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五

译。史官报告天谴，君主却没有恐惧的神色，不预先修习防备灾异的礼仪，也不施行消灾救患的方法，反而正当上天享用华夏与夷狄、君臣互相庆贺之时，这难道是将要面对天灾、归罪于自己的意思吗？况且考察事实，合朔的仪式并不轻于元旦朝会；合朔时天子静身，殿堂不听政，冕服、御坐和门闼的制度，都与元旦朝会不同，本来不能同时举行，因此应当权衡事情的适宜。” 合朔之礼并不轻于元旦朝会，元旦朝会有可以退避的依据，合朔却没有应当废止的道理。于是认为应当依照建元年间的旧例退却元旦朝会，殷浩听从了这个意见，最终退朝。御史大夫郗虑征召刘劭为属官，后来郗虑被免职，刘劭被授为太子舍人，升任秘书丞。黄初年间，任尚书丞、散骑侍郎，接受诏令汇集五经和群书，按类别编排，编成《皇览》。曹叡即位后，出任陈留太守，重视和推崇教化，百姓称赞他。征召任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制定科令，编成新律十八篇，撰写《律略论》。升任散骑常侍。当时听说公孙渊接受孙权的封册，议论者想扣留公孙渊的计吏，并派兵讨伐他。刘劭认为，从前袁尚兄弟归附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公孙康杀掉他们并送上首级，这是公孙渊祖先效忠的先例；又因为所听到的情况真假还不能审知，古代边远未归服之地尚且修养德政而不征伐，以免加重百姓劳苦，应当宽容赦免，使他有机会自我更新。后来公孙渊果然斩下孙权使者张弥等人的首级送来。刘劭曾作《赵都赋》，曹叡很赞赏，诏令刘劭再作《许都赋》《洛都赋》。当时对外兴兵，对内营建宫室，刘劭所作两赋都含有讽谏之意。青龙年间，吴军包围合肥，当时东方的官吏和士卒都分批休假。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调来中军兵力，并召回休假的将士，等军队集合后攻击吴军。刘劭议论说：敌军刚到，心志专一、士气锐盛；满宠凭少量人马在当地作战，如果立即进击，不一定能够制胜。满宠请求等待援兵，并没有损失。可以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在军队前面出发，张扬声势，向前推进，震慑并显示军势。骑兵到达合肥后，防备他们的行列，增加旌旗和鼓声，在城下耀武扬威，引诱敌军出城，再从敌军后方相对进逼，截断他们的归路，阻断粮道。敌军听说大军和骑兵到来，又被截断后路，一定惊恐逃走，不战就会自行溃败。曹叡采纳了他的意见，军队将到合肥时，吴军果然撤退。当时诏书广泛征求贤才，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我私下看到常侍刘劭，忠诚深厚、思虑笃实，才能周备于术数；凡是综合整理的事情，他都能追溯源流，见识宏大深远。因此，各类人才无论大小，都能取其共同之处而加以斟酌。性情质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善良正直而清静的人仰慕他的玄虚退让，文学之士赞美他推演详密，通晓法理的人认为他的分寸精确，善于思考的人知道他沉深坚定，文章之士喜爱他著论作文，通晓制度的人看重他的改革纲要，谋略之士赞叹他思想明达、通晓权变。以上这些评论，都只是各取适合自己长处的方面，称举的只是他的支流罢了。我多次听他清谈，读他的精深论说，年年受到熏染，敬服他已经很久，实在是朝廷应当认为奇才而重用的人。” 像这样的人，应该辅佐国家机要，在帷幄之中献纳谋略，应当与国家的事业一同隆盛，不是世俗中常有的人才。希望陛下以优厚而宽容的听察，使刘劭承受清闲的欢悦，能够在您面前充分陈述自己；这样德音就能上达，光辉也会日益更新。【原注：裴松之说：凡是相互称誉推荐，大多有过分赞美的话。】能够不违背中正的人，或许很少。夏侯惠称赞刘劭说：“玄虚退让以及明察事理、通晓权变，恐怕都接近过分了。”景初年间，刘劭奉诏制定都官考课法。上表说：“百官考核，是王政的大纲。然而历代都不致力于此，所以治国的典章有缺而未补，才能与否混杂而相互冒充。陛下凭借圣明宏大的谋略，怜悯王纲的松弛衰败，内心明察，向外发布了明确诏令。臣承受宽大的恩典，得以启奏，于是制定《都官考课

译》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识浅薄，实在不足以宣扬通达圣意、著定典制。又认为应当制定礼乐以移易风俗，因而作《乐论》十四篇。事情完成尚未上奏，曹叡便去世，最终没有施行。正始年间，刘劭执经讲学，被赐爵关内侯。他所撰写的法论、人物志一类著作，共一百多篇。去世后，追赠光禄勋，儿子刘琳承袭爵位。

