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一百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词连李善长等。赐惟庸、宁死，善长勿问。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长大逆罪状。廷讯得实，善长遂自经；赐陆亨等死。按《洪武实录》：十三年正月，涂节告胡惟庸、陈宁等谋反，事连李善长及吉安侯陆亨等。上命群臣更讯得实，赐惟庸、宁死。群臣又请诛善长、仲亨等，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问。”至二十三年五月，有告元臣封绩为惟庸通朔漠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刑官请逮善长。诏勿问。会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亦发善长素与惟庸交通状。上命廷讯得实。召善长诣奉天门，抚遣归第。善长遂自经。此国史所纪善长得罪之始末也。尝窃疑善长以元勋国戚，结党谋叛，罪不容于死。业已更讯得实，群臣劾奏请诛，其义甚正，而上以勋旧曲赦之。十年之内，宠寄不衰，有是理乎？纵上厚待之，善长独不愧于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凉皆戆勇武夫，置之勿问犹可也。事露之后，上独无纤芥之疑，而出镇专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谋逆，以初起时股肱见贷。当时公侯，谁非丰沛故人，亦欲为仲亨所为，其孰能禁之乎？涂节等之上变，已经更讯。后十年再命廷谳，始致辟焉。将初辞犹未尽，而后狱乃致详乎？抑前之更讯者无左验，而后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缓之十年，发之一日，劾奏者攘臂于先，而举首者接踵于后。天下后世不能不致疑于斯狱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庚午五月之诏，与善长等之招辞，胪列备载，乃知惟庸之谋逆，发于十三年。善长弟侄之从逆，发于十八年。而善长与吉安、平凉诸公侯之反状，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后发觉也。国史所记，其失实于是乎不可掩矣。上手诏云：三十九年已被瞒过。三十八年善长招云：十三年奸党事发，侥幸不曾发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向糖说出胡党免死，发崇明安置，不曾推问善长情节。则善长之反状，二十三年以前未尝发觉，晓然无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韩公之恩礼弥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发觉，而逮问相错，诛夷殆尽，此事理之可信不诬者也。不知永乐初史局诸臣，何不细究爰书，而误于纪载若此？窥其大指，不过欲以保全勋旧，揄扬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顾当时之事实抑没颠倒，反贻千古不决之疑，岂不缪哉？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而厘正如左：一、《实录》：刑官请逮善长。诏弗问。下善长从子佑、伸于狱，廷讯得实。上召善长于右顺门，抚慰遣归，善长乃自杀。是善长始终未尝下狱也。按太祖手诏云：敕锦衣诣置所提到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发觉知情缘由。则逮问者善长之弟存义，存义之长男伸与李存贤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备条乱臣情辞，则首列善长招辞，而次及存义与其子伸。善长倘终不下狱即讯，则法司何所援据，而有一名李善长之招乎？又按营阳家人小马招云：今年闰四月内，闻知李太师▯下。盖指二十三年之闰四月也。此非善长下狱之明证乎？俞本《皇明本记》云：国老太师李善长为逆党事伏诛，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余口悉斩之。然则善长之不下狱与归家自经，盖亦史臣有隐之辞，非事实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于狱。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师。”群臣不可，佑即惟庸之婿也。李存义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发，钦蒙免死，发崇明安置。存义与伸俱免死安置，则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义、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无佑尚在之理。此必国史之误也。王世贞撰《韩公传》，于十三年书云：遂止诛存义，并赦佑。尤为失实无据。一、《实录》：惟庸以兄女妻善长从子佑。善长之弟存义，佑之父也。惟庸令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悸曰：“尔言何为者？若尔，九族皆灭。”存义惧而去。十余日，惟庸又令存义告善长：“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本文吏，用计深巧，虽佯惊不许，然心颇以为然，又见以淮西之地王己，终不失富贵，且欲居中观望，为子孙计，乃叹息起曰：“吾老矣，由尔等所为。”存义还告。惟庸喜，因过善长。善长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按《实录》所载与上手诏及善长、存义等招，大略相同。手诏之罪善长曰：李四以变事密告，善长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机，狐疑其事。以致胡、陈知其意，首臣既此，所以肆谋奸宄。善长自招，一云：寻思难答应。
译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供词牵连到李善长等人。皇上赐胡惟庸、陈宁死，李善长不予追问。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弹劾李善长大逆的罪状。朝廷审讯得到实情，李善长于是自缢；又赐陆亨等人死。考察《洪武实录》：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告发胡惟庸、陈宁等人谋反，事情牵连李善长以及吉安侯陆亨等人。皇上命群臣再次审讯，查得属实，于是赐胡惟庸、陈宁死。群臣又请求诛杀李善长、陆仲亨等人，皇上说：“这些人都是我最初起兵时的心腹和辅佐，我不忍心治他们的罪，这件事不要再追问。”到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有人告发元朝旧臣封绩为胡惟庸通使朔漠，审讯后得到谋反的罪状以及李善长的私信。刑官请求逮捕李善长，诏令不予追问。恰好李善长家的奴仆卢仲谦等人，又揭发李善长过去与胡惟庸交往的事实。皇上命令在朝廷审讯，查得属实。召李善长到奉天门，安抚他后遣送回府，李善长于是自缢。这就是国史记载李善长获罪始末的情况。我曾私下怀疑，李善长作为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结党谋叛，罪行不容不死。既然已经再次审讯属实，群臣弹劾请求诛杀，他的理由很正当；皇上却因为他是勋旧而曲意赦免。十年之内，宠信任用一直没有衰减，这有这样的道理吗？即使皇上厚待他，李善长难道就不感到内心惭愧，不会以避嫌为由请求退职吗？吉安侯、平凉侯都是刚直勇猛的武夫，暂且不追问还可以；事情败露以后，皇上独独没有丝毫疑虑，反而让他们出镇一方、专任征伐，屡次把重大职责交给他们，这难道合理吗？陆仲亨谋逆，是因为他在皇上起兵初期曾任心腹辅佐而获得宽贷。当时的公侯，谁不是丰沛旧人，谁不想做陆仲亨所做的事，又有谁能禁止他们呢？涂节等人上书告变后，已经重新审讯过；过了十年又下令在朝廷审判，才最终定罪处死。难道最初的供词还没有审清，后来审理的案件反而变得详尽了吗？还是说，先前重新审讯时没有旁证，后来完全服罪的供词才足以定案呢？案件拖延十年，却在一天内揭发；弹劾的人先后挥臂而起，告发的人又接踵而来。