録第八下【兵】　　　　　　　卷九十下

译《续后汉书》自序 汉建安末年，曹氏废黜汉朝，自立为帝，国号魏；孙氏占据江东，僭越称帝，国号吴。昭烈以宗室后裔继承汉统，在蜀地即位，讨伐贼臣，谋求恢复汉室，最终却没有能够统一天下，反而转入晋朝。晋平阳侯相陈寿原是汉朝官吏，汉亡后仕于晋，撰写《三国志》，把曹氏作为汉朝的继承者，却不承认昭烈，称其为“蜀”，贬为偏据一方、僭越伪立之国。因此全书统绪不正，大义不明，纲纪紊乱，凡称号和议论也都失去了正当性。哀帝时，荥阳太守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认为三国之中应以蜀汉宗室为正统；魏虽然接受汉的禅让，晋仍应视魏为篡逆。蜀国平定后，汉统才算灭亡。他上疏请求越过魏而承继汉统，以端正统绪，但没有被采用。【原注：《晋书》载，习凿齿临终上疏说：“我常认为皇晋应越过魏而继承汉，不应把魏的后裔列为三恪，而自己地位卑微、官职低下，无法上达，怀抱这一愚见已有三十多年。如今沉溺于重病之中，性命难保，终于担心这番心意将与我一同腐朽，区区心情，实在悲惜。谨勉强支撑病体撰写一篇论说，抄录如下。希望陛下考察古代义理，寻求经常不变的准则，超然远见，不因我微贱而废弃我的言论。论说：‘有人问：魏武帝的功业大概覆盖中原，文帝又接受汉的禅让，而您却说汉最终归于晋，这难道符合事实和道理吗？’】况且魏既然被废弃，晋室也同样处于困厄之中，晋朝的臣子难道可以赞同这种说法吗？’回答说：‘这正是尊崇晋朝的原因，只是截断文节、迁就曲意，并非寻常之事罢了。令人悲痛的是，各人的心意不同，即使有奇异之处也没有人能够察觉，请让我为您说明。过去汉朝失去统治，九州残破隔绝，三国乘机鼎立，数代战乱不断，百年间血流成河；虽然各自有所偏据或平定，但实际上都是乱世。宣皇帝当年势受逼迫，以力量制御魏氏，屈身顺应时势，于是被束缚于戎役之中，光明晦暗、光彩被遮蔽，犹如龙潜伏而居于低位，低眉屈身、重足而立，恭敬屏息；道路上有不被容纳的艰难，亲自踏着履霜知冰的危险，可以说是十分危急了。魏武帝死后，大难得以避免；宣皇帝开始向南擒获孟达，向东荡平海隅，向西压制强大的蜀国，随即安抚中原诸夏，摧毁吴人入侵的锋芒，扫除曹爽所忌恨的党羽，培植灵根以跨据中岳，树立群才以辅翼子弟；经世济民的志向已经扩大，非常之业也已稳固。景帝、文帝继承此业，神威武略冠绝当世，能够讨伐违逆、平定功业，于是席卷梁、益二州，迅速征服西方极远之地，功业上达皇天，勋绩可与古代功烈相比，宏伟的规划和显赫的福祚，因此已清楚可见。到了武皇帝，终于兼并强大的吴国，混同统一天下，治理清平四海，使天下车轨制度同于二汉，消除三国时期的大患，平息汉末的纷争，开启九州的安定光明，成就千载的盛大功业，这些全都是司马氏的作为。可是却推尊魏为继承汉朝、晋为承受魏统，并把这种做法比拟于唐尧、虞舜，自称为纯粹的忠臣，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如果说魏具有取代旧王的德行，那么它的道义就不够；如果说魏有平定乱世的功劳，那么孙权、刘备已经鼎立，魏的道义既然不够，就不能说它制御了当时。当时天下并未被魏制御，魏就从未成为天下的主人。曹氏的王道不足，曹氏也就从未有一天真正成为王。过去共工、伯有曾据有九州，秦政一举平定华夏，鞭挞华夏与戎狄，专门总摄六合，尚且没有被列入帝王之中，反而沉沦于战国之世，何况只是暂时制御数州之人、威势仅在境内施行，便可以推举为一代之主吗？如果因为晋曾经侍奉魏，担心损伤皇帝的德行，拘泥于爱惜禅让之名，认为不能割断这种关系，那就是极其糊涂了。隗嚣据有陇地，公孙述在蜀地称帝，蜀、陇之人虽然服从他们的役使，但从大义上说，取法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况且吴、楚僭越称号时，周王室还没有灭亡，子文、延陵季子也没有因此受到贬斥和断绝。