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九十

译△浙江乡试录序 天启元年秋八月，天下正值举行乡试的时期。皇上批准礼臣的请求，命编修臣谦益同刑科左给事中臣谦贞前往主持浙江考试。臣等接受命令，唯有谨慎奉行。等到了那里，巡按监察御史臣某重申并严厉执行考试法令，告诫更加周密；提调、监试臣某某，则办完事务、准备物品，一切没有违背原定规制；同考试官臣某某彼此整肃盟誓、告诫戒备，然后到任办事。于是录取提学佥事臣洪承畴所选的士子，关闭考场，举行三场考试。浙江贡士共有九十七人。先前巡按臣某因皇上继承帝位、改换年号，上疏请求扩大乡试中式名额。皇上批准他的奏章，命令今年录取贡士一百人，其他各省也依次增加。考试结束后，排列他们的姓名，选出文章中可以记录的，刻版进献，而我因职务所在作这篇序。我曾读宋代陈亮所上的书信，其中说，吴、蜀是天地间偏处的气运，钱塘又只是吴地的一隅；他极力议论当世的人主，凭借已经衰耗的气运，使用日渐衰弱的士人，难以向北争夺中原。我每每读到这些话，都不免再三叹息。后来想来，我高皇帝平定金陵以后，就在浙江聘请四位先生。帷幄中亲近而参与机密的臣子，也都是浙江所产。此后，名卿伟人铭刻于太常的，姓名相望，又怎么能说气运衰耗、人才衰弱呢？我曾间或追溯根源来议论这件事：中原的文献独自流传到婺地，又参照东嘉的经制、永康的事功，于是黄氵晋、柳贯、吴莱这些人，推衍前人的遗学，浸润扩展、连续演绎，后来汇聚成金华的道德文章。自祥兴以后，宋朝的遗民故老大多留在旧国，他们高尚的风操和艰苦守节，在浙河东西凛然可见，后来又激扬成乌伤、临海、馀姚的节义。自从渡河复国的志向不能在宗忠简那里实现，陈亮、王自中这些人便以穷乡的平民身份，承担百年复仇雪耻的责任。他们的志向大略充满愤懑，同江潮海气交错在一起，后来发泄成为诚意、新建以及于忠肃的功业。追溯自有宋建都之初，直到前朝灭亡，浙江贤才的产生多得很，竟然没有补助当地气运的消长、人才的盛衰，却终于在我大明得到极大的奋发。由此看来，过去所说的衰耗，正是它积聚充盈、蒸腾发越，并把美好集中到今天的原因。《诗经》说：‘后稷开始播种收获，有神明辅佐的道理。’我祖宗得到人才之盛，难道不是神明在辅佐吗？自建州发生祸乱以来，忧虑时局、流泪叹息的士人，大概尤其为于忠肃而叹惋愤慨，遗憾不能使他从九泉之下复起。而我们奉皇上命令在浙江取士，若能在于忠肃的故乡得到一名士人，用来抵御敌人的愤怒、振兴国家的耻辱，这难道也是上天扶助顺理之事、而臣下所应当做的事情吗？我们越过淮河，渡过长江，到达浙江，询问独松关的险要，指着皋亭的壁垒，不禁默然恐惧；看见省会的繁华浩大，想象所谓行都故宫，又不禁凄然悲伤。于是起身叹道：我到今天以后才知道，忠肃的功业影响深远。封闭考场考试时，穿着衣冠、带着笔墨文书前来的人有四千九百多人。有人说：‘这些都是忠肃故乡的子弟。’我们摩挲试卷，燃油接续日光，夜色已经将近正午，烛影在帘幕和几案之间闪烁，有风肃然吹来，仿佛听到有人在告语。事情办完之后，大家彼此相看，竟不能释然离去，都说：‘或许可以得到像忠肃那样的人，把他献给朝廷吧？’又说：‘还不能知道。’唉！这确实还不能知道。我到浙江后，考察职方之书，巡视其中的镇山、泽薮，便可以据此验证当地的地气；观察当地的人文，东南人才如竹箭般的美盛，多得不可胜用，便可以据此验证当地的人才。用帖括来考察，以糊名来取士，却想由此得到一名士人，抵御敌人的愤怒、振兴国家的耻辱，这就是所谓有神明辅佐的道理。既然如此，就不能不从神明那里求得验证。《诗经》不是说过：‘神明若听见这些，最终会使天下和谐安平。’凭借国家有道的长久，列圣扶养人才的长久，以及我皇上聪明睿智、忧念百姓而访求贤才，知道他在这里没有忘记忠肃，神明已经听见此事，这一点可以知道了。从今以后，希望众多士子都奋发努力，以建立王室的功勋和国家的功业，永远在世间留下声名，使地气息养之后不再衰耗，使人才兴盛之后不再衰弱。这样，后世之人就不再有陈亮所说的那种感慨叹息，这就是国家的庆幸，也只是神明的功劳。至于众士子的文章和我们臣下的心目，全都是皇上使然，也全都是神明所凭借的。我们不过是报告事情办成了，又有什么可以讥议的呢？不过我听说过去江西的事情，浙江考场中曾有神明告示。这份录文已经进献并刊登了，但最终还不知道神明所告示的究竟是什么。唉！应当敬畏啊！唉！我和众位士子都应当敬畏啊！翰林院编修、文林郎钱谦益谨序。

译△立志如伊尹之所立之志 论说：古代的圣贤，把自身同天地万物一视同仁，而不把天地万物据为自身所有；把自身同天地万物一视同仁，那么我的自身就是天地万物，这就叫作无我。无我便达到至公。若把天地万物据为自身所有，便有了我；有我的人，难道只有保养自身、封闭自我的弊病吗？即使磨秃头顶、走破脚跟，委屈自身来为天下效力，也仍然是出于私心。因此君子慎重对待自己的志向。射箭的人立定志向，审慎坚定方面即使相差一丝一毫，射中目标也必定会远在寻丈之外。士人的志向彼此相差，难道只在寻丈之间吗？从前周子谈论士人希望成为圣人的问题，说：‘立志要像伊尹所立的志向。’解释这句话的人说：‘周子的话，是担心人们专门把发策决科、荣耀自身、使家族富足、迎合世俗求取宠爱当作事业。’这话似乎说对了，但还没有说尽。请让我拾取其中遗漏的意思，略加论述。士人把发策决科、荣耀自身、使家族富足、迎合世俗求取宠爱当作事业，他们对于求取进身之阶，就像用钩子来索取物品；靠着俸禄维持生活、结交权贵，以求苟且度过岁月，就像蛀虫啃食树木。这难道是周子最深切忧虑的事情吗？真正有志于圣贤、以荣耀自身和迎合世俗为可耻的人，如果他的志向究竟存在哪里还没有辨明，却急急忙忙地借圣贤之学来实行自己的功利之心，那么这种祸患就更大了。他不知道圣贤所急切追求的，是急切追求这条道，而不是急切追求天下。如果圣贤急切追求天下，那么圣贤的志向也就无法同功利之心区别开来了。