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二十四

译△《向言下》（十五首） 唐代的方镇制度，始于肃宗。黄河两岸五十多个州，方镇反复更替、争夺，有时归服，有时叛乱，最终与唐朝相始终。在安禄山、史思明之后，河北已经不属于唐朝所有，名义上叫方镇，实际上只是羁縻。元稹所说的“五纪四宗”长期容忍隐忍，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李纲在靖康年间建议，认为唐代的藩镇可以拱卫京师，虽然屡有变乱，最终还是依靠它的力量。如今不如把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立为藩镇，选择将帅交给他们，并允许世袭。收取租赋来供养将士，操练战阵来充实声援，金人怎么能够深入？又因为沧州与营平相对，中间隔着黄河下游和小海，地势很容易受到侵犯。应当分置滨、棣、德、博，建立横海军一道，依照各镇的成例，这样帝都就有藩篱的坚固屏障了。宰执不同意，只建立横海一军，由安抚使统领，于是藩镇的建议被搁置。金朝自贞祐年间迁都汴京以后，河北土人往往结集为兵，有的成为群盗。苗道润到南京请求授官封爵，宰相认为这件事很难办。王扩说：“苗道润得到众人拥护，又有功劳，趁此封他，使他自行守御，这是上策。如今如果不答应，他失去对部众的约束，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 于是，授予道润顺天府军节度使同知，改任中都路经略使，前后安抚平定了五十多座城池。道润死后，靖安民代替他统领部众，此后才实行分封建国。兴定三年，太原失守，河北各州县无法自立。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宋人用一个虚名招致李全，于是取得了山东的实际土地；如果有人能够统率军队、守卫土地，即使封为三公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于是，便把沧海、河间、恒山、高阳、易水、晋阳、平阳、上党、东莒封为九公，集合那些经历战争创伤、残弱饥饿的余众，来遏制正在壮大的敌人。上党依靠孤军开设府署，马武凭借七州之地在北面抵御敌人达十二年。恒山中途叛变，后来又重新归附，前后共十八年。元朝不能一口吞并河北，金朝仅仅勉强残存后才灭亡，靠的就是分封建国的力量。房▯提出分镇讨伐贼寇的建议。诏书下达后，禄山捶胸说：“我得不到天下了。”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安排天下，就像下棋一样。采纳房▯的建议，可以挽救全局；采纳王扩的建议，可以收拾残局。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不推开棋盘、收起双手，坐看全盘输掉的。己巳之战时，徐▯呈提出迁都南方的建议，得到于谦赞同后才确定下来。虽说如此，东汉、南唐以及金朝，都因迁都而灭亡；唐朝却因迁都而保存下来；西晋和北宋，又都因不迁都而灭亡。因此，确实不能一概而论。周馥看到群贼极其猖獗，洛阳孤立危急，于是提出迎接天子迁都寿春的计策，上书说：如今王都物资匮乏，不能长久居住。黄河以北萧条荒废，崤山、函谷关道路险阻，宛都屡遭败绩，长江、汉水一带也多有忧患。现在地势平坦，东南方向较好。淮河、扬州一带，北面有涂山阻挡，南面有灵岳抗拒；著名河流从四面环绕，具有重重险要的屏障。因此楚人向东迁徙，最终定居寿春；徐、邳、东海一带，也足以驻军防御。这不如考察土地后迁移居所，以享受长久的福祚。靖康年间，孙觌上奏说：侍御史胡舜陟上奏请求迁都，详细体会他的话，实在是谋臣议士具有先见之明，是为宗庙社稷筹划万全之计。夷狄凭借百战百胜的虎狼之师，进攻时没有人能在前面抵御，退却时也没有人能在后面追击，却想要祈祷鬼神、尊奉相信妖妄之说，让万乘之尊端坐在九重宫阙中，等待敌人到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呢？张叔夜也请求驻跸襄阳，改建为南京，以图谋恢复中原。周馥和胡舜陟的请求未能实行，京城却全都相继陷落了。《晋史》认为，如果在伊川一带抵御异族的进犯，在淮河流域建立朝廷，凭借方城的险要，依靠楚地的全部资财，选练吴、越的军队，运输淮海地区的粮食，即使不能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也还足以缓解灾难、延缓灭亡。