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三十三

译《张益之先生存笥集》序。吴江张益之先生，名尚友，是我先父的至交。先生年轻时和先父都以研究《春秋》闻名，教授弟子，著录门人很多，却一生没有得到一次仕进机会。因此他们的交情，年老而不衰，困穷而更加深厚。先生去世后，先父为他哭泣，过了很久仍然悲伤。晚年写自传，记载他的几位至交，先生列在首位。我年幼时来不及拜见先生，却得以同先生的儿子异度交往。异度和他的兄长某人，把先生遗留下来收藏在箱笥中的文章编次刊刻，请我在篇首写文章。他们说：“看在先父友人的情分上，您就不要推辞了。”唉！我先父与先生，都通晓经书、喜爱古代，笃实孝悌，重视诺言，以节操情谊相互砥砺，这不同于世人以口头交谈、耳中听闻互相追逐的交往。万历初年，长星出现，显示出异常。两个微不足道的书生，在研习学业的空闲，指点评论天下大事，咬牙挥臂，想要从中有所作为。如今看先生的文章，如《送赵汝师》等篇，对于纲常名节反复致意。大概先生志气郁结而又磊落、忠贞不改的形象，仍然鲜明如在眼前；而我先父那种以言辞激励人、建立功业，同先生不相上下的风貌，也可以从这些简牍文字之外想见。唉！这正是我谦益徘徊感泣、抚摸书卷而不能放下的原因。从前柳宗元作《石表先友记》，共记六十七人。考察他们的传记，其中卓然知名的，大约只有二十人。那么这二十人以外的人，都是借助柳宗元的记文才得以流传的。苏轼对于先友，如任遵圣、师中、史彦辅之类，在诗文中写到的多得数不清。两个任氏的才华品行足以流传，又有像德翁、仲微这样的儿子能够使他们流传。至于史彦辅，如果没有苏轼，世人也不会再知道眉山曾有这样一个人。先生虽然终老于诸生之列，不能像两个任氏那样凭才行显扬；但他所作的文章，疏通贯穿《尔雅》，有唐宋大家的风格。和眉山那位老史官凭一篇《思子台赋》闻名当时相比，先生不只是超过他一点。又有异度兄弟表彰刊布他的遗稿，以流传后世。这样说来，史彦辅的文章和两个任氏的儿子，先生兼而有之，又何必担心不能流传呢？我谦益年轻时失学，年老后也没有声名，不能仿效柳宗元、苏轼二公，用文章使先友不朽；现在顺从异度的请求，执笔为他作序，这就是柳宗元所谓的强作颜面罢了。《王德操诗集》序。诗道的衰败，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南渡以后，所谓江湖诗尤其尘俗可厌。大概从庆元、嘉定年间起，刘改之、戴石屏一类人，以诗人为干谒请托开创了风气。后来钱塘湖山之间，十人、百人成群结队。他们带着朝廷官员的书信，奔走于帅府、台府和郡县之间，称为阔匾，索求纸币，动辄以万计。当时所谓处士，风流习尚就是这样。他们满腹都是尘俗的容貌和姿态，并在语言文字中发作出来，却想写出清新高雅的诗，像鹤鸣鸾啸一样，哪里做得到呢？如今的山人，凭诗歌在世上行走，诗卷多得牛腰都难以负载，可以使牛马汗流；其中不成为南宋处士的，大概也很少。吴门王德操住在彩云桥南一百步的地方，器物杂陈，市井喧嚣震耳。进入他的门，蓬蒿丛生，灰尘满席，人们都以为这是隐士居住的地方。他家三代不吃荤腥，形体消瘦而精神充实，望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清瘦的仙道人。客人到来，他便焚香扫地；不砍柴烧火，有时苦苦吟诗直到半夜，有时枯坐一整天而已。德操喜欢作诗，前后有数百篇。一天，他让朋友程孟阳、朱云子删去其中十分之九，请我为诗集作序。唉！如今所谓江湖诗人，把邸报当作腹中书本，把任免官员的除目当作诗题，把宋人的阔匾当作介绍，想求他们的诗不流于尘俗，怎么可能呢？德操的为人却正相反，尘俗的容貌姿态不能侵入他的内心；他写的诗清新高雅，像鹤鸣鸾啸一样，不是很应该如此吗？我不能了解德操的诗，却深深了解他的为人，认为像德操这样的人，处在今天的世道还能不成为南宋的处士；因此为他的诗作序如此。《徐仲昭诗序》。江阴徐仲昭，凭借广博高雅的学问钻研诗歌，在当世很有声名。我听说他十多年，才开始认识他。突然与他相接触，只见他话不多，身体瘦弱得衣服都承受不起，提衣登堂，俨然是一位年老的明经之士。慢慢询问他的学问，发现他温厚充裕，越发掘便越无穷尽。后来诵读他的诗，雄健奔放，如虬龙、猛虎、豹子，在行墨之间攫取盘踞，正想同它较量，它却忽然决然离去。仲昭的奇异才情真是太多了！江阴的诗人，以王逢、字原吉者为宗师。原吉是前朝遗民，太祖高皇帝召见他，因年老放归，并授官给他的儿子。他受国恩已经很深了。然而原吉曾替伪吴出谋划策，使元军退回去抵抗淮军。他的诗写到楚公之死、吴门之破，反复叹息，为唇亡国乱的忧虑而不能自胜。戊申、己酉之交，他感叹阮籍的狂放，哀叹陈琳的老迈；诗辞近于荒诞，但其中悲哀尤其令人悲痛。人们说，犁眉公在元代时，和石抹诸人一起，感慨赋诗，抚胸挥臂，直到辅佐新朝成就帝业后才停止。原吉也是犁眉公一类的人，可惜年老而没有看见被任用。我读仲昭的诗，读到“谁斟大斗浇天醉，空望南箕泣地毛”，“东南天缺谁撑掌？” “前后潮水推涌，还没有到尽头”，“人想前生难以忏悔的罪业，天留下后死之人，也仍然怜惜他的才华”，“心中仿佛塞上的战马映着弓影，睡熟后清晨的鸡声听来像木头的形状”，反复吟咏品味，长久叹息；赞美他的才华，壮美他的志向，又哀叹他怀才不遇，认为他有王原吉遗留下来的风骨。原吉终老布衣，喜爱奇伟倜傥的谋略，所以他的诗悲哀而多思，激越而不回转。仲昭从儒生中崛起，有忧虑时局、怜悯自身的志节，所以他的诗华美而有法度，感情深切而富有讽谕。君子诵读它，进而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归宿其实是相同的。江阴过去是南唐设置军镇的地方，连接大海、面向长江，筏船航行万里。这里的人才多有奇异卓绝、诡奇不凡之处，承受江山、淮水、楚地的风气，原吉尤其如此。仲昭的堂弟名霞客，独自徒步，周游四海，晚年走到流沙之地，登上鸡足山而归。我曾叹息霞客去世后，天下再没有奇士了；如今竟然又得到了仲昭。仲昭和霞客的奇异，谁更突出？还是各自有各自的奇异，不能分出高下？我只是庸常之人，不足以判断，天下应当会有能够裁定的人。

