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四十七（下）

译人们说公仓促应对奏答，言辞清楚明白，皇上虚心听取，怒气也平息了，每次都说“是”，这是皇上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形。公说，入对时皇上的恩慈深厚真挚，温和得像家人父子；抬头看见圣颜因忧劳而憔悴，看到皇上对老臣殷切的期望，俯仰叹息，仿佛尧、舜同在一堂。每想到这里，公没有一次不感动流泪。公出朝时，漏刻已经过了二十多刻。他巡视了都城四十里，五更时才结束。公登上城墙，看见士卒僵卧在地，火把丢弃一旁。守将有的穿着宽大长袖的衣服，喝醉后还骂骂咧咧。城上安置的许多火炮，既不知道如何点火发射，又没有对准敌军来路，反而对着民居。城楼、角楼和可供瞭望的地方，门闩关锁虽然完整，所储存的器械却没有交给士兵。安定门、德胜门东北外侧空无一人，西北人很少；这正是敌军首攻之处，却没有设置防备。公点着蜡烛草拟揭帖回奏。知道皇上对守城十分关切，写完奏帖便出城巡阅外重城，趁着月色巡视壕堑，估量险要地形。这天馆阁中的僚属官吏都穿着盛服，等公入值；内阁起草敕书，礼部铸造关防，大家都在检阅仪注，等待颁发。半夜，内阁传奉圣旨：“你们传令给辅臣承宗，让他星夜奔驰前往通州办理事务，敕书随后补发。” 公夜宿重门，天刚亮城门打开，才听到后一道命令，便准备揭帖遵旨出发。皇上回复说：“虏情逼近通州，命卿奔驰前往，来不及召见卿当面告辞。”朝廷内外听说公出发，都惊讶地互相传告。尚书李腾芳、郑以伟和讲官罗喻义带领众人跪伏宫阙，请求留下公。公听说后，迅速驰出宣武门，夜宿东便门的僧院，第二天抵达通州。从此以后，公再也没有进入国门。公刚被召用时，朝廷议论是要让公负责守通州，并不是召公入朝。公入朝后，皇上又把他留下；如今奴军退去，难道让他安坐中书省，得到皇帝信任而处理政务，使群小安然无事吗？掌权者嫉妒能干的人，又害怕公逼近权力，便一起排挤公出去。半夜派发公出，如同驱逐臣子和迁客；即使把公交给敌人的刀口，也不顾惜。事情十分隐秘，没有人能知道，知道的人也不敢指出，所以其中缘故难以说清。公带着二十七名骑兵从东便门出发，原本要随行的旧部偷偷带着三匹马逃走藏匿，与子侄诀别，望着公的尘土拜哭而去。只有茅元仪发誓至死也要策马跟随。走了十里左右，只见房屋烧成灰烬，尸骨横陈，鸣镝声震耳。几个人拿着棍棒埋伏在沟中，惊愕地站起来说：“公怎么到了这里？虏兵昨天已经把这里屠杀了。”公问贼兵在哪里，他们说：“离这里才一会儿工夫，应该不超过二三里。”走了四十里，日已西斜，抵达通州，派人到城门呼喊，却无人回应。有个穿绛衣的人登城倚坐着骂道：“你们派来的伪造牌符，已经被我砸碎了。还敢来送死，难道不知道我的箭锋利吗？”公听说有人奉命守通州，便派出牌符敕令告诫等待；守吏招募人，夜里用绳索把他们缒入城中。奴军招降的榜文，已经先到两天。巡关御史方大任与众人谋议说：“奴军已经到京郊三天了，怎么会有显贵官员从春明门走出一步？这一定是奴军用间谍欺骗我们，想借此骗取城池。”于是毁掉公的牌符，扔到城外。过了一天公抵达，撩起车帷给他们看，他们仍不相信。当时仓场侍郎南居益、保定巡抚解经傅、巡漕御史龚一程以及方大任都驻在通州。公叫那个绛衣人骑马去通知他们，过了很久他们才到，却都不敢登上城墙，害怕遭到伏兵和箭矢攻击。解经傅用绳索放下一名熟悉公的将领，仔细查看盘问，之后才打开城门。通州有两座城，新城低矮单薄，公独自驻守其中；过去他不接受大将按朝廷礼节来拜见。总兵杨国栋按军礼参见，公接受而不推辞，说：“我是为了安定众人的心。”两城的守军中，保镇兵和京兵各占一半，命杨国栋兼统两城；有谁倚仗主帅而不接受节制，就斩首。公下檄命州官编排百姓守城，在各自岗位备办饮食，发出通仓粮食，增加他们的口粮，亲自尝食，检查纠正不合规矩的地方，使士兵能够吃饱过夜，不敢为了买酒买食离开岗位。把骑兵分布在城下，以备缓急；设置数百名游兵，背负大炮作为策应；创制悬帘、捆苇加土的设施，费用少而火攻不能波及。又察看四城，更换炮门位置，教给士兵轮番防守、火力不绝的方法。城防准备好后，公上奏审察兵事说：“虏兵逼近都城，只有两条道路。按照臣先前的建议，袁崇焕的军队移驻通州近郊，负责东南方向；满桂、侯世禄、尤世威三位将领负责西北方向，这样就在通州之外作战，正好可以阻挡逼近京城的道路。如今把军队驻在永定门外，这是袁崇焕的来路，而不是奴军的来路。驻守通州可以顾及京城，驻守永定门却不能顾及通州；通州危险，京城也就危险。臣在关外时曾听贼兵说：‘随他从几条路来，我只从一条路去。’如今他们长久聚集而不分散掠夺，是害怕兵力分开；深入而不回头，我却没有办法挫败他们。我分一支兵守通州，又分一支兵守京城，那么通州和京城都以少数兵力抵挡多数敌军，我处处都是兵少。臣认为，既然奴军已经逼近通州，京城与通州的兵力只应责成他们坚守，不应责成他们出战。应当责成总督刘策守密云，命尤世威率五千兵与满桂、侯世禄在顺义以南联络；袁崇焕列阵于通州左右，不宜逼近驻守京城。四镇声势相互接应，贼军分兵进攻就分兵应战，合兵进攻就合兵应战；可以夹击，可以追击，可以出奇兵砍杀敌营，也可以设伏拦击，有机会便给敌军一次重创，否则不要强迫交战。” 如今天下的安危在于四镇，四镇如果不齐心奋战，贼军就永远不会停止；如果轻率浪战而失败，畿辅将惊慌溃散，天下也会危险。这就像下棋，棋子一处没有安定，全局都系于此，能不慎重吗？臣又听说袁崇焕不愿使用满桂、侯世禄，满桂、侯世禄也不愿受袁崇焕节制。从前唐朝依靠九名节度使的兵力而溃败。此事在于皇上加以慰谕、申饬，务必令他们同心协力，不要留下君父的忧患而已。”奏疏呈上时，奴军已经逼近都城。公叹息说：“四镇的兵早些听从我的调度，哪里会让奴骑到达这里。”于是紧急挑选骑兵三千，派游击尤岱率领，奔驰援赴城下。奴军正在进攻广渠门，看见城上不发一箭，正要挥手嘲笑，尤岱的军队突然从东面赶来，与奴军死战，杀伤敌军相当多，奴军逃入南海子老营。间谍知道这是公派出的兵，都咂手惊叹，认为这是神兵。

译当时朝廷内外都非常害怕奴军，喧传袁崇焕挟持奴军来谈和，人人都想依靠袁崇焕与奴军讲和，却偏偏只刁难公一人。有人私下对公说：“为了安定国家，即使订下城下之盟又有什么妨害？”公说：“我奉命防御，没有奉命招抚。国家的存亡我愿共同承担；如果不能做到，就打开城门请求离职，不要扰乱人心。”于是公集合文武将吏，在关帝关壮缪之祠发誓，将吏都感动奋发，发誓至死守城。然而保定的一支军队闷闷不乐，想回到本镇；解经傅上疏后，命骑士做好出发准备，说：“相公驻守通州，应该统辖通州两营，保镇并不属于他的管辖。”众人议论都不赞同解经傅。方大任到后，拍案大骂。公所接受的敕书还没有送到，暂时没有办法驳斥他。奴军驻扎在京城、通州之间，远处距离城池十多里，游骑夜间掠夺，城下的火光照亮头盔，像白昼一样。京城的消息中断了几天，公想入城援卫，在城下决一死战，解经傅却掌握着他的军队，不肯给他。茅元仪私下拿出金钱，招募敢死之士，叩击东便门，守门者惊问：“通州还有人来吗？”回答说：“有。”守门者喧哗相告，才大为高兴。满桂在德胜门城下作战失败，车辆被毁；袁崇焕、祖大寿胜负相当，在沙河门阙下整治军队，得到消息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所招募的七个人，已经死了四个。先前奉使携带敕书、旗牌以及所赐金帛的人，道路阻塞，不知去了哪里。到这时，兵部又派健卒装扮成乞丐，夜里用绳索放出城去，才终于送达。二十六日，宣读完毕，立即调遣漕运副总兵刘国柱率马步兵二千人与尤岱合营，调密镇兵三千扎营在东直门，调保镇兵五千扎营在广宁门。奴军侵入畿南，便下檄给密镇、蓟镇，拦截奴军归路。传谕招抚虏军，不许轻举妄动；派将领收复马兰、三屯、滦阳等城堡。皇上命满桂为武经略，总理援兵，各镇都听从他的节制。把马世龙从狱中释放，赐给他金钅见。公担心两人互不服气，便下教调和他们。满桂在安定门作战，杀死伪大王子；马世龙也杀死一名牛录，奴军的锋芒稍稍受挫。遵化让老弱之人留下守卫。公正要有所行动，却发生了辽兵向东溃逃的变故，时间是十二月四日。祖大寿，原是辽抚王化贞的中军，宁远人。王化贞逃走后，祖大寿率七百人守卫觉华岛。他的外甥白臂在西虏拱兔那里掌权；拱兔的营地正对着宁远，祖大寿制作衣帽，准备向西投奔。御史方震孺派人招抚他，他却犹豫观望，没有归属。孙承宗安抚并任用他；他再次犯法，按理应斩，孙承宗让袁崇焕极力求情，才赦免了他。祖大寿因此对孙承宗十分敬畏，而对袁崇焕感激入骨。袁崇焕入关援救时，祖大寿任东镇总兵官，东兵都归他统领。皇上下令逮捕袁崇焕、下诏狱，祖大寿与中军何可纲等率所部一万五千人向东溃逃。有人说祖大寿将要与奴贼合谋，关、宁十万大军反戈向内，灾祸顷刻就会发生；又有人说祖大寿占据关城，那么从此向东数十座城就会被隔断，他将割据称王。军队溃败时，势头像山崩河决，从通州以南二十里处奔向张湾渡河。孙承宗派快骑追赶三百多里，弓刀都已反向故乡，只追上了他的后队。祖大寿传话说：“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应当出兵捣毁奴贼的巢穴，回来后束身待罪罢了。”孙承宗密奏说：“祖大寿已经十分危疑，又不肯受满桂节制；军心惊骇之际，有人提出开炮洗营的说法，因而激变东逃，并不是所有将士都想叛乱。” 应当慰问劝谕将领，遣散士卒，广开生路，以收拢众心。辽将大半是马世龙的部属，臣谨遵皇上授予便宜行事的旨意，秘密调马世龙赶快前往抚慰劝谕；如果他们见到马世龙，一定会有人放下武器回来，那么祖大寿就不必担忧了。”孙承宗害怕祖大寿果真与奴贼合谋，便在军前张贴大榜，声称东奴久已逼近京郊，急调祖大寿的军队前往遵化捣毁敌巢，截断敌军归路，以此迷惑敌人。又传檄劝谕祖大寿及诸将说：“今天东兵向西返回，必定不受丝毫罪责。