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二十九

译《苏门六君子文粹》序 崇祯六年冬天，新安胡仲修来我服丧居处拜访，得到宋人所编的《苏门六君子文粹》带回去，在武林刻印；于是我为它作序说：六君子是张耒，字文潜；秦观，字少游；陈师道，字履常；晁补之，字无咎；黄庭坚，字鲁直；李チ，字方叔。史书说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曾游学于苏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这里又加上陈师道、李方叔。因为履常在元祐初年由文忠推荐出仕，晚年想列入苏门弟子之中；方叔年轻时就求知，侍奉老师勤恳专一，生死不改，他与苏门的关系确实应当如此。当时天下学术都趋向金陵，那里正如黄茅白苇，盐碱荒地一望无际。六君子凭借雄健骏逸、出类拔萃的才华，与眉山门下的学者并驾齐驱，奋笔写作，和他们形成不同的学风。履常内心不赞同王氏之学，熙宁年间便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可以说是特立独行而无所畏惧。第二次党争更加激烈时，除方叔外，五位君子都因党争获罪；履常因越境出迎被牵连，文潜因举哀服丧被牵连，都遭到贬谪。他们受到排击苏门学说的压迫，可以说达到极点。直到今天，文忠和六君子的文章仍像江河流行大地；那些依附金陵学派的人，所谓黄茅白苇，又究竟在哪里呢？我曾观察王氏学说，高谈先王，援引《周官》，所标榜的名目很高。然而文忠却深深感叹贾谊、陆贽的学问没有流传于世，自己年老多病将死，只想把它传授给子弟罢了。食物只求适合口味，不一定要取用陈旧的羹汤；药物只求治病，不一定要寻找古方。因此，假装做周公，不如真实地做贾谊、陆贽；真实的贾谊、陆贽足以拯救社会，伪装的周公却足以祸害社会。这就是眉山与金陵学派异同的大要。阅读六君子文章的人，大概也应当在这里有所取舍吧？《本草单方》序 缪仲淳去世几年后，他所著的书大多盛行于世。可是他摘录的《本草单方》，朱笔黄笔标记错杂，散乱地堆在箱笼之中。康文初、庄钦之搜集考订、整理编次，耗尽多年的力量才完成。于是缪氏遗留下来的著作灿然完备。仲淳以医术闻名于世，近四十年。他对医经、经方两家学说广泛研究贯通，无不讨论考察，尤其精通《本草》之学，认为古代三坟之书中，未曾遭秦火焚毁的只有这一部。《神家本经》的朱字本，好比六经；《名医增补别录》朱墨错杂，好比注疏。《本经》作为经，《别录》作为纬。他深入钻研，穷尽剖析，融会贯通，观察其中的会通之处。《本草经疏》一书，揭发轩辕、岐伯尚未阐明的秘密，是东垣以来从未听闻的成就。他又以余力汇集单方，剔除其中的驳杂，拔除其中的芜秽，对百姓生命的助益极大。这部书完成后，《本草经疏》的工作才算全部完成，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仲淳眼光如电，胡须挺张，像世人所画的羽人剑客。他谈论古今国家成败、兵家胜负时，意气风发，像泉水涌出，声音洪亮得仿佛要震塌墙屋。他常在酒席间慷慨地对我说：“古书说上等医生医治国家。三代以后，诸葛亮医治蜀国、王猛医治前秦，都是其中的代表。以宋代的事情来说，熙宁年间的法令，是拘泥于现成药方而导致生病；元祐年间的政治，是执守古方来治病。绍述年间的小人，不诊察病情如何，强行投下乌头、狼毒之类的药剂，只能眼看着病人立即死亡罢了。你肩负医治国家的责任，现在将要说些什么呢？”我沉思着不能回答。仲淳酒后耳朵发热，仰天呼喊，痛饮到大醉才停止。唉！仲淳年老多病而死，我也命运困顿、被弃不用，只能仿效忠州编录医方的做法，来度过残年。因为这部书刻印，想到亡友留下的话，我对着废弃的书长久叹息。仲淳名希雍，是我乡里的望族。他寄居长兴，后来迁到金坛，在那里养老。葬在阳羡山中，日后我应当写文章为他作记。崇祯六年十二月作序。

译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 昆山人葛鼎，字端调，读书并继续探究前人的言论，专心喜爱古学。他在唐宋八大家以外，选取各家文集中杰出的文章，分别选择编次，每人一编，共成若干卷。缪某认为我参与了这项文学工作，请我为它作序。我听说古代的学者，以九经为经，以三史为纬。降而涉及六艺，秦汉以下直到唐宋诸家，都是他们的规矩准绳。九经三史的学问，专门名家穷尽一生精力，如果能够贯通条理、穷究旨意，那么每个时代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对它们敬重如神明，尊奉如师保，珍视如天球大训，还担心自己有所失误。要冒昧加以评判，谁敢呢？三史以后的一切著作，都只是九经的旁支后代。用规矩来规范它们，还怕偏离方圆；用墨绳来校正它们，还怕损伤平直。怎么敢妄自放肆地评论呢？评判越来越多，议论越来越繁盛，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其中尤其没有比越地的孙氏、楚地的钟氏更严重的。