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一百一

译太祖高皇帝在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壬戌十八日丁丑未时出生于钟离。（元朝天历戊辰年，娄宿降下灵气，高皇帝在这一年出生。到洪武戊寅年，娄星又重新明亮。周世宗征讨淮地时，认为荆山、涂山就是濠州的朝冈，那里有王者之气，便命人斩断它。当地有梅姓人家居住，因此称为断梅山。三百年后，太祖在那里出生。元朝末年的童谣说：“富裕的汉人不要盖楼，贫穷的汉人不要盖屋。只要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建立国家。”我太祖定都建康，把至正二十七年改为吴元年，实际是丁未年。） 壬辰年二月，乱兵焚烧皇觉寺，皇上无处躲避，十分忧虑，于是向神明祈祷，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依照《实录》，就是太祖因忧虑战乱而躲避兵祸，向伽蓝神祈祷，坚守了十多天，后来才发生有人招致、逼迫他的事情。根据《皇陵碑》和御制文集考察，则是先有招致、逼迫之事，后来才向神明祈祷。宋太祖微贱时，曾因醉酒进入南京高辛庙，香案上有竹制的卜具，便拿来占卜自己的名位。以一俯一仰作为圣卦，从小官一直占到节度使，都不相合，忽然说：“超过节度使，难道就是天子吗？”一掷便得到圣卦。晏元献任留守时，在庙中题诗说：“庚庚的大横之兆，仿佛听见有咳嗽声。”帝王兴起，为什么竟如此相似呢？） 壬辰年闰三月甲戌朔，皇上进入濠城，郭子兴把他留在身边。（《滁阳王庙碑》说：“被守门人捉住，正要加害，王亲自骑马赶去救活了他。”《实录》说：“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子兴，子兴派人追到那里。”亲自骑马赶去与派人追赶，事情的缓急显然不同。《庙碑》是太祖亲自起稿交给张来仪的，《实录》为什么不依据它呢？） 过了几个月，子兴和妻子张氏商议，要把马公的次女嫁给皇上，张氏说：“我的想法也正是这样。”子兴于是决定下来。她就是孝慈高皇后。滁阳王的夫人张氏，次夫人也姓张。根据张来仪《庙碑》，最初劝滁阳王把高皇帝安置在内室的，是次夫人；滁阳王被戴上刑具时，携带两个儿子跟随高皇帝逃往告鲁淮的，也正是次夫人。后来她的女儿成为皇上的妃子，生下三位王和两位公主。人们只知道滁阳王能在穿着平民服装的高皇帝中识出真主，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次夫人启发促成的。滁阳王夫人生了三个儿子，都与高皇帝不和；只有次夫人能够识别高皇帝，并且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当滁阳王听信谗言、心怀猜忌，而高皇帝忧虑疑惧、身染疾病之时，次夫人如何在卑微困窘的处境中周旋调解、消除嫌隙，也就可以知道了。高皇帝亲自撰写滁阳王的事实，大概也是要深深彰明次夫人的功劳。然而《实录》只说是子兴的夫人张氏，把其中事实全部抹去了，大大违背高皇帝的本意。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表彰出来。癸巳年冬，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考察《实录》，癸巳年夏五月以后记载说：“彭、赵二位将帅已经占据濠州，挟持德崖等人为自己效力。这年冬天，早住自称鲁淮王，均用自称永义王。”所谓“这年冬天”，就是癸巳年冬天。《滁阳王庙碑》和《皇明本记》记载两姓僭越称王，都在壬辰年逃奔濠州之时，与《实录》不同。