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二十二

译（《鸡鸣山功臣庙考上》）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正月乙巳日，在鸡笼山建立功臣庙。六月丙寅日，功臣庙建成。评定各位大臣的功劳次序，以徐达为首，其次是常遇春，再次是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祯、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共二十一人。命令为已死者塑像祭祀，同时空置在世者的位置。当初，胡大海等人死后，皇上命令把他们的像塑在卞壶、蒋子文的庙中，到这时又在新庙中重新塑像。这项祭祀由太常寺掌管，记载在《会典》中，二百多年来从未改变。太仓王世贞独自考察出其中的错误，认为明朝初年封的六王是韩王、魏王、郑王、曹王、宋王、卫王。建立功臣庙时，韩王、宋王还没有受封，怎么会预先知道他们不能善终而把他们排除呢？黔宁当时官职不过是指挥，怎么会知道他一定建立大功而突然把他列入呢？这是记事人的错误。既然如此，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回答说：塑像和空置位置确实有这回事；后来像韩王、宋王这样的人，就不能参加享祭了。今天所列的位置次序，是依据永乐初年仍在世的人来书写的。王氏的考核已经很详细，但还没有考察周全。难道只有黔宁如此吗？最初封的二十八侯，为什么只举出五人？后来封的十二侯，为什么只举出一人？除了蕲国公以外，都是因有功而等待封爵的人。至于黔国公，是和黔宁并列的人。如果按照《国史》的说法，它所谓评定次序，凭什么作为依据呢？《国史》在洪武二年既然说已经评定诸臣功劳、确定祭祀二十一人，洪武七年六月却又记载附祭新近战死的定辽卫指挥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又记载增加祭祀华云龙、李思齐等一百零八人；九年又记载附祭何文辉及其他有功者一百零八人；十三年又记载附祭顾时以下二百八十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人〕 如果以洪武二年确定祭祀的人数为正确，那么洪武七年以后就不应再增加；如果以洪武七年以后增加祭祀的人数为正确，那么洪武二年的祭祀就从未确定。相同的祭祀典制，相同的《国史》，前后却错乱到这种程度。这就是所谓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至于空置位置、塑在世者像的说法，王氏认为确实有，我却认为没有。洪武二年正月，皇上敕令中书省大臣说：诸位将领跟随我出征，捐躯尽力，开拓疆土；有的人共同做事却没有看到成功，有的人建立功劳却没有享受到报偿。追念他们的功劳，使我内心悲痛。命令有关官署在鸡笼山建立功臣庙，排列他们的封爵，塑像祭祀。洪武九年七月，皇上又告谕礼官说：“诸将当初跟随我征伐，尽力效劳。我对于爵位赏赐不敢吝惜，功劳大的封公，功劳小的封侯；死后让他们在庙中享受祭祀，以报答他们的功劳。”从洪武二年的敕令看，只说给死者塑像；从洪武九年的诏谕看，只说报答死者的功劳。意思十分明白。如果果真有给在世者空置位置的事情，建庙之日，难道不会把这件事明白告谕中书省大臣，却只反复叮嘱死者的祭祀吗？《罗鹤记》说：“鸡鸣山功臣庙的祭祀，定于洪武十一年。” 这又和洪武二年有什么不同呢？