可悲啊，这些话说得多么痛切！唉！国家无事时不应迁都，事势危急时却又不能迁都。子产曾说：“我没有能力决定迁都。”上面没有能够渡过黄河的君主，下面没有谋划寝陵迁移的大臣，难道可以轻率地谈论决定迁都吗？▯贾说：“我能够前往，敌寇也能够前往。”李纲说：“陛下舍弃这里离开，就像龙脱离深渊；车驾早晨出发，京城晚上就会陷入混乱。”这是谋划国家大事的重大原则，不可改变。汉朝的匈奴、唐朝的回纥和吐蕃，都与金朝、元朝不同。金、元，是千古以来夷狄局势发生变化的特殊情形。如今的逆奴，不仅不同于汉、唐时期的敌人，也不同于蒙古；只有宋朝对金人的处境，和今天略微相似。高明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先看病症究竟如何，再按照古方治疗新病；即使是危重病症，恶疾也可以得到根除。李纲说：“金寇请求和议，一定有所要求。要求尊奉其尊号，这是第一项；要求归还投降的人，这是第二项；要求增加岁币，这是第三项；要求犒劳军队，这是第四项；要求割让疆土，这是第五项。他们提出要求的办法，不超出这五项。在这五项中，最难答应的是尊奉其尊号和割让疆土两件事，而他们一定会用这两件事来要挟我们。”在宣和、政和初年，赵良嗣、郭药师商议攻打燕地时，女真人已经称为大金皇帝，与大宋并列为尊了。像契丹旧例那样称呼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奴儿干都司的一个小酋长，王杲被诛杀以后，不过是孤立的豚鼠，成为宁远一带人家的奴隶；一旦自称天子、皇帝，竟然俨然把我们当作南北朝来对待，甚至没有止境地要求我们主持盟会、争夺长幼尊卑；他自己越过矮墙而来，谁能禁止他？使者往来时，他要求我们称臣、拜舞；稍有不合心意，就借此作为发动战争的端由，这将是必然出现的局势。宋朝与金朝约定共同攻打燕地时，阿骨打答应把燕、云两路归还给宋朝，宋朝借助金人的力量取得这些地方；后来发生了张觉违约的事情，宋朝把他交给金人，割让土地请求和议，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奴才狡猾地打开边界，天下一尺土地、一个百姓，无不属于君王，却相信他的伪书，把辽国划作边界。边疆上的事情总是一方退让、一方进取。如今更进一步，还要怎样对待他呢？种师道对李邦彦说：“我在西部，不知道京城竟然这样坚固高大，防备守御竟然这样完备，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讲和？您不熟悉军事，难道没有听说过古代战争与防守的事情吗？”又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大臣，腰间系着金带，却不能亲自守卫国家，反而把国家交给敌人；如果敌人要求你们的首级，那该怎么办？”第二天，金朝使者到来，礼节稍有简慢，徽宗回头对种师道笑说：“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你的缘故。”在这个时候，李纲和种师道尚且能够抵抗正在壮大的敌人，阻止城下之盟，更何况今天呢？唉！危重的病症和恶性的疾病，是国家时时都会有的。古代的药方都还存在，能够医治国家的人并不缺少。君主不按照这些古方寻求医治，究竟是为什么呢？

译高骈给僖宗的表章说：贤能的人才在民间，奸邪小人却充满朝廷。应该诛戮那些出卖官职、买卖爵位的人，征召鲠直公正的大臣。能够克复宫阙，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果在这个时候诽谤忠臣、埋没烈士，那么匡正恢复宗庙社稷，就看不到期限了。高骈讥刺、切责君主，甚至拿子婴和更始帝在轵道受辱、坐地刮席的事情作比，这对君主来说已经极其无礼了，但他的话也不能全盘说错。史书称南衙与北司互相矛盾，小人的谗言占了上风，君子的正道便消亡了。黄巢起兵时，士人们跟随并依附他，四处发布檄文、评论朝政，指斥朝廷，这些都是不得志者的言论。唉，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皇甫规说：“我困居在各军之中，坐看众将，已经几十年了，从鸟鼠山直到东岱山，他们的弊病是一样的。