録第一下

译董仲舒研治《春秋》，形成公羊学。公羊学出自曾子，所以他的学术有传承来源，并得到了道术的正统。他所作的三篇对策，是孟子以来前所未有的文章。它以王道为根本，深刻认识治理国家的体要，切中当时的弊病。他的学术源流纯正，明白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自己的利；彰明自己的道，不计较自己的功。”端正内心，就能端正朝廷、百官和万民。努力学习，就会见闻广博、智慧更加明达；努力实行道，就会德行日益增长，建立很大的功业。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这些都是孔门学术中关于求学的要领、师生传授的根本、致知力行的方法，以及遵循天命、顺应本性的道理。他反复称道成王、康王时期教化的美好，确实想使当今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追复三代的盛治。他认为《春秋》所说的“大一统”，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古今共同的道义。现在师承各有不同的道，人人各有不同的论说，百家各有不同的方向，思想旨趣不一，因此上面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屡变化，下面的百姓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臣下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范围、不属于孔子学术的，都应断绝其道，不让它们并行发展；邪僻的学说消灭之后，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确，百姓也知道应当听从谁。汉武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只是大略施行，但仍号称崇尚儒学，表彰六经；从功业来说，并不在孟子之下。他进退、仪容和举止，不合礼的事一概不做。两次侍奉骄横的诸侯王，都端正自己来率领属下。正当公孙弘迎合皇帝心意而取得相位时，仲舒却始终坚持正道，最终老死在家中。汉代的儒者，都比不上他。可惜他出生在学术断绝之后，没有见到圣人传承的完整面貌；他首先提出三代受命的符瑞，因而开启了符命谶纬等不合经义的说法，成为后世奸人篡夺窃取政权的工具。他又根据《春秋》所载灾异变化，推求阴阳错行的原因，用来施行闭塞阴气、放纵阳气的方术，流于小道异端，所以不能像孟子那样纯正，也不能继续完整传承孟子的道统。扬子【原注：《汉书》说：扬雄字子云，是蜀郡成都人。扬雄年少时就喜好学习，不满足于只通晓章句训诂，广泛阅读，无所不看。他为人简朴放达，口吃，不能畅谈，沉默而喜好深沉精微的思考；清静无为，嗜欲很少，不急切追求富贵，也不因贫贱而忧愁，不修饰廉隅来求取名声。当时家产不过十金，穷困到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却安然自若，胸襟很大。不是圣哲之书就不喜爱，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即使富贵也不去做。扬雄起初喜好辞赋，后来停止，不再创作；又深思浑天之学，参照摹拟而分为四部分，推演到八十一。旁支则分为三摹、九据，推演到七百二十九。赞语也说这是自然之道。因此，观察《易》的人看见卦象就给它命名，观察言辞的人数其画数来确定名称。玄首的四重不是卦，而是数。它的用法从天元推演一画，以一昼夜阴阳的度数和律历的纲纪，九九大运与天始终相应。所以《太玄》分为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作三卷，称为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也有《颛顼历》的内容。以三表错综安排它，用吉凶开启它，用象来联结它，以人事分类播布它，用五行加以文饰，用道德仁义礼智来比拟它。】它没有主宰，也没有固定名称，但必须与五经相合。如果不是相关的事，文辞不会凭空产生。因为它过于广大而模糊，难以理解，所以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挸》《图》《告》十一篇，都是用来解释、剖析《太玄》本体，分解其文章句读的；这些篇章如今尚且保存不全。扬雄看到诸子各自凭借见识而奔驰，通常诋毁圣人，制造怪诞迂阔的分析和诡异言辞来扰乱世事；即使是小的辩说，最终也会破坏大道、迷惑众人，使人沉溺于见闻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等到太史公记载六国历史，写到楚汉而止于获麟，却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在经义上颇有错误。因此当时有人向扬雄请教，他常用经义的法则回答，并仿照《论语》撰成十三卷，名为《法言》。赞曰：以上是扬雄自己的序言。扬雄四十多岁时，最初从蜀地来到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认为他的文章典雅，召他担任门下史，推荐他待诏。一年多后，他上奏《羽猎赋》，被授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同列。汉哀帝初年，他又与董贤同官。成帝、哀帝、平帝年间，王莽、董贤都做到三公，权势压倒皇帝；他们所推荐的人无不被超擢，扬雄三代却始终没有升迁官职。到王莽篡位时，谈论符命、称颂功德而获得封爵的士人很多，扬雄仍然没有被封侯。他因年老、资历久而转任大夫，对权势利益却很淡泊。像这样，他实际上是喜好古道、以道为乐。他的志向是追求文章，在后世成名。他认为经书没有比《易》更伟大的，所以撰作《太玄》；传记没有比《论语》更伟大的，所以撰作《法言》；史书没有比《仓颉》更好的，所以撰作《训纂》；箴言没有比《虞箴》更好的，所以撰作《州箴》；赋没有比《离骚》更深厚的，所以反过来加以扩充；文辞没有比司马相如更华丽的，所以撰作四赋。所有这些都斟酌它们的根本，彼此依照、仿效而驰骋笔墨。他用心于内在修养，不向外界求取。当时的人都轻视他，只有刘歆和范逡尊敬他；桓谭则认为他的才华举世无双。王莽时期，刘歆、甄丰都做了上公。王莽已经凭符命建立自己，即位以后，想断绝符命说法的源头，以神化从前的事情；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重新献上符命。王莽杀死甄丰父子，把刘棻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凡是被文辞牵连的人，便逮捕而不再请示。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上校书，治狱使者来想逮捕扬雄；扬雄害怕不能免罪，于是从阁上跳下，几乎摔死。王莽听说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在这里？请查问其中原因。”原来刘棻曾跟随扬雄学习奇字，扬雄并不知道他的内情。于是下诏不要追问。

译然而京师人为此编成话说：“只有寂寞之人自投天禄阁，才会清静无为地制作符命。”扬雄因病免官，后来又被召回任大夫。他家一向贫穷，又嗜酒，很少有人登门。当时有好事者带着酒菜来跟随他游学，钜鹿侯芭常常跟随扬雄居住，接受他的《太玄》《法言》。刘歆也曾观看这些书，对扬雄说：“你只是白白自苦。如今的学者有了俸禄和利益，尚且不能弄明白《易》，又怎么能弄明白《太玄》呢？我恐怕后人会拿它去盖酱缸。”扬雄笑笑，没有回答。他七十岁时，在天凤五年去世。侯芭为他修筑坟墓，守墓三年。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你常常称赞扬雄的书，难道真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会流传，只是您和我恐怕看不到那一天。”凡人总是轻视眼前而看重久远；他们亲眼见到扬子云，觉得他的俸禄、官位和容貌不能打动人，所以轻视他的书。从前老聃著有讲虚无的两篇文章，鄙薄仁义，非难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人仍认为它超过五经。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司马迁，都有过这样的说法。如今扬子的书，文义极其深厚，论说又不违背圣人之道。如果他遇到当时的明君，再得到贤智之士的赏识和称善，那么一定会超越诸子。有些儒者讥讽扬雄，认为他不是圣人却撰作经书，就像《春秋》中吴、楚的君主僭越称王一样，实在是应当诛绝的罪过。自扬雄去世至今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广泛流行，而《太玄》始终没有显扬。【篇籍完整保存。】扬雄的学术，不知道从哪里传承而来。他自称喜好学习，不满足于只通晓章句训诂；沉默而喜爱深沉的思考，清静无为，嗜欲很少，不急切追求富贵，也不因贫贱而忧愁；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却安然自若。不是圣哲之书就不喜爱。他起初喜好辞赋，仿效司马相如，后来停止，不再创作。扬雄仿照《易》作《太玄》，仿照《论语》作《法言》。他的《太玄》以老子为根本，把数从三出发而加倍推演，所以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另分为三卷，称为一、二、三，与《泰初历》《颛顼历》相应。以三表错综安排它。道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数，《洛书》《河图》本来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于此。八卦、九章，并不是圣人凭空制作的，而是圣人取法道的数理。道的数只有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以此形成阴阳，成就变化，运行鬼神，都不离开本有的两端。因此从二生四，从四生八，层层递推，直到六十四。日月星辰、寒暑昼夜、度数时节，都包含在其中。宓牺用一个奇数、一个偶数各三次相加而成卦，所以是三画。它的本体只有两端，发展到六十四卦，也没有超出一个根本；乾、坤两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也不离开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一个之中包含两端，这才是《易》的真正数理。它并不像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一个本来就能生出两端，两端各自再生两端，于是二生四；本来不会生出三。扬雄虽然是著名儒者，但他的学术却用老子的说法来仿拟《易》，都以三为根本而加倍推演，于是道的数就有了两个根本。他于是按照自己的私意制作，以数来传达义理，而不是依照造化本来的样子以理为数。至于他论说人性，认为善恶混杂。道存在于人，凝结为人的本性；本性具备万理，没有不是至善的，处于中而不偏倚，专一而不分二，精纯而不杂乱，纯粹而无间隔，私欲、邪念、虚伪、妄想怎么能混在其中呢？恶源自危险的人心和对外物欲望的私念，又怎么能说是人的本性呢？根本已经悖谬，其余就不值得称道了。他把实践修养的最高境界说成清静寂寞，这也是老氏的学说。至于他侍奉王莽、参与篡位之事，撰写歌颂王莽的《美新》文章，却不以此为耻，最后遭受困厄，甚至跳阁自杀，这与颜子身处陋巷、孔子在汶上，以及伯夷、叔齐采薇而不食周禄、临终仍守正而死的人，完全不同。百家 自从有了文字契刻以来，除国家典籍外，士人和庶民不敢擅自著书；所以不是天子不能制定制度，不能考定文字。即使孔子这样圣明，足以制作典章，像《易》《诗》《书》以及礼乐等，也都是因循旧有制度加以修订，并不是古代本来没有而由自己凭空创作的。孔子去世后，各位弟子分别记录、记忆老师的学说，开始各自有了著作；然而仍以唐、虞的典章、文王和武王的道统为依据，尊奉孔氏，不敢凭个人臆见冒犯时政、迷惑众人。到了孟子时代，齐国有三位邹氏人物；邹忌以鼓琴求见齐威王，被封侯并接受相国印信；孟子之前，邹衍也曾如此。齐宣王喜爱文学和游说之士，七十六人都赐给宅第，任为上大夫，不处理政事而专门议论。于是稷下先生以及游学之士兴盛起来，多达数百乃至上千人。邹衍深入观察阴阳消长，创作怪诞迂阔的变化之说，撰成《终始大圣》十多万字。他的言论宏大而不合常理，先从细小事物验证，再推演扩大到无边无际，直到海外不可看见的地方。他称引天地开辟以来五德转移的说法，认为各种治理各有适宜。儒者所谓中国，在天下不过占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部又自有九州，不能把它算入天下九州的数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地方还有九个，这才是所谓九州。每一州都有大海环绕，人民和禽兽不能彼此往来；像一个区域那样的地方就是一州，这样的共有九州，外面又有大瀛海环绕，直到天地交界之处。他的学说大多属于这一类。王公大人初次听见这种学说，都惊惧地回顾，想要改变。淳于髡也是齐国人，博闻强记，但学术没有固定宗旨。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接子也是齐国人；环渊是楚国人；他们都学习黄老的道德、法术、阴阳之学，各自著书以求取当世君主的任用。邹奭是齐国诸位邹氏中的一人，很采纳邹衍的学术来修饰文辞。齐宣王赞赏他，和淳于髡等人都列为大夫，给他们在康庄大道旁开设宅第，建造高门大屋，尊敬宠幸他们。齐国人因此作歌颂说：“邹衍善于谈天，邹奭善于雕饰龙文，淳于髡善于谈论车毂烤熟之类的奇闻，田骈号称天口。”赵国又有公孙龙，专门进行坚白、同异之辩。剧子的学说流行于世。魏国有李悝，提出尽地力的教法。楚国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世上流传着他们许多著作，不能一一说尽。于是，在周公、孔子以前以及孟子、荀子以后，各种学说杂然纷纷出现，各自成为一家，如鬻、邓、管、晏、老聃等都有自己的著作，只是文辞彼此不同；大体都是传闻和诵习，到这时才开始形成书籍。

