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八十三

译（跋《史记·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 班氏父子接续太史公，按照纪传体撰写史书，认为应当谨慎核实史事，整理文章，但两家的体例各不相同。《史记》在汉元年诸侯离开戏下、各自回国之后，依次列举楚国失去天下的原因和汉王得到天下的原因，使后世清楚看到整个局势。楚国杀害义帝，是最大的不义，所以首先列出，又连同第二年在江中杀害义帝的事情一起说完，不再把它系在某一年下。废黜韩王成为侯，后来又把他杀掉，于是诸侯离心。臧荼因此杀了韩广，诸侯也不再听命。田荣因为恼怒楚国，杀掉三位田氏并在齐地称王，于是齐国反叛。田荣把印信交给彭越，命他反攻梁地，于是梁地反叛。陈馀劝说田荣攻打常山以恢复赵国，于是赵国反叛。这时汉王回师平定三秦，乘楚国衰败而进攻，又因为征发兵员而使英布怨恨，九江也将要反叛。汉军所到之处残破毁灭，齐人聚集起来反叛，田横也反攻城阳。太史公把项王起事后逐渐失去人心的大局，集中叙述在汉元年、二年之间，提纲挈领，清楚得如同指掌，这是太史公作史的大法。《班书》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排列，先叙田荣反叛，再说汉王平定三秦、给项羽送去书信，接着说九江称病，又说项羽派英布杀义帝，再说陈馀拥立赵王；以年为经、以月为纬，完全遵循史家的通常体例，但对于太史公安排事件、寄托意旨的用心，却相差很远。《高祖本纪》也是这样，项羽出关直到向北攻打齐国的那一段就是如此。《项羽本纪》不标明年月，却在《月表》中详细列出，读者可以相互参看而得到答案。否则就会像刘知几所说的那样，把事情分别载入各篇史传，造成烦琐重复，那么年表也就可以不必编写了。这是作史的又一种方法。《史记》说：“汉四年，楚军于是攻下成皋，汉王派兵在巩地抵挡，使楚军不能向西。这时彭越渡过黄河，在东阿攻打楚军，杀死楚将薛公。项王于是亲自向东攻打彭越。汉王得到淮阴侯的军队，想渡过黄河向南。郑忠劝说汉王，于是停止进军，在河内筑营，让刘贾率兵帮助彭越，焚烧楚军的粮草积聚。项王向东进攻并击败彭越，彭越逃走；汉王便率兵渡河，再次夺取成皋。军队驻扎在广武，取食于敖仓。项王平定东海后向西而来，和汉王一起在广武对峙驻军，相守了几个月。”这一段总叙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反复交战、相持不下的事情，先列出纲领，然后再分述细节。接着说：“正在这时，彭越多次反攻梁地，断绝楚军粮道。项王为此忧虑，筑起高台，把太公放在上面，希望与汉王决战。”这件事发生在项王向东攻破彭越、使他逃走，以及汉王在汜水上杀死曹咎等人、再次夺取成皋之后。项王和汉王在广武之间隔着说话，汉王受伤，逃入成皋；这就是上文所说项王与汉王一同在广武驻军、相守数月的事情，到这里又把它说完了。以下又详细记载楚王命大司马曹咎守成皋，以及汉军再次夺取成皋的事情，说：“我十五天内一定诛灭彭越，平定梁地。”这就是前面所记项王向东进攻、击败彭越并使其逃走的事情，并不是另一件事。汉军在汜水上大败楚军，全部收取楚国的财物，这就是前面所记汉王率军渡河、再次夺取成皋、驻扎广武并取食于敖仓的事情，到这里又把它说完。下文说：“项王在睢阳，听说海春侯的军队战败，便率兵返回。汉军正把钟离昧围困在荥阳东面，项王赶到。汉军害怕楚军，全都逃入险要之地。”这一段又照应前面项王平定东海后向西而来、与汉王在广武驻军相守数月的事情，并再次把它叙述完。前后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先列纲领再分述细节，先分述细节又归结纲领，交错反复，并不是史家通常的体例。然而《高祖本纪》却按照事情系于年月，编排得井然有序，使后人可以互相考察。班固与司马迁的异同，是学者应当研究的事情。沿着我的说法去探求，或许能够看出大书特书、发明体例、创立条例的意义，得到古人作史的要旨，而不只是埋没在句读和行文墨迹之间吧？把这些写下来，等待真正好学而又善于深思的人来订正。