译《蒋仲雄诗草序》。长洲蒋钺，字仲雄，是一位身穿布衣、束着革带、读书修行的士人。他对于学问无所不窥，对于诗歌不屑于写今体诗来追逐应酬，却喜欢写乐府和古诗，寄托自己的感怀和讽谕之意。仲雄本来就不求世人知晓，而世上了解仲雄的人也许很少。从前韩退之在贞元、元和年间，天下人把他看作祥瑞之人、神异之士，光明地超出尘世，仿佛不能攀援接近；但他却向卢仝、刘叉谦逊自处。退之任河南令时，玉川先生卢仝受到恶少欺凌，韩愈买羊沽酒向他致歉。刘叉拿着韩愈几斤黄金离去，说：“这是让墓中的人得到的东西罢了，不如拿它给刘君祝寿。”这两个人，意气激越昂扬，从未低头跟随韩愈交游。我读卢仝《月蚀》、刘叉《冰柱》《雪车》这些诗，俯仰叹息，这才知道两人的志向所在。唉！半间破屋，一个长胡子奴仆，一个赤脚婢女，月蚀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却使人泪流交下，额头伏在砂土中，自称地下虮虱之臣向上天帝告状。是谁使他们这样，又是谁来听他们诉说呢？《冰柱》表达的是希望天子扭转造化、使光华重新降临；《雪车》哀叹朝廷上领取俸禄的人不知惭愧，为百姓叹息。这难道是那些杀人作恶、争强斗嘴而不肯退让的无赖所能写出的吗？如今天下正盛，不是唐朝末年；但自从逆宦窃取权柄，奴仆盗寇交相作乱，所谓岁星主福德、官爵供奉董卓、秦桧一类人的现象，已经多得不能用勾股之术计算。装载白骨，运输红粟；遍地设置偏箱、鹿角，交付给戎人使用的情形，四海到处都是。仲雄只是一个老儒生，怀抱《兔园册》，大概也是卢仝所说的殷十七那一类人。他抱膝吟咏，倚柱叹息，情感泛滥而内心悲痛，写成歌诗，难道也有卢仝、刘叉二人的志向吗？俗语说：“阊门十万。”意思是吴地能写诗的人很多。若按他们的志向来取舍，那么仲雄只有一人。我所以顺从他的请求为他作序，不只是要使仲雄的诗在吴地诗歌中区别出来，也是感叹世上没有韩退之，即使有卢仝、刘叉，也将被压抑埋没，后世无人知晓，这是值得惭愧的。《张度文集》序。甄胄乡里有五位朋友，叫文文起、姚孟长、周景文、张度、朱德升，都是凭文章和品行著称、卓然超出流俗的人。景文因忠诚而死，不必凭文章显名；德升本来就困穷而死，他的文章也被铲除，不能流传；文起、孟长在馆阁中回旋，做文学侍从之臣，凭文章显名，本来就是他们的职分。然而这些人都已经去世了。困穷衰老而未能中第，文章和品行却像鲁灵光殿一样巍然不动的，只有张度一人。张度的知交把他的文集刻成若干卷流行于世，张度请我作序。我读《文中子》一书，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文士的品行：鲍照、江淹是古代的狂者；吴筠、孔稚圭是古代的狷者；颜延之、王俭、任昉则有君子的内心。我曾经坚持这个说法来评论文章，上下考论古今，没有人能够推翻它。张度为人，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诚，对朋友友爱；他的志向纯洁，行为芳美，这就是可以从文士身上看见的品行。他叙述祖先的德行，追念先人的志向，如崔瑗的座右铭、夏侯孝若的庭诰，凡是谈论家风的文章都归于这一类，所以他的文章深厚而典雅。他有很高的才华却没有显贵的仕途，忧虑上天、怜悯百姓，从未有过一顿饭的时间能够释然。侯喜凭吊汴州、孙樵记述褒城，都可以看出这种志向，所以他的文章悲哀而多思。党争祸乱频繁兴起，朋友接连凋零；他不是像谢翱那样放声痛哭，而是像成器那样祭奠忠魂。瞻望乌鸦消灭、草木憔悴的悲痛，充满胸中，逼近喉头，常常格格作响而不能吐出。所以他的文章委婉而简约，忧愁而警惧。这就是君子的内心吗？这就是文章啊！这就是文章啊！文中子一定会有所取法了。从前吴均作《破镜赋》，颜之推认为其中写的是凶逆之兽，作文章应当避开这样的名称。而杜牧称元稹、白居易的诗纤细艳丽而放纵失度，淫靡的言辞像冬寒夏热一样侵入人的肌骨，无法除去。文章关系到风俗教化，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张度的文章，不是仁人孝子的规范性言论，就是劳苦之人、志士仁人的苦心之语，使读到它的人肃然深思，惊醒而奋起；它对于风俗教化的关系，微妙而深远。难道还只是像拼比花朵、争斗叶片那样，把辞赋当作才能吗？世道衰败，道德丧失，礼义消灭，公卿大夫把名教当作矮墙，自己却越过它，蒙昧行走、颠倒伦理，也没有人来制止。我因此对于张度的文章，特意表彰并说明：这是我们吴地士人的文章，是文中子所说能够从行为中看见品德的文章。表彰张度的文章，是为了充分教诲蒙昧的士人，也为了使世上的公卿大夫感到惭愧。唉！这也就是我的《罪言》了吧。严印持《废翁诗稿》序。唐朝末年，余杭人罗昭谏在科场不得志，老死于幕府之中。直到今天，吴越之间还称罗隐为罗隐秀才。到了我朝，余杭人严调御，字印持，也凭高才成为诸生中的祭酒，困穷而死。吴越之间的人都为他惋惜，也称他为当今的罗隐。印持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儿子名渡，编排他的诗若干首，请我作序。我看罗昭谏处在唐朝末年动荡的时代，往来于吴地、汴地之间，慨然产生金瓯完整、玉井清明、喜鹊飞翔、蛟龙腾起的感慨；俯视和仰观霸主，傲视藩镇，把群雀喧闹、群鸠聚集看得如同市井一般；煮海平陈的功业，也把它当作一场梦。多么壮烈啊！然而他十次应试都没有中第，一生坎坷，感叹辩士徒然困顿，惋惜云英始终没有出嫁。诵读他的诗，读到“嫦娥老大应惆怅，泣倚苍苍桂一轮”，我没有一次不为之黯然神伤。印持的怀才不遇与昭谏相同，而他的困穷更甚。