録第八上

译曹刿回答说：“这是尽职尽责的一类，可以凭此一战。（原注：凡是《兵录》引用经书、诸子、史书中的传闻和纪传、注文相互参照的，便不再重复；没有见于其他书的，才分别注在正文下面。）晋侯将要攻打虢国，士蒍说：“礼乐、慈爱，是作战前应当积蓄的东西。百姓彼此谦让，乐于和睦，爱护亲人，哀悼丧事，然后才可以让他们作战。虢国没有积蓄这些德行，急于作战必然会饥困。”晋文公刚入国时开始教导百姓，第二年想要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懂义，尚未安居，因此应当先出兵安定襄王，入境后致力于使百姓获利，百姓就会留恋生计了。”晋文公准备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懂信，信义的作用还没有显示，因此应当攻打原地来显示信用。百姓交换财物，不求丰厚，明确验证他们所说的话。”晋文公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懂礼，还没有产生恭敬之心，因此应当大规模搜阅军队来显示礼制；制定执秩以整顿官职，使百姓听从而不迷惑，然后才可以任用他们。”楚庄王在邲地战胜晋国，潘党请求修筑武军台，收集晋军尸体筑成京观，以使人不忘武功。楚庄王说：“‘武’字就是停止干戈。武王战胜商朝后作颂歌说：‘收起干戈，收藏弓箭；我追求美好的德行，把它陈列于这中原，确实由君王来保全它。’” 武王又作《武》，末章说：“完成并安定你的功业。”第三章说：“广布这些德行，反复思量；我出发只是为了求得安定。”第六章说：“安抚万国，使年年获得丰收。”武力是禁止暴乱、收起兵器、保全大定之业、安定百姓、使众人和睦、使财物丰足的。因此应让子孙不要忘记这些诗章。如今我使两个国家的尸骨暴露，这是暴虐！炫耀武力来威服诸侯，兵器并没有收起。既暴虐又不止息兵力，怎么能保全大业？晋国还存在，哪里谈得上完成安定的功业？违背百姓愿望的地方还很多，百姓怎么安定？没有德行却逞强，争夺诸侯，凭什么使众人和睦？把别人的危难当作自己的机会，把安定别人的祸乱当作自己的荣耀，凭什么使财物丰足？武力有七种德行，我一种也没有，拿什么给子孙看？这只是为了向先君的宗庙报告事情已经完成罢了。武力并不是我的功劳。（原注：武王战胜商朝后所作的颂歌，都是成王时周公所作。“载戢干戈”一章，是《时迈》的末章。戢，是聚拢；櫜，是收藏。意思是武王收起并收藏干戈，不再使用，这就是所谓“停止干戈为武”。《武》是演奏《大武》、祭祀武王时所唱的乐歌。第三章是《赉》，在宗庙中大规模封赏时所唱的乐歌。敷，是布施；绎，是陈述。“绥万邦，屡丰年”是《桓》的首章。第三章共有三篇，第六章共有六篇。考察《周颂》，武王的乐歌有《时迈》《执竞》《武酌》《桓》《赉》六篇，次序与这里不同，大概是楚国乐歌编排的次序。这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合乎大道，但仍然借助大道作为立命之本，依照、仿效仁义而使用节制，以求取得功利；并没有彻底推行武力来逞强用诈，距离文王、武王的道路还不算太远。后来王道降低而成为霸道，德行又进一步衰落，强大的国家相互折冲兼并，争斗激烈、战争频繁，号称战国；喜好武力，崇尚诈术和强力，把它们作为篡弑、夺取和劫掠的工具。赞赏孙武、吴起的诡诈，较量张仪、苏秦的倾危之术，逞现白起、王翦的残忍，把善于用兵、能够杀人视为贤能，认为仁义迂腐疏远而不切合实际。今年斩首几万人，明年斩首几十万人，堆积尸骸筑成城墙，分流鲜血形成池塘。二帝三王遗留下来的百姓，在刀兵交错中辗转求生，几乎丧失性命。于是孟子、荀卿各自著书论说兵道，推究仁义的根本，以阐明先王的志意。梁惠王问怎样使国家获利，孟子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有仁义就够了。”君王说：“怎样才能使我的国家获利？”大夫说：“怎样才能使我的家族获利？”士人和百姓说：“怎样才能使我自身获利？”上下交相追逐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弑杀国君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世家；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弑杀国君的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世家。拥有万的夺取千，拥有千的夺取百，不能说取得得不多。如果把义放在后面、把利放在前面，不夺取更多就不会满足。从来没有实行仁而遗弃自己亲人的人，也没有实行义而把君主置于后面的人。