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四十九

译《湖广提刑按察司佥事、晋阶朝列大夫管公行状》。曾祖父江，祖父和，都没有做官。父亲鳌，封为承德郎，任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母亲钱氏，封为安人。苏州府太仓州某乡某里管公，享年七十三岁。行状如下：公讳志道，字登之，世代是{山昆}山人，后划归太仓。居所靠近东海，学者称他为东溟先生。公六岁时，在私塾读书，就能胜过众童子所学习的内容。补为博士弟子员，勤奋学习，砥砺志向，文章和品行都很突出。嘉靖甲子年，耿恭简公以学使者身份倡导学术于东南，发檄文召公与焦公▯、李公士登入留都明道书院，而公担任都讲。隆庆丁卯年，郡守广平蔡公创办中吴书院，选拔郡中孝廉秀才，公担任大师。公身高不到六尺，声音如鼓钟。提衣登堂，讲说礼仪十分严肃。他曾说：“读书人必须具有即使隐遁世间、不被人知也不悔恨的根器，然后才可以承载大道；必须具有即使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便能得到天下也不肯做的力量，然后才可以立身。”众生员因此改变了容貌和思想，人人都称为管氏之学。庚午年，在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中式。授任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他裁减风快船三百艘，分摊给江、济两卫，以减轻贡船的困苦；又裁减马船多余的夫役，招募材官来充实浦口四十八卫军，欢呼声震动江水，而浦口也开始有了屯戍。江、淮的强悍士卒谋杀千户，歃血署名，约定日期发动变乱。公秘密发檄文，命卫所军官选拔几十名壮士，准备干扌取，并把逃窜的首领和主谋混在其中；经过盘问，将他们绑到台阶下，变乱于是平息。丁太公忧，服丧期满，补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公入朝时，江陵夺情起复的议论兴起，满朝官员交相上疏请求留任。公与沈修撰懋学、赵简讨用贤私下往来，唏嘘叹息、惊诧不已。沈、赵写信并准备奏疏，都同公商定后才发出。赵于是和其他言事者一起在宫阙下受杖刑。长星横贯天空，朝廷内外惊恐不安，公说：“沈先生应当赶快离开，不要辜负赵汝师在深夜饮酒痛哭、捶床抚心的苦心。即使这个人改变主意，成为伊尹、周公那样的人，他最终也不会进入江陵的牢笼，因而辜负翟黑子。”第二年戊寅年春天，大婚礼完成，公上疏说：“臣私下观察当今时势，把末流的事例当作纲纪，却不追究法律的来源；把迎合世俗当作中庸，却不考虑弊端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已经到了极其严重、无法挽回的程度。现在不挽救，后来就来不及了。臣谨考察祖宗成法以及当前事务，摘取其中紧要重大的事项，分列九条上奏：一是恢复议政的规制，二是务求经筵讲学的实效，三是开辟进言的途径，四是使铨选制度公正，五是整治巡察的弊端，六是处理宗室繁多的问题，七是确定河运漕运的策略，八是核查边疆的弊端，九是核查取士的制度。” 所谓“恢复议政的规制”，是说太祖废除丞相以后，政事权力分属九卿，群臣上奏政事，就在皇帝面前当面决定可否，奉皇帝旨意执行；那时还没有殿阁大学士预先参与机密政务。永乐年间，才开始让编修解缙等预先参与机务，但当面奏请、听取旨意仍照旧，还没有由内阁票拟旨意、批发执行的事情。宣庙时，才开始命阁臣杨士奇等、尚书蹇义等票拟旨意进呈，但每逢重大政令，大臣仍当面议论处置，并不全由内阁批发。正统初年，英宗年幼即位，三杨趁机创立制度，每日早朝，准许群臣进言八件，阁臣预先处理后禀告皇帝，临到奏报时传旨执行。从此制度施行，天子很少亲临午朝，九卿不再当面议政，宫廷与官府之间的壅塞蒙蔽、假借窃取，一天天增多。臣认为，今日如果想让陛下亲自裁决万机，让辅臣公正主持国事，就应当恢复午朝制度。朝廷有重大政事需要会议的，应由有关衙门先把事情原委具文送进宫中，第二天午朝时共同当面议论，由皇上亲自裁决。至于内外各地的奏章，必须一一经过皇帝亲自阅览，默默考察是非；或者预先命辅臣分别票拟旨意进呈，再出来同九卿当面决定；或者间或命九卿各自拟定旨意进呈，再入内同辅臣裁定。务必求得最恰当的处理，不因意见不同而嫌弃对方，这样天下就会明白知道皇上的意旨所向，大臣之间的恩怨也会暗中消解。