译△又 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来看，两位史家安排叙事的笔力曲折，也有可以私下窥见的地方。鸿门宴、霸上之事，《史记》写在《项羽本纪》中，《汉书》写在《高祖纪》中。《史记》说：“项羽于是进入关中，抵达戏水以西；沛公驻军霸上，还没有能够和项羽相见。”这是两军互相对望的形势，而《汉书》略去了。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如何如何。项羽大怒说：“明天犒劳士卒，替我击破沛公的军队。”当时项羽有四十万军队驻扎在新丰、鸿门，沛公有十万军队驻扎在霸上，这是两军强弱的大势，而《汉书》又略去了。并且，《项羽本纪》把项羽大怒接在曹无伤等话的下面，然后才写范增劝说项羽等事；《高祖纪》则把明日交战直接接在范增的话之后。虽然它大体取自《高祖本纪》，但安排叙事的先后却有不同。《史记》先叙项伯想叫张良同他一起离开，张良于是进来，把情况全告诉沛公。沛公大惊说：“这可怎么办？”张良说：“是谁替大王谋划了这个计策？”沛公说：“有个浅薄小人劝我说：‘把守关口，不要让诸侯进来，秦地就可以全部由大王称王。’ 所以我听从了他。”张良说：“估量大王的士卒，能够抵挡项王吗？”沛公默然不语，说：“本来就比不上他。那又该怎么办呢？”在危急关头，他突然责问并归罪于出谋划策的人，像家人之间絮絮叨叨地说话，正所谓将要溺水的人还必定会笑。这些，《汉书》都略去了。张良说：“请让我去告诉项伯，说沛公不敢背叛项王。”沛公说：“你怎么会和项伯有交情？”张良说：“秦朝时他曾和我交游。项伯杀了人，我救了他一命。如今事情紧急，所以幸亏他来告诉我。”事情已经非常紧迫，他却反过来详细追问项伯来告诉张良的缘故，彼此娓娓交谈。这是有真情实感的话，而《汉书》略去了。沛公说：“你和张良谁年长？”张良说：“他比我年长。”沛公说：“你替我把他叫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张良出去邀请项伯。项伯立即进来，见到沛公。沛公奉上一杯酒为他祝寿，约定结为儿女亲家；又询问两人的年长次序，表示愿意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一时之间那种无可奈何而又互相推让、彼此依附的情状，可以想见。奉上一杯酒为他祝寿，是多么郑重啊！而《汉书》又略去了。“项王当天便把沛公留下来饮酒，项王、项伯面向东坐，亚父面向南坐。” 亚父就是范增。沛公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陪侍。范增多次向项王使眼色，三次举起所佩带的玉▯给项王看。”先叙述各人面向哪里坐，是为下文项庄舞剑、借机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遮护沛公作铺垫。在亚父之下单独说“亚父就是范增”，是在这次宴席中点出关键人物，也就是所谓“国家有这样的人才”。而《汉书》略去了。樊哙径直闯入、斥责项羽的事情，《汉书·樊哙传》从略，只在樊哙本传中详写。《史记》说：“于是张良来到军门见樊哙。樊哙说：‘今天的事情怎么样？’张良说：‘非常危急。刚才项庄拔剑起舞，他的意图始终在沛公身上。’樊哙说：‘事情太紧迫了，请让我进去，和他拼个同生共死。’张良与樊哙低声私语，惊惶害怕。樊哙说：‘和他同生共死。’”多么壮烈啊！而《樊哙传》却略去了。“樊哙立即带剑、持盾进入军门，交叉戟的卫士想阻止他不让进入，樊哙侧转盾牌撞去，把卫士撞倒在地，于是进入军门。