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一百十

译（自平） 自从宫中的吕太一平定以来，南海收取珍珠已有一千多天。近来进贡的生犀、翡翠稀少了，恐怕又是征戍频繁、干戈不断的缘故。蛮溪的豪族稍有动摇，世代封为刺史，也不按时入朝。蓬莱殿前的各位主将，才能即使如伏波将军，也不可以骄横妄为。这首诗说的是唐朝盛时处置蛮夷的方法，同时告诫宦官不要生事。太宗时，溪洞蛮夷中归顺的，都授予刺史之职，不按时入朝，和内地诸侯相同，姑且只以羁縻为务。“蛮夷豪族稍有动摇”，说他们稍稍发动骚乱，朝廷也置之不问。“世封刺史不按时入朝”，是不要求他们履行按时入朝、每年进贡的礼制。这样一来蛮夷大都顺服，即使有伏波将军这样的将领，也不能在外族那里生事。“蓬莱殿前的各位主将”，指掌管禁军的宦官。当时宦官吕太一大肆掠夺广州，以收取珍珠为名而阻塞扰乱。〈诸将〉诗说：“南海明珠久已寂寥。”说的也是这件事。（狂夫） 万里桥西边有一座草堂，百花潭的水就是沧浪水。《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说：汝南人周▯过去曾经到蜀地，认为蜀地草堂寺的林泉山谷值得怀念，于是在钟山雷次宗的学馆旁建寺，因此取名草堂，也叫山茨，这就是所谓草堂之灵。李德裕《益州五长史真记》说：益州草堂寺排列着前代十四人的画像。注中又引《成都记》说：草堂寺在成都府西七里，距浣花亭三里；草堂寺自梁代便有，所以李德裕记中又说：“精舍非常古老，塑像将要倾圮。”杜甫选择住在浣花里，靠近草堂寺，因而将居所命名为草堂。地方志说：寺临浣花溪，接近杜工部旧居草堂，俗称草堂寺。这是大错。本传说：杜甫在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临江。《卜居》诗说：“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诗说：“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堂成》说：“背靠城郭，草堂建成，白茅成荫。”《西郊》诗说：“时常走出碧鸡坊，向西郊走往草堂。”《怀锦水居止》诗说：“万里桥南有住宅，百花潭北有庄园。”由此看来，草堂背靠成都城郭，在西郊碧鸡坊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位置清清楚楚，可以考察。陆放翁说：“少陵有两座草堂，一座在万里桥西，一座在浣花。”万里桥的遗迹如今看不见了；陆放翁长期在蜀地，不可能有误。然而少陵在成都实际上并没有两座草堂。（杜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没有杜鹃。涪州、万州没有杜鹃，云安有杜鹃。《东坡外集》载《辨王谊伯论杜鹃》说：子美大概是在讥讽当时有些刺史，连禽鸟都不如。严武在蜀地，虽然横征暴敛、刻薄寡恩，但确实资助中原，所以说“西川有杜鹃”。那些不敬奉王命、擅自掌握军队、断绝贡赋以自我固守的人，如杜克逊在梓州，便是“东川没有杜鹃”。涪州、万州、云安的刺史，事迹细微而无法考察。尊奉君主的便说有，怀有二心的便说无，关键不在杜鹃实际有无。考察杜克逊的事情，《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可供考察的记载。严武任职东川之后，统领东川的是李奂、张献诚。以梓州反叛的是段子璋。杜甫诗集中所见的梓州刺史有李梓州、杨梓州、章梓州，从未听说有杜姓刺史。既然说是在讥讽当时的刺史，就不应把严武和他并列。前有段子璋，后有崔旰、杨子琳，都是叛逆之臣；不应舍弃这些人，反而讥刺涪州、万州那些事迹细微而不可考的刺史。所谓杜克逊，既然不见于史传，也就是子虚乌有一类的人物，出自后人伪造；它的文义错乱鄙陋，一定不是苏东坡的话。世间流传的《志林》诸书，多是妄庸之人假托的，如伪造的苏注一类；无知的人却误把它们编入苏轼文集中。黄鹤的底本载有旧本题注说：上皇从蜀地回京后，肃宗采用李辅国的谋划，把他迁到西内，上皇郁郁不乐而死。