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二十三

译△《向言》上（十五首） 帝王的学问，只在于学习成为圣王罢了；儒者的学问，不是帝王所应当致力的。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是圣王的学问。荀子说：大略效法先王，足以扰乱世道；方法错误、学说驳杂，举措都不知道效法后王、统一制度，也不知道尊崇礼义、减损《诗》《书》。太史公说：把六艺当作准则，内容广博却缺少要领，劳苦而没有功效，这就是儒者的学问。汉文帝、汉景帝五六十年间，移风易俗，百姓淳厚。汉武帝卓然决断，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修建明堂，议论封禅。到了后来，却穷兵黩武，天下空虚耗损，儒者学问的功效一点也没有显现。汉元帝喜好儒术文辞，改变先帝的政令，进谏论事的人很多得到召见，人人都自以为得到皇帝的心意，欣喜地相互告知，认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又出现了。结果被文辞义理牵制，优柔寡断，群小在他的掌握中任意玩弄。萧望之自杀时，元帝竟至于拍手推却食物，流泪哭泣，悲伤痛苦，却不能用一句话责加于恭、显二人；喜好儒术文辞的君主，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汉成帝精通《诗》《书》，观览古文，下诏让刘向主持校订中秘所藏的五经，心里知道刘向忠诚精审，刘向关于《鸿范五行》的议论，是为王氏而发的。成帝召见刘向，感叹叹息，为他的用意而悲伤，说：“你暂且休息吧，我将考虑这件事。”那么，成帝精通《诗》《书》、观览古文，凭什么就比不学习而面壁的人高明呢？唉！人主不可以不知道学习。然而，人主学习圣王的学问可以，学习儒者的学问却不可以。儒者的学问，包罗雅正的古训，通晓文章，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宽大的带子，提起衣襟登堂，把做博士、文学、掌故看作优越的地位；即使让他们担任三公九卿，尚且不可以，何况能够把这种学问献给人主吗？河间献王记载商汤的话说：学习圣王之道，好比太阳；静居独自思考，好比火。我认为，人主舍弃圣王之道而学习儒者的学问，就像舍弃太阳而靠近火一样。鸿嘉年间，刘向为《说苑》二十篇作序并上奏。成帝认为它可以作为法则和警戒。其中篇首论述君主之道的有三段。师旷回答晋平公说：“做人君的道理，是清静无为，致力于广泛爱护，关键在于任用贤能，广泛地开放耳目，以考察各方，胸襟开阔、见识深远，卓然独立。这是人君的操守。”尹文回答齐宣王说：“人君的事情，是自己无为却能容纳臣下；政事少就容易推行，法令简省就容易遵循；大道容纳众人，大德容纳臣下。”周公对伯禽说：“文王、武王的办法同时实行，威势和德行才会成就。威德既成，百姓便亲近而服从。清廉纯正的意见向上通达，巧言谄媚的人在下边受到阻塞，进谏的人能够进见，忠诚守信之臣才能得到蓄养。所以说，王道在于知人，臣道在于知事；舜以禹为左辅、以皋陶为右弼，不下堂就能治理天下。”由此看来，治理天下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时代的君主，没有不安逸快乐的；乱世的君主，没有不忧劳勤勉、振作精神的。然而治乱相差如此悬殊，为什么呢？明主的忧劳在于选择贤能，他的安逸快乐在于得到贤人。周武王说：“任用贤人却使国家陷于危亡，是什么原因？”太公说：“原因只是君主喜欢任用小善之人，而没有得到真正的贤人；君主喜欢听赞誉，却不厌恶谗言。” 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把不善的人当作善人，把不忠的人当作忠臣，把不守信的人当作守信的人。