《一统志》说：“南京功臣庙，建于洪武二十年。”嘉靖年间，科道官、礼官驳斥郭威襄请求配享的议论，都拿这件事作为证据。并且说黔宁、东瓯在这时还活着，以此证明在世者有空置位置的说法。然而，宋公、颍公、凉公三位，以及长兴侯、武定侯二人，都还健在。像宋、颍、凉三公，难道要先为他们空置位置，后来再把他们排除吗？长兴、武定二侯，难道有的先空置位置，后来来不及补上吗？王景撰写黔宁王的《神道碑》说：“王去世的第二年，在功臣庙塑像，敕令太常寺用太牢祭祀。”如果洪武二十年已经确定了位置次序，那么黔宁的塑像为什么要等到他去世的第二年才塑呢？传文说：“预先办理凶丧之事，不合礼。” 《礼记》说：“人在世时就用对待死人的礼仪来对待他，是不仁的，也是不可实行的。”凭皇祖的神圣明智，能够通晓礼制的会通之处而制定典礼，怎么会错误混乱到这种地步呢？所以关于给在世者空置位置的说法，我断定是没有的。

译（《鸡鸣山功臣庙考下》） 那么，这二十一人的祭祀究竟在什么时候确定的呢？回答说：我没有证据。他们大概是在太祖末年，胡党、蓝党都平定以后，各位公侯中因罪被诛杀的、因嫌疑而死的，已经全部铲除，这之后才开始确定二十一人的次序吧？明朝初年，文臣任平章，武臣任都督、指挥，都可以附祭。《洪武图志》说：“功臣庙在鸡鸣山南面，凡是本朝开国元勋，功劳关系国家社稷、恩泽惠及百姓的，就在这里祭祀。”此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难道是在太祖末年，曾经淘汰删除了附祭的文武大臣，却只祭祀开国元勋吗？考察《会典》，正祭中山王以下六人，配享郢国公以下十五人；东西两廊各立一块牌位，总称已故指挥、千户、百户、卫所、镇抚等人的英灵。大概是把被淘汰、不再单独附祭的大臣合并祭祀了。《一统志》所说定于洪武二十年的说法，大概比较接近事实。不过，如果二十一人的次序确实出自圣祖，那么他的权衡安排没有不恰当的。如今却仍有疑问。六王的祭祀我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六王以下，梁国六公都是配享太庙的人，可永义却偏偏不在二十一人之列。祭祀的礼制，没有比太庙更为重要的；古人所说的“让他们陪从享祭，和先王一起祭祀太▯”，正是这个意思。既然举出重要的太庙配享，却废弃较轻的功臣庙祭祀，这在义理上说得通吗？洪武二年正月丁未日，以功臣廖永安等人配享太庙。四年四月，确定功臣合祭配享的礼制，廖永安等七人配享太庙，原来已经如此。不知什么时候改成六人了？洪武六年，赐给廖永安等七人谥号。九年加赠官爵，十三年改封郧国公。圣祖追念廖永安，从未稍有减损。郑晓说洪武九年停止祭祀廖永安，是错误的。那么，太庙中排除郧国公，大概未必出自圣祖的意思。功臣庙的祭祀，又怎么能把他排除呢？如果说德庆侯获罪足以连累他的兄长，那么泗国公难道没有宋国公这个弟弟，虢国公难道没有南安侯这个弟弟吗？既然如此，永义、郧国公不在功臣庙受祭，就不能说是已经确定的结论。明朝初年因战事而死的诸臣，能够列于两廊的，除了梁国五公之外，只有济国公、安国公、东海侯、燕山侯四人。在太平府，有东丘等人却不能参加；在南昌，有陇西、忠节等人却不能参加；在康山，有济阳、清河、高阳、安定等人却不能参加。至于像乐浪侯那样陷入敌军而剖腹自尽的人，因督府上奏追赠上公爵位，却也不能参加。东丘诸公即使不能和梁国六公等人并列，难道不应当和济国、东海、燕山诸侯相提并论吗？乐浪侯的忠烈，难道又比安国公稍差吗？如果说东丘诸公死难的地方已经有专祠，那么梁国公不是也曾在南昌受祭，越国公不是也曾在金华受祭吗？