竭力寻求勇猛的敌人，不如使天下清平；勤勉明察而效法吴起、孙武，也不如奉行法令。前面的变乱距离现在并不遥远，我实在为此忧惧。”他又说：“自永初以来，出任将领的人不少，军队覆没的有五次，动辄耗费巨额资财。有的人驾着回转的车、带着完整的封章，把文书送到权贵门下，却被说成名声建立、功业成功，厚加爵位封赏。由此看来，权贵宠臣在朝，九流杂乱污浊；既给盗贼提供了借口，又束缚了将帅的手脚。国家没有灭亡，已经是侥幸了！” 裴度论讨伐贼寇说：“如果朝廷中的奸臣全都被清除，那么黄河以北的叛贼，即使不去讨伐也会自行平定；如果朝廷中的奸臣还在，那么叛贼即使平定了也没有益处。”郭子仪论迁都说：“圣明的天子亲自节俭、节约费用，如果能够罢黜那些只吃俸禄而不办事的官吏，除去冗余享受俸禄的官员，抑制竖刁、易牙那样的权幸，任用蘧瑗、史鱼那样正直的人，那么百姓自然能够得到治理，盗寇自然能够平定，中兴的功业在十天半月内就可以期待了。”唉！高骈所说的那些狼藉的乱臣，不值得再谈。裴度和郭子仪，在唐朝整个时期，既是将领又是宰相、宗室重臣的，也只有这两个人罢了。他们的话难道可以随便放置而不加省察吗？王莽时期，四方百姓饥寒交迫、困苦忧愁，起而成为盗贼，渐渐聚集成群，常常想着等到年成好时就回到乡里。众人虽然有数万人，却只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等名号，不敢抢掠占有城邑。翼平连率田况上奏说：应当赶快选任州牧、郡守以下的官员，明确赏罚，收拢那些离开乡里的百姓。小国没有城郭的，就把其中的老弱迁入大城，积聚储藏粮食，合力坚守。贼寇来攻城便不能攻下，经过的地方又没有粮食，他们势必不能聚集成群。这样招抚他们一定会投降，攻击他们一定会消灭。如今反而多次派出将军，使郡县苦不堪言，祸害反而比盗贼更严重。应当全部召回那些乘驿车出使的使者，让郡县得到休息；把二州的盗贼交给我任职处理，我一定能够平定他们。这是天启末年流贼刚刚起事时的情形，但如今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黄巢在淮南假意投降以后，向南攻陷湖、湘两地，当时还因为士众是乌合之众，想要占据交州、广州作为巢穴，坐等朝廷诏命。后来他向北渡过长淮，纵横于黄河、洛水之间。如今贼寇的势力，正渐渐像黄巢当时一样。朝廷之上，还有投笔砚而起兵的卢携吗？边疆之间，还有拥兵自重的高骈、刘巨容吗？这些人尚且不可得到，更何况其他人呢？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乾符、广明年间的情形，也足以让人知道畏惧了。史书称黄巢是出身卑微的小人物，是芦苇丛中的低贱之徒，志向只在于抢掠，谋略并不长远。他一旦长驱直入江南，径直进入关中，凭借郑畋文的慷慨领兵出征，以及王重荣、王处存挺身赴难的行动，也只足以聚集义军、收复京城，最终却没有给唐朝的社稷带来补益。蛇咬伤了手腕就应立即截断手腕，蚂蚁洞穴可以毁坏堤坝。这就是史臣之所以俯仰之间再三叹息的原因。方腊起事时，召集他所结交的贫苦人家的恶少年一百多人来饮酒，对他们说：“如今有些子弟耕田织布，终年劳苦，却只得到很少的粮食和布帛；父兄把这些东西全都拿去挥霍，稍不如意，就鞭打虐待他们，甚至打死也不怜惜。你们甘心这样吗？”众人说：“不能。”方腊说：“挥霍剩下的财物，又全都拿去奉献给仇敌。仇敌依赖我们的财物，反而侵凌侮辱我们；他们又让子弟去抵御仇敌。子弟力量不能支撑，就受到无所不至的责骂。然而每年奉送给仇敌的东西，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你们心安吗？”众人说：“哪有这样的道理？”方腊流着眼泪说：“赋税徭役繁重，官吏侵吞掠夺，农耕养蚕所得不足以供应。我们赖以活命的东西，不过是漆、楮、竹、木罢了，却又全都被征取，一点也不剩。土木工程、祈祷祭祀、搜求花石所耗费的财物之外，每年还要赠送给西北两个敌国百万财物，这些全都是我们东南百姓的血汗。两个敌国得到这些东西，就更加轻视中国；朝廷供奉他们不敢停止，宰相还认为这是安定边疆的长久策略。唯独我们终年辛劳，妻子儿女受冻挨饿，想求一天吃饱都做不到。诸位认为怎么样？”众人都愤愤地说：“听凭您的命令。”方腊说：“东南百姓苦于剥削，已经很久了。” 花石纲的骚扰尤其令人不能忍受。诸位如果能够仗义起兵，十天之内就可以聚集万人。守臣听说后，必定只会招抚收纳、商议对策，未必立即上奏朝廷。