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一百三

译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去世。黄金的各种著作都说陶安被追封为姑孰郡公。考察《实录》本传，只说追封他的祖父、父亲为姑孰公，祖母、母亲为夫人。这是陶安任江西参政时的事情，陶安本人根本没有被追赠公爵。陶安的文集所载诰词说得很清楚。陶安的妻子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继妻陈氏封姑孰郡夫人，也都有诰文。陶安署名官衔，只称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二年追赠刘基的祖父、父亲爵位，都为永嘉郡公，妻子封永嘉郡夫人；当时刘基任御史中丞。看来，明朝开国初年的推恩制度就是如此。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晔被处死。据《实录》：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又教刘炳诬告刑部侍郎左安善。太祖把刘炳交付狱官审理。太史令刘基把杨宪的奸邪罪状以及各种隐秘罪行全部揭发出来，命群臣审问，杨宪因此伏法被杀。这样看来，弹劾杨宪的人是刘基。而《开国功臣录》却说是李善长。又据刘辰《国初事坟》说：杨宪任御史中丞时，太祖曾说：“杨宪可以居于宰相之位。”杨宪多次说李善长没有大才。胡惟庸对李善长说：“如果杨宪做宰相，我们这些淮人就不能做大官了。”杨宪于是弹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上奏说杨宪排挤陷害大臣、放肆作奸，太祖便以极刑处置杨宪。又说：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曾经说李善长没有宰相的才干。太祖说：“善长虽然没有宰相的才干，但和我是同乡；自从我起兵以来，他侍奉我，经历艰难险阻，勤劳处理文书，功劳也很多。我既然做了君主，善长就应当做宰相，这是任用功臣旧臣。今后不要再说了。”考察明朝开国初年，太祖任用功臣旧臣李善长为宰相，胡惟庸又因乡里关系依附于他；而杨宪等新进之臣喜好生事，专门致力于攻击弹劾，李善长等人都害怕他们。太祖还说：“有了这几个人，就好像有恶狗一样，人人都害怕。”由此可以知道杨宪等人的气焰。杨宪等人多次说李善长没有宰相才干，显然有蔡泽想取代应侯的意图。所以李善长趁杨宪排挤陷害汪广洋之机，激怒太祖，使太祖赶快除掉杨宪。李善长并不是想救汪广洋，而是为了自救。刘诚意则因为凌说弹劾李善长，便在太祖面前替李善长解脱，而且也曾说杨宪不适合做宰相。行状说刘公和杨宪一向关系深厚，却没有记载刘公揭发杨宪奸邪罪状的事情。《实录》诚意伯本传说：杨宪等人想诬陷刘基，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已经伏法。由此可知，全部揭发杨宪奸邪罪状和各种隐秘事情的人是李善长，不是刘诚意。这是国史的错误，应当用《国初事迹》加以订正。李善长和胡惟庸结党相互勾结，大概已经有很多年了。庚午年的祸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洪武三年，诏令天宁寺禅僧祖阐、瓦官寺教僧克勤护送日本僧祖来回国。宋文宪《送无逸勤公序》和《实录》关于僧人祖阐、克勤奉使日本的记载，可以相互补充说明。序文说：日本怀疑祖来是来中国请求出兵，想拘禁并侮辱他。无逸据理力争，才使他得以免难。据《实录》，祖来是良怀派遣的。良怀当时因为擅自占据而被驱逐，日本怀疑祖来，于是连护送祖来回国的人也一并怀疑，这就是事情的实情。序文又说：日本国王想请祖阐住持天龙寺，先派无逸回国；无逸再三以死力争。日本既然因为祖来而怀疑中国，那么请祖阐住持，虽然名义上是邀请，实际上就是拘留。这正是圣谕所说拘留两年，以及十四年遗书所说加以无礼的事情。无逸回国后，在端门拜见太祖，详细陈述了事情原委。