所以我认为，祭祀济国公等四人，对于报答明朝初年死难的大臣，大概还有未尽之处；这也不能说已经是定论。开国功臣中因谋逆被诛、因嫌疑而死的人，按例不能参加配享。有的人活着封侯，死后封公，反复加赠官爵、谥号，却也不能参加配享；这是因为死后党案发露，滕国公、杞国公、陕国公、许国公、芮国公、永国公等人就是这样。滕国公的附祭，已经见于《国史》，大概是先附祭而后被排除。唯独吴海国公仍然庄严地跟随他的兄长在庙中享受祭祀直到今天，这是为什么？庚午五月的诏令公布天下时，吴海国公难道不在二十七人之列吗？他的罪状既然没有明确，即使不能和滕国公、杞国公等相比，又怎么会唯独排在陕国公之后？陕国公不能受祭而吴海国公却能受祭，凭什么使陕国公心服？吴海国公能够受祭，在祭祀制度上是不合典制的，在国家刑法上是失刑，这未必是圣祖的意思，恐怕也不能说是定论。按照位置次序考察，记载在《会典》中的，东序是冯郢国以下七人，西序是胡越国以下八人，与今天庙中的位置次序相合。吴江国公在西序，吴海国公在东序，都居第五位。把吴海国公排在吴江国公之上，这就是越过祭祀次序。《实录》却说：“其次是胡大海，再次是冯国用。”都是先记西序，后记东序。吴江国公兄弟恰好相承于这一位置。而华高、丁德兴排在俞虢国、张蔡国之上，则是把配享太庙的元勋压低而列在下位，又不能说是顺着祭祀次序。由此推断，二十一人的位置次序，《实录》和《会典》彼此错乱，已经无法考订。《一统志》的记载不知道依据什么，又怎么能贸然相信呢？我学习《周礼》，真只能为此三叹了。那么，嘉靖年间关于太庙配享的议论应当怎样看呢？回答说：文成公应当配享太庙。把威襄公列入二十一人之中，我没有什么可讥刺的。

译（《致身录》考） 成化年间，吴江处士史鉴，字明古，和长洲吴文定公是朋友，曾经请文定公为他的曾祖史彬，字仲质，撰写墓表；如今《匏庵集》中所载的《清远史府君墓表》就是这篇。万历年间，吴中广泛流传《致身录》，说建文元年，史彬凭明经科被征召入翰林，任侍书。壬午之变时，跟随建文帝逃亡的人有三十二人，史彬也在其中。后来史彬多次在滇、楚、蜀、浪穹寻找皇帝。皇帝也曾暗中出行，几次到史彬家中。那些跟随逃亡者的姓氏、姓名和踪迹，都可以考证。书前有金陵焦修撰的序，说是从茅山道书中得到的。喜欢猎奇、仰慕义举的人看见这部书，都一起欷歔叹息、徘徊凭吊；有人认为一定是真的，有人认为未必不是。南科道官欧阳调律把此书呈给朝廷，并且有人想替史彬请求谥号、建立祠堂，让他附列在方孝孺、铁铉诸公之后。我把墓表和《致身录》互相参照考察，断定它必定是伪作的理由有十条：墓表说史彬幼年时放荡不羁，明朝初年曾和一群少年把贪婪放纵的官吏捆绑起来押到宫阙之下，皇上赐给他们饮食和钞币，发给船只遣送回乡。后来他恭谨务农，担任粮长，征收的赋税在各乡中名列前茅。每次分条上奏利弊，许多事情因此停止施行。乡里人都依赖他。事情不过如此。假如史彬果真是逊国遗臣，即使他跟随逃亡、暗中寻找君主，有许多忌讳之事，难道唯独不应说他曾受先朝征召吗？即使不是这样，他也只是一名老明经。他一生读书作文，为什么全都埋没而不记载呢？吴文定的墓表大概依据史鉴的行状，怎么会失实到这种程度？这是史彬必定没有参与逊国遗事的第一条理由。墓表说，每当治水官员巡视各县，县官认为史彬有才，便推举他到使者面前，他反复辨论，毫不畏惧。史彬既然跟随逃亡后还曾暗中回来，难道还敢昂首扬眉，率领父老在使者面前抗辩，却唯独不怕被查访吗？县官难道没有耳朵，竟不知道他是故翰林侍书，还把他推到使者面前吗？这是第二条理由。墓表记载史彬一生中曾亲自捆绑官吏押赴宫阙，足迹没有走出乡里；《致身录》却记载他在险阻中寻找君主，二十年间走遍天下，这两者怎么会如此相反？