所谓“开辟进贤的道路”，是说高拱在先朝时，独自掌握吏部权力，又广泛在科道官中安插亲信。有人替他排斥攻击同列的辅臣，这不近似律法所说的奸党吗？有人替他作文称颂、为他辩解，这不近似律法所说的上奏称述大臣德政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大臣只害怕言官弹劾自己，却轻视各司官员；言官只依仗大臣庇护自己，却蔑视公众舆论。臣读卧碑，看到其中有允许众人直言无隐的条文。冯坚只是一个典史，却分条陈述开国的政体，太祖采纳了他。潘叔正只是一个州同知，却提出会通河事务的建议，成祖采用了他。难道只有科道官的言论才重要吗？隆庆以来，各衙门中议论政事的人开始减少；而科道官的言论，又未必全都出于公心，臣恐怕皇上的耳目会逐渐闭塞。但臣认为，如果不废除对言官施行廷杖，言路终究无法开通。臣希望陛下永远不要对言官施加廷杖，镇抚司也不是拷打言官的地方。即使有人因言论获罪，也应交给司法官署审问其实际情状。罪行确实不可赦免，律例自有明确条文，即使死了也能瞑目，何况活着的人呢！这样做，不仅言路会大大开通，和谐之气也将弥漫于天地之间。所谓“整治巡察的弊端”，是说按察御史代替天子巡行地方，实际上掌握一方百姓的生死命运。如今流弊大致有六项：一是与民情隔绝太甚，二是案牍文书太多，三是迎合逢迎太过，四是耳目偏听太甚，五是名实混淆太严重，六是宪纲过于严峻。所谓宪纲过于严峻，是说开国之初授予巡按纠察之权，又担心他们品秩低微而被方面官压制，所以命令他们与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分庭抗礼；知府则彼此相向长揖，让出左边的位置，礼制也很隆重。如今两司官员穿着便服前去拜谒，知府屈膝参见，哪里还是旧日的宪纲呢？方面官到京师接受考核时，穿便服参见部院，大概是仿照成周时身穿冕服朝见天子、穿囚服归于司寇的意思。至于王官出使，虽然位次列在诸侯之上，却从未听说诸侯穿便服见他。太守等同于古代诸侯，开国之初最不轻易授予。自从向按察御史屈膝以后，京官开始轻视郡守，吏治也逐渐不如古代。应当完全依照开国初年的旧制，重新申明宪纲，命令外台官与御史能够互相纠察。要挽救颓靡、振作风纪，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译江陵正总揽威福、把持朝廷内外，公想迅速夺去他的权柄，归还给皇帝，深深触犯了他的忌讳，使他胆战心惊。关于称颂德政、对言官施廷杖的事情，虽然公讥刺切责时政，但言辞正直，无法据此治罪。然而江陵心里盘算着，公所条陈的宪纲是世宗朝以来习以为常的旧例；一旦把公调到外地，公既不能不顾惜自己的言论，御史也不能不顾惜自己的体面，两方面相互顾惜、相互支持，公便不得不陷入困境，于是调任本部山西司员外郎。刚过三个月，又出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南韶道。公知道江陵是在困扰自己，命令下达的第二天，便再次申述前一封奏疏，遵照敕谕、申明宪纲，请求入粤后上奏风纪方面尚未尽善的事宜，共十二款。两封奏疏都谈外台事务，立论刚正，不因权臣压制而稍有退缩，因此已经足以在气势上压倒江陵。第二年春天，公单车赴任。广东正处在罗防用兵之后，朝廷正在商议捣毁巢穴、开采矿藏。公上书给制府说：“剿杀的胜利不可侥幸求取，如果果真侥幸求取，必然造成焚烧山林、枯竭湖泽的灾祸；开采矿额不可持续，如果果真持续，必然开启摸金搜珠的风气。”于是议论被搁置。英德的矿徒、南韶的江盗、连江的山贼，彼此结党逃窜，互相盘结煽动。公充实军伍，严格实行连坐，核查巡逻侦察，分守险要，谋略安排井然有序，岭海地区肃清安定。然而朝廷催促御史龚某上奏揭发公，公被降一级，补任盐课司提举。第二年考察外官时，公以年老多病退休。海忠介公写信责备龚某，说：“为什么不能替国家容纳一个正直的人？”龚某每次拿起笔都叹息悔恨，说自己一生的名节，已经毁在这支秃笔中。江陵死后，御史饶位、李▯、顾云程联名推荐公，只援引成例恢复他的佥事官衔，仍令退休。辛卯年，发生了▯孛酋之变。九卿和台省官员推举尚宝司丞周弘礻龠巡阅宁夏。弘礻龠上疏，谦称自己的才智不如真正的人才，说：“臣私心所推举、自己认为不及的有两人：一是原任佥事管志道，一是原任副使随府。志道心地品格忠诚赤诚，见识深远，决策运筹，能够从各方面应敌，所以是新建伯王守仁一流的人物。