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二十八

译（《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序） 谦益忝任史官，私下有志于编纂著述。我考察阅读高皇帝开国功臣的事迹，如定远侯黄金、海盐郑晓、太仓王世贞等人的著作，各自成书，互相驳难、怀疑和抵牾，难以一一查考，于是进一步从《实录》中求取证据。《实录》完备地记载功臣的名册和事迹，就是所谓收藏在宗庙、另副存于主管官署的史书。革除之后，又经过多次删削刊改，禁忌极多，文字隐讳错乱。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缺漏文字的时代。”有疑问的地方，孔子大概不说；那么将来让谁来订正呢？天启甲子年，我分纂《神宗显皇帝实录》，翻阅文渊阁的秘藏书籍，看到高皇帝亲手诏书数千言，以及《奸党逆臣四录》，都是高皇帝再次下令刻版、留给后代观看的文献。国史的脱漏错误、野史的错谬，都可以逐一据此校正。于是奋笔写成这部书。先以国史为基础，用谱牒加以验证，以别录参互考订，按年月编排，按州郡、部门归类，于是开国功臣的事迹就清楚明白了。元人苏天爵撰《名臣事略》，疏列若干人物，再以事迹相系，不采用史传的体例；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订异同，举正得失，最为详慎。谦益私下取法于这两家。古代的史家，必定先搜集散失的旧闻，摘取经书、采集传记；孔子出行时寻求七十二国的宝书，太史公采集《世本》《国语》，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先让属官草拟《长编》。如今文献浩繁，是非混淆，一点凭据也没有，却俨然以作者自居，想凌驾司马迁、班固而比肩陈寿、范晔，不是愚蠢就是欺罔。谦益写这部书，只姑且记载较小、较近的事情，如掌故类的书籍、甲乙类的簿册；有的增补，有的删削，说明体例、创立条例，留待后来的君子参考，这就是谦益的志愿。这部书开始编纂于天启四年癸亥。第二年乙丑，我被削职为民，租赁粮船南下，靠着船窗的几案，摊开书籍执笔写作。回乡闲居，把笔放在厕所旁。过了三年才完成。校点大致结束，先帝驾崩的诏书就到了。唉！谦益狂妄愚昧而性情刚直，触犯了权贵宠臣。圣朝宽厚仁慈，使我得以悠闲地居住乡里，从事文牍，摩挲书卷，反省思念岁月，我怎敢忘记先帝的大德呢？第二年戊辰，当今皇帝改元崇祯，而此书完成于丁卯年八月。这年十二月，旧史官钱谦益谨慎作序。（《开国群雄事略》序） 这部序文记载开国群雄，首先写滁阳、亳都，为什么呢？因为要记述创业。几个月后便收养其外甥，一年后让他成为别将，使真龙从鱼服之中脱颖而出，又借助风雷，给他增添羽翼。滁阳对于圣祖，难道也是上天开创混沌局面、凡有开创必先从这里开始的吗？元朝失去天下，百姓斩木为兵、揭竿而起；鱼书、狐鸣之徒，汝、颍首先发难，淮、徐相继响应，濠城遥相借助声势，因缘际会而起兵。然而滁阳的地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赵是徐城逃亡的盗寇，却俨然盘踞堂上，指挥奔走，这就是所谓微末之中的微末。滁阳死后，孤军无所依凭，借用滦城的虚名，吹燃崖山的余烬，用来部署东南、号令天下，平定台城，开创吴国，建立帝王万世的事业；日月一出，微弱的火炬便熄灭了。于是龙凤年间的君臣事业，如风吹烟散，杳然荡尽，化为尘土，沦为灰烬。唉！安丰披甲出战，宁肯在青田违逆耳边的劝告；瓜步的胶舟，最终在德庆入狱。汉高祖受命于天，不忌讳接受牧羊人的拥戴；光武中兴，也姑且在铜马军中称帝。因此把这些事按年月编排，疏理它们的始末，取法司马迁《楚汉月表》的意思，使后世有所观览。从前张衡上书说，更始帝即位，光武起初做他的部将，后来才登上帝位，那么应当把更始的年号建立在光武初年。既然如此，龙凤年号或许也是高皇帝不废除的吧。其次记伪天完，次记伪汉，次记伪夏，是为了记载割据；再记东吴、庆元，是为了记载盗窃。天命不可僭越，夷狄也有君主，所以以扩阔、陈友定结尾。唉！元朝并不是暴虐的时代，庚申帝也不是亡国之君；只是他自恃聪明，优柔寡断，把权力分给后宫，政令出自奸佞，宠爱和贿赂因此日益滋长，纲纪因而废弛。沙河军队溃败，耗费亿万，而败将却回来盘踞台端；高邮围困敌寇，功业只在片刻之间，大军却立即撤离城下。省院的驳议尚未决定，航海所得的珍宝贿赂已经直接送进宫中；江、淮的壁垒刚刚修成，旷野中的战争却接连发生在边境之外。渐渐到了抚军院刚在早晨设立、晚上就撤销的地步；讲解经书的文书，这边奉行，那边却阻拦。南征的诏旨刚刚发出河北，北征的军队已经攻打燕南。后来仰观天象，才长叹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救。难道还来得及吗？《诗经》不是说过：“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 后来的君主，读到这首鉴戒之诗，把庚申年当作前车之鉴，即使与天地同寿也可以。此书完成后十六年，涂月朔日，旧史官钱谦益谨慎作序。