洪熙初年，他奉诏登记、报告民间荒废田地，减免本县若干石赋税；按照《致身录》考察，当时史彬正在滇南寻找皇帝，哪里有时间做这些事？这是第三条理由。墓表说史彬重视诺言，遇到事情不计利害，至死不悔；但《致身录》说他因为跟随逃亡，被仇家陷害，死在狱中。史彬实际上并没有死在狱中，《致身录》却说他因跟随逃亡而死于狱中，是故意夸大言辞，企图求得抚恤。墓表记载他死于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致身录》却说是在三日以后；墓表记他享年六十二岁，《致身录》却说六十七岁。死亡的年份和日期都错误。这是第四条理由。那些跟随逃亡、以志节自守的大臣，有的活着隐姓埋名去放牧，有的死在荒野草莽，有的湮没无闻、沉沦不见，有的像鸟兽一样各自离散。他们家业漂荡，名迹模糊。哪有安坐着记下别人的姓名，悠闲地题写评语，说某人是补锅匠，某人是穿葛布衣服的老翁，某人是东湖樵夫，像太学题名录那样标榜，像期门军聚会那样编列呢？野史记载壬午年七月，有个樵夫听到诏令，在乐清东湖投水而死；如今却把他当作跟随逃亡的牛景先。难道投湖的是一个樵夫，跟随逃亡的又是另一个樵夫吗？这是第五条理由。《致身录》记载史彬入官后的第一年进谏改革官制，第四年请求坚守、请求诛杀增寿，这些都是剽窃建文年间的政事，把史彬的事情附会进去的。否则，为什么关于逊国的各部书籍都详细记载当时的论谏，唯独把史彬的事删削掉呢？这是第六条理由。《致身录》后面有一篇《敷奏记事》，说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东湖史仲彬捆绑贪婪放纵的官吏，在奉天门拜见皇上，皇上赐给他酒食和宝钞。第二天辞别皇帝，朱吉在秦淮为他饯行。王文学彝、张待制羽、布衣解缙作诗赠行，给事中黄钺记载这件事。考察朱吉的墓志，洪武二十三年，他辞谢荐举不肯出仕；二十五年，因明经、善书被荐入中书省，书写诏敕；二十七年，才授户科给事中。这一年朱吉正以疾病为由居乡，尚未入官，怎么能称为给事中并在秦淮祖饯呢？张羽任太常司丞，因罪被贬往岭南，走到半路被召回，投龙江而死，这是洪武初年的事。王彝和魏观、高启一同被杀，是洪武七年的事。解缙在洪武二十三年授江西道监察御史，不久被放归；这一年解缙不在朝廷，也不应称为布衣。黄钺在建文元年以宜章县典史的身份参加湖广乡试，次年中胡广榜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怎么可能在洪武年间已经先任给事中呢？写这部书的人因为黄钺和史彬是同郡人，又都死于壬午之变，所以借黄钺来抬高史彬，却不知道其中的错谬竟如此明显。这是第七条理由。《致身录》说：吴江县丞到史彬家询问：“建文君在吗？”史彬说：“还没有。”微微一笑便离开了。当时藏匿革除奸党，罪至死刑，什么样的县丞敢和史彬当面说笑呢？这完全是乡里小孩子不懂事的话。这是第八条理由。到了史鉴生活的时代，革除之禁已经稍稍放宽。史鉴的朋友，除了吴文定以外，还有沈启南、王济之等人，他们著书多次议论革除之事，为什么偏偏要隐讳史鉴的祖先？史鉴为姚善、周是修、王观立传，都在《西村集》中，对他们大书特书，毫不避讳；为什么唯独对自己的祖父却隐讳而埋没事实呢？这是第九条理由。郑端简记载梁田王等九人，说松阳王诏从治平寺的转藏中得到这部书；他说的是转藏，这里却说是道书，显然是附会。序文荒芜浅陋，也不是修撰所写的笔墨。这是第十条理由。史鉴的后人、诸生史兆斗把《致身录》改成《奇忠志》，大量援引材料。通人替它作序，认为家中藏有秘本，和茅山所传相合。去年史兆斗来见我，问侍书一事是真是假。