作歌诗时，他往往以性情为根本，铺陈义理，借讽谕来警戒世人，又借寄托来宽解自己，仿佛在功名和身世之间已经释然。他与昭谏不同，究竟在哪里呢？印持心智通达广大，中年时参拜云栖老人，悟得“即心即佛”的旨意。他同席交往的，是红胡子、白脚的僧侣；堆满案头的，是旁行四句的佛经。因此他把宇宙看作微尘，把劫运等同于风雨，更何况功名身世，不过梦幻泡影罢了。士人不能不闻道；以印持的诗来看，他和昭谏虽然相近，但他志向的所在，却有不能同日而语之处。这又不能只凭词章格律的优劣来为他们排列等级。印持晚年的诗中，多有忧虑时局、感叹世道的言语。到我被捕时，印持作诗为此悲伤，并且警戒党争之祸，怀有像林宗在野外痛哭那样的志向。印持不是为自己悲伤，而是替我悲伤；又不只是替我悲伤，而是替这个世道悲伤。大概印持闻道以后，任性而又负气，竟然如此不能抑制。唉！这大概正是他成为印持的原因吧！

译《琴述》叙。我读嵇叔夜的《琴赋》，其中说：不是胸襟旷达高远的人，不能同琴从容游乐；不是心境深沉宁静的人，不能同琴安闲相处；不是放纵达观的人，不能同琴相处而无所吝惜；不是精神极其精微的人，不能同琴分析义理。叔夜精通琴的品德，用这些话比拟它的形态，可以说达到了这种境界的极致。等到他在东市临刑，回头看日影，索取琴来弹奏，说：“《广陵散》从今以后绝传了。”随后赴死，这就是命运。他处在生死关头，仍然深沉宁静而又放达，这些都是琴的品德。叔夜大概可以说是通过琴而通达其理的人。孔子向师襄学习弹琴，说：“我领会到这首曲子所表现的人的形象了：他面色深沉黝黑，身材高大修长。”我们的夫子大概是从弹琴中见到了周文王。在他有闲暇的时候，有时肃穆深思，有时怡然远望、志向高远，这同叔夜所称说的境界有什么不同呢？假如叔夜游学于洙水、泗水之间，弹琴歌咏，怎么知道他不会列在曾参、点这样的弟子之中呢？古人追求爱好，甚至到了破墓开棺、乘船落水的地步，把欲求做到极致，最终都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轻视自己的性命。玩味这些事物的，叫作玩物；穷究这些事物的，叫作格物；把这些事物看齐的，叫作齐物。事物与志向、器物与道，难道有两样吗？我同武林严印持交往，知道他博学高雅、喜爱古物，能弹琴、善书法，下棋居于第二品。印持去世三年后，他的儿子子岸把《雷琴述》给我看。我看他仰慕此琴的专一、购买此琴的艰难、得到此琴的奇异，因而为之屡次抽泣、三声叹息。至于其中细微地鉴别真伪、精心研究而暗中领会的地方，不是叔夜一流的人不能辨识。读这篇文章，恍然看见印持在幽静的房间、高敞的轩室、清冷的夜晚和明朗的月光之中；空山飞雪，寒梅飘落，哪里知道印持不会乘着那片白云、抱琴前来游赏呢？我不懂琴，却因《琴述》而了解印持；并且知道印持在身后，仿佛在我的时代又得到了一位印持。子岸托我为印持作传，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却先写下这些话回复他。虽然如此，世上读到《琴述》的人，本来就已经能够肃然深思而了解印持的为人了，又何必逐行数墨，逐件系联他的事迹，然后才说这是某人的传记呢？《三严作朋集》序。陶渊明《移居》诗说：“从前想住到南村，并不是为了占卜选择住宅。听说那里有许多心地纯朴的人，乐于同他们共度早晚。奇妙的文章共同欣赏，疑难的义理相互分析。”我每次同长蘅诵读这首诗，总是合上书叹息，于是相约在二十年之内，大致办完婚姻和做官的事情，环绕山水险阻之处选择住地，招请高雅之人、优秀朋友，在那里读书养性，直到老死也不出门，希望能够接近陶渊明诗中所说的境界。长蘅在乡里敬重侍奉程孟阳、娄子柔，在武林喜爱严印持、忍公兄弟；他屈指认为是南村朋友的人，就是这些先生。今年忍公把《三严作朋集》寄给我看，诗集中的诗都是同他的伯兄印持、季弟无敕在家门中酬答唱和的诗。还没有读完一卷，我就慨然长久叹息。于是想到我和长蘅诵读陶渊明诗篇时，酒意正浓、灯火明灭，诸般话语至今历历在耳，而长蘅坟上的树已经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了。所谓三严中的印持也已经去世，忍公、无敕都闭门学道，如同退院的老僧；孟阳贫穷衰老，像漂泊的旅人，困守一处而不能归乡。而我凭着余生这点无用之物，误落尘网，正如杜少陵所说“岂知牙齿落，名忝荐贤中”，这就更加可叹了。然而读《作朋集》，那么陶渊明南村中早晚相处、当面畅论往事、共同欣赏奇文并分析疑义的情形，在三严兄弟之间确实存在。陶渊明的朋友，不能不从邻里中选择，如颜延年、殷景仁、庞通之一类；而三严以兄弟相互作伴，不必等待在栗里择居，也不必等待杀鸡相邀。我和长蘅所感叹仰慕而不能得到的，在三严的诗中都看见了，这不是更加令人羡慕吗？唉！长蘅已经去世了！我正准备在房舍后面凿池种竹，砍除茅草建屋，等待孟阳归来；纸窗竹屋，青幽的灯火，吟咏三严的诗句，追忆长蘅的话语，不知道到那时将会怎样留恋感叹啊！写下这些话送给忍公，让他用来作这部集子的序。《来氏伯仲家藏诗稿》序。我还是诸生时，就听说萧山有来梦得先生和他的弟弟封公，凭借经学明达、品行修洁而闻名东南，却都沉浮在学校中直到老去。梦得做诸生中的祭酒，等待多年依次贡入礼部，刚刚授予一领儒巾，最终却困顿而死。封公得以见到他的儿子泽兰成为进士，便到侯官的官署中接受奉养，乘安车、穿道衣，观览八闽山川的胜景。他们兄弟二人的才华名声大致相等，困顿失意于科场也相似；但到了晚年，境遇不能不有这样丰厚和贫薄的不同。泽兰服丧期满，补任嘉定县令，百姓和睦，讼事平息；他收集伯父和封公的遗稿，刻印收藏在学校中，请我为卷首作序。我接受后读了这些诗，大都以人伦事物为根本，极力阐发天命和义理，在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反复致意。