译◎《重辑桑海遗录》序 我读吴莱立夫的《桑海遗录序》，序中称淮阴龚开圣予所作的文宋瑞、陆君实二传，类似司马迁、班固的作品，陈寿以下的史家都比不上。我过去搜求《癸辛杂职》，看到圣予所作《水浒三十六赞》，知道他是经世奇才。因为立夫的话，我寻访打听他所说的二传，最终却无法得到。想来它们已经散失，不再流传于人间了。江阴李君如一藏书很多，有陶宗仪九成的《草莽私乘》，我向他借来，圣予所作的二传以及悼念君实的诗序，都完整载在其中。我在灯下急切阅读，仿佛听到叹息声，胡须奋张，毛发全都竖起；亲手抄写，不敢把它交给侍史，泪水浸透纸张，读不了几行便合上书离去。当似道独揽国政时，宋瑞多次被台臣弹劾罢职，在朝廷内外辗转任职，座席尚未坐暖，年仅三十七岁，便援引钱若水的先例致仕。君实则以乙科出身居于广陵幕府，共十六年，直到李制置祥甫才把他的名字上报朝廷。在这时，满朝人看待这两个人，还像微尘落在柔弱的叶子上，只是没有找到机会把他们扫除罢了。等到北兵日益逼近，宋瑞从赣州起兵勤王，君实也因奉请留中而留在朝廷。朝廷上下这才知道有这样两个人。唉，也已经太晚了！宋瑞镇守平江，辞别皇帝时，才提出分镇用兵的策略，朝廷议论仍认为他的意见空泛遥远，上书后没有得到答复。到了景炎新立，陈宜中还因意见不合，让言官弹劾罢免君实，张世亻桀极力争辩，才召他回来。唉！天下正遭受胡马渡江，皇帝乘船漂浮海上，这确实是所谓处于风浪中的中流、胡越相互救助的时候了。可是大臣仍用权术互相排挤，言官仍用奏牍肆意抹杀他人，首尾呼应，像太平时代的旧例。一两个劳苦功臣、志士，在沧海横流之中奋身而出，为国家承担危难，最终却使他们有话不能伸张，有唾沫不能吐出，一个个低头缩舌，和国家一同化为灰烬。宋家三百年的宗庙，一旦断绝祭祀，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啊！这并不只是似道一人的缘故。劳苦功臣、志士既然能够死得其所，也就已经完成了报答国恩、回应众望的事情，没有别的可做了。只是他们有志于作为，而时势却不能作为；时势有时似乎还可以挽救，却只能坐看它必然无法挽救。带着忠心入土，牺牲性命也无济于事。千年以后，考察这些事情的人，必定叹息烦闷，天地为之变色；神异的风雨会在破纸残墨之间突然兴起，更何况立夫离宋末并不远，难道不是亲近定公、哀公时代的人吗？又何况圣予和君实同在幕府，而立夫自己又是遗民呢？唉！这尤其令人感慨叹息。立夫编纂的《桑海遗录》既然已经无法看到，而他的序文幸而保存下来。如今又得到圣予所作的二传，那么这部书仍没有亡佚。因此我把它抄录成一份，收藏在箱子里，题名为《重辑桑海遗录》。与立夫同时代的黄文献公氵晋作有《陆君实传后序》，补足圣予遗漏的部分，订正新史的异同，这篇文章也可与司马迁、班固相匹敌，所以一并收录。新史中的二传多沿袭圣予的文字，而且已经写入史书，所以不再收载。武夷人谢翱皋羽，是文信公的门客，也以遗民身份终老，就像君实有圣予一样；他的遗文按类别附在后面。至于有宋遗民的旧事，搜集散失的记载，数不胜数；我藏书不多，力量还达不到。大概将来要遍访像李君这样爱好古籍的君子，来完成立夫的志愿，于是作序以开启这件事。万历四十七年夏四月，史官钱谦益谨慎作序。

译（少司空晋江何公《国史名山藏》序） 少司空晋江何公▯犀孝，出身于万历年间，以道德和学问闻名，逐渐成为大儒。他感慨国史没有成书，考订典章制度，稽考掌故，发愤尽力，编纂数十年，终于完成。何公去世后，这部书才广泛流传于世。他的次子、户部郎九说写信给谦益，请我为它作序。谦益私下认为，何公编写这部书有三种困难，也有三种长处。东汉以后的史书都成于后代，现在由本朝人编写本朝史，禁忌很多，是非错杂。公羊氏把意思寄托在微言中，韩愈告诫人们要警惕显露的祸患，这是第一难。司马迁、班固的书，经过后世讨论；晋、唐的史书，借助众人之手完成。如今凭一人一时搜罗一代之事，既不是世代研习史学的家学，也没有史局编修的帮助，这是第二难。龙门采集《世本》，涑水修撰《长编》，都是著述源流中已有的材料，是下笔删削时首先可以凭借的资料。如今记载纷繁，可以凭借的证据有时很少。远不能从杞、宋征求，近处有时也只能指望隐公、桓公时期的材料，这是第三难。何公作书，果断奋笔，哪怕采集细微之物，也不因党羽、枯朽腐败之事而嫌弃，这是第一种长处。他专心勤勉来实现志向，按年按月编排，不因头发白了、史书仍未完成而停止，这是第二种长处。他独自开创体例、说明条例，不因材料残破杂乱而受牵累，这是第三种长处。何公盛年遭贬谪，读书讲道，不爱声色财货，不羡慕荣名和仕进。他专心深思，终年继日地努力。所以他的著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唉！本朝学士大夫从事史学的人很多，以海盐郑晓的志向却不能成史，以太仓王世贞的力量却不能成史，以南充人的地位和史局条件也不能完成史书。国家太平兴盛，远胜汉、唐，而史事却缺失到这种地步，也是士大夫的耻辱。后来如果有人考订明史，除了何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不过，书成后题名为《名山藏》，是有意隐去“史”字。总称为“记”，于是缺少本纪、志、传；记载大事又缺少年表；篇末又缺少叙传，这是在削弱史书体例。何公曾两次被起用，官至卿贰，却把书藏在箱笥中，不敢抄写进呈皇帝，这是在避开史官之职。何公大概从未把自己当作史家。谦益私下取出这部书阅读，开天创业的事迹，月份年表都具备，难道能把它委弃为陈迹吗？开国的重要典章，丹书尚未毁灭，难道还不能向旧府查问吗？朱墨批注的秘录，难道没有可以据以订正的地方；民间流传的彩绘俗说，难道没有等待删削的吗？何公的史书已经写成，却不敢以史家自命，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天启年间，我忝任右坊官职，何公和祥符王损仲都任光禄官，时常来往，商议史事。损仲告诉何公说：“古代作史的人，记就是记，书就是书，史就是史。您把这部书取这样的名称，究竟是为什么呢？”何公惊惶起身谢罪说：“乔远本来见识浅陋，只守着朴实的学问，把它收藏在镜山之下，传给家塾，已经是僭越了！难道还敢冒用国史的名称，给本朝三百年的史局带来羞耻吗？”我和损仲感叹这番通达的话，认为是美谈。从今天看来，如果不是何公道德高尚、声名广远而且具备三种长处，就不能作史；如果不是何公好学深思、诚实而爱好古道，也不会不把自己当作史家。那么，如今把大字刻深，发掘名山所藏，并在各处大都市流传，拿来征验后世，固然可以；但这恐怕不是何公的志愿吧？