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安定于统一。”谁能统一天下？回答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谁会归附他？回答说：“天下没有不归附他的。”齐宣王问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臣下弑杀君主可以吗？孟子回答：“伤害百姓的人叫作贼，伤害义的人叫作残，残害百姓、背弃正义的人叫作独夫。只听说诛杀了独夫纣，没有听说弑杀君主。”齐宣王问：“寡人有个毛病，寡人喜欢勇武。”孟子回答：“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那种按剑怒视，说‘他怎么敢抵挡我呢’的，是匹夫之勇，只能敌得过一个人。大王请把勇扩大。《诗经》说：‘君王大怒，于是整顿军队，以阻止敌军进犯莒地，使周室的福祉更加厚重，以此面对天下。’这是文王的勇。文王一发怒，就使天下百姓安定。《尚书》说：‘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立君主，为他们立师长，只是要让他们帮助上帝，受到上天的爱护。’四方无论有罪还是无罪，只要我在位，天下怎么敢违背上天的意志？有一个人在天下横行，武王以此为耻，这是武王的勇。武王也一发怒，就使天下百姓安定。如今大王也一发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百姓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武。”齐国攻打燕国，战胜了燕国。齐宣王问：“有人劝我不要占取燕国，有人劝我占取它。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攻打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五十天便攻取了它，人力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取，一定会有天灾。占取它怎么样？”孟子回答：“占取它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占取它；古人有这样做的，武王就是。占取它而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占取；古人有这样做的，文王就是。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攻打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燕国百姓拿着竹筐盛饭、瓦壶装浆来迎接大王的军队，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为了躲避水火。如果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他们也只会转而投奔别人罢了。”齐人攻打燕国并占取了它。诸侯将要谋划救援燕国。宣王说：“诸侯多在谋划攻打我，为什么？应当怎样对待他们？”孟子回答：“我听说用七十里土地施行王政于天下的是商汤，却没有听说拥有千里土地还害怕别人的。”

译《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因此信任他。他向东征伐，西方夷人怨恨；向南征伐，北方狄人怨恨。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百姓盼望他，如同大旱时盼望云彩和彩虹。归市的人不停步，耕田的人不改变生产。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的百姓，像及时雨降下，百姓大为喜悦。”《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他一来我们就复苏。”如今燕国虐待百姓，大王前去征伐，百姓认为大王将把自己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所以拿着竹筐盛饭、瓦壶装浆来迎接大王的军队。如果杀死他们的父兄，拘系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走他们的重器，这怎么可以呢？