译到了秦朝，禁绝《诗》《书》的法令更加严厉，但诸子百家仍自行流传于世。汉武帝时，董仲舒请求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然大略施行，却不能彻底禁止。到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才另外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推究各家的根本学说，称为“指要”，并把黄老置于六经之前；又把儒家与杨朱、墨翟、刑名之学并列称为“家”，这是昧于道术正统的做法。此后各种学派渐渐滋长蔓延，各家自行著书，像淮南王刘安一类尤其偏僻荒诞。汉成帝时，下诏命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订兵书，尹咸校订术数，李柱国校订方技。每完成一部书，刘向就列出篇目，概括其主旨，编录后上奏。刘向去世后，儿子刘歆继承他的事业，于是总括群书，上奏《七略》，所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伎略。班固撰《艺文志》，把《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总称为六艺，共九种；把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总称为诸子九流，共十种；把赋、歌诗总称为诗赋，共五种；把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伎巧总称为兵家，共四种。把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总称为术数，共六种；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总称为方伎，共四种。这些书合计数千篇、数百万字。根本与末流相去日远，正道于是荒芜了。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也存在于人的心中；贯通过去和现在，经历千万世，起初并没有增加或减少。宓牺以前，有道而没有文字；宓牺以后，有文字而没有成书。唐、虞以后才开始有书，经三王加以增益，最后由孔子加以整理。传承和叙述的都是同一道理，规范的是同一颗心，也没有增加或减少，仍然如同宓牺氏以前的道。那些百家众流却凭一点偏见、浅陋见闻，擅自把自己放在圣人之后、六经之上，挖空蛀蚀道的真髓，以红紫混淆人的耳目，使篇简受到尘污，让求学者不知道应该听从谁；他们往往陷入方技小道，所以对天下的危害，也仅次于异端。异端 杨墨【原注：《史记》说：墨翟是宋国大夫，擅长守城防御，主张节约费用。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索隐》考证：《别录》说墨子书中有文子，文子是子夏的弟子，曾向墨子请问。这样看来，墨子应在孔子七十弟子之后。杨朱见于《列子·黄帝》篇。庄周书说杨朱是老子的弟子。】杨朱，是老子弟子一派，主张黄老之术；墨翟，是宋国大夫，主张节用、崇尚俭朴，擅长守城防御。他们都出现在春秋以后、孟子以前。杨朱主张“为我”，即使拔下一根毫毛能够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去做；墨翟主张兼爱，即使磨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有利于天下就去做。杨朱满足于保全自己，不肯为天下谋利，看起来像义而其实不是义；墨翟爱人没有差等，约束自己来使天下获利，看起来像仁而其实不是仁。推到极端，杨朱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君主，墨翟把兼爱建立在两个根本上而不知有父亲，所以孟子认为他们最能扰乱人心、迷惑天下、危害道统。墨翟有著作，他的弊病在《孔丛子》中可以看见；杨朱没有著作，他的弊病在《列御寇》中可以看见。书中说：“人的寿命即使能达到一百年，真正活到一百岁的千人中也没有一个。假使有这样一个人，从婴孩被抱着到老年，已经占去将近一半；夜间睡眠所消耗的时间，白天清醒所遗漏的时间，又占去将近一半；病痛、疾病、悲哀、苦楚、死亡、失去、忧虑和恐惧，又占去将近一半。在十多年中，能够悠然自得、没有一点忧虑的时间，也不过一时半刻罢了。这样说来，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可快乐的呢？不过是为了美食厚味，不过是为了声音和女色罢了。但美食厚味又不能永远吃够，声色又不能永远玩赏听闻；还要受到刑罚和奖赏的约束劝勉，受到名声和法令的进退驱使，慌慌张张地争夺一时的虚名，谋求死后的余荣，小心翼翼地顾惜耳目所见所闻，爱惜身体和心意的是非判断；白白失去当年的最大快乐，不能在一时之间纵情自得，这同被重重囚禁、层层枷锁束缚，又有什么不同呢？” 上古的人知道生命只是暂时到来，知道死亡只是暂时离去，所以任随心意行动，不违背自然所喜好的事；对于在世时的快乐，并不舍弃，因此不被名声所诱导。他们顺着本性遨游，不违逆万物所喜好的事；对于死后的名声，也不求取，因此不受刑罚牵累。名誉的先后、寿命的长短，都不是他们所计量的。又说：“伯成子高不肯损耗一丝一毫来使外物获利，舍弃国君之位而隐居耕作。大禹不肯以自身谋利，因劳苦而身体一侧枯槁。古代的人，损失一毫而使天下获利，是不肯做的；即使把天下的利益都奉给一身，也不肯接受。人人都不损失一毫，人人都不谋利于天下，天下就治理好了。”禽滑厘问杨朱：“拔下您身上的一根毫毛来救济天下，您愿意做吗？”杨朱说：“天下本来就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禽滑厘说：“假如确实能够救济天下，您愿意做吗？”杨朱没有回答。禽滑厘出来，把这件事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您没有通晓先生的心意，请允许我说明。假如损伤您的肌肤，却能得到一万金，您愿意做吗？”禽滑厘说：“愿意。”孟孙阳说：“斩断您的一节肢体，却能得到一个国家，您愿意做吗？”禽滑厘默然，过了一会儿。孟孙阳说：“一根毫毛比于肌肤，肌肤比于一节肢体。” 禽滑厘说：“我不能回答您，所以这样答复您。”那么，用您的话去问老聃、关尹，您的话就是正确的；用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我的话就是正确的。孟孙阳于是回头和他的门徒谈论别的事情。杨朱说：“天下的美名都归于舜、禹、周公、孔子，天下的恶名都归于桀、纣。然而舜在河阳耕作，在雷泽烧陶，四肢没有片刻安适，口腹得不到美食厚味，又不受父母喜爱，不被弟妹亲近。等到接受尧的禅让时，年纪已经大了，智慧也已经衰退，忧惧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人所遭受的穷困和毒害。禹为治水土而荒废自身，经过家门也不进去，身体一侧枯槁，手足长满老茧。等到接受舜的禅让后，住简陋的宫室，却使礼服和冠冕华美，忧惧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人所遭受的忧愁和苦难。周公代理天子处理政务，四国散布流言，在东方居住三年，诛杀兄长、放逐弟弟，才仅仅保全自身，忧惧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人所遭受的危险和恐惧。孔子阐明帝王之道，响应当时国君的聘请；在宋国被伐倒所宿之树，在卫国被消除踪迹，在商、周之间困窘，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受季氏压制，被阳虎羞辱，忧惧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民所遭受的仓皇困迫。”

译这四位圣人，活着时没有一天的欢乐，死后却有万世的声名。【疑误】“名”本来就不是实际所得的东西。桀凭借累世积累的资财，处在南面为尊的地位，尽情享受耳目所能得到的快乐，竭尽心思去做想做的事，欣喜放纵地直到死亡，这是天民中的逸乐放荡者。纣也凭借累世积累的资财，处在南面为尊的地位，在倾宫中放纵情欲，彻夜顺从欲望，不以礼义约束自己而感到劳苦，欣喜放纵地直到死亡，这是天民中的放纵者。那两个凶暴之人，活着有顺从欲望的欢乐，死后却蒙受愚昧残暴的恶名；实际所得本来不是名声所能给予的。那四位圣人，虽然美名都归于他们，受苦直到生命终结，最终同样归于死亡；那两个凶暴之人，虽然恶名都归于他们，享乐直到生命终结，也同样归于死亡。淫邪的学说和偏颇的议论，大都如此。没有私我，就是道心；有私我，就是人心。所以孔子没有预先的意图、没有一定的执着、没有固守的成见、没有私我，然后才能广大；广大以后才能化育万物，因此成为圣人、神人，与道合为一体，大公无私，纯粹不止，不能被间隔断绝，利用道来安顿自身并救济天下。按照杨朱的说法，开始只是一个私我，推而扩大到天地，把古今都归于一个私我，任意放纵而独自满足欲望，只使自己获利而不使天下获利，轻蔑四位圣人而与两个凶人同列。于是始皇、二世竭尽天下的膏血，来满足无边无际的欲望，最终使孟子所说的“率领野兽吃人，人也将互相吞食”成为现实；这些后果都是杨朱的学说开启的。仁作为一种德性，发源于道的本源，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心；下降到人身上，成为人心的德性和爱护万物的道理，体本来是一致的，作用却各有不同。先亲爱亲人，然后仁爱人民；先仁爱人民，然后爱护万物。它根本在于明白善道、使自身真诚以侍奉父母，推广到彰明德性、整齐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墨翟却把爱一概而论，没有次序；只在末端求平等而没有根本；把利益作为依据而没有义；丧失自身去成全他人，丧失本心而拘泥于外物，使天下人的心术大乱，毁坏人伦。墨翟造成的祸害又更严重。因此孟子说，杨朱、墨翟的道路如果不停止，孔子的道路就不能显明；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仁义，比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更严重，所以把它列为异端之首。” 老子、庄子【原注：据《史记》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为聃。他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老子修养道德，他的学说以隐居而不求名声为要旨。他在周朝居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于是离去。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为我写一部书。”于是老子写成上下两篇，讲述道德的意义，共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讲道家学说的作用，与孔子同时。大概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因为他修道养生而长寿。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说：“起初秦国与周朝合而又分离，分离五百年后重新合并，合并七十年后就会有称王称霸的人出现。”有人说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世人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老子是隐居的君子。老子的儿子名叫宗，宗任魏国将领，封在段干。宗的儿子名叫注，注的儿子名叫宫，宫的玄孙名叫假。假在汉孝文帝时做官，假的儿子解任胶西王卬的太傅，于是迁居齐地。】世上学习老子的人，便贬低儒学；但儒学也出自老子，既然道路不同，就不互相谋划，难道是这样吗？李耳主张无为而使万物自行化育，保持清静而使自身自然端正。庄子是蒙地人，名叫周。他曾经做过蒙地漆园的官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的学说没有不窥探的领域，但要旨大体归于老子的言论。因此他著书十多万字，大多是寓言。写《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一派，阐明老子的学说。《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篇章，也都是空泛的言语，没有事实根据。然而他善于组织文章、铺陈辞藻，指说事情、比类情理，用来剽掠攻击儒、墨两家，即使当时学问深厚的人也不能自行解脱。他的言论浩荡奔放、任意发挥，只求适合自己，所以即使王公大人也不能把他当作有用之才。老子是周朝守藏室的柱下史，大概是隐居的君子。周王室衰微时，他向西离去，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请他著书，于是写成上下两篇，讲述道德的意义。其学说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以归于虚无为旨归，精通世事变化，静观事物的规律，常常把暗中谋划、退让退避作为方法，收敛爱惜精神，断绝对外物的追逐，抛弃智巧，隐藏机要。因此他说：“使心灵达到极度虚静，坚守深厚的宁静；专一精神，使气息达到柔和；知道自己具有刚强，却守持柔弱，成为天下的溪谷；知道什么是光明，却守持暗昧，成为天下的深谷。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谋用兵，用无为取得天下。想要削弱它，必先使它强盛；想要夺取它，必先暂且给予它。刚强，是走向死亡的一类；柔弱，是走向生存的一类。”各种权术谋略，申不害、韩非的刻薄，张仪、苏秦的倾危，孙武、吴起的诡诈，都以此为根本。道，是天地永恒的常理，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在天叫作命，在人叫作心，在物叫作理，落实出来叫作德。仁、义、礼、智五种本性，都是人本来固有的，齐备而完整，原本没有先后之分；作为本体、作为作用，都出于同一道理，所以成为常法，被称为五帝，统摄纲纪于万世。老子的书却说：“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恒常的道；可以命名的名，就不是恒常的名。” 他把不可言说、不可命名的东西称为恒常，把可以言说、可以命名的东西称为非常。天地万物凡是可以命名、可以言说的，就都不是道；难道在天地万物之外，另有一种不可命名、不可言说的道吗？他又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难道道之外另有德，德之外另有仁，仁之外另有义，义之外另有礼吗？一旦失去道，那么仁、义、礼、智全都失去了，哪里还会再有德和仁呢？礼，是体现忠信的准则，是使德性敦厚、使治理兴盛的东西，难道会使忠信淡薄、成为祸乱吗？把道说成既非有也非无，是严重背离、割裂而又断绝尧、舜、孔子、周公之道。道不能用“有”或“无”来说明，他却说有产生于无；命是道的流行，是阳气的作用，也就是不断生育的“易”。他又说，归于根本叫作静，静叫作复归于命，复归于命叫作恒常，认识恒常叫作明。这样便把虚寂、静止、死亡当作命而归于阴，因而是不懂得命。他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不懂得道就是一阴一阳、由一体具备两端而成为太极、并由此产生四象八卦的根本，就不懂得数理。太极只不过是天地万物本来的道理，生气、生形都具备在其中，作为总纲，无处不在，无往而不成为事物的极则，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