周子对此有所忧虑，所以不只是教人学习伊尹，还先教人立志要像伊尹那样立志。伊尹的志向是什么志向呢？以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为可耻，这是伊尹的志向；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就是我的罪过，这也是伊尹的志向。不过，把这些当作伊尹的志向，正是所谓相差毫厘便相去千里。古代圣贤急切追求这条道，不过是终身如此罢了。所以说：‘处于快乐时便实行它，处于忧患时便避开它，坚定不移，谁也不能拔动。’快乐时有实行此道的方法，忧患时有避开此道的方法；道存在于天下，就像水流行于大地，无处不在，哪里是我能够使它实行或使它违背的呢！正因为这样，他们看待这个世道和百姓十分恳切，而看待功名富贵，却淡然无所牵系于自身。他们自视甚大，所以气概足以凌驾天下；自我担当甚重，所以力量足以运转天下；所处位置甚高，所以地位足以使天下都显得卑下。如今却不是这样，只能因道而乐，却不能因道受忧；只知道实行，却不知道退避；急急忙忙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事情，而自己的气概不足以凌驾天下，力量不足以运转天下，地位不足以使天下卑下，于是也不过是天下中渺小的一件东西罢了。以这样渺小的一件东西，竭尽心神和强力去支撑天下，天下广大而我渺小，天下沉重而我轻微，天下高大而我卑下，纷纷然侧身挤入功利之路，背负着它奔走，却自己还没有觉察。因此，所谓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不过是走诡诈投机的门径；所谓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就是我的罪过，不过是功利之路的邮驿；五次去见汤、五次去见桀，不过是失身者的节传，是放逐君主、窃取国家者的标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志向没有及早辨明。志向一旦没有辨明，流弊竟达到如此地步，能不慎重吗？伊尹的志向是什么志向？就是我所说的急切追求这条道，忧患时退避，快乐时实行。当他身处田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时，他从光辉灿烂中看见日月，从耕作收获中看见养育百姓，从春耕秋收中看见时令的有序，伊尹本来没有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事情。等到他忽然接受三次聘请，致力于讨伐夏桀、拯救百姓时，他看见夏桀昏暗的日子和光明之道，看见百姓陷于涂炭却可以重新耕作、春耕秋收。伊尹说：‘这是我忧患时退避、快乐时实行、进德修业的一件事，最终仍然没有把自己同天下混同。’伊尹的志向如此，为什么呢？人人都急切追求天下，而伊尹却急切追求这条道。急切追求天下便有我，急切追求这条道便无我。有我与无我之间，是辨明志向的重大界限。由此看来，立志如伊尹之所立之志，也就可以知道了。天地广大，我处在其中，不过是渺小的一物。自从有百姓以来，圣人创制，贤人承述，开拓万物、成就事务，兴作补救，纷纷浩浩，多得无法计算。他们裁成万物，是天地的性灵；他们最终归还于天地，也不过是天地所能做的事情。对圣贤来说有什么呢？对天地来说又有什么呢？而我却想在其中铺张开来，把它当作功名；采集编缀起来，把它当作道德。譬如在太空中绘画，又追逐太阳的影子，这不也是劳苦而没有意义吗？忧患时退避，快乐时实行；忧患和快乐并不是天下之事，退避和实行也不是出于自我。希望尧、舜成为自己的君主，是我的愿望，但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不一定要算作自己的功劳；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是我的罪过，但拯救世人不一定要算作自己的德行。出处可以采取不同的道路，行藏却可以不相违背；奋起和潜藏可以处于不同位置，显现和隐伏却可以不相仿效。禹、稷劳苦到手脚生茧，巢父却可以离去而挂起水瓢；周公明察农事，仲尼却可以出游而成为旅人；洙、泗之间，著述遍及六经，颜氏之子却可以退处而几乎接近圣道。这样以后才叫作无我，才是把自身同天地万物一视同仁，而不把天地万物据为自身所有。立志如伊尹之志，也不过如此。《易经·乾卦》说：‘飞龙飞得过高会有悔恨。’又说：‘群龙出现而没有首领，吉祥。’伊尹以平民身份放逐君主，以冢宰身份放逐君主的儿子，不能说不处于高亢之位。恢复政权给他的君主以后，他陈述告诫便告退归去。除去年老年幼时上朝的记载之外，想在史册中找到他一言一事的显著记录，都不可得。当时，伊尹大概已经重新成为有莘田野中的平民，释然不再参与天下国家的事务。所以他告诫太甲说：‘臣不凭借宠爱和利益占有成功。’