随府骑射天下无双，臂力超过常人，激昂慷慨，能在千里之外克敌制胜，是前总督刘焘一类的人物。臣非常清楚，器量见识不如志道，技艺不如随府，所以不如罢免臣而任用这两个人。” 随府被降职，只是因为性情脾气不够平和，被忌恨他的人诬陷；要任用他很容易。志道则被故相张居正深深憎恶，借考察的成例加以禁锢。台省诸臣一致特别推荐，部议恢复他的退休官职，却没有立即起用，难道不是因为考察的成例不能破吗？殊不知京察和外察，所依据的成例是一样的。主事赵世卿因为条陈政事被张居正憎恶，吏部尚书王国光以王官升迁，随后在京察中罢免。志道也因为条陈政事被张居正憎恶，王国光把他降为提举，随后在外察中罢免。赵世卿既然可以突破京察的禁例，难道志道独独不能突破外察的禁例吗？王国光阿谀奉承故相，禁锢志道，这件事尤其令人惊骇。两司官员与抚、按不和，按成例只调往别省。当时布政使劳堪在浙江与巡抚争礼，志道以佥事身份在广东与按察使争礼；劳堪以原官调往福建，志道却以宪职降为提举，这是第一处不同。接受降职者，必须等原任官员起文赴部，随后才行降补。志道本人尚未离任，就补为提举，而且仍补在广东；广东佥事与广东按察使争礼，却立即补任广东提举来挫辱他，这是第二处不同。志道自己审度进退，具疏请求退休，这是万历七年六月的事。王国光扣下奏疏不予答复，直到万历八年正月，才以“注疾提举”的名义对他进行考察。半年以前不准他退休，半年以后却以疾病考察他；尚未任提举，却按提举的身份考察；年纪正当壮盛，却按年老多病考察，这是第三处不同。如今若不援引赵世卿的成例，为志道洗雪，又要借志道树立成例，禁锢后来因进言获罪的忠良吗？臣愚见，志道被贬，必定无法使人心服；他的才能却足以应付缓急事务。伏请下敕给铨曹，再次采纳舆论：或者采纳臣的意见，先赐臣罢斥，然后起用这两位大臣；或者实行臣的建议，姑且试行起用这两人，观察日后的功劳和罪过，再决定臣的功罪。这样或许不会抛弃真正的人才，边疆事务也有所助益；公论更加彰明，考察制度也更加受到重视。不仅臣可以借此完成使命、不辜负陛下，也可以借此不辜负诸臣交章推荐臣的情意。”于是吏部答复弘礻龠的奏疏，特地起用管志道为湖广佥事，分治辰沅。公因为钱安人年老，上疏请求退休，在蠡口等候命令。工科李养质奉当权者的意旨弹劾公。部议认为科臣所说的只是传闻，事实不实，管某应当遵旨任职；但准许他回籍听候任用的旨意已经从宫中下达了。丁丑年的事情，公实际上早在沈、赵之前就已经提出抗议，本来就说第二年大婚之后，应当有劝皇帝亲自总理万机的奏疏，切责并削弱权臣的锋芒和机心，并不是后来才议论起复。改革以后，陆庄简、李端肃主持政务，群贤尽力，邪恶势力被推挽而退；而乡衮掌权时，却挥笔罢黜公，像抖落树叶一样轻易。公从此断绝了仕进之念，一心以阐明圣道、教化善人为事业。唉！上天有意保存斯文，哪里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呢！公年轻时笃信好学，精心研究五经和性理之学，坚定地以圣贤自任。成年后跟随耿恭简游学，参与听闻姚江良知之旨。不久深入探究性命之学，参照考核儒、释两家，疑难纷纷产生，心里和口中反复思考，多年累月，坐卧都不解衣。久而久之，纵横体认，专心追求向上的境界，以儒家宗旨作为修业根本，借助禅理来修治心性，把世间的诗文著述看得不过像空中的花、阳焰一般。隆庆己巳年，应选贡入北京，在西山碧云寺阅读《华严经》，读到《世主妙严品》时，顿悟《周易》“乾元统天，用九无首”的旨意，与《华严》所说的性海完全没有差别。豁然间仿佛忘却自身，与太虚相合，▯然看见古往今来一切圣贤出世、经世，乘愿、乘力，随时代变化而产生妙用。大体说来，各种道理彼此融通，而教法又必须有所分别。顺势相摄时，就让作为老师的一方退居弟子之列，以彰显对方的道；逆势相成时，就把同盟摆成敌国的形势，以树立自己的旗帜。有时表现为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顺应众生来显示相同；有时表现为特殊的智慧、特殊的勇气，超出众人来显示不同。有时处于潜藏状态，便收敛光芒，以磨炼本性根苗，使朝野上下都不能识见它的威势。