阁部在关门四年，从来没有对将士食言，这一点你们都知道。”又秘密写信给祖大寿，教他赶快上疏自陈，约束军队、杀敌报答皇上的浩荡恩德，以赎督师之罪，同时仍答应替他申明辨白。祖大寿得到书信后大哭，诸将也都哭了，于是按照孙承宗的意思写好回报；可是前军已经经过永平了。皇上于是命孙承宗移镇关门，又传下圣谕说：“朕把东边的事务交给袁崇焕，奴贼与祖大寿合谋入侵，他不能事先侦察，致使敌军深入内地。虽然兼程赶来援救，却又箝制诸将，坐视敌军抢掠。功罪都不能掩饰，暂时解除他的事权，听候勘问。祖大寿、何可纲等血战勇敢，朕深为嘉许。” 如今如果有可乘之机、军队有可用的妙策，或者只是轻信讹言、仓皇惊扰，就应当赶快警醒反省、努力自效，奋发图功。事情平定后，一并论功行赏。关、宁的兵将，是朕竭尽天下财力培养起来的；又是卿从前的部属，卿可迅速派官员宣布朕的旨意。一面快马赶到关门，便宜行事，安抚整顿他们。特此谕知卿。”孙承宗遵旨，立即整顿道路，向东出发。马世龙在关门追上祖大寿后，命两名将领捧着皇上的亲笔手诏前往。祖大寿害怕有变，暗中向部下授意，喧哗着出关。马世龙追到欢喜岭，单骑进入他的营地，传达阁部的话，抚慰劝谕诸将，诸将都列队跪拜。诸将听说孙承宗抵达关门，大多暗中谋划脱身。王承胤率部先行离开，曹文诏翻墙逃走；等他们和马世龙交谈时，都目光闪烁。祖大寿心里明白。祖大寿的妻子左氏原是倡优，派人责骂祖大寿说：“孙公大人已经第二次赦免你的死罪。军队溃败，你为什么不死在城下向孙公谢罪，却狼狈地来到这里？我关闭城门、架起大炮等着你，还要自杀来向你谢罪呢。”祖大寿被妻子夺了心志，又害怕诸将出卖自己，于是接受诏书，收束军队等待命令。孙承宗急忙派马世龙回报，调发步骑兵一万五千人，命令他率军入援。马世龙的军队抵达通州，奴贼才拔营离开坝上，返回遵化，京师于是解除戒严。皇上十分忧虑东兵，命兵部从狱中放出袁崇焕，让他亲笔写信慰抚并制止东镇将士。满桂战死后，皇上便命马世龙总理关、宁兵马，督率各路援军，节制各位大将，因为他在东边立过功劳。

译孙承宗在十四日再次到达关门。自从东兵砍破关门出逃，我方叛乱者谋划攻破关隘，联合辽、蓟军队困扰京师；被罢官的官员和废黜的武将，劫掠城池、横渡海面，制造各种煽动，城门关闭、商铺停业，等待京城溃败。孙承宗到达后，人心才大定。卫城只有二里，依靠关城向外防御。如今敌人从西面来，直扑我们怀中，那么关城失去凭借，卫城就可以徒步登上。因此另筑城墙，横向连接在关城之间，开设炮孔，使大炮能够平射出去。又丈量修整号台、花楼，修筑曲折的矮墙，使卫城和关城能够横向发射弓箭、火炮，而敌人不能逼近我们。北山、南海，过去是出奇设伏的地方，孙承宗离开四年后已经残破如旧营垒，于是逐一查勘修整。城中水源不足，一昼夜凿成百口井。避难者十多万人，携带粮食，与城中居民互通有无；杂流、材官、失职而寄居城中的人有一千人，官府供给他们粮食，分派他们巡行街道，守护仓库衙门，各自有事而不混乱。在西关安置一营，截断敌军来路；设置两营作为两翼，马营在两翼后方，背靠城墙扎营。奴贼善于使用间谍，城中整齐安闲，内奸无法发动，外来人员一到就被巡逻骑兵捕获，关门的防守于是完备了。年关将近，奴贼的警报更加紧急，于是派参将黄惟正等率四营骑兵守卫抚宁，又让降将刘兴祚联合诸将的军队保护永平。刘兴祚，就是人们所说的刘爱塔。他归顺明朝时，依附毛文龙在东江；毛文龙死后，归附袁崇焕，但一直郁郁不得志。到这时，他率领降虏亲兵二百人、辽骑六百人，在马前拜见孙承宗。孙承宗下车慰问劝谕，把他安置在帐下。刘兴祚流泪，愿意为孙承宗效死。刘兴祚与诸将军在青山营帽儿头遭遇奴贼，他让诸将布置三重伏兵，自己挑选夷、汉丁壮八百骑兵，夜袭敌营。刘兴祚装作奴贼旗帜，熟悉他们的军号，敌人无法辨认，便攻破了其中一营，斩首六百级，缴获妇女和辎重。第二天，他穿着箭衣，率轻兵从两座灰口出发，遇到奴贼数千骑兵，浴血奋战到下午，中了流箭而死。孙承宗原本派刘兴祚保护永平，道臣郑国昌却怀疑他，借口粮食不足，把他调到建昌。刘兴祚死后，永平终于失守。前往抚宁的四营兵马比奴贼早两天入城守卫，敌军急攻却不能攻下。三年正月四日，祖大寿整顿军队入关拜见孙承宗，督府亲兵五百人披甲在门口等候。孙承宗公开诚恳地同祖大寿交谈，劝他努力报答圣恩。祖大寿喜悦之情溢于眉眼，出来告诉将士：“孙公真的救活了我。”当天，在教场列出祖大寿所统领的步骑兵三万人，举行誓师礼。孙承宗率文武官员向西朝着宫阙叩头禀告，随后手执酒爵祭告山川、社稷、旗纛诸神。洒酒祭祀完毕，再拜后，孙承宗举爵敬饮祖大寿及诸将，进而告诫他们立誓，又拜祖先。礼毕，再向西叩头，大陈斧钺旗帜，整成军队出发。军队行进三十里，永平、迁安、滦州、建昌失守的消息接连传来，于是下檄命祖大寿回师。奴贼攻打抚宁没有成功，向东攻破深河驿，驻扎在范家店，前军抵达红花店，距离关门十里。我严整军队等待。用游骑诱使敌人向东，想用城上的大炮和壕沟沿线埋伏的射生降虏夹击他们。奴贼侦知后，不敢逼近。双方相持六昼夜，敌军慢慢撤去。奴贼回头再攻抚宁，又分兵攻打昌黎，都没有成功。孙承宗仍怕祖大寿心中疑惧，时常悄悄进入他的营地，周遍巡视营垒和部曲，安坐与他畅谈，每次都达几个时辰；又常常备办酒肉，叫祖大寿等到城楼上饮酒。祖大寿更加安心。然而祖大寿过去与奴贼有联系，降虏银定曾供职于祖大寿身边，祖大寿派他到奴贼营中，留了半年，带着奴贼的书信回来与袁崇焕商议议和。议和没有完成，银定仍留在祖大寿处。奴贼攻破永平后，派三个叛乱者拿着写有“讲和”二字的黄旗到祖大寿营中。祖大寿请示孙承宗，孙承宗答复说：“听大将军处置。”又秘密下令说：“毁掉他们的旗帜和书信，在军前烧掉，来人任你处置。”祖大寿害怕，立即将来使斩首。孙承宗说：“祖大寿真的已经为我所用了。”奴贼一千多骑兵肆意抢掠屯堡，夜宿在抚宁以东三十里的双望，骄傲而不设防。孙承宗命祖大寿夜袭他们，分兵设下三重伏兵；我军假装进入奴贼伏击圈，奴贼正要发动时，我军埋伏在双望两处的部队也同时出击，追击逃敌二十里，斩首一百四十九级，缴获的东西数不胜数。奴贼的声势大受挫折，于是不能向南冲入昌黎，也不能向东冲入抚宁。自从永平陷落，向东的道路阻塞，于是派敢死之士沿海直抵敌营报捷，中朝这才知道关门没有出事。关门西南有三座县城，叫作抚宁、昌黎、乐亭；西北有三座边城，叫作石门、台头、燕河。这六座城向东护卫关门，向西环绕永平。昌黎、乐亭靠近海边并通漕运，是东兵的重要据点。叛乱者白养粹散布剃发投降便不杀的言论，诱骗各郡县，迁安县令自行剃发跟从。乐亭守着约定，不接纳我军；昌黎也观望自守。孙承宗下檄严厉责备各城，捕杀奸细，禁止流言。六城都同心守备，后来先后把混入奴贼中的叛乱者挑拨出来并杀掉。又派将领戍守开平，收复建昌并加以守卫，进取的形势于是确定。诸将商议进兵方向，马世龙请求先收复遵化，军中都同意。孙承宗说，奴贼占据四城，最强的是永平，其次是遵化，并以滦州、迁安为羽翼，横截在京城与关门之间。关门想联合京城攻取遵化，就被永平隔开；京城想联合关门攻取永平，又被遵化隔开。应当多造声势，摆出想攻取遵化的样子来牵制敌军。马世龙、尤世威两位统帅前往丰润、开平，联合关门军队谋取滦州；取得滦州后，就用开平军守滦州，骑兵等待战机以图取永平。

译取得滦州、永平后，关门和永平就连成一体，天下安危的局势便确定了，可以专心谋取遵化。董口、大安则留下作为敌军退路，以摧毁敌军拼死作战的念头。攻取迁安比攻取滦州容易；迁安在北方，容易攻取却难以守住，不如暂且留下它，以分散敌军势力，先谋取滦州。间谍报告说，四位首领将运送辎重撤走，另有两位首领将要进来；重装撤走后自身轻便而无所顾忌，轻骑兵到来则锐气正盛、必有所求。用兵贵在乘机，机会就在敌人已经离去而援兵尚未到来之时，不能不争取。抚宁、昌黎、乐亭三县背靠大海，距离永平各五六十里；步兵守城，骑兵挑战，使敌骑不能向西出动，同时我军又催逼它，使它不得不动。敌人一动就有机会，我军秘密逼近敌人，才能乘机。因此说谋取滦州便利。孙承宗把这个计划告诉马世龙后，又上疏向皇上说明，于是攻取滦州的计划确定。建昌收复后，派骑兵迅速赶去据守。奴贼连续十天绕城作战，我军都获胜。派东兵五百骑，从田野进入卢龙旧道，绕到敌军背后，联合三屯军队袭击遵化，迎击出外抢掠的奴贼，于是取得铁厂之捷。奴贼四位河干贝勒倾巢出动入侵，伪二王子安明贝勒留守沈阳。孙承宗大力发布命令，整治水师，联合东江军十万人攻打金州、盖州、辽阳、沈阳，又故意散布消息说：“出兵日期已经定了。”所以张榜公布这些话，是故意让敌人疑心、制造声势。四位首领于是逃走，修筑悬楼，挖井运米，等待我军来攻。祖大寿又取得双望之捷。孙承宗想窥伺永平以牵制遵化，于是登上西城楼，屏退旁人叫来祖大寿，派四支前锋抵达永平城下，随后以一营大军接应。第二天又叫祖大寿说：“兵虽已出发，难道不觉得单薄吗？大军距离这里二百里，向统帅请示后才行动，难道不觉得太远吗？”祖大寿说：“请让我立即出发，作为后续主力。”孙承宗说：“很好。兵马在双望，遇到敌人后，大将军应当出抚宁；河西的张弘谟作为第二支敌军，在十五里范围内；三支敌军相距不超过二十里，永平附近多山冈，可以设伏。把前三支兵马设为三重伏兵，以一营作诱饵，敌人不深入就不发动。靠山设置哨所，既然诱敌进入，伏兵应当迎击敌军，转战之后伏兵再发动，就可以歼灭敌人。”祖大寿将要出发时，孙承宗又叫住他说：“估计明天午后会遇到敌军，传檄刘应国率四将从西北来，由建昌赶往永平东北；传檄张存仁率四将从西南来，由乐亭赶往永平东南。” 说完，孙承宗叫来道、将，问道：“祖将军提出这样的计划，你们认为如何？”众人都说：“好。”孙承宗其实是把自己的谋略推给祖大寿，不说是自己想出的。后来滦州、永平取得成功，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祖大寿按照孙承宗的告诫，布置三支敌军、三重伏兵。奴贼进入伏击圈，追击败军一直到永平城下。