译这难道就是他把天下的俸禄放在眼前却不顾的心吗？这难道就是处于飞龙在天的高位却没有悔恨的天德，是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吗？凡是德行有首领，是因为其中有我；天德无我，所以不能有首领。伊尹处于高亢之位却没有悔恨，在进退存亡之间不失正道，是因为他无我。立志如伊尹之志的人，能在有我、无我之间辨明这一点，思考就完成一大半了。唉！三代以来，豪杰之士用学术扰乱天下，大抵都是学习伊尹却走偏了的人。周子对此深深忧虑，所以说：‘立志要像伊尹所立的志向。’紧接着又说：‘学习颜子的学问。’颜子是住在城郭附近、依靠一箪食一瓢饮生活的人，他流传的风范和遗留下来的著作少得可怜，却足以同伊尹相提并论，士人何必急切追求天下呢？周子在宋代，独自抱持古代遗经，倡导不传之学。先儒认为他在求取名声方面有所不足，却有益于寻求自己的志向；不热衷于祈求福禄，却厚待百姓；不注重奉养自身，却使鳏寡者也得到安乐；不迎合世俗，却以友善千古圣贤为崇尚。这大概也是孟子所说的使百姓早夭的人吗？我看宋代，新法纷争，洛学、蜀学互相钩连结党，那些人也都慨然有志于圣贤，耻于把发策决科、荣耀自身、迎合世俗当作事业，却一概以有我为根本，处于高亢而不知道悔改，终于几乎相互率领着给天下带来灾祸。周子所讲的是浑然太极之学：无极而太极，这就是群龙无首。至于其他方面，就转入阴阳五行了。用这种学说来建立事功、树立道术标准，不能没有我，也就不能做到无首。首领一旦显现，龙德也就稍稍衰减了。唉！有我与无我之间，大概是学者真诚和虚伪的关口，也是一世道治乱的关键。有志于伊尹的人，又应当以周子为法。谨作此论。△第一问 问：《天保》这首诗，是臣下报答君上。因此诗中说：‘承受上天的一切福禄。’又说：‘万寿无疆。’那么，古代那些在盛世中忧虑、对英明君主感到危惧的臣子，难道不是错误的吗？西周达到太平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成王；中兴之世则没有谁比得上宣王。《诗》《书》中对他们的称颂，为什么这样反复叹息告诫，仿佛一天也不能安闲呢？我皇上继承无疆的大历数，承受而更新祖宗的功德，宣扬先帝的遗命，天降的休祥日益增多，亿万年长久不绝。做臣子的，应当欢欣赞叹、踊跃庆贺，作《天保》那样报答君上，恐怕还来不及。然而有人认为，皇上年少登基，像成王的时代；而狡猾的夷人尚未诛灭，又有攘除驱逐之事，也仿佛宣王的时代。那么《诗》《书》的告诫，大概不能在今天废弃吧！宣王是中兴而最终懈怠的人，不值得拿来向皇上说。那么成王也不足以效法吗？又有人认为，成王时有周公在前、召公在后，铺陈直切的意见，极力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享国久远，所以成王的德业最为盛大。今天之所以进献《金鉴》而以此针砭皇上，也必定有道理。臣下爱护君主，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各位士子都出身民间，忠诚爱戴之情深厚真挚，又不知道忌讳禁令，不受其约束；他们的话没有罪过，我将把它们报告给当今皇上。《天保》的序不是说过吗：‘《天保》，是臣下报答君上；臣下能够把美德归于君主，以此报答君上。’福禄寿考，是君主从上天那里接受的东西。臣下把这些美德归于君主，向不可知的上天索取回报来报答君主，岂不是诬妄吗？盛世的臣下爱护君主非常迫切，他们看待上天也非常亲近。他们把福禄寿考全部归于君主，如同日常生活中饮食彼此需要，又仰头向上天索取，可以交手互相托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对于盛世有不得不忧虑的事情，对于明主有不得不警戒的地方。忧虑警戒到了极点，便把自己看作君主的父母师保，

译把君主当作小孩子来养护，反复恳切地告诫，牵着手提着耳朵教导；不避讳国家危亡，不回避不祥，不厌恶直说，径直进言而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们认为，福、禄、寿、考，是我可以向上天索取、再灌注给君主的东西，必须做到这样才算完。没有报答君上的心，没有忧虑危惧的实际，却只吟诵祝愿福、禄、寿、考，那不过是宦官宫妾爱护君主罢了。您正当圣明君主初登大位之时，向诸生出题，却拳拳然以忧患危亡、忠诚爱护为问题。我由此知道您的存心了。从前西周达到太平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成王，而中兴则没有谁比得上宣王。成王服丧期满开始亲政，向群臣询问开创政事的谋略，不在朝廷而在宗庙，庄重而愤慨，好像祖先亲临在上。一再说：‘可怜我这个小子。’又说：‘只是我这个小子。’当时，继承天命的天子已经成为君王，却谦卑、恭顺、忧伤、怜悯，真实感情都表现在言辞中，唯恐人们不把他当作孤儿来养护。他说：‘遭逢国家的不幸，我忧惧不安地处在忧患中。’又说：‘还不能承受国家众多的艰难。’这就像在危楼中支撑一根木头，上面有雨、旁边有风，随时可能发生坍塌，还担心人们离弃自己。群臣向继位的君王进献告诫，说要敬畏，说事情不容易，他们的话也危险而苦切。继位的君王虚心接受并回应，战战兢兢，仿佛接受《洪范》的赐予、接受丹书的告诫，唯恐稍有跌失。《行苇》以下的诗中所说的‘君子万年，干禄百福’，西周太平的盛况，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然而诗人歌咏说：‘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安逸。’正因为他不敢安逸，这才成为万年百福的根本。宣王承接共和之后，兴衰拨乱，比成王的处境又更加困难。他忧恤百姓、忧虑旱灾，内心悲悯，都充分见于《云汉》一诗。‘下土损耗凋敝，宁愿灾祸只降临于我自身。’这是在穷困时把责任归到自身。‘为什么不彼此畏惧？祖先将要倾覆。’这是在危迫时向宗庙祭祀哀告。他反复叮咛上天上帝不肯听取我的诉求，像告状的人向长官申诉，急声大喊，希望长官怜悯自己；他对群公、先正、父母、先祖忧闵不已，像陷入水火的人盼望同伴，呼号到嘴唇干裂，却怨恨他们不来援救自己。他尽最大诚意向不可知者要求报答，以深厚的善行求取未必能够得到的福报。这就是解释《诗》的人所说的：不明白人和鬼神的区别，只知道在这里祈求，却要到那里求得报答。考察《斯干》诗中所说的‘朱芾如此辉煌，室家和君王’，宣王成就功业的盛大，由此大概可以看见。可是诗人给它作序说：‘遭遇灾害而恐惧，收敛自身而修养德行。’正因为他遭遇灾害而恐惧，这才成为室家和君王的根本。