天下后世对于这个案件不能不产生怀疑，这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现在根据《昭示奸党录》考察，庚午五月的诏书以及李善长等人的供词，都完整列载其中，才知道胡惟庸谋反在洪武十三年已经揭发；李善长的弟侄参与谋反，在洪武十八年揭发；而李善长与吉安侯、平凉侯等公侯的反叛罪状，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四月才先后被发现。国史的记载在这里失实，已经无法掩盖。皇上亲笔诏书说：“三十九年一直被蒙蔽过去。”洪武三十八年李善长供词说：“洪武十三年奸党案发，我侥幸没有被揭发。洪武十八年，弟弟李四被毛向糖说出胡党之事，免死，发往崇明安置，没有继续追问李善长的情节。” 那么，李善长的谋反罪状在洪武二十三年以前从未被发现，这是清楚而没有疑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十年之间，韩国公李善长受到的恩礼越来越隆重，列侯对他的任用也和过去一样。突然揭发后，逮捕审问相继进行，几乎诛灭殆尽；这才是合乎事理、可信而不虚假的情况。不知道永乐初年史局的臣子为什么不仔细研究审讯记录，却在记载上错误到这种程度？考察他们的大意，不过是想保全勋旧，宣扬高皇帝深厚仁慈的德行，却不顾当时事实被隐没、颠倒，反而给千百年后留下无法解决的疑问，难道不是荒谬吗？开国初年《昭示奸党》共有三录，开头冠以数千字的亲笔诏书，命刑部分条列举乱臣的供词，张榜告示天下，至今还收藏在内阁。我得以依次考察，并订正如下：一、《实录》说：刑官请求逮捕李善长，诏令不予追问。后来把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李伸下到狱中，朝廷审讯得到实情。皇上把李善长召到右顺门，安抚慰问后遣送回家，李善长于是自杀。这样看来，李善长始终没有下狱。考察太祖亲笔诏书说：“命锦衣卫到安置之处，把他的亲弟弟、侄子提来，令九衙门共同审问，查明并供出知情的缘由。”那么，被逮捕审问的，是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李存义的长子李伸，以及李存贤的儿子李仁。后来又命刑部详细列举乱臣的供词，首先列出李善长的供词，其次列出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伸的供词。如果李善长始终没有下狱，只是在外面接受审讯，那么法司依据什么，竟会有一份署名李善长的供词呢？又考察营阳侯家的小厮马某的供词说：“今年闰四月间，听说李太师被提下狱。”大概指的是洪武二十三年的闰四月。这难道不是李善长下狱的明证吗？俞本《皇明本纪》说：“国老太师李善长因逆党之事伏诛，妻子、女儿、弟弟以及家人七十多口全都被斩。”这样看来，所谓李善长没有下狱、回家自缢，大概也是史臣有所隐讳的说法，而不是事实。又说：“皇上不得已把李佑、李伸下狱。”皇上说：‘我想赦免李佑等人的死罪，以此安慰太师。’ 群臣不同意；李佑就是胡惟庸的女婿。李存义的供词说：“洪武十八年，次子李佑被人告发，承蒙皇上免除死罪，发往崇明安置。”李存义和李伸都免死，发往安置，那么李佑没有免死就很清楚了。刑部只列出李存义、李伸、李仁三人的供词，却没有提到李佑，洪武二十三年李佑必定不可能还活着。这一定是国史的错误。王世贞撰写《韩公传》，在洪武十三年记载说：“于是只诛杀李存义，并赦免李佑。”尤其是失实而毫无根据。一、《实录》说：胡惟庸把兄长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李佑的父亲。胡惟庸让李存义暗中劝说李善长。李善长惊恐地说：“你说这话是要做什么？如果真这样，九族都会被灭。”李存义害怕，离开了。十多天后，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告诉李善长：“事情成功后，应当把淮西的土地封给你，让你称王。”李善长本来是文吏，心思深沉而善于用计，虽然假装惊恐、不肯答应，内心却很是赞同；又想到即使以淮西之地封自己为王，终究也不会失去富贵，不如居中观望，为子孙打算，于是叹息起身说：“我老了，任由你们去做吧。”李存义回来报告。胡惟庸很高兴，便到李善长家去。李善长请他进入，胡惟庸面向西坐，李善长面向东坐，屏退左右，低声交谈了很久，别人听不见，只远远看见他们点头而已。考察《实录》所载，与皇上亲笔诏书以及李善长、李存义等人的供词，大体相同。皇上亲笔诏书指责李善长说：李四把变乱之事秘密告诉他，李善长听后只是沉默不答。又过了十天，弟弟再次告诉他，他才开口。这都是小吏的心思，对这件事犹疑不决，致使胡惟庸、陈宁知道他的态度，首先臣服于他们，因此放纵他们谋划奸邪。李善长自己供认说：“想了很久，不知如何回答。”
一云：这事九族皆灭。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时自去做。皆徘徊顾望，一无坚决之语。其所云：这件事若举，恐累家里人口；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举。此则其本情也。惟庸反谋已久，谋欲善长为己用，兄弟子侄，宾客朋旧，下及僮仆厮养，举皆入其彀中。善长昏姻谊重，家门虑深，目瞪口▯去，宛转受其笼络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显之邪谋，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以酿身后之祸。而况可责之于善长乎？坐此族灭，岂为不幸哉？庚午诏书，条列善长罪状，不过曰：平昔以吏心自处，默然不答，以致胡、陈知其意。所据者，善长与存义、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妇女一切招辞，牵连错互，虽胪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诏皆不及焉。盖圣祖之意，亦未必尽以为允也。呜呼！亦可哀矣哉！一、国史序善长与惟庸谋反情事，皆援据当时狱辞。第按《昭示奸党录》条列善长诸招，则亦有未尽核者。盖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谋告李存义，使阴说善长，未得其要领，乃使其旧人杨文裕许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亲往说善长。善长犹趑趄未许。即国史所记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者是也。然此时善长未许。至十二年八月，存义再三往说，善长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语。今乃尽削去前后曲折，谓惟庸使存义说善长，善长不为动，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叹息而起，遂自往面订逆谋。譬如赋诗，取义断章，岂可以为折狱定罪之法乎？惟庸过善长密语，据善长自招，则云知道了；据火者不花之招，则云善长怒骂李四，惟庸即去。正圣祖所谓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闻，遥见颔首。国史叙事，盖用太史公《淮阴》诸传之法，可谓妙于揣摩矣。以言乎实录，则犹有间也。一、《实录》：善长家奴卢仲谦等发善长与惟庸往来状。惟庸为宁国知县，善长荐为太常少卿，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及惟庸欲谋反，善长阴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从惟庸。惟庸皆厚与金帛，以古剑谢善长，且言此回回国所献者。又以玉酒壶、玉刻龙盏、蟠桃玉杯奉善长。按《昭示奸党录》所载招辞，有云龙凤年间，举荐惟庸为太常司丞，以银一千两、金三百两为谢者。此太师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八年，太师在凤阳盖宫殿。三月间，胡丞相来点凤阳城池。丞相解剑赠太师，云是回回国所出，名木樨花并铁剑，不问甚么甲，层层透。十三年六月，太师命不花碎此剑。亦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舍以千金宝剑送太师。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抬木匣一个，有小玉壶瓶一个，玉盘盏二副，玉龙头大盏一个，玉马盂一个，玉盘一个，桃样玉盏二个，摆起来恰好一卓子。太师朝回，逐件看过，喜欢收了。至第二日，太师朝回往谢。酒间，丞相说：“玉器不打紧，我明日淮西地面盖起王府，拨五十家行院与你做家乐，那时才是富贵。”十三年，胡党事发，太师令脱脱火者将玉器并剑打碎，掷在河里。此火者来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间，太师早朝回，唤家人卢仲谦及仪仗户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赏钞七十贯。