宣皇帝在魏朝任官，是被性命所逼迫，并非可以自由选择贤主而事奉，哪里损害了他的德行和美誉？禅让、代替的道义与尧、舜不同，考察事实、确定名分，必定要彰明于后人。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怎么可以强行掩盖并确定呢？空虚无实的魏，反而使自己屈从于它，哪里比得上依据大义而贬抑魏呢？世所罕有的人物，面对事物时应当保持正直的感情；借助时势和机遇成事，必定要兼具道义与勇气。宣皇帝的祖先和父亲在汉代建立了功勋，对您的辛劳和心志厚加体察，汉朝的报答也很深厚。魏武帝却超越本分，志在倾覆君主，德行并非平素积累而成，处境险恶，如履薄冰。宣帝与魏武帝之间的情分，又有什么可看重的呢？宣帝虽然当时形体屈服，心志却可申明于百世；他降低自己的心志以保全自身，内心在下位愤懑慨叹，并不是以道义服从而向魏称臣，具有纯粹忠臣的节操，也不是终身效命曹氏、忘却济世功业的人。成就事业，取决于所作所为，不取决于所借助的对象；建立功勋，要说他所救济成就的事业，不必说其事业从何处开始。因此，汉高祖承受怀王的命令，刘氏乘秦将亡之际而兴起；超越两个伪朝而远承正统，不因关系近便计较功劳。考察五德终始于《帝典》，不因以武力施政而怀疑其道统。季氏没有承继楚国的名号，汉朝却有继承周朝事业的功业；取得天下本身已经美善，因而德行也更加重要。凡天下的事情，有可以取譬于古代、用来晓谕今日，依据往昔而足以作为后世验证的。当春秋时期，吴、楚两国都是僭越称王的国家。假如楚庄王推举鄢、郢之地来尊奉有德之人，阖闾举三江之地来奉戴世所罕有的君主，那么世所罕有的君主、有德的君主，或者借助他们来顺应天命，或者安抚他们来扩大居处；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系属于周王室，而不会推举吴、楚作为取代周室的继承者，这是明白的。何况司马氏积累勋劳、累世建功，平定乱事、安宁众人；功勋记载所归、众人所拥戴，都不依靠燕哙授国，也不依赖借助他人之力。在朝廷掌握大权，吴、蜀两国相继覆亡，运筹奇谋二十余年而平定天下，完成了魏武帝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也完成了【原文“臣荡累叶”疑有讹误】历代臣下所不能完成的事业。【原文“除者哉”疑有脱误】自汉末天下鼎沸以来，五十六年间，吴、魏背逆天命而强盛，蜀人凭仗正义却弱小，三家不能相互统一，万民长久没有君主。拥有平定天下的大功，为天下人所推戴，哪里比得上被昏暗之人推戴、从衰弱者那里接受尊奉，配享上天而成为皇帝，与三代相匹敌呢？难道能和低头屈服于曹氏、在不正当之处谨慎立足相比吗？顺着真实的情感和恒常的实理，取得天下而无愧，怎么能同编造事迹、依托虚伪，并为将来开启乱源相比呢？所以，旧日的恩情，可以封立魏的后裔为侯；三恪的名数，却不应把魏列入其中。以晋承继汉朝，功业事实显明，正名也合乎事情和道理，已经足够圆满，又何必虚假尊崇不正的魏，而在天下大通之道上损害我们的道义呢？过去周人歌咏祖宗的德行，追述剪除商朝的功业；孔子阐明大孝之道，高度称赞配享上天的道理。后稷勤勉于自己的职分，周人由此兴起，并不因为剪除商朝而与司马氏在曹氏一族任仕有所不同；三祖寄身于魏代也是如此。况且魏自立为君的道理不正，那么三祖作为魏臣的道义就没有完全显露，所以他们只是借道魏朝来施展宏大的谋略。正因为道理不正，所以君臣之间的节义也有差别。