译◎《新刻十三经注疏》序 《十三经注疏》的旧版本多有脱漏错误，国学本尤其错杂。近来儒臣奉旨校订，错误缺漏反而更多，不符合圣明尊崇、信奉和表彰经书的深意。毛生凤苞对此私下忧虑，专心勤勉地校勘，精心刻版，经过整年累月，才告完成，于是请谦益作序。序曰：《十三经》有传、注、笺、解、义疏，起源于汉、晋，成熟于唐，而在宋代得到订正。欧阳子认为，这是诸儒讲习章句之学、相互传述，使圣人之道大致明白的结果。熙宁年间，王介甫凭借一家之学，创立新义，经学因此发生第一次变化。淳熙年间，朱元晦折中诸儒之学，汇集为传注，经学因而再次变化。王介甫的学说不到百年便衰微，而朱氏之学从此独行于世。我太祖高皇帝设置科举取士，专用程、朱之学；成祖文皇帝诏令诸儒编作《五经大全》，于是程、朱之学更加显明。然而两次变化以后，汉、唐时代讲解章句的学问，几乎灭绝了。汉儒所说的学习，是十岁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诗并舞勺，长大后舞象，二十岁学习礼，努力实行孝悌，三十岁广泛学习而无所局限，敬重朋友、考察志向；春天诵诗，夏天弹弦，秋天学习礼，冬天读书。他们所说的学习条目，不过如此。他们所说的性和天命，是木之神为仁，金之神为义，火之神为礼，水之神为智，土之神为信；保存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以滋长仁义礼智之性；所谓认识本性、认识天命，也不过如此。宋代学者自称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不传之学，扫除章句之学，把一切归结到身心性命。近代儒者于是把讲道当作主要事业；他们谈论学问越来越精细，谈论知性知天却越来越空疏，追究他们的宗旨，有时还不如章句之学那样有表可循、有界限可守。汉儒称之为讲经，而今世称之为讲道。圣人的经书就是圣人的道。离开经书而讲道，贤者自我标榜，务求胜过前人；不肖者则放纵无边，无法穷究诘问。这也就是宋代诸儒扫除章句之学，为后来开辟了道路。修撰《宋史》的人知道这一点，于是分立《儒林传》《道学传》两类：儒林就是所谓章句之儒，道学就是所谓得到不传之学的人。儒林与道学分开以后，古人传注、笺解、义疏的学问相互讲习传述，再也没有遗留下来的种子。这也是古今经术兴衰、断绝与延续的一个大关键。经学熄灭，降低为经义；道学衰偷，流变为俗学。天下人都不知道穷究经书、学习古道，只是昏暗地摸索前行，以狂妄盲目互相传授。渐渐到了今天，浅薄的小儒竟敢讥评六经，诋毁三传，违背圣人、蔑视法度；按先王之法本应诛杀而不容宽赦的行为，流俗却认为理所当然。这种学术从内心产生而危害政事，形成政令又危害事务；学术败坏，世道偏颇，夷狄、寇盗的灾祸也相继发生。孟子说：“我也想端正人心。”君子不过是恢复经常之道罢了。如果真想端正人心，必须从恢复经道开始；如果真想恢复经道，必须从端正经学开始。圣明天子在宽广的殿堂、细密的旃席之间，肃穆深思，特意诏令儒臣校正遗经、进呈御览，确实是把恢复经道、端正学术作为拯救世道的首要事务，这也仍然是二祖的志愿。不然，难道会因为王师还在野外、各方尚未安定，就急急忙忙横陈经籍和传注，仿效石渠、开阳的旧事，来粉饰太平吗？凤苞校勘刻印经书，是表彰遗经、尊崇圣制、砥砺俗学，有三种长处。我因此顺从他的请求为它作序。以浅薄末学、不自量力的见识来为圣经作序赞颂，好比测量天地、描绘日月，不是愚蠢就是狂妄。追溯经传的源流，订正俗学的错杂，使天下儒者谦逊立志、广泛闻见，先从源头学习而后通达广大；不要离开经书讲道，不要以今人为师而非难古人。使天下人都穷究经书、学习古道，才称得上符合圣明尊崇、信奉和表彰经书的深意。那么，这番话对于恢复经道、端正学术，也多少有些补益吧！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序。

译◎《苏州府重修〈学志〉序》今上甲子年，苏州郡续修《学志》完成，司教刘君某、司训刘君某前后主持其事，而文太史文起实际上为它作序。两位刘君认为谦益年轻时曾游学于学宫，应选为博士弟子，也应当写几句话置于篇首。《学志》的修订，始于蔡司理昂，由王文恪公作序。文恪也曾是学宫的博士弟子，所以用范文正这样的人才来期望乡里的子弟。文起所作的序，则借乡贤名录和人物考订，阐明作者勉励、成就人才的意旨，并对我苏州所看重的传统表示感慨，也仍然是文恪的志愿。我虽有话可说，又怎么能有所增益呢？但两位刘君的请求不能推辞，所以姑且叙述我听闻的情况来告诉乡里的子弟，这样也可以吧？宋景祐初年，范文正来主持乡郡事务，开始请求建立学校，并请安定胡先生担任教师。当时，安定门下的弟子在海内闻名，滕甫、钱藻、范纯佑等人，就是学宫的学生。从那以后，坐在教师席上的，如王逄之、朱伯原、陈唐卿之流，相继阐明安定的教诲，教师严正而道义尊崇，英才接连涌现。到了我明代，苏州士人最为兴盛。那么，老师用来教导的内容，弟子用来学习的内容，难道没有可以说的吗？安定先生曾忧虑隋、唐以来求取仕进的人只图利禄，崇尚文辞而丢弃经学。他教授诸生，一概以经术为根本。学习经术，就像白天行走要趋向太阳，夜里行走要依靠灯烛；没有经术，就会茫然不知往哪里去。古代学者以九经为经，以注疏为纬，各专一门、成为名家，各自遵守老师的学说，必定求得融会贯通、熟习实行才停止。经术已经成熟，然后从事诸子、史书、典章、方志的学习，广泛阅览、博采众长，最后都返回来符合文章的法度、隐藏的规矩。这样，儒者之道才完全具备，随后他们都出仕成为名卿才大夫，为国家效力。老师用这些来教，弟子用这些来学，难道只是安定先生对于我们苏州如此吗？自从儒林、道学分道而行，经义、帖括的学业兴盛，经术的传承便远非古代可比。然而前朝和国初的儒者，旧有的学问还在，先民遗留下来的风气余韵还没有消失。正德、嘉靖以来，人们以抄袭沿袭、以讹传讹相互传授，士人把通晓经书视为迂腐。万历末年，又以荒谬妄诞、没有根据的言论相互夸耀，士人甚至以读书为忌讳。渐渐到了今天，俗学昏暗蒙蔽，谬种纠缠，把天下变成夷狄之言、鬼神之语，却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国俗崇尚巫术，士人的志向淫邪，民风暴烈。