至晚，太师又说胡丞相要几个人用，你们去根他，重赏赐你。即令金火者引仲谦等去细柳坊门首。李四官人引见丞相，丞相每人与银十两，又说：“你每是太师家里有用的人，常根我做贴身伴，当扶助我成得事业，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谦等喜允，一向跟随本官出入，时常与李太师家商量事务。十三年，胡党事发，仲谦与陈仲良逃回太师家躲避。此卢仲谦等之招也。《实录》所载狱辞，大抵援据各招，约略相合。第据诏书及善长等招，善长虽与惟庸结姻，初未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善长，许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长方心动。至十二年八月，李存义来言，犹再三坚拒。而仲谦之招，以为善长遣往从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尔，则惟庸之反状，善长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仪仗户杂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长之不就己，而使其故人子侄宛转游说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内，太师常去胡丞相家商议，太师云：“若谋反，必要几个大公侯同谋。”如此则众公侯之从惟庸，皆善长主谋使之也。乃其身顾重自犹豫，不肯决然同事耶？仲谦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师使伴当耿子忠请吉安、淮安、临江、营阳、平凉、永嘉六侯吃茶。太师云：“我请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事务。”善长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悖，如病易丧心者所为？
译又一份供词说：“这件事会使九族全被灭掉。”又一份供词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去做吧。”这些话都是徘徊观望，没有一句坚决的话。他还说：“这件事如果发动，恐怕会连累家里的人；事情太紧迫，也做不成。”因此含糊应付，没有参与。这就是他的真实情形。胡惟庸谋反已经很久，打算让李善长为自己所用；他的兄弟、子侄、宾客、旧交，直到僮仆、奴役，全都被纳入他的控制之中。李善长与胡惟庸婚姻关系深厚，又顾虑家门，瞪眼张口，曲折地接受胡惟庸的笼络而不能自拔，最终委身于此事，为之殉葬。以霍子孟那样的忠诚，明知霍显有邪恶的谋划，想要自行揭发，却因为不忍心仍然犹豫，酿成后来自身的祸患；何况能因此责备李善长吗？因这件事而遭到灭族，难道不是不幸吗？庚午诏书列举李善长的罪状，不过说：“平时以小吏的心态自处，默然不答，致使胡惟庸、陈宁知道他的心意。”所依据的只有李善长、李存义、李伸、李仁四人的供词。其他家奴、妇女的所有供词，牵连错杂，虽然把它们一一列出告示天下，但太祖亲笔诏书都没有涉及。大概圣祖的意思，也未必完全认为那些供词可信。唉，也真是可悲啊！一、国史叙述李善长与胡惟庸谋反的事实，都援引当时的审讯供词。只是考察《昭示奸党录》分条列举李善长的各种供词，也有没有完全核实的地方。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把谋反的事情告诉李存义，让他暗中劝说李善长；没有取得要领后，便派他的旧交杨文裕许诺把淮西之地封给李善长为王。这年十一月，胡惟庸亲自去劝说李善长，李善长仍然犹豫，没有答应。这就是国史所记胡惟庸面向西坐、李善长面向东坐的事情。但此时李善长还没有答应。到洪武十二年八月，李存义多次前去劝说，李善长才说出“我老了，你们自己去做吧”之类的话。现在国史却把前后的曲折全部删去，说胡惟庸让李存义劝说李善长，李善长不为所动，胡惟庸又用淮西之地引诱他，他便叹息起身，亲自前去与胡惟庸面对面商定谋反。譬如作诗，截取一句来解释本意，怎么可以把这种方法用于审理案件、确定罪名呢？胡惟庸到李善长家秘密交谈，据李善长自己的供词，说的是“知道了”；据火者不花的供词，说李善长怒骂李四，胡惟庸随即离去。这正是圣祖所说的小吏心态，对事情犹疑不定。如今国史却说他们交谈很久，别人听不见，只远远看见点头。国史叙事，大概采用了太史公写《淮阴侯列传》等传记的手法，可以说极其善于揣摩人心。若从《实录》本身来说，其中仍有差别。一、《实录》说：李善长家的奴仆卢仲谦等人揭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的情况。胡惟庸任宁国知县时，李善长推荐他担任太常少卿，胡惟庸用黄金三百两答谢。等到胡惟庸想谋反，李善长暗中派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跟随胡惟庸。胡惟庸都厚赠金帛，又拿古剑酬谢李善长，并说这是回回国进献的东西。又拿玉酒壶、玉刻龙盏、蟠桃玉杯送给李善长。考察《昭示奸党录》所载供词，有一份说：龙凤年间，推荐胡惟庸担任太常司丞，胡惟庸用银一千两、黄金三百两作为谢礼。这是太师府火者不花的供词。有一份说：洪武八年，太师在凤阳修建宫殿。三月间，胡丞相来巡视凤阳城池。丞相解下佩剑赠给太师，说这是回回国出产的，名叫木樨花和铁剑，不论什么铠甲，层层都能刺透。这也是不花的供词。有一份说：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的二舍送给太师一柄价值千金的宝剑。到第三天，二舍又派人抬来一个木匣，里面有一只小玉壶瓶、两副玉盘盏、一只玉龙头大盏、一只玉马盂、一只玉盘、两只桃形玉盏，摆起来正好满满一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年、六月〕 太师退朝回来，逐件看过，喜欢地收下了。第二天，太师退朝后前往道谢。酒席间，丞相说：“玉器不算什么，明天我在淮西地面建起王府，拨给你五十家行院作为家乐，那时才是真正的富贵。”洪武十三年胡党案发生，太师命脱脱火者把玉器和宝剑砸碎，扔进河里。这是火者来安的供词。有一份说：洪武九年秋，太师早朝回来，召来家人卢仲谦和仪仗户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赏赐钞七十贯。晚上，太师又说胡丞相需要几个人，你们去跟随他，他会重重赏赐你们。于是命金火者带卢仲谦等人到细柳坊门前。李四官人带他们去见丞相，丞相给每人银十两，又说：“你们都是太师家里有用的人，常常跟随我做贴身伴当，应当帮助我成就事业；我会让你们都做大官。”卢仲谦等人高兴地答应了，从此跟随本官出入，时常和李太师家商量事务。洪武十三年胡党案发生，卢仲谦和陈仲良逃回太师家躲避。这是卢仲谦等人的供词。《实录》所载的审讯供词，大体都是援引各份供词，彼此大略相合。但是根据诏书以及李善长等人的供词，李善长虽然与胡惟庸结为姻亲，起初并不知道胡惟庸谋反的情况。洪武十年十月，胡惟庸派李善长的旧交杨文裕劝说李善长，许诺把淮西割出来封给他为王，李善长这才动了心。到洪武十二年八月，李存义来劝说时，他还多次坚决拒绝。然而卢仲谦的供词却认为，李善长派人前往跟随胡惟庸，是在洪武九年秋。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胡惟庸谋反的情形李善长已经明知，而且还派家中的人和仪仗户纷纷前去帮助；胡惟庸又为什么唯恐李善长不肯归附自己，还要派他的旧交、子侄曲折游说呢？供词又说：洪武八年十月间，太师常到胡丞相家商议，太师说：“如果谋反，一定要有几个大公侯共同参与。”这样看来，众公侯跟随胡惟庸，都是李善长主谋派遣的；那么他自己为什么反而一再犹豫，不肯决然参与呢？卢仲谦又供称：洪武九年，太师派陪侍耿子忠请吉安、淮安、临江、营阳、平凉、永嘉六侯喝茶。太师说：“我请你们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的事情。”李善长是文吏，心思奸诈深沉，怎么会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狂悖的话，像一个患病而丧失心智的人所为呢？