译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是汉代平乐监傅介子的后代。祖父傅睿，任代郡太守。父亲傅充，任黄门侍郎。伯父傅巽，黄初年间任侍中、尚书。傅嘏二十岁时就已知名，以裁断鉴识著称。当时何晏凭才智和辩才在贵戚之间显名，邓飏喜欢标新立异、善于变通，结交党徒，在乡里贩卖声名；夏侯玄因为是贵臣之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成为他们的宗主，想与傅嘏交往，傅嘏没有接受。傅嘏的朋友荀粲感到奇怪，问他原因。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向很大，但器量只能容纳虚浮的声名，没有实际才能。何平叔言论高远而情性浅近，喜欢辩论却没有成就，正是那种能凭利口覆败国家的人。邓玄茂有所作为却不能坚持到底，外表追求名利，内心没有操守；喜欢赞同同类、憎恶异己，多言而嫉妒前贤。话多就容易招来祸患，嫉妒前贤就不会有亲近他的人。依我看，这三个人都将败坏家业，远离他们尚且怕祸患牵连，何况亲近他们呢？”傅嘏又与李丰关系不好，对志同道合的人说：“李丰矫饰虚伪而多疑，夸耀小聪明，却不明白权势利害；如果让他掌管政事，他一定会死。”后来都如傅嘏所说。司空陈群征召傅嘏为属官。当时散骑常侍刘劭制定考课法，事情下交三府。傅嘏写文章驳难刘劭说：“听说帝王制度宏大深邃，圣人之道奥妙深远；如果不是相应的人才，道理就不能凭空实行，能够神妙而明察地运用它，关键在于其人。” 等到王道和国政衰败，长久的岁月中无人继续，圣人的言论已经消失，六经也湮没受损。为什么呢？道理宏大而能达到远方，但众多人才没有一个能够明白它。考察刘劭的考课论，虽然想探求前代黜陟官员的文献，但其中的制度大略已经残缺亡佚。礼制中保存下来的，只有周代典章：对外分封侯伯，使他们藩屏九州；对内设置各类官司，统理六种职事；土地有固定贡赋，官员有确定的法则，百官职责均衡，士农工商各有不同事业，所以考核政绩可以施行，升降官员也容易通达。大魏继承百王之后，承接秦汉遗业，制度流传至今，却没有什么可以修订采用的。自建安以来直到青龙年间，凭借神武平定乱世，开始建立皇业，扫除叛逆，消灭残余寇盗，旌旗卷舒，日夜不得闲暇。及至治理国家、整顿军队，权宜之法和常法并用，百官各司都共同承担军国事务，随时采取适宜措施，以应对政务机宜。用古代制度施行于今日，事务复杂、义理不同，难以贯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应当适合长远，有时却不切近现实；法令应当适应时务，却不足以垂示后世。设置官职、均分职责、清理治理民众和财物，是建立根本；依照名分考察实绩、纠正激励、形成规制，是治理末节。根本纲领尚未建立，制度也未完备，国家大略没有得到尊崇，却先行考课，我担心这不足以辨别贤愚、精确厘清幽明。” 从前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先根据他们在州闾中的行为，在庠序中讲习道理；行为完备的称为贤，道术修明的称为能。乡里的长老把贤能推荐给君王，君王拜受其人；举荐贤者，让他出任长官；考察有才能者，让他入朝治理事务。这就是先王收取人才的方法。如今九州百姓，直到京城，都还没有六乡举荐人才的制度；选拔人才的职权专任于吏部。考察品行状貌，实际才能未必适合任职；轻率责罚，德行又不能得到彰显。这样，考核优劣还没有尽善，人才的综合考察、王法的施行和国家制度的深厚广博之义，就很难详尽说明。正始初年，傅嘏任尚书郎，升黄门侍郎。当时曹爽掌握政权，何晏任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平叔外表安静而内心锐利，机巧而喜好利益，不考虑致力于根本；我恐怕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仁人将会远离，朝政也会废坏。”何晏等人于是与傅嘏不和，借政事将他免官。傅嘏起初被授为荥阳太守，没有赴任。司马懿请他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任河南尹，对内掌管都邑，对外统辖京畿，兼有古代六乡六遂地区的土地；那里百姓来自不同地方，杂居混处，又有豪门大族、商贾和胡貊，是争逐利益之处，也是奸邪盗贼聚集之地。