邪念产生于心而发动政令，政令形成又危害事务，都是由此造成的。假如安定先生和诸位公卿还在世，一定会扼腕痛哭而已。唉！难道又只是我们苏州如此吗？不过，我们苏州的士风清雅，文学精华，天下的学者还没有谁能超过它。在宋代，天下设立学校从我们苏州开始；安定先生所教导的传授经义、相信老师学说，我们苏州士人确实最先受到。近世以来，抄袭谬妄的学问流传四方，我们苏州士人的应和最为迅速。苏州对于天下，大概就是所谓最先得风气的地方。追溯流脉而穷究源头，查考典故而尊敬祖师，摒弃浮华文辞而返回经术，尊奉安定先生、宗法周公和孔子，我们苏州的士人难道不应该首先承担这个责任吗？朱伯原的文章说：“作文足以贯通道，学习经书足以通达理。”这些遗言都还在。从唐代陆中允、宋代王魏国以下二十五位贤人，他们的芳美规范也都在。以曾文定的文章才华，连写《六经阁记》也不能不向浙帅屈服。古人明白经书、穷究义理，竟然深厚笃实到这种程度。回头在我们乡里的子弟中求取，也还有多位老师可供学习。否则，这次修志只是搜集遗文、考察陈迹，把它当作学宫的文学掌故罢了。前面有文恪，后面有文起，不亚于在申重申其意。两位刘君又反复请我说这些多余的话，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部志书完成后，乡里的子弟来这里游览观看。由于我的话，他们有所考察询问并受到激励，在百世之后奋发而起，仿佛早晚都能遇到文定的风采功业和安定的教诲思想。我年轻时曾应博士弟子选，如今将要老了，希望还能对乡里的子弟留下一些话。两位刘君勉励造就人才的心意，也就不会白费了吧！（乡约序） 建德宋侯来常熟任县令，和乐仁厚而明达公允，一年便治理得大为整顿。他修订推行乡约，申明高皇帝告诫百姓的六句话，用来教导蒙学士子；反复训释，刻版颁布，希望家家户户都能明白。乡约的制度，没有比《周官》记载得更完备的。《周官》说：大司徒用三种事物教导万民并选拔宾客，其中第二种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高皇帝告谕百姓所说的孝顺父母，是六行之首；尊敬长上，是六行之二；和睦乡里，则把睦、姻、任、恤一并包括了。之后又说：教训子孙，各自安于正常的生计，不要作奸犯科。《周官》说大司徒用乡里的八种刑罚纠正万民，其中第七是制造谣言之刑，第八是扰乱百姓之刑。制造谣言，就是散布错误言论迷惑众人；扰乱百姓，就是煽动百姓作乱，执持旁门左道来扰乱政事。这些都是不安于正常生计、专门胡作非为的人。《周官》在六刑之外加上这两种刑罚，所以圣祖也反复告诫。可是大司徒的六行八刑，圣谕用六句话概括了。王者的话多么伟大！同《周官》相比，尤其简约而明白。地官所属的乡大夫，正月初一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退下后颁布给乡吏；州长、党正、族师各自掌管教化、治理和政令，每月初一便召集百姓宣读法令。如今我们宋侯所修订推行的，难道不是周官遗留下来的制度吗？乡里的人还应当深切体会宋侯的德意，难道能把它当作空话置之不理吗？从前宋文宪致仕后，高皇帝赐诗给他，其中有训导人民、整治法度的话；春坊司直郎汪▯罢官归乡后，高皇帝又作话告诫他，使他知道乡里之所以受到严肃敬畏的原因。我任侍从官已经很久，浮沉官场、窃取俸禄，对圣朝没有补益，如今也将退职养老了。推演宋侯的心意，把它告诉乡里的父老子弟，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于是作序。

译（《取节录》序） 《取节录》十卷，是容城孙奇逄、字[疑字]泰所编。按照史家的凡例取材，其中忠义、专一的操行、孝子、烈妇之类居多。按照《公羊传》的三世说考察，则多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孙[疑字]泰善于取材，实在太高明了！孙[疑字]泰出生于北方，与定兴鹿太常伯顺一同游学于我的老师高阳公门下，高阳公器重他们说：“他们是我四个朋友中的两人。”天启年间，逆宦魏忠贤扰乱政事。伯顺跟随高阳公在关门，宦官派来的刺探者络绎不绝地来到帐下，高阳公每次都厉声呵斥盘问：“你们家老公说什么？”一点也不给他们好脸色。宦官派人嘱托伯顺向高阳公表示殷勤，伯顺把来人斥退。甲子年秋，高阳公上疏请求入朝觐见，想有所陈述。群小向宦官控诉，说高阳公将要发动晋阳之兵，伯顺是谋主，伯顺对此不予理睬。当时，桐城左佥院、嘉善魏给事、长洲周吏部先后被逮捕关押。他们的子弟[疑字]跟随，白天躲藏、夜间行走，没有人敢收留他们。孙[疑字]泰与伯顺的父亲太公、儿子化麟以及门人张果中兄弟，轮流为他们提供钱粮。燕地中有十多个崇尚义气的团体，接受孙[疑字]泰、太公的部署，有的搜集行囊，有的奔走刺探，像鸟一样行动、乌鸦一样聚集，如同汉代的期门。左公曾主持三辅学政，太公在门前设置匦匣、立起标牌说：“愿意集资救助左提学的，请把钱投入这里。”乡人投匦者云集。左公被考察至死后，太公又按名册把钱物分散发放。江村之地，举起旗幡，敲击[疑字]鼓，不怕被宦官知道，宦官最终也没有知道。我因枚卜之事被诘责，伯顺向蒲州说，应当替我向皇上极力陈述，分别说明两人的是非。蒲州支支吾吾不能决定，伯顺发誓不再见蒲州。伯顺守卫定兴，抗节而死于敌虏之手。我被逮捕经过白沟时，果中迎上来说：“太公病了，派他的孙子在这里迎候您，离开这里才两天。”我的案件紧急，权臣催促将我杀掉。孙[疑字]泰、果中等人借贷五十金送给我，并且说：“社稷如果有神灵，一定不会让您成为左、魏两人的后继者，您不要害怕。”苕上的茅止生多次在危急时救助我，孙[疑字]泰寄居在他那里，他把房屋题名为北海亭。孙[疑字]泰不接受征召，端正地坐在亭上，校订书籍、著书立说，著作满屋；总而言之，他不离开“取节”的宗旨，大概就是这样。我读《尔雅》，戴斗极称为崆峒，其下称为幽都。古人说那里气势峭拔，风骨精悍。逆宦专权时，宦官的干儿义孙错杂排列于朝廷，我的老师和伯顺却像狂澜底下的砥柱一样屹立。