根据《高帝纪梦》考察，其中说元将贾鲁死后，第二年城围解除，我回到乡里，收集数百名残余百姓，把他们献给上官，上官任命我为镇抚。这年冬天，彭、赵僭越称王，部下多有凌辱百姓之事。所谓“这年冬天”，也就是癸巳年冬天。从时势来说，彭、赵两姓虽然仓促僭称，也应当是在元兵解除包围之后，而不应在从徐州逃奔濠州之日，当以《实录》为正确。又考《元史·顺帝纪》：“辛卯八月，萧县李二以及老彭、赵君用攻陷徐州。”老彭就是早住的父亲彭大。芝麻李失败后，彭大应当与君用一同逃奔濠州。《实录》没有记彭大而记早住，又记在甲午六月皇上攻取滁阳之后，说不到一个月，彭、赵派人邀请皇上守卫盱、泗，皇上推辞没有前往。不久，两人互相吞并，早住也死了，只有君用专掌兵权，等等。考察《顺帝纪》，又在丁酉年记载赵君用和彭大之子早住共同占据淮安，赵僭称永义王，彭僭称鲁淮王。这样看来，丁酉年早住还活着；按道理推断，癸巳年夏天与君用互相吞并而死的，是彭大，不是早住。《实录》在记载早住死后，又记载皇上派人劝说君用，并贿赂他的左右来解救子兴；而《庙碑》和《天潢玉牒》都说：彭、赵向东驻屯泗州，挟持王一同前往，皇上派人贿赂彭、赵，才得以放回。这样又是早住没有死的明证。《龙凤事迹》说：此前芝麻李的旧部赵均用、彭早住占据淮安，僭越称王。早住死后，均用更加专擅。不久逃奔山东，依附宋将毛贵。这是早住死于淮安的明证。两姓僭称王的事情，发生在壬辰、癸巳之间，各种书籍记载得很确切。《顺帝纪》又记在丁酉年，大概是彭大死后，早住与君用一同攻陷盱、泗，共同占据淮安；君用仍僭称永义王，早住承袭父亲的旧号，仍称鲁淮王，所以《元史》又据此记载了它。《元史》称彭大之子为早住，意思非常明白。编修《太祖实录》的人，大概没有来得及考察罢了。己亥年，君用杀死毛贵，不久又被续继祖杀死。唯独不知道早住最后的下落。到丙午年梅思祖以淮安投降时，皇上告诉他说：“你们多是原赵均用的部下，往往都被授予显要名号，后来归附张氏，又享受他的俸禄。”由此可以大略想见，数年之间，君用一伙人在淮、泗之间横行跋扈。可惜记载残缺，无法援引凭证。我姑且写下这些，用来订正《实录》的错误。甲午年七月，皇上向南攻取滁阳，途中遇到定远人李善长前来拜谒，便把他留在幕府，任命他掌管书记。

译郑晓《名臣记》说：皇上曾经和善长从容谈论天下大事。善长称赞皇上豁达大度，像汉高祖一样，天下不难平定。皇上于是问善长：“你可以比作萧何，徐达可以比作韩信，那么谁可以比作张良呢？”善长称说金华宋濂。皇上说：“我听说青田有刘基。”考察当时高皇帝住在滁阳王的外甥馆中，名位在各位将领之后，怎么能够安然自称“孤”，把自己与汉高祖、君臣相提并论呢？善长掌管书记，皇上还告诫他不要谈论诸将的得失，哪里顾得上其他事情。龙凤戊戌年攻克婺州，皇上才开始召见宋濂；庚子年攻克处州，才有人荐举刘基。这时大概未必知道这两个人。流俗中有《英烈传》，说太祖三次拜访中山王，中山王谈论经世济民的大略，仿佛韩信、诸葛亮那样，知情者都嗤笑它。想不到郑氏这样的博通儒学者，也照搬俗说到这种地步。又有黄金《开国功臣录》，记载善长在元末隐居东山，想辅佐明主以安定天下。考察庚午年诏书，善长带着全家从草野来到军门，俯伏在皇上面前。难道这是隐居高尚的人吗？太祖对善长，一次说他是以文吏身份跟随自己，一次说知道小吏的心思。善长作为官吏的经历是很清楚的。如果一定要讳言胥吏的名分，给他标上隐士的名目，那么▯侯、雍奴岂不是也不能成为两汉的宗臣了吗？世俗儒生见识浅陋，往往如此，应该彻底删削这种说法。乙未年春正月，皇上率领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攻取和阳。谨考《太祖实录》：壬辰年闰三月，皇上跟随滁阳王起义，被任命为九夫长。癸巳年六月，任命皇上为镇抚。