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二十一

译《初学集》卷二十一 杂文（一） 《春秋论一》《春秋》记载说：“晋国的赵盾杀了他的国君夷皋。”欧阳修说：“求学的人如果不听从孔子，而相信赵盾就是弑君者，反倒听从三家传注而相信赵穿是弑君者。”欧阳修的用意在于主要抨击三家传注，却不曾根据《左传》的传文改变自己的看法而重新考察这件事。《左传》说：“乙丑日，赵穿在桃园攻打灵公，宣子还没有逃出国境便返回了。”太史记载说：“赵盾杀了他的国君。把这件事拿到朝廷上公布。宣子派赵穿到周地迎接公子黑臀回来立为国君。壬申日，在武宫朝见。”《左传》用来证明赵盾参与弑君的证据有三条：灵公还活着时赵盾就出奔，听说灵公被杀却没有逃出国境便返回，这是第一条；弑君的是赵穿，迎立新君的也是赵穿，而宣子派他去做，这第二条；太史因为赵盾没有讨伐弑君者而责备他，赵盾又以“给自己招来忧患”自责，不久却仍派赵穿去迎接黑臀，那么他对于讨伐弑君者的说法究竟置于何地？这是第三条。《左传》证明赵盾参与弑君，可以说深刻而明白了。可是它说应当相信弑君者是赵穿，为什么呢？赵盾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又不讨伐弑君者，这是董狐判定赵盾罪行的依据。假如赵盾没有参与弑君，那么逃亡就一定会越过国境；没有越过国境，就一定是参与了弑君。假如赵盾没有参与弑君，那么返回后一定会讨伐弑君者；没有讨伐弑君者，就又一定是参与了弑君。如果赵盾返回后讨伐弑君者，那么弑君者的主谋就叫赵穿；如果返回后不讨伐弑君者，那么弑君者的主谋就叫赵盾。用法律家的话来说，杀人这件事中，赵穿是亲自动手的人；赵盾是出主意、为首的人。所以说：“不是你赵盾，又是谁呢？”这就是董狐判定赵盾罪行的话。孔子说：“越过国境才可以免罪。”所谓越过国境才可以免罪，也就是讨伐弑君者才可以免罪。讨伐弑君者，就必然会越过国境；不越过国境，就必然不会讨伐弑君者，这说的是同一件事。孔子诛责赵盾的本心，是因为赵盾参与了弑君，又必定不肯越过国境；这样一来，他返回后不讨伐弑君者，也就不必再说了。董狐用两句话判定赵盾的罪，孔子只用一句话；孔子议论狱案真精密，《左传》记载史事也真核实。（《春秋论二》） 拿高贵乡公的事情来考察，就可以判定赵盾的罪了。赵盾亲自统率中军，废立、生杀、盟会、侵伐，都由他一手决定。士会说：“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全国人害怕他已经很久了。灵公想杀他，不只是因为憎恨他屡次进谏，也是愤恨他专擅朝政。高贵乡公从怀中拿出黄色绢帛写的诏书扔在地上，说：“行动已经决定了，即使死了又怕什么！”这也是同一个意思。成济，就是赵盾的赵穿。成济和胥甲父同罪，而赵穿庇护他，是想借此有所作为。贾充呵斥成济说：“司马公豢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天。”赵盾庇护赵穿，也正是这样。陈泰，就是赵盾的董狐。赵盾说：“唉！我心里怀着这件事，自己给自己招来了忧患。”司马昭见到陈泰哭泣，说：“玄伯，天下将把我怎么样呢？”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来向天下谢罪。”又说：“我只看见他的上级，没有看见他的下属。”司马昭于是再也没有说话。赵盾和司马昭的情状多么相似啊！司马昭能够收捕成济把他杀掉，赵盾却不能，为什么呢？成济是奴隶般的卑小人物，司马昭把他看作孤独的小猪、腐烂的死鼠罢了。赵穿却是赵盾叔父的孙子，赵盾让他掌握军队、取得众人支持，以实行弑君叛逆。弑君以后，又派他率军迎接新君，不解除他的兵权，是为了巩固自己。司马昭杀成济，是为了向众人交代。赵盾又有什么可以交代的呢？齐国史书写道：“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杀掉了那个史官，仍然存有畏惧之心。