而太公、孙[疑字]泰一类人义气内蕴、文风焕发，鲁、卫那样有奇特节操的人，燕、赵那样慷慨悲歌的士人，大概仅仅还剩下一些。 《天官书》说，中国的山川向东北流，尾部沉没在勃、碣之间。我的老师和诸位贤人，难道也是这个时代的勃、碣吗？世道衰败、道义微弱，廉耻消灭，臣子背叛君主，儿子违逆父亲，士人出卖朋友，弟子背叛老师，都是失节之人。杨焉治理黄河时，担忧底柱山阻碍水流，便在山上刻凿。忠臣义士作为底柱山，作用也太大了。扶持培养他们还唯恐不够，却又要去刻凿伤害他们；即使刻凿，也像底柱沉在水中，终究不能移去。然而世上像杨焉这样的人还没有停止。孙[疑字]泰编写这部录，是要把它作为底柱吗？还是也要对那些忧虑祸患而刻凿底柱的人提出警戒呢？唉！这尤其令人叹息。《诗经》说：“正因为他有这种德行，所以才像他。”我赞美孙[疑字]泰有所拥有并且能够与之相似，因此作序如此。戊寅年中秋望日序。◎《建文忠编》引 我们郡的朱鹭白民，喜欢谈论逊国时期的忠义，搜访了五十多年，撰成《建文书法》，我把它献给史馆。长洲陈公允又编辑《建文忠编》，大概选取其中最突出的人物。他们表彰忠义、阐明幽隐、表扬微末的志向是相同的。陈公允一向虔诚奉祀关壮缪侯，认为关侯已经接受帝号，应当在正史之外另立体例，作本纪来彰显他。他梦见壮缪侯降临榻前，飘动胡须，叉手郑重地嘱咐他。文章写成后，贞石突然涌出，丰碑高高立起，龙旗[疑字]负载，巍然耸立在端门、阁道之间，仿佛有神灵暗中佑助。有人说壮缪侯护卫前朝，自称同列为老革，骂孙氏为貉子，何必借寒士的笔端来求取神灵的宠爱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忠义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古今之别，也没有久近之分。壮缪侯对于陈先生，逊国诸臣对于少帝，都是人心和天理，难道会有两样吗？陈公允只是一个老儒生，却像这样把忠义立誓于心；他与天地间的神明正气、赤胆忠血，往来升降，像磁石吸引铁，像燧石取得火一样。壮缪侯凭依并鉴察他，是合宜的。《诗经》不是说过：“神明听到这些，最终会使天下和谐安宁。”陈公允的话，神明已经听到了。世上的公卿大夫，他们的话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胁迫国家的舆论，本来未必是神明所听取的。哪里只是神明不听罢了，他们从口中说出的坏话，神明还会因此感到痛苦，谴责和愤怒将随之而来。唉！难道不令人害怕吗？丁丑年嘉平月书。

译◎《南昌赵氏族谱序》南昌的赵氏，出自宋代魏悼王赵廷美。他们的始祖迁居钟陵，是别子一支的祖先修武郎赵续之和忠翊郎赵绪之。魏王有十个儿子，第四子是追封广陵郡王的赵德雍，谥号康简；熙宁年间，朝廷采纳太常礼院的意见而封爵。康简王的次子赵承亮为秦国公，奉祀赵廷美，赠封乐平郡王，谥号恭静。恭静王的第六子是高密侯赵先整。高密侯的第九子是赠金紫光禄大夫赵叔▯。修武郎、忠翊郎是光禄的第四子和第六子。靖康之难时，他们从杭州迁到进贤县：修武郎居住在县东，忠翊郎居住在县西，相距十多里。后来营建墓地，修武郎住在东边却把墓地选在西边，忠翊郎住在西边却把墓地选在东边，彼此告诫后世子孙，逢年过节上坟时，墓前道路要交错相通。此后，子孙日益繁盛，读书作诗的家学也更加发扬。到了汝▯公，文才品行都很出众，不接受征召和辟举，与乡里的四位贤者齐名。族谱说：“进贤改井为县，从这里开始。”进贤原是晋代的钟陵县。徽宗崇宁二年，把南昌县的进贤镇升为县。修武郎迁家时，进贤升县已经很久了。族谱这样说，我无法考证。前朝初年，古济公迁居南昌白塘；到了嗣胤公，又迁到忠孝乡。那里群山夹着溪涧，风土气象深厚盘结，赵氏聚族而居，灯火相连，弦歌和诵读声东西四方都充满了，赵氏从此日益壮大。嗣胤公传到第九代，是封为比部的应麟公。他潜藏的德行没有显扬，却在参议公身上发扬出来。参议公考订排列先祖的德行，厘清嫡庶支派，编成《家谱》若干卷，又撰写《谱略》一篇，寄信给我钱谦益，请我为它作序。我曾考察宋代宗室，太祖、太宗和魏王的子孙最为繁多。以魏悼王这一支来说，淳熙八年共有七千二百九十六人；但嗣字辈次没有见到，查阅《世系表》，也无法得到详细情况。这难道不是因为迁徙之后，大宗正司和西南外宗正司都迁移以躲避北狄，又有人分散到四面八方，像修武郎兄弟这样；而宗正司掌管的户籍、文书、名册、图谱之类，也因此沦亡散失、次序错乱了吗？如今南昌赵氏族谱，历经十七代，服亲关系井然有序，可以说保存了《仙源类谱》的遗意，补足《世系表》的缺漏，所涉及的不只是家谱而已。参议公这样专心致力于修谱，正是所谓能够认识大事的人吧？当魏王被贬死在房州时，他的子孙惶恐不安，害怕不能与平民相等。等到徽宗、钦宗二帝被押往北方，诸王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死亡。太宗的后代，十个人中也存不下一个。然而修武郎兄弟终于凭借魏王的世系，避居外地而得以保全，家族盛大繁衍，绵延不绝。由此说来，天道的屈伸往复，难道可以用一时一刻来衡量吗？参议公志向操守刚直耿介，由吏部郎出任外藩参议。他修订这部族谱，考察太宗、魏王的后代，又参验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难道只是为了不忘祖先，还是借此来教化世人呢？阅读这部族谱的人，大概也会懂得观感兴发的道理了！参议公任常熟县令时，我钱谦益以博士弟子的身份受到公的知遇，所以不推辞，为他的族谱作序。至于公的善政和美好声誉，我略去不写，恐怕被讥为夸大失实，而且也想留待以后再说。《宋史·宗室传》和《世系表》都记载魏王有十个儿子，第四子是德雍，与族谱相合。可是马端临《通考》没有列出德雍的名字，又记载魏王第四子为德彝。这是马氏的错误，不能因为相信《通考》而怀疑正史。因此作这篇序时一并说明。《双凤顾氏族谱序》太仓的顾天叙拿着族谱来请求我说：“顾氏的先人，族谱一共修订过两次。