生活贫困而不得志，羁旅漂泊而无所归依，举子困顿、旅人失意、劳苦之人和志士慷慨愤懑的心情，都在吟咏中显现出来。悲伤却多思考，怨恨却不发怒，没有绮丽淫靡的习气，也没有急促尖厉、充满怨怼的声音。这可以说是仁义之人的言语，和蔼可亲。大概梦得兄弟之间，彼此就是老师和朋友，相互砥砺磨炼，以求得古人通经好古、修饰文辞而树立诚信的学问。他们内在的品行淳厚完备，兄长友爱弟弟，弟弟敬爱兄长，具有沛国、江陵连栋而居、聚在一起吃饭的遗风。他们天性深厚而郁勃，心中所怀却无法明白表达，所以都在篇章诗作中发泄出来。泽兰长期受到名教熏陶，源流深远绵长，能做到“孝乎惟孝”，并把孝道施行于政治之中，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的夫子谈论诗，以兴、观、群、怨以及侍奉父亲、侍奉君主作为准则。吴均集中有《破镜赋》，颜之推取朝歌胜母的意义，厌恶其中不祥的名声，把这件事写入《家训》。像来氏兄弟的诗，上面不违背孔子的教诲，下面又可以避免黄门的告诫。太史氏采集民歌的人，将会从中有所取用，哪里只是用于家塾教化而已呢？从前梁元帝著书记述人物，忠孝完备的人用金管书写，德行清纯的人用银笔书写，文章富赡华丽的人用斑竹书写。世上若有湘东王来记录来氏的诗，我知道他一定会用金笔银笔来书写；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只好姑且为它作序，以符合泽兰的心意。

译《秦槎路史》序。古人说：登高能够作赋，可以做大夫。春秋时期各国大夫宴饮时都要赋诗，所以赵孟说：“武也要借此观察七位士子的志向。”诗的作用真是重大。《周官》说，行人的职掌是辨别五种事物，制作五种文书，回报国王，以便全面了解天下的情况。《皇华》诗说：“匆匆奔走的使者，常常担心自己的才能不足。”第二章说：“一边奔驰一边驱赶车马，周遍地询问谋议。”君主命令使臣出行时，歌唱《皇皇者华》为他送行；使臣回来时，歌唱《四牡》慰劳他。由君主用诗送别、慰劳臣下来看，使臣询问情况、回来复命的职责，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样说来，诗对于使臣的职责，不是尤其重要吗？平湖人屠幼绳，脱去布衣做行人，奉命册封韩府。从京师到平凉，往返万里，登山临水、跋涉行走，凭吊古迹、抚今追昔，欢乐、忧虑、感叹，都一定写在诗中。读他的诗，就可以知道幼绳的志向。文章用来充实志向，文辞用来充分表达言语；借物联类，主旨在文章中而用委婉方式劝谏，他不只是拼比花叶、把辞赋当作君子之能而已。幼绳留心天下大事，车驾所到之处，访问边塞的要害，询问民生的疾苦，对于时局艰难和国家忧患，反复表达关注。《周官》所说的五种文书、《皇华》所说的询问谋议，大概都接近这种情况。《皇华》的序说：用礼乐为使者送行，说的是道路遥远而使者的光彩能够发扬。幼绳对于使臣的职责，可以说很有光彩。《四牡》说：有功劳而被人知晓，就感到喜悦了。《小雅》的时代，君臣彼此喜悦；《鹿鸣》用来宴饮，忠臣嘉宾能够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我私下对此抱有深厚的期望。林太史《玉署初编》序。武林卓去病喜欢评论天下的士人。每当发现一位人才，即使相隔千里也要来告诉我；他多次写信称赞东瓯的林可任，说他是超然于流俗之外的贤者。我心中记住了这个人。十多年后，可任以蒲圻县令的政绩考核列为第一，天子召见他并称许其心意，破格提升为史官。于是可任的名声一天之间震动馆阁。而我之所以能够预先知道可任，是因为去病的缘故。可任的门人汉阳刘侯在我所任职的县中做县令，把可任的文章刻印流传，嘱托我为它作序。国家建立史馆，储备和接纳贤能俊秀，是为将来在中书省任职作准备的。史馆的体制和地位十分尊贵，国家对他们的期待也十分深厚。然而时间久了，竟沿袭成旧例，把正统的宗旨、正当的声调，熟习得像《兔园册》那样陈旧。瀛洲的课试，伊吾的背诵，只顾看着进贤冠的两翅在墙边飘动，有人不禁哑然失笑。这难道是储养、教习人才的本意吗？于是天子慨然长叹，访求祖宗典故，精心选拔各郡县的优秀人才，进入宫中秘阁，而可任显然成为其中的眉目人物。于是可任的文章才大为显扬。世上读可任文章的人，认为它以经史为根本，广泛取法贾谊、陆贽，是卓然有益于经世的作品，可以符合圣主广泛寻求辅弼大臣的意旨，而不是像骈枝俪叶那样把辞赋当作君子的才能。词垣中的各位君子赞扬可任的文章，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北海刘太史认为，可任尤其通晓佛教经典，把出世之学用来经世，这一点不同于世上的一般文人。我曾听赵大洲在教习时对各位吉士说：“昨天见到高中玄，问各位近来学习什么书，我回答说劝他们读《楞严经》。中玄摇头说：这也太奇异了。然而我想，各位年长的四十多岁，年少的也二十多岁了，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感到奇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唉！刘太史所谓的“异”，就是中玄所谓的“奇”。玉堂的官署中，白天铃索寂静，夜里点燃藜火；可任居住在那里，这同禅灯道院又有什么不同呢？姑且举出大洲的话，来说明各位先生。经世与出世，究竟是什么关系？还应当共同再说出一层道理来。贺中泠《净香稿》序。我做举子时，和公安的袁小修、丹阳的贺中泠在城西极乐寺完成学业。课读稍有闲暇，我同小修面对酒杯，谈笑嬉谑；中泠却专心深思，自在自如。一盏灯微微闪烁，《雪车》《冰柱》的声音在笔砚之间铿锵作响。直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情景仍清楚地留在我的眼前。我和中泠考中以后，都被列名党籍，闭门自守，消声匿迹，彼此往来稀少。