前任河南尹司马芝举纲执政，却过于简略；继任的刘静综合细目，却过于严密；后任的李胜破坏常法，以收取一时的声誉。傅嘏建立司马氏的纲领，裁定刘氏的条目，用纲目相互经纬；至于李胜所破坏的制度，则逐渐补正。郡中七百名官吏，有一半不是原来的人。河南旧俗结党，五官掾、功曹掌管选举职务，全都授给本国人，不任用外地人。傅嘏分别举荐其中的良才，交错任用。各官署分掌职务，然后依次考核。治理以德教为根本，执法有恒常准则；政令简约而不触犯禁令，能够见到事理、体察人情；审理诉讼不加捶打审讯，就能查明实情；不因小恩惠而有所荐举通达，凡是对民事有重大益处的，也都隐藏其端绪痕迹，好像不是出自自己。因此当时没有显赫的声名，官吏百姓却过了很久才安于他的治理。于是他的政绩成为历任河南尹中最好的，升任尚书。傅嘏常认为，秦始皇开始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设官分职，与古代不同；汉、魏因循沿袭直到今天。然而儒生学士都想把三代礼制杂糅进来。礼制宏大而能影响长远，却不适应时务；事实与制度相违，名分与实际不能相合，所以历代不能达到大治，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想大规模改定官制，依照古制端正根本，但时局多难，未能改革。嘉平四年夏四月，孙权去世。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上表请求讨伐吴国，因为三位征将的谋划不同，诏令征询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从前夫差战胜齐国，压服晋国，威势行于中原，却不能免除姑苏之祸；齐湣王拓展疆土、兼并诸国，开辟土地千里，却不能挽救覆灭的败亡。这是有好的开端却未必有好的结局的古代明证。孙权自从袭取荆州、击破蜀国以后，志意满足、欲望膨胀，杀戮忠良，诛及后代，元气已经耗尽。”【原注：《史记》记载，吴王夫差北伐齐国，在艾陵击败齐军；召集鲁、卫国君在槖臯会盟，又在黄池会见北方诸侯，想称霸中原、保全周室，并与晋定公争夺盟主地位。越王勾践俘获他的太子友，随后包围吴国，想把夫差迁到甬东。夫差自杀而死。《史记》又记载，齐湣王攻伐宋国，宋王出逃，死于温地南面；割取楚国淮北土地，向西侵入三晋，想吞并周室而自立为天子，泗水一带诸侯以及邹、鲁君主都称臣。燕、秦、楚和三晋合谋，各自出动精锐军队攻打齐国，在济水以西大败齐军，乐毅于是攻入临淄，淖齿杀死齐湣王，并与燕军瓜分齐国被侵占的土地和掠取的器物。】

译相国宣文侯早已懂得夺取乱国、欺凌亡国的道理，深入谋划了宏大的进攻方略。如今孙权已经死了，把后事托付给诸葛恪。诸葛恪如果改变孙权的苛刻暴虐，免除他的暴政，使百姓免受酷烈之苦，暂且安于新施的恩惠；内外同心同德，有同舟共济的恐惧，即使最终不能保全自身，仍足以在长江深处以外延缓败亡、支撑命运。王昶等人有的想泛舟径直渡江，横行江表，收服百姓、掠取土地，就地取食于敌；有的想分四路同时进军，以武力逼迫，诱使敌军离间分裂、携贰反复，等待其自行崩坏；有的想进军大规模屯田，逼近吴国要害，积聚粮食以观察敌方破绽，见机行动。这三种办法，都是夺取敌人的常用计策。然而施行得当，就能成功立名；如果不合时机，必定留下后患。自从整治军队以来，军队出入已有三年，这不是用来突然袭击的军队。敌军防守元帅利于退守，如果整修船只，布置船只守住渡口要害，坚固城池、清空野外，以防备突然进攻，那么横行江表的计策恐怕很难施行。敌人作为寇盗，已经六十年了，君臣都是伪立，吉凶共同承受。如果诸葛恪免除他们的弊政，上天除去他们的疾病，那么他们崩溃的应验，不可以仓促等待。如今边境守军与敌人相距遥远，敌军设置罗网，又持重严密，间谍无法通行，耳目也没有消息。军队没有耳目，侦察还不详尽，却率领大军逼临巨大的险阻，这是希□徼取功劳，先交战而后寻求胜利，不是保全军队的上策。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最为稳妥，可以诏令王昶、胡遵等选择地势险要之处驻扎，审慎安排；同时命令三方一齐向前推进，夺取敌军肥沃土地，使他们返回耕种贫瘠土地，这是第一点；军队出现在百姓之外，敌寇无法侵扰抄掠，这是第二点；招抚怀柔附近道路的民众，投降归附者每天都会到来，这是第三点；敌军把罗网设置在远处，离间构陷的人不会前来，这是第四点；敌军退守以后，罗网必然稀疏，屯田耕作就容易了，这是第五点；坐享积存的粮食，士卒不用运输，这是第六点；敌军的破绽随时可以听闻，讨伐袭击能够迅速决定，这是第七点。