译这个极则并不是在天地万物之外另有一个太极。老子却说：“有一个混合而成的东西，在天地之前产生。”他的门徒列御寇沿袭这一说法，又说：“气、形、质都具备，却还没有彼此分离，所以叫作浑沦。”庄周又把它推衍扩大说：“道有情实、有性状，无为而无形，可以传授却不能看见；它自己是根本、自己是根源，在天地尚未产生以前，自古以来就固定存在。神鬼、神帝都由它产生，天地由它生成；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却不算深，在天地以前产生却不算久远，长存于上古却不算衰老。”这实际上是说，在天地之外另有一个东西存在于道之中，呈现为浑沦的形态。道就是太极，太极就是道；从它贯通运行的方面说，称为道；从它达到极致的方面说，称为极。庄周却说，道在太极之前，于是把道看成虚无，把太极看成有形之器。后来汉代儒者又提出太极包含三者而合为一体的说法，因而仍然不懂得太极之极。《列子》一书又多次演述《黄帝书》，例如说：“谷神不死，这叫作玄牝；玄牝的门户，是天地的根。绵绵不断，仿佛存在；运用它却不劳竭。”又说：“形体运动不会产生另一个形体，却会产生影子；声音运动不会产生另一个声音，却会产生回响；无的运动不会产生另一个无，却会产生有。” 形体必然有终结，天地会终结吗？天地和我都将终结；终结以后又进入什么境地，我并不知道。又说：“精神进入它的门户，骨骸返回它的根本，我还存在什么呢？”至于《阴符经》等，大体都与老子相同，所以当时称为黄老之学。这大概是上古三皇的学说，流传久远而产生了差异，因此与周公、孔子的学说不同。其中偏颇驳杂的权术方略，反而损害了最高的道。当时这种学说还没有盛行。等到庄周尊奉它、著书立说，于是才形成道家。庄周最初在子夏门下受业，才智高、见识广，不接受名教的约束，于是贬低儒术，喜爱老子把虚无说得过分高妙的学说，极力放纵言辞，著书十多万字，剖析道的奥秘，精密考察事物的道理，削除界限，浩瀚无边，任意发挥道体，揭露神妙的机微，戏弄造化，穿透幽深玄妙，包罗怪诞之说，拘锁幽暗深远之境，恣意进行雄辩，锋芒无人能挡。大体都是寓言，最终归于黄帝、老子；他尊列御寇和孔子为圣人，颜回为贤人，却把曾子与墨翟、禽滑厘并列而加以贬评。他简直想扫除天地万物，破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熄灭鬼神和造化，断绝命、本性、心、情，使一切都如死灰、枯木、粪土、瓦砾；六合之内外全都变成野马和尘埃，最终把一切归入无极才罢休。对于正当的道术，他并不是不知道，只是把它推求得过高、探究得过远，因而轻视而不去实行罢了。比如庖丁迟疑环顾的情形，吕梁人踏水而行的本领，庄子所说儵鱼从容游动的快乐，颜子心斋的意义，都完全包含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学说。《逍遥游》所说的，就是子思所说的无论处于何境都能自得；《养生主》所说的，就是孟子所说的顺其自然、行其所无事。又如他说：“天是在运行吗？地是在安处吗？日月是在争夺它们运行的位置吗？谁主持、推动这一切？谁维系、管理这一切？谁居于无为之中而推动它运行？难道是有某种机关使它不得不如此吗？难道是它自行运转而不能停止吗？云是为了降雨吗？雨是为了形成云吗？谁在兴云施雨？谁居于无为之中而沉溺其中、推动这一切？”由此可以知道造化的根源。他说：“古代的人大概是完备的吧？他们与神明相配合，与天地同样醇厚，养育万物，使天下和谐，恩泽施及百姓。他们明白根本的数理，也联系末端的法度。上下四方无不通达，大的、小的、精微的、粗疏的，其运行无处不在。那些明白而表现在法度、数理上的内容，旧有法则和世代流传的史书中还有很多；至于《诗》《书》《礼》《乐》中的内容，邹、鲁的士人和缙绅先生，大多能够说明。《诗》用来引导志向，《书》用来引导政事，《礼》用来引导行为，《乐》用来引导和谐，《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说明名分。” 这些道理散布于天下，而在中原设置和施行的，则由诸子百家的学说分别称述和阐发。天下大乱，贤人圣人之道不明，道德标准不一，天下人多半各自取得某一方面的见解而自以为是。譬如耳、目、鼻、口，各有自己的明察，却不能彼此相通。天下的人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作为自己的方法。可悲啊！百家之说一去不返，必然不能合一。后世学者看不见天地的纯粹和古人的整体气象，道术将要被天下人割裂。又说：“六合以外的事，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以内的事，圣人论说却不争辩；《春秋》用来治理世事，是先王的志意，圣人议论却不作无谓辨析。”他又说不以人为标准压倒天，各有法度准则，这就叫作本性。由此可知，我们道统源流的正确、异端百家的偏差，都出自孔子六经之后，没有不是儒者的学问。可惜庄周自己成了异端之首，却又尊奉黄老。杨朱所谓“为我”，本来只是用来作为一种说辞，后来被张大铺陈，最终归于虚无。最高明的人不谈道，次一等的人实行道，再次一等的人传授道；至于著书立说、留下教训，是出于不得已。因此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默默实践而成就，不用言语却能取信，在于德行。”自有人类以来，直到宓牺，中间经历了几千万年、几千百代，起初没有一句话，但道本来就存在。宓牺虽然画卦、创制书契，下至五帝，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道本来就存在。尧、舜氏族开始用言语传道，也不过几句话。到了孔子把它记载在经书中，只是为同一道理划定范围，使万世共同实行罢了，并不是空话。因此孔子厌恶子贡多言，说：“我想不说话，天说了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又说：“所以我厌恶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周公却【疑误】反复翻腾、摇摆不定，使无声、无臭的道理在口耳之间喷涌，却不适用于实际。把真实无妄的整体和作用全都说成空话，这是对道的最大损害。孟子死后，老子、庄子的学说便在世间盛行。秦人焚书之后，黄石公用黄老的权术方略教导张良，以阴秘的谋略辅佐汉朝取得天下；曹参又向盖公受学，这种学说出自河上丈人，曹参以清静无为辅佐汉朝，使百姓休养生息。后来孝文帝亲自实行玄默之治，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虽然号称富庶，却没有先王的教化。孝武帝即位后，窦太后喜好黄老权术，窦婴、田蚡都喜好儒术，推举赵绾、王臧，迎请鲁国申公，想要设置明堂，但窦太后不高兴，把赵绾、王臧交给官吏审治，两人都自杀了。因此汉朝政治不能恢复三代的治理，都是被老庄之术误导了。直到汉朝四百多年结束，道术仍没有恢复正道。后来何晏、王弼再次推崇老庄，崇尚清谈、尊奉虚无，成为魏晋时期深入骨髓的弊病。

译管仲、商鞅【原注：《左传》记载，齐襄公即位后，政局不稳定，鲍叔牙说：“国君使百姓轻慢，祸乱就要发生了。”于是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国。祸乱发生后，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齐桓公出兵攻齐，送公子纠回国。桓公从莒国先进入齐国，军队在干时与齐军交战，我军大败。鲍叔牙率军前来传话说：“公子纠是您的亲兄弟，请您讨伐他。管仲、召忽是您的仇人，请把他们交给我，让我报仇雪恨。”于是把公子纠杀死在生窦，召忽也为之而死。管仲请求囚禁自己，鲍叔牙接受了他。到了堂阜，便释放了他。回去后，鲍叔牙告诉桓公说：“管夷吾治理高徯的政务，使他做相国也是可以的。”桓公听从了。】《史记》记载：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时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牙知道他贤能。管仲贫困，常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始终善待他，从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成为齐桓公，公子纠死去，管仲被囚禁。鲍叔牙于是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后，在齐国主持政务，齐桓公因此成就霸业，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这都是管仲的谋略。管仲主持政务、担任齐国相国后，凭借小小的齐国、处在海滨，流通货物，积累财富，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并顺应百姓的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百姓才懂得荣辱。”上层遵守法度，六亲关系就稳固；四维不能张扬，国家就会灭亡。向下发布政令，就像水流出源头一样；政令顺应民心，所以所论列的原则虽然卑近，却容易施行。百姓所想要的，就顺着它而使其得到；百姓所不想要的，就顺着它而除去。管仲处理政务，善于顺着祸患制造福祉，转变失败取得成功，重视事物的轻重，慎重权衡。桓公确实因少姬而发怒，向南袭击蔡国，管仲便借机攻打楚国，责备楚国没有向周王室进贡包茅。桓公确实是向北征讨山戎，管仲便借机命令燕国恢复召公时的政教。桓公在柯地会盟时想背弃与曹沫的约定，管仲便借此使桓公守信，诸侯因此归附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这是治理政务的法宝。”管仲的财富可与齐国公室相比，有三归台，反坫等奢华陈设，齐人却不认为他奢侈。管仲死后，齐国遵循他的政令，常常比诸侯强盛。商君是卫国旁支庶出的公子，名鞅，姓公孙氏。公孙鞅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侍奉魏国相国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死后，他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于是进入秦国，通过宠臣景监求见孝公。起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孝公不高兴；又用王道游说，孝公仍不高兴。于是用霸道游说孝公，孝公非常高兴，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如此。两人连续几天在席前交谈，公孙鞅于是游说孝公变法。孝公向国内下令：太子犯法，就处罚他的老师；公子虔黥刺他的老师公孙贾。法令施行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于是任命公孙鞅为大良造。秦国富裕强盛，周天子向孝公送来祭肉，诸侯全都来祝贺。公孙鞅劝孝公攻打魏国，偷袭并俘虏公子卬。魏国割让西河地区献给秦国，放弃安邑，把都城迁到大梁。秦国把商地十五邑封给公孙鞅，称为商君。他任秦国相国十年，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党告发商君谋反，秦国派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到关下，想住进客舍，客舍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说：“按照商君的法令，旅舍收留没有凭证的人，要连坐治罪。”商君叹息说：“唉，制定法令的弊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于是逃往商邑，与部属发动邑中军队，向北出兵攻打郑国。秦国发兵攻打商君，把他杀死。秦惠王把商君车裂，并把他的尸体抛给狗，说：“没有比商鞅谋反更大的罪了。”于是诛灭了他的家族。管仲起初侍奉齐公子纠，等到齐桓公即位、杀死公子纠后，任命管仲为相，让他主持国政。桓公认为齐襄公失道而使齐国陷入混乱，最终遭到弑杀，于是询问管仲治理国家的方法。管仲请求把齐国划分为三部分，把郊外划分为五部分，使士、农、工、商四民不混杂居住，以此增强军队；改变周朝六乡六遂的制度，使兵民制度相通；招养游说之士，增加他们的车马资财，让他们去游说诸侯；改变周朝闾、书、族、党等考察制度，改用劝勉士人的制度，把军队寄寓于行政，出兵侵伐而敌国却不知道；改变司寇察看刑法的制度和大司马九伐之法，整顿诸侯邦国的制度。管仲施政只求简便，不谋求长久；发布命令务求顺应百姓，违背正道来求取声誉。自此开始改变二帝三王的经常制度，崇尚功利，蔑视仁义，毁坏典章法则，逞用诈术和武力，企图求得富强，专门实行霸术。于是僖王元年，齐桓公开始称霸；襄王八年，秦穆公开始称霸；十年，宋襄公开始称霸；十七年，晋文公开始称霸；定王元年，楚庄王开始称霸。号称五霸，都从管仲开始。井田制度是为王者建立的，政事是为生民建立的，正是为万世开创太平的宏大规划和良好法制。管仲却把它破坏了，田野中没有任劳任怨、相互救济的人，兼并土地和游惰奸诈之徒兴起；肉刑也不能制止，最终形成鞋价低而受刑者所穿的踊价高的局面，甚至铸鼎刻竹，自行制定法令。庠序、学校，是藏书修业、学习游息、增进德业、长养人才的良好制度。管仲首先破坏了它，庠序中没有藏书修业的士人，反而都游走于诸侯之间，学习只停留在口耳之间；食客往往有几千人，其中有鸡鸣狗盗之徒、闯门破关之徒，个个扼腕高谈。朝廷使用器物、货币有定数，朝聘诸侯有固定时节，这是邦交的良好制度。管仲首先破坏了它，带着丰厚的车辆和重金，满载而去，用利益诱惑他们，用军队威胁他们，京师于是没有前来朝聘的国家了。诸侯都侍奉齐国，天下却没有比齐更强的国家。管仲竟然雕刻簋器、使用朱红冠带，刻山形的门楣、绘藻纹的椽子，堵塞宫门、反置反坫，三归台也不加收敛，僭越奢侈之风由此张扬。机巧便利的趋势占了上风，于是战车变成步兵，四马车变成骑兵，追逐败逃，伏尸百万，遂形成战国局面。以德取胜的战争、以义出兵的军队，以及雍容安静、庄重持重的气象，都不再出现。会盟、征伐的费用增加，公家的征收超过私家负担，什一税改成按亩征收二成，仍然不够，民力困竭而出现饿死者。尧、舜、禹、汤、文、武的道路，周家的忠厚风俗，太公宏大的风范，一下子全被扫地而尽，变成奢侈僭越、奸诈悖乱的事情。管仲所谓匡正诸侯、会合天下的功业，无不是假借仁义来谋利，因祸患而求福，把失败转为成功。不畏惧简书的命令，刑罚就不会【缺字】；