天下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如今齐国又使土地扩大一倍，却不施行仁政，这是在发动天下的兵力。大王赶快发布命令，归还燕国的老人和儿童，停止搬走燕国的重器，与燕国众人商议，安置一位君主后再离开，这样还来得及制止事态。孟子又说：“尧舜是本性实行仁义，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仁义，五霸是假借仁义。假借仁义长久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们本来没有仁义呢？”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如今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又说：“《春秋》中没有合乎义的战争，不过有比另一方稍好一些的罢了。所谓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国家之间不能互相称为征伐。” 孟子又说：“梁惠王真是不仁啊！仁者把自己所爱的人和事推及自己所不爱的人和事；不仁者却把自己所不爱的人和事施加到自己所爱的人和事上。梁惠王因为土地的缘故，让自己的百姓在战争中遭受惨败；大败后想要报复，又害怕不能取胜，所以驱使自己所爱的子弟去送死，这就叫把自己所不爱施加到自己所爱上。”又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国君喜好仁义，天下就没有敌手。向南征伐，北方狄人怨恨；向东征伐，西方夷人怨恨。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武王讨伐殷商时，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的，并不是来与百姓为敌的。’百姓像山崩一样低下额角叩首迎接他。所谓征伐，是说匡正，各方都希望端正自己，哪里用得着战争？”又说：“君主不施行仁政却使国家富裕，这些人都被孔子所抛弃，何况还为他发动强大的战争来争夺土地；战争中杀人，尸体布满原野；争夺城池时作战，尸体布满城中。这就是所谓率领军队夺取土地、以人肉为食，罪行大到死刑也不足以容纳。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处以最重的刑罚；联合诸侯的人次之；开辟荒地、使土地承担赋税的人再次之。”又说：“如今侍奉君主的人说：‘我能替君主开辟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谓的良臣，就是古代所谓的民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两〕 君主不趋向大道，不立志于仁，却想使国家富裕，这是在使桀富裕。我能替君主约集盟国作战，一定能够取胜；如今所谓的良臣，就是古代所谓的民贼。君主不趋向大道，不立志于仁，却想替他发动强大的战争，这是在辅佐桀。按照今天的道路继续下去，不改变今天的风俗，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一天都不能安居。孟子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的内城、七里的外城，即使四面包围进攻，也不能取胜。四面包围进攻，一定有得到天时的情况；然而仍然不能取胜，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铠甲不是不坚利，米粮不是不多，却弃城而逃，这是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说：使百姓定居，不能只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能只靠山川溪谷的险要；威服天下，不能只靠兵器铠甲的锋利。得道的人得到的帮助多，失道的人得到的帮助少。得到帮助少到了极点，亲戚都会背叛他；得到帮助多到了极点，天下都会顺从他。凭借天下所顺从的力量，攻打亲戚所背叛的对象，所以君子可以不战；如果作战，就一定胜利。荀卿在赵孝成王面前与临武君讨论军事。赵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临武君回答：“上面得到天时，下面取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后发而先到，这是用兵的要领。” 