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一百五

译挥，镇守凉州。考察各份供词，仲亨等三侯都是在洪武八年被责罚降职，洪武九年恢复爵位。诏书也说：“满一年便取回复爵。”郑遇春家人杨保儿的供词也说：“洪武九年回到京城。”《实录》记载郑遇春恢复爵位却是在洪武十三年，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洪武九年已经恢复爵位，那么洪武十年又为什么记载他是指挥呢？难道是《实录》前后错乱，洪武八、九年没有记载是脱漏，而洪武十年、十三年的记载却是多余的讹误吗？《开国功臣录》也记载洪武十三年复封，与《实录》相合。郑晓《异姓诸侯传》则说：“因牵连获罪而被夺爵，过了一年又恢复侯爵。” 郑晓所依据的，大概就是庚午诏书。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济宁侯顾时的儿子顾敬承袭爵位。《实录》没有记载顾敬最终的结局。考察《昭示奸党录》中老济宁侯妻舅李赛儿的供词：姊夫带着大舍顾敬，常常到丞相家商议事情；洪武十九年五月，小济宁侯以供给亲属器具为名上奏，如今因事情败露而被提审。由此可知，洪武二十三年顾敬因胡党案受到连坐。按照国史不记载被处死者死亡情况的惯例，可以知道顾敬伏法了。郑晓《异姓诸侯传》说：此前顾时因党案获罪，皇上特意释放了顾时，因此他的儿子得以继承侯爵，后来终于被废。顾时去世时，党案尚未揭发，所以本人得以获得赠谥，儿子也得以继承侯爵。党案已经败露，怎么会单独释放顾时呢？郑晓的传记是虚妄的。然而庚午诏书为什么只列顾时而没有提到他的儿子顾敬？大概当时那些跟随胡惟庸谋反的小侯爵，如顾时的儿子顾敬、陈德的儿子陈镛、杨▯的儿子杨通，都是父亲谋反，儿子也参与谋反，因此诏书列举他们的父亲而不提儿子，是举出罪重者来记载。至于申国公邓镇、小淮安侯华中，则是父亲没有参与谋反，而是儿子自己所为，所以只列出儿子的姓名，以说明他们是首恶。诏书的记载简严，确实不亚于《春秋》。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国公李文忠去世。（按：曹国公去世，太祖悲痛哀悼，停止朝会，恩恤极为优厚。但王世贞《史乘考误》引用野史说：文忠多招纳士人作为门客，皇上听说后很不高兴；文忠又劝皇上裁减内臣，皇上大怒，把他的门客全部杀掉。文忠惊惧而暴死，皇上又杀了一百名医生和侍从。王世贞起初怀疑这是诬说，后来根据洪武十九年景隆承袭爵位的诰文考察，才知道野史的话并非没有来由。诰文说：“既没有智慧，又不谦逊，几乎连累社稷，自己也不能善终。”又说：“你要以先人的过失为鉴，保全你的富贵。”太祖对曹国公的叮咛告诫，显然没有释怀，可以说深切而明确了。所谓“自己不能善终”，与那些获得考终令终的人相比，显然有所不同。俞本《记事录》说：文忠患病时，淮安侯华中侍奉疾病，进药给他。皇上怀疑药中有毒，导致文忠死亡，于是贬斥淮安侯，把他的家属发往建昌卫，医士全家被诛杀。淮安侯进药的事情，与刘诚意死亡的情形大致相同。胡惟庸毒害刘诚意，是奉皇上命令带着医生前往；淮安侯侍奉进药，难道也是奉皇上命令吗？惟庸对于诚意、淮安对于曹国，以及德庆对于龙凤，最后都被用来导致对方死亡，难道这些事情也有相似之处吗？） 至于曹国公获罪的原因，史家没有记载，无法考证，我也不得而知。唉！亲属关系是甥舅，功劳是开国元勋；死后享有大祭，生前传承带砺之誓。即使五刑之下也没有隐瞒，谁知道卫医毒死了他？原本约定万岁长存，却像汉代赐酒那样结束。至于中山王马肝的诽谤、开平王杜邮的疑案，汲冢出土的科斗文字与孔壁古文一同流传；隐公、桓公记载的不同说法，依据宝书也无法辨明。悠悠百代之后，仍足