他掀开帷幕，面向西站立，瞪眼看着项王，头发向上竖起，眼眶几乎要裂开。项王按剑跪坐着说：‘客人是什么人？’”掀帷面向西站立，是站在张良的下首。樊哙眼中根本没有项羽，项羽也渐渐被樊哙的气势折服。“项王赐给他一只生猪的肩膀，樊哙把盾牌扣在地上，把猪肩放在盾牌上，拔剑切着吃。”这才真正写出了樊哙的神采，而《樊哙传》却略去了。《史记》说：“项王一时没有话回答，说：‘坐下。’樊哙跟着张良坐下。”《史记》用一“坐”字写出项羽气势被夺、惊惧失色的状态，曲尽其情。《汉书》只说项王默然不语而已。跟着张良坐下，又与前面面向西站立相照应。沛公说：“我现在出来，还没有告辞，这该怎么办？”樊哙说：“都到了这种地步，还告什么辞呢？”于是便离开了。这是脱身回到军营的决策，而《汉书》没有记载。当时项王的军队在鸿门下，沛公的军队在霸上，两军相距四十里。为了叙述沛公把车骑留下、从小路独自前行的事情，先说明两军相距多少里。沛公又对张良说：“从这里到我的军营，不过二十里罢了。估计我已经到了军营，你才进去。”昏暗夜色中走小路，迟疑而急迫，像伺机逃脱的兔子一样，既可悲又可喜，而《汉书》同样没有记载。由此看来，两部史书的体例，难道不是截然不同吗？或者班氏父子所说的‘谨慎核实史事，整齐文章’，正是他们不及太史公的地方吗？两部书中可以拿来比较评论的地方很多，这里姑且借两部《纪》来开个头罢了。（跋季氏《春秋私考》） 近代的经学著作，凭空穿凿杜撰、荒谬不合经典的，没有比季本更严重的了。季本著《春秋私考》，说惠公的仲子就是隐公的母亲；说盗杀郑国三卿，是驻守虎牢的诸侯派刺客杀了他们。这和中风病人听信鬼话有什么不同？而世上的儒生还把这些话传授宣讲，难道不可悲吗！传述《春秋》的有三家，杜预出现以后，左氏传几乎独自流行于世。自从韩愈称赞卢仝，说“《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自抱着遗经探究始终”，年代久远，言语湮没，讹误相传，于是季本一类人便出现了。《孟子》说：“最初制作俑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太和年间添丁的祸患，难道不是把三传束之高阁所得到的报应吗？季本对于《诗经》、三《礼》也都有著作，鄙陋荒谬大致相同。有志于经学的人，见到这些书就应当烧掉丢弃，不要让错误的种子流传下去，贻误后人。

译（题何平子《禹贡解》） 过去我搜集考察国史，唯独《儒林传》寥寥无几，缺少人物。开国初年有赵子长，嘉靖年间有熊南沙。近来看到何玄子注释《易经》，我私下十分佩服，认为可以和这两位先生前后相接。玄子的弟弟平子撰写《禹贡解》，上自《山海经》，下及桑钦、郦道元的《水经》，把古今水道分剖解释，条理清楚，如同站在堂上看庭院，又如同看手掌上的手指。这也是囊括大地的珠囊、治理水患的金镜。过去谢庄分列左氏经文和传文，按各国分别立篇；制作一丈见方的木板，绘制山川土地，各有条理；分开看则州县各自不同，合起来看则天下成为一体。我每每感叹此事，认为这是绝学。如今平子大概可以谈得上这一层。平子，你应当更加努力，再和玄子共同致力于整理古代遗经，兄弟二人一同列入《儒林》，难道不是本朝的盛事吗！（跋王右丞集） 《文苑英华》所载王右丞的诗，多数与现在流行的刻本略有不同。例如“松下清斋折露葵”，《英华》作“松下行斋折露葵”；“种松皆作老龙鳞”，作“种松皆老作龙鳞”。这些都以《英华》本为佳。《送梓州李使君》诗中“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英华》作“山中一半雨”，尤其好。大概因为这是送行诗，写的是当地风土：深山幽暗，晴雨相半，所以说“一半雨”，接着又以▯女巴人的诗句相联。崔颢诗说：“寄语西河使，知余报国心。”《英华》说：“余知报国心。”如果依俗本，那么崔颢这句就成了请求别人了解自己了。