孙氏评论《尚书》，对《大禹谟》竟讥刺它渐渐排比；评论《诗经》，对《车攻》竟讥刺它挑选车马众多、声音喧嚣，违背了有声无声的道理。孔子删定、撰述的经书，他竟要拿金锤来毁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竟把班固的史书、昭明太子的《文选》诋毁得像蒙童、驱斥得像奴隶呢？钟氏评论《左传》，其他地方暂且不说，只拿《克段于鄢》一篇来说：庄公入城时作诗，姜氏出城时作诗；“大隧之中”共四句，是他们所吟咏的诗。钟氏误把“大隧之中”作为句读的断句，又把“融融泄泄”两句当作叙事的话，于是删掉它们说：“这是俗笔。”连句读都分不清，文章义理也不通，却俨然用朱笔黄笔加以评校，把自己的衡量施加于经传之上，不是太荒谬了吗？这就叫违背圣人、废弃法度，这就叫侮辱圣人的言论。然而世人正把这种说法奉为金科玉律，接连互相师法传述。学术一天比一天偏颇，人心一天比一天败坏，其祸害无法说尽，这能看作小事吗？端调编这部书，赞美而不讥刺，评论而不妄加议论，仍然保留了古代学者好学深思的遗意，我对此深有取法。所以我把自己对于俗学的感叹举出来告诉他，也借此告诉世上的君子。孙氏、钟氏的学说正鼓动影响整个时代，我愚昧而卑微，年老又失学，却想孤独地推行自己的说法来改变它，显然是不自量力，竟敢触犯这种大忌。虽然如此，端调是我亲自教导出来的，他的编纂、校订和评论次第，都是与各位外甥共同完成的，他们都是我的外甥。我告诫端调，也不过像一个老生腐儒，夹着《兔园册》，坐在左右私塾之间，偷偷把这些话说给乡里的子弟听罢了。世上的君子如果能采纳我的话，九经三史的学问还没有坠落在地，我仍然有所希望。如果不是这样，把我的话当作狂妄盲目的罪言，又要钳制我不许说话，那也随他们去罢了。唉！如果不直说，道理就不能显现；我难道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崇祯九年正月作序。《兵略》序 乡里的先生成都副使星卿瞿公，广泛通晓掌故，搜集国朝名卿大夫的美好谋略和伟大方略，整理那些散见于国史、家状中的材料，撰成《皇明臣略》若干卷。他的儿子给谏伯略先刻印《兵略》流传于世，又嘱托我为它作序。给谏的意思是，时局正多事，文武将吏都不懂兵法。这部书就像医生有药方、棋手有棋谱：庸医也可以凭它诊治奇病，俗手也可以凭它应付危局；用它东面制服奴寇，西面讨伐盗贼，或许能够取得成算，从而使皇上不再因忧劳国事而废寝忘食吧？我认为，自古以来在用兵的时代，不担心有盗贼，也不担心没有将帅；所担心的是朝廷谋划不一致，赏罚不分明，使盗贼乘机而入，而将帅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用汉、唐的往事来验证这一点：永寿、延熹年间，任用皇甫规、张奂、段▯为将帅，所向都能取胜；皇甫规、张奂兼任招抚，段▯主要负责征讨。段▯委曲迎合宦官，保全了富贵；皇甫规、张奂都有功劳，却不能封爵。皇甫规前后多次上书，请求让自己竭力效命，又上疏为自己申诉，言辞最为恳切正直。他说：竭力寻求勇猛的敌人，不如使天下清平；勤于明习孙武、吴起的兵法，不如奉行法令。他又说：翻车有五种情形，动辄耗费巨额钱财；刚把车转回来、封存好，就把相关文书送到权贵门下。他的话直到今天仍可作为深刻的借鉴。由此看来，国家被权贵宠臣掌握，先后失当，即使有三明这样的名将，也将忙于补救过失，哪里能够建立荡平天下的功绩呢？唐朝末年，如果不是南衙、北司彼此交相矛盾争斗，九流混乱，君子之道消亡，那么黄巢一伙又凭什么兴起呢？黄巢刚起兵时，才不过两万人，行军数千里，沿途军镇都像无人防守；潼关一条通道，任由他们纵横冲突，贼寇怎么会不蔓延天下呢？以郑畋的宏大谋略，假如能让他主持谋划、专断军务，怎么会把四镇的重任全交给高骈一人，使关河接连失守、都邑相继倾覆，坐受刮席轵道【疑】之讥，然后才后悔，那不是太晚了吗？关于授予节度使权力的建议，争论喧嚣不休。棋局已经无法挽回，谁来承担这个罪责？然而，像卢携那样拂衣投砚、看透末世阴阳反复而把国事置于局外的人，我还认为他比你们贤明呢！自古以来，有了盗贼，并不怕没有将帅；有了将帅，也不怕没有方略。汉代在党铜【疑】击破黄巾，唐代在禁闱之中削平小河朔。事情的本末如此清楚，难道不可信吗？考察这部书，本朝抵御外敌、建立国家功业的人，本来都已经昭彰可考【疑】、铭刻景钟了。说近一些的，王文成在江西立功，是中枢早已替他筹划；胡襄懋在江南立功，是政府竭力替他创造条件。晋溪的嫉妒，分宜的贪婪，却都不能抹杀他们知人善任的才能，这一点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谋划国家所取得的成效，难道可以歪曲吗？给谏编写这部书时，本来就说它是兵家的医方和棋谱。但我认为，医学还有最高明的医生，棋艺还有国手。圣明的君主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就能端坐朝廷，天下百姓便会像风吹草偃一样服从。即使在敌寇交相侵扰的日子里，也可以做到不用亲自开口谈论兵事。杜牧说过：在朝廷上把军事谋划讨论妥当，等军势已经形成，然后才交给将领。这样的兵略，还有什么比它更重要呢？如果在今天把星卿请起，他未必不会认为我是知言之人，为此掷笔而三次叹息啊！