第一次由顾睿修于永乐年间，作序的是翰林待诏、河南李公▯；第二次由顾有终修于正统年间，作序的是礼部侍郎、羊城陈公琏和翰林修撰、常熟张公洪。天叙的先人想到族人众多而族谱散失，亲手搜集编纂，正准备登门向您求文。谁知有一天突然先于朝露而死，只留下先人未完成的遗言。我怎敢不拜两拜、泣血请求您呢？”我考察这部族谱，它以晋代尚书右丞顾悦之、字君叙为始祖。悦之有两个儿子，叫恺之、觊之。恺之居住在晋陵无锡，觊之出仕晋朝，后来任北海益州尹，死于任上，于是就在当地安家。觊之传二十四代，有▯、钧、镒三人。宋初，▯迁往汴京，钧、镒迁往吴地。钧生守礼，守礼生建安昕，建安生▯，▯生伯理，伯理迁居常熟东南的河舍。昕生珍，珍生临，就是族谱所载、在熙宁三年题写识语的顾临。伯理传六代为子安，元末迁居双凤里，今天划归太仓。这就是顾氏世系迁徙的大略。考察史书，顾悦之只有恺之一个儿子，而恺之的传承也与此相同。觊之在宋朝做官，历任太守、刺史，从未任北海尹。他的父亲黄老任司徒左西椽，与悦之相差很远，并非同一支系。北海在青州，怎么能说是北海益州呢？晋代官制规定，郡设置太守，京师所在才称尹；益州怎么能称尹呢？族谱序文没有别的依据，全都取证于顾临的题识。顾临是会稽人，就是东坡诗中所称的顾子敦。它的说法何其荒谬驳杂、不合情理，竟到了这种地步！族谱说，永乐初年一次火灾中，顾睿的妻子陈氏背着族谱和图册逃出，其他东西全被烧毁；那么族谱内容散失、模糊不清，也就不足为怪了。顾氏居住在双凤，号称甲乙族，考中乡试的有二人，中进士的有二人。族谱久已残缺失修，而顾天叙父子勤勉考求，几乎合乎古人尊祖敬宗、收摄族人的道理，君子对此应当很看重。族谱也如同史书：可信的传可信，存疑的传存疑。对于可疑之处，只好像孔子对丘氏那样不作评论罢了。张修撰是老成的儒者，精通谱牒之学，为吴中的世家谱牒作序，多达一百多家。李待诏字贞臣，元朝时任户部侍郎，辅佐扩廓帖木儿军队，后来被俘入官，官至待诏，退休后老死在吴地。他为族谱作序，题为永乐二年，时年八十六岁，正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张修撰的序文引用了李待诏的话，却又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只听说有一位李待诏，是吏部尚书张ヨ的父亲朋友，我想大概就是他吧。”李待诏是张公父亲的朋友，这确实如此。然而张修撰与李待诏同时代，先后都在翰林任职，却不能知道他的身世始末；文献足以考证事实，难道不是很难吗？所以我把这些也一并写出，给读这部族谱的人看。

译《宋文宪公护法录》序 我钱谦益恭敬地阅读高皇帝亲自撰写的文集，叩首称颂道：“上天把天命授予我的祖先，使他统合三教，伟大啊！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了！”读完故翰林学士承旨文宪宋公的文集后，我又感叹道：“唉！要说阐明圣祖的典章法度，除了文宪公还能归于谁呢？”圣祖称说佛教能够在幽冥中辅助王道纲纪。开国以来，凡是裁成辅相、设教佑神的事情，无不以佛教的一大事因缘为根本。文宪公能够看见并懂得这一点，真是能认识大局的人。《广荐》的记文，以及《楞伽》《金刚》的序文，沟通幽冥与现实，彰显权宜与真实，其中保存着大圣人的作用。古书说：金铃振作武事，木铃振作文教。文宪公不就是高皇帝的木铃吗？通过文宪公来窥见圣祖的文章，就像《易经》有《易传》，《春秋》有《左传》一样吧？圣人的言语如同天，人们用《周髀》计算、用土圭测量，天体才显现出来。由此来阐明圣祖的文章，大概已经领会一大半了。圣祖示现为皇觉寺僧人，乘大愿之轮治理天下。文宪公应运而起，掌管翰林禁林，辅助皇帝的谋略并宣扬佛教。前代把翰林学士视为内相，文宪公对于高皇帝，也有宰相辅佐之道。云随龙而行。风随虎而起，圣人出世，万物都能看见光明。文宪公以大儒身份应召，君臣相遇的事迹，史官至今还在歌颂。可是哪里知道，他早已接受佛法付嘱，要在阎浮提开启华严法界；他作为云龙风虎的意义，难道不是更大吗？姚恭靖之于成祖，情形与此略有不同。但都属于顺应天时，辅佐二位祖宗彰明佛法。太阳月亮没有改变，圣人的谋略广大灿然。而儒生却捂住耳朵，把这些当作尘沙劫以前的事情，难道不是荒谬吗？有人说，文宪公本来服膺程、朱之学，程、朱排斥佛教，严守儒家纲常，怎么可以越过呢？唉！圣祖不是说过吗：天下没有两种道，圣人没有两颗心。道如果打比方，就像太阳。圣祖出世，太阳已经升到中天。程、朱只是从窗缝里看见太阳，文宪公则从扶桑看见太阳，视野的广狭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生在盛明时代，却墨守程、朱，终究不能仰望青天、看见白日，可悲啊！《文宪集》大约有几十本，我搜集编排其中有关佛事的文章，合并云栖所编的内容，冒昧为它作序，以告诫世上那些阐明圣人法度的人。文宪公曾三次阅读《大藏经》，对于佛法浩如烟海的内容，如同指掌；在儒门之中，应当算是博闻强记、总持一切的人。至于他的悟入因地、证得境界，已经显现在文字中，必定有能够考辨的人；这本来就不是一般学者所能评论衡量的。万历丙辰年冬十一月初一日，翰林院编修、虞山人钱谦益谨慎作序。《阳明近溪语要》序 自从宋代儒者高高建立讲学的坛宇，极力攻击佛学以来，李屏山一派的人努力支撑佛学，耶律湛然更大力阐扬佛学，认为它可以医治江左书生思想上的痼疾；中原的士大夫有这种病的，也可以用它来发药治疗。于是，聪明而有辩才的人，往往把心思转向佛教的别传；而所谓儒门学说清淡空疏、不能收摄人心的情形，也就在儒者自身那里显现出来了。我曾读柳宗元的文章。他谈论佛教，认为推究离散之理而返回本源，合于“生而静”的道理，所以不违背孔子。他谈论大鉴禅师的道理，说从性善开始，到性善结束，不借助耕耘锄治，所以不违背孟子。这样以后，我才恍然在儒、释两门之外有所领悟。我涉猎先儒的著作，平心考察他们的行事，他们持身严谨、担当道义坚定，用佛教戒律来检验，几乎也可以说是儒门中的律师。