群臣结党营私而遮蔽贤能，百官结成党羽而多行奸邪。忠臣无罪却被诋毁而死，奸臣没有功劳却因称誉而受赏。乱世的君主，各自把自己所喜欢的人当作贤人，即使有真正的贤人也不能任用。因此，即使悬石计时、限期处理文书，减少撤去膳食和服饰，忧劳到太阳偏西，天下却越来越乱。《尚书》说：“能够知人就是明智，但连帝尧也认为这很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贽论述政事说：“上下不能相互沟通，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除去。”所谓九种弊病，上面有六种，下面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强辩口才，炫耀聪明，严厉显示威势，任性固执：这是君主的六种弊病。谄媚奉承、观望计较、畏缩懦弱：这是臣下的三种弊病。上面喜欢争胜，就一定甘愿听佞臣的话；上面以过错为耻，就一定忌恨直言进谏。这样，下面谄媚奉承的人便顺从旨意，而忠实的话就听不到了。上面逞强辩说，就一定会剽窃言辞、用言语折服别人；上面炫耀聪明，就一定凭主观猜测、用欺诈来蒙骗人。这样，下面观望的人就可以自便，而切磋规劝的话就不能充分说出。上面严厉显示威势，就一定不能放下情意来接近人；上面任性固执，就一定不能主动承担过错来接受规劝。这样，下面畏惧的人便躲避罪责，而合乎情理的议论就无法申明。唉！陆贽对于唐德宗，正是所谓根据病情而开药方。德宗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他的病在于并不英明却喜欢武断，并不明察却喜欢猜疑。他刚即位时，疏远斥退宦官，亲近任用朝廷士大夫。自从张涉、薛邕相继因贪赃败露，宦官和武将便借口诋毁南牙的文臣，皇帝内心开始疑惑，不知道应当依靠谁了。人主的内心如果完全不信任群臣，又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奸邪小人就会利用他的疑忌，用权术来陷害他，于是君臣关系胶着坚固而无法解开。唐德宗对卢杞、裴延龄就是这样。陆贽论述六种弊病，把好胜、逞辩作为原因；而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喜欢武断、善于猜疑，是不英明、不明察。可是，不英明的毛病，多半起于不明察；善于猜疑的毛病，必定形成于喜欢武断。所谓喜欢武断，就是好胜、逞辩等六种弊病都包括在内。就像人的病证沿经络传变，良医可以通过诊察而了解。陆贽又说：“陛下说只要加以质问，对方就会理屈词穷。臣深怕陛下虽然使他言辞穷尽，却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虽然使他的口头答辩服输，却没有使他的内心真正服从。”李德裕说：“帝王的雄辩，不能使奸臣的内心服气，只能堵住诤臣的嘴。”三代以后，像汉文帝、本朝孝宗，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概括地说，人主英明，就一定不喜欢争胜逞辩；喜欢争胜逞辩，就一定不英明。二者相反，正如阴阳、黑白一样，不是在似是而非之间。