岂仲谦等诸招，与夫杂出于家奴妇女之口者，亦有不足尽信者耶？或谓善长巧伪舞文，掩匿其通谋之状，而以狐疑观望，曲自抵讳，冀上怜而贳之。然以太祖之圣明，岂不能洞见其隐，而但据其抵谰之辞，以播告天下哉？核善长之罪状者，当以庚午诏书及善长、存义四招为正。如国史据拾仲谦诸招以傅爰书，则情事舛驳，疑信错互，千载而下，回翔翻阅，必有反抉谪其罅漏，为善长讼冤者矣。姑书之以俟后世焉。一、《实录》：胡惟庸谋乱，密遣元臣封绩使于元主。惟庸诛，绩惧不敢归。蓝玉于捕鱼海获绩，善长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狱，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庚午诏书谓耿忠、於琥在宁夏时，听胡、陈分付，送封绩往草地通信，后破胡营，获封绩，二人反情，由是发觉。初不及善长私书及匿不以闻事也。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则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长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朕见其深奸，提伊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供发知情缘由。善长自招云：今年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给付姐姐，及将亲人丁斌妄奏。致蒙送问，供出李四缘由。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长前项缘由。则善长之事，由丁斌发觉明矣。按丁斌者，扬州高邮人，西安护卫百户周祥之义男也。周祥有胆勇，系张氏同佥归附，出入胡丞相门下，参预谋议，得升本卫千户。祥在京师，尝以其女原奴许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殁于西安。斌与祥之子周▯，食贫无以为生，因太师从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与其婿黄质引见丞相。丞相讯知祥已死，为之叹惜，遂命▯袭职，除杭州卫；留斌出入门下，如祥在时。一日，斌与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与太师弟李四在西轩闲坐。丞相谓李四曰：“周千户在时，曾以女许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妇矣，汝侄神舍尚未娶。吾为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谢。七月，斌义姊遂归神舍。神舍者，李存贤之次弟，仁之亲弟，而太师之从子也。斌自此与李四叔侄侍丞相饮酒。丞相每告戒，令齐心举事，事成，富贵不小。斌等心识之，不敢泄。十三年，胡党事败，斌惧祸逃杭州，往依周▯。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为事处决。斌复来神舍家，闻石敏、黄质等事发，欲逃归。未果，为法司逮问。此丁斌招辞之大略也。由此观之，则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发觉；善长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为封绩手书之故明矣。国史于善长一狱，不胜舛误。即所记台臣前后论劾，凛如秋霜，要亦史臣以己意文致其词，未必当时白简果如此也。封绩爰书，详具于后，其词亦未尝连善长。一、封绩招云：绩系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被百户掳作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婿。后与妻家不和，被告发，迁往海南住坐。因见胡、陈擅权，实封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己非者，即匿不发，仍诬罪其人。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己，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送刑部鞠问，坐死。胡丞相著人问说：“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遭，便饶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居指挥、於指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达达人爱族保哥等，就与马骑，引至火林，见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蛮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说与，著发兵扰边。我奏了，将京城军马发出去，我里面好做事。按封绩招词甚详，绝不及善长私书，则善长事发，非为有人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迹，此善长大逆不道第一公案。圣祖不以列手诏，刑部不以入爰书，而国史罗缕书之，独何所援据哉！以圣祖所条示为案，而力刊《实录》之误，可也。《实录》又云：封绩，河南人，故元臣来归，命之官不受，遣还乡，又不去，谪戍于边。故惟庸等遗书遣之。按绩本武进人而曰河南，童稚被掳，身为厮养，而曰元臣来归，且所记遣戍遗书之故，与绩招无一语相合者。国史之不足征，一至于此。
译难道卢仲谦等人的各种供词，以及那些杂乱地出自家奴、妇女之口的供词，也有不能完全相信的吗？有人说李善长善于伪饰、玩弄文辞，掩盖自己与胡惟庸合谋的事实，故意表现得狐疑观望，曲意抵赖，企望皇上怜悯而宽赦他。但是，以太祖的圣明，难道不能洞察他的隐情，却只根据他抵赖的供词，把这件事传播告知天下吗？核定李善长的罪状，应当以庚午诏书和李善长、李存义等四人的供词为准。若国史根据卢仲谦等人的供词来拼凑审讯记录，那么事实彼此矛盾，可信与不可信相互混杂；千年之后，仍会有人反复翻阅，找出其中的漏洞，为李善长申诉冤屈。姑且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后世评定。一、《实录》说：胡惟庸谋划作乱，秘密派元朝旧臣封绩出使元主。胡惟庸被诛后，封绩害怕，不敢回来。蓝玉在捕鱼海捕获封绩，李善长把他藏匿起来，没有上报。到这时有人告发此事，封绩被捕下狱，审讯得到他的谋反罪状以及李善长的私信。庚午诏书说，耿忠、於琥在宁夏时，听从胡惟庸、陈宁的吩咐，护送封绩到草地去通信；后来攻破胡惟庸的营寨，捕获封绩，二人的反叛情况因此被揭发。诏书起初并没有提到李善长的私信和藏匿封绩、不上报的事情。根据《昭示奸党录》考察，其中说：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在京民合迁的人户中，早晨把长姊杨阿李交给他人，晚上把次姊王阿李交给他人，第二天又把亲人丁斌交给他人。朕看出他深藏奸谋，便提来他的亲弟弟、侄子，命九衙门共同审问，供出知情的缘由。李善长自己供认说：“今年不应该把应当迁徙的逆民中的人交给姐姐，又把亲人丁斌冒充上奏，因此承蒙提送审问，供出了李四的缘由。又把李四提到官府审问，他供出了李善长先前的事情。”那么，李善长的事情是由丁斌揭发的，已经很清楚了。考察丁斌这个人，是扬州高邮人，西安护卫百户周祥的义子。周祥有胆量勇力，是张氏同佥归附朝廷的部属，出入胡丞相门下，参与谋划议论，升任本卫千户。周祥在京师时，曾把女儿原奴许配给胡丞相的儿子。洪武八年，周祥死在西安。丁斌和周祥的儿子周升生活贫困，无法谋生，于是由太师的侄子神舍、吉安侯的妻舅石敏以及他的女婿黄质带去拜见胡丞相。丞相得知周祥已经去世，叹惜不已，于是命周升承袭周祥的职务，授任杭州卫；留下丁斌，让他像周祥在世时一样出入丞相门下。一天，丁斌和李神舍去拜候丞相。丞相和太师的弟弟李四在西轩闲坐。丞相对李四说：“周千户在世时，曾把女儿许配给我的儿子。如今我的儿子都已经娶妻了，你的侄子神舍还没有成婚。我来作主婚人，把周家的女儿嫁给神舍，怎么样？”李四于是命神舍拜谢。七月，丁斌的义姊便嫁给了神舍。神舍是李存贤的次弟、李仁的亲弟弟，也是太师的侄子。从此，丁斌与李四叔侄陪侍丞相饮酒。丞相常常告诫他们，让他们齐心起事，说事情成功后，富贵不会小。丁斌等人心里明白，却不敢泄露。洪武十三年胡党案败露，丁斌害怕祸患，逃到杭州，前往投靠周升。洪武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因其他事情被处决。丁斌又来到李神舍家，听说石敏、黄质等人的事情已经败露，想逃回去。没有成功，被法司逮捕审问。这就是丁斌供词的大略。由此看来，李四父子的谋反情形，是因丁斌而被发现的；李善长的叛逆情节，又是因李四父子供认而揭露的，显然不是因为封绩的书信。国史记载李善长这一案件，错误实在太多。即使所记台臣前后弹劾的文字严厉如秋霜，也大概是史臣按照自己的意思修饰铺陈出来的，未必就是当时御史弹劾的原文。封绩的审讯记录，后面有详细记载，其中也从未牵连到李善长。