这样拖延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就可以一鼓作气攻下。朝廷得到报告后，也未必马上决定发兵；迁延议论、调集军队和粮食，没有半年办不成。到那时我们起兵，已经前后满一年了。两个敌国听说后，也会乘机入侵；我们只要划江而守，减轻徭役、降低赋税，以宽解百姓的力量。十年之内，最终一定能够统一天下。否则，也不过是白白死在贪官手里。”众人都说：“好。”于是他们部署起兵，以诛杀朱▯为名，动用十五万军队，斩杀一百多万人，杀死平民不下二百万人，收复六州五十二县，共经过四百五十天才平定。盗贼起事，必定要找一个借口，用来鼓动跟随作乱的心思。黄巢进入长安后，尚让向市民晓谕说：“黄皇是为了百姓，不像李家那样不顾惜你们。”君主如果知道这一点并反过来利用它，那么像蚂蚁一样的贼寇就可以不经交战而平定。

译宋朝的汪伯彦说：仁祖时期，元昊背叛，范仲淹在政府任职，收罗天下士人，不考察他们平素的品行，只要有可以任用的，即使是狂妄狡猾、品行不端的人，也让他们在自己领导下效力；范仲淹也亲自采取奇异特出的行为来振作、激发他们。范仲淹曾上奏说：怀有才智技艺的人一旦落入闲散之地，终身不被任用；野兽困窘了就会改变常态，人困窘了就会欺诈，这是古人所谨慎防备的。仁宗用十科来收纳人才，也是这个意思。宋人议论张浚轻率锐进、喜好声名，凡士人稍有虚名的，他没有不加以笼络的；他挥金如土，把官职爵位看得很平常。士人中喜好功名富贵的，没有不趋赴他的门下。宋朝自从在西部用兵以来，张元、吴昊在中原不得志，离开中原为西夏效力；马定国获罪离开本国后，题诗震动刘豫，因而得到官职。南渡以后，赵九龄、康可、张惟孝这一类人，感伤朝廷无人，因愤懑而沉沦埋没的，多得数不清。因此说：抛弃贤能人才，就是资助敌国。把英雄豪杰网罗起来，敌国才会困窘；这正是范仲淹、张浚急切地网罗人才的原因。庸俗之人不能明察，把奇异特出、轻捷锐进说成是可讥刺的行为。这种话一旦迎合了君主的心意，就一定会招来专擅权力、收买恩宠的诽谤，甚至有人猜疑这是收揽人心、企图乘危窥伺；如果要大臣不因避嫌而辞职，又要奇才一同进用，那就困难了。高阳公两次统率军队，都拘守细小的规矩和尺度，不肯在常规之外行事，我常常为此感到惋惜；如今才知道，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兵法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牵制的，就会取胜；反过来说，将领没有才能而君主又不加以牵制的，就会失败。所以说：厚待他却不能使唤，爱护他却不能命令，局势混乱却不能治理，就像骄纵的孩子一样，不可以任用。君主驾驭将领，和这有什么不同？晋鄙是久经战阵的老将，拥兵十万，驻扎在边境上。公子无忌乘一辆车来替代他，捶杀晋鄙，军中屏住呼吸，没有人敢出声。这是因为魏王的兵符确实足以夺取他的军队，也是因为魏国的威势和号令能够在各位将领中推行。汉高帝渡过黄河，自称使者，清晨驰入韩信营垒，夺取了他的军队，韩信当时还没有起身。凭韩信统领军队的才能，高帝竟然徒手夺走他的军队，就像从婴儿手里拿走糍饼一样。韩信正在高卧时，军营和魂魄都惊恐震动，哪里还敢成为骄纵之子？魏国能够控制晋鄙，靠的是法令；汉高祖能够控制韩信，靠的是威势。君主的威势强盛，足以张大分割天下的形势，夺去骄横强悍之将的胆气；即使有跋扈不臣的将领，也不足以造成祸害。仆固怀恩将要叛乱时，上书自述功劳，甚至说朔方将士是先帝中兴的主人，是陛下蒙尘时的旧臣，我实在不敢保全自己的家，陛下又怎能安定国家？代宗希望他悔过止祸，再三说明旨意、加以宣慰，并厚待抚恤他的家人，但怀恩不肯听从。假如代宗赫然震怒，公布怀恩的罪状，发兵进攻讨伐，那么怀恩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凭借军队抗拒朝廷、违犯正道，联合各蕃部入侵罢了。代宗姑息隐忍，竟不能稍微挫败他的凶逆，只使叛乱势力的暴戾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的声威一天比一天受损，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怀恩死后，代宗还默默地哀悯他说：“怀恩没有反叛，是被身边的人误导了。”