译成王向尹逸询问政事说：“实行什么样的德政，百姓才会亲近他们的君上？”尹逸回答：“按照时节役使百姓，恭敬而顺从他们；对他们忠诚并爱护他们；发布命令要守信，不食言。”成王说：“这种准则应当达到什么程度？”回答说：“要像面对深渊，像踩在薄冰上。”成王说：“真可畏啊！”回答说：“天地之间、四海以内，善待百姓，他们就会被蓄养；不善待百姓，他们就会成为仇敌。夏、殷的百姓反过来仇视桀、纣而臣服于汤、武；夙沙氏的百姓反过来攻打自己的君主而归附神农氏。这些都是君主所明白知道的，怎么能不畏惧呢？”宋徽宗宣和、政和年间，宋朝杀害百姓，已经不遗余力。皇帝在青城时，百姓在南薰门等候车驾，甚至烧灼脖颈、炼灼手臂、剖割心脏、锁住嘴巴。两河百姓在几十年以后谈到原来的君主，仍没有不流泪的。为什么呢？祖宗的恩德润泽在百姓心中，所以百姓亲近他们的君上。苏轼从登州入朝，所到之处百姓都号哭，托人致意司马光丞相，谨慎不要离开朝廷，要厚爱自身来使百姓得以存活。司马光立志救活百姓，天下百姓就像他亲自到每家每天见到一样。难道只有司马光如此吗？王安石制定新法，设置三司条例司，推行青苗、水利、助役、均输等政策，说不增加赋税而国用就能充足；他的志向也未曾不在于使百姓存活。朝廷之上，掌握政权、身居宰辅的臣子，在几十年内分曹讨论政事，意气盛壮地争论，早晚都把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作为念头。虽然他们频繁更改政策，利弊各半，但人主和大臣的德意，本来已经从容地逐渐浸润到民心之中。他们将要危亡时，百姓突然受到伤害；日久之后，百姓仍歌咏思念他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晋文公说：“▯吕臣做令尹，只顾奉养自己，心思不在百姓。”只顾奉养自己而不顾百姓，是近代大臣的通病，也是百姓所仇恨、敌国所喜悦的事情。李德裕评论梁武帝，认为他所建的佛寺，从来没有亲自损耗一丝一毫，违背了佛教所说难舍而能舍的道理。这并不是通达的议论。从公侯大夫直到庶人，各有田宅，各有财产；人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哪里有什么舍弃不舍弃可说呢？人主的身体就是佛身；他的国土都是佛国；他的人民都是佛子；国土之中，朝堂、殿陛、官署、房舍，也都是佛的伽蓝、兰若、塔、庙、楼、阁。人主以如来的心，施行调御众生的方法，使三光明亮，四时和顺，六气调正，五谷成熟，盗寇不起，戎狄不来侵犯，风灾、旱灾、刀兵之灾不发生，那么金轮常常运行，恒河沙数的诸佛国土便会涌现在眼前。反而把建寺、度僧这种小事当作功德，拘泥于佛教的形迹而违背真实法相，岂不是荒谬吗？梁武帝责备贺琛说：除非公宴，不吃国家供给的食物；甚至宫人也不吃国家供给的食物；凡有营造，不动用材官和国匠，都靠出钱雇人借物来完成。这样的话荒谬啊！只有君主能够施福，只有君主能够施威，只有君主能够享用美食，这是《洪范》皇极篇所阐发的道理。人主如果不吃国家供给的食物，难道国土之中另有一个小国土吗？所谓把一个瓜变成几十种做法、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滋味，难道是幻术变出来的，而不是取自土地所生的物产吗？自己却长斋戒肉，使用木棉和黑色帐子；另一方面却相互夸耀奢靡，淫侈成为风俗，堆积的果品像丘陵，排列的菜肴如同锦绣。自己却三更处理政事，太阳偏西还不进食；另一方面使者频繁往来，搅扰得百姓疲困，牧守和长吏又加倍侵夺百姓。又因痛恨贺琛的直言，责备他分别列举姓名、详细上奏事情。梁武帝所做的一切，都同佛法矛盾违背。达摩斥责他说：“实在没有功德。”并不是完全没有功德，而是梁武帝所营建的只是普通家人、老妪、愚夫、贩妇的功德，不是人主的功德。《老子》说：“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谋进行战争。”侯景到来时，梁武帝把武器授予他，却疏于收藏，人人都知道。可是太子还在玄圃讲解《老子》《庄子》。梁武帝对佛法的态度，和简文帝对《老子》《庄子》的态度，难道不是相类似吗？推而广之，水、火、金、木、土、谷得到修治，端正德行、便利器用、厚养民生得到调和；九种功业都有次序，九种次序都化为歌咏，这就是人主的布施。