译有时处于亢盛状态，便违背众人，冒着讥讽嫌疑，使贯通古今的人也难以明白他的心事。地位显达时，就彰显实际而显示权变；又或者不完全任用权变，而以实际成就收束。道理显现时，就废弃权变以彰明实际；又或者不完全显露实际，而以权变参合其中。面对浑浊世道的机缘，即使大圣人有时修习偏行，迷惑的人反而会拿胡广式的中庸来裁量；处在逆行的变局中，即使至仁者径直发动杀机，执着成见的人也会拿宋襄公式的仁义来责备。种种显隐，种种张弛，各有条理，难以思议。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龙德不可居于首位。孔子无可无不可，子思亲承家学源流，所以说万物并育并行、如川流敦厚地化育。孟子以后，能够完整体认太极、贯通三教的，只有周元公一人。大致说来，孟子以前，道学是上达乾元的一条道路；孟子以后，道学是下达坤元的一条道路。这是因为孔子所重视的只有《易》。《易》的道理与天地相准，所以并非有意与佛、老的祖师相合，却自然相合。后世儒者所执守的只有孔子，孔教与佛、老两教对峙，所以并非有意与佛、老之徒争辩，却自然发生争辩。士人生在这个时代，自然有应当祖述、效法和遵循的准则。我们的夫子孔子曾以老聃为师、同原壤交友，这对圣人有什么损害呢？他的志向在于《春秋》，实践在于《孝经》，教人的方法在于安处本位而实行，纯粹而不可混杂。这就是继承祖述之处。我们的圣祖兼采儒、释二氏以贯通儒学，同时分别整理各自的条理脉络：用儒家治理儒家，用佛教治理佛教，用老氏治理老氏，使它们彼此参照而不相互混淆。这就是效法成法之处。教理不能不圆融，教体不能不方正。若要圆融，就以仲尼的圆融使宋儒的方正圆融起来，使儒不妨碍释、释不妨碍儒，推到极处而达到事事无碍，以贯通万物并育并行的道路；若要方正，也以仲尼的方正使近世儒者的圆融方正起来，使儒不混同于释、释不混同于儒，推而广之达到法法不相混淆，以保持彼此不相害、不相悖的尺度。公的著作浩瀚宏阔，论辨如蜂群涌动，包罗百家，熔铸九流，可以使五鹿充宗的辩论之角折断，使白马非马之辩无从开口。然而根本道理已经具备于此。作《六龙解》，是为了阐明乾元用九的深奥意义。乾元的地位是一，其数为九。“用九”，就是以九作为作用。纯阳之卦，其作用全都遵循天道，以乾元冠首，是说以纯粹的天德来运用纯阳。六条龙纯粹具有天德，哪里会有首领？不显露它的首领，而依时乘御它，所到之处都可以成为首领。时当潜藏便潜藏，潜藏本身就是首领；时当显现便显现，显现本身就是首领。人们看见它，便以为它是首领，但群龙从来没有首领，所以说天德不可居于首位，乾元用九才显现天道。知道到达终点的“知至”，是知道太始；知道终结的“知终”，是终结时显现天道。知道到达并不容易，知道终结尤其困难。天地没有终结，万物没有终结，圣人的学问怎么会有终点？即使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以后，圣学成就的终点仍然更加不可穷尽。所谓到达，是到达什么境地？所谓终结，是终结于什么境地？孔子在乾卦爻辞中提出“至”“终”二字，除了指乾元还能指什么？到达乾元，就是颜子一日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而天下归于仁的时刻。终结于乾元，则必须充满乾元资始、统御天下的容量，之后才能谈得上超越这一境界、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圣学若不能达到知天命、随心所欲，则“至”的结果尚未完成；若不能达到大明终始，则“终”的结果尚未完成。这是孔子仁学和圣学的究竟境界。程、朱以后，不知道道岸究竟归于何处，使佛、道二家的狂徒诋毁儒学，说儒学是没有究竟境界的学问。公反复揭示这一义理，是替孔子表明上达的学问，也是赞叹佛果的至高境界。赞叹乾元的至高境界，就是赞叹孔子达到终极境界的真实处。论说潜龙时，公说：这是有尧、舜之德却不飞腾，有孔子、颜子之学却不显现的人。不是中庸之德，不能称为龙；不是隐遁世间而不悔恨，不能称为潜。既有有益于世的中庸，也有隐遁世间的中庸。把潜龙区别于见龙，是为了考察见龙可能产生的弊端。论说见龙时，公说：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之德，难道一定要处在飞龙的地位吗？所以天下文明，应归功于见龙德行的施行。然而圣人处在下位，又怎敢自任为老师，只不过以平常的言语和平常的行为出现在世间罢了。孔子承担见龙的责任，心中存有惕龙的警惕。把禅意置于惕龙之中，是为了挽救见龙的困境。论说乘龙的圣人，必定以九五爻的飞龙为首，这是掌握三重权柄的圣王、超出三界的法王所处的选择。