我四处奔走放浪，游于酒客词人之间，把玩岁月，渐渐一事无成。中泠却闭门读书，燃膏继火，大致同做举子时一样。于是中泠的志气日益坚强，学问日益丰富，钩章刿句，大力发挥文辞，而我便远远落在他的后面了。又过了十多年，我更加受党争牵连，遭到放逐、逮捕、拘系，与死亡相伴；中泠凭借深厚的资历声望，进入卿寺任职，出任节钺之官。休假回乡时，头戴角巾，身穿布袍，到山中来访我。酒将尽、灯火明灭之际，我们屈指计算三十年的往事，遥远得像从前的梦。苏子瞻训诫老翁，抚摸铜人，对他说：“刚看见铸成它，到现在已经将近五百年了。”我和中泠所经历的，难道有不同吗？近来中泠把他的诗文集给我看，让我为它作序。中泠的诗文所写的境遇，大多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而如今已经荡然成为陈迹；其中的人，大多是我曾经交游喜爱过的，而如今已经化入鬼录。我抚摸着文集，更加不能没有子训在长安霸城的感慨。至于语言的奇妙，能够使沧桑陵谷聚集在眼前，使旧人异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纸上，这正是我徘徊俯仰、坐卧之间都不能放下它的原因。我老了，在礼数上本应先中泠一饭，只是不能不在这件事上向中泠认输；姑且题写几句话，叹息着把文集归还给他。从今以后，中泠将出仕而在世上大有用处，不再从事笔札文章的工作。我闲居无事，还想凭借桑榆暮年的一点余光，同中泠在黄池争长短；用这些话当作向他挑战，也就可以了。

译《增城集》序。户部郎、伊阙人李君在浒墅主持税关事务，编次自己所作的《增城集》若干卷，刻版流传于世。我读后叹息说：《尚书》中有这样的话：诗用来表达志向，歌用来长声咏叹。春秋时各国大夫会见时赋诗，说武也要借此观察各位士子的志向。这部集子，可以用来观察李君的志向。世上所谓评论诗歌的人，不过比较兴、比，推敲声律和毛病，涂饰色彩而已，敷施粉墨而已。他们寄托情感、借助事情，却无法考据；有的则剽窃典故，牵强附会时事，不高兴却强作笑容，不痛苦却发出呻吟，正是元好问所谓“不诚无物”。志向又在哪里呢？如今从李君的诗来看，古乐府取法《长庆》诗的讽谕，杂诗取法梓潼的《感兴》，七言古诗取法少陵诗的变风，五言、七言近体诗借景托物，顺着感情而写得华美；总之只是为了表达他的志向所趋罢了。少陵处在天宝、乾元之间，叹息宰相辅臣失职，哀悼法令日益繁密，所以他的诗说：“舜起用十六位贤相，自身尊贵而道德多么高尚！秦朝任用商鞅，法令却多如牛毛。”李君的诗，对于胡虏交乱、盗贼横行、百姓困穷、政令乖僻，没有不极力发出愤慨叹息，并把责任归到政治根本上；其中有把荷叶当柱子、把细木当帷帐的讽刺。大概李君通晓国家体制，切直敢言，正是如此。如果采风的使者把这些诗谱入管弦，做到说者无罪、闻者足以警戒，难道还不足以列入四诗之目，称为五谏之首吗？李君出身于名门子弟，突然在科举中考中甲科，任官后政事平允。中间虽经历困厄陷落，却没有被贬官、迁客那种愁思。他在关门计算人口、领取俸禄，帘阁冷落寂静，便利用这些时间同博学之士、高雅之人交往，以丹砂黄铅校勘文史，饮酒咏诗，消磨整日。李君的志向本来就不完全在诗歌中，而诗歌也不足以完全表现李君。用这部诗集来观察他的志向，是可以的。《瑞芝山房初集》序。苏子瞻为《南行集》作序说：古代写文章的人，并不是因为能够写才写得工巧，而是因为不能不写，所以写得工巧。古人胸中无所不有，天地的高下，古今的往来，政治的盛衰，道术的纯杂，都包罗广阔，像数一二一样清楚。等到环境相遇、情伪相迫，内心郁结而又纵荡，无意于写文章，文章却自然产生，这就是所谓不能不写。古代善于作诗的人，搜寻奇异、剔抉怪诞，深入心肾、发掘肺腑；声音铿锵，足以使金石共鸣；意境幽深微妙，足以感动鬼神。试着诵读歌咏这些诗，平心静气地思考它们所抒发的情怀，都是抒发胸中所有、又是遇到相应境界后不能不产生的，找不到一句一字是刻意安排、拼凑补缀而成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把能够写出来当作工巧，那么就是剽窃、涂抹、拾取拼缀；这就像穷困的孩子和乞丐沾取别人剩下的油膏和冷饭，自以为吃饱了，却终身不知道大厨中的食物是什么滋味，难道不可悲吗！井研人雷君雨津凭进士身份起家，任镇江司理。江汉山川炳然有灵，英华秀发，大概不比左思所说的差。他所作的歌诗，风骨峻拔，气韵清远；五言古诗尤其出众。观察他的胸襟，包罗广阔，几乎无所不有；等到感情生发、境界相合，难道也就是所谓不能不写而写得工巧吗？近代在蜀地以诗著名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杨用修。用修取材广博，用心苦深，然而只是耳朵听来、眼睛看来的材料，终身做古人的奴仆而自己不知道。红黑青朱的色彩，错杂丛乱，穷老耗尽气力，反而迷失事物的根源；他的弊病都在于把“能够写”当作“写得工巧”，难道只有用修如此吗？我为雷君的诗作序，称述子瞻为《南行集》作序的话，以此阐发开头的宗旨。处在今天的时代，能够阐发子瞻这段话的余绪、挽救用修式俗学的人，一定是雷君，难道他只是凭诗歌在蜀地闻名而已吗？《南游草》叙。我的同年朋友、淮南李公，平易正直，和乐慈祥，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他的儿子藻先，字黼臣，在文坛上纵横驰骋，才情灿烂奔放。他喜爱创作歌诗，叉手击钵，往往使满座宾客倾倒。他所著的《南游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近世谈论诗歌的人，常常用幽深微妙、峭拔孤独的旨趣，来装饰自己单薄、疏浅、僻陋的学问。海内风靡地跟从他们，竟使天下都变成幽独的清吟、曲折难解的断句，鬼趣胜过人趣；变声越来越多，正声日渐微弱，这是有见识的人深深忧虑的。