録第八下
兵之为守，尚矣。凡建侯树屏，列之采卫，皆以守卫中国。分乡置遂，赋之师旅，皆以守卫京师。设防防禁，统之方伯，皆以守卫列国。邉徼则有戎役，宫闱则有环列，皆所以为守也。故兵为天下之大闲，谨其所守，相为维扞，则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毎致责于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闲。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则守在四夷，至于出居于郑，失其所守，则不足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为京师，是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无以为闲也。诸侯守国者也，有道则守在四隣，至于郓溃而居干侯，失其所守，则不足为公。浚洙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为都邑，是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无以为闲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弃。彊暴侵夺，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结其民，去而复国，避之可也。故国君死社稷，曰灭，灭之者有罪，灭者无罪而为义。其国灭而书奔者，托于诸侯，有复国之道而为权。齐侯灭纪，不曰灭纪，侯之奔不曰奔，特书纪侯大去其国，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结其民而复国，特悻然蔑弃宗社，去而不返尔，故曰大去，不当去也。至于梁伯亟城而弗处，民疲而弗堪，为秦所取，书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恶，恃陋而不为备，一日而楚克其三都，书曰「楚人入郓」，自取之也。此天子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战攻于外，则必有居守于内，以为本根，进有所恃，退有所归，股肱心腹，相为表里。故宣王外攘夷狄，则张仲在内；高祖战荥阳、京索间，则萧何镇闗中；光武战河北，攻洛阳，则冦恂守河内；昭烈保汉中，争荆州，则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则荀彧在许；孙策转鬬江东，则张昭在呉。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有居者，谁守社稷？叔出季处，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则根本彊固，无反顾之忧；茍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偾国。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与老弱居守，而逺争齐、晋，为越所灭。关羽卑，糜芳、士仁以江陵围樊而逼许、雒，为呉所袭。所以晋文得原而难其守。萧何为万世之功也。至于城守拒攻，将之事也。守心为上，守气次之；守兵为上，守城次之。心为气，城兵，为城城，心固则气固，兵固则城固。静宻専安，内外如一，无隙无瑕，以主待客，虽画地守之可也，况于城乎？又必兵城备具，薪粮足余，进有郭圉，退有停障，逺有救援，迩有间候，啬力多暇，明慎刑赏，申饬教戒，禁絶讹妄，血视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陈仓，张特之守新城，皆是也。无入新兵共守，隙开必败，文钦是也。无以敌缓纵食，食尽必危，诸葛诞是也。无以激怒出战，失守必败，曹咎是也。无以诳诱易动，动必见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贵知变，敌大则当战于外，光武之于昆阳是也；不出而致敌，必败，公孙瓒之于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渊若海而不可测，寂若无人而不可见，应若无端而不可穷。故攻为易，守为难；活地易，死地难。