译既然如此，那么弘扬道义却不以辅佐魏为目标，因而没有违逆取代的嫌疑；高拱而居、不劳苦于战场，却有平定乱世的功业，是因为功勋足以称王于四海，道义足以登上天子之位。虽然我们的德行比不上有周，但魏所奉行的道理不同于殷商，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您不怀疑共工不能列入帝王，不嫌汉朝承接周朝而不承接秦朝，为什么却偏偏对一个魏朝仍然凝滞不通呢？想要尊崇自己的君主，却不知道把他推向尧、舜的道义；想要抬高自己的国家，反而把它置于不能胜任的位置。这难道是君子的高尚义理吗？如果您仍未醒悟，那就到此为止吧。’宋元嘉年间，文帝诏令中书侍郎裴松之采集三国时期各家史书几十种，为《三国志》作注，用以补充缺漏、辨析错误。裴松之用力虽然勤勉，却也不能更正正统体例。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七百多年，仍列在三部正史之后，不再议论正统问题。宋丞相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才开始改称蜀为汉，仍以魏为纪年叙事，并把昭烈帝视为僭伪之主。【原注：《通鉴》魏黄初二年夏四月丙午，汉中王在武担山以南即皇帝位，改元章武。臣司马光说：上天生育百姓，人的势力不能自行治理，必定要相互拥戴君主来治理他们。如果能够禁止暴行、消除祸害，保全百姓的生命，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使天下不至于陷入混乱，这才可以称为君主。】因此，在三代以前，天下诸侯何止有一万个国家？凡是拥有人民和社稷的，通常都称为君。能够兼并万国而统治它们，建立法度、颁布号令，使天下没有人敢违抗的，才称为王。王的德行衰微以后，强大的国家能够率领诸侯来尊奉天子的，便称为霸。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无道、诸侯以力量相互争夺，有时长久没有王者，本来也是很多的。秦朝焚烧书籍、坑杀儒生，汉朝兴起后，学者才开始推演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处在水、火两德之间，称霸而不能称王。于是正统与闰统的议论兴起了。到汉室倾覆、三国鼎立，晋氏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五胡纷纷扰乱；宋、魏以来，南北分治，各自撰有国史，互相排斥贬黜。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朱氏取代唐朝后，四方分裂如幅裂，朱邪氏进入汴京，人们把它比作穷困的新朝，连同运数、历法、年纪也都弃置而不计算。这些都是偏袒自己的私见之辞，不是天下大公的通论。臣愚昧，实在不足以辨识前代正统与闰统，私下认为，如果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那么即使都有天子的名号，也都没有天子的实际。即使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有时各不相同，总的说来都与古代列国没有区别，怎么能只尊崇奖誉一个国家称为正统，而把其余国家都称为僭伪呢？如果把由上代相互授受的国家视为正统，那么陈氏承受了谁的授予，拓跋氏又承受了谁的传授？如果把占据中原的国家视为正统，那么刘氏、石氏、慕容氏、苻氏、姚氏、赫连氏所得的土地，都是五帝、三王旧日的都城所在。如果把有道德的国家视为正统，那么小小的国家也必定会有贤明的君主；三代末世难道就没有昏暗偏邪的君王吗？因此，关于正统与闰统的议论，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够贯通其义，确切地说到使人无法改变、驳夺的程度。臣如今所叙述的，只是想记载国家的兴衰，写明百姓的安乐与忧患，使读者自己选择其中的善恶得失，作为劝勉和鉴戒；并不像《春秋》那样建立褒贬的法则，使乱世恢复正道。至于正统、闰统的分际，不是臣所敢妄加知晓的，只根据各自功业的事实来论说。