译《参筹秘书》序 《参筹秘书》是信州人汪汉谋所著。汉谋年轻时遇到异人，传授给他太乙、六壬、奇门、禽遁诸家的学术；他认为这些学问可以救济天下、安定百姓、匡正时局、平定乱世。正值奴寇交相侵扰、天下多难之时，他慨然拿出箱笼中秘藏的学问，编次成书，留给后世登上将坛、辅佐军幕的人。吴地君子杨维斗、徐九一已经为它作序并传播。我读后感叹说：世人所称天官、壬遁家的学说，都说本于太公、留侯、武侯、卫公，但考察史籍，却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传承。吴、越之间，颇有申胥、范蠡遗书流传，其中的说法大略可以看见。伍子胥离开楚国时，占卦得到甲子，时加在巳，地支伤日下，气彼此不相承受；这就是六壬的术数。范蠡离开越国时，阴六阳六，玄武、天空，后面进入天乙，前面遮蔽天光；这就是禽遁的法术。二人的占候，都是从自身所处的情形近取其象，因此早已应验得像回声一样。伍子胥治理吴国时，观察土地、尝试水土，取法天地；在西面修建阊门来制约楚国，在东面修建蛇门来兼并越国，这就是所谓掌握天时之数、用来威慑敌国。可是到了第二代便不再应验，为什么呢？勾践谋划赦免吴国时，处在玉门的第一位；他出行时，时加为日失【疑】；他返回越国时，时加为禺中。这是范蠡的占断。吴王夫差临朝处理政事时，处在玉门的第九位；他讨伐齐国时，处在金匮的第八位；他赦免越国时，德在土，刑在金。这是伍子胥的占断。凭夫差那样昏昧的性情，如果完全符合伍子胥的占断，他难道不会灭亡吗？凭勾践那样的智慧，如果完全反过来符合范蠡的占断，他难道不会成就霸业吗？保持盈满要靠天，挽救倾覆要靠人，范蠡已经说过了。难道能够废弃人为努力而只任凭天命吗？根据史传考察，吴国所以灭亡，是因为抛弃伍子胥而任用庸▯【疑】；把百姓看作仇敌，却天天驱使他们，连稻谷和蟹都不留下种子。越国所以称霸，是因为文种治理内政，范蠡治理外事。修明法令、宽缓刑罚，施行所欲、去除所恶，连酒食肉食也从未不分给众人。《春秋》所记载的，左氏、太史所记录的，兴亡治乱，像这样明白显著。这也是千百年来得失的树林。圣明的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黄帝的年代，千年才有一次。如今奴寇不过是在刻漏的一点时间里苟延残喘。阴阳、孤虚一类的书，都将被收藏到高阁去了。汉谋得到登上将坛、辅佐军幕的机会，他所要做的救济天下、安定百姓、匡正时局、平定乱世的事业，最终难道还要带着这些术数去从事吗？还是也有更高明的进益呢？”汉谋说：“这话说得好！《参筹》的主旨，是我的老师所没有达到的。不过，您实在是吴地人，只知道伍子胥、范蠡罢了。” 《春秋匡解》序 我小时候，跟随先夫子学习《春秋》。先夫子把一部《匡解》传给我，说：“这是安成邹汝光先生删定的。”于是又告诉我邹氏家学的渊源，以及先生的文章和品行，说先生在文坛中最为显赫，希望我将来能出入他的门下。我的乡试、会试二场，都凭先生的书而中式，虽然没有能够亲自接受先生的教诲，但我的老师中本来就有人出自先生门下。比起仅仅听闻风范、私下仰慕，也算是幸运了。何子非出任南昌令时，与先生的孙子孝廉端侯交游，共同校正这部书，重新交付刻印，并嘱托我为它作序。我看三代以后，享有国祚长久的，大概没有超过汉朝的。汉朝盛世时，政令统一，经典学术昌明。仅以《春秋》这部经书来说，从张苍、胡毋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学说的弟子相继传授，各自坚守老师的学说，延续数百年而没有改变。董仲舒撰写《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共同议论大事，各自依据经义回答。凡是用来裁定重大议论、决断重大疑难的事情，全都依据《春秋》办理，这是多么盛大啊！宋朝立国，并不比汉朝逊色。自从王氏的新学与新法并行，首先贬抑《春秋》，来伸张他所谓‘三不足畏’的说法，于是逐渐导致戎狄扰乱中原的灾祸，终身不能再振兴。它享国时期的治乱，和汉代相比怎么样呢？唉！先王的时代，有典章、有法则，留给子孙；崇尚教化、建立学术，遵循《诗》《书》《礼》《乐》来培养士人。改变礼制、改易音乐，革除制度和服饰的人要受惩罚；析解言辞、破坏法令，扰乱名分、擅自改制作法，以旁门左道扰乱政治的人一定诛杀，不能听任。士人由司徒选拔、升入学校时，对于以巧言乱政的戒律，总是战战兢兢。因此，经学和国政都出于同一原则，天下就大治。等到衰败时，人人各有不同的学说，国家各有不同的政令。公卿大夫争相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改变、扰乱旧有章法。晋国的刑鼎、鲁国的丘甲田赋、郑国的竹刑，纷纷制定新的制度，同时都遭受了弊害。更严重的是，连捕获大雁的鄙陋之人，也借田猎射鸟的说法来干预政事；而振铎之后，祭祀也被忽略了。