乙未年春，子兴命皇上率领两千兵力谋取和阳，皇上带着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等几十人直进。中山王被称为镇抚，就是见于这里。当时中山王虽然隶属于太祖麾下，实际上属于滁阳王的部曲。太祖和中山王担任镇抚，都是滁阳王任命的。史家没有弄清事情的始末，都说中山王一见皇上，皇上就授予他镇抚，使他的地位高于宿将。却不知道乙未年春，子兴命太祖统领军队，和阳各将领还不肯率部跟从，过了很久才确定下来，中山王哪里能马上居于诸将之上呢？太祖御制《神道碑》说：任命他为统帅之首，凡有小规模征伐便代替朕出征。到攻克姑孰时，才说任命王为将军；平定建业时，才说任命王为大将。由此可见，史家夸大的说法都不是事实。渡江以后建立帅府，丙申年任吴国公，直到后来称吴王，所有任免授官，都出自龙凤的命令，或者依照藩镇承制的旧例。国史有许多忌讳，全都隐去不记；然而往往仍有可以考察的地方。按照太史公《秦楚月表》的精神来考察，只要不隐没事实就可以了。乙未年六月，攻克太平，命冯国用掌管亲兵，把心腹之任托付给他。镏三吾《宋国公追封三代碑》说：陈也先来侵犯和州，兵马是我军的三倍，但凭借庙算取得胜利，俘获了他的全军。也先如果不能逃脱死亡，便表示愿意归附。宰杀牲畜结盟，饮血时却呕吐，可知他心怀二意，一定不能让他善终。他的军队放下武器，环绕皇上睡觉，全部撤去兵器，只有国公一人侍立在皇上身旁，直到天亮也没有发生其他事情。此后国公首先冲入敌阵，众人乘势击溃敌军，于是擒获也先。根据《实录》，皇上把旧人全都屏退在外，只留下国用侍奉在卧榻旁。而镏学士《追封碑》却把这件事归于胜。当时国用最受皇上亲信，负责周旋宿卫；冯胜受封宋国公时，诰文仍以国用为主要依据。如果侍奉在皇上身边的是胜，诰文一定不会只提国用。冯胜在开国诸臣中，功劳还不能与常遇春、邓愈相比；他能列入六公之中，也正是因为国用的缘故。怎么能把他哥哥的功劳掠来归给冯胜呢？丙申年三月，陈兆先率三万人投降，皇上挑选五百人安置在自己麾下。皇上知道他们疑惧不安，便命令他们全部入宫护卫以安定其心。到攻打集庆时，很多地方都借助了他们的力量，而碑文却说成是陈也先的部众。也先在乙未年六月假意投降，不久又诱使部下重新反叛，甚至发生欺骗皇上到军前接受俘虏的事情，皇上怎么会不心怀疑虑，而让他的降卒进入宫中护卫呢？碑文又说：此后国公首先冲入敌阵，于是擒获也先。乙未年九月，也先追袭我军于溧阳，被青衣兵杀死，从来没有再次擒获他的事情。开国初年诸公的记载文字中，唯独镏学士的错误最多，无法一一列举。王世贞撰写《冯胜传》，却说只有国用和胜穿着铠甲侍立在帐中。两个人既然一同侍立帐中，怎么又说“只有”呢？郑晓《异姓诸侯传》说：皇上释放也先后，冯胜兄弟察觉他有异志，曲意防备他，最终没能让他造成危害。这些都是因为三吾碑文而附会出来的说法。史家这样曲为解释，都应删去。又考察《开国功臣录》，冯国用从攻克镇江以下的事迹，都是镏三吾碑中所记冯胜的功劳次第。丙申年七月，皇上在金陵开设行省，当即任命国用为亲军都指挥使。如今却说是在攻克宜兴之后，错误太大了。国用既然掌管亲军，身在皇帝左右，也没有出外镇守宜兴的道理。王世贞撰写列传，因袭《开国功臣录》的错误，又说兄弟二人都授万户，都进为大元帅，国用不久升任亲兵都指挥。他凭自己的意思杜撰拼合，有什么根据呢？错误相距太远了。乙未年七月，陈▯先率数万人来攻太平。在城下交战，于是擒获陈▯先。太平城下的战事，《实录》与宁河、东瓯的《神道碑》记载不同。而《实录》中的宁河本传又与《神道碑》相合，这样《实录》与本传也互相不同。参照考察这些材料，《实录》说：皇上派徐达、邓愈、汤和带兵出姑孰东面迎战，后来又命别将绕到敌军后方。宁河《神道碑》说：皇上亲自督军抵御敌人，调遣中山王和魏国公带奇兵从后方出击。东瓯《神道碑》说：王攻击敌军水军，中山王、宁河王从东门转战到城北，击破敌军步兵，于是擒获陈▯先献上。根据两通碑文参照考察，跟随皇上督军抵御敌人的，是东瓯王；带奇兵绕到敌后的是中山王、宁河王。《实录》记载很是简略，应当以两碑订正。丙申年七月，徐达包围常州，张士诚派他的弟弟九六来援助。徐达设下埋伏，把他擒获。