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不虐待无所依靠的人，不废弃困穷者，不因顽劣之人而忿怒憎疾，这是人主的忍辱。不放松警戒，不失去法度，不让诡辩之言扰乱旧有政令，这是人王的持戒。兢兢业业，每天处理万端事务，洗涤内心、退藏静守，以斋戒使自己的德行神明，这是人主的禅定、精进和智慧。墨刑一类有一千种，劓刑一类有一千种，剕刑一类有五百种，宫刑一类有三百种，大辟刑一类有二百种，五刑共三千种；小刑不过刀锯，大刑不过征伐，难道能说这是滥杀吗？四海会同，六府充分修治，谨慎处理财赋，依据土地出产征收贡赋，难道能说这是盗窃吗？用阴礼教导六宫，用阴礼教导九嫔，用妇职之法教导九御，各自统率所属人员，按时依次侍御。其不淫乱就是这样。君王的话像蚕丝，传出来就像丝带；君王的话像丝带，传出来就像粗绳。君王说话由左史记录，举动由右史记录。他不妄言就是这样。君王每天进食一次，斋戒日进食三次；遇到大丧、大荒、大疫，天地有灾、国家有重大变故，就不进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他不饮酒、不吃肉就是这样。刘禹锡说：“在暗中辅助教化，总摄持人间和天界。二帝三王的道，与佛教的真实法相，并不相违背。”道理就是如此。唐中宗时，公主和外戚上奏请求度人为僧尼。姚崇劝谏说：“佛不在外面，应当从内心求佛。佛图澄最贤能，却没有给后赵带来益处；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没有挽救姚秦；何充、笮融都遭到败亡；齐襄公、梁武帝也没有免除灾祸。只要立志发扬慈悲，内心实行有益于人的事情，如果百姓安乐，就是佛身。”辛替否劝谏建寺说：“佛教以清净为根基，以慈悲为主旨。减少雕琢的费用，用来赈济贫民，这是具有如来的德行；停止穿凿挖掘的劳苦，使昆虫得以保全，这是具有如来的仁爱。”这两位大臣的话真是通达啊！同韩愈劝谏迎接佛骨、用强硬言辞切责人主相比，差距太远了！可以说，他们比赞佛的人理解佛法更深。

译《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易经》对小人的警戒已经非常深切。《尚书》说：“敦厚德行，信任善良之人，却要谨慎任用人。”又何必害怕巧言令色而极其奸邪的人呢？《尚书》一处说“壬人”，另一处说“孔壬”，这是在小人之中明确加以区别。壬人与小人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君子、小人，是天下人的总称。小人之中有壬人，他们承受阴柔之气，乘着昏暗的时运，谨慎自守、委曲自己的意志来媚悦人主，使人主接纳他们便感到喜悦，赶走他们又会思念他们，就像油脂彼此渗入，滑润浸透而不能分解，所以帝尧深为畏惧，给他们正名为“孔壬”。“孔壬”就是把“壬”说得更加严重、更加厉害的词。帝尧说“静言庸违”，禹解释为巧言；帝尧说“象恭滔天”，禹解释为令色。巧言的奸邪，表现在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违背；表面恭敬的罪恶，发展到像滔天一样严重。他们在君主左右时，圆滑柔媚、巧言善辩、左右逢源，好像鹦鹉一样能说话，又像美味隽永一样适口，人主哪里能识别并疏远他们呢？帝尧深深害怕他们，把他们同驩兜、有苗相比；而把他们屏退远逐之后，效果达到百姓安宁、蛮夷归服。圣人看待壬人，就是这样重视；而且把知人安民看作难事，反复地以此告诫人们。圣人在位时，畏惧壬人并设法除掉他们，事情就是这样不容易。孔子谈到治理国家，说要远离佞人。郑詹到了鲁国，有人说：“佞人来了。”公羊先生说：“这是非常奸佞的人。”所谓“非常奸佞”，大概就是《尚书》中畏惧“孔壬”的意思吧？既然如此，君子和壬人凭什么辨别呢？