祖阐也附奏说，岛夷不懂礼义；如果不是克勤，我就不能再见到皇帝了。这就是《实录》所载当年五月，刚刚乘船回来，详细陈述本国情况等事。所记载的白金、文绮赏赐，都与《实录》相同。太祖回头对侍臣说：“克勤只是一名僧人，却能够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又告谕他的父亲华毅，让他脱去僧服、戴冠束巾出来做官。这样看来，日本对祖阐、克勤，开始时拘留，最后以惭愧服输告终，其中克勤的力量居多，怎么能说两位僧人夺取了赵秩奉使的功劳呢？洪武六年，克勤任考功监丞，见于《实录》。洪武十年，高皇帝亲自下诏谕示山西布政司华克勤，见于御制文集。《皇明驭倭录》认为野史中的说法都是僧徒自我粉饰，这是错误的。《实录》主要保存大体，所以记载很简略；幸赖《文宪集》稍微记下了一两件事。高皇帝御制的诗见于宋文宪的跋文，十分确切。宋文宪身在翰林禁林，怎么肯附会僧徒，而与国史相违呢？日本崇奉佛教，自唐代以来就是如此。临济一宗在那里流传最盛。圣祖派遣僧人教化引导日本，其中也有微妙的权术。万历初年，虏王请求僧人和佛经，张居正命令宣大巡抚不要拒绝，而且说佛经必须有高皇帝亲自撰写的序文，才可以给他们。唉！知道圣祖微妙权术的人，是张居正。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据黄金《开国功臣录》，汪兴祖在洪武三年被封为东胜侯。有人说他的过错，太祖不给他诰券，命他仍以都督的职务随军征战，以实际行动自我效力。洪武四年，他死于蜀地，太祖命有关省部议定封赠，授予他原来封爵的铁券。《实录》记载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所记封侯的共有二十八人，没有提到汪兴祖。这年十二月，又封薛显为永城侯，薛显被贬居海南，也没有记载汪兴祖没有获得封侯诰券的事情。只是到了洪武四年十二月，在奖赏平定蜀地的功劳之后，才记载追封汪兴祖为东胜侯，并载录他的诰文。本传记载追封汪兴祖，与《实录》相同。综合国史前后来看，汪兴祖的侯爵出于追赠，没有疑问。然而《公侯铁券式》所载封汪兴祖的制词，首尾完整，确实可以作为根据，又不能说《功臣录》是诬造的。考察洪武二十三年的诏书，其中列举各地随军征讨、屡立战功的将领，没有总兵的姓名；而在论定旧日封爵的十九人中，东胜侯汪兴祖排在第十位。诏书所列举的将领，凡是追赠者都不在其中。这正是洪武三年已经先行封爵的明证。

译何况又有铁券可以作为依据呢？《昭示奸党第二录》记载德胜侯的儿子张宣说：东胜侯以前哪里没有参加过厮杀？洪武二年投降北方而来的人，被别人杀了，却把东胜侯贬到海南去；如果不是因为在四川作战，哪里肯把他召回来？据此推断，所谓封侯以后有人说他的过错，说的就是他杀害降兵的过错。封侯却不给铁券，贬居海南，也和薛显的事例相同。第二年才因为征讨蜀地把他召回，命他随军征战、以实际行动自效。薛显在洪武五年正月因征讨和林被召回，那么汪兴祖被召回还在薛显之前。汪兴祖封侯以后，因有过错而被收回铁券；等到他随军征战而死，便完全恢复原来的封爵，把铁券授给他的儿子。《实录》只记载追赠，又稍稍删节他的诰文，把洪武三年封侯的事实全部抹去了，这可以说是脱漏错误到了极点。这样看来，依据铁券考证，洪武三年封侯的应当是二十九人，再加上永城侯薛显，共三十人，不应说是二十八人。否则，或许是洪武三年十二月与薛显一同受封又一同被贬，也不应把他的封爵和薛显的一起删掉。现在幸亏有铁券文书和诏书可以考证，否则一定会只根据国史而删改别的记录了。国史不足以作为凭证，竟到了这种程度。又据俞本《皇明记事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是开国辅运推诚柱国、晋王府左相、东胜侯汪兴祖。俞本的记载与《功臣铁券式》相合，又可以证明《实录》有所缺漏。洪武八年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去世。德庆侯廖永忠死时，《实录》为他立传，详细记载他的功劳次第和死亡年月，又说：“皇上给他的赙赠非常丰厚，并让他的儿子廖权承袭爵位。”