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四十二

译《龙树庵记》。儒者文文起、姚孟长，是我郡中卓然特立的人物，却喜欢同佛教的广传和尚交游。广传是太仓州沈氏的儿子，学习儒学没有成就，便改学经商；经商又没有成就，于是喜好学习佛法，参拜雪浪、云栖等大和尚，栖居在本郡华山寺。他聚集清净僧侣，翻阅《大藏经》，披衣劳作、筹划经营，像料理自己的家业。不久，华山寺发生土地诉讼，僧徒惊恐，想要散去；广传向佛哀告，离开俗姓削发，发誓以死守护。案件过了三年才稍稍平息，他于是离开那里，游历虎林、天目诸山，供养行脚僧人，行持坚苦。回来后在墓田的丙舍休息，结庐居住，又把墓田斥资用来奉佛，齐众所称的龙树庵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看佛教徒的说法，认为山河大地一切如幻；他们寄身的瓦钵、锡杖、一餐一宿，甚至五山十刹，也不过把它们比作旅舍和传递站罢了。然而他们往往把塔庙看作自己的国土，把伽蓝看作金城汤池，拼死守护，身体可以被杀，寺院却不可被夺，像广传这样的人是多么坚定啊！如今做卿大夫的人，身受国家边疆的托付，却不难用军队和文书把它交给敌虏。一旦丧失军队、丢掉土地，国土一天天收缩百里，只能拱手瞪眼，彼此相看；所谓失败便死、危急便逃的人，与佛教徒相比又怎样呢？佛教的塔庙遍布四海，从来没有把守护责任专门交给一个人；前面也没有用高爵厚赏来诱导，后面更没有用严刑死罪来警戒。然而佛教徒拼死守卫塔庙的事时常有之，卿大夫却把边疆之事看得像下棋一样。难道佛能够用祸福之说使天下人倾心，而国家的赏罚反倒不值得遵循吗？还是因为佛教徒抛弃俗姓、毁弃世俗服饰，剃除头发，没有妻子、儿女、身体和名声的束缚，所以他们的志向可以卓然伸展，而不能据此责求卿大夫吗？唉！自己不能做到的，别人却能做到；又嫉恨别人能够做到，想用言辞遮掩，说：“那是和尚，他们拼死守住的不过是本来就要逃避我们的茅庐。”一旦有事，向上不能谋划，士人不能赴死，便抛弃一切逃走；国家的边疆竟然还比不上佛教的塔庙，却不知道以此为耻。文起、孟长都是儒者，不排斥佛教而同佛教徒交游，是很自然的。广传治理龙树庵完成后，文起写信托我说：“庵还没有记文，广传已经准备石头请求您写记，您可不要推辞。” 我为此写道：“庵在吴城西边白莲泾南面，向右转行半里左右，老树挡着门，像虬龙攫取盘绕，因此以此命名。建十方堂来安养老病僧人，蓄养池水来放生，建立普门塔来安置四众的舍利；文起又书写《金刚经》刻在塔上。工程始于万历某年，共经过若干年，终于完成。这就是记。《瑞光寺兴造记》。我十五六岁时，跟随先父到吴门，便由瑞光寺的僧人蓝园远公接待。直到现在，先父停船解下行装、与远公相迎谈笑的情景还清楚地留在心目中。每次经过寺门，我总是眼泪汪汪地让车回转，不忍进去。远公住在寺后的禅院，常常让一个小沙弥带我游览废寺。殿堂冷落，塔下长满荆棘，已经分辨不出砖石台阶；廊庑漏穿，破砖朽木与佛像相互支撑，发出拉拉的声响。我们彼此回望，赶快迈步返回。我每次想起这情景，都像回忆从前的噩梦，至今还心有余悸；又想到这座寺院早已倾颓毁坏，不知道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崇祯辛未年，友人张度来告诉我准备复兴寺院，说：“寺院由僧人竺昙实际主持。”不久竺昙来拜访我，说：“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远公院中的小沙弥。您与这座寺院有旧日缘分，请为我写篇记文吧。”唉！当年竺昙做小沙弥、带我游寺时，他的身高只到案几上下。