回答说：他们的神色值得观察，他们的言语值得听取。观察神色，端正庄严、温和严肃，像商代彝器、周代鼎器一样的，是君子；轻佻妩媚、侧身献媚，像时令花朵和美女一样的，是壬人。光明洁白，像春阳夏日一样的，是君子；荒忽浮滑、光彩炫耀，像旋风闪电一样的，是壬人。听他们的言语，浩大有序，有条理而有骨力的，是君子；絮絮叨叨、反复翻转，没有边际也没有格局的，是壬人。虚心诚意，把自己的肺腑拿出来用于进谏和补救的，是君子；反复改口、轻易更辞，把嘴唇当作涂脂抹粉工具的，是壬人。周勃质朴少文，高帝说：“安定刘氏天下的人一定是周勃。”李勉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只有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这些话是精于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李德裕说：“桓帝、灵帝这样的君主同小人的气性相合，就像水向低处流、火向干燥处燃烧一样，都是自然而然地亲近结合，不能解开。”他又说，汉元帝、汉成帝两位皇后有吹箫击鼓的娱乐、微服出行和沉溺享乐的乐趣，所以恭、显二人得以乘隙中伤。确实如此。小人的手段很多：人主喜欢明察，他们就用私人的智巧迎合；人主惩罚受宠和贿赂，他们就用小廉小节来诱惑；人主厌恶结党，他们就用承担怨恨来动摇；人主喜欢夸大，他们就用精心编造来逢迎。徐霖说，史嵩之首先夺取陛下的心，其次夺取士大夫的心，最严重的是夺取豪杰的心。今天的士大夫，史嵩之都已经改变他们的心意并收罗控制了。小人的手段竟达到改变人主的心和天下豪杰的心，人主又怎么能知道并防备呢？恭、显二人之所以能中伤元帝、成帝，不过是吹箫击鼓、微服出行、沉溺享乐罢了，这些事情低下得不值得一提。既然如此，君子和小人，人主终究不能辨别吗？回答说：辨别他们是有办法的。楚文王患病，告诉大夫说：管饶用义来冒犯我，用礼来违逆我，同他相处不得安宁，不见他却不思念；但是我从他那里有所收获，就一定要按时给他爵位。申侯迎合我所想要的，劝我去做；我所喜欢的事，他抢先替我做；同他相处就安逸，不见他就思念；但是我因此有所丧失，就一定要按时把他遣走。《尚书》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正道中去寻求；有言语顺从你的心志，一定要到非正道中去寻求。君子像药石，小人像美食。君子必定刚硬而苦口，小人必定柔软而甘美。根据楚文王的话推演寻求，就能掌握辨别君子和小人的大要。看看汉武帝时代石庆、公孙贺的事情，难道不悲哀吗？石庆做丞相时，看见诏书中说要返回宫室，便想上交印绶。属官和史官认为“返回宫室”是丑恶的说法，劝石庆应当自杀。在那时，他忧惧得不知如何是好，想辞职却不能，想自杀又不忍。做丞相的可怜，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公孙贺被引见拜授时，不肯接受印绶，叩头流泪。皇帝和左右近臣见公孙贺悲哀，也感动得流下泪来，说：“扶起丞相。”公孙贺不肯起来。那时的情形，就像犬羊被捆绑牵走，跌跌撞撞、拖曳挣扎，悲鸣徘徊；他把丞相府看作屠宰场，把人主看作屠夫。接连诛杀夷灭，又毁坏客馆东阁，把它改作马厩和车库，难道不是应当的吗？车千秋一句话使皇帝醒悟，十天一个月之间便取得宰相之位并封侯，闭口自保，祝颂皇帝长寿，劝皇帝为天下而自行安乐。汉朝设置丞相，并不是为了任用贤人，竟成为匈奴的笑柄。汉武帝一世，丞相能够善终并接受遗诏的，只有车千秋一人。汉武帝时代，汉朝正处于全盛时期，杰出人才一同出现，制定法令、运筹谋划，将帅奉命出使，各自都能尽职；丞相只是办理文书、充数而已。假使世道运势转为衰败，四海动荡，艰难困苦，忙碌奔走还唯恐来不及。却想任用奴隶一类的人，让他们承担辅弼的职责，依靠腐朽的才能来承受栋梁的重任，即使有一百个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难道还能不走向覆败吗？汉宣帝能够知道这个道理，任用丙吉、魏相，综合考核名实，官吏称职、百姓安宁，对北方夷狄建立威信，被称为中兴的贤明君主。以汉武帝、汉宣帝两位皇帝任用丞相的得失来看，也足以成为后世君王的老师。