这大概是因为代宗的威势已经被怀恩压倒，并不是他的力量不足以制服怀恩，而是他的气势不足以夺取怀恩的胆气。僖宗时期，国家形势比广德年间还要奄奄一息。高骈拥兵江、淮一带，他的强盛难道比怀恩差吗？高骈上章议论朝政，言辞不够恭敬。僖宗答复说：“天运尚未倾覆，皇纲还很整肃；天地人三灵没有昏昧，各项法度仍然存在。朕虽然年少，难道能轻易受人侮慢吗？”这些话多么壮烈啊！史书说高骈从此威望顿减，暗中谋划也受到阻碍，难道不是这道诏书足以使他胆寒吗？东塘之战中，高骈逗留观望、伺机而动；一旦兵权被剥夺，相关事务也全部停止，高骈早已处在僖宗的掌握之中了。代宗的暮年气象不足以夺取仆固怀恩的胆气，而僖宗的朝气仍足以夺取高骈的胆气。这是君主驾驭将领的明鉴。苏洵说过：驾驭将领很难，驾驭有才能的将领尤其困难。君主如果像代宗那样，连无才的将领都不足以驾驭，何况有才能的将领呢？什么叫无才的将领？回答说：杜牧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杜牧《原十六卫》说：朝廷下诏任命将领，大多是市井小儿一类的人，往往拿许多金玉行贿，依靠幽暗的权势。折断契券、交付财货，百城千里，一旦得到这些东西，那些强悍暴烈的人便破坏法制，不让法制束缚自己；诛杀忠良，不让忠良违背自己；凭借力量和便利的形势，没有什么不做成盗寇的。那些阴险柔媚、巧诈狡猾的人，也能够盘算家产、搜刮人口，依附奸邪谄佞之人，由卿位买得公爵，从郡守升为都督，所辖四境都被指作自己的别馆。这两种人，都是所谓无才的将领。无才的将领，没有不是用金玉买通关系、靠折券行贿得到职位的。他们起初是阴险柔媚、巧诈狡猾，最终必定发展为强悍暴烈，残害百姓，侵略遍及天下。这两种人其实从头到尾是同一个人。做天子大臣的人，贪图他们的金玉，亲近他们的邪佞，提起兵权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说，天子的大臣都是买卖商贩和掮客，把国事当作契券交易。在他们接受任命的那一天，心里已经轻视朝廷了。等到他们的强悍逐渐显露，大臣们又共同奉承他们为骄子，替国家养成毒疮、豢养豺虎，却没有人敢指斥他们。无才的将领，不过是庸俗之流、粗浅之才；如果让名将来使用他们，他们的才能只够充当披距伸钩的螳螂武士。可是他们逐渐发展到飞扬跋扈、无法驾驭，成为国家的大祸害，却是天子的大臣造成的。颜真卿为仆固怀恩筹划说：怀恩进不能勤王，退不能释放部众，他的言辞理亏，必定不会回来。怀恩的将士都是郭子仪的部曲，陛下为什么不让郭子仪代替他？他们一定会相继归来。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郭子仪到了河中，怀恩向北逃往灵武，其余部众解下铠甲前来归附的有数万人。刘辟叛乱时，议论的人认为刘辟凭借险要，讨伐他或许会生出事端；杜黄裳坚决劝说不可赦免，罢去宦官监军，专门把这件事交给高崇文。高崇文一向忌惮刘氵雍，黄裳派人对他说：“如果不能擒获刘辟，就用刘氵雍代替你。”高崇文于是决战，捆绑刘辟献上。天子的大臣如果有颜真卿、杜黄裳这样的人在朝廷谋划，又何必担心边疆将领不能像手臂听从手指一样服从呢？所以说，使无才的将领心里轻视朝廷，最终发展到无法驾驭，是大臣的罪过。

译元人《进金史表》说：精锐部队攻打居庸关，从北面攻击它的后背；大军从紫荆口出兵，从南面扼住它的咽喉。这是古今在燕地建都者防备祸患的明显验证。梁乾德二年，晋主李存勖命令周德威从飞狐出兵，与赵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在易水会师，包围涿州，使其投降。进而攻克瓦桥关，攻下顺州、蓟州，又命李嗣源攻打山后武州、儒州等各州，都攻下了。周德威逼近幽州，攻下平州、营州、瀛州、莫阝州，于是进入燕地，擒获刘守光父子带回。这是从紫荆攻打燕地的第一种路线。紫荆关北口的浮图峪，属于飞狐地区；晋国都城在太原，所以从紫荆出兵，与真定、定州的军队在易水会师。既然攻取了山后以及燕地东西各州，燕京的形势就孤立而不能自立了。同光三年，阿保机入侵，在新州击败周德威的军队，从西面出居庸关，包围幽州。唐主派李嗣源救援，辽人逃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进兵，到了居庸关，山崖岩石自行崩塌，戍卒多被压死。阿骨打进入燕地，萧太后从古北口趋往天德，这是从居庸关攻打燕地的第二种路线。