奴贼绕到城东，想从北门进入；刘应国的军队从北面赶到，奴贼逃向南门；张存仁的军队从南面赶到。我军伏兵开始出动，四面都是军队，从山腰遮天蔽日地冲下，奴贼大败，死伤数千人，斩杀伯言二十三人。伯言有的说是摆彦，是奴贼的精锐骑兵。又杀死四名贵人：一人叫孤谜，是伪都堂；一人叫温木机郎；一人叫伯言；一人叫事台吉，都是孤山部下。孤山是伪总兵。孙承宗曾秘密上奏说，蓟、辽二三千里都使用辽兵，不应当猜防东将，免得使他们产生异心。捷报传来后，皇上大喜。但又忧虑叛逆的奴贼仍盘踞内地，孙承宗也长期奔波劳顿，于是下诏抚慰劝谕，并催促出兵日期。孙承宗于是于五月四日誓师，六日前往抚宁督战。八日，祖大寿先赶往滦州，列出攻取滦州的阵势图给诸将看。马世龙分派谢尚政等攻打遵化，自己奔驰到滦州，与祖大寿分区进攻。祖大寿指挥乡兵，每人砍倒一棵柳树，片刻就填平了壕沟。马世龙身中数箭，仍不回营。黄龙的军队伤亡过半，黄龙哭着制止他。仰攻更加急迫，集中几十门火炮，轰击几段城墙；敌军稍稍躲避后，大炮又分别轰击两侧，使敌军不能回援。军队从缺口攀登上城。十三日攻克滦州。奴贼冒雨出城，祖大寿埋伏骑兵截击，几乎把敌军杀掠殆尽。奴贼从永平赶来救援，得知滦州已破，便把迁安的军队一并撤到永平，屠杀一万多人后，从冷口逃走。孙承宗急忙派马世龙截击，又有斩获，于是进入永平。十六日，谢尚政等攻克遵化。四天之内四座城都被攻下，天下人惊叹其如同神明。孙承宗到达永平后，收掩遗骸，修缮城郭，抚恤死伤者，整顿新收复的各城寨。他估计奴贼临走前必定要进犯辽地来显示强大，于是派三位将领出兵防备，果然与奴贼交战，再次大捷。孙承宗所督理的军队，合天下入援军以及关、宁、蓟、昌诸军约三十万人；作战防守七个月，收复建昌、三屯、马兰、松棚、大安，接着又收复四座大城，以及冷口、瓦坡、龙井、潘关等边堡四十多处，先后上报斩获首级九千多级。四座城收复时，斩杀孤山、牛鹿等数十人，生擒东夷犭革木等二十二人，以及我方叛乱者、接受伪都堂、兵备、都督等官职的马思恭、贾维钥、吕及第等十一人，献俘于宫阙之下。孙承宗亲自写露布上奏报捷。皇上亲自告祭太庙，向中外公布。加封孙承宗为太傅，荫补一子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赏赐白金五十、蟒袍一袭。孙承宗三次上疏坚辞，皇上准许他辞去太傅。又因收复较晚，孙承宗自我弹劾请求罢职，皇上用优厚诏书答复他。孙承宗回到治所后，关门的政务焕然一新。烽火彼此相望，东西各处的哨报没有一天不到。皇上认为祖大寿引导东奴入侵，想加以讨伐。孙承宗说：“暂且不要，等攻击他们没有防备时，可以给以重创。”于是指示诸将，依次出击剿杀，前后斩首二千多级，俘获不计其数。边境附近三百里以外，敌人的毡帐都远远迁走。奴贼占据遵化、永平时，中朝都盼望孙承宗把他们赶出边塞，急得如同救火烧头。后来又说：“为什么不在他们出关时截击，使他们一匹马也不能返回？”言官想追究祖大寿向东溃逃的事情，孙承宗密奏说：“东兵、东将私下议论纷纷，这是值得忧虑的；况且奴贼刚出关，就立即抹杀他们殊死血战的功劳，又怎么能使诸将心服呢？”

译梁廷栋从边道出任开府督师，后来入朝任兵部尚书，大肆谈论边城方略，部署各位将领，任命满桂为总理，认为他应当调度各镇；但他又划定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为防守区域，结果连自己都顾不上，最终因此失败。马世龙接替满桂后，不接受中央节制，梁廷栋恨他，便以总理的名义许诺各镇，结果各镇都拥兵自重，互不相让。马世龙得到梁廷栋写给昌平总兵的信，把信列举上报朝廷。梁廷栋于是派亲信部郎丘禾嘉监督军务。杨肇基守卫三屯，奴贼进攻很急。马世龙派五千人前往救援，丘禾嘉却把他们调走，远守开平，并让杨肇基向朝廷控诉马世龙。孙承宗说，中央虽然可以调度诸将，但战守、进退要根据当地情况随机应变，应当听从大将，不要牵制他的手脚。丘禾嘉应当随臣在军中，辅助筹划，不应自行决定战守，使将帅不能各尽其职。于是梁廷栋和丘禾嘉彼此怨恨。攻打滦州时，四位首领请求议和以拖延我军，丘禾嘉拿着他们的书信来报告，孙承宗斥责他说：“在军中谈议和，难道不知道阁部有赐剑吗？”滦州的叛将派老道士秘密前往丘禾嘉处，请求献城，孙承宗说暂且让祖大寿答应他，却少给他军队。我军三次抵达滦州，都没有人响应。最后敌军设伏，丘禾嘉几乎全军覆没。丘禾嘉既惭愧，又怨恨马世龙、祖大寿。梁廷栋等人认为丘禾嘉守卫开平、沟通京城与关门、恢复城池的大功出自郎署，于是破格超擢丘禾嘉为辽东巡抚。孙承宗知道权要之人互相嫉妒，群小结党相互倾轧，便从五月驱逐奴贼之后，连续上章称病请求罢职，但皇上始终不答应。丘禾嘉骤然显贵后，孙元化也因使用西洋火器而破格任命为登莱巡抚，于是关门出现横、竖两套方案。所谓两局，是登莱巡抚从登州、莱州取南四卫，称为横向；辽东巡抚从广宁取辽阳、沈阳，称为纵向。两位巡抚接受任命后，各自改变了原来的说法。丘禾嘉请求以岛上军队收复广宁、义州、右屯；孙元化请求从辽东撤海运兵，以岛兵收复广宁三卫。梁廷栋写信给孙承宗说：“皇上听从部议，设置两位巡抚，正拿着契约来责成成功，我梁廷栋已经没有活路了。”孙承宗奉旨详细议论，上奏说：“丘禾嘉议论收复广宁、义州、右屯。广宁容易收复，距离海一百八十里，距离河一百六十里，陆路运输困难。义州在西面偏远处，距离广宁一百六十里，要绕山向东；巡抚虽然把三城一起提出，但一定应先占据右屯作为根基，聚集军队、积储粮饷，逐步进入广宁，作为进取和堵截的计划。孙元化主张撤海运以收复广宁三卫。臣前些年议论四卫，主张先收复盖州并守住它。盖州是两河之间的中坚，西面宁远是要地，扼守要害在右屯；东面金州是要地，扼守要害在盖州。如今盖州城已经坠毁，金州远离奴贼而且可以迅速修筑，应当先占据金州，逐步谋取收复盖州。” “如果实行撤海运、收复广宁的方案，刘兴治仇杀之事刚刚平息，我担心他怀有对毛帅的恐惧和疑虑而逃奔奴贼；想把他留在岛上，又恐怕他不归附奴贼，却借马市同奴贼交往，像宋朝的李全一样。把刘兴治调到旅顺，可以断绝皮岛的祸患；又以收复金州的责任压给刘兴治，因为岛兵势难据守而撤回，以最终谋求收复金州、旅顺，这是权宜之计。”刘兴治，是刘兴祚的同母弟。刘兴祚死后，刘兴治居住在皮岛。东江副总兵陈继盛得到刘兴祚尚未死亡的谍报，刘兴治的弟弟刘兴贤从贼营中写信招呼刘兴治。刘兴治对此深怀怨恨，假装为兄长设醮，诱骗陈继盛等人前来，将他们击杀，扬帆到长山岛；滦州、永平收复的消息传来后，才又返回皮岛。孙承宗派周文郁以刘兴祚过去的恩情招抚他，刘兴治于是听命，请求杀敌自赎。孙承宗请求把他调到旅顺，兵部议论时害怕刘兴治，未能实行；过了一年，刘兴治被岛上人杀死。丘禾嘉刚到任时，奴贼两万人包围锦州。丘禾嘉惊慌请求救援，孙承宗分调诸将，援兵从四面赶来。诸将请求出奇兵重创敌军，丘禾嘉不敢听从，于是大凌河陷落，他毁掉双堡后离去。锦州之围解除后，他更加向人拍掌夸口说：“阁部已经老了，辽东的事情我一人就能办好。” 朝廷议论都想听从孙承宗离任，把辽东的事务交给丘禾嘉。但皇上不同意，因王威在青山、杨嘉谟在潘口取得胜利，赏赐黄金四十、大红虬服一件，并因进献《神庙实录》而加授太保，荫补一子为尚宝司丞，这些赏赐孙承宗都极力推辞。皇上准许他辞去太保。孙承宗上了十一道疏请求退休，皇上命阁臣议论去留，阁臣都不敢坚决表态，只说：“我们本来就知道没有人可以替代孙承宗。”于是皇上特意派内阁中书官到关门宣谕并视察政务，皇上深切顾念元老，谨慎选择使臣。朝廷大臣并不知道这件事。孙承宗上奏谢恩说：“臣恭敬接受圣谕，谨于四年正月初一视事。饮食少而事务繁多，不能长久，但带病出征讨贼，还是可以作为法式的。”八日出关，从前屯、宁远到松山、锦州；十六日从三道关、一片石经过石门、燕河，遍阅三协十二路。又由石塘路经过平谷，经盘山进入蓟州后返回。孙承宗向西巡行，遍历边塞，周围将近三千里，都是奴贼出入破坏的地方；山谷崎岖，需人扶持才能登高下坡。经过边堡、台墙时，他询问地势冲要缓急、器械有无、哨所远近以及尖夜值守的老兵，往往老兵都能回答，而将领却茫然无言。经过马兰时，孙承宗问守路将领，回答说：“这些防兵就是因为阁部要来才设置的。”三屯先在三日前报告没有敌情，突然又报告两万敌军抵达城墙。孙承宗叹息说：“奴贼退去后大力修整边防，特意派御史、宦官督促督抚办理，如今竟然这样吗？” 辽东把费用核减成节省，蓟州却把节省变成费用；如今在巨额开支中取得一点小节省，实际上反而形成了更大的费用。辽东核减没有马的马兵，削减他们的饷费，结果因马而浪费兵力。蓟州没有器械铠甲，也没有训练，几万士兵坐吃粮饷，于是耗费粮食。现在如果上天不降下节省之道，就不能达到太平。不去掉“节省”二字，必然发生大乱。”回到镇所后，孙承宗分条列举东西边政，分八道疏上奏。第一是：“想确定疆域的大计，应先确定掌管疆域的大臣。”第二是：“想约束大军，应先分别设置各部大帅。”第三是：“想分配作战和防守的军队，应先分别安排战守的防备。”第四是：“蓟州的守备。”第五是：“辽东的战备。”第六是：“总论蓟、辽的战守。”第七是：“防备插部。”第八是：“收复城池。”他的复城疏说：“右屯城既已坠毁，必须先修筑然后守卫。修筑时敌人一定来骚扰，必须先防御然后修筑。右屯距离水源二十多里，收复右屯，必须先收复大、小凌河，以连接松山、杏山。锦州环海而居，敌人难以通过陆路运输来窥伺我军；而屯田地就在海边，粮食可以供应，军队可以驻扎。由此向东，不妨把这里作为出发的根基。”