由此说来，经学不明，国论不一，对于国家存亡、政治治乱的原因，就像疾病显露在肌肤表面，诊察的人一抬眼便能看出，不必等到医和、缓这样的名医才知道已经无可救治。这能看作小事吗？国家采用胡氏《春秋》设置科目，已经延续三百年；邹氏的书由祖父传给父亲，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举子们传习不变。即使汉代儒者各自固守师说，也没有超过它的。班固不是说过吗？士人享用先人的德业名望，工匠使用高祖、曾祖传下的规矩。国家盛世相承、太平累积，考订文章、稽考古事的盛况，从胡氏、邹氏的学问来看，可以说确实有凭有据。天子正崇信这部经书，特意命令在经筵进讲。我年老多病，被放逐废弃，只能独自抱着先人遗经，在荒江寂寞的水滨终老。何非鸣刻印这部书时，我高兴地为它作序。有人认为，主持文章的人用诡曲的方式劝谏，是自己表达蒙昧无知的意见。大概只有‘在乡野谋划反而能有所收获’这层意思，是我这样的野人所不敢知晓的。崇祯六年六月作序。

译《左汇》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虽然专以胡氏《传》为宗旨，但文定公的书，有十分之八取自左氏，有十分之二取自《公羊》《▯》【疑，原文缺字】。大概左丘明亲眼见过圣人，高与赤则是子夏的弟子，关于发凡起例的说明，区分得很清楚。这不只是从前人所说的‘左氏是大官之家，公羊是卖饼人家’。那些承受学业的年轻人，耳朵只听零星传闻，眼睛只看片段文字，摘取左氏著作的边角来充当科举帖括文章。有的人凭传授学业成为大师，凭射策成为高官，却连三传的全文都没有看过，更何况外传以及诸子史书一类呢？侍御永年李君，家传一贯的学业，怜悯学者的浅陋，撰写《左汇》一书：以左氏为经，以二《传》、《国语》、《周礼》、《史记》、《管子》、《檀弓》、《说苑》等书为纬。将本经与传文分开编析，首尾完备，灿烂如群玉聚集的府库，森严如五种兵器的仓库。使后来的治学者由胡氏上溯左氏，由经文上溯传文；由此穷究经术，裁定国论。或者探究源头，或者考察流派，先从河源而后到海口，这正是侍御用来嘉惠学者的心意。司马迁不是说过吗？孔子作《春秋》，隐公、桓公之间的事情写得彰明，定公、哀公的事情写得隐微。如今拿定公、哀公时期的事情来说，孔子的言辞虽然隐微，左氏却没有不写得明白的。邓析的竹刑，是商鞅、韩非以前的前车之鉴；陈辕颇的封赋、季孙的田赋，是桑弘羊、孔仅之类财政弊政的发端；公孙疆扰乱政事，就像江充被召见于犬台，以及亻丕、文【疑】受宠而等待诏命；苌叔违背天道，就像子师为汉室殉死，以及▯山沉没宋国。援引古事来验证今事，上可观察千年以前，下可观察千年以后，难道只是站在定、哀时期来指明隐、桓时期吗？自从荆舒的新学盛行，把《春秋》看作腐烂的朝廷文书，肆意宣扬‘三不足’的说法，于是神州陆沉的灾祸，比典午司马氏时期还严重。祸患不断浸润蔓延，直到今天仍未停止。处在今天这个时代，阐明《春秋》的大义，发明定公、哀公时期的微言，用最高明的医术医治国家，这也是对症的良药。侍御起家为刑官，如今正在柱下执掌法令。《春秋》是孔子的刑书，他也将用这部书作为律令吗？天子神明睿智、天性纵横，特意为这部经书设置讲官，用《春秋》的大法治理天下。那么侍御这部书，恭敬地进献到广厦细旃之间，供皇帝乙夜阅览，有什么不可以呢？崇祯十一年七月作序。《说文长笺》序 吴郡赵君凡夫撰写《说文长笺》若干卷，他的儿子赵均，字灵均，刻版流传于世，带着书到我山中，请我为它作序。我听说：序就是绪，是推明作者的旨意，并引出全书端绪的文字。何休、杜预为《左氏》《公羊》作序，是传述经书的人自己作序；太史公、班固有序传，是作史的人自己作序；刘向为各种书撰写叙录，是校勘书籍的人自己作序；至于借他人之手来使著作受到世人重视，则从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叙开始。凡夫这部书，自己的叙文已经很完备，显然也不需要借助我。但赵均仍然来请我，难道是想推明作者的旨意，使它能够取信于后世吗？这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我年老迟暮，又荒废学业，对于六书、五音的义理，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凡夫对于声音文字的学问，仿佛得自天授。梵音字母一经接触便能通晓，宫商清浊的分类，能辨别到齿龈之间。他涉猎群书广泛，勇于相信自己的见解，敢于同古人争论。《补亡》使束皙为之收敛文笔，《刺孟》使王充为之闭口。连有疑问的地方丘盖都不肯说，我还能让谁来订正他呢？六书之学，自东汉以来，许慎就像孔子删定整理经典，二徐就像贾逵、郑玄解释故训。凡夫一旦判定它的是非，攻正它的疑误，俨然已经坐在那高大的正堂之上。凡夫研究六书，已经不再局限于有形声、有竹帛文字以后的时代，甚至伏羲、宓牺、仓颉也可以与他当面商榷；至于史籀、李斯、赵高一流，即使面向他坐着听取裁决也可以。李阳冰刊定《说文》而排斥许氏，徐鼎臣说他凭自己的主观见解，破坏了先儒所传述的根本。以我的浅陋，竟想凭一点微薄见识窥测凡夫笺述的旨意，难道不是很难吗？天启年间，我暂时任职右坊。当时已故太宰汝阳李公任职太仆。有一天朝会，公卿都聚集在一起，李公忽然向我作揖问道：‘赵凡夫近来起居如何？’众公卿都为之变了脸色。李公慢慢说：‘这是吴中隐居的高士，著书满家的人。’从此以后，他多次来访我，每次一定称道凡夫，并且问《长笺》完成没有。唉！在凡夫活着的时代，已经有李公这样的人，哪里还用担心后世没有扬子云呢？像我这样浅陋而只会牵连旧闻的人，有什么值得说的！有什么值得说的！