译君主的盟约不废弃，郑国就不会推辞；诸侯不奉齐为宗主，江国、黄国就不会得到救援；不招抚远方之人，德礼就不能【疑误】施行。桓公确实因少姬而发怒，侵犯蔡国；管仲便借机攻打楚国，责备楚国没有进贡包茅。桓公本来是征讨山戎，管仲便借机命令燕国恢复召公的政教。桓公确实背弃了柯地的盟约，管仲却借此使他守信。桓公的本性可以成为仁，但管仲引导他追逐欲望，使他成为三王的罪人。至于竖貂泄露军情却不加惩治，舍弃嫡长子不立而改立庶子，在宋国被困，使桓公死后不能下葬，造成五代大乱，那么管仲的过失就超过他的功劳了。孔子赞许他的仁，是出于衰乱时代的权宜看法，实际上是痛惜中原的衰败。孟子贬低他的功劳，是用王道责备他，因为他把义当作了谋利的手段。董仲舒说，在孔子的门徒中，五尺高的童子都以称说五霸为羞耻，因为五霸把诈术和武力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这是根据他们的内心和用心来说的。因此管仲以单纯谋利的心，最终败坏了先王的义。陶唐氏的百姓、文王武王的政道，转变成战国的暴虐和秦朝的暴政，最终废除阡陌和井田疆界，罢黜诸侯、设置郡守，典籍全被废弃，文字也改变，只求苟且简便。凡是搜狩、燕射、冠婚、丧祭，以及乡社等厚待人伦、彰明教化的礼制，全都破坏殆尽。到了前汉、后汉四百多年，仍不能恢复礼乐之治，完全变成驳杂的异端，这都是管仲开启的。管仲用利益危害道，其祸害大概比老庄、申不害、韩非更惨。商君公孙鞅以刑名之学为基础，用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孝公喜悦，任命他主持国政。公孙鞅于是制定变法命令，规定百姓五家相保、十家相连，互相纠察；不告发奸邪者处以腰斩；告发奸邪者与斩获敌人首级同样受赏；隐藏奸邪者与投降敌人的人同样受罚。百姓家中有两个男丁以上却不分家另居的，加倍征收赋税；有军功的，各按等级授予上等爵位；私下斗殴的，各按轻重受刑；无论贵贱都努力从事根本产业，耕田织布、缴纳粟帛多的，免除其自身徭役；经营末业、懒惰而贫穷的，全都收为官府奴婢。宗室没有军功的，按规定不能列入宗室属籍；明确尊卑、爵位、官秩和等级，均按差等排列；田地、住宅、臣妾、衣服都按家族等级规定；有功的人显达荣耀，无功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荣华。于是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害怕进行私斗。实行十年后，乡邑治理得非常好。于是秦国在咸阳修筑冀阙、宫殿和朝廷，从雍迁都到咸阳；又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住一室；把小都、乡、邑、聚合并设置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县；在田地中开通阡陌，改变疆界，使赋税均平。斗、甬、权、衡、丈、尺，全都用刑罚来治理；在临渭审录囚犯，渭水都变成了红色。秦惠王即位后，把商鞅车裂杀死。后来李斯跟随荀卿学习帝王之术，认为没有比卑贱更大的耻辱，没有比穷困更深的悲哀，于是进入函谷关，游说秦始皇，成为客卿。李斯替秦国谋划，暗中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带着金玉游说诸侯；对于可以用财物收买的名士，就厚礼赠送、结交；不服从的，就用利剑刺杀。离间诸侯君臣的计谋后，再让良将跟在后面进攻。几年之内，终于兼并天下，称为皇帝。废除谥法，停止分封建国，把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焚烧《诗》《书》，坑杀儒士，使士人学习法令。等到二世即位，鼓励实行督责之术，把征税苛重的官吏称为明吏，把杀人众多的人称为忠臣。受刑的人在道路上相望，死人的尸体堆积在市场。天下于是都背叛秦国，秦朝最终灭亡。所以，功利的学说、变法的开端、强国的方法，起于管仲，定型于商鞅，发展到李斯而达到极端。管仲变法使齐国强盛，却最终导致祸乱；商鞅变法使秦国强盛，却最终导致秦朝灭亡。因此可知，后世以利益为利益，不如以义为利益所能带来的利益大。申不害、韩非【原注：《史记》记载，申不害是京地人，原为郑国的卑微臣子。韩昭侯任用他为相国，对内修治政教，对外应对诸侯。他任相十五年，直到申不害终身，国家治理良好、军队强盛，没有国家侵犯韩国。他的学说以黄老为根本，主张刑名。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根本仍在黄老。韩非口吃，不能流利讲话，却善于著书。他写有《说难》等十多万字。有人把他的书传给秦王。到了秦国，秦王说：“唉，寡人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并同他交游，死也无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所著的书。”于是秦国急忙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李斯、姚贾嫉妒并陷害他，诋毁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如今大王想要兼并诸侯，韩非终究会为韩国效力，不会为秦国效力，不如根据罪法把他杀掉。”于是交给官吏审治韩非。李斯派人送给韩非毒药，让他自杀。】申不害是郑国的卑微臣子，以学术游说求取韩昭侯任用，韩昭侯任命他为相国，国家因此得到治理、军队因此强盛。他的学说以黄老为根本，主张刑名，著书两篇，称为《申子》。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而根本在于黄老。他和李斯都侍奉荀卿，李斯自己知道不如韩非。韩非见韩国日渐削弱，多次写信劝谏韩王，韩王却不采纳。于是韩非忧虑，认为治理国家不应只务求修明法令、执掌权势来控制臣下、使国家富裕军队强盛，还应当求取人才、任用贤能；但韩王反而把浮华放纵的蛀虫置于有功实的人之上。他认为儒者凭借文辞扰乱法令，侠客凭借武力触犯禁令；宽缓时就宠用追求名誉的人，紧急时就任用披甲戴盔的武士。所供养的人不是所任用的人，所任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人。韩非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能被奸邪枉曲的臣子所容，于是著《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最终因游说秦国而死。刘向《新序》说，申不害的书称为《术》，商鞅的书称为《法》。韩非喜好刑名法术之学，所以把二者兼而治之。司马迁把申不害、韩非与老子合传，说：“申不害的学说浅近拘谨，施用于名实之间；韩非援引准绳法度，切合实际事务，辨明是非；但推到极端便惨酷苛刻而少有恩惠，这些都源自道德的意旨。”

译所以这两个人的学说都说本于黄老。法，是道的准则，是天命本来具有的分际。它落实在文字上就是礼，体现为数量就是度，表现为声音就是律，制定出来就是法，用来纲纪道的奥妙，供天下施用。因此《诗经》说：“上天生育众民，万物都有形态，万物都有法则。”在自身就是心法，在家庭就是家法，在天下就是王法；它用来确立常道、陈列纲纪、建立根本、设置教化，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它裁成万物、制作制度，起于宓牺，成于尧舜，盛于周公、孔子，定于六经。它的作用和施行，源于仁义，以典章礼制为依据，实行于公正和推己及人，成就天地生养万物的德性，使百姓达到仁爱长寿的境地。因此六经之法，本于尧舜，深合人情，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唯恐对他们不够宽厚。申不害、商鞅的法，本于黄老，对万物没有感情；他们看待杀人，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把杀人视为理所当然，唯恐刑法不够深、不够严。法本来出自爱护生命、不忍伤害的仁心，但学术一旦偏差，竟变成残忍嗜杀的工具，使战国诸国和孤立的秦国以杀人为务，今天斩首几十万，明天又几十万，持续一百多年，原野充满人肉，河谷流淌人血，二帝三王遗留下来的百姓全都消失了。汉朝兴起后，贾谊、鼂错又研究并推行申不害、韩非之术，汉景帝也喜好这种学说，于是激成七国之乱。孝武帝任用张汤、杜周，一概以刑法治理，制定严酷法律，深文周纳、极力诋毁；酷吏杀人，号称屠伯，几乎接近商鞅、李斯的时代。到了孝宣帝，又喜好阅读申不害《君臣》篇，所任用的大多是精通法律条文的官吏，用刑名法术约束臣下，敢于杀戮；赵、盖、杨、韩等人被诛杀，距离秦人的做法也不远了。法术造成的祸害，真是深重啊！仙 养生的学说，最早见于老子《谷神》篇，也见于《庄子》所记黄帝在空峒山拜见广成子，询问如何修治身体才能长久。广成子说：“最高的道的精微，幽深而昏暗；最高的道的极致，昏昧而寂默。不要看，不要听，守持精神而保持宁静，形体将自然端正。一定要宁静，一定要清明，不要劳累你的形体，不要动摇你的精气，这样才可以长生。”后来道家方士一类人，便说黄帝不死，乘龙飞上天空成为仙人。又说老子活了二百多岁，向西经过流沙，却不知道他的出生和结局；周穆王见到西王母，也活了一百多岁，于是形成了神怪恍惚、不可穷诘的说法。战国末期，宋无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等人从事方仙之道，说形体可以解脱、消散、化去，把它寄托在鬼神之事上，在诸侯间显扬。燕、齐海上的方士把这种术法传来，却不能真正沟通；迂腐怪诞、阿谀奉承、苟且迎合的人也由此兴起，多得数不清。自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派人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以来，便说三神山在渤海中，距离人间不远，大概曾经有人到过那里。各位仙人和长生不死的药都在那里，山上的禽兽全是白色的，黄金白银用来建造宫阙。还没有到时，远望它们像云；等到接近三神山，它们反而在水下，船一靠近，风就把它吹走，始终不能到达。世上的君主没有不心甘情愿相信这些说法的。到了秦始皇，派人带着童男童女入海寻找仙山和仙药，最终没有到达；于是想把琅邪海边的山石全部赶来造桥，亲自前往寻找。他于是游览碣石，考察方士，向南到湘山，登上会稽山，沿海而行，向北顺着海岸，希望遇到海中三神山的奇药来求得不死；没有得到，便返回，最终死在沙丘。汉孝文帝时，公孙臣、新垣平等人以祭祀进言，趁机谈论神怪之事来欺骗皇上，被诛杀。孝武帝即位后，开始在上林苑祭祀神君。李少君以祭灶和辟谷之术、返老还童的方法出现，自称能够使万物返老还童、使人不死；他屡次巧妙地说中事情，人们都以为他活了几百岁。于是他说，祭灶就能招来神物，招来神物就能把丹砂化成黄金；黄金制成饮器后使用，便能延年益寿；还说海中的蓬莱仙人可以看见，见到仙人后举行封禅就能不死，黄帝就是这样。我曾经游历海上，见过安期生吃大枣，枣大得像瓜。安期生是仙人，往来于蓬莱之间；有缘就能见到他，无缘他就隐藏起来。黄帝开始亲自祭灶，又派方士入海寻找蓬莱和安期生，并着手把丹砂等各种药物炼成黄金。海上燕、齐两地迂怪荒诞的方士，大多接连来讲述神仙之事。不久，李少君病死，武帝却认为他已经化去而没有死。齐人少翁凭借鬼神方术求见，武帝宠爱的王夫人去世后，少翁用方术在夜间招来王夫人和灶神的形貌。武帝从帷帐中望见了它们，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在甘泉宫中建造台室，画上天地、太一以及各种鬼神，并加以祭祀。又写帛书喂牛，说些神怪之事，后来事情被察觉，因欺罔皇上而被诛杀；但武帝更加希望求得神仙了。武帝铸造柏梁铜柱，柱上设置承露盘和仙人掌，取露水调和玉屑服食，希望能够长生不死。乐成侯上书推荐栾大。栾大自称曾经往来海中，见过安期生、羡门高一类的仙人。当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忧虑，栾大说：“我的老师说，黄金可以炼成，决口的河流可以堵塞，不死之药可以得到，仙人可以招致。”于是拜栾大为五利将军，给他佩带四枚印绶，并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封为乐通侯，赐给甲第和僮仆一千人，他的尊贵震动天下。海上燕、齐之间的人，没有不握腕叹息、自称掌握秘方、能够成仙的。汾阴得到宝鼎，齐人公孙卿上书说：“今年得到宝鼎，这年冬季辛巳日朔旦冬至，和黄帝得到宝鼎、迎日推策时的日期完全相合。”他又说：“黄帝在首山采铜，在荆山下铸鼎。鼎铸成后，龙垂下胡须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龙，群臣和后宫随从升天的有七十多人；龙于是升天而去，其余小臣不能上去，便全都抓住龙须，龙须被扯断坠落，黄帝的弓也随之坠落。”