一、封绩供称：封绩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幼年被称为神童，大军攻破常州时，被百户掳去做小厮，负责拾柴、听使唤。长大后，有千户见他聪明，招他做女婿。后来他与妻家不和，被人告发，迁往海南居住。因看到胡惟庸、陈宁专权，便用实封奏章说明他们的不法行为。当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奏章送到京城，必定先拆开查看；其中有说到中书省官员自身过错的，就把它藏起来不予上报，反而诬陷写信的人有罪。胡丞相见封绩所说的事情涉及自己，便把奏章藏起来不上报，又假传圣旨，提封绩到京城，交刑部审问，判处死罪。胡丞相派人来劝他说：“你现在应当处死，如果到北边走一趟，就饶你不死。”封绩答应了。胡丞相派宣使把他送到宁夏的耿指挥、居指挥、於指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派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把他转送到亦集乃一带，走到半路，遇到达达人爱族保哥等人，他们夺取马匹，把封绩带到火林，见到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命儿子庄家把他送到哈剌章蛮子那里，让他把胡丞相的消息详细说出，并让他们发兵骚扰边境。封绩说：“我已经上奏了，只要把京城的军队派出去，我在京城内部就可以做事。” 考察封绩的供词十分详细，却完全没有提到李善长的私信；那么，李善长的事情败露，并不是因为有人从沙漠方面告发，这一点又可以确定了。与胡惟庸相通的亲笔书迹，是李善长大逆不道的第一项重要证据。圣祖没有把它列入亲笔诏书，刑部也没有把它写入审讯记录，国史却详尽地记载下来，这究竟依据什么呢？应当以圣祖所列举的事实作为案件依据，努力刊正《实录》的错误。《实录》又说：封绩是河南人，原为元朝臣子，来归附后，朝廷授给他官职，他不接受；送他回乡，他又不肯，于是贬谪戍守边地。因此胡惟庸等人把书信交给他，让他带去。考察封绩本来是武进人，却说成河南人；幼年被掳，身为奴仆，却说成元朝旧臣归附；而且关于遣送戍边和携带书信的原因，与封绩供词没有一句相合。国史不足以作为凭证，竟到了这种程度。
一、诏书云：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善长招云：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姐姐给亲及将亲眷丁斌妄奏。《实录》云：京民通惟庸作乱者，法当徙边。善长受奸民赃，奏请数给其亲。《九朝野记》则云：京民为逆，﹃其半，迁其半于化外。善长复请免其党数人，按善长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党，合迁化外者。善长奏请免之，致将丁斌提问。若云以合迁京民奏给其姊及丁斌，恐无此理，当以《野记》为是。因诏书出自圣制，文义奥古，故《实录》误解耳。又如诏书云：陆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麦藏草间。朕呼之曰：“来。”盖以罪状仲亨，著明其负恩忘旧，而《实录》援引，以为上对群臣曲赦仲亨之语，则不啻背驰矣。国史之多误如此。一、太师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听得李六十（即李仁）和太师说：“我有得多少人，和汤大夫处借些人。”太师自去请汤大夫前厅饮酒，太师说：“你的军借三百名与我打柴。”汤大夫说：“上位的军，不是我的军，我如何敢借与你。”酒散，太师对李六十说：“上位气数大，便借得军，也无军器，且慢慢理会。”（此招与《实录》相合）。一、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师为救仪仗户事，上位恼李太师，著人在本家门楼下拿去察院衙门。丞相奉旨发落归家。爷儿三个在前厅哭，发狠：“我做著一大太师，要拿便拿。”当月第三日，丞相来望太师说：“不是我来发落你，上位怎么肯饶你？”火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师钦差往北平点树，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宣使来说：“圣旨教你回凤阳住。”太师抱怨说：“我与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两头来往走。若是这等，事业也不久远。”八年三月，钦取太师回京。不数日，太师往告诉胡丞相：“上位如今罚我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太师管田户潘铭招云：太师于洪武八年凤阳盖造宫殿，差往兴原转运茶。与陈进兴说：“许大年纪，教我运茶，想只是罚我。”九年三月回家，对胡丞相说：“许大年纪，教我远过栈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俞本《纪事录》：七年十二月，善长奉旨差诣汉中府，清理茶政，秦州、河州访察马政。上嘱曰：“卿到陕西使曾跟朕小厮两个跟前用，不要使宣使奏差。朕与汝银二百五十两，买酒肉与小厮吃，只教也支廪给，休扰那驿家。”）太师仪仗户孙本招云：洪武九年七月，李太师对延安侯说：“我为盖凤阳府宫殿不好，上位好生怪我，教我无处安身。”吉安侯说：“我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仪杖户闻保儿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对太师说：“上位这几日有些恼，为凤阳盖宫殿不如法。”太师说：“这等教我怎么好？”丞相说：“太师，我这等事也觑的小可。”以上诸招，皆善长平日怨望圣祖之事，国史所不载者。一、太师火者来兴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相教人送一柜钞与太师。丞相云：“我抬这钞，不是与别人。你收拾些好伴当与我。”太师说：“我与你这伴当，不要与人知道。”当日太师拨伴当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相云：“你常常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下手。”（与卢仲谦招同。九年六月收拾伴当，约至十二年二月举事，何期会之蚤若此？）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问太师：“我和你说的话，如今怎的？”太师说：“已知道了。明日有淮安侯管各门，约四月十二日点定人马下手。”（见淮安事中。时华云龙在北平，所约者小淮安侯华中也，恐无掌管各门之事。）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问梳头待诏许贵：“我要使你和太师老官人说些话，你敢说么？”许贵说：“我敢说。”丞相说：“我要和太师商量大逆的勾当。”（岂有大逆勾当使梳头待诏传说之理，似未可信。）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师家拜年节。丞相说：“天下的事，都在我手里掌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爷儿从不从？”太师说：“看丞相几时下手？我每爷儿也从。”九年十月，丞相约太师：“二十日下手，你著两个儿子，四官人、六官人爷儿各自领人。”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对太师说：“如今事都成了，有李四还在江那边，取他爷儿五个回来，交付人与他领。”太师即便使人取回。（李四与丞相结姻在洪武九年，岂有八年八月先取回领军之理。）太师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师伴当陈千户斫了胡丞相淮西坟上树。上位宣太师来问，脑揪太师赤脚走一遭。太师归家说：“我跟了上位许多年，听胡丞相说，便这等揪我。”李四说：“却又我说不差，你听我说，从了他，那里有这等事？”太师点头。（此亦在李四与惟庸未结姻之时，恐未足信。（）