译《洪武正韵笺》序 自古以来的帝王，凭借武力取得天下，而能专心考订文字、征考文献、制定礼乐的，没有谁比得上我太祖高皇帝。但后代臣子昧于宪章、文王、武王的意义，忽然间不去遵守，习以为常却不加察考，也没有比本朝更严重的了。国家最重视的是庙讳。方孝孺死后，宋文宪公奉诏为他写墓志，因为仁祖的名讳而改‘真’，因为太祖的字而改‘谷’。到了永乐年间修撰《洪武实录》，却大书特书，完全没有顾忌。执笔的解缙、杨士奇等人都是开国初年的名儒，为什么会这样呢？到了今天，高庙的名讳竟公然拿来取名；而懿文太子的名讳，即使宰相执政也没有人避讳。太祖颁行《大诰》，规定每户藏有一本，有书的减罪一等，没有书的加罪一等。如今不问有没有书，动不动就说‘《大诰》减等’。学习审理案件的人，甚至不知道《大诰》是什么书。至于《洪武正韵》，高皇帝命令儒臣编修，一变沈约、毛晃的旧说，实际上在规范语音中彰明了统一文字的意义。而如今只有章奏、试院稍微使用正字，馆选时不过取用叶韵罢了。学士大夫把它束之高阁，不再查看。那些稍微留心此书的人便说：圣祖本来就认为这部书还不够完善，这是尚未定型的版本。唉，真可叹啊！吴地有位君子叫杨去奢，专心信奉《正韵》，认为它不只是规范韵学的准则，实际上也是大明王朝的制度性著作。他搜集训诂，考察异同，亲手作笺疏，历时数年才成书。他年轻时学习胡氏《春秋》，后来成为专门名家。他为这部书作笺注，大概与《春秋》尊崇王道、维护大一统的意义相合，也就是所谓不只是把这些道理寄托在空言上。过去汉代董仲舒研究《春秋》，朝廷有重大议论，就派使者到他家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明确的法则。汉代儒者裁决朝廷的大疑难、决定大事情，往往都采用《春秋》。杨去奢研究《春秋》，不能援引经义来裁断国事，不能在朝廷上发表高论；于是寄托于虫鱼鸟兽等琐碎学问，稍微表现他的旨意。这实在令人感慨叹息啊！郑氏《清言》叙 我年轻时读《世说新语》，总是高兴得忘记吃饭。后来感叹说：临川王刘义庆，是史家中的巧人。他出生在司马迁、班固之后，改变史法而创作此书。晋室崇尚虚无玄理、尊重庄子、老子，大概可以同西汉的儒术、东汉的节义并列为三种传统。因此，生在晋代的人，他们的君主软弱而文雅，臣子英俊而少有雄才，民风婉约而急促，国论简略而刻薄，学术和功业浅近而不迫促，空阔却没有余地。临川王承受了这样的风气，善于运用语言。一代风流人物，宛然都荟萃在琐言碎事、细微文章、淡雅辞藻之中。它所记的事情，是晋代的；它的文章，也具有晋代风貌。学习它的文字便使人喜悦，考察它的传记便成为史书；改变司马迁、班固的史法，以小说家笔法写成史书，从临川王开始。因此说他是史家中的巧人。撰写《晋书》的人，只应当阐明体例、创立凡例，大书特书，分条列出纲领，与临川王的书相互表里，却不应把《世说》割裂剥取，缀入完整史书。史法因此芜杂，临川王的史识也更加晦暗，这是唐人的过错。唐代以后，学士大夫沉溺于这部书，却没有谁能阐明它的旨意。至于那些续写、补写它的人，就更加浅陋了。时代并不是晋代，却把它的事情写得像晋代；事情并非晋代，却把文章写得像晋代，这就好比聋子学习唱歌，只看别人张口，却哪里知道声音和节拍究竟怎样呢？信州人郑仲夔，字龙如，博览群书而爱好古事，编纂《清言》若干卷，从汉、魏一直写到今天。博学之士朱郁仪为它作序，认为此书步武临川王刘义庆，没有近代《语林》繁杂芜乱的弊病。但我认为，《世说》是史家的书；续作和补作如果偷偷采用小说家的办法，就显得浅陋。何良俊的《语林》仿效《世说》而自成一书，就像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独立存在。《语林》繁多，《清言》简约，标举鲜明、树立异说，辅助笔墨、助益谈论；这两部书大概可以各自独立存在了。