译百姓仰头望着黄帝，黄帝升天后，便抱着他的弓和龙须哭号，所以后世把那个地方称为鼎湖，把那张弓称为乌号。”武帝说：“唉！我如果真能像黄帝一样，我看待离开妻子儿女，就像脱掉鞋子一样。”于是拜公孙卿为郎。五利将军栾大欺罔皇上的事情被察觉，获罪伏诛。公孙卿又说，他从齐人申公那里接受了传授，申公说：“汉朝兴起，正当黄帝的时代；汉朝的圣人，是高祖的曾孙。宝鼎出现，神灵便会相通；古代封禅的七十二位君王中，只有黄帝登上泰山举行封禅。汉朝君主也应当登山封禅，封禅之后就能成仙升天。”于是武帝下令公卿讨论古代振兵释旅、然后举行封禅的事情。武帝向北巡行朔方，检阅十多万军队；回来后在桥山祭祀黄帝的坟墓，解散军队，等待神仙。武帝说：“黄帝没有死，现在为什么会有坟墓？”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升天，群臣只是埋葬了他的衣冠罢了。”齐人丁公年过九十，说：“封禅是把不死的名号合在一起。”武帝于是举行封禅，驾临缑氏，依礼登上中岳太室山，又向东登上泰山，在山顶立石，随后向东巡行海上。齐地上书谈神怪奇方的人以万计，于是派遣船只，命令数千名声称知道海中神山的人出海，寻找蓬莱仙人。武帝返回到梁父山祭祀地主神，随即在泰山举行封禅，在肃然山举行禅礼；又向东到海上，希望遇到蓬莱仙人。公孙卿又说，仙人喜欢住在楼阁中，于是武帝建造蜚廉桂观、益延寿观，以及通天台、五城、十二楼，用来招引仙人、神人之类。柏梁台发生火灾，公孙卿又说，越地的习俗是发生火灾后建造更大的房屋，以大胜小来压过火灾，于是武帝建造建章宫，规划为千门万户。又修建太液池，筑起蓬莱、方丈、瀛洲、壶梁，仿照海中的神山。当时对外向夷族穷兵黩武，对内极力大兴土木，而神山不能到达，仙人不能遇见，不死之药也不能得到，天下更加耗尽枯竭了。武帝既已沉迷于鬼神之道，巫蛊之祸又兴起，父子在京师交战，死者数万人，太子也不得善终。武帝于是修筑思子台、归来望思之宫，下达轮台诏，这才开始醒悟到求学仙道是错误的。到了成帝末年，成帝又颇为喜好鬼神，许多人上书谈论祠祀祭祀。谷永上疏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之说迷惑；了解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异类之说欺骗。那些背离仁义正道、不遵守五经正确言论，却大肆称说奇怪鬼神、广泛推崇祭祀方法、求取报答而祭祀并无福验之神的人；以及世上所谓仙人，服食不死之药，远远飞升轻举，登上高天倒映日影，游览玄圃，浮游蓬莱，耕种五德，早晨播种、晚上收获，与山石一样无穷无尽，炼制黄金使之变化，把坚硬的水变得能够沉溺，改变颜色、充实五仓之术的人，都是奸人惑乱众人，挟持旁门左道，怀抱欺诈虚伪，用来欺骗蒙蔽当世君主。” 听他们说话，洋洋洒洒充满耳中，好像真的可以遇到；寻找起来却茫茫无际，就像系住风、捕捉影子，终究不可能得到。因此，英明的君王拒绝而不听，圣人断然不谈。希望陛下拒绝这类说法，不要让奸人有机会窥伺朝廷。”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君主处在富贵的极点，如果不能用正道节制欲望，就只会希望长生不死罢了。那些宣扬神仙之说的人，故意用长生飞升的事情引导君主，用神怪迂诞的方术迷惑君主。既然这些事情在理性上根本不存在，就一定要假借鬼神之道去求取。开始是修炼，其次是修建祠堂，到了极点便举行封禅，大兴土木，抽空织机上的经纬，耗尽民脂民膏，使百姓的力量和生命疲敝不堪才停止。这种弊端起源于老子、庄子的养生之说，末流竟泛滥到如此残酷的地步，学术的偏差，难道不可警戒吗！佛 佛，是西域的夷人。夷人的原称是释迦，翻译过来叫作佛。他是天竺迦维卫国国王的儿子，母亲叫摩耶夫人。在周庄王九年夏季四月八日出生，正是春秋时期辛卯年夜里恒星不见、夜半星星像雨一样陨落的时候。他身高一丈六尺，肤色像黄金一样黄。他本来是王位继承人，按次序应当统治国家，又有妻子儿女。听说在他之前已有六位佛，想要学习他们的道，于是全部舍弃断绝，逃到深山居住，苦炼形体、磨炼心志，六年以后才有所成就。他在拘尸那城的婆罗双树之间说法，弟子大迦叶等五百人编集记录下来。阿难亲自承受传授，于是佛法大为流行。西域各族大多信奉它。佛法以觉悟、不昏昧、不被尘世障碍污染为主旨，所以称为佛；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它的教法是修善行慈悲，清净内心、解除烦累，空与有一并遣除，因此设置戒律和修行规范，去除贪欲、愤怒、愚痴，禁止杀生、淫乱、盗窃，断绝虚妄以及夹杂不正的言语，戒除饮酒食肉，消除嗜好欲望的习惯，以虚静达到通达明照。精通其道的人称为沙门，翻译为“息”。息，是息灭意念、去除欲望而归于寂灭。他们说人的身体有两种：一种是真实之身，一种是权宜应化之身。真实之身是至高无上的本体，微妙而超绝，不受拘束牵累，不能用方位处所来限定，也不能用形体尺度来衡量；有所感便有所应，本体恒常清湛不变。权宜应化之身则和同六道众生，混同于万类之中，有生有灭，随时而有长短，因应万物而显现形体，由感应而生，本体并非真实存在。权宜的形体虽然消失，真实本体却不迁变，用来说明佛的出生并非真正出生，寂灭也并非真正寂灭。他们又说，人死后精神不灭，随着因缘重新接受形体；活着时的善恶都有报应，因缘循环，业障相继而来；行善修道以炼养精神，直到达到无生境界，就成为佛。佛教善于宣扬宏阔广大、超胜高妙的言论，但其中神怪荒诞、虚幻欺诈、奇异不经之处很多。至于把尘埃草芥视为包括六合，把糠秕视为天地，荒唐漫无边际，推演未经验证、没有实据的事情；把耳目不能达到的事说成奇异，把不可知的事说成神秘，把物理之外的事说成可畏，把无方变化说成圣妙，把低近的事物看轻、把遥远的事物看贵而感到喜悦。例如说，截取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像陶工抛掷陶轮一样抛过恒河沙数国土；国土之外其中的众生都不会察觉，又重新回到原处，也不使人知道有往来之事，使人无法追问。又说天堂、地狱以及苦乐等各种情状，所以夷人把它当作神灵，没有不畏惧敬奉的。人们往往铸造黄金佛像来侍奉它。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征讨匈奴到达皋兰，经过居延，斩首并大获全胜；昆邪王杀死休屠王，率领其部众投降，汉军缴获了他们祭天用的金人，那就是佛像。

译武帝认为这是大神，将它陈列在甘泉宫中，却没有举行正式祭祀礼仪，只是焚香礼拜奉事而已。到开通西域以后，张骞出使大夏返回，说大夏旁边有身毒国，另一个名称叫天竺。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那里口头接受了《浮屠经》的传授，汉朝当时没有相信它。后来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头顶有光明，便询问群臣。傅毅回答说：“西方有神，名字叫佛。”明帝于是派使者前往天竺询问佛法，便和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返回雒阳，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又得到释迦佛像，命画工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绘制佛像；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中。当初因白马驮经而来，于是在雒城雍关以西建立白马寺。中国从此开始有佛像和佛经，也有信奉、跪拜、祠祀祭祀的仪法。楚王英原来喜好黄老之学，到这时便奉行浮屠之术，斋戒祭祀。中国于是有了奉行佛道的人。永平八年，诏令天下犯死罪的人都可以交纳缣帛赎罪。楚王英派郎中令送上黄色缣帛和白色纨三十匹，到国相那里说：“我寄身于藩辅之国，过失罪恶积累很多，欣喜地承受上天恩德，送上缣帛来赎罪。”国相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明帝下诏答复说：“楚王诵习黄老清静防禁之言，崇尚浮屠仁慈的祭祀，防斋三个月，与神明立誓，有什么嫌疑和疑虑呢？应当会有悔恨吝惜。” 把这些缣帛退还给他，用来帮助伊蒲塞、桑门准备丰盛的膳食。”于是把这件事颁示各国。楚王英于是大力交结方士，制作金龟玉鹤，刻写文字作为祥瑞符验，制造图谶书籍；谋反的事情被察觉后，被废黜并迁徙到丹阳，最终自杀，封国被废除。永平以来，臣民虽然有人奉行佛法，但天子还没有喜好它。到了桓帝才笃信喜好佛法，亲自在濯龙宫祈祷祭祀，用彩色毛织物设坛，整治精纯的金银器皿，设置华盖形的座位，使用郊天的音乐。襄楷上疏劝谏说：“听说宫中设立黄老、浮屠的祠堂。这些道术清静虚无，崇尚无为，爱惜生命而厌恶杀戮，减少欲望、去除奢侈。如今陛下不能去除嗜欲，杀戮刑罚超过常理，既然违背了它的道，怎么能够获得它的福祚呢？”有人说，老子进入夷狄之地后成为浮屠；浮屠不在桑树下住满三夜，是不愿长久产生恩爱之情，这是精纯修行的极致。天神把美女送给他，浮屠说：“这只不过是装满血的皮囊。”于是看也不看她，他守持专一就是这样，所以能够得道。如今陛下宠幸妖艳女子，天下美色几乎都被搜罗；享用甘美肥腴的食物和醇美饮料，天下滋味几乎都尝遍了，怎么还想像黄老之道那样呢？桓帝不听，从此佛法逐渐兴盛，中国各地往往都祭祀奉事它。建安末年，徐州牧陶谦派丹阳人笮融督运广陵、彭城的漕粮，笮融于是因截留三郡的输送物资据为己有获罪，大规模兴建浮屠祠，督促百姓诵读佛经，命令本郡以及邻郡喜欢佛法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佛法，又把其他劳役交给他们承担。被招来的人最多时有五六千人，前来观看并接受供食的将近一万人，耗费以巨亿计，徐州一带因此骚动，笮融被刘繇杀死。魏黄初年间，中国人开始依照佛教戒律，剃发为僧，穿着僧服。青龙年间，曹叡想拆毁宫城西面的浮屠祠，沙门便用金盘盛水，放在殿前，把佛舍利投入其中，立即升起五色光芒，曹叡于是后悔。自从雒阳建造白马寺，大规模修饰佛寺，一切都仿照天竺的形制，四方也因此兴建塔寺，甚至有八九层的。延续到晋代，佛法与世俗相互影响，佛教于是兴盛起来。贝叶经上那些疏远难懂的言语，被翻译成华夏文字；浅陋昏昧、没有知识的人，便用儒术来润色它。于是，那些极力追求高明却不讲中庸的人，都沉溺其中，更何况愚昧鄙陋的百姓呢？而胡僧佛图澄、鸠摩罗什一类人，挟持妖异法术，助长鬼神之道，煽动异类，屠杀百姓，以供奉伪教。三纲败坏，四民失业，人们无不丧失心志、疯狂竞相崇奉；抽空织机，耗尽土木资源，割弃肥沃田地和宅第，凌驾跨越名山大川，塔寺佛宇于是遍布天下。当初，天竺沙门量柯迦罗进入雒阳，宣讲翻译佛教戒律，开始有了律学。此后支遁、法师林远等人相继出现，精审佛经文字，错综杂糅列御寇、庄周的学说，层层累积、交相驾驭，铺陈扩大，后来才有义学。梁武帝时，达摩进入中国，超越戒律义理，不立文字，不借助修行，主张独自觉悟、直接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任意拈取挥放，极力耗费土木，改食牲畜为食蔬菜，亲自为人讲法，臣下也受其感化，大概全国都变成了僧寺。后魏正光末年，天下多有忧患，编户百姓争相出家为沙门，以便逃避调役；僧尼达到二百万人，寺院达到三万多所，又是汉、晋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直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佛法更加兴盛，佛教徒常常占天下人口的三分之一；寺院增修而且崇高奢侈，又不是南北朝时期可比的。因此，自古以来异端造成的祸害，没有比佛教更严重的了。所谓异端，就是与我们的道不同。其他异端的道术浅薄，祸害容易看见，即使有些人沉溺其中，最终也知道它是错误的。佛教的根本源流和大体内容略与我们的道相同，但其作用和本末却大不相同；而且它的道术深奥，所以天下人沉溺其中却看不见它的祸害。即使它残害天下万世，也不能使人认为它错误；如果不明白六经，不亲身实行实践，不能深入探究并独自有所体会，从而真正看见我们道的正理，就没有不迷失方向、沉入海中，在梦幻里沉溺的。佛法与我们的道不同而不可训导之处，是我们的道把本体和作用视为一体，佛教却把二者看成两件事。道与器是一体的，佛教却把二者看成两件事；心与行为是一体的，佛教却把二者看成两件事；内在与外在是一体的，佛教却把二者看成两件事。我们的道认为，空无之中全是实在的道理；佛教只把它看成空无，不再承认其中有道理。我们的道把知觉和运用视为心，佛教却把知觉和运用视为本性。我们的心性都根源于道，佛教的心性都根源于身体。身体之外没有道，佛教却舍弃身体另求道；万物之外没有道，佛教却断绝万物而自立为道。心的知觉有道理，佛教却认为只要有知觉便够了。道是天地万物共同具有的，佛教却把持守依凭之物当作自己的私有。有死有生，是道的常理；佛教却把不死不生当作道的妙处。我们的道以至诚实德感化使天下服从，佛教却用天堂、地狱来诱导威胁天下。我们的道讲求定静，是为了有所作为；佛教进入禅定追求寂静，却无所作为。天地万物都具备道，道也完备于自身，所以有所作为才是真实、才是诚。一物有一理，也有一物之用；佛教却认为天地是虚幻妄诞，四大是假合，所谓有为只是虚假。既认为万物皆无、道理皆无、作用也无，就必然要完全弃绝天地万物，连男女、夫妇、父子、君臣都要断绝，断绝一切同类关系，不再有造化生育，只保存自己的知觉，独自明照而永远通达，寂静而不与外物感应。