译金人第二次入侵时，粘罕、斡离不在平州聚集商议。粘罕用左手摘下貂帽扔在地上，对各位酋长说：“东京是中国的根本。得不到东京，即使得到两河，也不能守住。我如果亲自出征，一定能夺取它。”又伸出右手拿起貂帽说：“我现在夺取东京，就像伸手拿取这顶帽子一样，转手就能得到。”入侵的计策于是决定了。史书说这两位酋长用兵如神，他们料事雄健果断到了这种程度。而宋朝却让王黼、李邦彦、何▯等人抵挡他们，能不危险吗？到了金朝将亡、南渡以后，担任宰执的人上下同流，以苟且保全眼前为快乐。每当北方军队压近边境，君臣相对流泪；不久敌军稍稍退去、解除戒严，就在黄阁中大肆设宴饮酒。议论政事到了最危急的地方，往往就停止散会，说“等以后再议”；不久又是这样。任用人才一定选择没有锋芒、柔弱圆熟、容易控制的人，说：“恐怕惹出事来。”正直君子多不能任用，即使任用也不久便突然罢退。近侍谄媚奉承成为风气，每当奏报各地灾异、民间疾苦，必定互相说：“恐怕圣主心里困扰。”有人说：“今天只怕心里困扰，后天就会大大困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遇到事情不肯明确表示可不可以，彼此习惯于低声慢语，互相推让，把这叫作保养宰相之间的体面。宣宗曾责问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的纪纲在哪里？”七斤退下后，对郎官说：“皇上问纪纲在哪里，你们这些人从来什么时候让我看见过纪纲？”因循苟且，最终到了亡国的地步。唉！金源的君臣从海上崛起，消灭辽国、攻破宋朝，像毒火燎原一样。等到衰败时，也变成了软弱的君主和谄媚的臣子，低眉拱手，坐等覆亡。宋朝亡于青城，金朝也亡于青城。以什么开始，就必然以什么结束。难道不应该把它作为鉴戒吗？王亻丕、王叔文掌权时，取消宫市，禁止五坊小儿，停止盐铁使进献，召回已故宰相陆贽和前谏议大夫阳城到京师，收回神策诸军的兵权。朝廷内外互相庆贺，认为伊尹、周公又出现了。他们共同谋议的十几个人，都是当时有声望的豪俊名士。事情一旦失败，便狼狈地遭到诛杀贬谪；天下后世把他们同郑注、李训视为一类而共同贬斥，没有人怜悯他们、认为他们冤屈。这是什么原因呢？史书称，王亻丕、王叔文以及各个朋党的门前，车马聚集；王亻丕门前尤其盛大，珍玩贿赂一年四季不断。他在屋中制作没有门的大柜子，只开一个孔，用来收藏金银财宝，他的妻子有时就睡在柜子上。韩愈《永贞行》说：“狐狸鸣叫、猫头鹰喧噪，争着安排官职；▯易ㄦ跳跃奔走，互相献媚。夜里起草诏书，早晨便授予官职，越级超资也从未感到困难。公然在白天接受贿赂，红色宝石累累，堆在金盘里。”唉！王亻丕、王叔文当时，是什么时候啊？趁着时机而多行偏僻之事，想要运转天地四方，斟酌处理万端政务，革除弊政，举荐遗逸，夺取宦官的权力，气势轩昂地把伊尹、周公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啊！天下一切善事、美名汇聚之处，正是造物主所忌恨的地方。即使以清白自处、以谨慎严密持守，尚且担心不能成功，何况还凭借宠幸和贿赂呢？怎么能不失败？伊尹、周公兴盛时，有上格于天的功勋业绩，足以支撑他们，所以没有失败。梁冀、窦宪横暴时，有弥天的怨恨诽谤，也足以抵消他们的权势，所以过了很久才失败。王亻丕、王叔文窃取伊尹、周公的声誉，却经营梁冀、窦宪式的权力，名声和利益一并收取，天、人交相怨恨。