译《诚意录》序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调理驾驭万物，应对处理万事，经营世间或超脱尘世，无不以真诚为根本。真诚这种东西，可以建立天地，使鬼神信服，贯通金石，感动豚鱼；连上天也不能违背它，何况人呢？所以说，真诚是神妙的关键，又说不真诚便没有一切。不真诚的人，内心和口头互相欺骗，形体和影子彼此蒙骗；做臣子就欺骗君主，做儿子就欺骗父亲，做朋友就出卖朋友；外表像玉而内里只是石头，言语像栀子花而面貌像蜡塑。这种真伪，在一室之内尚且不能遮掩，它的声名光彩又怎么能维持一整天，更何况宇宙这样广大、时间这样久远呢？三代以来，无论经营世间还是出离世间，能在鬼神之间游走而不拘泥的，没有谁比得上汉代的留侯、唐代的邺侯。留侯开始侍奉仓海君，中途遇到圯上老人，晚年又跟随赤松子游处；他处在黄中邻庶【疑】之间，显达与隐默难以考究。当他在博浪沙发动一击时，震动天地，不惜牺牲全家百口、九族来替韩国报仇，不是真诚至极，能够这样吗？邺侯进退没有定准，出仕或隐退也不固定，早晨穿一品官服，晚上却怀抱九仙之道。史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是荒诞妄说。然而他对待唐玄宗、肃宗父子，披露真诚、进言纳忠，在社稷动荡、群小冒犯忌讳的时候支撑国家；即使后来能够隐居衡岳，原本也已经性命如悬丝一般了，又不是真诚至极，能够这样吗？东平宋公鹿游，文武才干兼备，历任边疆职务，建立节钺功勋，又因边疆事务被征召入朝。他拿出所著《诚意录》给我看。我读后深有感触。宋公年轻时喜好道术，游历五岳，访求七真，穿着草鞋布袜，任意往来于云水之间二十多年。后来因为尊长的命令，勉强参加科举；即使官位显赫、事务繁重，修炼成真、超脱尘世的同道仍然早晚往来，风车鹤驾停留在门庭之间。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当今的留侯、邺侯。他所著的这部书，旨趣深远而文辞明白，法度圆融而行事方正，关于经世、出世的要旨，大略都具备于此，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把真诚讲尽了。宋公由郎官起家，出任地方长官时，不曾带一件东西装入箱笼，也不曾拿一文钱充作馈赠。在湟中、五凉之间，亲身经历百余战，身上刀痕箭疤纵横，肌肤仿佛被刻画过。己巳年入京援救时，躺卧在泥泞水草之间，头发和皮肤都被水沾湿，连日不能进食。郧阳战役中，失掉前人已经攻破的三座城池，杀敌数目超过应有的比例，却不急于为自己辩明，只说：‘圣明的君主知道我，我应当依法承受恶名。’宋公立身、做官，对于‘诚意’二字，体会并实践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他成为当今留侯、邺侯的原因吗？有人说：‘宋公鞠躬尽瘁，把公事全部置于私事之上，因此能够独自实行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固然很好；但拿他同今天的君子相比，难道不是近于愚蠢吗？’ 钱氏说：‘正因为真诚，所以显得愚；不是愚，就不能真诚；没有真诚至极而不至于愚拙的人。留侯、邺侯都是天下最为愚拙的人。’孔子说：‘他的智慧可以赶得上，他的愚拙却无人能够赶得上。’崇祯丁丑年六月三日作序。《于氏日钞》序 金坛人于颖长在进士考试中取得优异名次，任官清廉而精明，声誉事迹都很显著。他又利用公务间隙磨砺学问，搜集编次古人的嘉言善行，从侍奉君主、立身处世直到居家养生，选取其中精要、切实而重要、能够励志并纠正时弊的内容，亲手抄写，汇成一集，嘱托我为它作序并传播。我看当今世上的士大夫，著述繁多，流传错杂。至于裁割经史、订正驳斥古今，一个人的文章可以用尽溪藤纸，一家的书籍可以堆满屋梁。唉！古人穷究经书的未必能研究史书，读史的未必能通晓经书，专心于经史的又未必精通诗文。如今怎么会有这么多兼擅众艺、无所不通的人呢？郑康成、朱仲晦之流，大概已经在这个时代接踵并肩而来；而古代那些专门名家，都将退避让席，不也是很可取吗？于颖长编写这部书，是退下来把自己定位为述作者，记录前人言行，认识其中细小之处，选择其中美善的，附在古人座右，寄托自我警戒的遗意罢了。颖长的志向，本来就已经高远了。《易》说：君子要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此积蓄自己的德性。荀卿说：学习有次序，开始于诵读经书，最终归于研读礼制。学习有阶段性的终点，但其中的义理却片刻也不能舍弃。古今的经学，没有不应当明白的。古人的书，其中精粹的，是我们应当寻求的；其中驳杂的，是我们应当暂且存疑的。有人年少时学习它，直到老年耗尽精力，尚且不能窥见其大概，却想意气轩昂、肆意妄为地登上学术殿堂，把古人置于自己之下，评订是非、辨别当否。孔子说过：‘至于我，就没有这样的闲暇。’如今的人真可以说是有闲暇了。颖长的书，像取来韦带和弦绳作为自我警戒，像佩带韦弦、▯决【疑】以自我约束；他把古人当作自己的老师，却不敢用自己去评判古人。温和恭敬的人，正是德行的根基。颖长增进德性、修习学业的成就不可估量，我从这部书就可以看出来。颖长世代承继家学，年纪正盛、精力强健，他的仕途和学业还会不断进步；他的书也应当越来越丰富。我年轻时失去学习机会，如今已经老了。颖长幸而时时能够教导我，使我得以借着灯烛末梢的微光，向古人的老成学问学习，那我就有希望了。