译皇上详细阅览八道疏，严厉下谕命令执行，说：“务必使中外共同协力，议定任用、同心办事，努力发扬元老的谋略，早日取得安定内地、攘除外敌的功绩。”于是发生了凌河之役。皇上听从兵部的意见，命祖大寿率领马步兵四千出关主持此事，以班军一万四千人供应筑城工程，又以石砫兵一万人加以保护。丘禾嘉亲自前往勘察，分条提出九项意见上奏。不久，关于凌河的计划纷纷产生争论。孙承宗两次任督师，实际任职五十五个月，便移文吏部报告此事。皇上说：“枢辅历任岩关镇守官，主持军国大事，忠诚不懈，谋略功绩很多。一品官的任期早已届满，到现在才进行考核，更显出勤劳谦让，朕心中嘉许。命仍按原职督理军务，加授太傅，并支取尚书俸禄，荫补一子为尚宝司丞，赏赐银、蟒袍、羊、酒、钞贯，照例办理。”孙承宗三次上疏辞谢，于是皇上准许他辞去太傅。孙承宗此前督师考核期满，因为阉党弹劾，不敢上报考绩。到这时按六年考绩，只采用中书三考的旧例。此前叙功收复城池时，祖大寿加授少傅并世袭锦衣卫三品官，孙承宗却只荫补锦衣卫四品官，蓟督张凤翼所得赏赐与孙承宗相等。朝廷本来就有意压抑孙承宗，而孙承宗起初并不想自我申辩。然而皇上对他的眷念很深。西虏锁合儿的部众来请求赏赐，丘禾嘉把他们收置在城墙外，随后夸耀入奏说：“在虏酋投降之后再行抚赏，以夷制夷，也就是以夷攻夷，这是豢养蛟龙、喂养猛虎的手段。”孙承宗驳斥说：“从前我们以吊丧欺骗奴贼，反而被奴贼欺骗；用买米欺骗东夷，反而被东夷欺骗。如今欺骗虏人，怎么知道不会像过去欺骗奴贼、东夷那样呢？滦州之役，不正是以夷攻夷的明证吗？张弘谟夜袭大盘岭的虏兵，斩首一百多级。丘禾嘉弹劾说：‘这是王烧饼达子来投降，诱骗后杀掉的。’孙承宗说：‘如果虏人勾结奴贼入侵，又来诈降，果真是王烧饼达子，那么杀掉他们尤其应当，张弘谟的功劳应当叙录。’丘禾嘉的意见于是被驳回。不久，丘禾嘉又与镇臣祖大寿互相攻讦；祖大寿抗章指斥他的贪污污秽，孙承宗制止他不要上奏，却把这件事告知朝廷，朝廷于是把丘禾嘉调任南京仆卿，使他离开。孙承宗说：“我不愿意为了镇臣而罢免巡抚，而且这样也会助长东将的骄横。”他顾全大局到了这种地步，完全不计个人怨恨。屯、凌两处的修筑，实际上是梁廷栋主张的，奉旨催促开工已经三次。梁廷栋离开后，朝廷议论反而推翻他原来的设置，认为屯、凌荒远，不应修筑，于是撤走班军调往蓟州，并认为边臣虚妄举荐，命令巡抚、镇臣回奏。丘禾嘉害怕，扬言自己不赞成修筑凌河，以迎合朝廷议论；但仍希望凌河工程已经办成，可以借此邀功受赏，于是把防兵全部撤走，只留下班军一万人，运送粮食一万石供给他们。孙承宗说：“暂且不撤兵，敌人到来就交战，这是上策；奉旨撤兵，凭现有粮食据守，这是中策；撤去粮食、停止运输，把空城交给敌人，使它因疲惫而退，这是下策。如今却陷入没有办法的地步，难道可以吗？”丘禾嘉不听。八月，奴贼包围凌城十多天，祖大寿与何可纲坚守，丘禾嘉率宋伟、吴襄救援凌城。丘禾嘉惊恐不安，屡次更改出兵日期；宋伟和吴襄又互不相容。二十七日，在长山与奴贼相遇，吴襄的营先乱，我军大败。监军张春陷入敌军，上书替奴贼请求议和，丘禾嘉秘密把这件事上报。孙承宗说：“张春也是有须眉的男子，难道没有听说他的妻子翟氏六天不吃饭而自缢吗？士大夫不能射出一箭、倒毙在这群行尸面前，却忍心替他游说；张春固然有愧于自己的妻子，士大夫又有什么脸面见妇人呢？” 中枢写信来，颇有用皇上的意思暗示孙承宗的意味，但孙承宗的立场更加坚定。锦州人高应元、陈二、韩五从奴贼营中自行逃回。陈二表示愿意献出奇谋。高应元有心计，说：“擒贼要擒王，拼死砍杀四位首领罢了。首领的营地正对着白云山，那里有一百名通夷语的人；让他们把火药裹在身上带入营中，点燃首领的帐幕并刺杀他们。即使不能成功，八座营也会全部骚乱，我们就可以逃走。”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敢于赴死，喜欢结交宾客；他在锦州作战时，四位首领免去头盔巡视战阵，祖大弼冲出与他们搏斗，刀刃几乎砍中马腹，奴兵惊呼他为“祖二疯子”。四位首领咬指称赞他。三人在奴贼中，知道祖大弼的名声，乐意跟随他。孙承宗把三人交给祖大弼，使他们结为兄弟。夜里三更，三人为向导，祖大弼率敢死之士一百二十人袭击四位首领的营地。火药爆炸，烟火遮蔽帐前，四位首领跳出逃免。八座营都大乱，互相践踏残杀。天色将明时，我军用胡语，假装是奴贼追骑而在前面开路，才得以撤出。前一天，凌城粮食已经吃尽，奴贼急切招降。何可纲对祖大寿说：“孙公不出兵，就无法安慰阁部；我不死，就无法报答阁部。”于是写文祭奠自己后战死。祖大寿率二十七人前往敌营，四位首领握着他的手饮酒，十分欢喜，约定攻下锦州；祖大寿把养子送作人质，与他们结盟后返回。二十九日，我军袭击敌营，祖大寿率二十七人逃出，徒步进入锦州；奴贼于是毁掉凌城，撤军离去。十一月，孙承宗返回关门，上了十七道疏请求罢职。皇上体念他长期劳苦，称说他有病，赏赐金帛，命令用驿站快马送他回去。不久朝廷议论长山之败，归罪于孙承宗假传圣旨收复城池，想用严厉的法律陷害他。皇上不准，命他戴冠束带闲居，削去宁远、锦州叙功所得的世袭荫职；这些本来就是孙承宗极力辞却而没有接受的。孙承宗获准后，上奏陈谢说：身体虽然残废，终究辜负了皇恩；一腔未死的报国之心，不能就此罢休。于是谨慎列举蓟、辽事务十六条，并把收复城池、进兵两件诸臣不了解的事情写成疏文，大略说明。他论述收复城池说：“右屯的收复，是臣奉旨斟酌兵部三城意见中的一城，并不是臣首先倡议的。凌河距离松山、锦州三十多里，我的前哨驻扎在子章、马家湖，又在大凌河以北二十里。大凌河正处于子章、马家湖、松山、锦州的腹地，并不像枢臣所说那样荒远。如果右屯不与凌城同时修筑，那么凌河工程六月就可以完工；再如果不运输一万石粮食，就可以停工遣散士兵，敌人得不到任何东西，空城也不会坐困。臣抱病守在关城，东边巡抚、镇臣各自发号施令，应当合并的反而分开，应当迅速的反而拖延，应当遣散的反而聚集，以致出现疏失，这就是臣的罪过。”

译“如今如果说收复城池导致敌人来犯，那么辽地将永远不能收复；又说收复城池逼迫敌人，难道敌人会仿效我们的远避，拱手作揖而不来吗？如果认为不必收复城池，那么敌人为什么倾巢而出争夺这弹丸之地？如果认为修筑城池招来敌人，那么己巳年入侵蓟州、庚午年包围锦州，究竟是谁招惹他们来的？假如当初臣不顶住天下的议论来收复八九座城，那么关外全是虏地；滦州、永平一旦陷落，关门凭什么守卫？而辽东东西三四千里都成为敌人的天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臣愿意接受不能抵御敌人的罪责，不应当把军队困顿的罪责推卸给收复城池，使天下人因此忌讳收复城池。”他论述进兵说：“狡猾的奴贼侵入，凭借粮食困住凌河，臣想下令撤出凌河的军队来援救凌河，巡抚说‘不敢’；臣想让马步兵合营前进，巡抚说‘不如使用奇兵’；臣想把骑兵集中到锦州、步兵进向凌河，巡抚却想分成四路。巡抚奉行中枢坚守营垒的命令，又不肯明说，采取两面观望的态度，屡次更改出兵日期。宋伟不依附巡抚，主张进兵；吴襄听从中枢并依附巡抚，主张不进兵。臣抵达锦州时，宋伟以十七日为期限，约定进兵。” “吴襄说：‘日前有人说祖大寿命宫有难星，过几天就会出来，稍等一等。’宋伟说：‘我怎么能独自进兵？’臣在二十三日誓师，准备按照赐剑行事，而巡抚还说‘太严厉’。等到与奴贼相遇时，吴襄说‘营地靠近水边’，宋伟说‘靠近草地’，双方还没有议定，敌军哨骑已经逼近。宋伟营垒坚固，奴贼连续进攻也无法攻入，前锋死伤很多，于是转而进攻吴襄的营地。吴襄不能统军，率骑兵向南逃奔；宋伟奋战到下午也逃走。假如两军都坚守，夹击的形势便形成了，不能说野战难以取胜；只要使用奇兵，只要背靠城池，就可以取胜。军队溃败后臣返回宁远，粗略整顿完毕，设置反间、使用间谍，夜袭敌营，奴贼于是逃走。军队靠奇谋取胜，但一定要先有正兵；敌人并非必然不能战胜，我军也并非必然不能战胜敌人。连续十天转战，我军虽溃败，但杀敌也超过自身损失。如果因为一次失败就说我军一定不能杀敌，臣不相信。臣愿意接受进兵失败的罪责，不应当把军队溃败的责任推给进兵，使天下人因此畏惧杀敌。”至于他议论辽、蓟事务，则从西虏、插部首领、东江、朝鲜以及关门内外，都详细列举情形，再撮取其中要点。他论说奴贼首领，认为我军一定不能因为害怕奴贼而议和，否则最终只会承受他们造成的祸害。论说东将，认为应当谨慎约束他们，恩赦宽宥应出自朝廷，以防止他们逐渐跋扈。论说兵将，认为奴贼各首领不过各有伯言这样的五六千人，和士卒同起同卧、共同忍受腥膻，因而我方镇、协将领都应拥有足够的军粮和亲军，才可以杀敌。又说关内不能一概使用辽兵，关外也不能全部使用辽将。抵御敌人应当赶快训练战车、火炮，不能全靠骑兵。边境附近的州县，各自设置守备兵马，以乡兵辅助，不要只责令他们必死。西协应当专门设置总兵以辅助昌平，不应把昌平的总兵分出来辅助西协。至于关门，不应再设置经略、督师，而应划分关、蓟，分别设置三位巡抚，并且都归督臣统辖。皇上本来已经采纳并施行这些意见了。公虽然退居，仍不忘军国大事，像这样恳切地向明主进忠言。公起初督师时，熹宗亲自临遣，隆重地把军国要务交给他。后来小人窃取权柄，谗言离间层出不穷，但公暗中仍系国家重任，尚且还能凭借恩礼进退。第二次出任时，正值受命于艰危之际，半夜发出一纸文书，单车横穿万虏之间，奏报巡抚清剿的功绩。奴兵退后，枢臣请旨分兵，辽、蓟西兵各由巡抚、督师统辖，而督师却成了多余的随从官员；下边不愿让他留，上边又不听任他离去。君主苦心思虑恢复之功，中朝却曲意施展阻挠的手段。左右支应，进退失据。他能够保全自身退下来，哪怕最细微的一点，也都是圣主的恩赐。庚午五月以前，战事纷繁，京畿危急。朝廷把边疆事务交给公，事权全在他手中，就像以一身驱使两臂，所以功绩显著，言论也有分量。五月以后，众口一词，强者先唱、弱者附和，使他有脚不能走、有翅不能飞，而一有事情便专门责备公。因此有人说，当今皇上的神圣，远远超过先朝；而奸邪之人的嫉妒陷害，几乎比逆阉更为严重。对此不能不连连叹息。公督师又过了三年，调度京城、援军，调度潞河、渝、海，以及辽西、蓟北、东江等处，筹划安排，均已安定。他对国家的功劳非常大。可是形势危险而紧急的，没有比从东便门出兵更危险的，没有比东路军溃败更紧急的；之所以能由危转安、由急而很快平定，是上天和人事的保佑，也是祖宗的护佑。从今天回想起来，尚且心有余悸，何况当时呢？公退居乡里七年，门中没有宾客朋友，室内没有侍妾，居处没有玩物珍好，出门没有车舆随从。住在破旧危险的房屋里，吃粗饭，饮薄酒，面对成丛的书籍和散乱的书卷，在篝灯下讲习诵读。夏天拿扇子，冬天围炉，孙子们在身旁侍立；他整肃衣襟端坐，庄严得像图画和石刻。不读非圣人之书，不写无益之文。亲身经历阉党祸乱后，他以汉、唐的覆辙自我警戒，编撰《今古中官志》，分别说明宦官的贤奸、祸福，作为后世的借鉴，校点批注，直到半夜才停止。关外的旧将和老兵常常把边疆紧急军情刺写来报告，哪怕只是一尺书信、一片纸条，公也收藏在几案上，没有一次不惶恐不安、忧色显现在脸上。崇祯九年八月，奴骑掠夺畿南，攻破定兴，鹿善继以太常少卿身份退居乡里，也死于此难。公写诗六十章，寄托对他的哀悼。后来安州陷落，距高阳四十里。公正防守城池，游骑来到距城七里的地方，听见城头炮声，知道城中已有防备，便引兵退去。十一年九月，奴兵再次南下，公部署子弟族人，分守城墙垛口。百里以内逃来躲避的衣冠士族和甲族子弟，都招集强令入城。又派亲兵袭击奴兵哨骑，在城外将其杀死。十一月九日，数万奴兵包围进攻高阳，填塞壕沟，竖起云梯，守军发炮轰击，云梯应声折断。