赵盾对于晋国史书所记载的弑君，却袒露胸腹坦然承受。他以为自己是维系国家命运的人，背负着仁爱、俭朴、恭敬的虚假名声，得到国人的拥护；即使杀了国君，也可以不感到惭愧。赵盾从未推辞弑君的罪名，《左传》也从未不相信赵盾参与弑君。百代以后，儒者还曲意为他解释，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苏轼说：“赵盾逃亡却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又不讨伐弑君者，怎么知道赵盾不是假装逃亡，而是让赵穿杀了国君呢？”回答说：“赵盾并不是假装逃亡。赵盾在国内，害怕灵公挟持他作为人质；赵盾一出国，赵穿就可以放手用兵而没有顾忌。”《公羊传》说：“赵穿因为百姓不满，发动弑杀灵公的行动，然后迎接赵盾回来，让他在朝廷上主持政事，并立成公为君。”赵穿去迎接赵盾，大概是说：国君已经被杀了；既然国君被杀，赵盾就可以回来了。这就是赵盾逃亡却没有越过国境的证据。（《春秋论三》） 《左传》说：“许悼公患疟疾，喝了太子止开的药后死去，太子逃往晋国。” 史书写道：“杀了他的国君。” 这是叙述许止弑君案的文字。许止弑君，是谁记载的？是许国史官记载的。孔颖达说：“仲尼的本意实际上不是弑君，却写成弑君，这是不对的。”既然如此，悼公为什么被写成弑君呢？因为是许止杀了他。左氏说：“喝了太子开的药后死去。”《公羊传》也说：“许止进药，药使悼公死亡；许止以药杀悼公，就是用药弑君。”用药弑君，和用刀杀君，有什么不同吗？《左传》又说：“太子逃往晋国。”许止用药杀死父亲，自己又是进药的主事者，不是通过国医行事，国人不支持他，所以逃往晋国。传文记载他逃往晋国，正是为了说明他确实弑君。自从《公羊传》《穀梁传》提出“不曾亲自尝药”的说法以后，后来的儒者纷纷争论，说：许止并没有真正弑君，《春秋》把他写成弑君，是为了讥刺他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既然只是说没有尽到为子之道，却加上弑君的罪名，把他和商人、蔡般等人同样看待，难道孔子制定法则竟然这样严酷吗？不亲自尝药就说是弑君，拿刀杀人也说是弑君；那么商人、蔡般岂不是没有得到过分的惩罚吗？既然如此，二传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回答说：这一定是许止弑逆以后，欺骗蒙蔽本国人，哭泣并伪装悲痛来掩饰自己。流传开来的听闻者没有仔细考察便相信了，所以传文才有这种说法。如果不让他承袭君位而把君位给他的弟弟，他就不会逃往晋国。太子逃往晋国，那么虺取得君位，显然不是他哥哥让给他的。逃往晋国以后，他究竟死没死还无法知道；史书说他未满一年便死了，我没有证据，不过如此。《左传》记载君子的话说：“尽心尽力来侍奉国君，即使舍弃药物也可以。”为人之子尽心尽力侍奉国君，尚且可以舍弃药物，何况用药来弑君呢？《左传》的记载，常常从旁采录异闻，大概在《公羊传》《穀梁传》以前，已经有了许止不曾尝药的说法，所以引用君子的话来驳正它，并不是真的认为不舍弃药物就应加上弑君罪。《公羊传》说：“君子只是让许止自己责备自己，同时也责备他。”《春秋》立法，犹如律令。律令议定罪名，必须把案件比附到适当的条文上。如果因为当事人自己责备自己就给他定罪，难道也会因为当事人不自责便宽赦他吗？如果这样，怎么还能作为刑法书呢？