把尧、舜、文王、孔子与佛、老都纳入乾元的因果地位之中，这才是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他们显现的形相有优劣，显现的教法有权宜和真实；这固然取决于一生的时位，也多取决于多生的愿力。所以说“见群龙无首”。唐、宋以来，儒者不是排斥孔子、奉佛为奴，便是尊佛而贬孔；都在乾元性海中自行筑起藩篱，所以用乾元统摄天下这一原则，一次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五条龙都立足于知道进退、存亡、得失的境地，只有亢龙不是这样：把进取当作正道，便不顾退守；把存在当作正道，便不考虑灭亡。它进取时不思退守，存在时不思灭亡，正因为这样，才是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不是亢龙，就不足以显出圣人；不是圣人，也不能达到亢龙。伊尹、周公处于亢龙之时，还没有走到丧亡的境地；然而圣人本来就应当有遭遇丧亡的时候。若说亢龙不是龙，圣人必定不会有死地，这是后世隐曲媚世的学术脉络，而不是龙德。耿恭简读到这里，感叹说：“没想到在我将尽此生之时，忽然得到这样奇妙的学说。上天假给我几年寿命，即使吴门遥远，我也应当撤下坐席、背着书箱前往，学习《易》直到完成，不让张子厚一人在关中独自著名。”谈论孔子时，公有为孔子阐明幽微之处十条。世人都说孔子通过删定和著述承接千古帝王的道统，公却特别阐明孔子一生承担的是文统而不是道统，道统必定掌握在具有三重权柄的王者手中；这与“文不丧天”“述而不作”等说法相参照，这是第一条。世人都说孔子通过讲学树立天下万世的师道，公却特别阐明孔子一生处于臣道而不处于师道，师道必须让位于制作礼乐的天子；这与孔子梦见周公、私下自比老彭的说法相参照，这是第二条。

译世人都说圣人若不出生便罢了，一旦出生，就必定有删述的六经和跟随游学的七十二弟子。公却特别阐明：假设孔子乘居于不改变时代、也不成就名声的潜龙之位，哪里会有六经？假设孔子乘居于不在天上、也不在田野的惕龙之位，哪里会有七十二弟子？这与“天何言哉”以及《中庸》隐遁世间的说法相参照，这是第三条。世人都说大成圣人若不显现于世便罢了，一旦显现，就一定不会像伯夷那样清高，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随和。公却特别阐明：假设孔子先有让国之事，后来又受到养老礼遇，他必定不会像伯夷那样追随鹰扬之士，而会像伯夷那样叩马进谏；假设有叔梁纥、颜氏在堂上，有盗跖之弟在外，他必定不会像柳下惠那样周游，而会像柳下惠那样三次被罢免。这与“天下有道不与易”以及“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相参照，这是第四条。世人也知道圣人之学没有比知天命更深的，而孔子在五十岁时才达到这一境界。公却特别阐明，知天命不只是认识义理，也兼通气运，所以能够知道文化寄托在自己身上，知道百代制度的损益；这正是“大而化之”的终点、“圣而不可知之”的起点。这与《易传》“何思何虑”以及“过此以往，穷神知化”的说法相参照，这是第五条。世人也知道圣学的传承没有比听闻一贯之道更重要，只有曾子独自得到其宗旨。公却特别阐明，听闻一贯还属于悟门，真正落实必须依靠行门；所以听闻道理虽然相同，曾子却不能与颜子同称为好学。子贡把多闻多学默默消融于一贯之中而不以言语表露，单就悟境而言也在曾子之上。这与孔子问“你和颜回谁更强”、结合各家记载中子贡与颜回的事迹相参照，这是第六条。世人都怀疑孔子与西方圣人走的不是同一道路。公却特别阐明，孔子的敦厚化育通于性海，川流不息通于行海；在经世事业中包含出世之道，才能看见孔子之道的广大。这与《乾元传》中大明终始、乘龙御天的说法相参照，这是第七条。世人都怀疑孔子向老聃问礼的事情荒诞不实。公却特别阐明，老聃称孔子像龙的赞语，以及赠予孔子“盛德若愚”的话，都是实事；名义上是问礼，实际上是参究道德，正这样才能看见孔子心境的虚明。这与曾子问中孔子帮助巷党人办理葬事、老聃直呼孔子名讳的记载相参照，这是第八条。世人都推测孔子所说的“先进”是周初的礼乐。公却特别阐明，他把野人作为先进，就必定要追溯到黄帝、尧、舜以前，甚至追溯到衣裳、文字尚未建立之前；这大概是圣人怀古之思的深远。这与记载志向在大道之行以及追述太一之礼的两件事相参照，这是第九条。世人都推测孔子如果取得地位，就一定不会谋求桓公、文公那样的霸业。