如今竟能夙兴夜寐地经营，使寺院恢复旧日面貌，他所成就的事业实在非同寻常。我年纪比竺昙稍大，成年后入朝做官，正值战乱频仍、堡垒相连的时代，沉浮于仕途，因罪被废，一点也不能为自己效力；与竺昙相比，实在惭愧。然而竺昙主持这座寺院，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中，前来相助、拜访的人有多少？被派遣来办事的人有多少？督抚大官更换了多少？他们筑堤推车、富贵显赫时，看那些剃发破衣、穿麻鞋而露出手肘的僧人，简直不当一回事；可是最后能够不感到惭愧的又有几人呢？我曾经论述过，佛教徒经营自己的塔庙，如同士大夫谋划人的军队、师旅和国家城邑。佛教徒把塔庙看作自己，所以保护它不惜头目，修治它不惜脑髓；又不把塔庙看作属于自己的私产，所以收入的一文钱也不装进自己的袋囊，终身的谋划也不涉及子孙。这两点都是士大夫远远做不到的，这难道不正是应该惭愧的地方吗？报应因果的说法，是儒者不谈的。然而我看那些富贵显赫的人，不久便把装金的袋子、盛帛的匣子抛弃在道路上，留下腐烂的尸骨，狼藉地被乌鸦和鹰啄食；同佛教四众受到瞻仰、在粥鱼斋鼓之间安稳清闲相比，他们得到的究竟哪一个更多？唉！士大夫面对佛教徒，不只是应当想到惭愧，难道也可以知道畏惧了吗？以竺昙这样的贤能，能够劳苦自身、捐弃性命来经营他的塔庙，他来取用我的话，难道只是想夸耀自己的功业吗？所以我推演他的本意，告诉世上的君子。我既然对世间没有用处，将来大概会在粥鱼斋鼓之间跟随竺昙终老，姑且写下这些话，记载自己的惭愧。寺院建于吴国赤乌年间，兴废情形载于郡志。竺昙兴造寺院，工程始于万历某年；天启甲子年在佛殿北面建七佛阁；崇祯己巳年修天宁塔，共若干级；募得供养僧人的田地若干亩。寒灰奇公从楚地来此驻锡，昆山王在公孟夙以宰官身份入道，二人都帮助竺昙劝募缘资，终于使工程有始有终。崇祯壬申年五月，常熟钱某为此记。

译《杭州黄鹤山重建永庆寺记》。杭州府治东北六十五里，有一座山叫黄鹤山，高一百多丈，与皋亭山分立；民间称它为皋亭山的黄鹤峰，因为两山都从天目山蜿蜒向东而来，山势分开而不相连接。山的北面有佛日寺，是宋代明教嵩禅师卓锡的地方。安隐一濂慎公曾与祭酒冯公梦祯商议谋划复兴，没有成功，后来在山南得到永庆寺的旧址。永庆寺在唐清泰二年由吴越创建，名为涌泉院；宋建炎年间重建，赐今名。后来被元兵毁坏，慎公四处寻求得到旧址，于是把复兴寺院作为自己的责任。乡人郎佩、郑鹤买地建禅堂五间；僧人如艮、广德、广斌等拿出衣钵资财的余款，建佛殿五间。真寂院的闻谷印公是云栖大弟子，阐扬别传宗旨；慎公诚恳邀请他主持寺院。印公不离座位，佛法声誉便逐渐传播，僧俗纷纷聚集。慎公厌弃尘世离去，他的徒众遵从遗命，把寺院作为十方寺院，不按甲乙次序传授住持，请江湘公主持。大麓等人竭力协助，于是弥勒前殿、两侧廊庑和僧寮陆续完工。印公与慧文制公共同筹划，寺院的规制才开始确定。禅堂用来让大众安居坐禅，佛殿用来让同修结伴念佛；以高墙为界，以长廊环绕。佛号声浩大，仿佛极乐国土涌现；禅板声肃然，仿佛祖师的法灯辉映。即使五山十刹中号称选拔佛门人才的道场，也没有比这里更清净庄严、精进不懈的。王子宇春与诸位上人共同襄助这件事，回来后叙述其意，请我作文记载。唉！禅宗与净土宗，开许与遮止各有分明；但考察近代，却常常相互贯通。楚石是禅门尊宿，却有歌咏西斋净土的诗；云栖是念佛导师，却有阐发关窍、策励修行的著作，从来没有不是水乳交融的。世上的学者妄自产生分别，有的彼此争斗，有的委曲求全充当调解者，茫然不知应当听从哪一方，已经很久了。印公对此忧虑，既倡导单提一宗，又显示禅净双修的规范。