周元公、朱文公都曾向禅师叩问而有所领悟。朱子《斋居》诗说：“明白了这个无为之法，身心都安然。”他们所得的境界，本已超越语言文字，难道反而落在禅宗之后吗？五家宗派兴起以后，狂禅之风泛滥；扫除末流留下的尘迹，以儒家行为作为针砭，在佛法显现与隐没之间，也有时节因缘存在，其中微妙的权变，本来不能随便向人说明。本朝谈论学术的人，新会主张静坐，河津主张藏密，都已经另具眼光。至于阳明、近溪，隔世而出，剖析性命的微妙道理，揭示先儒隐藏的奥秘，像泉水从地下涌出，像风吹拂万物，或开或遮、或纵或夺，没有什么方法不能运用。人到了这时才相信，儒者所藏的学问本来如此丰富，而且不断更新；直到两位先生，才开始开启它的门户，数说其中的珍宝。李▯二十九岁时参访药山，回来后写成《复性书》。有人怀疑他以儒学的名义偷取佛法，这难道不就像怀疑东邻打的是井、偷的却是西邻的水吗？怀疑阳明、近溪偷取佛法，也不过如此。滇南陶仲璞摘取两家语录的精华，刻印流传，并请我为书作序。我为他作序说：这不是两家的书，而是儒、释相互参合的书；它可以停止李屏山的争辩，平息耶律湛然的讥刺。至于说以佛教合于孔子、以禅宗合于孟子，那不是我的话，而是柳宗元的话。崇祯壬午年七月，虞山钱谦益作序。

译《华严忏法》序 《华严经》被称为经中之王，人人都知道。它起于晋代，盛行于唐代，于是有实叉难陀的译本，有清凉国师的《疏钞》，有李长者的《合论》，有杜顺和尚的《法界观》。一千年以来，天下内外，顶礼奉诵它的人，不可计数，多到万亿不可说转。然而《华严忏》却最后出现。制定它的人，是唐代一行；收藏它的人，是鸡足山；尊崇、信奉并使它流通的，是今天世代镇守丽江郡的木公。有人质疑说：“忏这个字就是悔，悔只是五十一种心所法中的一种。《华严经》是依真如本性而谈，包摄心的变化并以道理加以引导。有了经就可以没有忏。有经却一定有忏，岂不是和儒家用五纬配五经一样吗？这是第一个疑问。一行的学问精通天文历数，他的著述详载于《唐书》，没有听说他留意佛教经典。即使他留意佛典，以他那样精深的思考和神妙的理解，难道没有奇文奥义可以流传后世、建立教法，却偏偏以称念名号、勤行礼拜为事务吗？这是第二个疑问。古代把书藏在名山的人，都是担心讥刺时政、说危险的话而招致祸患，所以等到改朝换代以后，才敢传播。” 如今制定忏法、礼敬佛陀，有什么需要嫌疑和顾忌的，却还要暂时隐藏呢？况且一行生于初唐，死于开元年间；那时六诏不服，鸡足山远在教化之外，他的锡杖怎么会到那里？他因什么而翻译佛经？纸帛的力量不能维持千年，经历劫火沧桑，怎么还能完好如初？这是第三个疑问。”解答的人说：“你所怀疑的，都是世间法，不是可以用来讨论出世间法的。《华严经》的道理如帝释天的因陀罗网，重重无尽；须弥山和芥子也可以互相容纳，怎么能说经可以包摄忏，而忏不能包摄经呢？普通人的学问，才可以用详略、精粗来评论。至于一行，天台山的祝流水向西而行，洛下人知道圣人将再次出现；他逆流示现，博通象数，难道不是华严十地中的人吗？很明显，不能用凡人的心来测量他。难道他只详于星历而疏于宗教吗？从他口中说出的，便是真实教诠，哪里存在经论精深而忏文粗浅的问题？佛法从因缘而生，兴衰显隐都有时节。一行制定忏法，传给普瑞；在唐代完成，到明代才出现；在龙首山获得，在鸡足山收藏；在叶榆崇圣寺隐藏，由木公彰显，这些事情之间都有定数存在，没有什么可疑的。” 如果这件事可以怀疑，那么《华严经》出自龙宫、传到于阗，也可以怀疑了。它所藏之地越过兰沧江，星宿分布在钺▯之间；藏在深山古寺中，本来就比禹穴更深，比唐代多宝之处更神秘。圣典所在，诸天守护不离。纸帛可以坚固得如同金石，又有什么值得担心会散失腐坏的呢？圣明天子以圣轮治理天下，崇信大乘，正要用华严法界摄受群生；木公表彰弘扬忏法，正逢其时。时节因缘如同宝罗网，彼此交相放光、相互摄入，只有天眼、佛眼才能知道。木公世代忠贞，保卫▯南地区，救济世人、滋润众生，一贯依照华严的修行法门。先前刻印了这部经的《演疏钞》，翻印三藏佛典，广泛弘扬，浩大如烟海。现在又流通忏文，使它与《疏钞》《合论》一同流传于震旦。佛法交付国王大臣护持，难道不值得相信吗？这部经不可思议，忏法也不可思议。木公尊崇、信奉并流通它，其中的因果也不可思议。我聚沙居士见此事而随喜，于是洗手提笔，为它作序。萧伯玉《起信论解》序 泰和人萧伯玉精心研究性宗和相宗，参访高僧宿儒，翻阅《大藏经》，竭尽心力思考，反复请教叩问了几年之后，《起信论解》才问世。大概自贤首、圭峰以来，解释这部论的人，分科析节繁多，疏文和记文互相错杂，使学习它的人直到老年仍耗尽精力，沉没在文句之中，不能得到要领。伯玉作这部解说，打破性宗与相宗之间的藩篱，摄取宗旨和教法的精髓，疏通义理、互相证明，又广泛取法于《庄子》《列子》《关尹子》等书，开示与遮止同时运用，放纵与夺取两面都显现。古人说过：“不是郭象注释《庄子》，而是《庄子》在注释郭象。”伯玉注释《起信论》，也就是如此。不过，我私下还有一个戏论，要告诉学者。当时东南战事紧急，有个申甫因为谈论兵法在长安来见我。我笑着说：“还不行。”申甫回到嵩阳山中，挖掘地窖，拿出老师传给他的石匣《兵图》给我看。我又笑着说：“还不行。”申甫不高兴地离开了。又过了几年，申甫因谈论相宗而在长安闻名，伯玉前去向他请教。我问伯玉觉得怎样，伯玉也笑着说：“还不行。”没过多久，申甫因战事而死。唉！申甫的《兵图》，老师传授给他的未必不对，但已经足以使他送命了；那么我不知道他从论师那里所接受的究竟是什么。后世学习这部论的人，如果没有伯玉那样深厚的用心，不懂得他所采用的开示、遮止、放纵、夺取，却率以含混笼统的见解，自以为是、随口乱说，只影取宗旨、掠取教法，认为性相之学就是这样，那么就会踩伤老僧的脚、刺破童子的手指，其祸害将无法说尽！世上的学者不要把伯玉这部论解当成申甫的《兵图》，这样或许就不会被明眼人嘲笑了。