荀卿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古代的道理是，凡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使百姓团结一致。弓箭调校不好，后羿也不能射中；六匹马不协调，造父也不能使车驶到远方；士人与百姓不亲近归附，商汤、武王也不能保证取胜。所以善于使百姓归附，才是真正善于用兵。因此用兵的要领只在于使百姓归附。”临武君说：“不是这样。兵事所看重的是形势和有利条件，所施行的是变化和欺诈。善于用兵的人行动迅疾隐秘，使人不知道他从哪里出击。孙武、吴起运用这些方法，天下没有敌手，难道一定要等到百姓归附吗？”荀卿说：“不是这样。我所讲的是仁人之兵，是王者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谋和形势。仁人之兵不可欺诈。能够被欺诈的，是懈怠轻慢的人，是道路险隘、行动迟滞的人，是君臣上下之间浑然已有离德现象的人。所以用桀的诈术欺骗桀，仍可能因巧拙不同而有幸与不幸；用桀的诈术欺骗尧，就如同用鸡蛋投向石头、用手指搅动沸水，若投入水火之中，只会焦烂沉没罢了。因此仁人的军队上下同心，三军同力，如同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又如手臂保护头目、遮护胸腹。即使对它施以欺诈突袭，也和先惊扰它再攻击没有区别。” 而且仁人治理国家，用十里之国，便会拥有百里范围内的耳目；用百里之国，便会拥有千里范围内的耳目；用千里之国，便会拥有四海范围内的耳目。他一定耳聪目明、警惕戒备，使内外和谐、传令统一。所以仁人的军队，聚集时形成队伍，分散时形成阵列；伸展时像莫邪剑的长刃，接触它的人必然受伤；收缩时像莫邪剑的锋利刀尖，抵挡它的人必然溃败；环绕而居、方正整齐时，又像磐石一样，触碰它的人只会折断棱角而退却。况且暴虐国家的君主，将和谁一起走到最后呢？他所能依靠的，必定只是他的百姓。那些百姓亲近我，欢喜得像亲近父母；喜爱我，芬芳得如同椒兰。他们回头看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到灼烧和刺面的刑罚，视其如仇敌。人的常情，即使是桀、盗跖，难道有谁肯替自己所厌恶的人去杀害自己所喜爱的人吗？这就像子孙亲自杀害自己的父母。他们一定会前来告知我，那又怎么能够欺诈他们呢？所以仁人治理国家，声望日益显明；诸侯中先归顺的就安定，后来归顺的就危险；与他为敌的削弱，反抗他的灭亡。《诗经》说：“武王举起旗帜，有人手执干戚，像烈火一样猛烈，于是没有人敢阻挡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孝成王对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王者的军队，应当采取什么道、实行什么行动才可以这样？”

译荀卿说：“凡是君主贤明的国家，国家就能治理；君主无能的国家，国家就会混乱。尊崇礼、重视义的国家，国家就能治理；轻视礼、鄙弃义的国家，国家就会混乱。治理得好的国家强盛，混乱的国家衰弱，这就是强弱的根本。上位者能够充分[疑“卭”字]，下位者就可以任用；上位者不能充分[疑“卭”字]，下位者就不可任用。下位者可以任用，国家就强盛；下位者不可任用，国家就衰弱，这是强弱的一般规律。喜爱士人的国家强盛，不喜爱士人的国家衰弱；爱护百姓的国家强盛，不爱护百姓的国家衰弱；政令守信的国家强盛，政令不守信的国家衰弱；重视用兵的国家强盛，轻率用兵的国家衰弱；权力出于一处的国家强盛，权力出于两处的国家衰弱，这也是强弱的一般规律。”齐人崇尚技击之士，他们的这种技艺，只要取得一个敌人的首级，就赏赐赎锱金，再没有基本的赏赐。因此，事情小、敌人脆弱时，尚且可以勉强使用；事情大、敌人坚强时，便涣散离心，像飞鸟一样，一旦倾覆就很快反复，这就是亡国的军队。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了，几乎等同于雇来集市上服役的佣工。魏国的武卒，是按标准选取的：穿三属之甲，操十二石的弩，背负五十支箭，在箭上放置戈，戴头盔、佩剑，携带三天的粮食，从中午起行进一百里。通过考核的，免除其户赋，并把田宅作为利益赏给他；但这种制度实行几年便衰败了，却还不能轻易废除，重新整治也不容易周全。所以，土地虽然广大，赋税却必然很少，这是危险国家的军队。秦人使百姓生活在狭窄困苦之中，使役百姓十分残酷：用权势胁迫他们，用险要困住他们，用庆赏诱导他们，用刑罚防范他们，使百姓想从上位者那里求取利益，除了战斗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把百姓置于困厄中加以使用，得到功劳后再奖赏他们，使功劳和赏赐相互增长。