公却特别阐明，《春秋》的事业必定要用齐桓公、晋文公；孔子若遇到齐桓公，必定会沿着管仲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的道路走，却不会沿用管仲三归、反坫那种奢侈僭越、助长君主过错的做法，这是圣人审慎运用匡救时局权变的表现。这与孔子志在《春秋》以及取义于鲁史的两件事相参照，这是第十条。论说孔门诸贤时，公说：孔子群龙无首的学问，颜子、子贡都在实践。颜子大概已经做到以智慧达到、以仁德守持；子贡似乎守仁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独自受到更加严密的锻炼，到了晚年进入颜子的境界是毫无疑问的。曾子以弘毅承担任重道远的使命，不能没有居首的意味，但他不忘记那位若无若虚的故友，心意又转向了无首。与颜子、子贡委身于孔子、默默赞成孔子宁愿领导别人而不让自己居首相比，还是有所不同。子思敏捷通达不在子贡之下，弘毅不在曾子之下，《中庸》一篇俨然是无首一家的学问。到了孟子，龙首完全显现出来了，可以用《孟子》所载孔子死后的一件事作为证明。孔子在世时，以颜子、子贡为两位辅佐；等到子思的祖父去世，需要主持丧事，除了子贡还有谁呢？门人担负行李进入拜见，而子贡却筑室独居；这不只是因为眷恋老师深切，也是为了完成道业。这不是将要悟道而急于求悟，就是已经悟道而静心涵养。曾子临终时看到手足而战战兢兢，直到这时才得以免于失礼；子贡的战战兢兢，无疑是在筑室独居之时已经得到免除。孔子以有若为自己的替身，正体现了古人祭祀祖先、把死者当作仍然存在的真实心意。三个人还不能立即说就是无首之龙，但这一举动却从无首的脉络而来；曾子也不能果断说就是有首之龙，但这一执着却从有首的意思而来。孟子抓住曾子来裁量这三个人，正是从曾子的脉络中来的。论说孔子憎恶乡愿时，公说：诛伐乡愿，正是为了诛伐乱臣贼子。凡是乱臣贼子能够实现其志向的，不是自己带着乡愿的旗号，就是一定有乡愿之人辅佐。田恒靠厚施恩惠篡夺齐国，三晋靠取得人心分裂晋国，所以说：窃取国家的人可以成为诸侯，诸侯之门中便保存着仁义。乡愿，是窃取仁义的人中最严重的一类。周代以乡举里选取士，到了春秋时期，三物之教虽然衰落，士人仍然从乡里评议中产生；所以养成乡愿是有根源的，而其流弊最终发展到盗取国家才停止。要斩断乱臣贼子的根，首先应从诛杀乡愿开始。乡愿之外，又有违背中庸的小人。乡愿有类似忠信廉洁的外表，利用它来媚惑世俗，格局还比较小；小人有类似随时合宜的外表，凭借它来笼罩世人，气势力量更大。三代以后，充当乱臣贼子羽翼的，必定是乡愿；充当乱臣贼子首领的，必定是肆无忌惮的小人。当今世上没有受到杨朱、墨翟的危害，却受到乡愿和小人的危害，由此可知孔子立教的深远。论辨儒、释高下时，公说：孟子四十岁不动心，难道不是接近神光、雪地安心、慧能在灯前见性的悟境吗？晦翁晚年悟入禅理，他的修行根基难道会落后于禅宗五家吗？像程、朱这样的人，大概是处于修道位中的人，只是暂时隐藏前世的见地，最后才归根。用孔子的道眼，与如来的佛眼会合参究，那么一切呵斥佛、谩骂祖师、自称单传龙象的人，未必不是修行尚未开始、理解尚未断绝的初发心众生；而那些纯粹忠诚的大臣、博学硕士，具备大人之相、远远超出凡俗的人，即使不参禅、不讲学，怎么知道就不是修行已经生起、理解已经断绝的大士呢？佛虽因一件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但在整顿纲常的时候，即使完全不提佛法也可以；而面对当下所遭遇的忠孝因缘，只要产生一丝躲闪，今生的功行就会亏损，多生的业债就会加重。人们只知道禅师不屑于做忠臣孝子，却不知道忠臣孝子正是用来锻炼禅师多生习气的。

译处在今天，他一定不会用大慧、中峰的见地来替换程叔子的修持，因为宗派风气容易进入，而孔子的规矩难以遵循。考察讲学的流弊时，公说：讲学并不是从孔门开始的。成周乡里三物的教化还不算久远，孔子只是端正九两之中以道获得民心的原则。众弟子共同拜他为师，于传授之间阐明六德、六行、六艺的内涵，以仁、圣、孝、友提挈纲领，以《礼》《乐》《诗》《书》广博其技艺；杏坛的规模也未必大于五家之塾，但所做的都只是传述而不创作。自从程叔子为《明道》作序，认为一千四百年后才从遗经中重新得到失传的学问；到了姚江以后，泰州张扬这种说法，说通达时便是帝王之师，困穷时便是万世之师。仲尼不但不自认是万世之师，也不自居为天下之师；他说上天把德赋予我，并没有说上天把道统交给我。他说文化典章不就在我这里吗，并没有说道统不就在我这里。