恭敬地想，我皇上大受天命，继承守护宏大的基业；日月光明正盛，神人共同庆贺；宫禁肃穆清明，祭祀恭谨勤勉；皇上深沉默然临朝，庄严肃穆地御临讲学。可以说是具有非世所出的资质、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我们草野之臣不懂忌讳，私下认为我皇上年少登基，二位先后在天之灵，遗留下宏大的基业和艰难的任务，正是‘哀怜我这个小子、访求贤才’的时候。而东方的小丑在白山、黑水之间作乱造孽，天象也显示出谴责，这大概不只是旱魃作虐罢了。因此，与其用‘万年百福’来歌颂皇上的太平功业，不如用‘早晚不敢安逸’来歌颂；与其用‘室家君王’来祝愿皇上成就功业的盛大，不如用‘遭遇灾害而恐惧’来祝愿。皇上如果真能像成王那样不敢安逸，那么《小毖》中求助的内容，将进一步发展为《酌》和《卷阿》，《既醉》中所说的五种福分也不用再说了。皇上如果真能像宣王那样遭遇灾害而恐惧，那么《云汉》中忧虑旱灾的内容，将进一步发展为《六月》和《车攻》，《斯干》中歌颂君王的内容

译也不用再说了。不过，宣王是中兴而最终懈怠的人，皇上所应效法的，应该没有谁比得上成王。也应当看看成王的臣子是怎样训诫他们的君主的。召公的诰辞说：‘鉴戒夏、殷的覆亡，所以君王要急切敬重德行，希望君王使小民得到安定而承受上天长久的命命。’周公作《无逸》，称说殷代先王享国长久；又说文王享国五十年，并告诫今后的继位君王，不可只说今天纵情享乐。召公告诫的是历年长久，周公告诫的是能够长寿；这不是诅咒的言语，便是对早夭的哀悼之辞。

译这不只是敌人以下的人所不能承受的，也大概是慈父不忍亲口说出的、爱子的耳朵不能承受的。周公、召公说出来并不以为忌讳，成王听来并不以为迂腐，孔子删定《尚书》时，又把这些话大书特书、并列其中，作为万世的法则。为什么呢？君主所畏惧的是上天，而所亲近狎昵的是宦官宫妾。宦官宫妾没有不爱护君主的，但他们爱护君主不得其道，用声色犬马取悦他，放纵他沉溺、喧闹，用宴乐安逸、懈怠懒惰来教导他，使他迷惑而丧失志向；阴阳彼此争斗，君主不至于夭折的很少，甚至国运也随之衰败。这样看来，君主的福、禄、寿、考，上面受制于上天，下面受制于宦官宫妾，宦官宫妾的可怕实在太大了。古代君子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对君主，用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来震动他，用荒淫安逸和沉溺享乐来磨砺切责他，使他上面畏惧上天，下面畏惧宦官宫妾。祈求上天、享有国运的训诫不断在耳边响起，而清明强固的益处便聚集到自身。《天保》中的臣子用来报答君上的，就是这样罢了。皇上本来就是今天的成王，公卿大臣也有把周公、召公的训诫陈述在皇上身边的吗？一年之内，鼎相继铸成，天地闭塞，严霜在夏天降落；按照时序来说，大概也是太阳运行将尽于一次周天，月亮运行将尽于一纪，星辰回到天上，气数将近终结而重新开始的时候。皇上初登大位，在历法上属于孟春，在音律上属于太簇，在卦象上属于《乾》卦九三；距离阴气凝聚、寒冷侵袭的时节还不远。阳气蒸腾而容易改变，土脉萌发而容易发生灾变，不能不戒慎，不能不谨慎。宋代大臣苏辙在元祐初年，曾经论说成王的长寿，认为是周公辅导的功劳，又深深引用医和对赵孟所说的话来加以告诫。既然如此，房中之乐、应门之刺，大概不能认为迂腐而忽略。因此，燕居私处的生活不能不谨慎。宋真宗想同后宫妃嫔游览内库，章穆后说：‘妇人的本性，不可能没有要求。’府库是国家用来供养六军、准备非常之变的地方，不宜随意耗费。因此，赏赐不能不节制。大婚以后，阿母还没有迁居外舍；又以照料皇帝生活起居的劳苦为由，要求给小君加封爵位。祖宗的典章惯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野王的封爵，是杨震极力争辩的；山阴的封爵，是左雄、李固竭力进谏的。如今事情虽然暂时搁置、没有施行，难道不会成为干预政事、邀买恩宠的开端吗？所以，恩宠幸进之人不可不裁抑。这些都是大臣应当早晚向皇上进言劝诫的，也是皇上应当一天比一天谨慎的。不过，它的根本在于敬畏上天，最终归结于爱护自身。苏辙曾说：“懂得道理以后才能爱护自身，懂得爱护自身以后才懂得爱护别人，懂得爱护别人以后才懂得保全天下。”这话并不是苏辙自己的话，而是周公、召公的话。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享有国家长久安定，都在于此；关键在于公卿大臣善于替君主筹划，不能让宦官、宫妾的宠爱胜过它罢了。以君主的尊贵地位向上推到极点，便是上天；从君主以下层层往下推，不可胜数，然后才有宦官、宫妾。可是宦官、宫妾竟能和上帝共同掌握君主福、禄、寿、考的权柄。凭成王聪睿圣明的资质，有周公作师，有召公作保，左右夹侍，竭尽反复告诫的力量，这才勉强胜过了他们。唉！事情也已经十分危险了。我学习《周礼》，其中说内臣自内小臣以下、女宫自世妇以下，都统属于天官。而内宰的职掌，是掌管内官、寺人的名册、地图以及政令和俸禄。从内宫以下，都由天官掌教阴礼；周公担任师，身居冢宰，那么内臣、女宫都在他的禁令和政教管辖之内。正因为禁令、政教能够施及内臣、女宫，所以这种严整尊重的体制足以压服宫廷内外，使忌惮、急切的言辞不至于触犯君主身边的人。这是周公设置官职、制定法令的深意，也是达到太平、制作礼乐的根本。宋真宗时，文彦博斥责内侍史志聪说：“你们出入宫禁，不让宰相知道君主的起居，我就要斩你们。”宋朝宰相的威望和权重，能够这样施行于近侍。如今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我私下希望公卿大臣深思先帝临终倚几时所说的话，仰面思考宗庙社稷托付的重任，援引师保的重大义理，考察周官遗留下来的制度，推究苏辙危切的言论，仿效文彦博的旧事；如果这样做，那么皇上的福禄寿考一定远远超过成王，而《天保》这样的诗篇不会再出现，我是不相信的。我只是直抒己意来回答明问，触犯忌讳，已经很多了。即便如此，丹墀前进献《金鉴》那样的规诫，是忠臣、重臣的职责和志向；像向日取暖、采樵献言，则是农夫小儿所能做的事。他们爱护君主的方式不同，但不与宦官、宫妾同流合污这一点是相同的。执事所说的“说了也没有罪”，就是这个意思。谨此答复。