译奴兵拿门扇作为木城，公命人把高粱秸秆和干草捆成束，蘸上硫黄，投到城下，木城全部被烧毁。奴将准备逃走，绕城呐喊了三遍，守军也回应三遍。奴兵说：“这座城在嘲笑我们，按理应当攻破它。”于是再次合围。第十天黎明前，城中的炮石用尽，西北楼又被火焚烧，城终于陷落。公坐在北城楼上，呵斥家人赶快离开，说：“我死在这里。”两个酋长把公挟持到城南三里圈头桥的旧营地，酋长首领拥请公上座，叫道：“孙宰相！”公盘腿坐下大骂：“臊狗奴，为什么不赶快杀我？”其中一个会说汉语的酋长说：“北朝识得好人，优厚礼待士人。相公为什么不归顺北朝，辅佐大业，却白白替南朝去死？”公呵斥他说：“我是天朝大臣，城亡我也亡，死而已！不要多说。”一个酋长说：“既然不投降，为什么不拿金银赎命？”公又骂道：“臊狗奴，真是没有耳朵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天朝有没金银的孙阁老吗？”公命人铺苇席在地上，向宫阙方向三叩头，呵斥两个酋长赶快拿绳子勒死他。公气绝后，酋长相互看着叹息，嘱咐被掳来的老妇人说：“这是孙宰相的尸体，要好好看护。”于是拔营离去。十五日，太监高起潜的军队到达高阳，询问遗民和从奴兵那里逃回的人，详细得知了公的死状。他们置办棺材，做了一床被子收殓公，向遗体行礼哭祭，并上奏朝廷报告。皇上说：“故辅孙承宗，辱骂贼寇而死于义，惨祸还牵连全家，朕心中十分悲痛。有关部门应从优议定抚恤。”等到有关部门上报复议疏，诏令只恢复原官，给予祭葬，至于赠官、荫子和改谥名号，都没有批准。这比其他阁臣在窗下因病死去的人所享待遇还差。有人说：这是主持国政的人所主张的，并不是皇上的本意。公用一死报答国恩，树立天理，彰明人伦；一死之后，公的事情就已经完成了。小人懂得什么？他们把公的死看作对自己的威胁，只怕不能压制他、埋没他的名声。他们拜祭哭悼公，还不如阉党；他们相互对视叹息，也还不如奴兵。推究他们的内心，只是害怕守节死义之事受到推重，而贾维钥、白养粹之流不能和他们并列存在于世罢了。我还责备他们什么呢？公的妻子、赠一品夫人王氏，生有七个儿子。长子孙铨，以选贡身份任高苑知县；铨的长子孙之氵芳，任锦衣卫指挥佥事；他们都守住官职，没有遭逢此难。第三子孙钤先于公去世。跟随公死于义的，有次子举人孙钅▯、四子廪生孙钅含、五子尚宝司丞孙钥、六子官生孙铈、七子生员孙镐；孙钅▯的儿子孙之沆、孙之滂，孙钤的儿子孙之氵景，孙钅含的儿子孙之洁，孙钥的儿子孙之▯，都奋力作战、辱骂贼寇而死。孙铈有一个儿子，出生六岁，依靠母亲藏在草丛中得以免死。公的兄长义官孙之子的孙钅柬，以及钅柬的儿子孙之澈、孙之▯、孙之泳、孙之泽，职方的儿子孙锵，以及锵的儿子孙之涣、孙之瀚，也都死了。公的苍头侯果陷入奴兵之中，后来逃回，在圈头找到公的尸体。他向高太监报告噩耗，把公的灵柩运回。一路寻找，找到了公的几个子孙的尸体，又向亲友乞求帮助，将他们收殓安葬。侯果说，公的面貌如同活着一样，胡须头发浓密，舌头微微伸出，赤身躺在田野间。乡野之人夜里偷看，见他身上像生出鳞甲，怒张如虬龙攫取之状，没有人敢逼近观看，便离开了。灵柩将要出发时，风雷交作，天空昏暗，乡里人惊慌地以为大军又来了，过了一会儿才停止。公的子孙相貌都雄伟俊美，能写文章，具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将来可以成为伟人、大将；而且都能舍生取义，跟随公同归九泉。他们之所以称为公的子孙，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其他方面。公的见识通达敏捷，商议裁定详尽审慎，贯通典章，熟悉事物的道理。他在朝廷上发言，面对纷乱纠结、盘根错节的事务，往往迅速剖析解决，几句话就能了结；议论事情、分析道理，能切中经义而谐于世俗，谈吐隐微却切中要害，间或诙谐，纵然是强悍骄横的将领，也没有不笑着低头的。至于裁断国家大事、辨析隐微事务、应机决断，片刻之间便能完成；他的智慧如炙火般明白，辩才如泉水喷涌，只探究深层和细微之处，不早不晚，世上从未有人能窥见他的谋略。神宗显皇帝病危时，方从哲执政，神宗以遗诏将后事托付给公。公请求把发放国库钱粮救济边军写入诏书条款，方从哲说：“东朝崇尚节俭，不能比大行皇帝差，发放国库钱财还不能议论。”公说：“宰相主持军国大事，怎么能预先估计君上不能做到而先替他取消？诏书中拟定发放国库若干，让近侍请皇上降旨执行；即使一时不许，也可以坚决请求，最终还是能够得到批准的。”方从哲以不熟悉近侍为理由推辞。公笑说：“禁止交结，难道是为今天才设置的吗？内阁中不是有每日传递文书的内官吗？”诏书于是定下，最终发放二百万，九边都欢呼称颂。显皇帝登遐时，东阁集议，请求将睿宗迁出太庙。礼臣、科臣都赞成此议，公却不响应。阁臣询问公的意见，公说：“睿宗今天应当迁祧，是因为按今天的礼制不应当入庙吗？”礼臣说：“是。”公说：“既然如此，那么孝宗难道可以永远不迁祧吗？国家的祭祀制度，除了亲属关系决定是否迁祧之外，是论功德，还是论世次？如果论功德，那么即使以孙辈议论祖辈，也有不忍心的地方；假如世世代代都有功德，就世世代代不迁祧；世世代代都没有功德，就世世代代迁祧吗？如果论世次，就应当以义来制约礼，迁祧并不是因为忍心。所迁祧的祖先，难道也有高下差别，唯独孝宗不应迁祧吗？况且神宗皇帝对于睿宗来说是曾孙。既然迁祧了曾祖，再过两代就是武宗；再过一代就是世宗，而不迁穆宗。亲属关系穷尽的原则究竟是什么？难道要世世代代都迁祧曾祖吗？”众人都说：“好。”于是停止了迁祧睿宗的议论。熹宗即位，台省官员集议改元，馆阁大臣都唯唯诺诺。公说：“大行皇帝只做了一个月的尧、舜，诸公怎么忍心夺去他的年号？大行皇帝已经下诏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如今为了奉承今上而夺去它；诏书又说今年八月以后仍称万历四十八年，如今又把已经让给大行皇帝的残余年数夺回来。这一议论，对祖先是不顺，对父亲是不孝，臣子以妇人宦官式的忠顺，把皇上陷入不顺不孝之中，内心忍得下吗？”

译给事中魏应嘉说：“新君即位已经一年多，却仍沿用旧年号，似乎不吉利。”公说：“帝王以一日代一月，本来就是变通丧礼。帝王也是人子，哪里有人子居丧时顺从变礼，却认为沿用亲父的年号不吉利呢？假如大行皇帝在明年正月初一去世，今上在灵柩前即位，难道要因为终年沿用旧年号不吉利，便在当天仓促改元吗？自古改朝换姓、承受天命，才在当年改元；同一姓氏相继，则过了年才改元。唐顺宗在八月之内禅位，仍命令改元，宪宗却继续称永贞。宋太宗即位便改元，史书认为这是篡夺。实在不忍心看见一个统一的盛世，父子相继为帝，却一年有三个年号，写在史册上，成为千古争论的开端。”众人都心悦诚服。然而后来最终还是听从台省改元，见识明达的人认为公的议论才是正确的。熹宗日讲结束后，王安对内阁的刘一▯景、韩▯广说：“两位公卿如果肯做张江陵，我就不难做冯司礼。”两人都迟疑不答。王安又向讲官说起此事，讲官钱象坤用手肘碰公示意，公才上前回答：“时政废弛，这话确实是救时的良药。但冯、张不能善始善终，希望取法于他们的前半生，鉴戒他们的后半生，使韩、范、吕、张不至于独享美名，这样才可以。” 王安说：“为什么？”公说：“冯、张肯整顿法纪。如今要做冯、张，就应当整顿各属衙门。”王安说：“您是指十库吗？”公说：“何止十库。譬如一个大家庭治家，必定要使家督以下的人都吃饱穿暖、心情欢悦，哪里能天家一开始就同身边人争刀锥之利？只应当仰遵皇祖的制度，斟酌现行条例，宁可按照内供分配的定额供给，也不要把正供积存在内库。赏赐节制了，内廷索取自然减少。又如士兵冒名占缺、部漕官员说情、衙门索取财物，司礼监一旦清理，二十四个衙门也都会清理。内阁自然应当仰遵祖法，把各部事务交还各部，以皇上的旨意作为裁决。必须先以自身立足于祖法之中，也请皇上一概遵行祖法；然后中外臣工有不依法律办事的，该谴责的谴责，该诛杀的诛杀，而我不因私情施恩或怀怨。这样一来，冯、张哪里值得效法！”一个阉人讥讽说：“左班官员中有弃城逃跑的，这是为什么？”公说：“我本来已经说过‘有不依法律办事的，就谴责他、诛杀他’了。才提出一个建议，你们就这样反唇相讥，内廷如何做得冯，外廷如何做得张？如果内廷果真想做冯，就从这里做起。” 王安说：“所议论的是朝廷的重大政务。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敢妄自发言？”