史官因此没有异议。刘辰《国初事迹》记载，廖永忠因僭越使用龙凤年号等违法之事被处死。王世贞《史乘考误》援引洪武十年太祖告诫功臣的话，以及永乐年间纪纲狱案的供词，其中有“廖永忠是开国功臣，却因僭越犯法被诛”的话，认为刘辰所载并非虚构。这样，永忠被诛一事才显露出来，人们都认为国史的记载有所隐讳。我偶然读《通鉴博论》，其中记丙午年事说：“这一年，廖永忠把韩林儿沉入瓜步。大明认为永忠不义，后来赐死他。”《博论》大概是洪武二十九年宁宪王奉诏编定的。编成后，上表进呈，刻版收藏在内府。这部书确实是我圣祖所重视的。由此才知道，永忠被诛，虽然表面上是因为僭越奢侈、冒犯君上，实际上是因为把韩林儿沉死。滁阳王去世时，皇上正孤军无所凭借；自渡江以来，声势会合，实际上很借助龙凤政权。开省称王以后，奉行皇帝命令处理政事，十多年没有改变。姑苏之战时，还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圣祖有什么理由厌弃奉行龙凤年号呢？安庆被围时，圣祖拒绝刘基的劝谏，亲自披挂铠甲，把韩林儿从水火中救出。圣祖为什么又如此急切呢？丙午、丁未之间，大命已经归于圣祖，韩林儿不过是个牧童，他又能做什么？圣公死后，光武帝尚且怜悯他，为他安葬，并保存他的祭祀；刘盆子也享受均输税的供养，直到终身。圣祖有什么难处，不能善待韩氏，反而一定要将他彻底铲除呢！廖永忠以小人的心思揣度君子，一旦把韩林儿沉死来迎合皇上的意旨，到了论功行赏之日，又让自己所亲近的儒生窥测皇上的心意，可以说是果断地诬陷君上，又巧于邀取君主宠信。圣祖在朝廷大臣面前公开说明此事，以便预先挫败他的邪念，后来终于以不义之罪赐死他。圣祖的内心，即使经过百世之后仍如日月当空般昭然可见；廖永忠只能在地下掩面而已，难道不是愚蠢而可怜吗！既然如此，圣祖诛杀永忠，为什么不公开按照他的真正罪名定罪，却以僭越犯法作为说辞呢？回答说：是因为顾念他的兄长，也顾念他的功劳。若正式按沉杀韩林儿之罪论处，他的爵位便不能让后代承袭。杀掉有罪之人而保存他的后代，这是忠厚之道。汉高祖诛杀丁公，没有顾及录用他的后代；光武帝封赏子密，也没有追究他的罪过。我们圣祖对待廖永忠，这难道就是所谓义尽而仁至吗？对于国史则隐讳此事，对于《博论》则彰明此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史隐讳它，是为了当时；《博论》彰明它，是为了万世。书中说“把韩林儿沉入瓜步”，说“大明认为永忠不义，后来赐死他”。对于韩林儿，写出他的姓名；对于大明，记载它的年号；对于永忠，则判明他的罪过，说“不义”“赐死”。这些文字简约而完备，含义广博而严正。我认为这不是宁宪王的史法，而是圣祖的史法。《博论》的编修，难道就是我圣祖在撰作《春秋》吗？既然如此，如今的史家删去龙凤年间的事情，使元、宋之际不能与《秦楚之月表》相比，这正是后世谄媚臣子和迂腐儒生的作为，难道会是圣祖的本意吗！洪武十年三月，恢复永城侯薛显原来享有的禄米。考察：永城侯薛显在最初受封时被削减禄米，到洪武十年三月才全部发给，《实录》记载得很清楚。王世贞《功臣表》却说洪武七年增加一千石，这是错误的。《实录》中凡是记载列侯禄米一千五百石的，洪武七年增加一千石，大概说的是唐胜宗等人。当时薛显还没有领到全禄，当然不属于这一例。薛显因胡党案获罪，见于庚午诏书和《实录》本传，十分清楚；但《功臣表》却认为他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因追究蓝党而被削除爵位。王世贞以熟悉典故自负，却常常没有任何依据，凭空杜撰，蒙蔽后世，使后人无从驳正，姑且妄加解释，难道不是怪事吗！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吴祯去世。靖海侯吴祯的功劳，不比江阴侯小。他死后，朝廷给予的恩典和礼遇十分完备。然而《实录》没有为他立传，只在江阴侯传后附带写了几句话而已。现在考察庚午诏书，靖海侯死后也因胡党获罪，国史没有为他立传，难道是因为这个吗？但是，公侯中因胡党获罪的，诏书列出前后二十二人，唯独靖海侯的儿子吴忠能够承袭爵位而不改变，难道是靖海侯功劳很大而罪证不明显，圣祖特意宽赦了他吗？凡是庚午诏书列为胡党而获罪的人，都不得在鸡鸣山功臣庙受祭；如今能够配享东序的，也只有靖海侯一人。