译一、诏书说：在京民合迁的人户中，早晨把长姊杨阿李交给他人，晚上把次姊王阿李交给他人，第二天又把亲人丁斌交给他人。李善长供称：“不应该把应当迁徙的逆民中的人交给姐姐，又把亲眷丁斌冒充上奏。”《实录》说：京城百姓中与胡惟庸共同作乱的人，依法应当迁徙到边地。李善长接受奸民的贿赂，上奏请求把其中几人发给他的亲属。《九朝野记》则说：京城百姓谋反的，把其中一半处置，另一半迁往境外；李善长又请求免除其中几人的迁徙。考察李善长的两个姐姐家以及丁斌，都属于胡惟庸一党，应该迁往境外。李善长上奏请求赦免他们，才导致丁斌被提来审问。如果说是把应当迁徙的京城百姓上奏后分给他的姐姐和丁斌，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应当以《野记》的说法为是。因为诏书出自圣祖亲制，文义深奥古雅，所以《实录》误解了它。又如诏书说：“陆仲亨十七岁时，拿着一斗麦藏在草丛间。朕呼唤他说：‘过来。’”这大概是为了列举陆仲亨的罪状，说明他忘恩负旧；《实录》却援引这句话，认为是皇上对群臣说明要曲意赦免陆仲亨的话，简直完全相反。国史的错误竟然如此之多。一、太师妻朱氏供称：洪武十二年十月，听见李六十（即李仁）对太师说：“我有一些人，想从汤大夫那里借些人来。”太师亲自到前厅请汤大夫喝酒，说：“把你的军士借给我三百名，让他们替我砍柴。”汤大夫说：“皇上的军队，不是我的军队，我怎么敢借给你？”酒散后，太师对李六十说：“皇上的气数很盛，即使借到了军队，也没有军器，暂且慢慢再想办法。”（这份供词与《实录》相合。） 一、太师妻樊氏供称：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师为了营救仪仗户一事，皇上恼怒李太师，派人在他本家门楼下把他拿到察院衙门。丞相奉旨处置后回到家中。父子三人在前厅哭泣，发狠说：“我做着一位大太师，要拿我就拿。”当月第三日，丞相来探望太师，说：“若不是我来替你处置，皇上怎么肯饶你？” 火者不花供称：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师奉钦命到北平清点树木，回到瓜州。胡丞相派省宣使来说：“圣旨命你回凤阳居住。”太师抱怨说：“我替皇上办事，一切都已经平定了，却还要让我这个老人两头奔走。如果这样下去，事业也不会长久。”洪武八年三月，皇上又下令召太师回京。没过几天，太师去告诉胡丞相说：“皇上如今这样惩罚我这个老人，简直不把我当人。” 太师的管田户潘铭供称：洪武八年，太师在凤阳修建宫殿，派我到兴原转运茶叶。我对陈进兴说：“年纪这么大了，还让我运茶，想来只是为了惩罚我。”洪武九年三月回家后，对胡丞相说：“年纪这么大了，还让我远行越过栈道，想来是天下已经平定，不再需要我了。”（俞本《纪事录》记载：洪武七年十二月，善长奉旨前往汉中府，清理茶政，并到秦州、河州察访马政。皇上嘱咐说：“你到陕西时，带两个曾在朕身边服役的小厮去，不要使用宣使、奏差。朕给你银子二百五十两，用来买酒肉给小厮吃，只让他们支取廪给，不要扰累驿站人家。”） 太师的仪仗户孙本供称：洪武九年七月，李太师对延安侯说：“我因为没有把凤阳府宫殿修建好，皇上非常怪罪我，使我无处安身。”吉安侯说：“我们常常到胡丞相家里商量。” 仪仗户闻保儿供称：洪武十年三月，丞相对太师说：“皇上这几天有些恼怒，因为凤阳宫殿修建得不合规制。”太师说：“这样叫我怎么办才好？”丞相说：“太师，这种事我也看得很轻。”以上这些供词，都是善长平日怨恨、非议圣祖的事情，是国史没有记载的。一、太师的火者来兴供称：洪武九年六月，胡丞相叫人送一柜钞给太师。丞相说：“我抬来这些钞，不是给别人的。你替我物色一些好帮手。”太师说：“我给你这些帮手，不要让别人知道。”当天太师拨出帮手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人送给胡丞相。丞相说：“你们平常跟着我，等到洪武十二年二月初一再动手。”（与卢仲谦的供词相同。洪武九年六月就收拾帮手，约定到洪武十二年二月起事，为什么预定日期会这么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又供称：洪武六年三月，胡左丞问太师：“我和你说过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太师说：“已经知道了。明天有淮安侯掌管各道城门，约定四月十二日点齐人马动手。”（见《淮安事》中。当时华云龙在北平，约定的应是小淮安侯华中，恐怕他没有掌管各门的事情。） 又供称：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问梳头待诏许贵：“我要让你和太师老官人说些话，你敢说吗？”许贵说：“我敢说。”丞相说：“我要和太师商量谋反的大事。”（哪有谋反的大事要让梳头待诏传话的道理？似乎不可信。） 太师妻樊氏供称：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师家拜年。丞相说：“天下的事情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现在要做坏事，你们父子跟不跟从？”太师说：“看丞相什么时候动手，我们父子也跟从。”洪武九年十月，丞相约太师说：“二十日动手，你让两个儿子四官人、六官人父子各自带领人马。” 又供称：洪武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对太师说：“现在事情都成功了，李四还在江那边，把他父子五人接回来，交给他人马让他统领。”太师立即派人把他们接了回来。（李四与丞相结为姻亲是在洪武九年，怎么会在洪武八年八月先把他接回来统领军队呢？） 太师妻朱氏供称：洪武八年六月，太师的帮手陈千户砍了胡丞相淮西坟上的树。皇上召太师来询问，揪住太师的头发，让他赤脚走了一趟。太师回家说：“我跟随皇上这么多年，只因听了胡丞相的话，皇上就这样揪我。”李四说：“果然还是我说得没错。你听我说，跟从他，哪里会有这种事？”太师点头。（这件事也发生在李四与惟庸尚未结为姻亲之时，恐怕不足为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回家说：“今日早我父亲和太师、延安、吉安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要反。”范氏道：“可是真个？你吓杀我。”李佑回说：“是真了。”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说：“我早起和汪丞相、太师哥在胡丞相家板房吃酒，商量谋反，我也随了他。”范氏骂李四：“你发风，你怎么随他？”李四说：“我哥哥随了，我怎么不从他？”（善长既与惟庸再三面议反事，何以至十二年犹狐疑未决耶？（）已上诸招，皆所谓杂出于家奴妇女之口，虽经刑部条示，而诏书皆未之及者也。三录所载，未可更仆数，姑存其梗概。一、太师仪仗户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太师坐前厅，“叫火者家人小厮都来听我发放。已前事务不成了，你每大小休要出去唱言。如今暗行人多，我好时小厮每都好，不好时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谨，休要说闲话。”小厮每都起去。卢仲谦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谦到定远看太师新盖房子。仲谦跪说：“别公侯家都盖得整齐，大人如何不教盖得气象著？”太师说：“房子虽盖得好，知他可住得久远？”仲谦说：“大人有甚么事？”太师说：“你不见胡党事至今不得静办，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无心肠去整理。”仲谦回说：“好歹不妨。”仪仗户孙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孙本去定远县见太师房屋不整齐。太师说：“李四见在崇明，胡党不息，不知我如何？”孙本说：“有甚么事？”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师在家饮酒，六官人和太师说：“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怕久后牵连我一家。”李二官人说：“父亲做太师，哥哥做驸马，料著我家无这等事。”仪仗户赵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师请延安侯饮酒。延安侯说：“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上位根前，小心行走。”太师说：“我每都要小心，若恼著上位时，又寻起胡党事来，怕连累别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师说：“上位寻胡党又紧了，怎么好？”吉安侯说：“上位不寻著我，且由他。”十四年正月，平凉侯请太师饮酒。平凉侯说：“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上位寻起来，性命都罢了。”太师说：“早是也不来寻我。”平凉侯说：“若不寻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头罢了。”已上诸招，皆胡党发后，善长惶恐惧祸之事。观其告戒同党，晓谕僮奴，屏足掩耳，惴惴如不终日。