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三十四

译（大司马吉安茂明李公参赞留务序） 崇祯十二年，南京兵部尚书职位空缺，天子下令从家中起用原任戎政尚书、吉水李公来参赞机务。命令下达当天，海内士大夫拍手相庆，缙绅之士、▯韦跗注之徒，下至儿童和走卒，没有不喜气洋洋、相互传告的。有位客人问我说：‘李公的品格地位，处在玉铉大斗之间，皇上深深了解他，本来将要让他参与机密政务、在皇帝身边任职；留守南京的任命，不过是权宜的传递罢了，为什么贺喜的人却彼此相互欺蒙呢？’我说：‘事情固然如此，但你还不知道天子任用李公的重大意义，以及天子之所以看重李公的原因。南京是国家根本之地，先朝曾让储君在那里监国，后来又让勋臣守备；自从黄忠宣以德高年长之臣镇守陪都，才开始有参赞机务的任命。这种隆重的委任，是两都文臣中独有的。武宗南巡时，皇帝车驾露宿野外，虎贲军夜间受惊，乔庄简担任南京参赞，整顿六军，严格安排更鼓和巡逻，逆贼江彬等人震慑伏地不敢妄动，国家社稷安稳如泰山；他的功劳不在王文成之下。如今海内多事，王师在野外，倚城伏兵，实在有许多事情烦劳处理。天子念及南京是根本重地，才把机务交给李公。李公的任职，难道会在黄忠宣、乔庄简之后吗？近来贼寇逼近浦口，烽火传到白门，形势已经十分危急。谷城的贼寇吃饱后扬长而去，虽然蔓延到唐州、邓州一带，却片刻也没有忘记荆州、襄阳。孙吴建国时，西陵一举起烽火，三通鼓还没有打完，就传到了吴郡南沙。’ 晋明帝担心王敦逼迫朝廷，改授荆州、襄州等四州，以分散长江上游的势力。参照今天来看，江关、浦口，是留都南京的门户，设置戍守，毫无疑问。西陵烽火的忧患、荆州襄阳上游的形势，地势没有改变，要害仍和过去一样，这不可不深思并及早谋划。荆州、襄阳这一条道路，我们已经同贼寇共同占有。贼寇窥伺我们，就像从高屋上倒水，势不可当；我们进攻贼寇，却像鞭子太长，打不到马腹。《诗经》不是说过：‘取下那桑树的根皮，缝缀修补门窗。’如今的金陵，以荆州、襄阳为门户，江关、浦口不过是厅堂内外的门窗。留守南京的任命，天子实际上是把修补门户的责任托付给李公。比作下棋，棋势在腹心就要先救腹心，棋势在边角就要先救边角。天下的根本在南方，所以把留守事务委托给李公，这也正是善于下棋的人落子的方法。李公过去主持戎政，裁汰老弱，清理冒滥；对宦官的仆役、侯家的骑从以及依附权势的人，一律整顿革除，于是朝廷内外纷纷不安，流言四处传播。皇上心里知道他公正忠诚，委曲保全他；他归田十多年后才有今天的任命，可见天子深深了解李公。把李公安置在南京，是用南京来尊重李公，也是用李公来加强南京。皇上圣明，超过三皇五帝。对于人才的任用和舍弃、操持和运用，几乎如同鬼神一样神妙。他任用李公的重大意义以及之所以看重李公的原因，哪里是庸臣浅陋的见识所能窥知一二的呢？自从设置参赞这一官职以来，以道德、功勋、声名著称的人很多，其中端毅王恕、文成王守仁两位最为突出。李公辞去戎政，居家生活，开设依仁书院，与乡里的士友讲明王文成的学问，穿布衣、吃蔬食，一顿饭也不忘君主和国家。士大夫仰望李公，正如当年仰望在三原的端毅。如今李公居处此官，和两位王公前后相接，难道是偶然的吗？端毅在南京时，飞章上疏抗争，驿传往来错综复杂，当时人说：‘两京十二部，只有一个王恕。’文成在世宗初年，言官认为应当让他登上宰辅之位，处在论道经邦的职位上。如果这个建议果然实行，嘉靖之治应当可以与成周并美了。李公既然承受皇帝的特别选用，就应当像端毅侍奉宪宗那样侍奉当今皇上。天子打开宫门求取贤才，内外一并任用；王文成当年不能从世宗那里得到的待遇，李公或许将要从当今皇上这里得到吗？天子任用李公的重大意义，以及之所以看重李公的原因，从今天才开始，本来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尽的。吉安做官的贤士，如吉水令陆君某、庐陵令刘君某，都住在李公附近，受到他的德教熏陶，又为李公得到新的任命而高兴；因为钱谦益与李公有道义上的交谊，便请我作文祝贺，于是我作了这篇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译（奉贺宫傅晋江黄公奉诏存问序） 太子太傅、晋江黄公，曾任大宗伯，辞官居家，年过八十。天子眷念他的旧日德行，特意派行人赐给他亲笔诏书慰问，并赐几杖、向他请教。朝廷内外的缙绅欢呼庆贺，认为天子应当像元祐年间礼遇文潞公那样，起用已经年老的黄公，使他九十岁还入朝，而不只是按照尊崇老人、赐予上等衣服锦绮的旧例。