译天下难道会有这样的道理吗？至于整天急切地守持一颗心，那就是宋人拔苗助长的做法；扫除根尘、排斥业障而只剩下自己，那就是杨朱的“为我”之说。舍弃自己而为万物，把父母看作寄居之所，在现世和未来世之间反复寻找前身，那就是墨翟把根本分成两处。把游魂指认为变化和轮回，使神道停滞而不能变化；又认为它不生不灭，使天命不再流行，于是天下便没有邦国、亲属和同类之人。易道不可见，也不再生成变化，太极只成了一个死物，道的广大本体再也显现不出来，它的作用也就停止了。自古无道的君主，如桀、纣、幽、厉、秦始皇、秦二世，虽然杀人很多，也不如佛法对天下后世造成的祸害深重而惨烈。孟子说：“我厌恶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莠草，是怕它扰乱禾苗；厌恶紫色，是怕它扰乱朱红；厌恶郑国音乐，是怕它扰乱雅乐；厌恶乡愿，是怕它扰乱德行。”因此他要辟斥杨朱近似义的说法、墨翟近似仁的说法。谁能想到，远在域外的佛教竟兼有杨朱、墨翟、老子、庄子的学说，却又最像我们的道，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祸患，竟到了这种地步！它扰乱百姓的心术，蒙蔽天下人的耳目，蛀蚀败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对性命之理造成极大危害；其荒诞虚幻、诡异奇巧，笼罩恐吓一世，是自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议论说：伟大啊，浩瀚无边，道所成就的事业是多么广大！它创造天地万物，却不滞留于天地万物；役使并运用万物而不困弊，破坏万物而不毁灭；维系纲纪统绪，依循它而不失去正道；平坦如通行的大道，广大如巨大的区域，混融如有生命之物，坚定如深藏的根。它在静中深藏而蕴积，在动中发动机宜；在阴中隐藏本体，在阳中显著地发挥作用。它微妙而不可测，所以称为神；它纯一而没有间隔，所以称为一；它变化无穷，所以称为易。它巍然屹立于其中，所以称为极，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它。天下的事业、万世的义理，都由此产生。因此，从伏羲到孟子，只是修治完善它，并没有增加什么；杨朱、墨翟以及后来的仙人、佛教，只是蛀蚀吞食它，并没有使它减少。道术有邪正，时代有盛衰；天命的流行、人心的完备、道本来固有的内容，始终如旧。只要有豪杰之士出现，以道自任，道就存在于他身上。道并没有灭亡，只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孟子以后五百多年，有诸葛亮；又过三百多年，有王通；又过二百多年，有韩愈；又过三百多年，有欧阳修、司马光、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们都慨然以自身承担弘道的责任，安定救济百姓，阐明制度制作，排斥邪说异端，使道恢复到孔子、孟子的本来面貌，并扩大了它的传承。道作为天下万世的正道，始终如故。老子、佛教一类人，不过是猖狂悖乱的伪说罢了。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来弘扬人。”唉！六经和历代儒者的道术都在这里，后人只要弘扬它就够了，又何必忧虑异端呢！赞曰：万物之灵共同禀受一颗心，一种道理完备于人的本性。道存在于人，就叫作中、叫作正。阴阳二气的精华，是无极的真实本体。仁、义、礼、智，以及武、文、圣、神。头顶苍天，脚踏大地，裁成万物，辅佐天地。鬼神所趋向的事物和巧妙作用，才智、工艺和意匠。暗中安定各类人伦，使之焕然如同典章。辅成五教，宏扬三纲。道德、功业、力量，无论皇帝、王、公、伯，都依次修治，使百姓安宁，治理天下。以太极为根本，建立皇极。六经与天相配，万世都以它为法式。世道变迁、风俗衰败，于是有了异端；红色杂乱，莠草扰苗，波浪横贯海面、翻涌不息。大儒间或出现，树立圣道、捍卫正道，使我们的百姓有所立足，只有这名分教化才是根本。谨慎考察：《道术录》分为正、传、诸子、百家、异端几类，其中的人物和事情，都与《三国志》经书的旨意没有关系。大概治理天下必须以道术为根本，而道术的得失关系到政治的盛衰，所以特意编成这部书。它所持的议论很正，对治理国家的根本有益，不必一定用史书体例来约束它。《史部·别史类·郝氏续后汉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续后汉书》卷八十四上上，元代郝经撰写。录第二上上 历象 太极阴阳　天地　六天　仪象　晷影 黄道与赤道 象数之学由来已久。太极由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产生数，两仪由一个阴和一个阳建立象。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卦并创制文字。黄帝迎日推策，用来制定甲子。【原注：史记说黄帝迎日推策，外记说黄帝接受河图，看见日月星辰的形象，开始有了星官之书；他的老师大挠探究五行的规律，根据北斗斗柄所指方向进行占测，开始创制甲子。】于是，象因数而产生，数因象而增益，沟通神明，类比万物的消长变化、元气运行和世代更替，无不包括在其中。然而当时还没有用辞说把它表达出来，也没有把它的法则显示给人。到了尧，才开始谈论日月星辰的历象，恭敬地把时令授给百姓，历法的根源才确立。到了舜，才开始说观察璇玑玉衡来协调七政，占验的端绪才显著。到了禹，才开始说水、火、木、金、土排列成五行，列出九畴，气运的根本才显明。到了孔子，才开始说明太极产生数，【原注：《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就是这个意思；】天地的体数，【原注：“天一地二”，就是这个意思；】大衍所用的数，【原注：“大衍之数五十”，就是这个意思；】乾坤的策数，【原注：“乾之策百四十有四”，就是这个意思；】推演布算的道理，以及卦画、卜筮的方法才显著。到孔子编作《春秋》，水灾、火灾、霜雹等灾咎，以及天地、日月的变化也显著地记载出来了。因此，象数之学在六经中都有记载。左氏为《春秋》作传，在整理六经遗义的基础上，对闰余、盈缩、日月运行度数、星辰纲纪、气数变化、妖异祥瑞的征兆，又记载得更加详尽。这些都是为了阐明道理，并不专门服务于术数。所以，象数之学是伏羲、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擅长的事业，是在天地形成以前规划范围、服务百姓，并向万世垂示训诫的典范。如重黎、羲和、昆吾、巫咸、史佚、苌弘、子韦、裨灶、甘公、唐昧、尹皋、石申、吕不韦、张苍、司马迁、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都是世代担任天官的“畴人”，【原注：世代担任日官；“畴”是同类，指懂得星历的同类之人。】他们得到二帝三王遗留下来的法则，知道事物所以然，并把它传述为其中的道理。【各人原注分别说明其身份及事迹：重、黎为上古掌天地之官；羲和为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昆吾、巫咸、史佚、苌弘、子韦、裨灶、甘公、唐昧、尹皋、石申分别为夏、殷、周及战国时期相关人物；吕不韦为秦相国，作《月令》；张苍制定汉初律历；司马迁、邓平、唐都、落下闳都是汉武帝时制定太初历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篇、八卷〕 后世掌管历法的官员失去职守，把私人家传的秘学当作历法；史官、星官因此使历法屡屡出现差错，不能与天地自然的差度相合，有时早于天时，有时晚于天时，闰月失误、次序违背，纲纪紊乱、推算错误，毫无次序而多有考核失误。关于民时和占验的术数，不向上考察天象，各自挟持诡异之道，惊骇世人、迷惑众人，把隐秘看作精密，把援引旧说看作高明， აღარ有六经的正统学问，而全部陷入术数。司马迁撰写《史记》，把《律书》《历书》《天官书》分为三篇；班固《汉书》把律历、天文、五行分为三志；范晔《后汉书》由刘昭补写志书，因袭班固《汉书》的体例，用来续接前书。陈寿《三国志》没有专门的书志，说蜀汉没有设置史官，灾异没有记载，文献不足而无法征考；至于魏、吴关于历法、天文、五行的记载，唐人便载入《晋书》，向上推溯以接续汉代，于是三国的典籍就缺漏而不完备了。现在特意搜集整理这些材料，推究根本于六经，以《史记》《汉书》叙述其源流；认为律历、天文、五行都出于象数，于是另分太极、阴阳、天地、五行、天文、灾异、历法各类，论述它们所以如此的道理，而律法则归入乐类。三史记载详细的，只列举其纲要；记载不完备的，则补充列出其条目。魏、吴的议论精密详尽，其中法则可以考证的，也一并加以论述编次，合为《历象录》。太极阴阳 《易大传》说：“一阴一阳叫作道。”又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太极以一个包含两个方面，而两个方面各自又包含那个“一”；“一”就是太极，“两”就是阴阳。阴阳各自分立，各自得到自己的道理，用来成就造化，就不违背道，所以称为道。在阴中就是阴，在阳中就是阳，各自完整地体现道。阴阳两者并存而不能分割，所以不可测，称为神。道是阴阳的本体，神是阴阳的作用。合起来说，只是一个太极。于是表现为动静、屈伸、盈虚、消长、天地运行、鬼神变化、寒暑昼夜、日月星辰、男女夫妇，都只是一个道理、一个气。因而从静、虚、化、退、背暗、抑遏、消减、屈伏、归返、和合来看，就是阴；从动、实、变化、前进、向明、发扬、通达、生息、伸展、往行、倡导创造来看，就是阳。从地、月、星辰、寒冷、夜晚、秋冬收敛而趋于死亡的一面看，就是阴；从天、日、星、暑热、白昼、春夏开放而趋于生长的一面看，就是阳。从性、气、形体、魂魄凝定聚集的一面看，就是阴；从情感、精神、形体、魂魄游动散开的方面看，就是阳。天下万物的根本流行于气中，没有气，天命就无从赋予。