译“一望虞山便怅然，楚公曾经在这里率领楼船。这里是历经艰险百战而捐躯的地方，也是慷慨怀抱孤忠、痛骂敌寇的年代。想要衔来精卫石填平大海，愿意借祖龙之鞭驱逐群狼。直到今天父老仍然流泪，花落春城，杜鹃也在悲泣。”以上是陈基敬初《夷白集》中的诗。陈基是临海人，至正初年因荐举被授为经筵简讨。后来辞官回乡，在吴中教授。张士德进入吴地后，网罗当时名士，把他延请到幕下。他在伪吴任学士，进入国朝后参与修撰《元史》。集子中所称楚公和平章荣禄公，都指张士德。平章荣禄，是士德归降元朝后所授的官号；称楚国公，则是元朝追封的爵号。考察《洪武实录》，张士德在丙申年二月占据平江，秋七月援助毗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把他擒获。太祖高皇帝御制武宁王《神道碑》，也首先记载了这件事。如今陈基《舟中望虞山》诗却认为楚公亲自率领楼船，这里就是他百战捐躯之地，这就是所谓传闻各异了。陈基本人当时在士德幕中，这首诗作于癸卯年二月渡江出使淮地之时，不应是没有根据的话。然而高大的碑文和国史明白记载在简册中，又怎么会有错误呢？今年辑录《开国功臣事略》，在宋文宪《銮坡后集》中得到《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其中说：丁酉年六月戊辰，攻取江阴；秋七月丙子，进攻常熟，张士德出兵挑战，赵公指挥军队前进，士德被捆绑擒获。士德是士诚的弟弟。于是又征讨望亭、甘露、无锡等寨。根据武桓公碑文来看，陈基的诗是有依据的。宋文宪身负国史之职，奉诏撰写此碑，必定经过呈进审核。擒获士德是开国大事，怎么会毫无根据，却轻率地把武宁王的功劳移给武桓公呢？碑文在“士德被捆绑”下面又说：“士德，是士诚的弟弟。”用词郑重，似乎有意要疏通证明这件事。我因此又详细反复考察，果然《实录》的错误无法掩盖。《实录》记载七月擒获张九六，十月士诚因为弟弟被擒，派孙君寿请和，愿意每年输送粮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刘辰《国初事迹》认为这是因为士德的母亲心疼儿子。然而士诚既因失去弟弟而惊惧，他的母亲又因心疼儿子而请和，那么士诚的遗书为什么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呢？高皇帝的回信却说：我军攻围常州，生擒张、汤两名将领，尚且以礼相待，不忍加以诛杀。你们俘获的詹、李二人，只是我的偏将辅将，对成败没有影响。张、汤两名将领，是你的左右手，你应当三思。我军既然擒获了士德，俘获了他的谋主，你为什么把他们隐瞒不说，只提张、汤二将呢？这是第一个错误。《元史》记载：丙申年七月，士诚的军队攻陷杭州，杨完者把他们击败。陶九成《辍耕录》记载杭州战事，士德与王与敬一同前往。综合各书考察，士德攻陷杭州在七月，战败退回平江应当在八月，怎么会有在常州被擒的事呢？这是第二个错误。《元史·顺帝纪》和《达识帖睦迩传》记载，张士诚写信请求投降，达识帖睦迩奉承制命令周伯琦前去抚谕，诏令任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士德已经被大明军队擒获。这是丁酉年八月的事。若士德在丙申年七月被擒，距离士诚纳款已经一年多，怎么还会授予他平章政事呢？又考察《达识帖睦迩传》，元朝授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授士信为同知行枢密院事，士德不久被大明军队擒获，则这些事情应发生在一个月左右之内。