这七点，都是军事的急务。不占据这些条件，敌人就可以任意利用资源；占据这些条件，利益就归于国家，不可不仔细察看。屯垒彼此逼近，形势已经交错，智勇都能施展，巧拙都能显现；防备他们，就能知道制胜和失败的计策；与他们较量，就能知道彼此有余和不足；敌人的真情假意，又往哪里逃呢？以小敌大，就会兵役烦重、力量耗尽；以贫敌富，就会征敛沉重、财物匮乏。所以要使安逸的敌人疲劳，使饱足的敌人饥饿，然后集中军队、磨利兵器来震慑他们，参用恩惠和信赏来招诱他们，多方扩大声势来使他们疑惧，从他们意料不到的道路出击，离间他们没有戒备的地方。等到三年之后，左右夹持、彼此牵制，敌人一定会像冰雪消融、瓦片崩解那样溃败；安然承受他们的弊病，坐着计算就可以取得胜利。从前汉朝历代常常忧患匈奴，朝廷大臣和谋士早朝晚退，披甲戴胄的将领陈说征伐，士大夫们都说应当和亲，勇猛奋发的人则想施展搏击吞噬之力。所以樊哙愿意率十万大军横行匈奴，季布当面驳斥他的短处；李信请求率二十万人独自攻取楚国，结果果然使秦军蒙受耻辱。如今各位将领有人陈说要越过长江进攻江陵，凭险要之势独步敌庭，也就是当时那一类人。凭借陛下的圣德，辅相的忠贤，法令的严明和士卒的训练，在必胜的地方谋划，振作长远的策略来抵御敌人，敌军的崩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兵法说：‘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而不交战，夺取敌人的城池而不攻打。’如果放弃必然取胜的庙算，而走万一不能保全的道路，确实是愚臣所忧虑的。因此我认为大规模屯田并逼近敌人，是最长远的计策。当时没有听从傅嘏的话。这年十一月，诏令王昶等人征讨吴国。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在东关大败魏军。诸葛恪乘胜扬言要进攻青州、徐州，魏廷商议防备。傅嘏认为，淮海不是敌人可以轻易通行的道路；过去孙权派兵入海，遭遇漂浪沉溺，几乎没有一个生还。诸葛恪难道能倾尽根本，把性命寄托在洪流之中，以侥幸求取成败吗？【原注：《汉书》记载，张汤起初做小吏时，曾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等交往，私下穿着短衣游说，说：“干没，就是押注成败。”如淳说：“获利叫干，失利叫没。”裴松之说：“傅玄只把干没解释为押注成败，却没有说明干没的含义，按道理仍不够通畅。如淳把得利解释为干，也不能明白。我认为干应读作干燥的干，大概是说有所求取财利，不计较干燥还是沉没，也要去做。”】诸葛恪不过是派遣偏将小将，派平素熟习水军的人乘船入海、溯淮而上，表示要进攻青州、徐州；诸葛恪自己则合并军队，前来进攻淮南。后来诸葛恪果然图谋新城，不能攻克而返回。傅嘏常常讨论才性同异，钟会召集众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原注：《傅子》说：傅嘏通达事理，治理政务喜好端正而有清明条理；认识事理的要领，喜好讨论才性，探究根本而精密深微，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司隶校尉钟会年纪很轻，傅嘏因为他的明智而与他交往。裴松之说：傅嘏预料夏侯玄一定失败，因而不与他交往；这里却说他与钟会友善。我认为，夏侯玄因声名太重而招致祸患，祸端从外部而来；钟会因被利益驱动而失败，祸患从自身产生。这样看来，夏侯玄的危兆难以察见，而钟会的败象容易看清。若傅嘏明知夏侯玄必然危险，却看不出钟会将要失败，就是他的识见有所蒙蔽，难以说得通。若他知道两人都不能善终，却感情有所区别，那就是亲厚疏薄取决于爱憎，与成败有什么关系呢？以爱憎决定亲疏，又损害了高雅的体统。《傅子》的这番议论，并不能增加傅嘏的光彩。】嘉平末年，赐爵关内侯。曹髦即位，进封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起兵，有人认为司马师不应亲自出征，可以派太尉司马孚前往；只有傅嘏和王肃劝司马师亲自出征，司马师没有听从。傅嘏说：“淮、楚一带的士兵强劲，毌丘俭等人依仗兵力远道作战，他们的锋芒不容易抵挡。如果诸将作战有胜有负，大势一旦丧失，您的事业就失败了。”当时司马师刚割除眼部肿瘤，创伤很重，听到傅嘏的话，突然起身说：“我请求带病乘车向东出征。”于是让傅嘏代理尚书仆射，二人一同向东。毌丘俭、文钦战败，傅嘏参与了谋划。