译以使人流泪。洪武十七年四月，晋封征南功臣傅友德等人。

译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人为侯。只有仇成凭借旧日功勋，其余人都是因为征讨西方有功。食禄都是二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到洪武十七年四月，论征讨云南的功劳，进封颍川侯傅友德为颍国公；副总兵永昌侯蓝玉、安庆侯仇成、定远侯王弼等人，原先已经因功受封为侯，如今南征功劳显著，应当把爵位传给子孙，食禄增为二千五百石，并且各自赐予铁券。《实录》只列举永昌、安庆、定远三侯，没有提到其他人。但其他人多有世袭者，如安陆侯的儿子杰、宣国侯的儿子镇，都在洪武十九年四月承袭封爵；凤翔侯的孙子纲，到宣德十年还请求承袭封爵。大概十二侯都是在洪武十七年因论功而增加世袭爵位，《实录》记载此事时只是省略了文字。安陆侯、宣国侯都已先死，他们的功劳自然应当与十二侯一同论列，考察《袭封底簿》便可以明白。洪武二十年，靖宁侯叶▯进讨东川各部蛮族，平定了他们。黄金《开国功臣录》记载梁国公胡显因洪武二十一年征讨东川有功而受封。胡显是昭敬皇妃的父亲。胡显的姓氏和事迹始终不见于《实录》。考察《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征讨东川的是靖宁侯、景川侯；洪武二十二年征讨九溪的是靖宁侯、东川侯、普定侯。靖宁侯独自擒获贼首，所受赏赐最为优厚，却没有听说按照信国公、颍国公的先例，由侯爵进封为公爵。随军出征的胡显，却因为是皇亲而被强行封为大国公。圣祖一向慎重爱惜名器，怎么会有这种事？况且封公封侯是国家大事，国史即使有很多脱漏，难道会有完全不记载的道理吗？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的诏书说，自洪武三年大封以后，按条例封为公侯的共有五十七人，却唯独没有胡显。洪武末年封爵而诏书没有记载的，只有永定侯、越隽侯二人，而且都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以后封的。胡显如果果真在洪武二十二年七月受封，为什么不列入建立功勋的十五人之中？胡显没有受封，这就是明确的证据。王世贞说，他根据兵部黄册以及胡氏亲属的供词，事情十分清楚。我考察吏部《公侯伯袭封底簿》，都是依据兵部贴黄，却完全没有梁国公袭封的始末。王世贞又是从哪里看到这些的？这也是妄说。又考察《楚昭王行实》说：楚王的生母昭敬太充妃胡氏，是都指挥同知胡显的女儿。《昭王行实》由王孙季▯▯编纂，记载充妃是胡显的女儿；而《开国功臣录》说充妃是胡泉的妹妹、胡显的姑母，错误极其严重。《行实》称胡显只是都指挥同知，这更明确说明他从未以开国功臣身份受封。《行实》记载楚昭王的事迹很详细，如果有入朝奏请召回胡显的事情，怎么会不全部记载？其中显然是牵强附会。因此我依据《楚昭王行实》，结合国史诏书，直接删去胡显受封梁国公的说法。恐怕后人还会承袭这一错误，所以把这段辨正保存在靖宁侯之后。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承袭开国公爵位。考察《实录》，常▯从洪武二十一年承袭爵位后，和各位功臣一样多次出外练兵。