《元史》的记事用语十分明白。这是第三个错误。士德因为喜爱贤才、礼待士人，创立霸业，像王逢、杨维祯、杨基这样的人长期歌颂仰慕他，并不只是陈基等被召请到馆舍中的人。假使他二月进入吴地，七月就被擒获，在吴地还不到半年，又要带兵往来三郡，没有片刻空闲。士德即使有超人的谋略，怎么能如此深得士人之心呢？这是第四个错误。王逢《梧溪集》说：如今太尉开设藩府的第三个月，命部将王左丞晟写信出使海上，接踵把我召到吴中；因为我避居无锡，便劝说王晟劝张楚公归附元朝，提升我为淮省都事。我辞谢没有就任。王逢后来游昆山、怀念旧事、感伤今日的诗也说：“威武的张楚国公，挺然生于海陵偏僻之地。到甓社探取玄珠，骑白马饮于浙江之水。车马三年向南奔驰，后来向北又同走一条道路。宽容接纳甘公的游说，情意深厚如穆生所饮的甜酒。发誓要击打祖逖的船桨，最终却折断了孙策的马鞭。天王下诏褒奖追赠，守将亲自按年祭祀。”士诚归附元朝，谋划都出自士德；王逢作为元朝遗民，也参与了谋划。假如丙申年秋天士德已经成为俘虏，王逢即使想替他求情，又凭什么能够出力呢？这是第五个错误。《元史》记载丁酉年士诚屡次被杨完者击败，之后才请求投降。士德被擒在七月，而元朝招抚晓谕在八月，那么士德被擒时，归附元朝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实录》说我军想留下士德来诱使士诚，士德暗中写信给士诚，让他投降元朝以谋害我军，所以把他杀死。国史既然错误地把士德被擒记在前面，又不愿抹去他主谋降元的事情，所以曲意编造了这个说法，并非事实。这是第六个错误。由此说来，士德被擒的事情，应断定以赵武桓公碑为正确，《实录》的错误无疑。我又考察《天潢玉牒》，其中说：丁酉年六月攻取江阴州，进攻常熟，俘获张士诚的弟弟士德而归。《皇明本纪》说：第二年，又在宜兴湖桥击破他的军队，擒获他的弟弟张九六，并缴获战船马匹。这些都与《武桓碑》相合。湖桥在虞山以西，向北通往福山港，是水军进入长江的要地，因此士德是在这里被擒的。陈基从琴川经过福山港，在船中远望虞山，至今可以想见当时的地方。《本纪》说是宜兴，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又考察《实录》，丁酉年七月丁丑，徐达率军巡行宜兴，攻取常熟，击败张士诚的军队，缴获马五十匹、船三十艘，投降的士兵很多。

译《武桓碑》记载攻打常熟在丙子日，《实录》记载在丁丑日，相差只有一天，当然知道就是同一场战事。《实录》说徐达的军队攻取常熟，却不提武桓公，是因为武桓公当时作为领军先锋，听从大将调遣；常熟的军队也听从武宁王调遣，所以被隐去没有记载。唯独在攻取常熟下面漏掉士德被擒的事情，是因为此前已经错误地把它记在丙申年。可是这件事之所以传讹，大概也有原因。丙申年七月，既擒获张、汤两位将军，十一月又擒获他的猛将张德。用兵之际，军书往来飞驰，奏报彼此错杂。流传日久，即使在圣祖撰制碑文之时，也只是依据当时的一份功劳状文来书写，没有来得及订正。《平吴录》记载士德援助常州时被擒，在丁酉年三月，更是没有依据。其他记录纷纷杂陈，也不值得再说。史家记载有异同，必定要以国史为准；但国史又有许多地方不足相信。至于开国元勋的碑文，出自御笔，流传在玉石碑铭之中，不是其他金石文字可以相比的，却仍然有时免不了成为传疑。史家之难，难道不值得相信吗？我在万历戊午年读《夷白集》时，心中怀疑，仿佛有东西郁结其中。直到如今过了几年，反复排比编次，剥剔考证，才略有条理，敢于按次第写出来。不知道后世的君子会认为这些怎样？天启六年七月十九日。丁酉年七月，胡大海在徽州城下击败杨完者。九月，汪同前来投降。徽州城下的战斗，宁河王《神道碑》记载宁河王与越国公共同参与，《实录》的本传也沿袭这种说法。