类似这样的地方很多，读者应当详细考察。（读《南丰集》） 临川李涂说：“曾子固的文学很像刘向。”我每次读曾子固的文章，都觉得浩大充沛、铺陈流动，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因李涂这句话而深入思考，才知道西汉文章中，刘向自成一家；拿刘向的奏疏和《烈女传》来看，确实可以证明李涂的话说得有见识。后来看到王子发的《南丰集序》说：“当年先生年齿发肤壮盛，志气锐利，他文章的劲健奔放、雄浑瑰伟，像三军的朝气、猛兽的扑击、江湖的波涛、烟云的形态，是多么奇异啊！”正是在这个时候，曾先生自负以刘向为榜样，却不知道韩愈又怎么样。韩愈《进学解》谈到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却没有提刘向。大概古人的学问各有根本，深入钻研而独自有所领悟，就像昌蜀人嗜好羊枣一样，甘甜苦涩只有自己知道，不像今天的人夸耀见闻广博，却对其中内容茫然无解。欧阳修晒书时得到王安石《许氏世谱》，忘了是谁写的，说：“一定是曾子固写的，介甫还不一定能写成这样。”荆公为曾子固的母亲作铭文说：“大宋将近百年，在大江以南，有名重当世的人先后出现，这就是夫人的儿子。”如今有人诋毁曾子固，却不知道他在欧阳修和荆公眼中究竟是怎样的人。（读苏长公文） 我读苏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一类文章，平铺直叙，如同万斛水银随处涌出，认为古今从未有过这样的文体，茫然不知它的边际在哪里。后来晚年读《华严经》，经文顺着本性而说，浩瀚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于是感叹说：“子瞻的文章，难道是从这里有所领悟吗？”文章如果从《华严经》中有所领悟，那么事理和法界，开显与遮止都涌现出来；没有门庭，没有墙壁，没有分别选择，也没有可以拟议的边界。世俗的文字本来已经荡然无存、纤尘不染，又怎么能够窥测它的浅深，议论它的工拙呢？朱少章说：“东坡还没有写《胜相经藏》和《大悲阁记》时，曾经和陈季常谈论文章说：‘我只是没有写过《华严经》罢了。’陈季常指着鱼▯▯冠说：‘请你仿照《华严经》作一篇赞颂。’东坡要来笔，迅速写成，一字也没有更改。”朱少章知道《鱼▯▯冠颂》就是《华严经》的境界，却不知道苏轼其他文章也都是《华严经》的境界。这不是深知苏轼的人。苏辙说，自己年轻时学习制举文章，和先兄苏轼不相上下；自从黄州以后，便一步一步再也赶不上他。他写苏子瞻行状说：“先生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心中已经有了某种见解，只是嘴里还说不出来。现在读到《庄子》，才发现它说出了我的心意。’后来读佛教书籍，深刻领悟了实相。”又参照孔子、老子的学说，广博而通达，无所阻碍。这样看来，子瞻黄州以前从《庄子》中有所获得，黄州以后从佛教中有所获得。我说他从《华严经》中有所获得，确实如此。中唐以前，文章以儒学为根本的，以韩愈为最高；北宋以后，文章能够贯通佛教的，以苏子瞻为最高。《孟子》说：“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者。”这两个人对于文章，也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了吧？（题《中州集钞》） 元遗山编《中州集》十卷，孟阳亲手抄录其中最为俊秀的若干篇，并为这些篇章剖析其篇章结构和句法，指出它们的来历，用来给志同道合的人看。大概自靖康之难以后，中国的文章典籍传入金源，一时的豪俊之士于是有了师承，都知道取法苏轼、苏辙，上溯三唐，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完备地代表一代的文学声调。