他们很快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易经》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正道的人，世人所帮助的是诚信的人。背负东西却乘车，会招来盗寇。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乘，盗贼就会想着夺取它。俗话说：“桑弘羊、霍光是我们的戒鉴。”这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唉！小人仇视君子，想铲除他们，这种心情有时比叛臣和敌国还要厉害；关键在于人主能否觉悟。武元衡遇害时，有人献计请求罢免裴度，以安抚两个藩镇的心。唐宪宗大怒说：“如果罢免裴度，就是让奸计得逞。我任用一个裴度，就足以击破两个贼人。”于是任命裴度为宰相，依靠他平定叛乱。所以说：“蔡州这次的功业，全靠果断才能成功。”唐宪宗的英明果断，可以说远远超过后世的人主。长庆、宝历年间，宦官和朝士朋党相互盘结，裴度没有左右近臣相助，诽谤构陷交相而起；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都知道他的忠诚，深信不疑，这实在是很难得的。天启年间，高阳公从辽东请求入朝，群小也制造他不经召见便自行前来的诽谤。幸赖先帝竭力坚持，才得以免除。史书称昭帝、愍帝年少而深明事理，面对诬谤奸邪，没有什么话可以置喙。唉！先帝的圣明，难道还不如昭帝、愍帝吗？斡离不派使者责问宋朝用兵、违背誓约的原因，李邦彦在皇帝面前说：“用兵是李纲、姚平仲串通策划的。”众臣商议要把李纲捆起来交给金使，金使不同意才作罢。李纲被责罚授予闲职时，群臣上言：“金人出兵再次侵犯，首先就拿李纲说事，李纲的罪太大了。” 又说：“任用李纲，恐怕不是金人所喜欢的。”既然如此，那么国家所任用的，必定只能是对金人无罪、而且受金人喜欢的人了。王承宗、李师道想要攻击的是裴度，唐朝的臣子却争相落井下石。金人想杀的是李纲，宋朝的臣子却争相向他再刺一刀。自古以来，奸邪小人以及叛臣、敌国，往往同心合谋、异口同声，一起暗中陷害治理国家的君子。人主不能觉悟而听信他们，是什么原因呢？

译在危急存亡的时刻，小人嫉恨君子而竭力排斥他们，难道还会留下余力吗？李纲制定抵御敌虏、使其退兵的策略，敌虏刚一退去，朝廷就把李纲调出京城。李纲在朝廷时，可以执掌纪纲，调度战守，帮助国家应付缓急；调出京城后，不过是一名宣抚使罢了。让一个书生做大帅，事权受到阻挠，朝廷内外互相牵制，不死就败，还能有什么作为？小人的谋划真精密啊。许翰说：“并不是为了边疆事务，而是想借此让您离开，这样都城百姓就没有话说了。”李纲离去后朝廷议论大变，李纲被召回又遭贬谪，随后都城陷落，二帝于是北去。假使粘罕、斡离不站在天水一朝之中，铲除他们所忌恨的人，他们挥戈动刃，难道还有比这更有利的事吗？文天祥从江西入京勤王，独松关失守，刚拜受右丞相的任命，当天就解除兵印，前往敌军前谈判。假使事情有人主持，还从未听说都督军马因此被擒。若把文天祥留在近地，暂时给他兵权，就像博罗所说，不让三宫出逃，便出兵同伯颜决战，誓死一搏，仍然有所作为。如今命他到敌军前去，那就只是一个普通人了。此时又把文天祥捆起来交给元朝，这是伯颜、张弘范祷告祭祀所求的事情，难道不可悲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东便门的事情，高阳公没有死在奴兵刀下，只是侥幸罢了。然而小人为奴兵谋划，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唉！尤其没有比文天祥更悲惨的了：二十岁考中进士，三十七岁被弹劾罢官而退休。