译《姚黄集》序 姚黄花世上并不常见，今年在广陵郑超宗的园中忽然开放了一枝。淮海、维扬一带的众多俊杰纷纷传写题咏，争相比美，竟有一百多篇。城中人争相传抄，因此纸张都贵了起来。郑超宗汇集并刻印这些诗篇，特意派一名使者渡江把诗卷送来给我看，请我题写在卷首。我看唐人咏牡丹的诗，大多借花讽喻时事，如白乐天、杜荀鹤所写；这与那些只赞美草木、留连景物的作品，旨趣相距很远。韩魏公镇守维扬时，郡圃中的芍药得到四朵黄边绫花。韩公召集王岐公、荆公、陈秀公设宴，四位公卿各自簪戴一朵，后来相继登上宰辅之位，人们认为这是花中的祥瑞。如今花开在超宗的园中，人们也说这是超宗的花瑞。我的先祖思公任留守时，开始设置驿站进贡洛阳花，在宋朝初年被称为太平盛事。如今这种花在广陵出现，祥瑞的范围更广，作者们适宜写出美好的颂辞。可是，花是因为人而成为祥瑞的。假如如今那些起草诏令、执笔作文、尸位素餐、包庇同僚的人，全都在维扬幕府中，这朵花将会应验他们吗？不会应验吗？不应验，就不是花瑞；应验了，就成了花妖，无论怎样都不合适。王师还在野外，飞蝗遮天蔽日；超宗如果成为思公，这朵花将进贡给谁呢？还是不进贡呢？洛阳的宰相家族是忠孝之家，可怜也进贡姚黄花。进贡本身确实没有错。假如命令采诗者把这些诗译写后进献给太师，使卿士们爱花的心转回来，想到普通百姓十户所承担的赋税，那么这部诗集怎么知道不会成为白居易《长庆集》那样的讽谕之作呢？有人说：朱逊之认为菊花以黄色为正色，其余颜色都可以鄙弃。诸位君子歌咏姚黄，取的正是它的正色。世上有欧阳公的《续牡丹谱》，由此可知作者的志趣并不在妖艳的红色、艳丽的紫色之间。这样一来，这些诗就可以记录了。庚辰年六月作序。《瑶华集》序 《瑶华集》是长水李寅生向天下名人魁士求取赠言，用来祝寿他的嫡母沈夫人，并刻印流传的诗文集。考察夫人的德行，古代颂图所说的母仪贤明、仁厚、智慧、贞洁、和顺，她没有一样不具备。诸位君子为她歌咏并作序，把这些德行洋洋洒洒刻在丹青和金石上，这样就可以流传了。我认为概括夫人的德行，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不嫉妒。夫人不嫉妒，不仅使李氏有了儿子，而且使他有了贤能的儿子。为什么呢？人生下来而能够像万物，都是因为他的母亲受到外物感应，所以形体、声音会相像。太任进行胎教，君子认为她懂得使胎儿受到感化而具有相似之形。夫人在年轻强盛之时，不等到容色衰减、青春凋谢，便急切地为子嗣谋划；她贞固的心志、和顺的气质充满闺门，于是感生贤才，这也是使人受到感化而相似的道理。螟蛉的幼虫被杀死后，遇到蜾蠃，蜾蠃祝祷说：‘像我，像我。’时间久了，幼虫就会像蜾蠃。李寅生太像夫人了！他不也是所谓受到感化而相像的吗？嫉妒造成的祸害太大了！危害家庭，凶及国家，没有一样不是由它造成的。嫉妒的臣子站立在朝廷上，就会阴阳不和、寒暑失时、泰阶不平，夷狄和盗贼的警报也不会停止。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六官、六宫各自修治本职，没有嫉妒、淫乱、违背常理的人，因此成就王业。臣子的道理和妇人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古代所谓女宗、母师，有的为她们表彰闾门，有的为她们画像，遇到事情还加以祭祀。总之是为了分别彰明高尚的风范，并不只是表彰某一项行为。像夫人这样的人，应当得到乌头双阙那样的褒奖，使嫉妒的妇人、嫉妒的臣子有所观感，能够回心转意、改变行为。如今国家的典制，表彰闾门的，只限于民间节妇、孝子；至于贤明仁智的妇人，却从未听说有表彰。这就是掌管世道人心教化的人所缺失的地方。《破山寺志》序 我小时候，常常跟随先父游览破山寺。饭后，沿着龙涧上下奔走，激水玩泉，捡拾赭石，常常嬉游一整天。长大完成学业，壮年入寺参禅，居住在山中，往往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即使身处车马尘埃、跌扑幽闭的时刻，残灯将尽、漏声转深、风回月落之时，山的弯曲处、涧的门户间，寺院的钟声和粥鼓声，也未尝不仿佛出现在梦中。沿途阅读这部寺志，就像观看李龙眠的《山庄图》：放心行走，自己便找到道路；如同看见梦中的景象，如同觉悟前世之事。禅房中的花木、山色潭影，以及山中名僧高士行经、宴坐、高声吟咏、长啸留下的遗迹，都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书卷之间。尘世的罗网和羁绊尚未解除，我的牵累还未了结，不能在残生暮年实现乐天草堂的约定；回顾今昔，我合上书卷，长久叹息。我对于这座山有两个愿望。山寺毁坏后重新修建，是先父奉外祖母卞淑人的命令，经营草创，逐渐完成的。屠长卿在寺碑中说：‘善女人倾尽家产倡导结缘，仿佛古代贤人舍宅为寺。’说的就是外祖母。外祖母曾嘱咐我说：‘山门向东约二里，都是古代经堂佛阁的旧址，受到伽蓝神的呵护。你外祖父母的坟墓，紧靠寺院东边；你将来选择一块好地，为外祖父母卜定墓址并迁葬，用来安妥先人的灵魂、忏悔过去的罪业，你不要忘记。’三十年来，外祖母的子孙接连考取青衿，家道却越来越衰败，直到不能保护坟丘上的树木，任人拿斧砍伐。《邑志》说：山名叫破山，葬在这里的人都不吉利。从佛地因缘来说，这又不值得一提了。我想起外祖母的话，每次瞻拜，未尝不流泪。这是第一个愿望。寺院西边有宗教院，是高僧晤恩讲演天台教法的地方。再往西是光明庵，跨在龙涧之上，是大比丘素公供奉《金光明经》、修忏法的地方。如今盲目禅学盛行，教义衰落。我想铲除寺院西边菜园的空地，架起高阁，建造宽广的院落，恢复宗教院、光明庵的旧貌，招请高僧即中等诸位，在那里讲唱演说，使佛教的旗幢重新树立，魔道的火焰顿时熄灭。即中合掌赞叹，认为这是稀有之事。这是第二个愿望。岁月已经流逝，誓愿却历历在心。又怎么知道愚公移山、操蛇之神不会被我的诚意感动而来相助呢？山僧刻成寺志后，我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卷首，也用来作记。壬午年涂月，聚沙居士作序。