译考察：庚午诏书记载，公侯中与胡党相通、图谋叛逆的共有二十二人，活着的处以刑罚，死去的诛灭妻子儿女，这不必多说。其中本人已死而儿子仍承袭侯爵的，是靖海侯；本人不承袭而弟弟仍承袭侯爵的，是南安侯；本人死后儿子得以降为指挥的，是六安侯。这些都是所谓已经死去，不能知道他们反叛缘由的人。像六安侯这一例，他的儿子降为指挥，便是宣德。所谓被胡惟庸、陈宁诱骗，朝廷在礼数上没有亏待他们的人，详细考察圣祖分别列举乱臣罪状的意思，有的只是涉及可疑之处，有的近于被胁迫从逆，罪行稍轻，所以他们的子孙得以幸免于诛灭三族，能够得到宽处理政。至于荥阳侯、汝南侯、永嘉侯这一类，谋反的事实明显，所负罪责深重，那么他们的后代必定一个也不能留下，即使想让他们作为怜悯的奴隶苟活，也不可能得到。可悲啊！洪武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黄彬前往临清练兵。黄彬不知最后死于何时。考察《实录》不记载他正常死亡的惯例，便知道他不是善终。考察庚午诏书和《奸党录》，知道他是因胡党案获罪。《开国功臣录》说：“洪武十二年在临清练兵，召回后数年去世。”郑晓《异姓诸侯传》说：“在临清练兵，后来因胡党获罪，皇上考虑到他从未失去对朝廷的礼节，便宽赦了他。数年后去世。”郑晓没有看到庚午诏书全文，错误地认为黄彬等人是在洪武十三年因党案获罪，所以牵强附会地说皇上曲意宽赦了他。他不知道黄彬等人的党案都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才揭发的，诏书所谓“朝廷在礼数上没有亏待他”，是说朝廷对待黄彬从来没有失礼，难道是说黄彬从未失去对朝廷的礼节吗？郑晓这种误解，近似于把楚国的书信解释成燕国的说法，却大书特书，标列在史传中，使后人受到误导，难道不是大错吗！王世贞《功臣表》记载黄彬在洪武十七年去世，也不足为据。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书右丞汪广洋被贬往海南，自己上吊而死。废黜丞相汪广洋的敕书，见于《高皇帝御制文集》。《实录》的记载与《御制文集》相同，只是措辞稍微文饰了一些。敕书说：“派人追上去砍下他的首级，特意颁下敕书处置他。”而《实录》说：“汪广洋收到书信后惭愧恐惧，于是自缢而死。”又说：“因犯罪被贬往海南，死在途中。”由此可知，凡是《实录》记载的自缢、赐死，都是史臣有所隐讳的说法，并非事实。《实录》汪广洋本传说：“到这时，御史中丞涂节说：诚意伯刘基是中毒而死的，汪广洋应当知道其中情状。皇上问汪广洋，等等。”汪广洋被贬并处死是在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大概这时涂节已经上书告发胡惟庸的变乱。胡惟庸等人也应当被交给司法官吏审问。他们的案件审结并伏法，则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根据《昭示奸党录》中的各种供词，汪广洋确实与胡惟庸合谋叛逆，但皇上只是以他坐视政权兴废的罪名诛杀他。大概当时胡党案刚刚揭发，同谋的各个人还没有一一查明。开国初年，忌讳说“诛杀”，而改称“废黜”；所谓“废丞相汪广洋”，其实就是诛杀他。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洪武八年以后，胡惟庸与各位公侯约定日期发动变乱，几乎没有一个月不是如此。有时等待皇上早朝，胡惟庸进入内廷，各位公侯分别把守四门；有时等待皇上出行，胡惟庸随从护驾，各位公侯分别把守约定的地点。他们全都听候胡惟庸调遣，约定共同起事。其间有时因为皇帝车驾没有出行而作罢，有时因为宿卫严密不能起事而作罢，都是胡惟庸秘密派人挥散他们，约定再次举事。《奸党三录》所见，五年之内，约定会合的次数大约有二百多次。唉，真是危险啊！