等待水沫流尽、敌军渡河过半时攻击、乘水流进攻、凭借水势阻挡而防守的用法【原注：孙子说，截断水道必须远离水源；敌人截断水道前来，不要在水中迎击，应当等他渡过一半再攻击，这样有利。想要交战，不要依附水势迎敌；要观察有利地形，居高而立，不要在水流上游迎敌，这是在水边布阵。又说：上游下雨，水沫将至，想要渡水的人应等待水势平定】。不过水势变化难以预测，不如火攻锐利。背水而战是处于绝地，韩信取胜也只是侥幸，不是正当的法则。进攻是下策，是出于不得已。所以喜好攻战的必定灭亡。宋殇公即位十年，发动了十一场战争，百姓不堪其苦，被华督杀死。姜维把敌国视为仇敌，滥用武力，战攻不止，最终使汉室宗庙灭亡。若能遵循休养生息、等待时机的原则，时运就会完全昌盛。不能收敛兵戈的，必定自取焚灭。又凡是攻战，取得胜利容易，守住胜利困难。作战取胜却不把它自认为功劳，反而更加防备外部威胁，这是胜利中的胜利。若得意自满地认为没有敌手，不能保持盈满、安定危局，那么夏桀虽攻克有緍却丧失国家，商纣虽攻克东夷却丧失性命，晋厉公虽在鄢陵取胜却招致被弑，吴王夫差虽在艾陵取胜却导致灭亡，宋王偃虽攻克齐国却使宋国灭亡，齐湣王虽攻克宋国却使齐国灭亡。这样看来，胜利正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唉！那些靠战胜敌人、攻取土地的君主，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