就建筑而言，前殿后堂，规矩重叠，出自同一法门，表示宗门不可分离为二；四周墙垣夹着回廊，钟声和鱼梆声彼此交错，距离遥远而互不相及，表示修行道路不可混杂为一。借事物来显明道理，因权宜而彰显真实，也可以说是深刻明白了。寺院工程刚刚完成，印公便飘然远去，使人可以想见他在属山、涌泉之间的高尚风范。濂公、湘公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前后共同承担此事，都是末法时代少有的人物。所以我乐意为此作记，详细说明复兴的缘由，希望后来者可以考察。至于印公一辈人的修行愿力和因缘机遇，暗中相互感召，直到未来无尽之时，必定还会有像龙泉一样奔腾踢踏、相继成为人天眼目的高僧；这当然不取决于楼阁的成毁，也不是区区世俗文字所能记载的。寺院现在名为龙居庵，也叫永庆禅院，我仍按旧称称它为永庆寺。

译《武林重修报国院记》。起初，绍觉法师住在土桥的莲居庵，四方学徒纷纷前来，常常挑着伞、裹着饭，租赁城中房屋居住。仁慈慧公在听讲之余，叹息说：“武林是旧日都会之地，穿方袍、戴圆顶的僧人渡过涛江、越过南海，带着净瓶滤囊，来往如织，却没有一间茅屋可以遮头，风餐露宿，来来往往如同穷困的旅人，这难道就是我们出世度人的事业吗？”宋绍兴年间，原有一座报国院，位于清泰门、庆春门之间，遗址距莲居庵只有几里路，于是发愿修复，把它作为接待四方僧众的地方。湛然禅师撰文倡导，诸方响应，净财如云涌来。过了一年，佛殿、禅堂完工。又过了三年，桑园菜畦、供僧田地、养老房舍，无不依次修治。这次工程没有烦劳鼓吹，也没有装饰文书；僧众出力资助十分之九，善信布施十分之一。慧公说：“我借助诸佛的力量，依靠十方的因缘，才有了这座院子。时间一久，若把它围起来据为私有，使它成为子孙产业、谋取利益，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佛法应当付嘱国王大臣；我若得到宰官护持佛法，请他们作文作证，流传久远，这样才可以没有忧患。” 于是介严子印持登门请求我。我当时正服母丧，迟疑了很久。印持便派他的弟子圆福徒步而来，叩头祈求，一定要得到我的文章才离去；严子也更加努力地请求。我于是执笔写下这篇记，并答复慧公说：唉！云栖去世后，净业衰微；绍觉亡故后，讲席熄灭；魔道与外道交相作乱，盲目的禅学盛行，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您建造这座院子，缘起于绍觉，源流承自云栖，其根基不能说不正。处在今天，难道不应当想办法扶助它的衰落，并考察、纠正它的弊病吗？如今的禅，不是真禅，只剩下公案；也只剩下棒喝。河东的论师谈到密公时说：禅只是六度之一，怎么能够统摄一切佛法？它本来不是可以执取的法，不能用固定的法来说明；本来不是教条，不能用教条来传授；难道可以依循外在轨迹去寻找吗？按禅门的说法，应当微笑便微笑，应当面壁便面壁，应当棒喝便棒喝，这些都属于不可执取、不可教传、不能按外在轨迹寻求的东西。如今却随意类比，到处逢人便讲。上堂示众，像优伶登台；礼拜印可，像儿童演戏。就如贫穷孩子数说别人家的财宝，愚人刻舟求剑。这难道不值得一笑吗？东山法门本来没有棒喝，五家宗派兴起以后，才相互显示机锋权宜。老僧没有佛法，只借黄叶止住孩子的哭泣；童子哪里懂得，反而仿效俱胝和尚竖一指断指。何况聋者与盲者互相高唱，狂乱者彼此尊奉。扬眉瞬目，便被称作眨眼宗师；竖拂子、拈木椎，满眼都是大慧禅师。难道不只是戏论没有停止，反而连妄语也已经形成了吗？这难道不值得悲悯吗？他们竞相夸耀的，无非是门徒众多、名声广传、供养丰厚。一天只吃一餐、桑树下住一宿，是比丘的训诫；搭建高大房屋、养着闲散之人，是古代大德所呵斥的。