丙子年正月十九日，早晨被任命为枢密使，中午被任命为右丞相，二十日便前往北方军营。从此逃到真州，败于空坑，死在柴市，个人和国家一起毁灭。祥兴年间以后，各位大将仍然嫉恨文天祥，不愿让他进入朝廷。文天祥写信责备陆秀夫，陆秀夫只是长叹而已。崖山、广州之间，尚且不容许他在内地停留一天，何况在朝廷中心呢？上天成就忠臣义士，先使他们流离颠沛，天地之间无处容身，然后才把保全名节的机会交给他们。对于忠臣义士来说，这样就算实现了；但拥有国家的人，将要怎么办呢？李纲曾取《裴度传》，摘录其中重要的话，用来讽谏切责人主。我认为讲筵之上，应当取李纲、文天祥两篇传记进呈讲读，这尤其切合时务。汉灵帝时，曹节暗示有关官员上奏，说凡是参与钩党的人，请交给州郡审查。皇帝问：“什么叫钩党？”回答：“钩党就是党人。”皇帝问：“党人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诛杀他们？”回答：“他们都聚集同党，想要作乱。”皇帝问：“想作乱是想干什么？”回答：“想要图谋社稷。”皇帝于是批准了这份奏章。黄巾贼起兵后，中常侍吕︹对皇帝说：“党锢积累已久，人心多有怨恨；如果长期不赦免他们，他们很容易同张角合谋，变乱会越来越大。”皇帝害怕他说的话，于是大赦党人。钩党开始时，是拿群盗作陷阱，把党人推入其中；后来又借群盗来震动人主，于是党禁才稍稍解除。盗贼同朋党相互关联，原来就是这样吗？粘罕在西京时，寻找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三人的子孙。当时只有文彦博第九子、殿撰文维申，年老拄杖，先逃出城去，留下一个妾和一个婴儿。粘罕安抚了很久，赠给他衣物珠玉压惊，又命令他回到宅中。司马朴来到金营，金人得知他是司马光的后代，叹息说：“假使司马相公还在朝廷，我也不敢来到城下。” 等到金人拥立异姓皇帝时，便想拥立司马朴，司马朴极力推辞才得以免除。金人拘捕搜取三馆书籍，凡是王安石的经说、字说，全都抛弃了。道君皇帝在南都时，还责问李纲：“朝廷为什么追赠司马光？”粘罕等酋长倒像元祐旧臣一样，长期身在中原朝廷，熟悉国政议论，真是可笑啊！欧阳修的《朋党论》和《新唐书·唐六臣传论》，论述朋党之祸已经非常透彻，请让我以此作结。《靖康小录》说：天地间污浊的气息，预先孕育出妖人、贼子、老奸和腐儒，来误害国家。这是宗庙社稷的不幸，并不是那些人的罪过。这四类人中只要有一类不具备，国家也不会灭亡。唉！钦宗亲自掌握权柄，常说群臣大多是宰相门下的人，像王黼就是最先出自朕门下的。李邦彦被人称为“浪子宰相”，等到他被任命为太宰，金人笑道：“南朝果然无人。”而靖康之祸，实际上始终都是这两个人造成的。王时雍、徐秉哲、莫俦、吴▯、范琼一流的人，为金人效忠，为张邦昌辅佐称帝，竭尽心力，不遗余力，难道不是妖人、贼子吗？至于孙傅、吴敏等人，则可以说是腐儒。金兵退去以后，吴敏等人主持政务，当时有“十不管”的歌谣：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河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误国，难道又会比妖人、贼子轻微吗？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会有妖孽出现。世道太平时，上天不会让善人早死；世道混乱时，上天也不会让坏人早死。邴吉病得很重，夏侯胜说：“有阴德的人，必定享受福乐，并且福及子孙；这不是他该死的病。”这就是善人不会早死。有人说宰嚭死了，孔子说：“上天生宰嚭，是为了使吴国灭亡；吴国不灭亡，宰嚭就不会死。”这就是坏人不会早死。《初学集》卷二十四 ○杂文（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