他看了公一眼便退下，退下后对同僚说：“孙公的议论重大，应当向内阁直说，向内官说有什么用？”当时正准备推举公代任司马，同僚开玩笑说：“您进不了中枢了。”公笑说：“正因为这件事进不了中书，哪里还谈得上中枢？”皇上服丧期满后，有关部门上奏请求选立皇后。三宫都已去世，按礼应由穆宗的荣妃传谕。等到大婚选定吉日，典礼隆重，传谕应当用玺。郑贵妃坚决争辩说：“我有宝玺，为什么要请刘妃？难道我就和后宫普通采女一样了吗？”于是厚厚贿赂乳母，身边的近侍也都替郑贵妃说话。王安内心不赞同，却感到为难，便与内阁谋议；内阁要求讲官共同讨论。公说：“郑贵妃据什么来为难刘妃？”王安说：“因为没有宝玺。”公说：“传谕立后，是慈宁宫的事情。慈宁宫的宝玺本来还在，假托荣妃的名义而使用慈宁宫的宝玺，那么郑贵妃就没有理由为难我们了。”王安高兴地称善。刘、郑都是先朝妃嫔，先奉刘妃、后奉郑妃，这样郑妃就会借主持婚礼的名义，实际发布册立皇后的最后诏命。公一句话便使嘉礼确定，消除了宫中的疑虑，也使阉人王安能够执掌此事。公任职于坊局，正直坦然，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了许多建议。他参与大政，入内值班仅一百多天，却挽救纠正、回旋斡济，补益非常多。凡是文书由御前发下票拟，司礼监便命小宦官抱着黄袱包裹的箱子送到阁门，典籍官接过来带入。若有内廷旨意，小宦官便口传说：“皇上传下某事，应当如何处分？”天启初年，内廷口谕频繁，阁臣侧耳听取并记录，唯恐发生错误。也有人借内传之名来办自己的私事。公刚入阁，便上奏说：“臣多日在内阁办事，文书房时常有口头传旨，如讲学、任命将领、准许臣入阁入部等，都关系重大。臣仰见圣意深远，不是臣等所能仰承赞助的。皇上自己掌握威福，一时之间臣等谨慎奉法。但日久时移，也不能没有忧虑。况且传达皇上语言的人，一个字的抑扬，便会关系到事情的轻重。臣愚昧，实在不能不多加思虑。希望皇上慎重对待口传，斟酌写成札记，允许臣等按日列出传旨事项和处分结果，回报御前，详细加以参阅。再赐臣等当面奏对，逐一仰请核实。这样皇上的言语就能统一，蒙蔽也无从产生。”他上奏兵政要务数十万言，末尾说：“宪臣高攀龙，谈到宫闱之事，内心实在忠诚爱护。” 皇上如果相信臣是帷幄中的近臣，就请允许臣直陈先帝遭遇危难的旧事，臣可以引各位辅臣作证，一件件为皇上剖析说明；即使内监中也有人知道这些事情。皇上至尊至贵，实际上处于极端孤立、极端危险的地位，即使身边那些小心恭谨、与皇上同甘共苦的人，也恐怕见识不坚定，被人利用，使皇上的言语、行动、起居每天都被人窥伺，以求迎合皇上的心意。比如先帝体弱多病，最应禁绝房帷之事，却有六七名装饰美丽的人被进献入内。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皇上却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完全知道。天下的祸患，有明着做奸细的，如借疯癫之名持梃行刺就是这样；也有暗中做奸细的，如把刀刃藏在美丽的人身上就是这样。皇祖明白这些情况，并且有驾驭的方法，所以屡次发生也没有忧患。先帝也明白，却因为防范制度有所疏漏，所以一经接触便马上陷入危险。伏望皇上谨慎保养身体，防备隐伏的祸患，作为天地神人的君主，享有千祀万年的安宁。这样，灾祸便不足以消除，胡虏也不足以灭掉了。”公在讲筵中，看见君主年幼，国家根本孤弱显露，便依据经义援引道理，多次委婉劝谏。到这时才直截了当地引出端倪，皇上心有所动，于是极力陈说。

译他也想借助同僚的力量，但同僚都噤声不敢回应，只拟定诏旨上报听候而已。不久，逆贤魏忠贤窃取权柄，群小借内廷旨意相互勾连办事，谗佞之人交相煽动，把宫禁搅得混乱，直到今上即位后才停止。人们这才佩服公爱护君主深切、忧虑国事长远，而且能及早察觉事变。奢酋之乱时，公请求发放国库二十万，内阁私下向司礼监王体乾请求，王体乾不敢先答，只看魏忠贤的脸色。忠贤说：“皇上不肯，怎么办？”公说：“四川一年的赋税，若一年不能平定，就一年不能征收，何况百姓困苦，藩府动摇，皇上难道忍心吝惜二十万，却不吝惜整个四川的赋税和人民吗？”忠贤说：“小财不出去，大财不会进来。”公说：“对。麻烦就把这句话奏告皇上。”又说：“还希望皇上早些发放，迟了便会使万里之外的军务耽误时日。”忠贤说：“钱财宁可用在刀刃上，也不可用在刀背上。”公说：“对。再麻烦把这句话奏告皇上。”忠贤答应着进去，出来说：“皇上答应发放二十万。”工部制造战车，请求国库三万。忠贤说：“可以发户部一百万来分给。”公说：“制造战车有益于战守，正关系军机。” 如果户部、工部彼此坚持上奏，难道不会耽误吗？”忠贤又答应着进去，出来说：“皇上连三万也答应发放了。”御史率众上疏说，皇上应当体察古代帝王自称孤、寡的意思，臣下不可引导皇上奢侈骄泰，只称“万岁”即可。有诏命将御史贬谪外任，首辅竭力营救而未能成功，请求离职。王体乾、魏忠贤极力称说皇上震怒，来压制内阁的议论。公笑着对两个阉人说：“希望皇上做一件大大的分上？”两个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公说：“首辅因为救不了御史而请求离职，皇上留下御史来安慰首辅，难道不是一个大大的分上吗？”两个阉人说：“御史不懂道理，说皇上不可以称万岁。皇上非常愤怒，所以难以解脱。”公严肃地说：“御史所说的，是老学究式的书本话头，希望皇上成为尧、舜，内心确实没有别的意思。先帝临终遗命说：‘辅佐他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这件事流传后世，难道是尧、舜时代所应有的吗？我们要辅佐皇上成为尧、舜，难道可以不尽力解释这件事吗？况且皇上自称‘朕’，也只是皇上独自称用以表示尊贵而已；‘朕’这个字也含有像孤、寡那样微小的意思，并非奢侈自大。如果臣子愿意祝愿皇上长寿，与天地同久，哪里有说不可以称万岁的呢？” 两个阉人收敛神色说：“应当马上把您的话奏报上去。”不久，他们拿着众人的奏疏以及宪臣邹元标营救四名言官的奏疏，只把它交给公，说：“皇上传话，这五个人一律释放。”御史夏之令巡视内草场，斥责群宦官。群宦官想殴打他，夏之令打了其中一人的脸后出去。忠贤大怒，命小宦官传内草场的奏疏，要求重罚御史。公说：“这个御史一向刚直，三天前还在端门下责打首辅的胥吏，已经得罪了首辅。如今如果重罚，就是内阁借公事行私怨，首辅如何自我解释？内外相互殴打，唯独依据内廷奏疏惩处御史，不如置之不问。如果要追究，就等御史的奏疏送到，再审查核实处分。假如御史无故殴打内廷人员，就治御史；假如内廷人员有弊端，不容御史巡视，反而弹劾御史，就治内廷人员。决不可偏偏治罪御史。”小宦官进去报告，于是没有追究，后来夏之令终于因别的事情被杀。忠贤因为客氏进献女子、离间三宫，便兴起保和店案件，把三位皇亲家中各三四十名奴仆登记收押到镇抚司。掌管诏狱的刘侨来拜访，陪坐时称公为老师。公说：“你家世代为官，必须是祖父愿意把你当子孙、子孙愿意把你当祖父，我才敢承受老师的称呼。” 刘侨惊愕地离开座位。公说：“皇上正因为离间疏远三宫而受到蒙蔽。三家之狱，意图就在三宫。以普通人家作比喻，皇上是父亲，三宫是母亲。父亲不以礼对待母亲，儿子反而揭发母亲一党的私事，加重父亲的愤怒，这样还能算儿子吗？皇上年纪正盛，将来总有悔悟的一天。现在所做的差错，难道不考虑将来吗？怂恿皇上这样做，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只是一根丝，它能织成多大的网呢？如果委婉曲折地加以解释，所受的祸患不过较轻，几年之后便可以平安无事。到了平安无事时，双方就是祖父子孙、子孙祖父，我也应当收敛双手向你行拜礼。”刘侨问应当怎样处分，公说：“事情有容易而困难的，也有困难而容易的。直接说明外戚受到冤枉诬陷，全部揭发娆、节的阴谋，这样可以在手中奏成，但祸患也会随手而来，这是容易而困难。只登记三家各一个奴仆，不牵连他人，不因赃物多而连坐，说他们是私自图谋奸利，主人并未参与。供词写成后交给法司，我从中替他们解释。这就是所谓困难而容易。”刘侨按照公的话审理。公又嘱托旧日司礼监宋晋，把公的话直接告诉忠贤说：“这样就可以遮盖这件狱案了。”忠贤于是停止追究。后来杨涟弹劾忠贤时所说的以公为证，指的就是这件案子。叶向高是公在国子监时的老师。当时叶向高执掌国政，公位居五位阁臣之下，在票拟商议时，即使越过座次发言，也毫无顾忌。有人在叶向高面前挑拨公。公说：“我不懂忌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像在说法道场上插科打诨。难道我不知道内阁的体统吗？只是我的才具本来就处在中下，而承蒙皇上特别知遇；我已经六十岁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报答称职。等到可以有所作为时，只怕已经长久辜负天恩。不过，首辅是老师，末座是门生。以末座身份干预首辅的政务不可以，以门生身份参与老师的议论却可以。”叶向高笑着道谢。逆阉刚开始掌权时，还不敢公开同外廷抗衡，却尤其畏惧公，每次见到公都侧身行走、退立一旁。公一出去，他便仰卧指斥，把阁臣当作郎官小吏对待，再也没人敢违逆他。公曾说：“中书有韩稚圭，国事不至于决裂，忠贤也不至于杀身。”又说：“熹宗仁慈，宫廷和外廷的事情都可以有所作为；只是老成之臣以谋国为名，任意调停，反而辜负朝廷。”