五个甲士的首级就隶属于五家，这是使众人强盛长久的最好办法[谨案：荀子作“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绩，并非侥幸，而是有规律的结果。因此，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也不能抵挡桓公、文公那样的节制之师；桓公、文公的节制之师，也不能抵敌汤、武的仁义之师。若让这些军队相遇，就好像把焦热熔化之物投入石头一样。把这几个国家合起来看，都是只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军队，都是雇佣徒众、出卖力气的做法，没有尊重君上、安定制度、遵守法度的道理。诸侯中如果有人能够精妙地用节制之道，那么这些军队一起行动，也只会使其全部陷入危险。所以，招募选拔、壮大权势、施用诈术、崇尚功利，是逐渐使人走向这种军队；礼义教化，则是使人归于整齐。所以用诈术对付诈术，仍然有巧拙之分；用诈术对付受到整治的军队，就好比用锥子和小刀刺穿大山。因此汤、武诛伐桀、纣时，只需拱手作揖、指挥示意，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奔走听命的。诛伐桀、纣，就像诛杀独夫。因此《防誓》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军队整齐强大，就能制御天下；规模较小而整齐，也能治理邻近的敌国。至于招募选拔、壮大权势、施用诈术、崇尚功利的军队，那么胜败没有固定规律，时而聚合、时而张大，时而存在、时而灭亡，不过是互相争强罢了。这就叫盗贼式的用兵，君子不采用这种做法。孝成王问临武君：“很好，请问怎样做将领。”荀卿说：“智慧没有比抛弃疑惑更大的，行动没有比不犯过错更重要，处理事情没有比不留下悔恨更重要。事情来到时做到无悔，也就够了，不能要求一定成功。所以制定号令，要严厉而有威势；庆赏和刑罚，要坚决而守信；驻扎、休息和储藏，要周密而牢固；迁移、进取和退却，要安稳而慎重，也要迅速而及时；窥察敌情、观察变化，要[疑“▯”字]深沉，要严密防备。遇到敌人决定交战，必须实行自己明确知道的，不实行自己怀疑的。这叫六种方法。”“不要只想做将领而厌恶退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不要在内部逞威而轻视外部，不要只看见利益而不顾及祸害。凡是考虑事情要周详，使用财物要宽裕。这叫五种权衡。”“将领有三种情况，即使君主下令，也不能让他接受命令：可以杀掉他，却不能让他守卫不完整的地方；可以杀掉他，却不能让他进攻不会取胜的地方；可以杀掉他，却不能让他欺压百姓。这叫三种至极的情况。”“凡是接受君王命令而统率三军的人，三军已经整顿，百官各得其序，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正，那么君主不能因喜爱而偏私，敌人也不能因愤怒而使他改变。这叫至高的臣子。”“谋划一定要在事情发生之前，并且以恭敬来反复审慎；慎终如始，始终如一。这叫大吉。”“凡是百事成功，必定在于敬慎；失败，必定在于怠慢。所以敬慎胜过怠惰就吉利，怠惰胜过敬慎就灭亡；谋划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谋划就凶险。”“作战要像防守一样慎重，行动要像作战一样严整，有功要像得到侥幸一样谦抑。慎重谋划不可荒废，慎重办事不可荒废，慎重对待官吏不可荒废，慎重对待众人不可荒废，慎重对待敌人不可荒废。这叫五种不可荒废。”“谨慎实行这六种方法、五种权衡、三种至极，并以恭敬和不荒废来处置，这就叫天下的将领，也就通达神明了。”临武君说：“好，请问王者的军队制度。”荀卿说：“将领要死守战鼓，驾车者要死守缰绳，百官要死守职分，士大夫要死守行列。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金声就后退；顺从命令是上等，有功劳次之。命令不许前进却前进，如同命令不许后退却后退一样，罪过相同。不杀老弱，不践踏禾稼。服从者不擒获，抵抗者不赦免，奔逃命令者不捕获。凡是诛伐，并不是诛伐百姓，而是诛伐扰乱百姓的人。百姓如果保护他们的贼寇，那么百姓也就是贼寇。因此，顺着刀刃而来的人生存，迎着刀刃而来的人死亡，奔逃命令的人则献出。微子启被封于宋，曹触龙在军中防守。商朝使服从的百姓得到供养、得以养生，和周人没有不同。所以近处的人歌唱欢呼而乐于拥戴它，远处的人竭尽跋涉而奔向它。没有一个幽僻、间隔、偏远、鄙陋的国家不奔走听命并安乐于它。