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是伪作。”并详细说明了理由。史兆斗脸色变了，过了一会儿说：“先生说得对。”我问他所藏的秘本是什么，他却推辞说没有。我看《西村集》和《赵秉文画跋考》说：世上造伪的人，幸亏自己浅陋无学，所以别人能够议论他；假使他稍微知道时代先后，再用言辞加以粉饰使它看似真实，还有什么可以辨别的呢？史鉴的议论，大概正是为这部书发的吧？俗语说：“俗语不真实，流传下去就成了丹青。”我写这篇考证，深怕史家不加察辨，沉溺于流俗而贻误后世。我难道是喜欢争辩吗？

译（《书〈致身录〉考后》） 我写完《致身录考》后，有位客人又拿程济的《从亡日记》给我看，我捂着嘴说：“浅陋啊！”这又是一个妄诞庸俗的小人，沿袭《致身录》的伪作而编造出来的东西。考察张芹《备遗录》：程济是朝邑人，任岳池县教谕，懂得术数。建文帝命他在徐州护军。金川门失守后，不知他去了哪里。郑端简则说：程济曾任翰林院编修，为建文君谋划剃发，几次凭术数避过灾难。郑端简喜欢猎奇，或许因为河池学舍和徐州碑石的事情而附会，未必可靠。他又说程济跟随建文君来到南京，到京城后不知下落。郑端简没有见过《实录》，所以把杨行祥之狱说成正统五年，而《逊国记》说是天顺初年，这已经错误了。他所谓西内老佛，《国史》已经明确写出是伪说。何况跟随逃亡的大臣中，跟随建文帝来到南京的人，谁见过他们，谁认识他们呢？又何况所谓《日记》，是谁传授给他的，谁又把它流传下来？又将由谁来校正呢？编造《致身录》的人，涉猎革除时期的野史，借助程济跟随逃亡、脱险的故事，附会当时的时事，伪造史彬和程济往来的踪迹，以欺骗天下。他又伪造了程济的这部书，好像要为《致身录》疏通、证明，这就是他的真实用意；这也正是《致身录》最初出现时的情形。夫已氏曾对文宫庶文起说：“当时程济也有私人的记载，记载建文君出亡的始末，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文起的序文完整记载了这句话，没过多久，《日记》也出现了。程济跟随逃亡，只见于野史；说他曾有私记，依据的是什么典故？夫已氏怎么会事先知道呢？这两部书不先不后，像约好了同时出现；难道汲冢古文出土时没有挖坟，江左的奇书又是谁秘藏在帐中吗？《日记》出现以后，《致身录》的伪造就更加无法掩盖了。造伪者的愚蠢可笑，实在太厉害了。大体说来，革除时期的事迹既没有可靠的实录可以考察，野史又真假交错，无法辨证。我乡有一位黄给事钺，忧居时听到变故，投琴川桥下而死。乡人杨仪为给事立传，记载给事和方孝直握手商议等等。又说给事年少时曾向他的五世祖氵荧学习，氵荧的儿子福收葬他的尸体，并作诗悼念他。梦羽喜欢著书，内容浮夸荒诞、不合事实；又喜欢夸大自己的谱牒，了解的人都讥笑他。当时邓▯修订地方志，删去氵荧、福而不载，这才纠正了他的诬说。可是这篇传记已经流传在人间，彼此互相援引作为依据。由此看来，哪里只是两部书相互袭用伪说呢？其他如“懿文新月”的句子，是残元陈旧文献中的话；铁氏二女在教坊中的作品，是沈愚的艳诗。史翼记载李祺，《吾学编》记载常升，都说他们奉建文帝命令，在江浦进行防守作战。考察事实，他们都是洪武年间或死或被杀的人。既然正史已经无法看到，后世君子中有志于史事的人，只要把可信的作为可信之事流传，把可疑的作为可疑之事流传，不要因为喜好奇异、搜求怪异而贻误万世的信史，也就可以了。有人说：“革除之时，忠臣义士一个接一个，而他们的身世姓名湮没无闻，这是天下人所悲痛的。与其过分删削，不如过分保存，难道不可以吗？”