嘉定四年，蒙古铁木真攻克宣府，到了怀来；金兵守住居庸关，蒙古军不能进入，于是留下军队拒守，而自己率大军奔向紫荆口，在五回岭击败金兵，攻下易州、涿州，又分命遮别率军回过头来从南面进攻居庸关，攻破它，从古北口出兵与外面的军队会合。蒙古主把军队留在燕城北面驻扎，于是分军为三路：右军沿太行山向南，攻破保州、中山、邢州、▯州、磁州、相州、卫辉、怀远等郡，直向黄河掠夺，在平阳、太原之间大肆抢掠；左军沿海向东，侵入滦州、蓟州，在辽西地区大肆抢掠；蒙古主亲自率领中军，与儿子拖雷攻破雄州、莫阝州、清州、沧州、景州、献州、河间、滨州、棣州、济南等郡。蒙古主从山东返回，金主逃往河南，蒙古军又包围燕京并攻入。这是从紫荆攻打燕地的第二种路线。宣德就是宣府，紫荆旁边的关口，今天的五虎岭就是五回岭，是元人击败金兵的地方。西北的山脉，东起医无闾，西接太行；作为要害的关隘，有紫荆、居庸、倒马。居庸山势险峻，容易防守；倒马距离燕京稍远；紫荆比居庸平坦，又靠近倒马。金人只知道守居庸，却不知道扼守紫荆，难道不是失策吗？金军分兵之后，河北、山西、山东都遭到兵祸，几千里之间被杀得几乎空无一人。金帛、妇女、子女和牲畜财产，全都被席卷带走。长淮以北，只有真定、大名以及山东青州、兖州以南的地方还保存着。燕都始终没有攻下，蒙古军以责求犒劳军队为由与金议和后撤走。金人乘机迁都汴京，元军再次包围燕都，仍然没有攻下，于是从居庸关出兵，把所俘获的几十万妇女、子女活埋后离去。第二年，才攻破燕京。元军起初抵达燕京时，只守而不攻。三路抄掠寇盗，并不只是贪图财利，大概是为了使燕京陷于孤立。各郡不能守住，燕京就会不攻自破。辽太祖曾经选三万骑兵进攻幽州，后来述律氏指着帐前的树说：“树没有树皮，还能活吗？”辽太祖说：“不能。”述律氏说：“幽州有土地和百姓，也正是这样。我们只用三千骑兵不时掠夺它的四郊，不过几年，它就会困乏而归入我方。”晋朝攻燕、元朝攻金，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所针对的也都是这种都城。唉，怎么能不感到畏惧呢？己巳年北方防守时，也先率三万多人从浮图峪经紫荆关直逼都城，于谦担任兵部尚书，严密布置军队将他击退。也先仍然挟持皇帝车驾从紫荆关向北离去，投降的士卒小王为也先谋划，建议从紫荆关直趋临清，占据粮仓、截断粮运。于谦派平江伯陈豫镇守临清，以挫败他的谋划。景泰元年，侦察报告说敌寇又要大举从紫荆关入侵。于谦上奏，派都督顾兴祖、大理寺卿孔文英等防备紫荆关，增加京营兵一万二千人；白羊口增加五千八百人；倒马关增加五千三百人。又派都指挥王虹率京营兵六千五百人以及茂山卫士兵守易州；都指挥石端率京营兵七千人以及保定五卫士兵守保定；都指挥陈旺、沈兴率京营兵七千五百人以及涿鹿二卫士兵守涿州；都指挥张智率京营兵三千七百人以及真武、神武二卫士兵守真定。并约束各将说：“易州、保定的军队用来援助紫荆；涿州的军队用来援助白羊；真定的军队用来援助倒马。”还担心各将兵力分散，于是又派都督同知刘安充任总兵官，右佥都御史曹泰参赞军务，率京营兵五千人镇守易州，以便节制各军。都指挥魏忠、颜彪充任游击将军，各自率京营兵五千人，巡查紫荆、白羊、倒马各关口；都督杨俊充任游击将军，率京营兵五千人，巡查涿州、保定、真定各州县，名义上叫作分巡。又认为敌寇到来后才交战，不如先以声势压倒他们，于是派大将石亨、杨洪各自率京营兵四万人：石亨从紫荆关出兵到大同，杨洪从居庸关出兵到宣府，以此振扬军威，名义上叫作巡哨。不久也先果然没有入侵，上皇又回来了。当时距离成祖北伐才二十多年，京营军队还可以使用，所以于谦能够经营部署，使首尾相互援助，形成常山之蛇般彼此呼应的形势，凭此遏制迁都南方的建议，并迎回北狩的皇帝。然而大学士商辂仍认为，紫荆各关口应当使用附近的地方军队防守；京营兵没有坚守的意志，不可使用。以今天的情况来看，又应当怎样呢？先臣杨守谦每次阅读紫荆关的地图，看到所谓五虎岭就是元人击败金兵的地方，便汗流浃背，精神不安，几天都不能平静。唉，劳苦功臣和志士的心事，到今天仍然令人叹息。