译△第三问 问：史书以记事和文辞为长，也兼有道理和法则。砍断木头制成棋子，揉捏皮革做成球，也都有一定法则，那么写史难道可以没有法则吗？近世谈论史学的人，夸言古文，说：“司马迁、班固以后就没有史书了；欧阳氏的《五代史记》，君子深为赞叹，认为可以和司马迁的史书同样高妙。”这话果真如此吗？宋、辽、金三史，修撰于前朝灭亡之后；《元史》修撰于圣祖之后，编纂杂乱，篇卷繁多。其中各国统绪的离合、记载的得失，也可以一一列举清楚吗？明朝兴起二百五十多年，文人宿老也多谈论史事，却始终没有完成一部史书。万历年间曾经设局纂修，不久便上报停止。假使名山所藏的史料有流传，石渠阁的事业没有中断，那么本朝的史书，是否就可以超过唐、宋而上接前代呢？天子刚刚即位，已经命令纂修两朝《实录》，留心史事，十分殷切盛大。如果真想搜罗十朝的文献，刻成一代史书，那么草创、润色应当怎样做才行？宋以后四史，见识高明的人说也应当删削概括，使它接续在欧阳氏之后，不知是否可以？诸位士子学习、了解古今，对于删削编次史书的义理，大概已经私下探究很久了。把你们听到的全部写在篇章中。我曾私下听说史家的方法：把一代作为经，把一代的事情和人物作为纬。为什么说是经？创立与守成、治平与动乱、兴盛与衰败、生存与灭亡、升降以及质朴与文饰，能够总括一代全部史实的，就是经。为什么说是纬？律历、礼仪、河渠、食货等，事情各不相同，但每一件事都有始有终；公侯将相、贤人奸人、顺臣逆臣等，人物各不相同，但每个人也都有本末。说到经纬交错，一代的事情便分裂成千百件，而千百件事情的始终，都不出于这一条总纲；一代的人物便分别列叙成千百人，而千百人的本末，也不出于这一个总纲。所谓一事、一人，指的是什么？就是我所说能够总括一代全史的创守治乱、废兴存亡、升降质文。工匠营建都城，悬绳测地、观察日影，规画方位确定后，左边祖庙、右边社稷，前面朝廷、后面市场，一切都不超出他的经营范围。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所以超过百代，就在于此。晋代以后，变化更多，而史文更加低下。在百世之后奋然崛起，断然以古人为法，使后世有准绳的，没有谁比得上欧阳氏。欧阳氏写作《五代史记》，上下五十多年，贯通八姓十国，每件事都有始终，每个人都有本末；经纬交错，清楚得如同呈现在掌中，于是史家的方法完备了。本纪以谨严为主，琐碎的事情和隐讳的话，则在《家人传》《杂传》中加以揭示。朱梁的家事，见于《家人传》，其中记载了所谓不可明说的事情。唐庄宗被弑，却只写作“崩”，而把事情详载于《伶官传》，虽有避讳却没有湮没事实。晋出帝被迁往北方，详载于《家人传》；而“咨尔子晋王”的册文，则著录于《四夷附录》，这是替中原避讳。有列传用来分别叙述，有杂传用来概括隐括。《一行传》排在死节、死义诸传之后，是为了劝勉忠诚；唐六臣排在《一行传》之后，是为了羞辱六臣；《义儿传》《伶官传》排在《六臣传》之后，《杂传》又排在其后，是为了显示人物类别。上下五十多年如同一季，贯通八姓十国如同一个国家；举出其中一两点，全书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用欧阳氏的史法来考察司马迁、班固，正如符契相合；至于他的文章横逸奔放，和太史公纵横驰骋的文势相上下，那又是额外的长处了。世上的君子夸说古文，说：“司马迁、班固以后就没有史书。”又说：“欧阳氏的史，是欧阳氏自己的文章，不是《史记》《汉书》的文章。” 他们本来就不懂文章，又怎么会懂史书？不懂太史公，又怎么会懂欧阳氏呢？文中子不是说过吗：“从前圣人撰述史书有三类。六经，是史书的祖宗；左氏、太史公，是继承嫡统之外的宗支。”欧阳氏，是继承旁支的小宗。向上追溯，先河后海，就以六经为源头；向下延伸，旁搜远绍，就以欧阳氏为终点。这既是作史者的表识，也是论史者的准的。五代以后，又有可以谈论的地方。各国统绪的离合，前人辨析它的很多。元人修端的意见是：应当把五代诸君合起来作为南史；辽兼括五季和前宋作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作为宋史；金、元与南宋作为南北史。夷狄之臣尊奉胡虏、贬低华夏，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近世儒者的意见，则认为应当让宋统辖辽、金，如同刘渊、石勒、符坚、姚氏的载记，全部删去帝号、谥号和陵号，以比照四夷称臣为子的例子；又想删去蒙古一代的史书，把它附在帝统已经灭亡之后。这又不是通行公允的论说。当胜国修撰三史时，正统之论在史局中喧闹不休。揭傒斯说：“不如分为三史，各自统摄它所统摄的范围。” 众人的议论于是定下来了。我们的太祖高皇帝说：“元朝立国一百六十二年，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能灭亡。”这话太伟大了，万世都不能改变。既然如此，那么关于国统离合，大概可以不必再争辩了。若从记载的得失来说，宋以后四史，文辞灿烂，很值得观赏。金史叙述南迁和丧乱的惨状，记载刘祁议论宰相的话，也有古代良史的遗志。只是就史法而言，都不能没有遗憾。史书有本纪，是一部史书的纲维。如今把驳杂琐碎、志传中难以全部记载的事情，罗列塞入本纪。古代作史，本纪一立，全史便已具备大纲；如今作史，全史已经具备，本纪的体例却还没有建立。发凡起例，全都没有纲领；记事立传，也不分主次。彼此重复记载，就累赘而没有条理；反复列举，就错乱而不得要领。这是三史共同的毛病。《宋史》在三史中篇卷最多，但缺略也不少。比如《韩琦传》没有记载仪鸾司撤去帘幕的事情，《狄青传》没有记载他与曾公亮详细讨论方略的事情；考察一代的家传、别录，还有多得写不完的遗漏。又如《史弥远传》，只叙述官职门第，兼载奏章，末尾缀上几句话，斥责他的奸邪。