我回答说：“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一个妄人想要推荐、抬高自己的祖先，随意编排，俨然把他附列在方孝孺、铁铉诸公之后；如果姑且说宁可过分保存，那么我恐怕关于革除的书将塞满屋宇，而祭祀他们的祠庙也将遍布天下。况且少帝的事情已经过去，忠臣义士不能说不多。按照你的说法，难道必定要让每个人都手持射天的箭，每家都豢养诋毁尧帝的狗，使成祖无法容身于天地之间，然后才觉得痛快吗？” 如今的君子，谁不是头顶上天、脚踏大地，服侍成祖的圣明子孙呢？他们只是不肯思考罢了。” （《书〈杨仪〈金姬传〉〉后》） 我曾经删削杨梦羽的《金姬传》，保存其中比较接近事实的若干句话，附在《平吴录》之后。今年采辑《伪周事略》，才知道那篇传记全是诬妄。《金姬传》说，平江镇帅脱寅担心常熟失守，派参谋杨椿率领二千人防守；士德的军队渡过福山港，杨椿在湖桥埋伏军队，和士德激战非常奋力，兵败后逃回吴门。杨椿战死时，吴兴张文蔚作诔文，说至正十六年正月辛亥月底，义军府参谋杨椿和军队守卫齐门，淮兵突然来到。第二天，城池将要陷落，他还跃马上前呼喊他的儿子，好像有所指示。追兵赶上他，于是父子一同被杀。张文蔚的诔文当时广受称赞，却没有记载杨椿和士德在常熟交战的事情。后来考察徐显为杨椿所作的传记，却说：至正丙申年，郡守登记百姓守城，杨椿以贡士身份也参加了。徐显把他推荐给参军谋事邬密公筠，邬筠让他担任李司马宾客，辅佐军队。杨椿入幕的第二天，淮兵就逼近城下；他穿着戎装率领部众，日夜独自守卫一角。天亮时，掌管郡印的大官都逃走了，敌兵夺门而入；杨椿独自拿着弓箭督率民兵接战，最终死在城下。由此看来，杨椿担任参谋，是徐显所援引的说法。既然入幕的第二天淮兵就已逼近城下，怎么会有先奉脱寅命令守御常熟的事情？由此可知，张文蔚的诔文可信，而杨梦羽所记全是诬妄。传记又说，椿卜居在湖桥，家庙巍然耸立，是士诚拆毁它来修造金姬墓祠的。这又是诬陷。徐传说：“椿是平江人，在乡里教授《尚书》。”文蔚的诔文说：“椿过去在吴中授徒，多次参加乡试。”吴文定公为文蔚诔文所作的跋，也说椿是蜀人，寄居吴中，起初根本没有说他居住在常熟。椿贫困居家授徒，几乎连登城守卫都免不了参加。哪里会有余财营建家庙，而且建得这样壮丽呢？传记说椿是宋少师栋的后代，和杨文靖的子孙中居住在常熟的人互相以同辈相称。人们说梦羽喜欢夸大自己的族姓，想借椿来增加族谱的分量，也实在浅陋了。梦羽其他著述中有许多虚妄无稽之谈，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篇传记记载伪周的始末，只是沿袭外在形貌加以粉饰，我担心它会成为史家的祸害，因此不能不加以纠正。梦羽把这篇传记给邓文度看，文度写信答复说：“文章不可败坏人的元气，文章宏博深厚，作者一定能享有厚福。”文度这样规劝梦羽，意味深长啊！梦羽名仪，官至副使。文度名▯，是乡贡士。杨仪爱好《史记》《汉书》，擅长词曲；邓▯则常常称述儒家先贤有根本依据的学问。他们的志趣虽然不同，却都是嘉靖年间我乡里博学雅正的名士。天启六年七月十五日记。

译（写在《建玉皇阁疏》后） 乾元观在小茅山西北、郁冈山脚下。自从充符张尊师住持以来，崇尚修饰，庄严肃穆，殿宇巍然耸立；但玉皇殿阁还没有建成。中常侍李君捐出资财主持营建，又写文章来倡导募捐。充符来信，请我在它后面作记。唉！自从奴寇相互争战，战争灾荒交替发生，百姓贫穷，财物耗尽，赋税征敛接连不断。在这种时候，天子已经把车舆、掖廷等各项费用全部削减，大小臣工也都辞去俸禄。赎罪、借贷以及一切搜刮办法全都用尽了，还担心供给不足。