译纪陟曾说：疆界虽然遥远，但必须争夺的险要之地，不过有几处。就像人的六尺身体，要害也只有几处罢了。长江以南，上游的要害是江陵、武昌、襄阳、九江。长江发源于岷山，流过夔峡到达荆楚，于是江陵成为它的都会。れ冢道漾，向东流成为汉水；在汉水、沔水上游，襄阳成为它的都会。诸葛亮说，荆州南北可以凭借汉水、沔水，利益可以遍及南海，向东通达吴会，向西通达巴蜀，这是用武的国家。沅水、湘水等河流汇入洞庭湖，再流入长江，于是武昌成为它的都会。豫章、西江和鄱阳湖的水，在湓口汇合，于是九江成为它的都会。古人谈论天下的形势，说秦、蜀是首部，东南是尾部，中原是脊梁。周瑜对孙权说：“占据襄阳来逼迫曹操，北方就可以谋取了。”庾翼认为襄阳向西连接梁、益，与关中、陇右近在咫尺；向北距离河、雒不到千里，进可以扫荡秦、越，退可以保据上游。岳飞认为襄阳等六郡是恢复中原的根本。这是利用荆州、襄阳来控制中原的策略。孙氏完全占有公安、江陵，以武昌、鄂州为都，江南已经平定，于是把都城定在建业。自江左以来，只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诸州，其中荆州、扬州是天下的根本。陆抗说：没有江陵，就没有荆州；没有荆州，就没有吴国。江陵一旦危急，就应当倾尽全国力量去争夺。因此，江、淮所依靠来作为藩篱的，是江陵；江陵所依靠来作为唇齿的，是襄阳。这是利用荆州、襄阳来巩固东南的策略。如今贼军已经攻陷荆州、襄阳，逼近九江。假使他们向上逼近陇、蜀，就可以进而攻击天下的首部；向下窥伺江、淮，就可以退而攻击天下的尾部。天下的要害都被贼军占据，我们却拱手听任他们行动。只庆幸他们没有立即到来，还说这不关我们的事。这就好比一个盗贼撬开箱子，翻墙进入，已经走遍厅堂深处，打开了门锁，而负责守卫的人还拥被高卧，主人将会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张叔夜在靖康年间说，襄阳被汉江环绕，西南有万山、三关的险要；如果驻跸于此，还可以号令中原。元人谋划攻取襄阳，刘整让人诱骗吕文德，在樊城外设置贸易场，向外沟通三处市场，向内修筑城堡；又在鹿门筑堡，在洪水筑台，与夹江堡相互呼应，使宋军的援兵不能进入。史天泽修筑长围，从万山开始，包围百丈岑，使南北道路不相通；又修筑万山堡垒来截断西面，设置栅栏、瞭望台在观子滩来阻绝东面，于是襄阳、樊城的道路被切断。樊城被围后，范天顺、牛富奋力作战，始终没有受挫。吕文焕守卫襄阳，在江中竖立木桩，用铁索锁住，建造浮桥来沟通援兵。张弘范谋划说：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截断江面通道来断绝救兵，水陆夹攻，樊城一破，襄阳也会攻下。凭蒙古军势头正盛的形势，又有阿术、史天泽、张弘范这样的智勇将领，而吕文焕孤军无援，贾似道拥兵不救，围困防守了四年，才勉强攻克。如今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却遇到如游魂般的贼军，不到一个月，荆州、襄阳就一并陷落；我们没有坚持十天的防守，他们却有破竹般的气势，这实在是值得痛哭的事。有人说贼军擅长陆战，一定不能顺流南下，这种说法不对。刘整对阿术说：“我们的精兵和突骑，所遇到的敌人都能击破；只是水战不如宋军。夺取他们的长处，制造战船，训练水军，事情就能成功。”于是制造战船五十艘，每天训练水军；即使下雨不能出行，也在地上画出船的形状来练习。得到训练有素的士卒七万人，最终攻破襄阳，凭借水军乘胜长驱直入。如今贼军正贪图东南富庶的地方，虎视眈眈；而江海之间有时还有逃亡的奸人、细作给他们做向导，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从高处倒水一样顺流而下呢？羊祜说：“吴国凭借长江建立国家，只有水战是它所擅长的。一旦进入它的境内，长江便不再是它的坚固屏障；退回来守城，就等于舍弃自己的长处而采用短处，官军长驱深入，不用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如今抵御贼军的人，不争夺浔阳、江水、汉水的险要，却在石城设栅、驻军牛渚，采取凭借城池自守的办法，只是白白希望贼军中没有人才，却不惜让他们讥笑。这是什么道理呢？元世祖统领东路军时，有人得到宋国的奏议献上。奏议中说谨慎边防、守住冲要，共有七条，元世祖下令让各位将领讨论。郝经提出建议说：宋人一贯的议论是，有了荆州、襄阳，就可以保住淮甸；有了淮甸，就可以保住江南。此前，我们已经取得荆州、襄阳和淮甸，却都自行失去了。现在应当先取荆州、襄阳，再取淮甸，最后取长江；从他们用来防守的地方进攻他们。命令一军从襄、邓出兵，直接渡过汉水，造船搭桥，以水陆两路运送军队；用轻兵牵制襄阳，断绝它的粮道；主力大军都趋向汉阳，出其不意，伺机寻找长江的空隙。