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从陕西召回以后，就再没有他的消息。《公侯伯袭封底簿》记载，常茂有弟弟常▯，常▯生有继祖，后来发往云南临安卫安置，却没有记载常▯的结局。郑晓《名臣记》说：靖难军到达浦子口时，常▯与魏国公分路奋战，后来常▯见到皇上而获释。各家记载革除时期的事情，都为常▯立传，把他列在魏国公、曹国公之间。现在根据《逆臣录》考察，常▯是蓝玉的外甥，起初就与蓝玉共同谋反；蓝玉伏诛后，又在三山聚集军队谋反。反叛罪状已经齐备，爰书逐条列明，怎么可能还免于圣祖的刑罚？因此常▯在洪武二十六年伏法，是没有疑问的。《袭封簿》没有记载他的结局，大概是有所隐讳。常▯既已伏法，又把他的儿子安置到云南，是因为常茂没有后代，不忍再杀常▯的儿子，这是在议功、议亲原则下作出的处置。如果如郑晓所记，那么常▯在拒战获释之后，成祖又释放并宽赦了他吗？还是虽然释放了他，最终仍没有免罪？如果释放并宽赦了他的罪，他既然已经获释，就不应该又把他的儿子流放到临安。如果他已经获释却仍然没有免罪，那么因为恼怒常▯而把他的儿子流放到临安，就不应该在两年之内又召见常▯并厚加赏赐。因此，关于常▯的事情，应当以《逆臣录》和《袭封簿》两书为准。其他革除时期的书籍所载，一概删去也可以。王世贞撰写《开平世家》说：常▯抗拒靖难军而获罪，被安置在临安，忧愁而死。这更加是牵强附会，不值得辨说。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赐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以及吉安侯陆亨等人死罪。考察洪武《实录》，延安侯、吉安侯、平凉侯、南雄侯四人，都是被吉安侯府家奴封帖木告发，说他们与胡惟庸等人共同谋反。《实录》在五月乙卯日只记载赐善长的侄子李佑和陆亨等人死罪，没有详细说明事情经过。延安等三侯既没有分别立传，也没有记载他们的结局。黄金《开国功臣录》说四侯都在洪武二十六年去世；王世贞《高帝功臣表》也都记为洪武二十六年去世，追究奸党罪，封国被废。陆仲亨被赐死，国史已经大书其事，没有疑问。但延安等三侯都与惟庸等约定日期谋反，罪行应当相同。既然赐陆亨死罪，那么唐胜宗、费聚、杨▯怎么能同罪而处罚不同？《实录》说：“赐陆亨等死。”称“陆亨等”，可知不止一人。按照史书用字推断，大概是把唐胜宗、费聚也包括在内的说法，他们必定是在同一时间被赐死。考察《昭示奸党第二录》，其中载延安侯唐胜宗供称：“如今承蒙提审胡党案情，我将在下面如实供述。”又载平凉侯费聚的全部供词，这说明唐胜宗与陆亨等人都已下狱受审。又有延安侯家人汪成供称：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前往黄平办理公务，派汪成前往苏州。

译闰四月，汪成从黄平回来复命。当时胡党案正在揭发，担心本官家中有人把自己供出，便藏到江宁县旧相识吕二家中；吕二本人同高里长到官府首告，把他送去审问。考察《实录》，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唐胜宗讨平贵州平越的苗蛮，随即奉命与凤翔侯一同到黄平等地屯田练兵，这与汪成的供词相合。汪成从黄平回来后，就因害怕胡家之事败露而藏到别人家中，不久被人首告。因此唐胜宗被捕审问，也必定是在这一年闰四月。《实录》说：皇上又命各司官审理此案，陆亨等人全都认罪。