各位公侯大多是勇猛的老将，胡惟庸一党也都是熟悉文法的老吏；一旦发动事变，就会像中风发狂的人奔走一样，在朝堂上挽袖挥臂，大声议论，在道路上联袂抗议；海外夷岛、草地部落之间互相往来，秘密订约；流民、佣工、奴仆、家人也参与秘密计划；夜里聚集，天亮散去，常常会合，彼此牵引推挽，呼喊着共同用力。这难道不是上天厌恶他们的罪恶，神明夺去了他们的鉴察之心，使皇帝乘舆没有受到触瑟之惊，宗庙门前也少有穿着丧服的恐惧，最终让他们罪恶贯盈、败露，自取灭亡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审讯记录明明都在，难道还不能附会出一时的罪证吗？谋反的事实已经清楚，难道反而要流传为后世百代的疑案吗？后世君子抚摩这些简牍，一定会有俯仰之间心惊胆战、徘徊流泪的人。现将其中的要点摘录出来，排列如下：嘉靖年间，朝廷追赠已故太监云奇为司礼太监，因为他守卫西华门，揭发了胡惟庸的谋反。南京城西华门内有一座大门，向北而开，高度与各宫殿相等；后堂的屋脊栋梁都还存在，称为旧丞相府，就是胡惟庸的故宅。前面有一口枯井，就是传说中醴泉涌出的地方；胡惟庸曾借请皇上临幸，埋伏甲士，图谋不轨。云奇的事迹，国史、野史都没有任何可考的记载。嘉靖年间，朝廷因宦官的请求而加以追赠，何孟春根据宦官的话立碑。王世贞《旧丞相府志》依据国史加以驳斥，他的辨析十分正确。只是他也怀疑胡惟庸的私宅不应当在禁宫之中，却没有办法核实事实。我考察《奸党第二录》，其中记载卢仲谦的供词说：“洪武九年秋，太师派金火者带领卢仲谦以及仪仗户耿子忠等人去见丞相，走到细柳坊胡府门前。”又有汝南侯府火者寿童的供词说：“胡丞相住在细柳坊，和我家官人住得很近，曾经同丞相往来饮酒。”那么胡惟庸的私宅在细柳坊，已经很清楚了。考察《洪武京城图志》，广艺街在上元县西面，旧名细柳坊，又名武胜坊。又考察《街市图》，广艺街在内桥以北，和旧内相近。

译这就是胡惟庸私宅不在禁宫中的明证。王世贞说：“高帝最初攻下金陵时，以元朝御史台作为中书省；后来成为吴王，迁居旧内，另行建立中书省。”考察《实录》，丙申年，皇上进入金陵，住在富民王彩帛家。七月，各位将领拥立皇上为吴国公，以元朝御史台作为吴国公府，设置江南行中书省，皇上兼任总省事。丙午年八月，扩建建康城。起初旧内在建康旧城中，于是以元朝南台作为宫殿，稍嫌低矮狭窄，皇上便命刘基等人占卜选地，在钟山南面确定新宫的位置。戊申年正月，从旧内迁到新宫。《一统志》说：“旧内城在京城中，元朝时是南台的所在地。本朝攻取建康后，首先在这里建宫。等到皇城大内的宫殿建成，这里便称为旧内。”这样看来，旧内就是元朝御史台。王世贞说皇上做吴王后迁居旧内，是错误的。他又说：“中书省内从丞相以下直到六部尚书、侍郎，应当各自有厅堂楼阁。”考察洪武元年命令设置六部，明明说国家事务由中书省总管，由六部分理，却没有听说六部都隶属于中书省、成为省内属官。王世贞怀疑五部、五府就是原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遗址，又说：上下金陵时，既然有这个省府和御史台，它们自然应当与旧内相近。后来重新选择营建大内，位置在都城左侧偏僻的一角，不应当预先把省府和御史台建在宫城两旁。皇上做吴王时居住旧内，那么省府应当靠近旧内；等到即位后改建新宫，那么省府应当靠近大内。这是不必辨析就很明白的事。《洪武京城官署图》记载，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门外御街东面，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门外御街西面。这部志书刻于洪武二十八年，是皇上命礼曹绘图并刊刻的。以今天的五部、五府推断，那么过去的省府与大内并不相距很远，也很清楚了。只是还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地方，等待详细考察。《初学集》卷一百零四。《太祖实录》辨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