在这样的时刻，一文钱、一寸布，不能全部输送给县官以应付缓急，却拿来修饰神明的处所、崇建楼观，岂不是迂阔而不合实际吗？完全不是这样。我曾看张商英《崇禧观碑》，称道家论三清帝位，有玉皇、天皇、北极之分别；用儒家的说法概括，其实只是一个上帝。儒家关于天帝，有六天、五帝的说法，纷纷争论不休；其实也只是一个昊天上帝。《大戴礼》记载郊祀祝辞说：“光明伟大的上天，照临着下方的大地；聚集大地的神灵，降下甘美的风雨；各种事物和众多生灵，各自得到适宜的处所，无论今古都没有改变。”既然如此，灾害流行、万物生灵有不得其所的，向上帝请求命令和福佑是应该的。《周礼》说太祝掌管六种祈祷，用来使鬼神和地神相和同。天神、人鬼、地祇各不相同，所以六种厉鬼出现，于是用祈礼使它们和谐。天子将要出征，要向上帝举行类祭，并在所征伐的地方举行禷祭。国家遇到重大变故和灾害，都要向上下神祇祷告祭祀。如今天下和中原动荡不安，尸骨纵横，万物生灵不能说已经各得其所。重大变故和灾害发生，六种厉鬼显现，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因此修饰神明的处所、崇建楼观，仿效古代呼号求福的意义，不能说没有道理。汉武帝征伐南越时，向太乙神祷告，把太乙神的旗帜交给太史，让他用旗帜指向所要征伐的国家。太乙就是上帝。圣明天子神武而不嗜杀，神灵之旗所指之处，没有不被扑灭的。这也是要向上帝求福、借助神灵。如今建造这座阁，难道不是继承古代类祭上帝的遗意吗？上元年间获得宝物时，楚州的尼姑上升见到天帝，天帝授给她十三件宝物，用来镇压中国的灾祸。这座山是金陵的肥沃之地，是勾曲山的地肺，兵祸和水灾不能侵入，灾疫不能侵犯；在这座山祭祀上帝，上帝一定会降下宝物来镇护国家，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这项营建，是要成就上帝的节幢，和孝陵的衣冠、日车、云▯一起，拥卫在神圣高洁的福地之间；天子的恩宠和神灵，确实要依凭它来彰显。落成之日，正是执掌罪犯、献上敌人左耳、向天帝报告成功之日。将来应当借这座山来作磨▯之颂，充符把石头磨治好等待着它。甲申年四月初五日谨慎记下。《初学集》卷二十三 ○杂文（三） （《向言》三十首，并序） 《晋书·五行志》记载：吴孙休在位时，有人患了困病，等到病愈之后，能够说出向言。向这里说，却能在那里听到；从近处听它的人，不觉得声音很大。从远处听它，好像有人面对面说话，却不觉得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所到之处，随着它所指的方向传播，远的地方能经过十几里。我患困病已经很久了，病久而不愈，于是也想作向言来舒展抒写郁结忧闷，伸展引导自己的志意，却不能做到。没有办法，只能吐露其中百分之一二，把它写在书中。书本来也是言语，于是命名为《向言》。用兵的人有地听之法，也叫作瓶侦。把空瓶枕在头下躺着，东西南北的声音都会在空中显现。《咸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虚心接受。”有人用地听的方法来听我的《向言》，大概就接近这种境界了吧？《诗经》说：“只有这样的圣人，能远望百里之外。”善于听向言的，没有比圣人更好的。有能够远望、远听的圣人，言语一说出来就会发生作用，天下便没有向言造成的祸患了。崇祯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辛未，虞山老民钱谦益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