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交通通达之处没有不服从的。这就叫作人的师表。《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不思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者有征伐而没有交战，守城者不攻击，军队抵抗也不予击杀。敌方上下相互庆贺，就为之庆贺；不屠杀城邑，不暗中出兵，不长期留驻军队，军队不超过时限。因此，作乱的人乐于接受王者的政令，不安于原来的统治者，希望王者到来。临武君说：“好。”陈嚣问荀卿：“先生谈论用兵，常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就是爱人，义就是遵循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兵呢？”凡是使用军队，都是为了争夺吗？荀卿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厌恶有人伤害他们；义者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厌恶有人扰乱他们。

译军队正是用来禁止暴行、消除祸害的，不是用来争夺的。”自从孟子、荀子的学说出现，仁义之道便明显昭著，如同正午的白日。天下和后世都知道有二帝三王的用兵之道，兵家那些杂乱的功利之术，自然成为小道了。汉朝兴起后，高帝灭秦，进入咸阳，看见秦国宫室，想住在那里。张良说：“秦朝因为无道，所以沛公才能到这里。既然是为天下除掉残暴贼寇，就应当以缟素作为标志。如今刚进入秦地，就安享它的快乐，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高帝于是把军队退到灞上。后来从汉中出兵，平定关中，到达雒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住高帝劝说道：“我听说顺应德行的就昌盛，违背德行的就灭亡。出兵如果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说，先明确敌人是贼，敌人才可以被制服。项羽无道，放逐并杀害他的君主，是天下的贼。仁义并不凭借勇力，正义也不凭借武力。三军将士为义帝穿素服，把这件事告知诸侯，正是要因此向东征伐。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您的德行的，这就是三王的举动。”高帝说：“好。”若不是先生，我就听不到这些话。于是为义帝发丧，袒露上身大哭，哀悼临丧三天，派使者告知诸侯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并且面向北方奉事义帝。如今项羽在江南放逐并杀害义帝，大逆无道。我愿意跟随诸侯王攻打楚国，诛杀杀害义帝的人。”汉军最终取得天下，凭借这两个人的话，可以说懂得了用兵之道，差不多可以与汤、武的事业相比了。此后汉朝四百年间，谈论用兵之道的有两人，即董仲舒和魏相。董仲舒做江都王的相，江都王问董仲舒：“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攻打吴国，终于灭掉吴国。孔子称殷朝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齐桓公向管仲解决疑惑，我向您解决疑惑。”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足以奉答这样重大的问题。我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去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攻伐国家不去询问仁人，这话为什么竟传到我这里来呢？仅仅被问到，我尚且感到羞惭，何况设下诈谋去攻打吴国呢？’由这番话看来，越国本来没有一个仁人。仁人，是端正自己的义而不谋求利益，彰明自己的道而不计较功劳。因此，在孔仲尼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以称道五霸为羞，因为五霸先施用诈术和武力，后来才谈仁义。如果只是施用诈术，就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门下称道。五霸在其他诸侯中算贤明的，比起三王，仍如碔砆之石相比于美玉。” 