将将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译军队用于防守，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凡是分封诸侯、设置屏障，把他们排列在采邑和卫地，都是为了守卫中原。划分乡邑、设置遂官，向他们征发军队，都是为了守卫京师。设置防御和禁令，由方伯统领，都是为了守卫各个诸侯国。边境有戎役，宫禁有环列，都是为了防守。因此，军队是天下最大的屏障；谨慎守护各自的地方，彼此互相维持和捍卫，天下就会安定而且牢固。孔子编写《春秋》，常常责备守土的君主，以保存天下的屏障。天子是守卫天下的人，有道时，屏障在四方夷狄；等到出奔而居于郑，失去了自己应守的地方，就不足以称王。修筑成周城而所守的范围更加狭小，不足以作为京师，因此礼乐和征伐从诸侯那里发出，天下便没有屏障了。诸侯是守卫国家的人，有道时，屏障在四方邻国；等到郓地溃败而居于干侯，失去了自己应守的地方，就不足以称为诸侯之公。疏浚洙水而修筑中城，所守的范围更加狭小，不足以作为都邑，因此礼乐和征伐从大夫那里发出，天下便没有屏障了。况且社稷和人民，是天子授予的，也是祖宗世代守护的，所以不能把它交给别人而自行抛弃。强暴之敌侵夺土地，力量耗尽而不能支撑，死守社稷是可以的；牢牢团结民众，离开后再恢复国家，暂时避让也是可以的。所以国君为社稷而死，叫作“灭”；使国家灭亡的人有罪，而在国家灭亡时守死的人没有罪，反而是义举。国家灭亡而记载其君奔逃，是因为他寄托于诸侯，还有复国的办法，这属于权宜之计。齐侯灭掉纪国，《春秋》不说“灭纪”；纪侯逃亡，也不说“奔”，只是记载“纪侯大去其国”。他既不能为社稷而死，又不能牢固团结百姓以恢复国家，只是悻悻然轻弃宗庙社稷，离开后不再回来罢了，所以说“大去”，表示本来不应当离去。至于梁伯屡次筑城却不居守，使百姓疲惫不堪，最终被秦国夺取，记载说“梁亡”，是说梁国自行导致灭亡。莒国的城池修筑得很差，仗恃城防简陋却不作准备，楚国一天之内攻克其三座都城，记载说“楚人入郓”，是说莒国自取其祸。这就是天子和诸侯守护土地、捍卫城池的大法。至于在外面作战进攻，就必须在内部有人居守，把那里作为根本；进攻时有所凭借，退却时有所归依，彼此如股肱和心腹，互为表里。所以周宣王在外抵御夷狄时，有张仲在内主持政务；高祖在荥阳、京、索一带作战时，有萧何镇守关中；光武帝在河北作战、进攻洛阳时，有寇恂守卫河内；昭烈帝保卫汉中、争夺荆州时，有诸葛亮治理成都；曹操南征北伐时，有荀彧坐镇许地；孙策在江东辗转作战时，有张昭留守吴地。如果没有出征的人，谁来捍卫牧场和边境？如果没有留守的人，谁来守护社稷？叔父出征、弟弟留守，是古代的制度。但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根本才会强固，没有后顾之忧；假如不是合适的人，就没有不覆巢毁国的。夫差任用宰嚭执掌政事，让太子和老弱留守，自己却远征齐、晋，结果被越国灭亡。关羽轻率，糜芳、士仁在江陵留守时，关羽围攻樊城并逼近许、洛，结果被吴国袭击。这就是晋文公能够得到原地，却认为守住它困难的原因；而萧何因此建立了万世功业。至于守城抵御进攻，是将领的职责。守住军心是上策，守住士气次之；守住军队是上策，守住城池次之。军心关系士气，城池依靠军队；军心稳固，士气就稳固，军队稳固，城池就稳固。安静严密，专心安定，内外如一，没有空隙和瑕疵，以守方等待来敌，即使划地为界来防守也可以，何况是城池呢？还必须兵力和城防装备齐备，柴草粮食充足有余；前进有外郭和防御设施，退却有停障，远处有救援，近处有间谍侦察；节省兵力、保有充足时间，明确而慎重地执行刑罚和奖赏，反复申明教令和戒约，禁止断绝讹言妄说，让士卒视血如肉、轻视生命，向他们表示必死的决心。曹仁守樊城、郝昭守陈仓、张特守新城，都是这样。不让新来的士兵共同守城，导致防隙一开就必定失败，文钦就是这样。不能因为敌人行动迟缓就放松戒备、纵容士卒消耗粮食，粮食吃尽就必定危险，诸葛诞就是这样。不能故意激怒敌人而出战，失去守势就必定失败，曹咎就是这样。不能用欺骗诱导敌人而轻易行动，一行动就必定受骗，郝普就是这样。况且防守最可贵的是懂得变化：敌人强大时，就应当在外面交战，光武帝在昆阳就是这样；如果闭门不出而把敌人引来，必定失败，公孙瓒在易京就是这样。因此，善于防守的人，像山一样高耸不可移动，像海渊一样深不可测，寂静得仿佛无人而不可窥见，应对变化像没有端绪一样不可穷尽。所以进攻容易，防守困难；处在生地容易，处在死地困难。善于统率将领的君主，用人不能不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