既然说“陆亨等人全都认罪”，唐胜宗、费聚也应包括在其中。《实录》自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以后再也不见延安四侯的记载，可知他们是在五月被诛杀。洪武二十三年六月，记载因唐胜宗请求，赐给云南各卫耕牛。这大概是唐胜宗在黄平时提出的请求。《实录》说：“此前唐胜宗请求赏给耕牛，到这时才下诏赐给。”由此又可以推断，这年六月唐胜宗已经不在黄平。黄金记载功臣被诛杀的事情，全都采用避讳的说法，一概说在洪武二十六年去世，极不符合事实。王世贞曾经看过国史，引用很多材料，但对于延安等侯，却全都因袭黄金的旧文，实在令人不解。现在全部依据庚午诏书和《昭示奸党三录》，再参照《实录》，逐一订正如下。平凉三侯与吉安侯罪行相同、同样被处死，这是没有疑问的。《开国功臣录·费聚传》说：洪武二十三年，费聚从云南召回，皇上赐给金帛，让他回乡安享晚年；洪武二十六年去世，皇上为他停止朝会并派人祭奠。黄金没有见到国史，所以才如此妄加粉饰。郑晓《异姓诸侯传》说：费聚因胡党获罪，皇上说：“费聚曾经征讨姑苏，朕曾经斥责他，因此他便产生了谋反的企图。”后来终于获释。郑晓所记，也出自庚午诏书，只是没有见到全文。所谓“后来终于获释”，是因为《开国功臣录》记载他洪武二十六年去世，而且还有祭祀、抚恤的典礼，郑晓找不到解释，才曲意编造了这样的说法。史家的错误竟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不可考信。洪武二十四年，东川侯胡海去世。胡海去世时，史书为他立传，皇上为他停止朝会并举行祭奠。镏三吾又替他撰写墓志，他确实是寿终正寝，无疑；然而赠谥和恩恤之事，却完全没有听说。《实录》说：胡海曾经获罪，皇上没收了他的公田。蓝玉对胡王说：“你家也是犯过事的。”由此可知，胡海虽然死在家中，实际上也是因获罪而死。当时蓝党还没有被揭发，胡海也可能是因胡党而受到牵连。黄金《录》说：当时党案一兴起，开国元勋和老将都惴惴不安，连今天能不能活到明天都不敢保证；只有胡海从众人中脱身，没有受到牵连，最终承受皇上的恩宠，寿终正寝。他是否因为得以依托皇亲关系，侥幸免罪呢？东川侯的三个儿子，长子斌随军出征而死，次子玉因蓝党获罪，三子观娶公主后去世；他的儿子忠被授予孝陵指挥。胡观的儿子没有因蓝党获罪，也许是因为南康公主的缘故。至于东川侯获罪以及得以免罪的原因，史书既不记载，也就没有办法考察了。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兴因帷薄不修而伏诛。王世贞《开国功臣表》在周德兴名下大书说：“洪武十八年，因扰乱宫禁而死。”考察庚午诏书，临川侯胡美的罪状大致如王世贞所记；而周德兴则是因帷薄不修而伏诛，国史有明确记载，不能把胡美的罪行加在周德兴身上。难道是王世贞所见收入《九朝野记》的庚午诏书首尾脱漏，没有深入考察，因而错误地系在周德兴名下吗？或者如《逆臣录》所载王诚的供词那样，是周德兴的儿子骥确实犯禁，因此周德兴也受到连坐？又或者国史所说“帷薄不修”，也是史官含蓄的说法？我对各份供词，除了临川侯外，像李善长的两个儿子、费聚的儿子越、杨▯的儿子通和达、周德兴的儿子骥，都删去而不记载。后来要查证的人，考察《奸党录》《逆臣录》的完整供词，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凉国公蓝玉谋反，与吏部尚书詹徽等一同伏诛。