儒者把千古绝学抬高，抬高到中庸之道之上，又借孔子作为桓公、文公，把他当作尧、舜、汤、文的盟主。世间儒者只知道阐明道理、教化善人是王道，却不知道言论超过自身分量、愿望夸大而超出力量，霸主之心正潜伏在承担道统之中。追究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儒者把圣学抬得过高，失去了孔门脉络的正当准绳，也违背了乾龙无首的旨意。从前创办书院的多是名儒，怀有占据道统雄位的雄心；如今创办书院的多是豪儒，怀有树立道统旗帜的霸心。那么江陵毁掉书院，或许也可以作为他山之石；讲学聚徒，确实不能不谨慎。公以深沉的心志和弘大的愿力，处在三教末流之际，慨然想以自身成为砥柱，把祖述宪章作为求学目标，把圆融宗旨和方正规矩作为教化准则。而他痛恨并竭力挽救的，正在狂妄和虚伪这两端。所以他说：今天应当抵拒的，不是杨、墨，而是以伪儒扰乱真儒；今天应当排斥的，不是佛、老，而是以狂儒混滥狂禅。又说：唐、宋之间，有真正的禅，也有真正的儒；儒、禅在心性上相合而在行迹上不合，所以不能把重理解、轻实践的方正儒者当作坚固屏障，而应把足以用禅理理解、又能成为儒门引导者的人当作坚固屏障。如今多有伪儒，也多有伪禅；儒、禅在行迹上相合而在心性上不合，所以不能把重理解、轻实践的圆融儒者当作坚固屏障，而应把儒家实践足以成为禅门尊重对象的人当作坚固屏障。又说：孔子使千圣圆融而树立最高准则，后来有曾子、子思；周子使三教圆融而为儒学树立标帜，后来有程、朱；都是以圆融宗旨倡导，以方正规矩承接。姚江提出无善无恶的本体，重新阐发周子的太极，后来的学者便以圆融的方式承接它。传了三代以后，刑▯之民出现了；这说明创始者的根基地位或许还不够端正，而知微知彰的智慧也未必不逊于古人。公的学术议论贯通千古，从来没有不以姚江四句话为宗旨。到了公晚年，梁溪顾端文公在东林讲学，竭力阐发性善说，排斥无善无恶之旨。公与他反复辩论，前后数万言；梁溪虽然未能心服，但估量最终也无法改变公的观点，只得停止。然而公的学说也受到时代影响：姚江以后，泰州之学正盛行，因此公的意旨专门着重于约束狂妄；泰州以后，姚江之学逐渐衰落，因此公的意旨又专门着重于针砭虚伪。他曾用两句话概括说：从心宗出发，却不能落实到应对世事的仪节形象上，都是狂妄；从儒门立足，却不能追究到出世的因果，都是虚伪。深奥啊，微妙啊！他的思想深沉，考虑长远，难道不正像作《易》的人那样怀有忧患意识吗？公虽然不占据师道地位，但他的话可以成为百世之师。谦益年轻时曾在梁溪游学，只喜欢阅读公的著作，私下仰慕学习了好几年。丁未年秋天，他以弟子礼拜见，在吴郡竹堂寺侍奉公。公年老而且衰弱了，早晚教诲引导，一点也不疲倦。我偶尔读到公的著作，惊叹他的才华和辩才，认为浩瀚如银河，神奇如鬼神。突然亲近接触他，却见他有道者的仪表，没有矫饰的德性机心，浑然如赤子。听到公的声望，又敬仰他的风节，认为像高山、像烈日；慢慢接近他，却发现他愿意扶持引导人，没有迎合也没有拒斥，洋溢着元气。我退下后对门弟子说：“公真是古代那种博大真人吗？我见过天下的贤人君子，却是从公开始才见到真人。”这年冬天，公的病加重，脚行走不便，舌头僵硬不能抬举。过了一会儿，他叫来儿子珍，命令他说：“三部经书大致已经订正，但七篇还没有撰述完成，终究缺少典章。我希望在残冬以前完成这件事。明年是梦奠之年，我决定不再说话了。”他裹着被子执笔时，寒气冻裂皮肤，冰棱妨碍笔端；更漏已尽才稍稍休息，鸡鸣后又立即起来，气息勉强维系、将断又续的情形，每晚要发生几次，直到除夕才完成。每当他正色对家人说：“我并不是不爱惜生命。君子敬畏天命，进德修业要及时。” 第二年，病情更加严重，我再三叩门请求他答复，不分昼夜。病势危急时，他命人抬轿经过中堂，端坐着闭目而逝。公曾说：“曾子说死而后已，我认为士人担当道义，应当至死不停止。”唉！这大概就是公用来表明自己志向的话吧？公于万历戊申七月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妻子陈氏，封安人。儿子五人：士珩，是府学生，先于公去世；珍，是岁贡生；其次为士珑、士璞、士珙。戊申九月，葬在吴县铁山的新墓道。士珑深通佛法，宣讲演说天台教义，以在家人的身份说法，僧俗都归依仰慕，号称即中大师。公曾悬记预言，说膝下当有麒麟出现，士珑难道就是应验吗？公所著的书，有《周易六龙解》一卷、《剖疑》一卷、《石经大学测义》三卷、《辩义》二卷、《订释》一卷、《中庸测义》一卷、《订释》二卷、《论语测义》十卷、《订释》十卷、《孟子订测》七卷、《刑曹疏议》四卷、《从先维俗议》五卷、《续原教论评》二卷、《惕若斋前后集》六卷、《宪章余集》六卷、《问辩酬谘▯质唬▯》录合二十余卷、《觉迷蠡测》六卷。