译（《春秋论四》） 自从公孙弘、董仲舒讲习《公羊》之学，汉武帝尊崇公羊学派，于是公羊学大为兴盛，西汉常常引用公羊学派来判决狱案。张汤担任廷尉，想依据古义判狱，于是请求让博士弟子研治《尚书》《春秋》，补任廷尉史，评议疑难法令。张汤已经如此酷烈，何况其他人呢？朝廷有重大议论时，儒者往往引用经义裁断，一句话就能决定案件，甚至使皇帝和宰相相互对望叹息。对于经学来说，这很好；但把它作为断狱的准则，就不对了。汉代律令已经看不到了；唐、宋以后，各自都有律法，前代君主认为正确的写成律，后代君主认为正确的写成令。只是想引用《春秋》的义理来判决后世的狱案，这就像用结绳来禁止奸盗、用科斗文字来处理文书，难道不是荒谬吗？汉代距离《春秋》时代还不远，《公羊》《穀梁》的学问就是齐、鲁之学。援引《春秋》来判决汉代狱案，还算接近本义。本朝距离汉代已经很远了，何况距离《春秋》呢？却想把赵盾、许世子止的判词套用于本朝律令，不是太迂腐了吗？近代有两起进药案件，用唐代的事例来判断就可以了。世宗升遐时，情况和唐宪宗相似；将柳泌、僧大通交给京兆府决杖处死，将方士王金等人议定死刑，是合宜的。李可灼的事情和柳泌略有不同，依照调和御药不合药法的律令判处即可；至于当国的大臣，则有唐穆宗贬斥皇甫▯的成法可用。不去寻求这些法令，反而援引《春秋》记载许止的义例，仿效西汉判狱，这是没有精通经义的过错。（《春秋论五》） 自古以来，进谗献媚的小人鼓吹邪说来动摇国家舆论，没有不援引经义、说得文采斐然、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明代穆宗初年，大臣想要推翻王金一案，便说先帝没有得到正常的善终，儿子不应改变父亲的做法。这也是奸佞之人的话，似是而非。赵昭仪扰乱汉室，亲自毁灭皇位继承人，司隶校尉请求彻底查究，丞相以下请求依法处置。议郎耿育上疏说，愚臣不能深入援引安危之理来制定金匮之计，也不知道推演圣德、阐述先帝的意志，却反复查考宫内，揭露私下宴饮之事。皇帝驾崩以后，尊号已经确定，万事已经办完，才追究无法挽回的旧事，揭发幽隐不明的过错，这是臣深感痛心的事。假如确实如臣所说，应当向天下公布，使所有人都明白先帝圣意的由来；否则，只会让诽谤议论向上波及山陵，向下流传后世，远传到百蛮，近布于海内，这非常违背先帝托付后事的本意。孝子应当善于承继父亲的志向，善于成就父亲的事业，只有陛下明察。耿育这些话全都符合经义，难道不是最典型的奸佞之言吗？近代的小人诋毁抨击挺击、移宫等事，说什么慈爱、孝道，说上则痛惜陵墓，下则怜惜宫禁，全都是以耿育的议论为祖法。《春秋》记载说：“夫人逃到齐国。”《左传》说：“不称姜氏，是断绝她与鲁国的亲属关系，合乎礼。”夫人姜氏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书中又说，夫人的丧事从齐国送回鲁国。《公羊传》说：“贬责必定在最重要的地方，没有比以丧事归来更重要的了。”何休说：“在街市上处刑，是和众人一起弃绝罪人；一定要在臣子共同迎接丧事时加以贬斥，是为了表明诛罚恰好符合罪行。”我们的孔夫子是鲁国的臣子和子民，对于鲁国的两位夫人，照样大书特书，毫不忌讳。耿育所说的揭露私下宴饮、诽谤牵涉山陵，难道我们的孔夫子竟是这种事情的罪魁吗？天启年间进药一案，我对此也有疑问。进药是在宫禁之中决定的，阁臣并不是进药的主事者，这是第一点；光宗病重濒死，并不是因为红丸，便突然抛弃天下，这是第二点；舍弃崔文▯而追问李可灼，这是第三点。▯梁子说：“从赵盾身上可以看见忠臣的极致，从许世子止身上可以看见孝子的极致。”儒者相沿承袭、信奉这种说法，认为这是精深义理。拿这个标准来判定这起案件，就错了。高新郑并不是小人，但假借经义来替王金诉讼，就接近奸佞了。持异议的人把他的话奉为圣书，也是不合道理的。后来又说：《三朝要典》确实可以称为信史；光庙《实录》急需刊定；阐扬历朝的慈爱孝道，洗刷君父的恶名，没有不援引经义、依附忠厚之说的。庄子有句话说：儒者用《诗》《礼》来掘坟。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所以我写了《春秋论》五篇来说明这些问题，至于别人是理解我还是责怪我，也只能留待后世君子评判。崇祯元年四月甲子日记。《初学集》卷二十二 ○杂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