这首诗是有感于此事而作。详细玩味这首诗，仍应以旧注为正确。（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 我把自身托付给双峰寺，入门寻求七祖的禅法。鲍钦止注引《传灯录》说：北宗神秀禅师的门人普寂，把自己的老师推为六祖，而自称七祖。李华《大德云禅师碑》说：从菩提达摩传到大▯禅师，七代相承，称为七祖；传示心法，是最高乘的佛法。又《中岳越禅师记》说：摩诃达摩传七代到大▯禅师。按《旧唐书》，神秀的弟子普寂号大▯禅师，那么所谓七祖就是大▯。但这首诗的意思并不是这样。自从南北分宗，荷泽会编定宗派，从如来以下，西域、震旦共列六祖。房▯作《六叶图序》，于是曹溪的禅法大为流行。北宗门人便把自己的老师立为六祖，以争夺曹溪禅法的正统。大▯凭借中宗诏令统领神秀的法众，在都城传教二十多年。像卢奕这样的人，都依附普寂来排斥荷泽，所以有七祖的称号，但有见识的人未必承认。公大概和房次律等人都归心于南宗，所以说“我把自身托付给双峰寺，入门寻求七祖的禅法”。身体所归属的是这样，心中所求的也是这样，他归心曹溪就可以看出来了。大鉴禅师门下，受嘱托最为亲近、被称为孔门颜子的，没有比荷泽更合适的。荷泽的法嗣最为广泛；若说是曹溪的嫡长子，没有比南岳更合适的，但他们都不称七祖。曹溪之后，南岳、青原分成五家，反而斥责荷泽为只重知识见解的宗派弟子，也不称七祖。独孤及《三祖碑》说：能公退隐老于曹溪，他的后嗣便没有听说。神秀传给普寂，门徒有万人，能够入堂受教的有六十三人。大概大鉴之后衣钵停止传授，也不再树立七祖；他们师门的规矩就是这样，所以平息了北宗的争斗，也确定了五代传法的师承。因此说“入门寻求七祖的禅法”，又说“我也以粲、可为师”。公作为佛法门中的眼目，其中的深意很微妙。

译（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四次登上会府的地位，三次掌握华阳的军队。考察《旧唐书·严武传》：严武起初以御史中丞出任绵州刺史，升任东川节度使；两次授任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剑南节度使；三次升任黄门侍郎，又任成都尹，充任剑南节度等使。杜甫诗所谓“三掌华阳兵”“主恩前后三持节”，说的就是这些。只是史书在严武传中没有记载他迁官、授任、出镇的具体年月，而两川分合的情况，《新唐书》《旧唐书》的志、表以及各类书籍又互相不同，无法统一。我详细考察认为，两川分置一事，《旧唐书·地理志》说：至德二载十月，玄宗车驾回到西京，把蜀郡改为都府，长史改为尹，又分置剑南西川、东川，各设置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也相同。但《唐会要》却说上元元年二月才分为两川。《会要》错了。此前称剑南节度，到这时才改称西川节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任命裴冕担任此职。两川如果在上元年间才分置，裴冕怎么能先兼任成都尹呢？严武传记载上皇诰令把剑南两川合为一道。我认为，合并两川不是上皇诰令，分置两川才是上皇诰令。大概自从迁入西内以后，上皇的诰令已经很久不能施行了。这是史书的错误。《图经》说：至德二载，明皇幸临蜀地，才开始把剑南分为东西两川；西川治所在益州，东川治所在梓州。这就是证据。严武在乾元元年六月被贬为州刺史，不久便任东川节度使。上元二年，段子璋反叛，东川节度使李奂战败逃到成都。严武从东川入朝，应当在李奂之前。这样看来，严武第一次出镇大概在乾元、上元之间。两川合并一事，《旧唐书》的志认为在广德元年，《新唐书》的表认为在广德二年，《唐会要》则认为在广德二年正月八日，大概都在严武三次出镇期间。《旧唐书·严武传》说：上皇诰令把剑南两川合为一道，任命严武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剑南节度使。这样看来，两川合并是在严武第二次出镇之时。