译首尾截然两段，褒贬都没有根据，不是太疏略了吗？作史的人既然没有纲领，记载就不得不繁杂。凡是钻营求进、挂名党籍的人，每人都立一传，浩繁如烟海；而才人志士夹杂其中的，大多都埋没在枯竹汗简之中，不是太昏暗了吗？执笔的史臣身处胜国，有被视为岛夷、索虏的嫌疑；对于内夏外夷、安定攘除、恢复故土的大义，都不敢明白申说。至于靖康年间的流离、淳熙年间的屈辱，也都湮没不写，那么凭什么彰显臣服外虏的羞耻，严正讨伐仇敌的主张呢？其他如崖山的故事、桑海的遗录，以及宋朝遗民故老哭祭西台、种植冬青树的事情，全都压下不写。即使说定公、哀公时期的史书多有隐微的措辞，这不是也太过分了吗？这是《宋史》的过失。《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统以后部分续成于洪武三年。从开局到删定成稿，总共不过五六个月。开国初年禁网严密而急迫，许多事情有所忌讳，又用条例加以限制，以期限催逼，燃膏继晷，勉强成书。如果没有老于文学、熟悉掌故，像宋濂、王祎两位君子这样总领其事的人，想要完成一代史书，怎么可能呢？然而也只能称作草稿罢了。它最初进呈的表文所说，前代史籍错误严重，而参考其他书籍又没有凭据，虽然竭尽忠勤，也难以逃脱疏漏，大概确实如此。这就是四史得失的大概。明朝兴起，到嘉靖、万历年间，谈论史学的人纷纷出现。以郑端简的博雅，他的论赞可以和陈寿相比，但才识远远比不上欧阳氏，更何况那些夸谈古文的人，他们对于史家的方法，难道不是完全没有听闻吗？万历年间因阁臣请求，设局纂修，尚未完成便上报停止，论者都为此惋惜。即便如此，假如南充不死，史局不停止，一代成书难道就能超过唐、宋而上接前代吗？唉！这不是我敢知道的。经历二百五十多年，日历起居、沿袭旧事，▯轩上计又不询问各郡各国，一旦想贯通掌故、搜罗散失，实在已经很难了。其中最难的，莫过于开国初年。《秦楚之际》，太史公已有《月表》，把楚系于秦，以此把汉系于楚。龙凤年号对于我朝，太祖高皇帝从未讳言，但执笔记史的臣子却加以避讳。如今这些事情似乎若存若亡，即使不必列入世家，也应当依照《月表》的方法保存下来，可是又能同谁考证呢？伪周的事情，当时的遗臣故老如陈基、王逢所记载的，都确凿可据；可是考察《元史》和国史，不仅事实彼此抵牾，连年月也互相不同。陈基参与修撰《元史》，并不是因为见闻不同而各有说法，那么又让谁来订正呢？至于鄱阳代人受溺的事情、青田牧童所说的话，传闻讹误而又有所增益，其中的诬妄十分明显，但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辨正。我认为史学不可轻易谈论。真有意于史，就应当先整理史料罢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先让同僚采集异闻，以年月日编成丛目；丛目完成后，才修成长编。汉代由刘恕，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唐代由范祖禹，这就是《通鉴》有《长编》，也就是所谓先整理史料。今天的《会典》，相当于古代的《六典》《会要》。《唐六典》成书只有三十卷，一代典章都完备了。如今已经无法做到。唐、宋《会要》都不能看到了，只有元朝《经世大典》是虞集等人编修的，仿照《六典》的体例，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类；凡是君主之事有四项：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下之事有六项：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二典。阅读它的序录和篇目，义例清楚分明。仿照这种方法来做，书志方面的工作就齐备了。宋人的《琬琰录》，汇集家状、别录，以备采择；元人苏天爵辑录《名臣事略》，先分列人物，再逐项系联其事，从鲁国、淮安直到司徒文正，把元朝一代的人物汇聚在数卷之中。如今流传的献征诸书，多得足以使牛马出汗，和苏天爵的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仿照这种方法来做，列传方面的工作就齐备了。这就是所谓整理史料。至于史法，则只在于有没有合适的人。李翱说过：“唐朝拥有天下，圣明相继，超过周、汉，但史官叙事，竟然还不如范晔、陈寿所作。”在盛明之世，蓬山芸阁之中人才接踵，难道没有像欧阳氏这样的人奋笔其中，却只能像李翱那样对唐朝愤懑吗？那也只能等待合适的人罢了。明问又说宋以后四史也应当删削概括，接续在欧阳氏之后，这是公允的见解，然而承担这项工作的责任更加困难了。曾巩作《南齐书目录序》说：“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之道的，作史的人也必须是天下的才俊，这样才足以称得上承担这种任务。” 所以，能够会通一代事情的人，其中必须有能够包举天下事情的才具；能够衡量、安排一代人物的人，其中必须有能够包容天下人物的胸襟。譬如工匠悬绳测地、观察日影，他的目力必须超出都城范围，然后才可以营建都城。否则，即使详察曲直形势，耗尽年寿和精力，也只能称作众多工匠中的一个罢了。我只是伏案学习章句，见闻没有超出书虫、壁蠹所能达到的范围，哪里足以懂得史事？只是借明问的机会，把以前听到的这些说出来。还请执事进一步指教。