荷泽神会显扬宗风、弘扬佛法以救国难，连明白道理的人尚且讥讽他固执己见、损害佛法，更何况其他人呢？他们所热衷追求的，正是我所禁止的；有见识的人应当把它看成狮子身上的虫、猛烈燃烧的大火才是。难道还可以提起衣裳跟随他们吗？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宁可守持净土，不趋附伪禅；宁可守住云栖的真实净土，不追逐今天的虚伪禅学。宁可灰心退名，在未来劫中种下净因，不要像狗一样追逐声响，在多生中断绝智慧的生命。我所说的扶助衰落、考察弊病，大概就在这里吧？做僧人的，要守护正法，不沾染邪法；做宰官的，要护持正法，不护持邪法。这样才不辜负如来付嘱的本意，外护佛法如金城汤池的名声，也可以无愧了吧？我为末法时代的情形忧惧已久，因慧公的请求，直截了当地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过，这些话不只是告诫慧公而已。院子的创建始于天启元年，落成于天启三年；又过十二年，即崇祯七年，我为它作记。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常熟钱谦益记。

译《资庆院重修记》。武林的塘栖有一座僧院，名叫资庆，创建于宋建炎年间。到本朝时，前后两次毁坏，残垣断础仅存于茅草荆棘之中。沙门圆公居住在那里，昼夜六时礼佛诵经，与饥饿的老鼠和困穷的鼯鼠一同生活，彼此啸叫应和。乡里大族知道他有道行，便共同帮助他，剖去朽木，剪除污秽，筹备材料，雇请工匠。万历二十年，茶亭建成；又过四年，禅堂建成。圆公说：“我凭借清净信众的力量才有了这些，这已经很多了；但终究不能像商人相互求利那样击铃打梆、写信奔走，把我的寺院扩建得更大。”庶吉士胡君休复是塘栖乡人，听说圆公的风范后很为赞赏，便在乡里倡导。高门大户悬挂布施榜，欢欣踊跃地参加工程。某年，大雄殿和大士殿建成；又某年，放生池、普同塔相继完工。方伯桐城吴公揭示资庆院旧日匾额，寺院幽静深邃而完整美好，比从前更加壮观。塘栖是武林的交通要道，店铺鳞次栉比，算盘筹码交错纷杂；尘土飞扬迷眼，市场喧声震耳。只有这座院子独自高高矗立其中，敲磬击钟，清肃清晨，警醒深夜，使看见听见的人都生出随喜之心，清凉地想到火宅中的解脱。至于行旅之人和修道之士，长年漂泊水上，汗流交错，几乎要在梦中呻吟；忽然听到钟声、鱼梆声交相应答，诵经和梵呗的声音在灯火将尽、月亮西落之时激越悲厉，如同沸水骤然得到冷水浇灌，如同酷热之中获得洗濯。他们拥被倚枕，抽泣叹息而解除烦闷酒意的，不知究竟有多少人啊！”}], 如今建成这座院子，比起深山空谷中只作为幽静栖居、闲适止息之地的院落，它的利益难道不是更多吗？然而圆公不把荣名利养当作追求，辛勤经营四十年，恍如一弹指间，院子终于告成。那么，其中营造的诚心，以及休复出力相助的功劳，都是不容抹杀的。圆公开始经营时，只有一瓶一钵，休复确实和他共同承担了艰难。后来休复现身为宰官，不久便去世了。进入这座院子，听到粥鼓声凄凉，看到禅灯黯淡，也一定会俯仰今昔，感慨万端而长叹三声吧！从今以后，夜壑已经迁变，朝夕之间的荣盛也屡屡凋谢；但这座院子的香火灯传却会长久延续，并且越来越兴盛。千百年以后，难道不会有人因为这座院子而追问当初的创建者，在荒坟宿草之间凭吊休复吗？由此说来，世间万物的成、住、坏、空，没有不是相互依待而成的；而楼阁的庄严，在四十年间幻化出现，大概也正如荣名利养一样，不能以为是恒常不变的。这也可以令人感动而有所觉悟了！圆公托卓子去病，带着他的徒弟到虞山来，拜访我，请我作记。去病大概是和休复共同兴复这座院子的人，这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替他们写下这件事，交给去病，让他买石刻下，彼此相对感叹这段因缘！