我认为《旧唐书·严武传》是正确的，而志、表及其他书籍都错了。考察《高适传》：玄宗回到京城后，剑南在绵州、益州各设置一名节度使。高适因此上奏《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主张相关措施，但没有被采纳。后来绵州副使段子璋反叛，崔光远不能约束军队，于是朝廷以高适代替崔光远，任成都尹、剑南西川使。根据高适的传记考察，高适提出撤销西川节度使，正是在段子璋尚未反叛之前。等到段子璋反叛、李奂战败，而崔光远又不能兼管东川，所以朝廷采用高适先前的主张，把两川合为一处并撤销东川。崔光远被罢免后，实际上是严武代替了他。严武被召入朝，以高适代替；高适失去西山三州，又由严武代替。实际情况是高适代替严武，严武又代替高适，说高适代替崔光远是错误的。赵▯《玉垒记》说：上元二年，东剑的段子璋反叛，李奂逃到成都，崔光远命令花惊定平叛；花惊定纵兵掠夺男女，甚至砍断手腕取金，监军按罪追究他；他在冬十月因愤恨而死。同月，朝廷任命严武。这是严武代替崔光远的证据。宝应元年，杜甫有《严中丞见过》诗说：“东西两川合并，仰望使者的旌节。”诗下注说：严武从东川调任西川，诏令两川都由他节制。这是严武第二次出镇时两川合并的证据。李奂虽然再次担任节度使，也不能长久留在东川；那么为什么从李奂以后直到张献诚，没有一个人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呢？所以说《旧唐书·严武传》正确，其他记载都错误。至于大历初年再次分置两川，《旧唐书》说是在崔宁镇守蜀地之后。而《方镇表》认为是在大历元年。《会要》和卢求《成都记序》认为是在大历二年正月。考察大历元年杜鸿渐的表文，其中任命张献诚以山南西道兼领东川，到了大历二年才确定下来。此事又应当以《旧唐书》《会要》为正确。《旧唐书》本来记载得不详细，且有很多抵牾；《资治通鉴》则尤其错杂。严武第一次出镇，《通鉴》已经遗漏；第二次出镇却记在宝应元年六月。那一年四月，朝廷召严武入朝，参加二圣山陵之事，任修道使；《通鉴》却说六月出镇，七月徐知道反叛，严武于是守剑阁，直到九月还没有走出巴地。所以杜甫有“何路出巴山”的诗句。《通鉴》又说徐知道据守要害拒绝严武，严武不能前进，背谬得太厉害了。胡三省拘泥于《通鉴》，于是说严武只有两次镇守剑南。《新唐书》大概因为杜甫诗句而造成这一错误，错乱更是不可言说。谨慎地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博学多闻的人考订。

译（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乞求归去，皇帝下了优厚的诏令准许；遇见我时，正是宿昔心愿相亲。夜里在梁园醉中起舞，春天在泗水边一路放歌。鲁▯、黄鹤等人编写《杜诗年谱》，都说开元二十五年以后杜甫客游齐、赵，和李白、高适经过汴州，登上吹台，并以《壮游》《昔游》《遣怀》三首诗为证。我考察认为并不是这样。根据杜集，《赠李十二》诗说：“乞求归去，皇帝下了优厚的诏令准许；遇见我时，正是宿昔心愿相亲。夜里在梁园醉中起舞，春天在泗水边一路放歌。”那么李白遇见杜甫，应在天宝三年乞归之后，随后二人一起游历梁园、泗水。东都所作《赠李》诗说：“李侯是金闺中的才彦，脱身出来从事幽隐的探求；也有梁、宋之游，正等待采拾瑶草。”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天子知道李白不能留在朝廷，于是赐给金钱让他归去。李白便到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那里，请求北海高天师在齐州紫极宫传授道箓。曾巩序说：李白是蜀郡人，起初隐居岷山，后来出居湖、汉之间，向南游历江、淮，到了楚地，在云梦停留三年；离开云梦后到齐、鲁，居住在徂徕山竹溪，进入吴地。后来到长安，明皇召见他，任为翰林供奉。不久因为意见不合而离去。向北到赵、魏、燕、晋，向西登临陇、岐，经过商、于到洛阳，在梁地游历最久。