译△第五问 问：世上谈兵法的人都尊奉黄帝，所谓“余奇为握”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又有人认为兵法有的根本出于八卦，有的出于井田，这些说法可以详细说明吗？三代以后，如诸葛武侯在蜀、李卫公在唐，都以善于布阵闻名，他们是否都符合《握奇》遗留下来的法则？解说《诗经》的人认为《常武》一诗是先王用兵的法则。兵法的存在，是圣人用来仁爱天下的工具。用有兵战胜无兵，用有法战胜无法，这些不能不充分论述。东方出兵，已经多年了。军队失败、土地丧失，百姓疲困、财力耗费；由此造成的祸害说不尽。然而直到今天，还不知道要抵御的是什么军队，所采用的是什么法令。善于治病的人，观察病情而开药方。辽东的事情，既然已经因没有法度而失败，如今想医治它，药方从哪里来？《握奇》的法则，近代还常常用来取胜，这也是已经试验过的方剂。如今为什么反而置之不讲呢？《易经·师卦》说：“军队守正，丈人出征则吉。”又说：“出兵要以军纪为准绳。”以军纪统率军队，就是兵法；而丈人，是运用兵法的人。这样说来，《握奇》的法则也要等待合适的人来运用吗？各位士子投笔叹息，已经很久了，何不替我分条说明呢？孔子说：“我出战就能取胜。”那么怎么能只说“还没有听说过”就算了呢？兵法的产生，难道是圣人用来仁爱天下的工具吗？从前淳朴之风逐渐散失，圣人与盗贼一同兴起。圣人知道天下不可能没有疾病，便试探各种草木的毒性、撕裂鼻子来尝百草，于是《本草》兴起了；知道天下不可能没有战争，便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制定八阵，于是《握奇》兴起了。《本草》是用来医治疾病的，《握奇》是用来医治祸乱的。用兵却不知道法则，就像想治病却不用药。俗话说：“学习书法费纸，学习医术费人。”建州的事情，损耗人力也已经很多了。这或许是诊视有过错，也是医治国家的人还没有审察清楚。我冒昧借明问妄加陈说。大体说来，《握奇》的法则传到世上的，不过十九句话。用《易》的卦象来说，天圆地方，八卦相重，所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就是八卦的方位。用井田来说，井田九百亩，其中以中间为公田；数字从五起，以八完成，所以四为正，四为奇，余下的奇数作为握奇。这就是井田的规制。考察《周官》，一万二千五百人编为一军，一万中有二千，二千中有五百，都是所谓“余奇为握”。大司马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教导百姓，修明战法；汉武帝命霍光在未央宫学习阵法，这些都是同一法则。此后，诸葛武侯在蜀地采用它，李卫公在唐朝采用它。武侯推演为六十四阵，法则虽有一变，但“余奇为握”没有改变。这难道是他妄自创作的吗？他的文字本于《河图》，薛仕隆正是因此赞扬八阵。卫公改为七军、十二辰，法则又有变化，但“余奇为握”没有改变。握机、握奇，本来不是两种法则，这就是卫公答复唐太宗的话。大概古今兵法，已经全部包含在这十九句话中；而十九句话的变化，则多得无法穷尽。天有衡，地有轴，前后有冲，这是握奇定位的方法；先出游军来确定两端，这是握奇的主要作用；四头八尾，接触敌人之处都可以作为首部，这是应敌的形势；阵中容纳阵，队中容纳队，这是编束队伍的方法。所以说：“这是兵法的祖宗。”张文潜解说《常武》，认为先王时代的用兵法则，无论作战还是防守，都可以大致看出。不停留、不驻扎，军队贵在神速，也可以节省费用；“王舒保作”，舒，是不耗尽士卒力量去争夺利益；保，是依凭水草、丘陵作为坚固屏障。像飞鸟一样迅疾，像鸟翅一样舒展，就是《管子》所谓有飞鸟的举动，善于越过高处；像长江、汉水一样，这是所谓有积水的浩大，善于据守低处。坚固如山的包藏，是说停止营造壁垒；顺流如川，是说行进部伍。赫赫显盛而表现出柔弱，是在外面诱骗敌人；谨慎整齐，是在内部严守法度。唉！兵器和战争，是先王用来制止杀戮的，而不是用来教人杀人的。《司马法》说：“不趁丧事加兵，不乘凶年进攻。”这是为了爱护自己的百姓。冬夏不出兵，也是兼爱百姓。连敌国的百姓尚且爱护，何况是自己的百姓呢？我军取胜、别人失败，尚且不忍把敌人赶尽杀绝，难道反而忍心因一次失败而自我毁灭吗？先王知道战争难以完全消弭，杀戮也不容易停止；如果只是让士卒用剑戟互相撞击、用矛盾相支撑，却不把法则教给他们，实际受伤的人就会很多，所以制定兵法来教导百姓。我所说的天衡、地轴、前冲、后冲之法，说到其中精微的变化，士君子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但就其行列进退、起坐以及左右共同听命来说，伍、两、卒相联的人，已经如同服装合身、器物顺手一样熟练了。驻守时可以成为壁垒，出战时可以成为行阵，胜利不骄傲，失败不混乱；我军就有《车攻》所说薄伐代国的能力，而天下少有横尸流血的祸患，正是因为采用了这个法则。所以说：“握奇，是先王用来仁爱天下的工具。”东方战事的繁重，到如今已经五年了。征召士兵数十万，却不知道所召募的是什么军队；屯驻士兵四五年，却不知道所训练的是什么法则。聚集起来供养他们，就像排列草扎的祭祀人偶；丢在那里停顿，就像抛弃土捏的木偶；束缚着使其腐烂，就像宰割羊豕。耗尽海内的力量，驱赶内地的百姓，伸长脖子、重叠双足，像雁鸭一样列队，去供奴寇的锋刃消耗。等到人力耗尽，又牵强地请求增加兵力。我们的兵力会耗尽，而奴寇的锋刃永不满足，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耶律淳攻打金国时，旌旗、兵器、铠甲绵延相接，如同银山；阿骨打迎面一声呼喊，军队便轰然崩溃，兵力本来不在数量多。王翦攻破楚国时，日夜供给饮食，抚慰他的士卒，直到让他们投石、跳跃，训练成熟后才使用。假如不计算士卒是否可用，只说非六十万人不可，那么王翦难道懂得用兵吗？用有兵战胜无兵，用有法战胜无法，这是古代的训诫。所以说：“有制度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可战胜。”过去女真放弃▯▯，渡过易水，兼并辽、蹂躏宋，就像反掌一样容易，是因为他们熟习兵法，什伍连坐的命令又严格。