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经统一九州，把国统传给后代；子孙即使衰弱流离，仍然承继祖宗的事业，存有恢复旧业的希望。四方与它们争衡的国家，都是它们原来的臣属。因此，对这些统一过九州的国家全都采用天子之制来对待。其余国家土地相近、德行相等，不能相互统一，名号也没有差别，本来就不是君臣关系的，都按照列国的制度来处置，彼此平等对待，不加抑扬，希望不歪曲事实，接近最公正的原则。然而天下分裂的时候，不可以没有年、时、月、日来辨识事情发生的先后。根据汉朝传给魏、魏又由晋承受，晋传给宋，一直到陈，最后由隋取代；唐朝传给后梁，一直到后周，最后由大宋承继。因此不得不采用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周的年号，来记载各国的事情；这并不是尊崇这个而贬低那个，也不是在辨别正统与闰统。昭烈帝对于汉朝，虽然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但族属已经疏远，不能考察记载他的世系、名位；这也如同宋高祖自称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自称吴王刘濞之后一样，是非难以辨明，所以不敢把他同光武帝和晋元帝相比，使他得以承继汉氏遗留下来的正统。’到了晦庵先生朱熹为《资治通鉴》撰写《纲目》，贬斥魏而以昭烈帝章武元年承继汉统，正统问题才开始得到纠正。【原注：《通鉴纲目》：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这一年，僭越建国者一。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回到洛阳，去世。太子曹丕自行兼任丞相、冀州牧、魏王。冬十月，魏王曹丕称皇帝，废汉帝为山阳公。十二月，魏主曹丕前往洛阳。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即魏黄初二年。】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孙权迁徙治所到武昌。秋八月，孙权派使者向魏投降，魏封孙权为吴王。二年，即魏黄初三年、吴大帝孙权黄武元年。旧国一、新国一，共有两个僭越称帝的国家。后主建兴四年，即魏黄初七年、吴黄武五年。夏五月，魏主曹丕去世。秋八月，吴王孙权围攻江夏，没有攻克。七年，即魏太和三年、吴黄龙元年。夏四月，吴王孙权称皇帝，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并与吴主孙权结盟。旧史和《资治通鉴》都把建安二十五年作为魏黄初元年，如今仍把这一年系于汉朝，因为汉朝尚未灭亡。曹丕废黜汉帝而昭烈帝即位，于是把章武元年作为汉朝纪年，魏自此就是僭伪之国。孙权接受魏所封的爵位，从这时开始称吴王，记载他受封于魏；但他最终背叛魏而称帝，所以把黄武元年与魏黄初年并列为列国的僭伪纪年，这样正统体例才算确定。他的《斋居感兴诗》说：‘东京失去了驾驭天下的能力，掌刑的臣子堵塞了上天的纲纪。西园培植奸邪污秽，五族使忠良沉没。青青的千里野草，乘时而起，横行作乱。当涂之人转而凶悖，汉室的炎精于是失去光辉。威武的左将军，手持斧钺镇守西南疆域。’