译公晚年才受到重用，受用后在内廷任职又不久，虽说是人事如此，难道不也是天意吗？公的出仕、退处、进退，大节凛然，遵循正道、执守礼法，至死不变。他在词馆中辗转任职，历经十八年。因为参与筹划庆陵，加授三品服俸，便闭门请求退休，说：“朝廷这样对待我，我应当裁量自己应有的待遇了。”首辅极力挽留，他才出来任职。有人劝公做高新郑那样的人，说：“逆势取得权力，顺势守住权力。”公说：“众人对我的期望很深，只是希望我有所作为。如果能够顺利守成，也应当先偿还通过逆势取得权力的债。一两件事情可以偿还，却会损坏朝廷一两件事情。天下难道有损坏事情的好阁老吗？如今人们推举一个人居于首位，便想借这个人替大家作主，而这个人反而被大家践踏。朝廷的爵禄有限，即使全都集中在一人手中，难道能够遍赏同僚吗？如今天下若能得到三四个正直之人，以正道侍奉君主，不可为时便停止，还能做成几分事业。否则还要阁老做什么？”那人谢他说：“我本来就知道公不会做高新郑。”公自己请求督师，一出任便使内外阻格。公多次请求入朝觐见，分条上奏战守大事，宰执都阻止他。公说：“诸位大臣怀疑臣一人，是想占据中书的位置。” 放弃自己所任的职位，却谋求占据中书，这也是天下最不肖的行为，尚且还能替皇上承担恢复大业的重任吗？臣虽然品德声望比不上古人，也希望诸位大臣体谅臣，不要以为五月披着皮衣，却还要拾取遗失的金子。公曾说：“范希文暂时出仕却图谋回来，李伯纪出仕后又悲叹不能回来，这些都鄙陋。李伯纪说：‘既然出发以后，就应当前进并死于敌前。’这正是臣的愿望。万一朝廷不能坚持原议，陛下也应体谅臣的一片孤忠，以保全君臣之间的情谊。这是君主和宰相应当考虑的。”督师再次被召，随即又遭谗言阻挠。奴骑再次入侵，人们说：“难道还能有第三次吗？”公叹息说：“张德远曾说：‘皇上再次任用我，我当天就上路，岂敢以年老有病为借口。’他难道是与众不同的人吗？”丑、寅年交替之际，右地官位空缺。朝廷官员多次问公的起居，公告诫儿子孙钥说：“赶快回去侍奉老人，不要让人怀疑我把你当作假装谦退、实则观望的人。”孙钥奉命出使回来，便遭逢灾难。逆阉横暴时，派来侦察边事的缇骑日夜侍立在公的帐下。公大声问：“你们家的老公公还好吗？”所谓老公，是士大夫对群阉使用你我称呼的惯常说法。缇骑叩头，声音发颤，公只是点了点头。道人宋明时自称能用符法制服敌虏，逆阉便把他交给蓟镇督师。蓟督盛设帐幕供奉，望风而拜。宋明时用符咒禁制四名士卒，说：“可以抵挡万人。”蓟督告诫各将撤退让路给他。诸将都大笑，宋明时招摇到关门。公说：“这是妖言惑乱军心。”便把他拘押起来准备斩首，蓟督坚决请求，才释放他。逆阉觊觎封赏任用，便以捕获奸细来冒充军功。辽人告发董成俊驻守罗城时与奴兵交通，准备兴起大案。公上奏说：“心怀二意、暗中窥伺，难道全都没有原因吗？番快用刑拷打，什么口供求不出来？我们正要网开一面，借贼寇制造的杀机来收拢投降归附之心，怎么可以暗中罗织罪条，残害无罪百姓，断绝他们归顺的道路？”于是命有关部门一律平反，保全救活的人很多。吴国丙是辽人，跟随赞画孟淑孔从东江把逆贼刘伯氵强带回归正。孟淑孔派他进入奴兵行列，吴国丙杀了同行者，又夺取了他的妻子，惶恐不敢回来。路上遇到一个书生，书生对他说：“魏司礼想凭边功封王，这是奇货。”吴国丙便到东厂告发事变。刘伯氵强、聂廷金用一万金贿赂奴兵作为内应，孟淑孔主持此事。逆阉派旗尉秘密把案子交给公办理。公正因晋阳之事受到怀疑，两位道臣相互说：“阁部现在正危险，必须杀掉这几个人来解除危机。辽人杀过多少人了，难道还吝惜这几个人吗？”公严肃地说：“我们这些人各有一个首领，十几个人便有十几个首领。为了保住这一个首领而杀掉十几个首领，那就先有十几个人死了。公文即将下达，你们应当尽心审讯；如果果真有罪，不要因为东厂听信而顾惜阁部的首领；如果不是真的，也不要因为阁部而顾惜首领。假如错失实情、冤杀了人，我就要飞章上奏，为十几个人争取这个首领。”交给推官陈祖苞查验后得到实情，于是把聂廷金发配戍守居庸，把刘伯氵强等安置在宁远。旗尉环拜说：“公真是天人。我们这些小人也都有父母妻子儿女，哪里敢违抗天意，不把实情完整报告？”逆阉派人查看他们的狱辞，找不到可以周密罗织的地方，只得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公常说，阉人哪里能杀人，实在是士大夫互相杀害罢了。那些替阉宦支撑门户、不畏强权的人，都是这种缘故。党争各自对立时，有人说公应当亲近某某，把他当作君子。公说：“依附小人的人成为小人，依附君子的人却未必成为君子。我们应当斩钉截铁、咬紧牙关，独立立身于世，难道能像蓬草一样随生随死吗？”梃击案发生后，主持疯癫说的人纷纷向公进言，公接连堵住他们的嘴。有人说公应当参与调和，公说：“被君子容纳，未必就是君子；被小人容纳，难道不是小人吗？我平生不依附君子，难道可以去求小人容纳吗？”公每次同党人谈话，总说：“不要坠入轮回。”有人问轮回是什么意思，公说：“我刚刚制约别人，随即又被别人制约；刚纠正一番，马上又进入另一番轮回。轮回能有几番人才，国运又能有几番？我入朝以来十六七年，已经看见多少次轮回了，能不害怕吗？”公考中进士，是孙慎行选拔推荐的。孙慎行任礼部尚书时，弹劾前任辅臣方从哲进药毒杀先帝，认为应当诛杀。公在内阁公开说：“进药并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实际上出于圣上的意思。把这件事当作弑逆来定罪，不合律令。庸医误杀伤人尚且有罪，何况万乘之主？” 李可灼应当依法论罪。普通人家的父母病重，因误服药物而受伤，家人归罪于长子擅自作主，这是合乎道理的。方从哲应当削去先朝所赐的恩荫，以承担如同长子擅自作主那样的惩罚。”孙慎行恼怒，认为这是反对自己；方从哲也因此怨恨公。

译二魏扰乱政事，贤能之人相继被贬斥。公抗疏陈述自己说：“臣是故孙慎行所选拔的士人，也是高攀龙、左光斗曾经荐举引进的人，按道义不应当因为幸灾乐祸地认为祸患还没有牵连到自己，便自甘聋哑，姑且在天下容身。”又极力议论赵南星、高攀龙被逐，说：“如果罢免两位大臣出于皇上的意旨，那么皇上独自掌握权力，未必符合天下公议。假如罢免两位大臣是因为厌恶他们，内廷便会结交外援，天下人都被收入他们的牢笼，大患马上就会到来。即使凭皇上的威灵，马上把奴酋捆绑在宫阙之下，天下的祸患也不会结束。两位大臣正直清白地离去，而臣独自留下，一定是因为臣另有品行上的缺失而感到对不起两位大臣。假如臣不早作决断，臣将来处在什么位置、任职什么事情，日后想像两位大臣那样离去，又怎么能够做到？”公不屑于依附部党、彼此倚仗以求得名声，立朝议政时坚持抗议，常常援引义理相互驳正。即使身处末流、时局危急、命运不济，也不惜同他们一起遭祸到这种程度。公处理政事，珍惜名器，爱护国体，遏制侥幸，禁止贪冒，综合考核、澄清淘汰，每件事都可以作为法则。辽阳陷落，朝廷内外纷纷议论增设官员、设置镇守。通州新兵一万人，大多赤脚，拿着白木棍，却由提督、总兵、道员、将领等许多官员监统。公说，平时无事便设置许多官员，只会扰乱一万人；有事时一万人反而不足以保卫这些官员。文官喜欢听信游士妄人的练兵议论，一听到警报，就把没有编制训练的士兵交给彼此不熟悉的将领，牵制拖延，最后因此失败。于是上奏撤掉巡抚、镇守，只留一名道员和一名副将，后来也撤掉了。又请求撤掉天津巡抚，改由督饷侍郎兼管。许多被罢斥的士大夫，都想到关门求用，公一概谢绝。有人说：“范文正设置幕府，多任用被贬而尚未复职的人，这是可以效法的。”公说：“读古人的书，应当观察他们所重视的地方。范文正说过：‘有才而无过错，朝廷自然应当任用。如果确实有可以任用的才干，只是不幸陷入官吏的议论中，不因事情的缘故起用他，便会成为废人。’确实有可用之才却陷入官吏议论，是不幸；这是范文正所急于解决的。如果没有可用之才，而陷入官吏议论又不算不幸，范文正怎么能任用他呢？”己巳之役，朝廷依据石亨、杨洪、周尚文的先例，把马世龙从狱中放出。阁臣告诉公：“皇上知道世龙是您的旧将，您入对时应当替世龙说话。”公说：“我刚从田间回来，还没有得到一次当面奏对的机会，便急忙谈到有罪的旧将，这是要趁危急来要挟君主吗？” 即使世龙可以任用，也应当由皇上赦免他、召见他，询问战守的机宜，然后再任用他；这样恩德归于皇上，世龙也不敢吝惜一死。把他放到战场上试用，爱护他的人不能掩饰他的无能，嫉妒他的人也不能压制他的长处，这同样是为了使世龙安心。”皇上听到公的话，立即召出世龙。公在关城时，长子主持家政，幼子就读家塾；孙铨、孙钅含、孙钥轮流到省城侍奉。每次往返，头戴未首靴▯，手握刀、身插箭，和旅人、戍卒混杂在村店里吃饭，挥鞭纵马而去。自大将军以下，想派使者拿一壶浆水到马前慰劳，都没有机会。尤世禄镇守固原，带着名刀、组甲、狐白裘前来问候。公退还狐白裘，却把刀甲送给王世忠，命他佩戴，以在西虏面前夸示。公东归那天，高第送来丰厚馈赠，公笑说：“我不收，也可以不送；公如果不收，怎么能不送？留下这些，堵住车上君子的嘴就可以了。” 当初开办盐屯之利，两年可以得到十万余，第二次办理时利息更加丰厚。丘禾嘉等人借机从中做交易，常常被镇守、道员所挟制。御史王道直巡按辽地，说盐屯十万可以用来买马，幸而皇上旨意没有追究。有人说：“中朝是不想追究丘禾嘉，并不是只免除这一项罪责。”道臣陈新甲根据簿籍上报，公用诙谐的话回答：“我完全知道事情的始末，也完全知道这位巡抚的苦衷并且怜悯他。观音大士观察、听闻众生的苦恼，难道不会大发慈悲，托善财童子传话，只是要防备竹林里的鹦鹉多嘴，不要猜疑大士。”后来公把这件事告诉辽抚方一藻，列入经费，辽地百姓因此得到依赖。公严格要求自己，宽恕对待他人；执法谨慎，用刑详慎。激励忠义，鼓舞豪杰；使贪诈之徒被驱使，压制老奸巨猾之人。至诚而又体恤，机变四面响应；闲静深沉，谋略盘旋百出。鉴别人才，洞察真伪。人谋、鬼谋，无论谁来告发，都像回声一样立刻得到回应。公自己也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如此。赵率教、满桂，是公从偏裨中提拔出来的，最终成为宿将。王楹、何可纲、鲁之甲，是公从逃亡将领中提拔出来的，最终因战事而死。