后来又到齐、鲁，向南渡过淮水、泗水，再次进入吴地，转而涉足金陵，沿秋浦而上，到达浔阳。可见李白游梁、宋、齐、鲁是在离开翰林之后，这与杜甫诗相合。《鲁城北同寻范十隐居》诗说：“不愿谈论簪笏仕进之事，心中悠然自有沧海之情。”也是李白离官之后所作。《遣怀》说：“回忆曾和高适、李白等人交游，一起进入酒垆。”《昔游》说：“从前曾和高适、李白，晚上登上单父台。”《壮游》则说：“在齐、赵之间放纵游荡，穿裘骑马颇为清狂。春天在丛台上歌唱，冬天在青丘旁打猎。苏侯骑在马上十分高兴，忽然像带着葛强一样。”写在齐、赵游历时说苏侯，写在梁、宋游历时说高、李，可知他们结伴游历本来有明确区别。苏侯注说：监门胄曹苏预，就是源明。开元年间，源明客居徐、兖，天宝初年考中进士；诗中只举苏侯为例，由此可知杜甫游齐、赵是在开元年间，当时高适、李白并不在一起。考察李白诗集，《书情》说：“一旦离开京城，十年游历梁园。”《梁园吟》说：“我驾着黄云离开京城，挂起船帆想要前进，水波连着山峦。天长水阔，厌倦了远行，访古才来到平台之间。” 这是李白离官后游历梁、宋的证据，与杜甫诗相合。《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说：“长安的宫阙高在九天之上，这里曾经是我任近臣的地方。屈原憔悴，滞留江潭；亭伯流离，被放逐到辽海。”《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说：“醉酒分别又过了几天？登高临水，游遍池台。哪里想到石门的道路上，还能再次打开酒樽呢？”由此可知，李白游历单父之后，在鲁郡石门与杜甫分别。单父到兖州二百七十里，大概杜甫等人游历梁、宋之后，又到了鲁郡，才说到分别。考察高适诗集，《东征赋》说：“岁在甲申，到了秋季最后一个月。高子游梁已经很久，正要前往楚地而迅速远行。遥望君门，路途悠远；没有人先替我引荐，只能姑且不隐居而又不出仕，任凭自己漂泊流离。”甲申是天宝三载，大概是高适刚刚解除封丘尉任之后，仍然游历梁、宋，也正是李白离开翰林的那一年。《登子贱琴堂赋诗序》说：“甲申年，正好登临《子贱琴堂》。”这就是杜甫诗所谓“晚登单父台”。按当时的年月考察，天宝三载杜甫在东都，四载在齐州，这正是他和高适、李白交游的日子吗？李白、杜甫两位先生先后游历的踪迹就是这样。年谱中的错误，不能不加以订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有尧祠送别杜补阙的诗，认为那是送别杜甫；可见宋人已经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聂耒阳因为江水阻隔，不能亲自前往，写信送来酒肉以救济我在荒江上的饥饿；诗作成后代为寄怀，兴尽而用原韵） 《旧唐书》本传说，杜甫游衡山时寄居耒阳，吃了牛肉、喝了白酒，一夜之间便死在耒阳。元稹《墓志》说：“乘小船下行于荆、楚之间，最终在寄居之处去世，旅葬于岳阳。”杜甫死在耒阳、灵柩停葬在岳阳，史书和墓志都可以考证。自从吕汲公《诗谱》不明白“旅殡”的含义，认为杜甫这一年夏天返回襄、汉，死在岳阳，于是王得臣、鲁▯、黄鹤之流纷纷争论，说杜甫不曾死在耒阳，又牵引《回棹》等诗，认为那是当年夏天返回襄、汉的证据。考察史书，崔宁杀郭英▯，杨子琳进攻西川，蜀中大乱；杜甫带着家人避乱荆楚，乘小船下三峡，这是大历三年。那一年到达江陵，迁居公安，年末到岳阳，第二年到潭州，这些都可以从诗中考察出来。大历五年夏天，为躲避臧▯之乱进入衡州。史书说：沿湘江逆流而上到衡山，寄居耒阳而死。《明皇杂录》也和史书相合，怎么能反而依据《诗谱》来怀疑它呢？它所引用的《登舟》《归秦》等诗，都是大历四年秋冬在潭州所作，绝不在耒阳之后。《回棹》诗有“衡岳蒸池”的句子，大概是大历五年夏天进入衡州后，苦于炎热，想要回船北上襄、汉游历，却没有实现。这首诗作于到达耒阳之前已经很清楚了，怎么可以据此作为北返的证据呢？从诗歌考察，大历四年杜甫整年居住在潭州。而各家年谱都说这一年春天进入潭州，随即前往衡州，夏天因为炎热又返回潭州，这又是把《回棹》诗误认为该年所作。