黼臣的诗，以真挚的志意为根本，铺陈声韵。他渡江南游，所遇景物与心境彼此融会，二十四桥的明月，以及三百六十里的红栏绿浪，山川风月、笙歌船舫，都在他的笑歌和笔墨之间出没吞吐。琴书彝鼎增添了古雅的香气，时令花卉和美女显出它们的秀丽；这才是真正的黼臣之诗。他哪里肯寄身于今人的篱落之下，仿效苍蝇之声、蚯蚓之窍，苟且地彼此羡慕取悦呢！黼臣从山中寄信给我，写了一首五言十六韵的诗赠我，并且说：希望您能有所补益。我说，甓社湖的明珠能够遮蔽日月，楚州的神宝能够感动上帝；它的声影、符彩，包孕在似有似无的光景之中，所以足以成为珍宝。诗也是这样，内容丰富而日新月异，通过拟议来形成它的变化，哪里还会有可以陈说的固定声韵、可以摹拟的固定境界呢？枚叔称广陵的潮涛说：“像神而又不像神的地方有三处。”这可以作为谈诗的比喻。黼臣，努力吧。再过几年，我知道明珠不在甓湖，珍宝不在楚州，而那灿烂的光焰正在黼臣的文章卷册之间。

译（《林六长〈虞山诗〉序》） 山阴刘念台先生闭门谢客，游学之士不能登门拜访，但他唯独喜爱闽人林六长，曾写信告诉我说：六长是优秀的人士，不辜负您对他的评价。六长住在虞山的一座小寺院里，卧病十多天，用荆条编成门，以石块支作床榻，破瓦灯、残帷帐，风吹的床、雨打的席子，心境萧然，却安然处之。病势稍有好转，便与一两个老僧、遗民，探访雪井，走过石城，吟咏常建、皎然所作的破山诗，寻访淳于斟、慧平子的遗迹；拄杖告别时，箱子里只有道书、诗卷以及所收藏的邹忠介公奏议。今年他到南湖拜访我，拿出所著《虞山草》，请我为它作序。从我登上仕籍，到归田为止，海内的文人名士，戴着高冠、佩着长剑，结伴游览虞山的人，多得手指也数不过来。一百年以前，昆山周诗，因为善于作诗、精通医术，常常留着长须，肩背行李；左边装古书和医方，右边装茶灶和食鼎，焚香扫地，幽居修养，死后葬在孙氏的吾谷。五十年以前，金华吴少君孺子，自称不识字，作诗总让人代为起草；他采集古藤，赏玩清池，曾经十多天不举火进食。他寄居丹井，有个俗人讥讽他的诗，便拿铁杖打他，他翻墙逃脱。死后葬在锡山邹氏墓地。我所听说的高人逸民，就是这两个人。他们或许可以算得上吧！只是以言、孺子的诗都没有在世上广泛流传，使人只能在清泉茂林之间想象他们的遗风。后来如果有了解六长的人，游历虞山，询问六长寄居的地方并征集他的诗，把他附列在以言、孺子之后；这也算是虞山的一段美谈吧？刻成之后，拿给念台看，并说：我之所以这样评价六长，就是这个缘故。（《戴初士文集序》） 萧伯玉评论初士的诗，把宣州诸葛笔作为比喻，说除了两管笔之外，再没有通常的笔可以应柳诚悬另外的要求；不如初士的才华，随处都能涌现，任意取用而无所不有。伯玉由衷钦佩初士，又非常珍重并自负于自己的作品，所以这样说。我认为，善于评论初士诗文的人，应该没有比伯玉更合适的了。初士早年承受家学，在文坛上纵横驰骋，感慨激昂而树立气节，千里之内都传颂他的声名。世间任意取用、任意求取的才华，简直像诸葛笔一样；而那些仰望着他、奔走聚集来求取文章的人，难道一定都是王羲之、柳公权吗？假如过分自负自己的作品，非要等到王羲之、柳公权来之后，才把好笔交给他们，就像寻找一丈长的锦帛一样，锦帛固然华美，但要用它来给天下人制衣覆盖，哪里办得到呢？初士才气横溢，文思如倒流之泉，像喷泉涌出，像龙气升腾；衣袖可以代替笔，头发可以蘸墨，三钱重的鸡毛笔也能纵横挥洒。葛洪说过：“朝廷之上，撰写高雅的文章和典册要用司马相如；军书纷至、羽檄交驰时要用枚皋。”伯玉如果拿自己同初士相比，两人都会受损；只取各自所长，则两人都很美好。所以说，善于评论初士的人，应该没有比伯玉更合适的了。虽然如此，伯玉也听说过诚悬关于用笔的议论吗？笔毫的管子非常好，只是锋尖太短，容易流于刚劲硬直。所需要的是柔和，笔锋必须长，选择的毫毛必须细。笔锋长，墨色就能丰润自如；毫毛细，点画就不会失真。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孔子作《春秋》，到了鲁隐公、鲁桓公之间，笔法才显著起来。太史公也说：“把它藏在名山，传给那些真正理解它的人。”大概宽饶、杨恽这类人，因为言语文字而获罪，正是笔锋短而毫毛刚硬的缘故。初士怀抱贾谊在长沙、陆贽在忠州时的志向，他的言论多指陈时政，常常流泪叹息，而根本旨趣在于彰明圣主的德行、歌颂宰相的功业，把忠君忧国作为自己的职责。他与人订交、被人求取文章时，改变心意而发言，难道是从笔锋长、毫毛细的道理中有所领会吗？将来在高门省户之间出入，参与讽议，题写《薰风》之诗，并以端正的笔法进谏，那时把宣州二管笔放到坟墓里，说‘毛锥子哪里值得使用’，又会怎样呢？伯玉用诸葛笔来比拟他，又将作何感想？（《秋怀倡和诗》序） 钱塘卓方水作《秋怀诗》十七首，桐乡孙子度依次唱和。这两个人才华很高却不得志，困顿失职，都是所谓的秋士。读他们的诗，他们的胸襟、期望和志气，像秋天那样高远，月亮那样明亮，水那样清澈；他们抒发英气、散布芳香，像天上的白云，像刚刚开放的黄菊；他们寥落激越而奔放，像北方大雁在远空鸣叫；他们低回吟咏、凄凉断肠，又像蟋蟀惊动织机和织布的人。反复读了几遍，徘徊吟味，不禁凄然落泪，确实可见这两人深深懂得秋天。方水不嫌弃我，提衣求教。我告诉他说：您读过韩退之的《秋怀》吗？感叹秋夜迟迟不明，哀悼萧草与兰花一同凋残，这是悲秋之人的共同感受。“清晓卷书坐，南山见高棱。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这四句诗所表现的退之之所以为退之，宛然就在其中；您也想过要追求并得到这种境界吗？因悲忧、困穷、蹇滞而感伤，听蛩鸣、哀悼虫豸，是今人的秋怀。悠长深远、敬畏天命而悲悯人事，是退之的秋怀。向退之寻求秋怀，退之的秋怀便在那里；从秋怀中寻求退之，退之也在那里。那么，做这两首诗的两位作者，就会从此走得更远了！退之不是说过吗！立志于古，就一定会被今人遗弃；我确实为此感到高兴，又为此感到悲哀。立志于古的人，没有不被今人遗弃的；没有被今人遗弃却能够立志于古的人，也从来没有。现在的人所作的秋怀，是对于当今的秋怀；这两个人的秋怀也是对于当今的秋怀。我希望这两个人能够被今人遗弃。我确实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又为他们感到悲哀，并且赶紧称扬他们，以此来勉励他们。