译《没宁录》序 唉！死生也是人生的大事。把生看作居住之处，那么死者就是出行的人。人要出行，近处的带着干粮，远处的裹好粮食，衣囊里备好被子，一定预先戒备妥当才出发。至于死亡，那是一次远大的出行；浮沉如同丧失一切，茫然无措，什么也没有携带，这能算善于出行吗？把生看作暂时寄居之所，那么死者就是归来的人。人从远方归来，指着坟墓而悲伤，望见国都而喜悦，见到父母妻子，都相互扶持慰劳。至于死亡，那是一次大的归返；却仓皇恐惧、恋恋不舍，昏昏然完全没有归宿，这能算善于休息吗？古代圣贤一生的学问，都在死生关头得到验证。反手拖杖，逍遥行走歌唱，这是超越生死而又示现生死的人。曾子处在常态中，临终时说‘启予手足’，得以守正而死，显示出临终安静镇定的正因。子路处在变故中，仍然吃饭而不回避，临死整理衣冠，显示出春风白刃之间的成就。后世儒者不知道昼夜的道理、死生的道理，只把最后一着归给禅门，难道不可悲吗？门人朱子暇正在服丧期间，把他尊府子宁先生所著《没宁录》密封起来给我看。其中大概包括先生晚年自述的事状，以及亲自撰写的祭文和遗嘱。整理衣冠等待生命终结，从容地诀别，像出行的人饮酒饯行，像旅人即将入住旅舍；他处在死生关头，可以说是懂得道理了。难道不是因为他外在修养儒家品行，内心参究空宗，所以和禅门所谓坐脱立亡有相近之处吗？有人说：‘先生言语合于规矩，行为合于法度，处处谨慎而不失尺寸，怎么能够这样超然无累呢？’唉！正因为他言语合于规矩、行为合于法度，谨慎而不失尺寸，这才是他接近坐脱立亡、超然于生死流转的原因吗？《麟旨明微》序 淳安人吴君睿卿，世代传授《春秋》，由此起家成为进士，因为治理政事的政绩第一，被提拔到御史台任职。他分条上奏天下大计，切实详尽，都可以看出将要施行的内容。天子知道他的才能，特意命令他督理江南赋税。他搜刮整理、核查账目，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传递公文急促频繁，饮食作息都错乱了；但时时趁空取出一部书，靠在案上吟哦，拿笔涂改校订。这正如唐人所说的《兔园册》，就是他所著的《麟旨明微》。给谏承继家学，多次出入省门，专心精研、深思熟虑；对于经书的注、疏、集解，以及前代大儒的讲论、经生的经义，支离、反复、繁浩、烦琐、疑难、互相歧异之处，全都逐一追究其旨归，疏理其中的芜杂，穷尽年岁和精力，汇编成这部书。使求学者如同看见北斗的斗柄，如同得到指南针，不再有白发之时仍纷乱无所得的叹息。这就是他所从事的事情。然而，给谏的意旨却更加深远。过去汉代研究《春秋》，用它来裁决重大案件、判断国家议论。董仲舒撰写《春秋决事》，朝廷有重大议论时，就派使者到他家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法度。何休用《春秋》驳斥汉代政事，服虔又用《左传》驳斥何休，所驳汉事有六十条。所以说：连缀言辞、排列事实，是《春秋》的教法。胡氏定生处在南渡以后，鉴戒王安石、章惇等新学，忧虑靖康留下的祸患，陈述意见进献给皇帝，拳拳不忘用君臣关系和夷夏大义切磋劝诫君主。太祖、太宗驱逐胡元，恢复华夏旧制。《春秋》的传解，最终以文定公为准。它是三百年来维系世道的书，并不是只逐行逐字、把解释字句当作全部任务而已。如今的学者接受一个先生的说法，凭此参加科举取得甲科，早晨脱去布衣做官，到中午就把它丢弃了。难道还有像汉人那样坚持老师的学说、用《春秋》裁决政事的人吗？难道还有像文定公那样抵御新说、扫荡和议，卓然以自己的言论维系世道的人吗？给谏学习这部经书，从童年开始，后来求取功名也没有忘记当初。书箱纵横交错，朱笔墨笔杂乱，他确实想使天下学者通晓经书、学习古道，谋求王道的根本、裁断国家大事，以董仲舒、胡氏为标准。所以说，给谏的意旨深远啊。我家世代传授《春秋》，大略与给谏相同。我年老衰病、荒废学业，不能有所撰著。给谏这部书，即使只取其中对我一言半语的收获，也一定有所采择。前人有句话说：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郢人误把‘举烛’写成‘举贤’，反而使楚国大治。给谏有能力谋划国家，恐怕将来要凭这部书作为凭证；我对此抱有希望。于是作序。《初学集》卷三十 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