时在万历丁巳年夏六月。《径山种树记》径山是天目山的东北峰，伽蓝寺坐落在山顶五峰之间。凡有兴建工程，都要到千里之外取材，渡过大江，冒着双溪的水，经过洪流暴涨之处，然后逆着山坡而上，沿着崎岖道路，边走边喊“嗨哟”，十里路要转折百次，最终役夫跌倒，木材石料散乱狼藉。因此寺院不久便常常废弃，废弃以后也难以重新兴建。听谷禅师印公对他的弟子某人说：“为什么不买些山地来种树？树木可以成材，百年之内，难道不能在山上选择木材吗？”于是买了若干亩山地，种松树、杉树若干株；沿着直岭直到三门，又种若干株；把契券刻成三份，作为守护和禁约的凭据。他又说：这件事不能不记载下来，于是让某人把它写在石上。《诗经》说过：‘种植榛树栗树，椅树桐树梓树漆树，等到长成便砍来制作琴瑟。’这是古代诸侯建立封国、营造宫室时所做的事。印公是学习佛法的人，却能够这样谋划长远。世上的君子，能考虑到一年之内的事尚且很少，哪里还会考虑百年以后呢？唉！佛教能够昌盛，它的教义本来就应当如此啊。对世间为官的君子来说，这难道不是格外深切的训诫吗？凭借印公的愿力，五百年以后，这座山上的飞楼涌殿，应当会有像苏子瞻诗中所描写的景象；那时我的这几句话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假使世上的君子经过这里并看到它，也只会把我的话当作勉励自己的话罢了。天启四年八月记。《初学集》卷四十三 ○记（三） 《重修素心堂记》吴江张益之先生，是我先父的朋友。我小时候听先父说，益之家世代居住在越来溪，他的父亲静孝先生在溪边建了一座堂，取名为素心堂。堂屋建造坚固美好，高大的树木浓荫蔽日。堂旁有伪吴张士信的厅事。益之家道中落，素心堂已经换了主人。谈到这些事，总令人惆怅。崇祯六年，我到越来溪访问益之的儿子孟舒，登上那座堂，就是所谓素心堂；孟舒已经重新取回居住，并加以粉刷修整。我问起张士信的厅事，只见老屋仍高高耸立，背靠的土台还在。我们一边缓步，一边絮语，感念先父当年游历的踪迹，慨然长叹，不忍离去。过了一天，我到无锡，经过华学士东亭的故宅，那是世俗所推重的甲等宅第。前堂轩敞壮丽，仿佛把八九座素心堂都吞入其中；但它的朴素、雅致、闲静、明洁，大概还比不上素心堂。飞楼高厦，层台砥室，雕花窗户，刻饰屋椽，到处都是。然而红白颜色漫漶，木板腐朽、砖石残缺的地方，也时常可见，不如越来溪的居所完整而美好。我又为此慨然长叹，想到奉诚园、平泉庄，是唐人俯仰吟咏感叹、无法尽数记载的名园；王侯卿相死后百年，后代还能守住旧宅，像魏国公永兴坊宅第那样的，大概也很少了。鲁人赞美僖公重新修复宫室，晋国臣子歌颂文子建成房屋。张家有孟舒，难道不正是贤能的子孙，也是经史急于称道的人吗？我曾把这些话告诉异度，异度说：“唉！我哥哥能够复兴这座堂，实在太艰难了。近年来我哥哥身上没有多余的衣服，吃饭没有两种菜肴，日日夜夜艰苦操持、采摘荼草般辛劳，都是为了这座堂。修整祖墓，刊刻家集，收拢族人、融洽亲族，也都是为了这座堂。修养自身，端正心念，约束妻妾子女，教化僮仆，使乡里受到熏陶而归于善良，也都是为了居住在这座堂中。我哥哥已经七十岁了，因为先人的缘故，想向您的儿子求取恩惠，请您记下这座堂的复兴，用来代替祝贺生辰的寿词，不也可以吗？”我说好，于是写下了这篇记。当时我正在拂水营造先人的墓地，在墓地西侧修筑丙舍。我欣赏这座堂的形制，命工匠画图送来，准备照着它的栋宇建造。将来堂建成，也要请异度替我作记。崇祯九年正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