谦益是翰林词臣中的后辈，追溯师门关系，实在是黄公门下的学生，难道敢不说几句话来表示祝贺吗？我曾经评论黄公的一生，并详细考察他的出仕和退处。黄公修养自身、砥砺操行，在先朝显著表现出来还比较容易；而他孤立独行、坚持操守直到今天，却最为艰难。为什么呢？神宗在位时，政治日久而教化成功，朝廷肃穆。黄公作为翰林院的词臣，不求取、不争竞，在蓬山、鹤禁之间谨慎奉献，这是恭谨之人和硕学大儒所应做的事。当熹宗在位时，光明被伤害、天将初旦，四海笼罩在迷雾之中。黄公作为馆阁儒臣，不自矜、不震惧，在宫禁邻近、权势险恶的环境中洁身自守，这是端正之人和德高年长者所应做的事。所以说，这还算容易。到了今上即位，面对一位世所罕见的英明君主，他怀有综核名实、大有作为的志向。小人乘权仗势，以苛急刻薄窃取国柄，以嫉妒猜忌箝制国论，以深沉机心快意报复恩怨，以积蓄的威势侵夺利权，罗织布置，另造成一个阴惨诡谲、随波逐流的世界。黄公凭借老成的资历和一贯的操守，出来掌管国家礼制，遇到大礼、大兵、大谴责之事，便援引典制，说明名分义理，依据经义在朝廷上争辩，从不稍有回避。譬如五行中的星宿，光芒寒峭而色泽端正，从阴云斑驳之中侧然显出；能不因它而眼花神惊的人，实在很少。人们只知道黄公的奏对能够维护国体、培育士气、补救偏失和弊病，公开地同执政者抗衡；却不知道他方正严明、气概卓异，像用墨线和规矩紧紧校正一样，暗中折损权奸的锋芒、悄悄堵塞他们的巢穴，这样的作为更多。过去傅文毅在部任职时，没有一件事不争辩，他的章奏特别多地触犯五曹，最终因为忤逆权势而被罢免。以王文忠那样的旧日声望，身逢盛世，也不能不在庐陵受到龃龉，更何况黄公呢？黄公离职以后，奸佞接踵而来，灾害不断，天子叹息着侧身而坐，思念黄公的公正忠诚，又为他年老而不衰感到欣慰，于是有了慰问的举动。大臣离职后还能使君主思念他，已经很难；离职后还能使英明的君主思念他，就更加困难了。黄公凭什么能从天子那里得到这种待遇呢？从前秦穆公在崤山战败军队，回来后作《誓》，孔子把它记录下来，接续在《训诰》之后。《秦誓》所思念的是‘询问这位黄发老人’、‘一个忠诚专一的人’；所告诫的是‘巧言善辩的人’、‘自负小技而妒忌圣贤的人’。自古奸邪小人祸害国家，开始时一定用巧言作钩饵，迷惑君主的心；后来一定用妒忌贤能作罗网，堵塞贤人的道路。国家之所以荣辱、安危、治乱，关键只在君主能够悔悟还是不能悔悟。秦穆公的誓言说：‘我的臣子有许多，我要昏昧地思考他们。’ 所谓思考，是悔悟的先兆。《易经》说：‘错误离得不远就能返回，不会有大的悔恨，大吉。’这正是细微的先兆啊！失败之后思考，思考之后悔悟，阴阳往复冲击，精气相互摩荡，天地尚且将要回应，何况人呢？天子思念黄公，正是所谓先兆，是吉祥将要出现的预兆。思念黄发老人，戒除巧言，抑制妒贤嫉能、以小技自负而冒充圣贤的人，这样上可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告诫，下可以清除阴霾浊气；要做到这一切，只在取舍任用之间而已。近来狡猾的敌人入侵，羽书纷至。天子震怒，颁下哀痛天下的诏书，视同秦穆公穿素服为战败军队哭泣，甚至超过了他。而黄公将以师臣的身份入朝，协助成就《采薇》《天保》所歌颂的太平盛治，至于秦穆公所思念的黄发老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谦益虽被屏弃不用，过去曾忝任太史，私下取法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想要举出《秦誓》献给我们的君主；又想到它反复陈述的告诫，对古今谋害国家的人感慨叹息，推演阐明其中道理，可以作为讨论用人、任相的明亮鉴戒。这件事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大事，因此谨慎记下它，并不只是为了向黄公祝贺。崇祯十六年正月吉日。