祖大寿犯法本应斩首，公赦免他而任用，最终以收复失地来报效。袁崇焕、马世龙等，是公以优厚礼遇托付重任的人；一旦有一件事做得不当，公便要施行大法加以斥责。其中军爱将马世龙多次被弹劾，反而更加感奋，自插酋部出贺兰山，入侵宁夏，六战六捷，斩获首级和俘虏七千多人，最终以功名终身。王楹死时，公请求授官给他的儿子，说：“古人解下官职来换取别人活命，臣愿意解下官职来赠给死者。”陈谏是广獠人，尤智是夷人，他们都因勤于职事而死，公都请求从优抚恤。为辽事而死的张铨之子张道▯、张承胤之子张应昌，都在边塞下受到罗致；想到羽林孤儿的情状，公没有一次不抚慰他们，直到流下眼泪。李平胡是宁远伯李成梁家的家丁，善于作战，屡次升任都督，东虏、西虏都称他为“三都督”。后来他获罪逃亡。辽东战事兴起时，有个自称李平胡的人来归顺，说起李家的旧事非常详尽。王公见到他，说：“这是假的。”便给他食物，借用他的名声来震慑敌虏，却不让敌虏见到他。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罗三杰，是李如松乳母的丈夫；王之臣拜他为大将，最终反而被敌虏嘲笑。刘兴祚来归时，和他的弟弟刘兴贤在红花店遇见王公，两人携手拜倒在马前。王公抚慰他们，退下来后说：“刘兴祚将来会为我而死，刘兴贤最终一定会做贼。”永平之战时，刘兴祚的家人回来报信说：“兴祚被射死了，兴贤被奴虏俘获，已经被切成肉吃掉了。”孙元化建议一并抚恤兴贤。王公说：“还没有。兴贤的面相不像会死的人。”后来兴贤果然还在奴虏之中，招引兴治、兴沛在东江反叛，最终使刘氏家族覆灭。

译王公为人端庄严肃、内心中正，忠厚诚实而平易正直。他从未专门讲学，但资质和修养接近大道。他在官署同僚中，自己说受关西冯从吾、东越周汝登、青州钟羽正三人的切磋砥砺最多。军务稍有空闲，便和鹿善继等人点灯危坐；仆从车马不受惊扰，铃铎声间或响起，恍然如同清静的书窗道院。初更钟响便入睡，清晨钟响便起身。经历八百个昼夜，听辨一百零八声钟的高低、快慢，深思后回头观察，以穷尽车营变化的规律，写成《车营百八扣》。他对鹿善继说：“我平生不懂得‘格物、物格’的道理，如今在车营中，窥见一些端倪了。”戊寅年春天，福建人蔡鼎脚底磨出了厚茧，赶来告诉王公：“奴虏将要再次来犯，高阳守不住了。”王公说：“这里是父母之邦，离开后将到哪里去呢？”蔡鼎说：“进入保定，可以守住。”王公说：“没有君命而守城，与没有君命而逃跑，有什么可选择的？你暂且不要再说了！”奴虏的侦报来到后，王公的几个孙子中有的在河间倒换马匹，写信给郡守，连夜用绳子缒下城去，六天后回来，而城池已经陷落。城陷之日，父亲为忠而死，儿子为孝而死，妇女为节而死，奴仆为主人而死，争先赴义，没有一个人屈辱偷生。王公曾说：“先帝把我比作汉武帝时的汲黯、唐代的晋国公，我哪里敢当？成败利钝，不是我所能预先料定的；生老病死，时机到了就应当接受。这样或许可以勉强比得上那两位吧？”他从容赴死，慷慨殉难，世人认为这是奇伟的大节；但对王公本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王公生长在北方，游学于塞下，承受崆峒山戴斗之气，具有燕、赵悲歌之节。他写文章雄健深厚，像他的为人一样，不烦琐雕琢，也不刻意模仿。每次落笔，仿佛蛟龙屈曲盘绕，江河争相奔流，云霞纷纷聚集，波澜浩荡。虽不敢拿自己和古人相比，实在是近代少有的文章。有文集一百卷、奏议三十卷，兵火之后，茅元仪从颓墙破屋中得到，南参赞范景文刊刻流传。另有《督师全书》一百卷、《督师事宜》十八卷、《车营百八扣》一卷、《历官旧记》四卷、《抚夷志》十卷、《高阳县志》十四卷，只有《中官志》若干卷尚未完成。《前督师纪略》十六卷、《后督师纪略》十卷，是定兴鹿善继编纂的，对于王公的事迹，能够掌握其中的大要。王公的品德声望在馆阁，功劳在国家，威名在夷虏之间，忠义遍及天地。海内即使是村塾中的老儒、边塞退伍的士卒、奴仆牧人、小儿厨妇，说到王公，没有不瞪大眼睛、挥动手臂，感叹哭泣的。然而边塞的仇怨、朝廷中的诽谤之火，却从缙绅学士口中发出，沿袭相传而不能消解。至于那些诬谤的文字和污秽的史书，流传到吴下的，虽然芜杂累赘，不值得一一谈论，但其主要说法还是可以列举的。第一种说：“王公不应当自行请求督师，自行请求就是擅自接受君命。”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诸葛孔明讨伐贼寇、裴令督战，也都不是纯正的臣子，难道应当以矫诏之罪伏法吗？舍弃台阁之位而统领军队，放下平章政事而从事征伐，挺身冒险，以自身来殉国；而那些只会粉饰文书、谋求自保的人，反而想用腐鼠来恐吓他，不也太令人痛心了吗？那些人自身不过如焦牙腐草，临时充任危急关塞的守臣，一旦卸下沉重负担，放到安全之地，便因过去的创伤而生惭愧，因感伤消退而生怨恨，于是涂唇磨舌，牵连到门户拥戴之类的话，企图扰乱国论而掩饰自己的昏昧；这就像东家诋毁西施，只会更加暴露自己的丑陋。另一种说法是：“王公不应当自行请求入朝觐见，请求觐见就是逼迫君主；难道没有看到不见马首就向东进发的诏令吗？” 对君主身边的猜疑、对族类的恐惧，并不是逼迫君主，而是逼迫宦官。兴元请求入朝，便有“横冈应谶”的诬陷；蓟门请求觐见，便有“石头”“便桥”的诋毁。奸邪丑类，古今都是同一套路。至于如今那些阉童、乳媪之子，接连上奏章、累次进疏，原本九刑未亡，丹书未改，却还被奉为圣旨、承受其余威，这就是他们罪状的首要证据，不必等到查案考核就已经明白了。另一种说法是：“王公不应当竭力主张恢复，主张恢复是错误的谋算。”试问西虏的毳帐为什么远远迁徙？老奴的蚁穴为什么屡次迁移？被整顿、焚毁、抛弃的辽东土地，为什么变成了坚固的城池？被拔出陷落之地的辽东百姓，为什么重新生息聚居？王公竭力在边境之外开拓这些地方，他们却坐在后方只在纸上筹划。军务的实际情况昭然可见，怎么能诬蔑呢？柳河的败绩，是因为出兵日期违误；大凌的陷落，是因为朝廷谋划失当；觉华的失陷，是因为后方政务处理失误。抓住这些事情来议论进取不对，竟把先行退走说成能臣，把屡次逃奔说成良将，把割让土地说成深谋远虑，把自尽说成最终结局，这是天下臣子中最严重地参与逆奴之事的人。总括朝廷内外与王公相抵牾的议论，有两种：一是主张守，一是主张议和。那些人并非真能守，只是退却罢了；也并非真能议和，只是求得苟安罢了。王公曾写信给执掌国政的人说：“如今合天下人的意见，只有一个‘怕’字：第一次害怕，便从开原、铁岭退守辽阳；第二次害怕，辽阳失守，便退守广宁；第三次害怕，广宁失守，便退守山海关。如今对山海关的恐惧更加严重了：辽阳十万人战败，广宁十八万人战败，三次失败以后，还凭什么不害怕？缩着脖子、收起手脚，只是拖延苟且，勉强保住眼前，口口声声说‘不要招惹他们’。古今夷狄造成的祸患，没有比宋代更惨的了。玉帛、子女，送了一批又一批；边境土地，退了一步又一步。送到无可再送，退到无可再退，当时也只是因为一个‘怕’字而断送了国家。如今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王公何尝不主张防守？胆怯的人忌讳说退，却拿一个‘守’字来抵挡，这是第一种反复。王公曾论述议和的危害说：‘尚未被征服便同它订立和约，它的心必然骄横；有所倚仗而来要求利益，它的欲望必然奢大；幸而保全自身、结束局面，所耗费用必然巨大。已经议和却仍然防备，和因为倚恃和约而放松防备，祸患都会发展到难以支撑的地步。’王公的意思是，我方应先确定战守的局面，在两河之间休养生息、训练军队，沿海建立根基，坐等敌方发生变化。等他们已经畏服、摇尾乞求议和时，再用柔和的办法收养安抚他们。”

译如果各种祸害相互吞并，投降的人在内部响应，就应当压制并消灭他们。像今天这样谈和，打又不能打，守又守不牢，退又无处可退，只想把国家拿出去交易，以结交桡酒之欢，求取歌钟之赏；求和又得不到，难道就能谈成和约吗？王公何尝是最终废弃议和？糊涂的人忌讳说“和”，却用一个“款”字来掩饰，这是第二种反复。王公在朝廷中树立的原则，是立志于端正朝廷、清理宫府、杜绝私门、打破朋党。譬如青天白日，横着眼睛、四足行走的众人，都仰望它的清明；而秋霜夏日，即使是善人君子，也畏惧它的凛烈。那些卑鄙小人和奸佞之徒，不寒而栗，把王公视为骨肉之仇、血海之恨，活着排挤、死后也诋毁他，本来就是他们的必然做法。王公生于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壬申，享年七十六岁。王公去世八天后，之氵芳从京师来到，改换棺木入殓。又过一个月，铨从高苑赶来奔丧。日期月份自有时限，哀悼的诏书尚未完备。于是于崇祯十二年七月六日，将王公安葬在城西二里祖居乡里的西原。谦益壮年时曾登门拜见王公，如今已经老了，难道能忍心畏惧权势、躲避党争，为爱惜自己一死而欺骗天下后世吗？谨慎地编排整理这些事迹，写成行状，以备献给君父，交给史馆，请求编入史册，流传无穷。苏子瞻为司马君实撰写行状时说：凡是关系天下治乱安危的事，没有不记载。谦益也是这个意旨。戊寅年九月，我出狱南归，拜访王公高阳的故居，亲眼见到他的房屋尚且勉强完整，器物仅仅够用，还不到普通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由此才知道王公立身廉洁清白，连一介之物也不取，这些传闻确实可信，并非虚妄。这对于王公来说只是小事，是有见识的人不屑谈论的；然而世间的奴婢小人谈论王公，必定把这件事当作依据，所以不能不记录。谨此作状。崇祯十五年八月戊戌朔，门生、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前史官、常熟钱谦益撰写。《初学集》卷四十八。行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