译伏龙奋力一跃，凤雏也展翅飞翔。祭祀汉室以配苍天，出师令四方震惊。天意最终也无法挽回，王业的图谋不能偏向兴盛。晋史把魏奉为正统，后来的贤者应当重新改变它。世上没有鲁仲连这样的人，千年之后只能徒然悲伤。】然而本书正文仍然采用《寿书》。我曾经听缙绅先生谈论，认为《寿书》一定应当改作，我私下早有这个志向。到先君临终时，他又留下遗命，坚决要我完成这件事，但阻碍重重，始终不能实现。统元年，诏令我持节出使宋国，告知宋朝登上帝位、通好息兵之事。宋人把我留在仪真馆舍，不让我进退，束缚双臂、抱持符节，什么也不能办理。于是我拿出旧稿，凡是从汉起至晋止，立下界限，分列条目，用来改写《寿书》，撰成年表、帝纪、列传、录以及各篇序、议、赞。十二年夏五月，我命令伴使西珪向两淮制使印应雷借书，得到《二汉书》《三国志》《晋书》，于是撰成正史。把裴松之注中的异同、《资治通鉴》的取舍、《纲目》的义例参照校订，归于详实。因为昭烈承继汉统，所以把魏、吴视为僭伪。十三年冬十月，书成：年表一卷，帝纪二卷，列传七十九卷，录八卷，共九十卷，另分为一百三十卷，仍沿用旧名，称为《三国志》。【原注：义例说：史书的出现已经很久了，但称谓并不统一。】例如三皇的书称为《坟》，五帝的书称为《典》，虞、夏、商、周的书称为《书》，历代珍贵的传记称为《训》。周朝时期，列国各有史书，也各有名称：晋称为《乘》，楚称为《梼杌》，鲁称为《春秋》。它们记录言语行动的性质相同，但名称并没有固定。战国、秦、汉时期，记载和注释更加繁多，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铎氏微》《秦纪》《八览》《六论》等，多得无法尽数，但都不能称为完备的史书。到司马迁总括编纂，从黄帝写到汉武帝获得麒麟，命名为《史记》。班固撰写前汉史，从高帝开始，到王莽结束，另成一代，如同虞、夏、商、周各有一书，称为《汉书》。陈寿撰写国史，当时东汉史还没有完备的著作，于是从献帝以下断限，分别撰成魏、蜀、吴三书，总称《三国志》。天下分裂，统绪不一，如同周室衰微时的列国，所以像《国语》那样另成一书而称为“志”。“志”也是记载。如今虽然增修、革除讹误、修饰鄙陋，端正统绪，但书名不能改变，所以仍然称作《三国志》。先生近来修撰新书，先制定义例，以说明更改、订定、取舍的用意，现分别列在各条正文下面。谨按：陵川集所载这篇序文称书名为“续后汉书”，与这里不同。看这条注释可知，作序时原名本是《三国志》，后来才改名为《续后汉书》。苟宗道所作行状中说“仍改名为续后汉书”，应当是对的。后来延祐年间，中书省的咨文仍称《三国志》，到江西行省刊刻时，才确定称为《续后汉书》。冯良佐序中所说“如今所确定的名称”，指的就是此事。明代刊刻文集的人错误地改动了原文，这篇序应当仍以原本为准。】振兴昭烈幽微的光辉，彰显孔明宏大的心志，驱除曹操、曹丕的鬼蜮伎俩，揭破司马懿、司马昭的深沉心机；阐明道术，排斥异端，辨别奸邪，表彰风节；甄别义士烈士，考核正统与伪统、曲直是非，剖析隐晦深奥的义理，以典章法则加以验证，并归本于道德，推究到六经的根源，补充三史的不足，使千年来的蒙蔽一下子廓然大明。古人撰书，大多是圣贤之道受到阻塞后发愤而作；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都是这样。然而它们都能超越一时的昏暗，使道理流传百世，所以韩愈说：“即使让柳子厚一时做将相，用那种际遇换取这种文章，究竟谁得谁失？”【原注：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长，困窘也没有达到极点，即使他的才华有过人之处，他的文学辞章也必定不能自立，以至于必然流传到后世，如今看来毫无疑问。”】即使让柳子厚一时如愿做了将相，用那种际遇换取这种文章，究竟谁得谁失？将来一定会有人能够辨明。】如今我在幽禁困厄的极端处境中编成此书，大概也算是失意中的所得，正是古人的志向。唉，哪里能够再回到先君面前，告诉他事情已经完成呢？十五日，庚子，翰林侍读学士、行台宣抚使、使持节入宋国国信大使，陵川郝经作序。