译（赠锦衣吴公进秩一品序） 崇祯十年，锦衣卫山阴吴公承蒙皇上特别选用，以都指挥使掌管卫事。任职不到半年，因为吴公清廉、勤勉、谨慎，深得皇上心意，晋升为一品官秩。皇上慎重爱惜名位器物，唯独对吴公早晨上奏、晚上就批准，确实是很看重他。天启年间，逆阉魏忠贤掌权，任用他的私人许显纯掌管诏狱，而吴公恰好任他的副职。群小制造大狱，想把海内正人君子一网打尽；他们唆使逆阉授意，由许显纯执刀。每发出一张文书，所署的人名很多，密密麻麻像保状一样。吴公从容地对许显纯说：‘不要牵连太多的人；牵连太多，对于罗织党羽的人固然痛快了，难道不也应当为自己日后留条后路吗？’许显纯虽然昏昧，也被这话震动了。前后释放或暂时放过的，几乎有四十人。获释后又被逮捕的，有高忠宪等人；最终得以免罪的，像我就是其中之一。吴公又协助许显纯制定爰书，所定贪赃罪都没有旁证，便预先为日后昭雪留下了余地。群小察觉到这件事，唆使逆阉驱逐吴公，吴公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祸患。吴公离开后，大狱才得以造成，杨涟、左光斗等人都被拷打致死，海内汹汹，国家几乎因此改变。吴公的进退关系国事如此，并不只是关系诏狱轻重而已。今上即位后，吴公首先被召用。当时的宰相因为用枚卜之法排斥我，吴公不肯屈节依附，时时替我申辩，说我受到不公。宰相心中记恨他，多次推举他掌管卫事，都没有得到批准。时间一久，宰相的气焰更加嚣张，任用私人掌管卫事，准备制造大狱，大致像当年逆阉任用许显纯的旧事。等到宰相被罢免、他的私人又因其他事情获罪以后，皇上才开始特别选用我和吴公。吴公感激皇上的知遇，发誓以自身报答。每当查办一件事、平反一桩狱案，他一定斋戒沐浴、焚香告知神明，然后才办理。凭着羔羊、素丝般的操守，教化激励家庭。他的几个儿子都闭门自守、洗手不干预外事，奉行父亲的教诫。吴公真诚质朴的品行、磨砺节操而以公事为先，得到士大夫的信任，也感通于君主；不到一年便三次接受赏赐和任命，这是适宜的。此前言官说，环卫和诏狱应当参用儒者，不应专任杂流，不能因循先朝的弊习。吴公本来就是声望卓著的大儒，他所上条奏都援引经术、附会古代义理，史官也把它记载下来，说国家任用儒者统领环卫，从今上开始。这是本朝的盛事，并不只是为吴公祝贺而已。大体沿着根本来评论，卫所和东厂、西厂的设置，都起于永乐年间；那时国家的纲纪法度全在阁部，偶尔有需要监督、收捕、审讯的事务，就交给厂卫。阁部，是国家的股肱心腹；厂卫，是皇帝获得四方信息、听取四方声音的机构之一。两百年来，阁部和厂卫的势力，曾经分掌权力，彼此对峙而不互相借势。因此，万眉山凭借自己的污秽行为，纠劾汪直、革除西厂，正直凛然地与商文毅并肩共事，毫无阻碍和回避，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地位尊崇，阁部依附君主而显得尊崇；国家的权力重大，厂卫却不能借国家权力来增加自己的分量，这就是所谓彼此对峙而不互相借势。嘉靖、万历之交，国体稍有变化，阁部不能不依靠厂卫，而厂卫也不能凌驾于阁部之上；两者彼此对峙的情形仍同从前一样。到了天启年间，情况发生大变，阁部和卫所都成了魏忠贤私人势力的一部分；卫所依附厂而尊贵，阁部反而依附卫所来增加分量，彼此借势、彼此合谋，唯独阁部的体制更加轻贱。今上圣明独断，厂卫和阁部都忙于奉职，不敢有所借势。时间一久，阁部开始在其中窥伺，寻找间隙，暗中收拢卫所为自己所用。对外假托查办纠察的名义，对内实行钳制罗织的计谋。下级有所搜罗举发，线索却不出自外朝；上面有所打击断罪，怨恨却全归于皇帝。他们借助神灵般的威势，便像神灵聚集；积累威权，便像指鹿为马。内阁同东厂、锦衣卫合为一体，势力逐渐侵夺彼此，而满朝都不知道。幸亏圣明的君主早已看见这种趋势并预先消除它，后来内阁与厂卫的势力才重新分开，彼此的权力也不再相互借用。大权掌握在手，宫廷与政府合为一体，逐渐恢复祖宗旧制，实在是从皇上任用公正开始的。这件事对于国家旧制的关系，难道还不深远吗？孝宗皇帝不是说过：“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是三公九卿。”那时刑狱交给三法司办理，缇骑只负责率领巡察而已。牟斌掌管诏狱，神色严正、言辞直率，抗拒并支撑住外戚权贵。像牟斌这样的人，君子认为是真正的弘治年间人物。天子聪明仁厚，与孝宗相同，年纪正轻，正励精图治。公如果竭尽辅弼之力，帮助我们的君主忧恤国体、培养元气，使人重新看见弘治年间的盛况，那又岂是牟斌所能期望其万分之一的呢！我对于公受到任用，既为国家有人而高兴，又深深看出圣明天子掌持纲纪的微妙用意，所以这样公开说出来。我两次陷入罗网，依靠天子的深恩，才得以保全首领。而公不畏惧权贵宠臣，执持三尺法来感动开导明主，这件事应当完整载入国史。这是天下士大夫都能说的，我本来不敢再赘述。