郑晓《异姓诸侯传》说：蓝玉谋反，案件上报后，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议论。蓝玉强行辩解，辗转牵扯别人，不肯认罪。詹徽斥责蓝玉让他吐露实情，说不要无故株连别人。蓝玉大声呼喊：“詹徽就是我的同党。”于是把詹徽也一并逮捕。考察《逆臣录》，其中詹徽供称：“近来皇上非常怀疑我，一定会把我也拿下。”由此可知，蓝玉先被诛杀，詹徽后来才败露。郑晓所记大概出自稗史，近乎戏说。又有史敬德供称：二月初九日，詹尚书对史敬德说：“凉国公已经被捕，关在卫所，你可以去打听；如果他供出我，就来告诉我。”这份供词也可以证明郑晓的记载是虚妄的。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国公冯胜去世。（按：《实录》记载宋国公去世的日期，并且为他立传。但考察国史的体例，记载去世而实际是被诛杀的，王弼就是如此；记载去世并且立传而实际是被诛杀的，廖永忠就是如此。宋国公去世时，国史记为去世；像颍国公、定远侯一样记其去世，像德庆侯一样记其去世并立传。然而宋国公实际上是因诛杀而死，国史正是采用了前面两人的例子，不可能掩盖事实。冯胜获罪，不只是因为北征一事；如平凉之战，他代大将军总管军事，没有等待朝廷命令，便擅自引军返回，跋扈而不守臣节，罪状十分明显。高帝哪里会饶恕他？洪武二十七年的手诏说，因他的家人违犯命令等琐事，皇上多次告诫他，甚至说祸福的到来都是人自己招致；只是念及他兄弟相从、为开国立有功劳，并且与皇室结为姻亲，不忍不替他说话。君臣之间猜疑、斥责到了这种地步，想求得善终，难道不困难吗？本传记载北征之事，只说皇上因此严厉责备他，其中是否有所隐讳？还是故意让人熟读后再追问他的传记呢？俞本《记事录》说：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人因谋反党逆之事伏诛，家属全部命令自缢，并毁掉住宅焚烧。）

译如果不是俞本的记录把这件事大书特书，宋国公、颍国公被诛杀的事情就无法考察了。凉国公被诛杀是在洪武二十六年，而宋国公、颍国公相继伏诛；俞本说他们是因为谋反党逆之事获罪，可知他们是蓝玉的同党。宋国公、颍国公被诛杀后，开国元勋就全部消失了。丰、沛一带的旧臣，像晨星一样仅存的，只有长兴侯、武定侯罢了。唉！如果没有孝庙继承皇统、使开平王的后裔延续，开平王的子孙还会沦为夷狄和罪隶；如果没有世庙主持议礼，青田先生在帷幄中的功劳，又有谁能享受祭祀？何况还有被肢解、剁成肉酱而死，以及三族并诛、全族沉没的惨祸呢？史家疏漏错乱，不考察事情的始末，昧于丹书所载的惨酷，也哀叹信誓的毁弃，这正是文献无从征验、令人叹息的地方。又考察黄金《开国功臣录》：凡是功臣被赐死或伏法诛杀的，都避讳而只写作“卒”，李善长、陆仲亨之类就是这样。郑晓《大事记》和列传另立一条例，对李善长、傅友德之类都写作“暴卒”，只有蓝玉写作“伏诛”。用“暴卒”区别于“伏诛”，是为了把诸公同蓝玉区别开来，这就是郑晓隐微的用意。考察《实录》，则体例更加错杂不一：有直书自缢和被赐死的，李善长、陆仲亨之类就是这样；有直书其事而说“伏诛”的，蓝玉、周德兴之类就是这样；有在死亡年月为其立传，并且记载抚恤财物，实际上却是被诛杀而死的，廖永忠就是这样；有在死亡年月立传，却不记载抚恤的，冯胜就是这样；有只在死亡年月记作“卒”，却在受封爵位的年月另立传的，傅友德就是这样；有只记其死亡，而在受封爵位的年月也不另立传的，王弼就是这样；有这个人是被诛杀而死，却抹去此事，连他的结局也不记载的，胡美、黄彬之类就是这样；有不记其结局，而略略举出其事，或列在奉朝请之下，或列在封爵之下的，陆聚、孙恪之类就是这样。