译（重刻《东壁遗稿》序） 吴郡祝希哲为他的表弟蒋秀才焘作序，记述梦中被召到紫府琼台的事情，这与玉溪生所作《李长吉传》中记载李长吉临死时的事情相合。李长吉死后七百多年，他的歌诗仍盛传于世；而蒋焘所保存下来的，只有科举论策文章。如果没有希哲，世人几乎不知道有蒋焘。唉，这就更加困穷了！玉溪生为贺知章作传，感叹世间才华奇异的人，天帝唯独看重他，而人世反而不看重他。那么，所谓天上比人间稍微快乐一些，果真如此吗？蒋焘的成就远远比不上贺知章，却也因为作记而被召见，这说明天帝怜惜才士，难道比过去更加深厚吗？选取士人的办法，诗赋和科举功业随着时代而改变，天帝所喜爱的，也会因时代不同而改变吗？陆鲁望说：‘从事作诗的人刻意雕琢，反而伤害天物，所以天降下惩罚。’用来评论李长吉等人，或许可以。蒋焘从事举子业，从来没有刻意雕琢的作为，天帝却不给他寿命，毁坏胎儿、杀死卵芽，这是上天自己在伤害天物，那么由谁来惩罚它呢？然而蒋焘不幸早死，却能够在七百多年之后以自己的名声与贺知章相配，这难道就是天帝偏爱蒋焘的地方吗？天帝没有帮助蒋焘，而希哲却能使他的名字流传，文人的笔难道能够与天帝争胜吗？唉！这些事情都无法知道。蒋焘的从孙钅黄，字公鸣，重刻蒋焘所著《东壁遗稿》，并请我作序，说：‘用来使蒋焘永存。’公鸣有非凡的才华，大概就是所谓能让奴仆驾驭《离骚》的人。将来他为楚辞作序，把李长吉和蒋焘的事情排列在一起，责问上帝，使之流传人间，那么用来使蒋焘永存的办法，或许还不止于此。（《钱集之遗稿序》） 自从唐代玉溪生作《李长吉传》，记载穿绯衣的人召李长吉去写白玉楼文章的事情，七百多年以后，吴郡祝允明为他的表弟蒋焘秀才作序，所说的被召去写紫府琼台文章的事情，与李长吉死时的事情大致相似。我曾为蒋焘的遗稿作序，说蒋焘所从事的都是科举论策文章，哪里足以与李长吉相比，而天帝却也这样看重他。难道天帝的嗜好也会随着时代而升降吗？不然，便是佛教所谓宿世的习气和余下的因缘，本来不能用一世来判断。今年丹徒钱密纬把他儿子集之的遗文交给我，我评论它并为之悲伤。集之的寿命比不上李长吉，只能勤苦从事科举功业，在燃膏继晷的余暇作些辞赋，所以保存下来的作品只有这些。然而与蒋焘相比，他就远远超过了。集之临终时神情端正安定，淡然地离开人世，没有奇异怪诞的迹象，足以名闻于世。然而人的精英秀异之才，必定不会像草木那样倏然消亡、与万物一同澌灭；既然他是天帝所赏识的人，那么在玉楼紫府之间得到安置，应当没有疑问。钱密纬尽力创作辞赋，才华如潘岳之江、陆机之海，声名一时受到沾溉。集之羁旅之中仍昂然高举，海内争相称美他，认为王叔师、文考又在世上出现了。王叔师想作《鲁灵光殿赋》，让文考前往绘图，文考于是自己作赋献上，王叔师竟为此停笔。假如上天让集之多活一些年头，他与叔师父子并称赋家，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我看文考年轻时曾得到恶梦，作赋来激励自己，文辞奇诡，不合于大道；而集之《证道》《幽览》的赋、《咏怀》《游仙》的作品，旷达地表现出把生死看作一回事、把得失看得平等的思想，大概又是文考所不能达到的。我所谓宿世习气、余下因缘不能用一世来判断，这一点也可以明白了。文考死后，叔师注释《楚辞》，尤其重视《天问》，大概也因文考漂泊湘水的缘故而有所感触吧？密纬的才华不比叔师差，他作《天问若对》之类的文章来悼念集之，后世一定会有人传述。您可不要推辞。集之死后一年，后学人钱谦益为他作序。（《郑圣允诗集序》） 有明代重熙累洽的朝代，有读书修行的士人，上应皇极四星、位居皇帝身边的，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任丘郑君。郑君名之惠，字圣允，年轻时便以深厚敏捷的才学自负；他与朋友汤君盛、刘君时敏互相磨砺学问，鄙弃内府沿袭的典籍，认为那些传闻固陋；于是有志于左氏、太史公、班固的著作。时间久了，他的学问大成，剖析细密而理解透彻，逐渐浸润、演绎、流传，即使博学通达的人和大儒，也没有谁能超过他。郑君早晚身处禁宫近侧，办完公事退食之后，仍燃膏继火、彻夜读书，穿着寒素，有古代劳苦之人和贤良之士的风范。今年我在请室见到他，正翻阅三国以后各朝史书，朱笔黄笔标识分明，反复校勘错杂之处，编纂言论、记载事迹，按州分处、按部门归类。他将要汇集那些诏令和文章中卓然有用于世的部分，作为参与谋议、进献意见的辅助，并不只是把翰墨当作本领而已。郑君在这期间拿出他的诗集，洁手肃拜，请我为它作序。郑君的诗篇很多，现存的极少，而我所见到的尤其少。崇祯元年，他奉命出使中州，经过岳忠武在汤阴的故里，感念“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话，流泪沾湿车轼，作诗来表达心意。己巳年，敌军迫近城下，他忧虑时局、爱护国家，作今体诗八首。我读郑君诗集，对这几章诗反复吟咏，深深致意。唉！《小雅·巷伯》的诗，最后一章说：‘寺人孟子，作了这首诗。’孔子保存它而没有删削，认为这样就可以用诗来表达怨情。《春秋》记载各国卿大夫的姓名，唯独齐国高▯、鲁国季友记作‘子’，传注认为他们贤良，所以以‘子’相称。既然如此，《小雅》保存孟子的名字，也是把他作为‘子’来尊称。孔子本来并不因为他是寺人，就不把他当作贤者。按照《诗经》和《春秋》的原则来看，汉代的吕︹、后唐的张承业、本朝的怀恩和覃吉，他们能够被孔子称为‘子’，是可以知道的。我为郑君的诗作序，在卷首大书：‘寺人郑子，作了这首诗。’用来附会《小雅》《春秋》的义旨。后世君子诵读他的诗、评论他的时代，一定会对我的话感慨万分。丁丑九日作序。