译（赠蓬莱令左君擢西台序） 崇祯十一年五月，天下各郡国中因政绩特别优异而被征召的官吏，久已按次序等候在朝廷。天子把他们全部召到左顺门亲自接见，询问他们治理地方的情况，命尚方供应笔墨纸张，让他们分条上奏兵事、粮饷等大计；又选出其中最优秀的若干人，作为翰林、科道官的候选。蓬莱县令、耀州人左君擢，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此前孔有德占据登州城反叛。君单车赴任，在密水山接受职事；整顿兵马，筹办粮草，先后数十次交战，亲自冒着箭石，八个月便收复了城池。当时，残血涂满楼橹，遗骸堵塞街巷；君抚恤创伤，扶养孤寡，从强兵悍监手中夺回婴儿，用襁褓包好，使他们安卧在席上。君虽只是一个县令，却是朝廷士大夫所推举的人才。文才武略都具备，能够一身兼有多种才能的，必定就是君。如今一旦头簪笔、身负囊橐，成为天子的言官，天子不是已经充分了解君了吗？君将怎样报效自己呢？国家的大患，东面有后金，中原有流寇，天子废寝忘食地谋求治理，已经多年了。后金数万人逼近边境，边吏急忙传报，满朝震惊；敌军忽然连夜逃去，来时如暴风骤雨，不知要往哪里，离去时也不知到了何处。这是什么缘故？大举入侵就践踏畿辅，小规模入侵就掠夺城堡，俘虏妇女，抢劫财物，捆载而去，这是敌虏的常态。但有的城池却不屑于攻打，有的野外地方也不屑于劫掠，忽然来到，飘然离去，这又不是敌虏平常的做法。有人说：这是送插子回巢，并不是来侵扰我们；插子既已归去，后金还把他当作儿子、女婿来养了。插子的巢穴，就是后金的巢穴。插子有巢而后金与之共享，我们难道还能安睡吗？有人说：这是替插部落索取赏赐；我们以财物笼络插部，是为了牵制后金。我却害怕后金、急于讨好后金，暗中借插部去取媚于后金；插部则害怕后金、感激后金，表面上挟制后金来离间我们。后金不肯承担接受赏赐的名声，而我们却实际承受了输送财物、求和的事实。我们哪里是牵制后金，反而是被后金牵制了。贡市之事，在隆庆、万历年间最为兴盛，当时有新郑、江陵这样的明察宰相，竭尽中国的物力来供奉敌虏，只求苟安数十年。等到末期，连敌虏一个部落、一个间谍的作用也不能得到，更何况是今天呢？流寇蔓延到天下一半，有朝一日低头接受招抚，这难道是因为有雄、尚、绲、抚、三明那样的将领，追击如飞、束马疾驰，穷追极讨，使流寇像水波惊散、鸟雀逃窜，困顿到乞求投降吗？襄阳、汉水之间，连城而居、排列栅栏防守的流寇，最终能低头贴耳，接受我们的约束招安吗？以李察罕那样的雄才，奋臂讨贼，百战百胜，天下都为之震慑。田丰、王士诚，是困窘迫急而乞降的残余流寇，最终都被他亲手歼灭。如今的将帅，比得上李察罕吗？如今投降的流寇，比得上田丰、王士诚吗？那些安然设置旗鼓、发布捷报，把接受投降、安抚叛乱当作能事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最终会怎样。以上两件事，都是国家的大事，君将怎样谋划呢？天子焦虑劳苦地求治，越是求治却越不得当；也曾大声召唤、寻求人才，屡次寻求却屡次不能得到。为什么会这样呢？譬如病人，急于频繁地攻治，药不见效就责怪医生，医生不见效又责怪药物；药和医生频繁更换，而病却一直没有痊愈。兵力和粮食，是药；筹划兵力、粮食的人，是医生；知道病在哪里，诊察病情并加以治疗，才是治病的方法。如今不思考治病的方法，却急切地寻找医生、衡量药物，所以治疗越急，病势反而越严重。《传》说：“上等的医生医治国家，其次才医治人的疾病。”你们都是医治国家的人。天子既然把俞跗、扁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为什么不察看形体、诊察脉象，议论病根所在，向天子精确说明呢？这个道理，就在医缓、扁鹊向晋平公、齐桓公进言的故事中。后金与流寇之事，不过是所谓疥癣一类的小病，哪里值得劳烦汤熨来治疗！莱州战役中，君亲自在军队行列里。譬如良医曾经掌握秘方，治过危重病，那么主人一定会倾心听从他。君应当凭借已经验证过的医术和经验之方，进献给人主。天子将要把医治国家的事情托付给君，这只在于君更加努力罢了。君的同乡杨龙征因为知道我了解君，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祝贺。君本来不会因为得到御史之职而认为这是荣耀，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一个御史之职向君道贺。我只是举出天子了解君的原因，以及君将如何报效自己的道理，郑重告诉君。即使如此，也不只是告诉君一个人而已。