译所以，道生成天地万物，却不能自行显现；借阳而显现，阳气到来万物就生，阳气离去万物就死。天地万物的生死以阳为主，而阳是道的生命，所以阳的作用广大。天下万物的本性完备于形体，没有形体，本性就无从保存。而且开放必然收敛，出来必然进入，显现必然隐藏，存在必然消亡，增长必然消减，伸展必然屈伏，出生必然死亡，聚集必然离散。因此，阴是天地万物归宿的地方，是道的本性，是阳的主宰；它的本体广大。若从事物的征兆说，就是动静；从气说，就是阴阳；从质地说，就是刚柔；从形体说，就是天地；从性情说，就是乾坤；从形象说，就是日月星辰；从运行说，就是水火木金。在人体中是魂魄，在内心中是仁义，在情感中是喜怒哀乐，在政治中是礼乐刑罚，在人类中是君子小人，在时代运势中是治乱，在学术中是邪正。无论到哪里都不是阴阳。由理到气，由气到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彼此互为本体和作用，互为根基和居所；渐次变化，浸润转化，生长达到极点，交合而和谐，两端交替到来，循环不止，于是建立天下的大根本。阴阳旁游、横行、牵引，升降飞扬，纷杂揉合、交错参差，推荡挤压、制约运转，彼此相服、彼此相求，合在一起形成形质，产生万物众多的形态。它们如同风箱鼓动于天地之间，呼吸不停；如同陶冶万物，使万物各自获得正当的性命。洪大的熔炉一鼓动，没有什么不熔化流动；大风吹过空旷山谷，没有什么不被播荡。它造就无穷无尽的形器，破坏无穷无尽的形器，又蕴藏无穷无尽的形器。它秘密地推移变化，天下没有谁察觉；潜藏地流转运行，天下没有谁知道。千万百世，没有一刻停止；一往一复，都发生在寂然不动、因感而遂通之间。千万种变化，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隔。只是一个分为两个，两个归于一个，所以天地万物就是一个阴阳，阴阳就是一个太极；性命的道理、造化的根源、象数的开端，全都在这里。天地 道只是一种道理。称它为易、神、一，都是它的名称和含义。至于太极，以一包含两面，形成动静、阴阳、刚柔；以性命为造化，以义理为气质。天地由此生成，道的形器也由此显现；天下的形器都由此产生。太极运动而产生阳，伸展而成为刚，旋转而成为天。运动达到极点便转为静，静中产生阴，屈伏而成为柔，蕴积凝结而成为地。天地原本是一个大而有生命的整体，起初还没有分出内部；旋转紧密，于是形成形体；外部旁薄，于是形成气。内外相互依伏，于是气承载形；上下转运，于是形承载气。中正纯粹，于是产生义理；流行赋予，于是形成性命。阳气充盈、阴气不足，所以天大而地小；刚强胜过柔弱、柔弱潜伏，所以天包容地、地承载天。天旋转为九层，把地包在内部而没有外界；地凝结为九层，在外支撑天而没有内部。天数为一而实，其形体却虚；地数为二而虚，其形体却实。若从气来说，天实而地虚；若从形体来说，天虚而地实。所以天覆盖地，地承托天；天中有地，地中有天。天地相互交合又相互依附，所以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地没有“一”，天没有“十”。天兼有地而开始创造，地承受天而代替它完成终结。二者相兼相合，显明动静之理，运行阴阳之气，形成刚柔之形，赋予万物生命，端正万物本性，建立万物之心，贯通万物之情，于是道、形、气都具备了。然而，天的本体就是一气，广大而没有极限，可以用道理穷尽，却不能用形体穷尽。地由形体形成，依附贴近于天，虽然本来静止坚固，却随天运行。因此天的一半覆盖地面，天的上半部进入地下。下方的天依附形体，地依附气；它的形体有边界，它的气却没有边界。所以地只是天中的一个事物罢了。天的南北两端称为极，前高后低的地方称为枢轴，但都没有形质。风势扶摇而上，下部柔弱、上部坚实，或仰或侧、斜行旋转。白天从左向右旋转，傍晚从前方下降而回到后方；夜间从右向左转动，天将亮时从后方升起而趋向前方。运行无穷，升降不息，这就是天体，实际却没有固定的形体。因此《河图》的数说，头顶九、脚踏一；一从下方开始，成为坎水，是天象的开始；九在上方达到极点，成为乾金，是天象的完成。坎水柔弱而运动，乾金坚硬而凝聚；运动的脉络滋生，脑髓精气安静。因此天确实位于上方，旋转极其迅速，却反而像不动一样，称为天顶。恒星随天向左旋转，七政星向后退而向右运行，彼此交替隐现，环绕着共同运行。这是道的道路和本体，是太极的位置，也是天的中心。混沌未分之初，阴阳相互摩荡，气化而形成形体。天一属水，旋转聚集渣滓，凝结成为地。它的质地是土壤，它的精华是山石，存在于气之中。八根支柱、九方边隅依附于气，停稳安妥而不倾斜，所以不动。因此山岳、丘陵、陵墓、沟谷，形状像波涛；溪岸和崖壁的孔穴，也像水冲淘沙石。气化开始时，形成源泉；流动成为江河，蓄积成为湖海。到了末端，汇聚于归墟，从尾闾泄出，干涸成为枯槁之物，又回复为气的母体，再次成为源泉。因此水运行于地上，浸润于地中，潜伏于地底；它被气包举，混融涵容于天中。圣人制作《易》，乾坤之后，气与水相迫而成屯卦；源泉出于山而成蹇卦；水上升到天而成需卦；天水相违而成讼卦；地中有水而成师卦；地上有水而成比卦。这些显明了天地形气的开始。所以天统摄气，气化为水，水承载地。

译天大，气大，水大，地大。水的形态不固定，而地的形态固定；有形之物没有比地更大的，所以用地来配天。而且天的广大，没有什么东西能容纳它并穷尽它的作用；地承受天的气，包含弘大光明，使万物都能通达；又使万物消沉、解散而不留痕迹；收藏收敛，使万物各有所归。天之气下降而通达于下，又从下方上升而通达于上；一气在天地之间升降，没有阻塞，使太极的作用达到极点便变化，变化便通达，通达便长久，所以能够与天地合德，共同成就化育之功。天的南方高而北方低，望去像斜盖。地的东南低，西北高；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是因为天虚而斜着包在地外，地实而斜着隔在天中。西北承戴天顶，东南倚靠天足，地势倾斜陡峻，突起的山阜彼此遮蔽。人生活在其中，倚靠北方而面向南方，所以天在北方隐潜、在南方显现，水从西方发源而向东方流。天贴近气，极其清明而坚固；水与地相互依附，逐渐变得浑浊而柔弱。日月和众星浮游在虚空之中，维系于天而被地遮蔽，所以半隐半显，形成昼夜。上下四方，天地相合而成为六合。从地面上所能看见的天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也是如此。北极出现在地面以上三十六度，南极进入地下也是三十六度。而嵩高山正当天下的中央；从极点向南五十五度，正对着嵩高山上方；再向南十三度，是夏至太阳运行的道路；再向南二十四度，是春秋分太阳运行的道路；再向南二十四度，是冬至太阳运行的道路；向南下降，距地面三十一度而已。因此，夏至太阳距北极六十七度，春秋分距北极九十一度，冬至距北极一百一十五度，这大致就是这些度数。南北两极支撑天的两端，南极低入地下三十六度，所以周回七十二度，始终隐藏而看不见；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所以周回七十二度，始终显现而不隐藏。北极正处在这七十二度永远可见的范围之中，上面包住、下面涵括，运行于太虚之中；动静互为根本，阴阳彼此感应。在天上形成星象，在地上形成形体。仰头观察可以看到文理，俯身察看可以明白道理。鬼神的情状、性命的根源、幽明的缘故、生死的学说，全都在这里。《易·象传》说“天行健”，说到地则称为“牝马”。地类运行于大地而没有疆界，却不说它健。天下的刚健没有比天更强的，天的本体没有极限，作用也没有极限。地则顺从并承受天，作用虽然没有极限，但本体却有边界。人每一次呼吸叫作一息，一息之间，天运行八十多里；一昼夜有三万三千六百息，天运行九十多万里。所以乾卦称为健。《文言传》又说“天玄而地黄”。《中庸》说：“天只是由许多明亮细微之处积累而成，等到它广大无穷，日月星辰便系于其中，万物便被它覆盖。地只是许多微小土块积累而成，等到它广大无边，承载华山也不觉得重，振动河海也不会使它们泄漏。”天没有形体，太虚而无极；其中旋转的气凝结而成为地。地面以上只是虚空之气，到最高处便无声无臭；日月星辰系在空明之中。从近处看它苍苍然，再到极高处便玄远沉寂。从人的角度看，起初并没有颜色，所以称为玄；又因为它由许多明亮微小之处积成，所以说是“昭昭之多”。地在其中形成形体而且最大，所以没有什么不能承载；它的本体是土，所以颜色是黄。阴气开始凝结时，一小撮土就已经很多了；一切都由微小发展到显著，由小推至极大。它的运行度数、森然排列的疆界条理，都是气机推移所致，并没有谁特意使它如此。高下相互形成形势，长短相互倾斜，彼此依附，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托住它们。因此，这是一种自然的道理，其中具备了道。它不等到产生才存在，不随死亡而消亡，不加以修治便能成就，不因衰败而毁坏。它作为万物本身没有二致，而生养万物却不可测度；广大、深厚、崇高、光明，悠远长久而不止息。因此，宓牺在《易》中画天地（原注：从天地两画开始），文王在《易》中重叠天地之卦（原注：从天地两卦开始），孔子在《系辞》中称赞《易》而说“定位天地”（原注：天尊地卑，乾坤于是确定；卑高陈列，贵贱于是定位），在《说卦》中确定天地的位置（原注：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在《序卦》中以天地为根本（原注：有了天地，然后万物才产生），都是向天下后世显示天地的本源。所以，诚是天的道；敬是地的道；生是天地的心；善是天地的德；中是天地的本体；正是天地的真实情状；性命是天地的道理；祸福是天地的教诫；鬼神是天地的作用。合起来说，不过是一道罢了。虽然如此，天地既然有形体，进入有形有器之中，也必然会变化、毁坏；不会变化、不会毁坏的，只是本然之道和神妙的作用而已。所以，阳气不足，天就会裂开；毁坏达到极点，就会显现形象（原注：开裂而显现人和万物的形象）。阴气过盛，地就会震动；盛极就会裂开断绝，也会显现形象。天空没有云却有雷声，叫作“天鸣”；大地裂开并发出声响，叫作“地鸣”，又称“天哭”“地哭”。此外还有地面隆起、地面崩塌、城池陷没、树木死亡等现象，都是天地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象征君主和国家将有大规模的战争、大灾害、动乱、灭亡或政权变革。六天 古代谈论天的人很多，但关于天体形状的学说没有流传下来。汉、三国、晋以来流传的三家学说，叫作周髀、宣夜、浑天。周髀说：“所谓盖天（原注：汉代以来以及蔡邕等人所记载的学说），是庖羲氏制定周天的历法尺度，周人记录了它，所以叫周髀。髀是大腿，股也是表。天像帽子一样，大地如同倒扣的盆，都是中央高、四周低。北极之下是天地的中央，那里地势最高，向四方倾斜下落。三光隐现交替，形成昼夜。”又说：“天圆如张开的伞盖，地面方如棋盘。天体像推磨一样向旁旋转，向左运行；日月向右运行，被天牵引着向左转，就像蚂蚁在向右转动的磨盘上行走，磨盘转得快，蚂蚁也随之向左回转。”既然说天像斜倚的伞盖，南高北低，又怎么能像磨盘一样平转呢？这种说法本身就相互矛盾了。但它说地势高低造成遮蔽，从而形成昼夜，这一点是对的（原注：扬雄列举八条理由诘难盖天说，以沟通浑天说。其中第一条说：“太阳向东沿黄道运行，正午如规。牵牛宿距北极以北一百一十度，东井宿距北极以南七十度，合计一百八十度，周天应为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应当五百四十度，如今却是三百六十度，为什么？”）

译第二条说：“春分、秋分时，太阳正好从卯方升起、酉方落下，昼间漏刻为五十刻；如果天盖转动，夜间应当是白昼的两倍，如今夜间也是五十刻，为什么？”第三条说：“太阳落下星星就出现，太阳升起星星就看不见；既然北斗之下半年能见太阳、半年不能见太阳，那么北斗也应当半年可见、半年不可见。如今夜间总能看见北斗，为什么？”第四条说：“按盖天图看，天河从北斗升起向东，进入狼、弧之间，弯曲如车轮；如今看天河却直如堤坝，为什么？”第五条说：“周天二十八宿，按盖天图观察天空，应当看见的星少、看不见的星多；如今能见与不能见的相等，为什么不随冬夏而有变化？两宿十四星也不应因昼夜长短而有多有少，为什么？”第六条说：“天最高，地最低。太阳托附于天而旋转，可以说处于最高处。即使人的眼睛会被蒙蔽，水和倒影也不会被蒙蔽。如今从高山上用水面观察太阳，太阳从水面下升起，影子却向上移动，为什么？”第七条说：“观察物体，近则大，远则小。如今太阳和北斗靠近我时反而小，远离我时反而大，为什么？”第八条说：“看伞盖的伞柄和车辐之间，靠近车轴处密集，越远越稀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 “如今以北极作为天的车轴和轮毂，以二十八宿作为天的伞柄和车辐，按照星度测量天空。南方靠近北方地面星宿之间的距离应当数倍于北方，如今反而更加密集，为什么？”宣夜学说（原注：汉代秘书郎郄萌所记载）认为：天完全没有形体和实体，日月众星自然漂浮在虚空中，它们的运行和停留都依赖气；这一点是对的。但它又认为七曜有时运行、有时停留，有时顺行、有时逆行，隐伏显现没有常规，迟速任意，本来没有根系。既然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都有确定的数目，怎么能说没有根系呢？这是说不通的。浑天学说（原注：汉代落下闳、扬雄、张衡、蔡邕以及后世星家所记载）认为：天体正圆，形状像弹丸，把大地包在其中，如同鸡蛋包裹蛋黄；大地像蛋黄一样，孤独地处在天内。天大地小，天的内外都有水；天地各自凭借气而立，承载着水运行；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把天从中间分开，一半覆盖在地面上，一半环绕在地下。二十八宿一半隐没、一半显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载着天和地。天体的出入运行在水中，如同车轮的轮毂转动，旋转不停。水由金生，所以百川发源后都从西向东流，由高处趋向低处，汇入大海。太阳是阳精，光辉炽热，夜间运行在水中，所经过之处会被烤干；百川流归大海，足以补充水量，所以干旱时水不会减少，水浸时水也不会增加。浑天说中天包围大地、凭气转动如车轮等说法，都比盖天说、宣夜说更切合实际，只有“水在天外而被太阳烤干”的说法不完全正确。天体没有外部，水怎么能处在天外？水由气化成，最终又复归为气，不是太阳能够烤干的。后世除了三家学说之外，又有安天、穹天、昕天等说法。安天说（原注：晋代虞喜所记载）说：天的高度达到无穷，地的深度深不可测；天确实在上面，有固定安定的形状，地块然处在下面，有安静不动的形体；日月星辰各自运行，就像江海潮水涨溢、万物行动收藏一样（原注：葛洪说：如果星辰不附着于天，天就没有用处，甚至可以说天不存在；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天存在却不动呢？）。这是最荒谬、最无根据的说法。各种运动之物中，没有什么比天体按照度数运行、旋转，昼夜不停更明显的了；只是它在两端的极点、旋转的末端，看起来好像不动而已。恒星和七曜都附着于天，随天运行；如果不附着于天，天也就不存在了。天有形体却没有实体，是不断变化运动而本性不改的。穹天说（原注：晋代虞耸所记载）说：天的形状穹隆，像鸡蛋的外膜，周围连接着四海的边际，浮在元气之上，好比倒扣的盒子，压在水上却不下沉，是因为其中充满了气。这种说法比较接近实际，知道天的一半也属于盖天说的流派。昕天说（原注：吴国太常姚信所记载）说：人的形体类似天，人下颌前突、胸部隆起而颈项不能覆盖后背，所以天体的南部向下倾入；大地北部偏高。冬至时天体的南部降到最低，天的运行靠近南方，因此太阳离人远、北斗离人近。北方的天气之气到来，所以冰冷。夏至时天体的南部升到最高，天的运行靠近北方，北斗离人远、太阳离人近。南方的天气之气到来，所以炎热。天极升高时，太阳在地面之上的运行较浅，因此夜短；天离地较高，所以白昼长。天极降低时，太阳在地面之下的运行较深，因此夜长；天离地较低，所以白昼短。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大概是天南高北低，太阳从高处升起所以可见，落入低处所以不可见。但把天极说在天的中央，与说天极在人的北方相反，恐怕两种说法都不完备。天体侧向旋转，黄道横贯其中；太阳和星辰随黄道运行，地面西北方尖斜，隔着天空而高，东南方陡然凹缺，远离天空而低，所以形成遮蔽，造成昼夜。北极用来区分阴阳、划分南北：南方属阳、属暑，北方属阴、属寒。冬至时阳气产生并逐渐向北，太阳是阳精，也随之向北；到达北方时暑气最盛。夏至时阴气产生并逐渐向南，太阳与阳气一起向南；到达南方时寒气最盛。阳气增长，北方的阴气就消退；阴气增长，南方的阳气就消退。阴阳相互胜负，便形成寒暑。暑气退去，寒气到来；寒气退去，暑气到来，不过是两种气在天地之间升降进退而已。天的南北两极不动，北斗和恒星随着天体运行，东西南北一年运行一周。北高南低、北低南高，都是大地运行造成的。因此，六种天体学说各自只得到一部分，只有浑天说较为完整，不过是看到了天体的一面而已。仪象