译（《士女黄皆令集序》） 如今天下诗文衰微，奎星、璧星之间的光气也黯淡了。草衣道人和我家的河东君，以清丽的文章和秀美的句子，卓然出现在西泠六桥之间。马塍以西、鸳湖之畔，舒展月光的波纹、描绘烟雨景色的，有黄媛介皆令。吕和叔说：‘不穿男子的衣服，却胜过妇人。’难道真是这样吗？皆令本是儒家女子，跟随她的兄长象三读书；嫁给扬郎世功后，歌诗画扇，流传人间。早晚稍有闲暇，便相互在帘阁之间凭几而坐，拈取险韵，征引僻事，只用来彼此娱乐而已。她有诗集若干卷，姚叟叔祥为之作序并刊行。皆令又托扬郎到虞山，把闺中之言转告我，请我作序。我曾与河东君评论近来闺秀的诗。我说：‘草衣的诗接近侠士。’河东君说：‘皆令的诗接近僧人。’侠士和僧人，都不是女子的本色。这两句话，是世人所不能理解的。皆令的诗说：‘有时卖歌诗，有时卖山水；仍然自许风骨高尚，如同从前贩卖草鞋。’又说：‘灯光明亮，只有我的影子；树林寒冷，鸟儿稀疏地鸣叫。窗中人停止了机心，风雪开始发出声音。’反复讽诵，凄清而屈曲，像霜林中飘落的叶子，像午夜清冷的梵唱，难道不是白莲、南岳遗留下来的余响吗？河东君说她接近僧人，确实如此。由此看来，草衣的诗也可以知道了。叔祥的序，汇集古今贤淑女子来与皆令相比，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打比方说描写美人，不论她的神情风韵，而一定说像王嫱、像西施、像赵飞燕、合德，这样用来编修美人图谱还可以；若想借此传神写照，难道不被周▯讥笑吗？癸未九月，虞山牧斋老人为她作序。《初学集》卷三十四 ○序（七） （兵使慈溪冯公进秩督学福建叙） 崇祯丙子年秋，敌军攻陷昌平，蹂躏畿南，诏令征召天下军队入京防卫。当时，苏松兵使冯公率领他的军队出发，抵达济宁，敌军退去，解除戒严，朝廷下诏班师。冯公随即又奉受新的任命，晋升官秩，前往督理八闽学政。两位台使者认为吴中一天也不能失去冯公，联名上章请求挽留；但冯公奉王命，不在家中停留，早晚整理行装，立即要出发了。吴淞副总戎许君与冯公共事交厚，请我作文章表示祝贺。我对于冯公这次升迁，私下却对主持爵禄的人重视闽地而轻视吴地感到叹息：名义上说是了解冯公，实际上却不知道应当怎样使用他。主持爵禄的人用人，就像下棋的人落子，必须审察棋局；又像医生用药，必须察看病症。不审察棋局就落子，不察看病症就用药，这是导致失败灭亡的道路。如今天下北方有敌患，东方有倭患，中原有寇患，只有东南没有祸患。而苏州、松江以区区两郡，承担天下一半的财赋，京城和边地都仰赖它们供给。苏州、松江的丰瘠安危，就是天下的丰瘠安危。若比作棋局，这里应当是什么位置？东南的财力已经耗尽，吏治▯敝，民生困急，闾巷之间、草野之中，到处都有朝不保夕的忧虑；而横征暴敛、重赋苛求，已经到了折筋断骨的程度，却还没有止息。若比作病势，这又应当是什么病症？自从冯公来到我们吴地，凭借文武兼备的才能，处在多有缓急变故的时期，使上下悦服、士民预先归附。冯公对于吴地，若论下棋，他是国手；若论治病，他是上等良药。如今一旦把他夺走而给予闽地，是什么道理呢？闽地在天下的形势中，若从棋局看，应当处在边角，不应当处在腹心肥腴之地。闽地的学政即使有治理不当之处，也不过是四肢一节的病，不是腹心的大患。若有棋手贪恋边角而放弃腹心，棋局必然失败；若有医生只治四肢关节而舍弃腹心，病就必然无法挽救。主持爵禄的人重闽而轻吴，同这有什么不同？况且如今调任冯公，是把他当作按资历递进的官员，并不是因为了解他、善于使用他。己巳之役，勤王军队悲愤地踏上道路，几乎像唐代天宝年间分道捕人的故事。近来邸报阻绝，讹言很多，吴中的一支军队跟随冯公出征，无不骨腾肉飞、怒发冲冠，欣喜而有吞胡灭虏的气概；若不是冯公，怎么能在军队中取得这样的效果呢？军队出发时，把先大夫的画像悬挂在厅堂，穿着戎装拜别，发誓要以自身殉国。竖起旗帜誓师，与将士歃血、洒酒祭告，言辞激昂，声音和泪水一起迸发哽咽。我因此流泪沾湿衣襟，对旁观者说：‘冯公这次出行，一定能够平定贼寇，我们这些人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假如当初把冯公留在吴地，让他承担东南半壁江山的重任，整治余皇战船，训练水战，磨炼水犀皮甲，招募能载禽兽的勇士，北方抵御敌患，东方剿灭倭寇，中部扫荡盗贼，三四年之间，一定能够替国家担当一面。一旦发生事变，便能迅速应变，兴建蕲王那样的水军，恢复淮安的海运，凭借濒海一隅之地，控制天下形势的轻重；除了冯公，还有谁能办成这些事呢？唐朝末年，把郑畋安置在凤翔，唐朝几乎因此再次振兴；宋朝南渡时，把宗泽安置在磁州、相州，宋朝才重新立足。本朝宁王朱宸濠叛乱时，王恭襄在上游任用王文成，叛乱一发动，朱宸濠便被擒获。如今夺走冯公而派往闽地，闲置他的指挥训练才能，让他去料理朱笔黄纸、铅椠文书的事务，这难道是懂得使用冯公吗？今天下的大势也已经十分危急。百姓穷困，财力耗尽，敌寇和盗贼交相侵扰。若从棋势看，不能不说是残局；若从病症看，也不能就说已经康健、无需用药。然而用人者如此轻率地调动人才，用失误的一着棋去挽救将败的棋局，用错误的药方去诊治危重的疾病，天下的事情也真令人寒心了。我对于冯公的调任，不敢把它当作喜事，之所以为此俯仰叹息，就是这个缘故。吴地的士民一天也不愿失去冯公，扶老携幼，惊愕惋惜地相互告知，拦在道路上号哭的人，其言辞多得无法一一数尽。我却认为，冯公这次出行，关系到国家用人的大政，吴人的私人爱慕是不值得一提的。所以借许君的请求，把这些话写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