而前朝词章的兴盛，也在这里开始萌芽。孟阳老眼不昏花，能够看见古人的心髓；即使在史册漫漶、丹青剥落之后，他不只是成为中州诸位老先生千载难逢的知己，后来有志于此的年轻人也可以把他当作老师。元遗山评论溪南诗老辛愿说：“辛敬之专心于诗业，心思敏锐，敢于把是非黑白承担在自己身上。”他每次读这些人的诗，必定替他们探究源流，说明体例，解释文脉，审察音节，辨别清浊，权衡轻重。一点长处也不掩盖，细微的缺陷也必定指出，如同老练的官吏审理案件，文辞严峻，法网严密，丝毫不宽贷。如同得到了正法眼的僧人，反复追问、开示引导，几乎要截断一切流俗。志同道合的人中，既有公正鉴别之心而又不徇私宽纵的，必定把辛敬之列为第一。元遗山《题中州集后》说：“爱极了溪南辛老子，和他相从何止迟了十年。” 元遗山上下评论百年，品评一代风雅，却唯独对一位老人津津乐道，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我看孟阳，大概无愧于辛愿。我所说的话不能像元遗山推重辛老那样，使天下人都相信并加以考证，那么我比元遗山惭愧得更多了。癸未年夏日，写于玉▯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十年〕 （题《怀麓堂诗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译弘治、正德年间，北地李献吉临摹老杜，写成奇崛傲岸的诗句，这反而压倒了前人。西涯身在馆阁，负有盛名，于是被李献吉掩盖。孟阳出生在一百五十年以后，搜寻剔取西涯诗集，洗去蒙尘，重新显现其面貌，发挥其中的构思，于是西涯的诗又焕发出新的生命。譬如张文昌两眼看不见东西已经很久，忽然眼睛清亮起来，历历看见城南旧日游赏的地方，难道不是一件大快事吗？近代诗歌的弊病，大致有三种变化：沿袭宋、元的窠臼，排比章句、俪偶文辞，支离拼缀、蹈袭模仿，这是虚弱之病；剽窃唐、选遗留下来的文辞，生吞活剥，狂叫冲突，这是癫狂之病；搜求郊、岛的旁门小道，发出苍蝇蚯蚓般的细声，晦暗凝滞，这是鬼病。救治虚弱之病，必然走向癫狂；救治癫狂之病，必然走向鬼病。传染日益加深，病入膏肓也日益严重。孟阳在恶疾沉积之后，拿出西涯的诗来医治，说：‘这是延年益寿的药物，也是攻克毒病的针砭。’他的用心实在良苦。孟阳谈论诗歌，在近代确实是开辟道路的人。世人浑浑噩噩，而真正亲自看见这一点的又有谁？杨子云的官位和容貌不能使人信服，又有谁会因此相信他呢？真令人叹息啊！癸未年夏日书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十年〕 （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 西涯先生李文正公的《东祀录》一卷，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这是他的手书，送给太原乔公白岩。刘司空敬仲收藏着┑这一卷，拿出来给我看。我曾经和敬仲评论本朝文章，极力推重西涯，但话还没有说完。请允许我借此略说几句。本朝开国初年的文章，以金华、乌伤为宗主；诗歌以青丘、青田为宗主。永乐以来，文风稍稍衰落，到了西涯才重新振兴。西涯的文章有条理、有骨架，没有失去台阁文章的体格。诗歌则以杜少陵、随州、香山为根本，直到宋代的眉山、元代的道园，兼收并蓄而又交错发挥。弘治、正德年间的作者，没有谁能超过他。李空同后来崛起，竭力排斥西涯，凭借声势压制当世，争夺诗坛盟主。中原年轻才俊异口同声地诋毁西涯。一百多年后，空同造成的迷雾逐渐消散，后来的年轻人才稍微知道西涯。唉，真令人感慨！试着拿李空同的文集来读，删去其中吞剥拼凑、支吾龃龉的文字，李空同的本来面目还剩下多少呢？西涯的诗里有少陵、有随州、有香山、有眉山、有道园，但归根到底属于他自己的西涯风貌，仍然清楚存在。