司马师去世后，傅嘏与钟会劝司马昭直接返回洛阳，司马昭于是辅理政务。【原注：《世语》说：景王病重，把朝政交给傅嘏，傅嘏不敢接受。景王去世后，傅嘏秘密不发丧，凭景王遗命召文王到许昌，让他统领公军。】孙盛评论说：“晋宣帝、景帝、文帝辅佐魏国时，权势重大而相继承接，王业已经奠定，哪里是区区傅嘏所适宜置身其中的？《世语》所说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傅嘏因此面露自负之色，钟会告诫他说：“你的志向大过器量，而功业很难成就，能不谨慎吗？”傅嘏因功劳进封阳乡侯，增加食邑六百户，连同原有的共一千二百户。这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追赠太常，谥号元侯。【原注：《傅子》说：傅嘏年轻时与冀州刺史裴徽、散骑常侍荀甝友善；裴徽、荀甝早亡。后来又与镇北将军何曾、司空陈泰、尚书仆射荀顗、后将军钟毓相友善，共同综理朝政，都是名臣。】儿子傅祗承袭爵位。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制，因为傅嘏在前朝建立功勋，改封傅祗为泾原子。魏国灭亡后，傅祗在晋朝任官至司空。傅祗的儿子傅宣，任御史中丞；傅宣的弟弟傅畅，任秘书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二年〕

译钟会因此面有自矜之色，傅嘏告诫他说：“你的志向大过器量，而功业很难成就，能不谨慎吗？”傅嘏因功劳进封阳乡侯，增加食邑六百户，连同以前共有一千二百户。这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追赠太常，谥号元侯。【原注：《傅子》说：傅嘏年轻时与冀州刺史裴徽、散骑常侍荀甝友善；裴徽、荀甝早亡。后来又与镇北将军何曾、司空陈泰、尚书仆射荀顗、后将军钟毓相友善，共同综理朝政，都是名臣。】儿子傅祗承袭爵位。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制，因为傅嘏在前朝建立功勋，改封傅祗为泾原子。魏国灭亡后，傅祗在晋朝任官至司空。傅祗的儿子傅宣，任御史中丞；傅宣的弟弟傅畅，任秘书丞。评论说：起初，京房制定考课法，却不能在汉朝实行。刘劭沿袭它，增加条目，又作《说略》。傅嘏写文章驳难，崔林、杜恕上议驳斥，最终在魏国也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是有法而没有相应的人。即使有好的法令，也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假如有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有稷、契、皋陶那样的臣子，即使不为他们制定考课法，也能辨别幽明、实行黜陟，刑罚和赏赐不会失当。鲧、共工、驩兜、有苗，都被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而八元、八恺共同处在朝廷，宾客般接待四方贤者。朝廷四门和穆，无不是善人。魏国正是父子相继，在汉帝左右前后盗窃权位，群臣都是贪鄙苟且之流，却自以为是舜、禹，想实行唐虞三代的事业，这也正像新莽借六艺的文饰来掩盖他的奸邪。所以治理政事，关键不在术数，而在道；不在法令，而在人。没有正确的道，也得不到相应的人，法令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叔向反对子产铸造刑书的原因。【原注：《左传》记载：郑国铸造刑书，叔向派人送信给子产说：“夏朝有混乱的政事，所以制定禹刑；商朝有混乱的政事，所以制定汤刑；周朝有混乱的政事，所以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在末世。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会制定很多法令，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赞曰：品第人才树立虚伪，考课制度滋长伪诈；教化的根本没有建立，百姓还不知道义理；在凉薄之处制定法令，只会增加弊病。钦定四库全书 《续后汉书》卷三十九　元代郝经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