译后来又使用拐子马冲击敌军中坚，张开两翼，大致像翼虎阵的法则。奴寇如今大概仍在袭用，而我们反倒不知道。对方有法，而我们无法，这就等于对方有军队、我们没有军队。不讲求这个，却只说增加兵力，为什么呢？人们说辽阳陷落时，川、浙的军队还在拼死血战，结成阵势相对抗，奴酋对此有所畏惧。浙兵能够整束队伍，是戚继光教导的结果；川兵能够奋力作战，是刘显留下的传统。如今不追问他们为什么能够作战，也不体恤他们为什么白白送死，只是默然合口称赞，这和站在旁边看戏的人没有区别。唉！东方所受的病，真可以说深重了。抚顺失守时，愤然把逞强用力当作要务，作战却不知道为什么作战，所以我们有了浑河四路的败绩。等四路失败，又颓然把用兵当作惩罚，防守却不知道为什么防守，所以最终有了辽阳的陷落。这就像治病，君臣佐使胡乱混淆，寒热温凉交错投用，不至于杀人是不会有的。靖康的事情，叶适认为是不交战而失败、不防守而灭亡。如今的河东，已经不幸与它相类似了。既然失败以后才筹划作战，灭亡以后才谋划防守，如果不反过来改变导致失败的原因、改变导致灭亡的做法，本来就不可能挽救。辽阳为什么不能防守？因为它没有作战。辽阳的军队为什么不作战？因为它没有法度。先前惩戒浑河四路的失败，想屯聚二十万军队，缓急则划定疆界防守，紧急时就据城防守，却不再把主动进攻作为事情。所以开原陷落，就退守沈阳；沈阳陷落，就退守辽阳。如今已经划定河西防线来防守，对方进攻，我们无处可退，形势上不得不作战。而议论作战，也不得不极力惩戒先前无法的弊病。如今《握奇》的法则，余子俊凭它平定瓦剌，王守仁凭它平定宁藩；王骥取法其中的意思，创立什伍之法，也凭它征讨麓川。这些事情都在近代，并非年代久远而无法考查。吴玠创立叠阵法，诸将对此怀疑。吴玠说：“这是古代束伍的命令，取得车战的遗意，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战士心意安定，就能持满弓弦；敌军虽锐利，也不能抵挡。吴玠凭一军击破金人中久经战阵的老将，他所谓战士心定、敌人不能抵挡，正是古人运用法则的妙处。如今的计策，应当赶快任用懂得兵法的将领，裁汰老弱，遣去伤残和思归的士卒，得到精兵二三万人，再加上江、淮熟习水战的士卒，以及川、浙、畿辅的蹶张、飞骑之徒，依据握奇的旨意，采用束伍的方法，限定日期训练，自成一军，由懂兵法的文臣监领。奴寇如果来，就集中重兵等待；如果不来，就四处出击骚扰他们。使奴寇知道我们有军队可以交战，而我们自己也知道有战可凭。所以防守河西、窥伺河东的计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果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只是日夜征兵、增加戍守，耗费老兵和财力，以停兵进取为名，实际上却是丧失土地、退缩防守。没有法度必然不能作战，不能作战必然不能防守。辽阳既已失守，退守河西；河西发生战事，又退守到哪里？这真是值得痛哭流涕的事。《易经·师卦》初六说：“出师要以军纪为准绳，否则无论好坏都将凶险。”军队有纪律，就是兵法。人们只责怪浑河冒进、四路丧师，认为这是失去军纪的凶险，却不知道辽东事情的好坏，过失不在于作战，而在于不作战却图谋防守，在于有军队却没有法度。东方的病势已经危急，寻求已经试验过的方剂，取得药物初服时的瞑眩疗效，只在于医治国家的人能否仔细察看。师卦《彖传》说：“军队守正，丈人出征则吉，没有过失。”王弼说：“丈人，是严肃庄重之人的称呼。”统率军队合乎正道，丈人才会吉祥。孔子说：“我出战就能取胜。”必定还要临事戒惧、善于谋划而后成功。由此说来，统率军队的人，就是严肃庄重的丈人。进行军事行动，就是戒惧而善于谋划。若有黄帝、风后那样的人，就可以制定法则；若有武侯、卫公那样的人，就可以变通法则；若有守正、善于谋划的人，就可以运用法则。用道理说服百姓，使百姓忘记劳苦，这是《东山》所说的盛况。即使完全打乱队形，也能重新组成行列；军众可以集合而不可离散，这叫作父子之兵，是孙武、吴起的统率方法。握奇的法则，没有不等待合适的人才得以施行的。圣明天子神武而不滥杀，以恒常的德行建立武事，所谓丈人、元老，大概一定会有这样的人。我的学问只是呻吟着背诵书本，把兵事罗列在旧纸上；这好比庸医按着轩辕、岐伯的成书开方看病，偶尔难道不会有效？但要拿自己去和秦越人相比，多半只是显出不知分量罢了。唉！自辽东陷没以来，大概也有瞪眼拱手旁观的人，认为国土收缩可以置之不理，狡猾的夷人不足忧虑。唐代周鼎失去沙州后，州人穿胡服而臣属于虏，每年祭祀父母时仍穿中原服装，号哭着把它藏在河中。广武地方，梁朝旧时的城郭还没有毁坏；龙文城的老年人见到唐朝使者，跪拜并哭泣说：“近来我曾从军，死在这里，朝廷还记得我吗？”中原如果不记得河东就算了；中原如果还记得河东，就也应该深思熟虑，及早筹划。庸医诊病时，偶然一句话说中了，病人便变了脸色认真听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认为庸医不值得相信，却又讳疾忌医，那么病就一定无法医治。执事认为我的话怎么样？《初学集》卷九十一 ○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