译《尚书》记载璇玑玉衡，却没有说明器物及其学说。经过夏、商、周三代、战国以及秦代，也没有听说有这种器械。汉武帝太初年间，落下闳等人开始制造浑圆的天文仪器，高八尺，周长七尺三寸半分，以二分为一度。汉和帝时，贾逵开始加设黄道，但也没有留下说明。汉安帝时，张衡任太史令，制作浑天仪，周长一丈四尺六寸，以四分为一度，具备内外圆规、南北极、黄道赤道，列出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内外星官以及日月和五星，以漏水推动转动；在密室中观察的人把情况报告给灵台官。星辰的升起和落下，与天体相应。又在台阶下转动瑞轮蓂荚，随着月亮的盈亏，按照历法开合凋落。汉顺帝阳嘉初年，又制造候风地动仪，圆径八尺，上盖隆起。还撰写《灵宪》《经算罔论》。从此，器械和学说都完备详尽了。崔瑗为它作铭说：“算术能够穷究天地，制作可以与造化相匹敌。高超的才智和伟大的技艺，与神明相合。”到了吴国，陆绩也制造了浑象；王蕃传承刘洪的《乾象历》，依照其方法重新制作浑仪。由于古制仪器局促狭小、星辰过于密集，而张衡的仪器太大，难以转动搬移，于是制造周长一丈零九寸五分的仪器，分为三份，每份三分作为一度。然而，周长直径宽大，度数就宽；周长直径狭小，度数就窄，总之都不离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而已。日影 起初，周公在阳城测量日影，用来考察历法纪年，所以《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了这种方法：“按照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度，校正太阳的影子，以求得大地的中央。太阳偏南，影子就短，暑热较多；太阳偏北，影子就长，寒冷较多；太阳偏东，影子落在傍晚，风较多；太阳偏西，影子落在早晨，阴气较多。夏至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是天地会合之处、四时交替之处、风雨汇集之处、阴阳调和之处。于是建立王国，划定畿甸，端正明堂，颁布制度。”郑玄说：“太阳在地面上的影子，每相距千里就相差一寸；影子长一尺五寸的地方，正是南方承接太阳直射之下的一万五千里处。地与星辰在三万里范围内往来升降，因此取其一半，得到地中。所以周公在阳城测量，今天的颍川阳城就是那里。”王蕃据此结合浑天仪和黄、赤道立论，考察度数，提出勾股法的说法，并批评陆绩的浑象，遵循浑仪说：“前代儒者旧说，天地的形体像鸟蛋，天包在地外，如同蛋壳包裹蛋黄。周转没有起点和终点，形状浑然一体，所以叫浑天。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一百四十五，一半覆盖在地面上，一半处在地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天体的两端称为南极、北极。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南极低入地面三十六度，两极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围绕北极直径七十二度的区域常常可见而不隐没，称为上规；围绕南极七十二度的区域常常隐没而不可见，称为下规。赤道环绕天体，是天的经纬带，距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是太阳运行的轨道，一半在赤道之外，一半在赤道之内；它与赤道在东方交于角宿五度少弱处，在西方交于奎宿十四度少强处。黄道在赤道外距赤道最远处为二十四度，即斗宿二十一度；进入赤道内最远处也是二十四度，即井宿二十五度。冬至时太阳在斗宿二十一度，距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少强；太阳位于最南方，距北极最远，所以日影最长。黄道上的斗宿二十一度从辰方升起、申方落下，所以太阳也从辰方升起、申方落下。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一百四十六度强，所以白昼短；夜间在地下运行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所以夜晚长。冬至以后，太阳逐渐接近北极，所以日影逐渐变短；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的度数逐渐增多，所以白昼逐渐变长；夜间在地下运行的度数逐渐减少，所以夜晚逐渐变短；太阳所在的度数逐渐向北，太阳升落的位置也逐渐向北，直到夏至。夏至时太阳在井宿二十五度，距北极六十七度少强，是太阳最北、距北极最近的时候，日影最短。黄道上的井宿二十五度从寅方升起、戌方落下，所以太阳也从寅方升起、戌方落下。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所以白昼长；夜间在地下运行一百四十六度强，所以夜晚短。夏至以后，太阳逐渐远离北极，所以日影逐渐变长；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的度数逐渐减少，所以白昼逐渐变短；夜间在地下运行的度数逐渐增多，所以夜晚逐渐变长。太阳所在的度数逐渐向南，所以太阳升落的位置也逐渐向南，直到冬至而恢复原状。斗宿二十一度和井宿二十五度，南北相应，相距四十八度。春分时太阳在奎宿十四度少强，秋分时在角宿五度少弱，这是黄道和赤道交会的中点。它们距北极都为九十一度少强，南北位置处于斗宿二十一度和井宿二十五度之间，所以日影长短处于冬至、夏至之间。奎宿十四度和角宿五度从卯方升起、酉方落下，所以太阳也从卯方升起、酉方落下。太阳白天在地面上、夜间在地下运行的度数都为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所以漏刻中可见太阳的时间为五十刻，不见太阳的时间也为五十刻，称为昼夜相等。天文上的昼夜以太阳升落为界限，人的昼夜则以昏暗和明亮为界限。太阳尚未升起两刻半时天已明，太阳落下两刻半后天才昏，所以从夜间减少五刻来增加白昼，因此春分、秋分时昼漏为五十五刻。日月星辰的运行未必永远有固定规律，各家术数家用计算来推求，彼此各有相同和不同，所以各家的历法参差不一。《雒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都说周天为一百零七万一千里，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之四百八十七分中的三百六十二分。陆绩说天体东西南北的直径为三十五万七千里，这就是所谓周长三倍于直径。考察起来，周长并不只是直径的三倍；大致以周长一百四十二、直径四十五的比例计算，则天体直径为三十二万九千四百零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中的十分。《周礼》说夏至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郑众解释说，土圭长一尺五寸，在夏至当天竖立八尺高的表，表影与土圭相等，这就是地中，即今天颍川的阳城。郑玄说，太阳在地面上的影子每相距千里相差一寸，影子长一尺五寸，就是南方承接太阳直射之下的一万五千里处。由此推算，太阳应当距其直射之地八万里。太阳斜射阳城，这正是天体直径的一半。天体圆如弹丸，大地处在天体中央，而阳城是中央，那么太阳在春秋冬夏、昏明昼夜时距阳城都相等，昼夜便不会有长短增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万一千里、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 所以可知，太阳斜射阳城时，阳城处在天体直径的一半处。用勾股法来说，旁边的一万五千里是勾；直立的八万里是股。

译一万里是股；从太阳斜射阳城的线是弦。用勾股法求弦的公式计算，得到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这是天体直径的一半，也是地面上距天的距离。加倍得到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这是天体直径的数值。用周率相乘，再用径率折算，得到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这是周天的数值；比《甄曜度》《考异邮》所说的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少了些许。每一度共一千四百零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即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中的一万九千零四十九分；比旧度少一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即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中的十六万零七百三十分。黄道、赤道彼此交错，其间相距二十四度；根据两仪推算，二道都各有三百六十五度多，由此可知天体圆如弹丸。陆绩制造浑象，形状却像鸟蛋；这样说来，黄道应当长于赤道。陆绩说天体东西南北的直径为三十五万七千里，那么陆绩也认为天体是正圆的；但浑象却做成鸟蛋形，前后自相矛盾。王蕃的说法也很详尽。后世认为，天体不能用里数来整齐测定（原注：唐代僧一行以及近世各家所说）。滑台的日影不同于扶沟，扶沟的日影不同于武津；武陵、横野、安南、林邑，按图观察北极，也与阳城不同。洛阳影长一尺五寸，是白昼最长的地方；回纥、铁勒以北，地形尖斜，早晚常常明亮；骨利干则夜空像熏烤羊胛骨刚刚熟透，太阳已经升起。泰山岱宗山上与山下因高低相差二十多里，夜漏便相差三刻。太阳的影子随各地距离太阳的远近、地势的高低而有长短，确实不能用勾股法和里数来测定其中的情形。于是制作覆短图（原注：僧一行制作），推算太阳出入黄道的三十六个位置，研究九道的增减；南至丹穴，北到幽陵，每当北极移动一度，就累积其差数，考察日食的多少，确定昼夜的长短。天下各地的日影都与这些数值相合，这又比王蕃的说法更为详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四百六里〕 大概璇玑玉衡是用来治理天体运行的，圭表是用来确定大地位置的；这些制度创始于伏羲，完备于周公。八尺高的表用铜制成，一尺五寸长的圭用玉制成，就如同铜制的浑仪和玉制的衡器。竖立表，横放圭，日影落在圭上，恰好长一尺五寸，因此预先把那里确定为地中。豫州的阳城符合这一点，东西南北各五千里，这是取其大概范围。至于遥远的边地和极偏远之处，西北的尖斜、东南的亏缺，都不计算在内。必须彻底探究地中的位置，以大司徒所说的土圭为根本，同时参考王蕃的勾股法，再结合后世覆短图的测验方法，这样就完备了。由简约到详尽，由固定常态到变化，正是术数所以能够精密穷究的原因。黄道、赤道 周天的度数，无论纵向横向，都有三百六十五度多。南北两极是天体的枢纽，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赤道环绕天体，是天的经纬带，距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斜穿赤道，天河又穿过两道之间。冬至日位于黄道的斗宿，距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多，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夏至日位于黄道的井宿，距北极六十七度多，在赤道内二十四度；春分、秋分日位于黄道的奎宿、轸宿，距北极各九十一度多，是黄道、赤道相交之处。这是古今历法关于黄、赤二道的大致情况；二道的斜正、宽窄、运行度数并不一致，是由于七曜运行有盈缩不定的自然差异。正因为它们不齐整，才形成变化，鬼神之理和事势本来就是如此。如今东汉《天文志》所载，与魏晋各家历法已经不同，姑且取汉志作为常法，作为划分恒星区域和依据七曜运行度数的准则。自冬至到小雪，二道都从斗宿开始，到箕宿结束：斗二十六（四分退一），牛八，女十二（进二），虚十（进三），危十六（进二），室十六（进二），壁十（进二）。奎十六，娄十二（进二），胃十四（进二），昴十一（进二），毕十六（进二），觜二（退二），参九（退四）。井三十三（退三），鬼四，柳十五，星七（进一），张十八（进一），翼十八（进一），轸十七（进二）。角十二，亢九（退一），氐十五（退二），房五（退三），心五（退三），尾十八（进三），箕十一（退三）。以上是赤道度数。斗二十四（进一），牛七，女十一，虚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二。以上是黄道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