至于凤阳第宅不事修葺，且有知他可住得久远之语，且悔且惧。其于善长情事，可谓逼真矣。他招谓善长欲为惟庸报仇，或云十六年谋之济宁，或云十八年谋之平凉，又谋之平凉侯男，或云十九年谋之吉安、营阳，或云二十一年谋之延安。善长老吏负罪，而心悸惟恐人知其影响，尚敢攘臂怒目，切切然谋为人报必不可报之仇也哉？爰书所列，此其最为失真者，断而削之可也。一、祝允明《九朝野记》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备条乱臣情词。播告天下。上口诏几四千言。梅纯《备忘录》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又异于前。郑晓《异姓诸侯传序》云：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与前稍异，功高望重，连岁总兵者八人云云。二十三年五月，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条示天下，上口诏几四千言。按庚午诏书，载于《九朝野记》者，首尾阙落，仅存其半。郑晓作《异姓诸侯传》，多援据此诏，第未见全文，概有舛错。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肃清逆党。此大缪也。功臣次第，即定于肃清逆党之榜，岂有两诏乎？如曰功臣次第为十七年所定，则蓝玉之进封凉国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此诏何以不称永昌而先称凉国耶？舳舻、航海，以二十年封，开国、全宁、西凉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备列耶？郑氏之失考甚矣。黄金《开国功臣录》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勋臣五十七人，李善长犹居首。不知此诏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长等参夷之日。其榜列勋臣，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者也，岂以是优异善长等耶？《昭示奸党第三录》载营阳侯杨▯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内舍人杨达读录榜文，想伊父五次卖阵，我兄弟又有大罪，本年六月，钦差官来察理旨意。观此招，则肃清逆党之诏，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昭示奸党》诸录，则又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时也。此诏《实录》失载，几于湮没，今幸藏┑内阁，开国勋臣之事，其强半犹可考见。孔子二代之伤，公羊三世之论，君子不能不为之慨叹云。
译李四妻范氏供称：洪武五年十一月，儿子李佑回家说：“今天早晨，我父亲和太师、延安侯、吉安侯四个人在胡丞相家的板房里喝酒，商量谋反。”范氏说：“是真的吗？你吓死我了。”李佑回答：“是真的。” 又供称：洪武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说：“今天早晨我和汪丞相、太师哥哥在胡丞相家的板房里喝酒，商量谋反，我也跟随了他。”范氏骂李四说：“你疯了吗？你怎么跟随他？”李四说：“我哥哥已经跟随了，我怎么能不听他的？”（善长既然多次亲自与惟庸商议谋反，为什么到了洪武十二年还狐疑不决？） 以上各份供词，都是所谓从家奴、妇女口中杂乱得来的，虽然经过刑部逐条列示，但诏书都没有提到。三种记录所载的内容，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姑且保存其大概。一、太师的仪仗户周文通供称：洪武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太师坐在前厅，叫火者、家人、小厮都来听他吩咐：“以前的事情已经不成了，你们无论大小都不要出去宣扬。如今暗中行事的人很多，我顺利时你们小厮都好，不顺利时也都不好；出门要小心，在家要勤谨，不要说闲话。”小厮们都起身离开。卢仲谦供称：洪武二十一年，仲谦到定远看望太师新盖的房子。仲谦跪下说：“别的公侯家都盖得整齐，大人为什么不让人把房子盖得气派些？”太师说：“房子即使盖得好，谁知道还能住多久？”仲谦说：“大人有什么事情吗？”太师说：“你没看见胡党一案直到现在还没有平息吗？我家李四又犯了事，因此没有心思整理房屋。”仲谦回说：“无论好坏，都没有关系。” 仪仗户孙本供称：洪武十九年十月，孙本到定远县，看到太师的房屋不整齐。太师说：“李四现在在崇明，胡党之事还没有平息，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孙本说：“发生了什么事？” 家人倪定住供称：洪武十三年十月，太师在家喝酒，六官人对太师说：“以前和胡家商量过的事情，怕日后牵连我们一家。”李二官人说：“父亲做太师，哥哥做驸马，料想我家不会有这种事。” 仪仗户赵猪狗供称：洪武十六年六月，太师请延安侯喝酒。延安侯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到了皇上面前，走路都要小心。”太师说：“我们都要小心。如果惹恼皇上，他又追查胡党之事，恐怕会连累其他公侯。”洪武十七年五月，太师说：“皇上追查胡党又紧了，这可怎么办？”吉安侯说：“只要皇上不查到我，就随他去吧。” 洪武十四年正月，平凉侯请太师喝酒。平凉侯说：“我们都是胡丞相谋反一案中的人，如果皇上追查起来，性命就完了。”太师说：“幸亏还没有来查我。”平凉侯说：“如果没有查到我们，我们暂且躲一躲，不要出头就是了。” 以上各份供词，都是胡党案发生以后，善长惶恐害怕获罪的事情。看他告诫同党、晓谕僮奴，收敛行动、闭耳自守，惴惴不安，像一天也过不下去。至于凤阳的宅第不肯修葺，还有“谁知道还能住多久”的话，既有悔恨，也有恐惧。这些对于善长的处境和心情，可以说非常逼真。供词中说善长想为惟庸报仇，有的说洪武十六年在济宁谋划，有的说洪武十八年在平凉谋划，又说曾与平凉侯的儿子谋划；有的说洪武十九年与吉安侯、营阳侯谋划，有的说洪武二十一年与延安侯谋划。善长是年老的罪臣，心中惊惧，只怕别人知道自己与此事有牵连，难道还敢撸起袖子、怒目而视，切切实实地谋划替人报一个根本不可能报的仇吗？爰书所列这些内容，是最不真实的一部分，应当删去。一、祝允明《九朝野记》说：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为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把乱臣的供词逐条列出，公布天下，皇上口授的诏书将近四千字。梅纯《备忘录》说：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洪武十七年，又确定功臣次序，与前次不同。郑晓《异姓诸侯传序》说：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洪武十七年，确定功臣次序，与前次略有不同，功劳高、声望重、连续多年统领军队的有八人等等。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向天下逐条公布，皇上口授的诏书将近四千字。考察庚午诏书，收入《九朝野记》的只有首尾残缺的一半。郑晓撰写《异姓诸侯传》，多依据这份诏书，但没有见到全文，因此大体上有错误。他的序文说，洪武十七年确定功臣次序，洪武二十三年肃清逆党。这是大错。功臣次序正是根据肃清逆党的榜文确定的，怎么会有两份诏书？如果说功臣次序是在洪武十七年确定的，那么蓝玉进封凉国公是在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这份诏书为什么不称永昌公而先称凉国公呢？舳舻侯、航海侯是在洪武二十年封的，开国侯、全宁侯、西凉侯是在洪武二十一年封的，又为什么要一一列入其中呢？郑晓考证得太粗疏了。黄金《开国功臣录》说：洪武二十三年春，榜上列出五十七名功臣，李善长仍然排在首位。却不知道这份诏书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发布的，正是善长等人被诛灭的日子。榜上列出的功臣，实际上是所谓在市中行刑、抛弃于众人之中的罪人，难道会借此优待善长等人吗？《昭示奸党第三录》载营阳侯杨▯的火者供称：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内舍人杨达读榜文，想到他的父亲五次卖阵，他兄弟又犯有大罪；当年六月，钦差官来查究旨意。根据这份供词，肃清逆党的诏书及榜文显然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发布的。《昭示奸党》的各种记录，则是后来依次刊布的，未必在同一时间。这份诏书《实录》没有记载，几乎湮没，如今幸而收藏在内阁，开国功臣的事情大半还可以考见。孔子所说两代礼制的伤痛、公羊家所论三世的变迁，君子不能不为之感慨叹息。”},{