译《续后汉书新注序》三国之事涉及汉、晋，互相参照、彼此错见，前后一百多年，各种记载不下数十乃至数百家。流传于世的，汉史有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袁宏《汉纪》、袁暐《献帝春秋》、张璠《汉纪》、乐资《山阳公载记》、王隐《蜀记》、孙盛《蜀世谱》、郭冲《五事》；魏史有王沉《魏书》、傅玄《魏书》及傅玄《子评断》、孙盛《魏氏春秋》、鱼豢《魏略》、孔衍《汉晋春秋》、阴澹《魏纪》；吴史有韦曜《吴书》、虞溥《江表传》、胡冲《吴历》、虞预《会稽典录》、环氏《吴纪》；关于晋的有干宝《晋纪》、虞预《晋书》、王隐《晋书》、谢沉《晋书》、孙盛《晋阳秋》、傅畅《晋诸公赞》、徐广《晋纪》，都各自记载一国之事，以此自成一家。唯独陈寿合并魏、蜀、吴，撰成《三国志》，号称良史。然而其中史事多有疏略，所以宋文帝命裴松之作注，广泛汇集各家史书，补其遗漏，并分别列在原文下面，同时进行考订，辨明得失。各书中有疏略之处，引用其他书而所记事情相同的，就给它作注；事情已经明显的，就不再作注。如今宣相陵川先生改正《陈志》，凡裴注中的事情应当收入正文的，就删取编入；其中乖谬不合、不能传信的，就弃置不用。先生命宗道搜集整理，全部作成注释，置于新书正文下面；《陈志》的评论、裴注的论说，也一并完整载录。其中义理悖谬错误的，就根据我从先生那里听到的议论加以辨正。凡书疏、论议所引用的古今事例，裴注没有完备记载的，都予以补充；已经见于正文的，不再重复；没有可考依据的，就缺略不载。先生近来撰写新书，先制定义例条目，以说明取舍褒贬的宗旨，现分别列在正文下面。书中的史法，又重新阐发凡例，以显示其义。宗道起初侍奉先生的父亲静直先生，后来又向先生求学。先生在南阳开府时，征召宗道为属掾；奉命出使入宋，又征召我充任典书状，辗转患难共十三年。因此不敢不接受使命，也希望能够依附骥尾，在大典末尾列名。宣抚司都事、充任国信书状官、门生，河阳苟宗道作序。《续后汉书后序》人们有句常说的话：“经和史，史是用来记载兴亡的，而经也是史。”《尚书》记载帝王的政治，《春秋》记载十二公的行事，能说它不是史吗？只是因为它由圣人亲手确定，后世尊称为经而已。至于记载兴亡，就称为史。古代史书分为十七部，东汉以后、西晋以前有《三国志》，也是十七部之一。它出自陈寿之笔，不能说失去了三国的实情；只是尊魏为帝统，却不知道蜀汉的正统，这是史笔上的瑕疵。此前的史书在纪传之外还有书志，用来记载天地人三才的深奥，以及礼乐、食货、兵刑、官职的变迁，而陈寿都没有涉及，这是史笔更大的缺欠。这就是紫阳朱文公诗中所说“后贤应当重新改变”的意思，也是他发出感叹的原因。紫阳之后一百多年，读史的人只是徒然增加感慨。中统庚申年，郝文忠公以行台宣抚持节使出使宋国，滞留仪真，进退两难，于是继承先人的志向，修撰旧史。他从旧稿开始，制定凡例，首先以昭烈为帝，魏、吴写到其止；正文之外又有表和传，以辨明尊卑；并重新撰写八录，以补陈寿的缺漏。各录都冠以序，叙述事情的始末，用议论、赞语来说明宗旨；考察前人的言论，征验后代的史书，然后有所增删取舍。仪真使他一时受到压抑，而史书却流传百世、留下芳名，公的荣耀将长久流传。公的先世承受诗书教化，又凝聚了陵川清纯精粹的气质；无论嬉笑怒骂、铺陈张扬、吟咏讽诵，都写成文章，从赋诗到移文，共有三十九卷，公的文章可谓广博。至于《续后汉书》和《陵川集》，就是如今确定的名称。延祐戊午年，集贤陈大学士将公的著作上奏，圣天子念及故臣值得怜悯，也欣喜于藏书能够流传，降下恩旨，使江西行省刊刻印行。王心从今以后，天下和后世都可以诵读学习，并借此增益德业。我冯良佐当时任职江西提衡儒学省堂，勤勉敬承圣旨，接受委任主持刊刻事务，率领儒生胡元昌等详细校正文字，希望没有讹误。工程完毕后，想到不能不记载此事，于是记录年代。是年秋七月既望，臣冯良佐叩头百拜谨慎记载。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一【缺】元代郝经撰 年表【缺】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二　　　　　　元　郝经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