卷中的诗虽然不是西涯最好的作品，有人却轻视它们。不知道他作为端揆大臣，奉君主之命到孔阙祭祀，所写纪行诗篇应当和平典雅，如同官员的冠服、身上的佩玉，其体格本来就应当如此。轻慢它们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诗文的类别。至于近代那些诋毁空同的人，诗句像鬼魅呻吟、恶鬼长啸，所制造的迷雾比空同更严重，自己却不知道，又哪里足以了解西涯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我就要和敬仲分别了。希望敬仲闲暇时在帘阁中焚香，不要先把西涯、空同固定在心中和眼中；取出两家的文集，平心静气地重新阅读，然后看看我的话究竟怎么样。以后有幸请你来教正我。（题归太仆文集） 归熙甫先生的文集，昆山、常熟都有刻本，但刻本都不完备。其中《送陈自然北上序》《送盖邦式序》，其实是宋人马子才所作，也被误收进来了。我和熙甫的孙子昌世互相搜访，得到他的遗文若干篇，比刻本多出一半，又删去了错误的篇目。这样一来，熙甫一家的文章就完整鲜明地呈现出来了。熙甫与王▯州同时代。▯州出身世家，世代做官，在文坛主持盟主之位，天下人都仰望奔走，像诸侯会盟时进献玉帛、各国进贡一样，唯恐迟到。而熙甫困老于科举场屋，只和一两个门生弟子端正作揖、诵读文章，在荒江空市之间彼此唱叹。他曾替别人评论文章说：“如今所谓文章，从来没有真正学习古人的学问，只要得到一两个荒谬平庸的人做文坛领袖，就用来诋毁排斥前人。”王▯州笑说：“荒谬的人确实有，至于平庸，我还不敢接受这个评价。”熙甫说：“正因为平庸，所以才荒谬；没有荒谬而不平庸的人。”▯州晚年很有些后悔自己年轻时的作品，极力称赞熙甫的文章，曾为他的画像题赞说：“风吹行于水面，水波涣散而成为文章；风停波息，便与水彼此忘却。千年之后有您，继承韩愈、欧阳修。我难道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只是长久以来自己悲伤罢了。” 他推重佩服熙甫到了这种地步。但他又说：“熙甫写的志墓文极佳，可惜铭词不古。”推究王▯州的意思，他大概把那些艰涩曲折、读不懂字句的文章当作古文了吧？这不只是他维护前人之见仍然存在，也是因为他的学问种子埋藏在八识田中，一旦见解有所偏差，终身都不能改变。像熙甫的《李罗村行状》《赵汝渊墓志》，即使韩愈、欧阳修复生，又怎么能超过它们？如果把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那么他对于王安石、苏轼，几乎有超过他们的地方，没有不及之处。士人生在这个时代，还能知道宋、元大家的文章可以与两汉文章一脉相承，不被俗学消磨殆尽，熙甫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听说熙甫进京赴公车时，租了一辆骡车赶路。熙甫端坐车中，后辈弟子手执书册在两旁侍立。嘉定徐宗伯年纪最小，从容询问李空同的文章怎么样，于是拿出文集中的《于肃愍庙碑》来请教。熙甫读完，挥手说：“文理怎么能够通顺？”偶然拿起一册书，得到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夹着书册高声诵读了五十多遍。听的人都欠身伸懒腰，想要睡觉；熙甫却仍然沉吟讽咏，仿佛还有无穷余味。宗伯每每感叹，前辈好学深思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不是后人所能企及。如今的君子，有没有人能够像熙甫喜爱曾子固文章那样喜爱熙甫的文章呢？后山传下一瓣香火，我不担心它没有寄托了。癸未年仲夏日书写。《初学集》卷八十四 ○题跋（二）（记抄本《北盟会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