译（赠泾阳张仪昭序） 崇祯丁丑年，我被征召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四方的孝廉、秀才，凡在京城的，大多弯腰行走来问候我，愿意解开木枷铁索，拿着刑具，跟我一同进入圆形监狱。关中人士中，有华州郭宗昌胤伯、王承祚元昌、泾阳张炳璇仪昭、耀州辛绵宗茂闻因征召来到京城；耀州左佩弦〔原文缺字〕、汉中王彦芹献臣因谒选而来；耀州杨龙征伯龙因游学而来。这些人都像金声玉色一样，是质地美好而又有文采的君子。他们之所以了解我，是因为他们本乡的前代正人，如故宗伯王文肃公、司空冯恭定公以及宗伯盛公。仪昭的举主是侍御曲周路公。路公任泾阳令时，把仪昭当作宾客和老师之间的人来对待；出任巡按考察我乡时，又上疏为我申冤昭雪，大大触怒权贵宠臣。仪昭因为路公而了解我，我也因为路公而了解仪昭，交往必定有其正道，难道不可信吗？仪昭将要出行，援引古人赠别的意义，拜见我请求赠言。我认为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说话，不过如此。然而其中有难有易，有重有轻，不能不仔细审察。当我年轻壮盛时，凭借科举进入清华之地，驰骋于仕途；我的一身，不只是一个人的身子，而是天下人的身子。天下对我的期望很重，而我自处的处境就很艰难。如今我年老而退废，又因获罪身在这里。我的身子不再是天下人的身子，而只是一个人的身子；天下对我的责望较轻，我自处也容易得多。像仪昭这样的人，严肃地应天子的明诏，由郡国劝驾而来，几乎将要把我所看轻的看重，把我所认为容易的看难，他将怎样自处呢？况且天子既已开门开窗，号召天下，广泛求取人才，仿照古代以玄纁备礼，这已经很看重了。等到人才来到，却不在朝廷策问，也不在朝廷任命，只姑且交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不深思人主最初重视士人的本意，反而揣测人主是要表示轻视，也只是姑且照办旧例，用来填塞诏书条文罢了。士人将跟从人主所看重的呢？还是姑且跟从人主所轻视的呢？还是顺从人主和有关部门的轻视，而不自行保持自己的重要性呢？这样看来，士人的自处实在也很困难。征聘人才的举措，没有比两汉末年更盛的了。鲍宣任谏大夫时说，显贵之家的门离尚书省的门户只有几十步，自己请求进见、出入奔走，两年却得不到省察，希望赐给他片刻时间，让他竭尽自己的思虑。像这样，士人想要配得上人主的重视，又从哪里找到道路呢？永和年间，朝廷采纳李固的意见，征召任用江夏黄琼等人；李固给黄琼的信说，世人的观察和期待已经很深，声名太盛，毁谤四处流传，很快就会受到挫折削弱。由此说来，士人想要自行保持自己的重要性，也非常不容易。今天的天子采用征召的本意，却略微改变了办法，让士人先在州郡自行试用，随着文书按次序平进。譬如放开骏马在长路上奔跑，却不急着拉紧缰绳、挥动马鞭，那么它不能日行千里的也很少。两汉重视征聘，未必不是因此反而造成轻视；今天表面轻视，未必不是因此反而达到重视。这是圣明天子驾驭官吏的方法，也是养育士人的仁心。《诗经》不是说过：“凡是各位君子，都要各自敬重自身。”仪昭，你应当敬慎此道！假使后世说本朝的征聘远远胜过两汉，而没有辜负人主最初重视士人的本意，也就够了。至于自处是难还是易，又何必计较呢？仪昭应当把我的话遍告诸位同人，并且代我回复路公。我将来即使已经老迈，也还来得及看见诸位有所成就，还能够拿着简册把这件事记下来。（送段含素应辟召还商城序） 崇祯十一年，天下贤良文学中应征召而来的，云集京师。商城段子含素在吏部接受考核，本应得到大县县令之职。他等待次序，返回故乡，似乎有些不舒心，便告诉朋友高子平仲说：“我将要隐居了。”高子因此来问钱子，钱子说：“段子不舒心是有原因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天子慨然想到吏治的弊病、资格制度的困顿，于是开设征召之科，重视郡国守令的选任，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天子所重视的，有关部门故意轻视；天子所急于办理的，有关部门故意拖延。官吏拿着诏书到士人家门催促上路，贫穷的人卖田来供应车马，不能像征召医巫那样还为他们准备车驾。等到士人来到，却用一切苛细法令对待他们，以举主的考核定高下，以文书的往来定等第，以贿赂来决定难易，使天子号召天下、以玄纁备礼的深意，不能再明白地昭示天下。