魏相上书劝谏宣帝不要攻打匈奴，说：“臣听说：救乱诛暴，叫作义兵；用兵合于义的就能称王。敌人加害自己，不得已而起兵，叫作应兵；用兵合于应的就能取胜。为小事争恨，不能忍受愤怒，叫作忿兵；用忿怒出兵的就会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宝，叫作贪兵；用贪欲出兵的就会破败。依仗国家强大，夸耀人民众多，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势，叫作骄兵；用骄傲出兵的就会灭亡。这五种情况，不只是人为之事，也是天道。”近来匈奴曾经有善意，所得到的汉人总是送还，没有侵犯边境；即使争夺车师的屯田，也不足以放在心上。如今听说诸位将军想要兴兵进入匈奴境内，臣愚昧，不知道这支军队该称作什么。宣帝于是停止出兵，后来终于使匈奴称臣。这些都符合先王之道和孟子、荀子的学说。所以凡是用兵合乎正道的，叫作正兵。黄帝战胜炎帝，擒获蚩尤；舜征讨有苗；夏征讨有扈；汤放逐桀；文王攻打崇；武王攻打纣；周公平定三监；宣王平定淮夷；这些都是正兵。至于齐桓公攻打楚国，秦穆公攻打晋国，晋文公战胜楚国，楚庄王讨伐陈国，晋悼公使郑国服从，吴王夫差进入郢都，也属于次一等的正兵。经历战国以及秦朝二百年，没有正兵，只有乐毅攻打齐国、无忌援救赵国，颇有正兵之名。直到高帝攻打秦国、消灭项羽，周勃诛杀禄、产，亚夫平定七国，光武讨伐王莽，用兵才重新恢复正道。三国分裂，曹氏攘夺窃取，孙氏苟且据有，都不是正兵。只有昭烈帝攻取徐州以讨伐曹操，依靠袁绍以讨伐曹操，劝刘表以讨伐曹操，驱逐刘璋以奉祀汉室，征讨孙权以报仇。诸葛亮使孙权抗拒曹操，借助周瑜击破曹操；后来接受遗诏托付，南征北伐，认为汉贼不能两立，王业不能偏安，期望兴复汉室，回到旧都。又两次攻伐魏国，直到去世仍未停止；名义正大，威德显著，是汤、武以来所未有的。因此用兵之道，不过是仁义罢了，胜负得失都不应作为计较的根本。所以诸葛亮说：“至于成功失败、顺利艰难，不是臣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那些不以仁义为根本，却把智力当作必胜条件的，都不是先王的用兵之道。谨按：此处缺少《兵制》一篇。

译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九十中，元代郝经撰。录第八中。兵。兵阵、兵教、兵法、兵权、兵将。谨按：本卷缺少《兵》《陈兵》《教兵》《柄》三篇。兵法。坤代表阴、金、肃杀之道，也代表用兵，所以初见霜时尚不施治，到了龙相争而弑杀君父，就必定要用兵平定、止息祸乱，这就是诛讨的根源。坤代表众多而杂乱，坎代表水与平准；只有整齐并不是真正的整齐，所以坤、坎合起来成为“师”，这是律令的根本。王者体察上天、效法大道，掌握权力、执持衡器，整顿军队、修治武备，共同执行上天的惩罚，这叫天讨。五刑五用，作为王法；放逐、流窜、诛杀，征伐、侵袭、防守，用来树立威势、推行政令、除掉残暴、安定众人。霜露按时降下，应当杀伐时便杀伐，这就是与上天相同。所以《易》说：“适宜于侵伐，是为了征讨不服。”不服从就征讨，服从就舍弃不征。适宜于出兵，是为了征治城邑、国家和人民，同时也必须先自治。王者出征，有功而斩获首恶，俘获的不是其党羽；消灭其首领，对胁从者不加治罪。王者用三驱之礼，放失前面的禽兽，是舍弃逆者而取顺者。登上城墙，却不能攻克，吉利，是因为义理上不能取胜便自行反退。公在高墙之上射隼，能够捕获它，没有不利，是说适时出手以解除悖乱，必定有功。高宗攻打鬼方，三年才攻克，是把兵力穷尽于远夷，虽然取胜却也疲惫。震卦所说攻打鬼方，三年后受到大国赏赐，是攻伐远方以显示威势、以此成就天下，虽然时间长，也应当赏其功劳。这些大概只是说王者兵法的端绪。周公制定经常制度，由夏官大司马掌管国家政务，建立治理诸侯国的九项法则，以辅佐王平治诸侯国：划定王畿、分封诸侯以匡正诸侯国；设置礼仪、辨明位次以区别诸侯国等级；进用贤人、振兴功业以发展诸侯国；建立牧、设置监以维系诸侯国；制定军制、诘问禁令以整治诸侯国；施行贡赋、分配职事以任用诸侯国；简选、考核乡民以供国家使用；使守职均平以安定诸侯国；亲近小国、尊重大国以协调诸侯国。用九伐之法匡正诸侯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侵犯寡少的，就责罚它；残害贤人、伤害百姓的，就征伐它；在国内暴虐、对外陵犯的，就筑坛告祭而讨伐它；田野荒芜、百姓离散的，就削减它的土地；依恃险固而不服的，就侵伐它；残害、杀死亲属的，就正法它；放逐、弑杀君主的，就残灭它；违犯王令、侵犯政权的，就堵塞其道路、禁绝其行动；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的，就防禁它。