译《心城先生全集》序 如今皇帝施行宽仁教化，使天下教化成功，崇信佛法；在登基十多年后的甲戌年，我的朋友刘心城先生舍弃家庭而入道，以宰官身份示现比丘之身。《礼记》说：“清明之气存在自身，气志就像神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定先有征兆；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便生出云气。”我皇上崇信佛教，正是所谓先天而不违；而心城示现其身，也可以说是必有先兆吧？我二祖乘金轮开创天下，于是宋文宪、姚恭靖应运而出，辅佐成就帝业；我皇上驾御宝筏渡化世人，于是心城应机显现神妙。有君有臣，有时为主，有时为伴。华严世界重重叠叠地涌现在阎浮提中，确实不是偶然。于是心城的儿子古洵，汇集他一生世俗方面的文章；从入仕到入道，按年编次、按时排列，合成一部全集，请我为它作序。心城是天台宗世代相传的嫡系，是即中大师的上首弟子。他所演说的，都是因缘生法以及空、假、中三谛的真义，高深处直入青天，幽深处直入黄泉。我哪里足以了解这些呢？我所了解的，只是心城这个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心城镇守黔地时，凭一座孤城抵御强敌，竟使数百万人的尸骨支撑其间。他坚守多年，把人世间的生死利害看得如同毫毛一样轻。一旦仰慕即中之道，拜师时比自己的老师年长二十一岁，却侧身行礼、捧手叩首，自称弟子；他求学修道的专一真诚就是这样。人们说，心城挺身而出、发誓死战，把性命交付给危城还比较容易；但放下身份、披发修行，向本师屈尊守礼，却尤其困难。古人说：出家是大丈夫的事业，不是将相所能做到的。像心城这样的人，哪里还会知道将相值得羡慕，反而以出家为可自矜的事呢？读心城著作的人，有的把它看作针对当机者的痛击棒喝，有的把它看作击破迷妄的毒药。它悲悯而劝勉激励，如同诸天钟鼓的声音；它勇猛迅疾，如同狮子无所畏惧的声音。由此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不屑于做将相；由此探求他在天台宗中寻求关键、向本师叩问求教的原因，也就不只是搜集语言文字，而可以避免成为守株待兔、刻舟求剑之徒了。唉！世上的魔民盲人，拾取先儒的残余唾沫，以言辞排斥佛教的人不在少数。孔子曾以老聃为师，孟子排斥杨朱、墨子，却没有排斥老子、庄子；由此可知孔子、孟子对于佛教的态度。佛教能够在幽冥中辅助王道纲纪，圣祖本来已经把它明确写入典训。我皇上崇信佛教，是为了继承圣祖；臣下不敢诽谤佛教，是为了遵循圣主的典范。违背孔子、孟子，背离典训，蔑视圣人的训谟，非难圣人、废弃法度，是先王一定要诛杀的罪行，不能听任不管；可是世上有人糊涂而不知道戒惧，只把魔民盲人当作老师。心城如果不在这时发慈悲心，显现广长舌相，把他们从迷误中捞出救济，他们长夜不明的状态，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吗？希望心城不要因渡人而疲惫；我虽愚昧，也请求手执简册跟随在他身后。癸未年仲春日作序。《初学集》卷二十九 序（二） 重刻《方正学文集》序 宁海县令、南城人张君重新校订已故翰林侍讲方希直先生的文集，雕刻印版流传于世，于是谦益为此作序说：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我年轻时读先生的著作，发现他文章上取法的有三个人：司马子长、韩退之、欧阳永叔。他一生所推重结交的有五个人：诸葛武侯、陆宣公，以及宋代的范仲淹、韩琦、司马光。后来广泛观察他的议论，发现他在文章上尤其折服于庄周、李白；而他所仰慕、激赏，愿意执鞭追随却不能如愿的，则是云敞、杨乔、田畴一类的人。于是我长叹不已，想象先生的为人，料想他是古代的狂士，并且流变成为汉代的侠士。唉！感念嗣君，悲悼故主，经历九死也不屈服，遭到灭族也不后悔，不能不说是侠士。面对刀锯谈笑自若，指斥鼎镬，喷血而大书，长歌而死，不能不说是狂士。汉代以来，重视虚名、崇尚谨慎敦厚、出卖国家并出卖君主的士人很多，无不把中庸当作藏身之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震惊世俗而超越常情的行为，正是圣贤所不推辞的。以先生求学的诚笃、自我约束的严密来说，乃至冠帽鞋履、刀匙筷子，以及家人宗族，无不有条理、有法度，用来劝诫自己。一旦天地崩裂、朝廷改易，他便奋身而起，把肢解分尸、夷灭三族的灾祸看得如同日常饮食一样平常，这才叫真正的狭义，这才叫真正的狂，这才叫真正的中庸；能做到这些，才称得上先生。朱子的学说，第一代传给何基、王柏，第二代传给金履祥、许谦，又传给宋文宪公宋濂；先生年轻时向宋濂学习。宋濂所说的“怎么知道万头牦牛，难以匹敌一只麒麟”，说的就是先生。自从先生死于革除之变，他的精忠奇节震动古今。此后天下才知道，正心诚意的学问果然足以树立天经、扶持人伦；也才知道圣贤的中庸之道，与乡愿小人的伪学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于是朱子的道统由于得到先生而大放光明。宋代诸儒三百年来的学脉，譬如中原的山川，龙脉曲折回旋，从南北边界之间涌出，到此时才找到它的结穴和归宿。所以我认为，本朝学者应当把宋文宪、王忠文以及先生看作朱子学的嫡传；太学祭祀，也应当把三位君子作为乐祖。可惜讨论两庑祭祀的人争论纷纷，却还没有涉及这一点。因此我借为先生的文章作序，阐发这个开端，留待后世君子评定。张君做县令廉洁公平，喜好古代教化，远远超出世俗的官吏。他刻印这部文集，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志向。姚县还有一个叫卢演的人，搜集先生的遗集，编撰年谱，急切地协助张君，把表彰和激励先生的精神作为自己的要务。刻书刚完成，卢演就去世了。我连带把他写入序中，也不忍心让他的事迹失传。崇祯十六年正月吉日，常熟钱谦益谨慎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