天下士人中，有迟疑称病而不来的人，也有后悔本来不想来、如王式那样的人，这都是有关部门的过错。由此说来，段子即使想要释然，难道能够做到吗？汉元始年间，征召文学贤良，向他们询问治乱之道，英俊人才一同进用，全都聚集在朝廷。” 九江祝生却发扬史鱼那样的节操，抒发愤懑，讥刺公卿，汝南桓宽屡次称赞他。像段子这一类人，大概也有这样的人吧。天子正日夜勤劳地求治，为什么不在便殿召见他们，向他们询问治乱，像元始年间的旧例一样，使他们舒展六经的教化，陈述天下太平的根本，却只用州郡的职位来驱使天下豪杰，为什么要如此轻视天下士人呢？如今俊杰充满朝廷，朝廷中没有侥幸尸位的人。三公大夫之中，我料想不会有像车丞相那样身居宰相而闭口自保的人，也不会有像桑大夫那样提出盐铁专卖之利而不师法古制的人；即使有九江祝生这样奋发而守史鱼节操的人，我知道他也会迟疑畏缩，舌头僵硬而无法开口。有什么嫌疑，有什么忌讳，不能趁此时机公开陈述治乱，扩大议论的道路，发挥征召人才的益处呢？我认为这不是人主的本意，大概是公卿大夫中为国家谋划的人还没有尽到责任。段子此行，不直白申诉其中原因，只以将要隐居作为说辞，我由此知道段子的志向所在是很深远的。”段子曾拜我的朋友高忠宪公为老师，忠宪以担当道义来期许他。今年他到请室拜见我，按照侍奉忠宪的礼节侍奉我，说这是先师留下的话。我知道段子的志向，不是急切求取一官半职的人，所以把他心中不舒心的原因举出来告诉他。高子如今升任西台言官，应当为天子陈述治乱，纠正当世的过失，我仍然对高子抱有希望。我告诉段子的这些话，也一并是告诉高子的。

译（赠苏松兵使高君加衔留任序） 东海孩之高君以左参议的身份负责苏松兵备，刚满三年便有升任陕西的调令。巡抚大臣上奏说：“苏州、松江是国家的重地，也是江海的巨大防线，请给他加授宪使职衔，仍旧办理兵备事务。”奏疏上报后，不到十天玺书便下达，东南士民没有不交口欢呼的。圣明天子谨慎爱惜名位器用，内外的奏启多有触犯内阁而不能下达，唯独迅速批准高君加衔的建议，实在是看重他。谦益请允许我推衍说几句：近来正值星纪之次，时局以妖氛示警。今年岁星在虚、危二宿，虚危是齐地的分野；吴地的分野同虚危相接，近如邻境。而天官家的说法认为，齐地分野有贤臣辅佐天下。齐地如今正值岁星所在之年，而君从齐地来到吴中，吴地得到君，时运上可以说是得到了上天。君所设分司之地叫太仓，太仓同辽海相望；椰帆铁舰迎着强风冲击波涛，君将与我共同面对。淮安王建海运泛海之役，从太仓直达辽东，余皇往来如织。君的家乡在胶、莱之间，距离辽海不到一宿舂米的时间；如今居住太仓筹划海事，把通天的大海看得如同盘、盂、杯、勺之间的水。无事时就挂起扶桑之弓，有警报时就寻察船舰的踪迹。身处东南半壁，却暗中掌握国家的重任，不是君又是谁呢？自从门路越来越多，而廉洁自守的官吏不能同受贿官吏竞争进用；自从请托盛行，而敢于拼死奋战、头发竖立如竿的勇士不能同游荡武弁并肩；自从豪杰相互兼并、奸人互相抵赖，时而像虎、时而像鼠，首尾都是同一身，而小民不能安稳保全朝夕性命。君自从建立旌节以来，廉吏得以施展，武夫争相奋勉，乡里安宁，百姓有仰望父亲、俯视子女的安乐。苏州、松江，是天下的根本。天子把这样的重地交给君，难道是小事吗？不过，我曾读杜甫的诗，他称许高适高蜀州的地方不止一处，甚至把他比作汲黯、廉颇。我读到唐史中关于高适的传记，看到其中说高适崇尚节义，谈论王道霸道，以功名自许，最终却因言论超过实际才能而受到讥评，未尝不反复感叹。君与高适同姓，又凭诗篇在一代中崛起，所谓可以与曹植、刘桢并驾齐驱，大概毫无惭色。如今君受到天子把重地交付，未来还将承担统率军队、开府治理的重任；生逢其时，又遇到明主，对于高蜀州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君宽厚正直而明亮，议论确凿，名实相副，不是高适一类人可以怀疑非议的。从今以后，君的功名一天比一天彰显，众人的责任要求也一天比一天加重。愿君更加努力，不要忘记自己之所以应当成为汲黯、廉颇那样的人。我不能像杜甫作诗那样赞叹君的盛德大业；只是略懂一些史家文章的法则，不敢写成颂文，私下以古人赠言的意义相拟，说这些琐碎话罢了。（常州何司理考绩序） 郢中具茨何侯出身进士，任常州司理。三年政绩完成，把成绩上报宰士，应该得到上上等考核。缪太史当时是何侯的同年好友，写信告诉我说：“你应当为他作序。”国家在各郡设置司理，专门以明察刑罚为职责。