否则，就以重兵迫近襄阳，以轻兵迅速出击，穿过均州、房州，远远叩击归州、峡州，以响应西路军。如果从交州、广州、施州、黔州选拔先锋军，突破夔门，夔门一旦不能守住，大势便可顺流而下；再合并兵力大举出击，摧毁攻陷荆州、郢州，横向冲垮湘州、潭州，形成犄角之势。一军从寿春出兵，乘着锐气，同时攻取荆山，架设淮水作为桥梁，以沟通南北；用轻兵抄掠寿春，主力则分布在钟离、合肥之间，夺取湖泊，攻占关隘，占据濡须，堵塞▯口，向南进入舒州、和州，向西到达蕲州、黄州，自由往来、任意行动，以窥探长江入海口。乌江、采石一带广泛布置戍守和侦逻，侦察江面渡口的险易，考察防备的疏密，慢慢制定对策，然后进军。这就是所谓击溃两淮腹心、扼住长江要害。一支军队从维扬出发，联结楚地，横跨长淮，与我国的强敌相邻；通州、泰州、海门、扬子江面，紧密接近京畿，也一定都防守坚固。应当以重兵逼近维扬，合围形成长久包围之势，表示一定攻取；同时派轻兵出通州、泰州，直接堵塞海门、瓜步、全山、柴墟、河口，使游骑往来于上下，拖延时间来观察敌情变化。这就是所谓谋求缓进持久的形势。三路军队一同出动，东西相互呼应，殿下可以亲自统领其中一路加以节制。这样，尚未发生的形势变化可以消除，已经造成的损失也可以挽救。后来蒙古攻取襄阳、邓州，进入汉水、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多采用宋人的谋略；他们取得宋朝的奏议，完全了解宋地的形势要害以及防守策略，利用宋人所恃以自保之处，反过来攻击它。我们不必费心筹划、聚米推演，而敌人的地图和兵略都转过来成为我们的了。这也是后来应当借鉴的教训，不可不警戒。

译前朝元初统一天下后，从东南漕运粮食供应燕京，运河时常泛滥或淤塞，转运耗费巨大，于是采用朱清、张[缺字]的建议，修建海运。最初一年运四万六千多石，后来达到三百万石，元朝整个时期都依赖它。本朝兼用海运和陆运，后来疏浚元代的会通河，于是停止海运。万历年间，运河渐渐阻塞，有人建议恢复海运，不久又报告停止。今上再次商议施行，然而谈论此事的人却摇手相戒，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举动。这是那些迂腐而不通世务的儒生。元代海运由伯颜创始。伯颜认为，元都燕京距离东南漕运之地四五千里，万一中原有警，陆路阻塞，若非海道便不足以应付缓急。因此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海运漕粮的计划。他谋划国事深远，筹划的是百年以后的事情，并非凡庸之人所能了解。至正末年，从江、浙征收海运粮，张士诚输送粮食，方谷真准备船只，运十一万石到京师，此后每年都照例办理。后来浙江的漕运不能到达，陈有定从福建运来数十万石，京师百姓才又活了下来。由此看来，伯颜谋划国事，难道不是深远吗？王宗沭在万历年间上疏说：唐朝建都长安，右边凭据岷山、凉州，左边通达陕地、渭水；有水运时，天宝、兴元年间便享受其便利，没有水运时，会昌、大中年间便受到它的困窘。宋朝建都汴梁，背靠黄河，面向淮水、泗水；有水运时，景德、元[缺字]年间便享受其全部便利，没有险要时，宣和、靖康年间便受到它的祸害。国家建都燕京，北面有居庸关、医巫闾山作为城墙，南面有大海作为护城河，这是天造地设、山环水卫的形势；可是自己堵塞了这种优势，为什么呢？燕京利用海运，就像依靠左臂从腋下取物一样。放弃海运而专门依靠运河，只要一个人高声呼喊，万只船桨便都停下。关于腰脊和咽喉的比喻，先臣丘[缺字]反复说明过，不能不加以考虑。富人建造住宅时，往往在旁边另开一扇门；正堂有客人时，菜肴果品可以从旁门送入。既然担忧运河阻塞，又难以打通海运，那么将采取什么办法呢？宗沭的奏论有三种形势：天下大势、燕京专门的形势、眼前的紧急形势。这三种形势，就像下棋有全局和局部变化，都包含在一盘棋中。今天的紧急形势，就是专门的形势；今天的专门形势，就是天下大势。善于下棋的人观察形势的紧迫处而妥善补救，那么全局也就在其中了。唉！丘[缺字]论海运，是从天下大势着眼；王宗沐论海运，是从专门形势着眼；今天论海运，是从紧急形势着眼。下棋到了危急关头，就要斜飞横掠，只要能够挽救败局，什么办法都要采用。可是下棋的人却茫然不知，实在令人叹息！《初学集》卷二十五 ○杂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