国史下笔郑重，特意详写，创立体例；对于诸公，必须确实可信而有证据。若立足于《春秋》定公、哀公年间那种以隐晦言辞指斥桓公的笔法，将来又让谁来订正它呢？班固、司马迁作汉代传记，并不隐没韩信、彭越受刑辱之事；欧阳修、宋祁撰唐史，也一定写出刘文静抚胸叹息的事情。山河盟誓的墨迹尚未干，麒麟阁上的图像又在哪里呢？死者不能复生，后来的人也难以诬蔑他们。何必在文字出入上多方周旋，把沉沦的魂魄掩埋在青史之中；在一两个字上反复推敲，把隐秘的罪狱寄托在史册里呢？我不能深知国史隐微措辞的用意，也不敢妄自仿效诸公另立的体例。无论传疑还是传信，都实在害怕深深诬蔑前人；后世无论知我有罪还是谅解我，大概也只能等待百世之后了。《初学集》卷一百六。○《读杜小笺》（上） 归田以后空闲时间很多，我时常诵读杜诗，用来消磨漫长的白日。偶尔有一点心得，便拿出来给程孟阳看。孟阳说：“杜诗的《千家注》错误和伪作实在可恨，你为什么不把它订正出来，留给后来的学者呢？”我说：“注释诗歌的困难，陆放翁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陆放翁尚且不敢注释苏诗，我难道敢注释杜诗吗？”我们相互叹息，这件事便作罢了。今年夏天，德州卢户部德水刻印《杜诗胥钞》，托陈司业无盟寄给我，让我为它作序。我既然不敢注杜诗，难道又敢为杜诗作序吗？我曾经冒昧地说，自宋代以来，学习杜诗的人没有谁比黄鲁直更好；评论杜诗的人，没有谁比刘辰翁更好。黄鲁直学习杜诗，不懂得杜诗真正的脉络，只看到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便摹拟其凌空排奡、奇峭句子和硬朗语气，以为得到了杜诗的真传，这就是所谓旁门小径。刘辰翁评论杜诗，不懂得杜诗大家的格局，只看到所谓铺陈始终、排比声韵，便点缀那些尖新、俊冷的单词只字，以为得到了杜诗的精髓，这就是所谓一知半解。弘治、正德年间学习杜诗的人，生吞活剥，把牵强搜取当作本领，这是黄鲁直隔日疟式的弊病；其中狡黠的人又反过来讥讽西江派。近来评论杜诗的人，钩取深奥、抉发奇异，把鬼窟当作本领，这是刘辰翁牙齿脱落后才获得的聪明；其中放肆的人甚至把矢头一齐指向杜陵。唉！《大雅》不再产生已经很久了。德水是北方的学者，奋起而昌明杜氏的事业，大概将医治宋、元以来的沉疴，挽救今人的弊病，使三千年以后，重新明白地看见古人的精华总汇吧？我在守丧期间忧郁幽闷，寒窗之下形影相伴，反复搜寻腹中所藏，随意记录了若干条，题作《读杜诗寄卢小笺》，以说明这些文字是因德水而兴起的。题作“小笺”，是说不贤的人也知道这是小小的笺释。把它寄给卢德水，是为了向他请教订正，同时说明我不敢承担作序之意。癸酉腊日，虞乡老民钱谦益上。（《游龙门奉先寺》） 天阙高耸，仿佛逼近天上的星象；云气如卧，衣裳也觉得寒冷。蔡绦《西清诗话》说：黄鲁直校订的本子写作“天阅”。王安石说“天阙”应当作“天阅”，与“云卧”相对更贴切。我读韦述《东都记》，知道龙门号称双阙，因为它与大内相对而立，像天阙一样。这是游龙门的诗，用“阙”字有什么可疑的？程大昌《演繁露》也引用《水经》来证明这一点。我考察韦应物《龙门游眺》诗说：“凿山引导伊水，中间断开如同天阙。”又说：“南山郁然与之相对。”这正是杜诗的注脚。王安石擅自改字，实在不足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