负责我所在四郡的司理，所审理的刑狱，同巡方使者的车驾并列。因此何侯治理常州一郡，四郡的人却都交口称赞何侯，说他公正廉洁、仁慈宽恕，没有请托寄情，没有积压案件，馈赠和请托都不能实行，是古代皋陶、苏公那样的人。我既听说何侯贤能，常常向别人打听何侯，别人又说何侯举止从容、详慎文雅，外表和顺而内心仁惠，譬如天球、簋等礼器，一看便知道是宗庙的器物，不是铅刀只能勉强割一回的东西。我向当时的人核实，认为这些话确实可信。唉！司理是古代的刑官。国家设置这种官职，是让他早晨面对御史，晚上面对监司，用来审定疑难案件，慎重对待百姓性命，就像农夫耕田不能越过田界一样。可是如今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却说：“暂且放下这些吧，做官就是要取得超等、超过同僚，哪里还用得着司空城旦那样的刑书呢？”他还会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御史。”于是就把御史的位置改换给他；又说：“我将来就是给事中、舍人、御史。”于是又把这些职位留给他。御史、司理，本是一个人的身分可以承担的；一个御史由他担任，许多给事中、舍人、御史又由他兼任或代办，那么他真正做司理的时间还有多少呢？他们在驿亭考察政务，只求走捷径，追求声名、炫耀光彩，拜官授职如流水一般，而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的人越来越少。何侯做司理能够这样，难道就是古代所说的有作为的士人吗？难道就是之所以成为宗庙礼器，而不是只能勉强一割的铅刀吗？伏生所传《尚书》说：“敬慎啊，敬慎啊！只有刑罚能够安静公允。”太史公把“谧”解释为安静；只有安谧与宁静，前代儒者认为这是论刑罚的关键。我认为这不只是论刑罚，也是论士人的道理。拿这个标准来评论何侯，除了处理众多案件、谨慎办理各项事务之外，难道也有可以验证的地方吗？何侯的祖先中，有曾任廷尉少卿的人，向晁错学习《尚书》，又和张汤同时任职，却独以致力于仁慈宽恕、没有冤枉囚徒而著称。考察何侯的家传，记载有老妇赐策的奇异故事，史家直到今天还在传述。如今何侯担任刑官，在刑罚不合适的时代把案件审理得公平，这也就是今天的何公。我整理评论何侯的事迹，以他的祖先何廷尉少卿为证明。将来把这些事写入家传，同老妇赐策的简册并列，大概就差不多可以了！

译（靖江令赵侯考绩序） 靖江原是江阴的马驮沙地，伪吴曾派将领屯兵戍守，巍然成为重要镇所。明朝初年曾三次派遣重兵，布置战船如鸟张翼的阵势，横渡长江攻克了这里。靖江作为江防要害，当然已经很久了。如今三吴的巨大防线，没有比江海更重要的。靖江虽是小县，实际上是长江门户，对东南的关系最为重大。但自从设置县治以来，任职于此的人总是由乙科选出，而且往往多被贬调离去。重视设置县治，却轻视任用县令，这也是任用官员者的过错。话虽如此，任职这里的人也有值得称道的。有一个人说：“我虽是县令，却不能同其他强县相比。惊涛飓风飞溅震撼时，我先成为沟壑中的牺牲品；江海盗贼驾着车船、竖着桅杆，随时出没时，我先遭受刀兵；掌握军权、手持白简的使者来考核取满时，我先被列入名册。只有推荐奏章我排在后面，我怎么能独自贤能呢？”另一个人说：“我虽是县令，却孤悬在长江之中，与鼋鼍鱼鳖相处，与蛙黾为伍；就像夜郎王问汉朝使者汉朝和我哪一个大一样，又有谁能难为我呢？”任用官员的人既然轻视这个地方，而任职此地的人又全像这两个人一样，既握着有利条件却仍然自取轻视，那么设置县令又有什么意义呢？南昌赵侯也由乙科出身来到这里任职，却能够使这个县受到重视。他任满三年，把最优异的政绩上报天官。县里的人列举赵侯的治理情况，我又加以核实：案卷中没有冤狱，监狱里没有逃犯；礼遇士人，使百姓休养生息，除去弊病而得到安宁。桑田一片片相连，陆路接通维扬；船帆迎风冲波，飞鸟捕食蝗虫。因此百姓歌唱物产富饶，土地赞叹肥沃，荐举奏章接连上达，前代贤能者也没有谁能超过他。贤明啊，赵侯！不因县小而轻视自己，不因土地偏远而自高自大，同我先前所说的那些人相比，差别岂不是天壤之别吗？天下太平已经很久，长江平安流淌如同一条衣带，靖江处在江边，就像茭芦丛中聚集的一小堆沙土。一旦有事，余皇船互相呼应，铁锁横断江面，到了那时才想到国家当初屯兵扼守险要的用意，再后悔轻视设置县令，哪里还来得及呢？因为赵侯而使这个地方受到重视，又因为这个地方而使江海防务受到重视；选择贤吏、安定百姓，为东南根本作打算，将从赵侯开始。