一、善长子祺尚太祖长女临安公主。《开国功臣录》云：永乐元年，卒于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长罪，囚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婿祺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开国功臣录》诸书皆缪也。大明主婿，永乐间编纂仁祖、太祖及亲王主婿谱牒，其可征信无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示奸党录》载李太师家教学贡颖之招云：洪武十六年，颖之见党事不绝，仍投李太师家，教李驸马舍人读书。二十一年，跟李驸马往凤阳定远县住。则知祺以二十一年还定远，次年卒，亦当在定远，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太祖大义灭亲，岂不能以欧阳伦之法处之耶？祺之得前死为幸，而韩公之后，其得存者必鲜矣。哀哉！
初学集卷一百五
○《太祖实录》辨证（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实录》记亮祖之殁，以为病卒。而高皇帝《圹志》则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尝讳也。《实录》云：上亲制《圹志》，仍以侯礼赐葬。后有读御制文集者，则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谓讳而不没其实者与？亮祖在镇不法，为道同所论列，上虽怒之，亦但知其为胡惟庸所使，擅专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党事提问，则知亮祖之坐胡党，亦发于二十三年也。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罢职居江宁，又坐胡党，十三年卒。影响傅会，似是而实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后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盖皆毙于杖下也。太祖不讳，而国史概从讳词，何哉？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为临川侯。胡美，《实录》不载所终。《开国功臣录》《异姓诸侯传》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蓝党论死，国除。今按高皇帝手诏，则美于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诛。而据吴也先之招，原系临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为事拨李太师家，其证佐甚明。是知诸书皆缪，而《功臣表》蓝党之说，尤为无稽。又按郑晓《异姓诸侯传》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后坐党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诛，而胡党之发露，则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郑所记甚缪，今并正之。洪武十三年七月，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按遇春与陆亨、唐胜宗俱以多起驿马，降充指挥，发山西捕四达子。此洪武八九年间事，见于庚午诏书及《奸党录》诸招者也。《实录》略载仲亨事，而不及胜宗。遇春独于十三年七月书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而不详其谪降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凉州，书指挥郑遇春击却之。六年书荥阳侯郑遇春仍守朔州。而十年书指挥者，盖遇春夺爵之后，降为指挥守凉州也。
译一、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娶了太祖的长女临安公主。《开国功臣录》说：永乐元年，李祺死于江浦。《史翼》说：洪武年间因李善长获罪，李祺被囚禁在家中；建文初年获赦出狱，驻守江浦。北兵入境时，他投水自尽。考察《大明主婿谱牒》，李祺死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开国功臣录》等书所记全都错误。大明主婿谱牒是在永乐年间编纂的，记载仁祖、太祖以及亲王的主婿谱系，足以作为确凿凭据，所以我特意引用它来订正上述记载。又考察《昭示奸党录》所载李太师家教贡颖之的供词：洪武十六年，贡颖之见党狱不断，仍投奔李太师家，教李驸马的舍人读书；洪武二十一年，跟随李驸马到凤阳府定远县居住。由此可知，李祺在洪武二十一年回到定远，次年去世，也应当是在定远，而不是江浦。假使洪武二十三年李祺还活着，也一定不能幸免。太祖以大义灭亲，难道还不能按照处置欧阳伦的办法处置他吗？李祺能够提前死去，反而是一种幸运；而韩公李善长的后代，能够存活下来的必定很少了。可悲啊！《初学集》卷一百五。《太祖实录》辨证（五）。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因病去世。《实录》记载朱亮祖的死，说他是因病去世；可是高皇帝的《圹志》却说：“朕发怒鞭打了他，父子二人都死了。”朱亮祖父子的死，高皇帝从未加以隐讳。《实录》说：“皇上亲自撰写《圹志》，仍按侯爵的礼制赐予安葬。”后来有人读到御制文集，就可以考察并知道这件事了。这大概也就是所谓有所隐讳，却没有抹杀事实吧？朱亮祖镇守地方时违法乱纪，被道同列举罪状弹劾；皇上虽然对此发怒，却只知道他是受胡惟庸指使，擅自专断并贪污掠取而已。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他的次子朱昱才因胡党案件被提审，由此可知，朱亮祖被列入胡党，事情也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才揭发的。郑晓《异姓诸侯传》说：“被罢免官职，居住在江宁；后来又因胡党获罪，洪武十三年去世。”这种根据传闻附会拼凑的说法，似乎相近而实际错误，不能不加以订正。太祖说朱文正是被鞭打后死去，说朱亮祖也是“朕发怒鞭打了他”。所谓父子二人都死了，大概都是毙命于杖下。太祖本人并不隐讳，而国史却一概采用隐讳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洪武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为临川侯。《实录》没有记载胡美最终的结局。《开国功臣录》和《异姓诸侯传》都说他在洪武二十六年去世。王世贞《功臣表》说：“洪武二十六年，因蓝党案被判处死刑，封国也被废除。”现在考察高皇帝的亲笔诏书，可知胡美在洪武十七年因触犯禁令而被诛杀。根据吴也先的供词，原来是临川侯府中的火者，洪武十七年因本官所涉事务被发往李太师家；相关证据和佐证都十分清楚。由此可知，各书所记全都错误，而《功臣表》关于蓝党的说法尤其没有根据。又考察郑晓《异姓诸侯传》说：“洪武十三年，主持修建潭王府；后来因党案获罪，洪武二十六年去世。”胡美在洪武十七年已经伏诛，而胡党案件的揭发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两者相隔已经七年。郑晓所记十分错误，现在一并订正。洪武十三年七月，恢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考察郑遇春与陆亨、唐胜宗，都是因为多次调用驿站马匹，被降职充任指挥，发往山西捕捉四达子。这是洪武八、九年间的事情，见于庚午诏书以及《奸党录》中的各份供词。《实录》只略略记载了仲亨的事情，没有提到唐胜宗。唯独在洪武十三年七月记载“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却没有详细说明他被贬降的原因。只有洪武十年五月，番酋侵犯凉州，记载指挥郑遇春将其击退；洪武六年则记载荥阳侯郑遇春仍然镇守朔州。洪武十年记作“指挥”，大概是郑遇春被夺爵以后，降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