译唉！杨子云的书，桓谭说一定会流传；只是杨君和桓谭都没有机会亲眼看见。文中子的门徒后来都做了公卿，国史却没有为他们的老师立传，直到唐末司空图才立碑表彰他。公曾说，名声的根基尚未断绝，便不允许著书。这篇文章能否显赫或湮没，本来各有时节和因缘，难道要因为身后必须靠著书立名，便急切追求吗？从前新安赵氵方写《黄泽楚望行状》，怜惜他老师的著作不能流传，便略写其行迹而详细记录他的言论。我私下也有这个志向，所以对于公的著作，摘取其中重要的言论和深刻的道理，把那些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的，写在这篇文章中。至于那种穷究玄理、探极深微，纵横于三界、超出尘沙而弥漫如烟海的学问，例如《觉迷蠡测》一书，以及门人段给事段然所记录的请教问答，不过只是其中的一斑。不贤的人只能认识其中浅小的部分，中等以下的人不能同他谈论高深之理，我不敢妄自涉及。公表彰石经《大学》，认为它是刘歆、贾逵所传、出于郑端简古说的文本。但门人瞿太仆汝稷著书竭力辨明其伪，绥安谢兆申作《石经考证》，考辨尤其详细严密。有人说：这是嘉靖年间四明丰坊伪造的。谦益拘守旧闻，也颇认为二人的话有道理，姑且把此事置而不论，以等待后世君子裁定。谨此写成行状。崇祯元年，门人常熟钱谦益撰写。《初学集》卷五十。墓志铭（一）。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加赠太子太保、谥忠烈杨公墓志铭。天启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公上疏弹劾逆阉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第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在诏狱中被拷打致死。又过了三年，当今天子即位，追录死于魏忠贤之手的忠臣，以公为首。又过了五年，公的友人陈愚撰成行状，带着公的两个儿子，跋涉数千里，请求为公撰写墓志。唉！公死得极其惨烈，尸体暴露了六昼夜，蛆虫钻入尸身。临终那天晚上，白气直贯北斗，灾异接连出现，天地震动；公的冤屈，连上天都知道，何况人呢？当他的棺材被抬去押解时，从自云阝到汴州，哭着送行的有数万人；壮士剑客聚集起来谋划劫夺的有几千人。所经过的市集，人们攀着囚车栏杆观看忠臣；直到炷香设祭、祈祝他生还的人，从豫、冀延伸到荆、吴，绵延一万多里。追赃的命令紧急下达，卖菜、洗衣削发的人争相拿出几文钱，投入县令的匦中，三年以后才停止。平反昭雪以后，街谈巷议之间，人们动容相告；农夫牧童，有的叹息，有的哭泣。公的忠义激烈，震荡天下，哪里是等到墓志写成以后才显著呢？弹劾奸臣的奏疏、怜悯忠臣的诏令，都特意大书特书，载入国史；即使只是墓志，谁又不知道呢？至于光宗皇帝了解公，以及公受到先帝知遇，君臣之间的特殊知遇，前代史书中没有可比的。公以死完成自己的志向、至死不悔，原因正在这里；而群小谋划杀害公，也正因如此。假如谦益苟且畏祸怕死，让公死后默默无闻而不为他撰写，那么全天下便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了。此前，光宗长久居于东宫，郑氏从中阻隔，太子储位危急，后来才艰难确定。神宗卧病，皇太子很少能被召见，天色已晚还在寝宫门外徘徊。公任兵科给事中，急忙告诉阁臣，要求阁臣当值留宿内阁，每天率百官问安，仿效宋代文潞公斥责内侍的故事；又传话给伴读王安，说太子应当极力请求入内侍奉，天亮即出，日暮再回宫，以防意外。王安一向守正，竭力拥护太子，是与公同心忧惧的人。光宗即位，五天便病了，催促下诏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并封宠爱的李选侍为皇贵妃。传旨纷纷而来，朝廷内外的奸邪之徒窥知皇上病重、不能自行处理政务，便煽动郑、李二人，图谋占据两宫，挟持皇长子以独揽国政。公召集各位大臣到左掖门，当面斥责贵妃的侄子郑养性。贵妃知道无法挽回，当天就迁往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