六年举行一次朝见，五服之内轮流来朝；又过六年，王才按时巡行。一次不来朝，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来朝，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来朝，就出动六师迁徙、处置他。王巡狩考察四方，防察诸侯，考核他们是否有不同、询问百年老人。命太师陈述诗歌以观察民风，命市官收集物价以观察百姓所好所恶，并记录淫邪偏僻的嗜好。命典礼官考定时月、确定日期，统一声律，整顿礼乐、制度、衣服；山川神祇有不举行祭祀的，叫作不敬；不敬的，君主削减其土地。宗庙祭祀有不顺当的，叫作不孝；不孝的，君主降低他的爵位。改变礼制、改换音乐的，叫作不服从；不服从的，君主流放他。变革制度、衣服的，叫作叛乱；叛乱的，君主讨伐他。对百姓有功德的，就增加土地、扩大疆域。土地开辟，田野治理，奉养老人、尊重贤人，俊杰处在职位上，就加以庆贺并扩充疆土。进入其境，若土地荒芜，遗弃老人、丧失贤人，贪暴聚敛者处在职位上，就加以责让。若他们扰乱常法、触犯纲纪，大逆无道，就把事情报告皇天上帝，遍告诸侯，向后土、山川神祇祷告，并到先王庙前告祭，然后命冢宰召集大司马，施行九伐之法，从诸侯征集军队，使方伯防守、联合诸侯，率领士卒正告说：“某国无道，于某年某月某日征讨它。”军队到达某国，方伯向军中宣布天子的刑法和命令：“进入罪人的土地，不得暴虐神祇，不得纵情田猎，不得毁坏土木工程，不得焚烧墙屋，不得烧毁林木，不得屠杀六畜，不得践踏禾黍，不得毁坏器械，不得伤害老幼。壮年男子不要拘系，不要与他们为敌；如果误伤他们，就把医药送给他们。”弑杀君父的人，诛杀其本人，把他的宫室玷污并蓄水淹没。其党羽以及参与篡夺、弑杀的人，杀无赦。诛除有罪者以后，修治整顿其国，举用贤人、树立明主，使原有职任恢复正常。军队各自返回本国。所以天子是讨伐而不是征伐，诸侯是征伐而不是讨伐；不因丧事加重，不乘凶年进兵，不反复加重怒责，这是彰明正道。追逐逃兵不超过百步，放过退走者不超过三舍，这是彰明礼制。不逼迫不能抵抗的人，怜悯伤病者，这是彰明仁爱。割取柴薪不放纵，市场店铺不改变，这是彰明法令。列阵后才击鼓，这是彰明守信。不争夺财货利益，这是彰明义。不杀服从者，释放投降者，这是彰明勇。不偷袭、不暗中袭击，这是彰明正。不忘记结局，也不忘记开端，这是彰明智。该用兵时用兵，该收兵时收兵，这是彰明武德。于是法度明确、制度确定，命令得以实行，禁令得以禁止；德行和威势令人敬畏，刑罚得以停用、兵器得以收敛，近四百年如此。到了犬戎杀死幽王，平王向东迁徙，却不讨伐申侯，反而驻守在母亲家族之地，三纲沦丧，九法败坏，王法被弃置在地，诸侯擅自掌权，征伐讨伐一并衰败，最终专归于大夫，又被陪臣窃取。孔子于是作《春秋》，申明王法，列举天子的禁令，采用周公的制度，尤其谨慎对待用兵。他把那些交战、陈兵的记载都不认为合乎正义；哪一方稍好于另一方，就通过取舍、删改文字来端正是非。所以君主亲自领兵时不说“率领军队”，如“王以狄伐郑”“公伐邾”“晋侯伐卫”，就是这种情况。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作“某帅师”，如“公子遂帅师伐邾”“晋荀林父帅师伐陈”，就是这种情况。将领尊贵而军队少，称作“将”，如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攻打廧咎如，就是这种情况。将领卑下而军队多，称作“师”，如宋国军队攻打滕国，就是这种情况。将领卑下而军队少，称作“人”，如郑国人攻打卫国，就是这种情况。夷狄则称其国名并举出国号，如狄人攻打晋国，就是这种情况。确定了统帅军队的制度以后，又对于侵伐、围、战、败、入、取、迁、灭、袭、追、戌、降、获、克，根据实际情状确定罪责，以显示其中的义理，并按轻重、深浅、正邪排列次序。伐重于侵，围重于伐；战重于围，败重于战；入重于败，取重于入；迁重于取，灭重于迁；袭、追、戌、降、获、克，都属于其次。侵，是正当法令所规定的，因为对方凭恃险固、依靠土地，所以侵入其土地；这是天子的禁令，是有正当名义的军队。自《春秋》以来，侵伐都不是奉禁令而且没有正当名义，只是暗中出兵掠夺边境、互相侵扰罢了。所以凡是记作“侵”的，都责怪其没有正当名义。齐桓公因为蔡姬的婚嫁之事而侵伐蔡国，晋文公因为曹国不行礼而侵伐曹国。至于召陵之战，是替蔡国讨伐楚国，天子的卿士率领十八国，以接受财物贿赂而败退，所以特意记作“侵”。从此诸侯没有霸主统率的军队，更没有正当名义。鲁国国内诸侯记作“侵”的有三次，都是因为侵入而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