所以我把这些话写在册上，用来向赵侯道贺，并且寄托希望。（送杨县丞归云南序） 韩退之说，俗语中屡次慢待人，必定说“丞”，甚至拿“丞”互相讥讽。如今却不是这样，自县丞以上的官员，天天互相讥讽还来不及；县丞官秩低下，没人讥讽他，但能够免于受轻慢的人也很少。云南杨侯以贡士身份来任县丞，三年后因母亲去世归葬，同乡士大夫设酒祭奠，为他饯行。史官钱某端着酒杯说：“杨少尹如今做县丞，治理一县百里，供应、车马都很盛大，道路上的人聚集观看。如今你却要奔丧到万里之外，见到星星就赶路，披着粗衣，带着捣好的粮食，忧苦可怜，别人将要拿你作笑谈，想免受轻慢岂能做到？你读书继承古人的言论，低头做一个官，刚强正直而谨慎守法，不因屡受轻慢而替自己解脱。你因此受到人们的讥笑，远比得到赞颂贤明。县丞以上的官员，如果他们受到的讥笑都像你这样，这种讥笑又有什么害处呢？你回到家乡，早晚吃你的豆类、饭你的蔬菜，等到三年期满，披粗衣、带粮食出仕而升任大县，你得到的讥笑就会更加多，我那时也不敢再轻慢你了。”县丞起身拜谢，叩头行礼，流着眼泪告别。《初学集》卷三十五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丰序） 《越绝书》说：“虞山，是巫咸出生的地方。”明朝统治天下二百多年，俊杰人才挺然出现。世宗在位时，有严文靖、瞿文懿、陈庄靖三位公。陈庄靖比二公辈分稍晚，也是嘉靖年间的人才。俗语说：“在泽中采珠，在山中攻玉。”虞山虽小，难道不也是珍珠美玉的深渊大海吗？自嘉靖以来六十多年，登上仕籍的人前后相望，除吏侍赵公之外，却没有听说过什么人才。难道泽水有时会干涸，山有时会变成童山吗？还是时运造成的呢？我听乡中父老说，文靖过去把文懿当作兄长侍奉；文懿考中进士时，文靖已经被称为词林中的老成宿儒，而文懿像弟弟对待兄长一样自然地对待文靖，在品行义理方面严格要求他，比他们还未做官时更加严肃。庄靖同吏侍在乡里居住、交往时，没有一次不访求天下大计、询问民间疾苦，瞪目深思、长声叹息，移日分夜以此为常。自从我有了知觉、懂得事情以来，情形就不同了。宾客宴席上挤坐在一起，话语喋喋不休，常常屈指数某人有多少田宅、多少僮仆，贩卖谷物和借贷金钱多少；又有人说某人善于侍奉县令、县丞、县尉，县令等人的脸色对某人颇为和悦；某人善于馈赠、托人居间请托；某人善于任用凶悍狡黠的奴仆以及州里的马医、皂隶。众人叹息、皱眉、呻吟，异口同声，拿这些人的交游多少来衡量高下，拿笑谈多少来衡量轻重，拿毁誉来比拟驿站传递。这样看来，父老所称道的三位公，确实是世人所认为迂阔的人。若说迂阔是好的，那么如今举世都是这样；若说迂阔不好，那么世人所指称的有名望的大人和旧日德行，最终必然归于前面三位公，难道会有差错吗？我听说天道六十年一变，大概日夜运行，已经接近改变我们乡里的风气了。而瞿子起田在万历丙辰年中进士，任吉州永丰县令。起田是文懿的几代孙。永丰，是陈庄靖出仕做县令的地方。假如所谓天道确实可信，那么起田正守护文懿的家法，接受他父亲学宪的教诲。他来我门下交游时，拱手提衣，恭敬得如同小童，始终诚恳而不改变，可以说是贤良之士。如今做官，难道还能有什么长进吗？陈庄靖任永丰令时，降低身份侍奉罗文恭公。庄靖自己说，他平生志向节操坚强，都依赖文恭的教导。吉州本来就是天下珍珠美玉的渊海，凭借它的会聚之地、依靠它的名声而选择精华，那么在吉州寻求文恭，也并不遥远。不要说我们乡里没有豪杰和高士。戴着圆冠、穿着宽大衣裳，像孟子、韩愈那样行走的人，是世人所认为迂阔的，也正是君子所轻视简慢的。然而，如果真想有所作为、承担大臣的事业，那么求学问、磨砺自己的方法，怎么可以苟且而已呢？又怎么可以因为时代认为迂阔就跟着迂阔，因为别人〔原文缺字〕就跟着〔原文缺字〕呢？起田同年进士中，必定会选择其中贤能的人。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都多次向我称赞起田。起田对于磨砺自己的道路已经懂得了，在庄靖那里必定会有所相称。我因此感叹乡里的今昔之事，又用这些话加以申说，来落实我对起田的期望。即便如此，世上迂阔疏远现实的人，没有比我更甚的；在我们乡里，我尤其如此。假使起田拿我的话给别人看，那么讥笑起田迂阔的人一定不少，而我也会更加获罪。起田不忍心把我的话烧掉丢弃，就把它抄录收藏起来。唉！世上懂得采珠攻玉的人也许很少，把它烧掉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