胡越国《新庙碑》记载这场战事专属于越国公，《实录》又采用了这种说法。考察可知，当时宁河王镇守徽州，越国公进攻婺源；杨完者的军队进犯徽州，宁河王作为守将抵御敌寇，越国公则率军返回，与他合力攻击。因此这场战斗无疑是两位共同参与的。碑文记载此战在十月，《实录》记载在七月。考察程国胜《神道碑》，国胜在这一年十月跟随卫公作战，击败苗军。因此应以十月为准。奏报偶有不同，史家的记载也常常错杂。又考察《实录》，七月丙申，杨完者率十万兵力想要收复徽州，胡大海回军在城下与他交战，大败其军；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帅汪同等到雄峰翼投降。《国胜神道碑》记载汪同与国胜等一起投降。这样看来，徽州城下的战斗时，国胜已经在军中，与《实录》所载大相矛盾。考察宁河《神道碑》，城下之战在这一年十月。大概宁河王、越国公攻取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战则发生在十月。只有战斗发生在十月，国胜投降之后，才得以接受宁河王的调遣；如果战斗发生在七月，而汪同等人在九月投降，两件事就完全没有关系了。这可以用来订正《实录》的错误，应当与《宁河事略》相互参看。己亥年十一月，胡深反叛，石抹宜孙从小路前来投降。《实录》说：处州守将石抹宜孙派元帅叶琛等屯驻桃花岭等要害，胡深守卫龙泉，以此抵御我军。到这时胡深反叛，石抹宜孙从小路来投降，并且说处州兵力薄弱，容易攻取。胡大海大喜，立即出兵与耿再成合攻处州，于是攻克。考察《神道碑》和《行述》，胡深是在处州攻克之后出来见胡大海的；《实录》却说石抹宜孙从小路投降，献计攻取处州，这两种说法大不相同。考察《实录》本传，似乎应当遵从碑文和行述。胡深受到石抹公以国士相待，既然已经解除铠甲、归附我方，又怎么会献计攻取处州呢？这难道是君子所为，而是钻穴偷盗的小人行径吗？苏伯衡撰写《缪美列传》说：皇上到金华时，缪美跟随胡公在梅花门外大败处州胡深元帅的军队，进至菱道，全部缴获敌军辎重，金华于是投降。己亥年十一月，他又跟随胡公攻打处州，军队据守矾岭。那里地势险要狭窄，众人都不利于先登。缪美率领敢死队，手持棍棒，像鱼贯一样奋力攻击，夺取敌军营垒进入，我军随之进攻。守将石抹参政弃城逃走。于是分兵平定浮云，得到元帅叶琛派来晓谕胡深的使者，说：“去年你的军队交战而大败，今年我军不战而胜，那么天意也可以看见了。与其凭险苟且偷生于朝夕之间，哪里如改变打算，保全富贵呢？” 胡深认为他说得对，出来投降。龙泉、庆元都被平定。于是带着胡深、叶琛和刘基入见皇上。宫内拿出银碗、彩绸赏赐他们，又遣送他们返回金华。考察伯衡记载缪美劝降胡深的事情十分详细，明明是在处州攻克、石抹弃城之后。石抹既已逃走，胡深不得已前来投降，怎么会背弃石抹投降之后，又献计谋攻取处州呢？这可以证明《实录》一时记载的错误，也可以洗清白仲渊千百年来强加的诬蔑。丙申年秋七月己卯朔，诸将奉皇上为吴国公，设置江南行中书省，皇上兼任总省事。《实录》说：丙申年七月，皇上攻取台城，诸将奉皇上为吴国公。如今考察可知，这是错误的。当时设置江南行中书省，亳都升任行省平章；己亥年五月，升任行中书省左丞相；辛丑年正月，才成为吴国公。俞本《记事录》按次序记载得很详细。根据辛丑年十一月叶子奇写给孙炎的信，其中说：“丞相凭借雄杰的才干，继承并开创中兴的运势。”而壬寅年冬天出海的使者，还带着行省平章的宣命，这就完全可以知道丙申年还没有开吴国、尚未称吴国公。汉高祖尚未成为巴蜀之王时，没有改变沛公的称呼；光武帝起初巡行昆阳，也只是沿用太常的名号。帝王兴起，难道会把区区封爵的早晚看作贵贱轻重吗？史臣在这里实在是没有见识了。《初学集》卷一百二。○《太祖实录》辨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