编写年谱的人凭臆测度，便奋笔写下，年谱不能作为准则竟到了这种程度。我断定应以史书、墓志为准，说：子美大历三年下三峡，经江陵、公安到岳阳；大历四年在潭州；大历五年在衡州；死于耒阳，灵柩停葬岳阳。其他支离附会的说法，都删掉不载也可以。正当他在旅途中憔悴困苦的日子，十多天没有进食，什么时候能吃饱都无法预料；牛肉白酒，哪里值得因此责难，竟然还纷纷起意替公讳饰？至于刘斧《摭遗》中的小说，以及韩退之、李元宾的伪诗，三尺童子都知道应该讥笑。诸人却彼此驳正，把这当作自己的能事，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译（注杜诗略例） 吕汲公吕大防编写《杜诗年谱》，认为按次序排列杜甫出仕、退处的年月，大略可以看出他作文章的时期，从而考察他的辞气笔力如何由年轻时的少而锐利，壮年时的奔放，到老年时的严整。汲公的用意是好的，但也只是约略说明而已。后来编写年谱的人记录年月、编排事情，互相排比编次；梁权道、黄鹤、鲁▯等人用它来排列诗作先后，年经月纬，好像亲自和子美交游，还能凭借记录他的笔札。没有可以凭据的地方，便从诗中穿凿出只言片语，曲意为之解释，这也近于愚蠢了。现在根据吴若本的识语，知道其中的大略：某卷是天宝未乱时所作，某卷是在秦州居住时所作，某卷是在成都居住时所作，某卷是在夔州居住时所作。对于那些错乱失次的地方，略加考订；各家曲解的说法，一概删去。子美的诗集都是天宝以后所作，编诗的人却把某些诗系在开元年间，仍然沿袭《年谱》的错误。子美和高适、李白游历梁、宋、齐、鲁，是在天宝初年太白被放还之后；《年谱》却系在开元二十五年，所以各家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旧史记载高适代替崔光远担任成都尹，《年谱》认为只是代理，于是在上元元年大书：“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适代理成都尹。”唐代制度规定，节度使出缺时，由行军司马代理掌管军府事务，从未听说由刺史代理。元微之《墓志》记载嗣子宗武，《年谱》却认为宗文早亡，于是在大历四年大书：“夏，重新返回潭州，宗文夭折。”考察樊晃《小集序》，杜甫去世以后，宗文还漂泊寄居在江陵。像这一类说法，既愚蠢又近于妄诞。杜甫诗过去号称有千家注本，如今虽然不能全部见到，在各本中也大致有所保存。总的说来，它们芜杂污秽、错乱鄙陋，像出自同一套路数。其中相对较好的有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职事，范围狭窄，少有发明；他的缺点在于短浅。蔡梦弼以搜集经传为博洽，内容泛滥而错杂，不明白取舍；他的缺点在于杂乱。黄鹤以考订史实为功夫，割裂支离，不懂得要旨；他的缺点在于愚陋。我对于这三家，取长补短，大略只保留十分之一而已。注家错误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姑且略举几端，用来帮助读者举一反三：一是伪托古人。世间流传的伪苏注，就是宋人的《东坡事实》。朱文公说：是闽中郑昂伪造的。宋人为李白诗作注时，又引用伪造的杜诗注来注解李白诗，而类书常常误把它当作旧有典故。例如《赠李白》诗中“何当拾瑶草”一句，注中载有东方朔《与友人书》。元人编的《真仙通鉴》、本朝人编的《赤牍书记》，都把它收入其中。洪容斋说会因此使后生疑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注家又引用《唐史拾遗》，唐代根本没有这部书，也是出自后人的伪撰。一是伪造故事。本来没有这件事，反而利用杜诗现成的字句增删成文，再把它附会到前人的事情上，例如伪苏注把“碧山学士”附会为张褒，把“一钱看囊”附会为阮孚，把“昏黑上头”附会为尝琮，就是这种情况。蜀人师古的注尤其可恨：王翰卜邻，便捏造杜华的母亲命令杜华和王翰选择邻居的事情；焦遂五斗，便捏造焦遂口吃、醉后高谈阔论的事情。流俗之人彼此引用作证，造成的疑误非常多。一是附会前代史实。注家引用前代史书，真伪混杂。例如王羲之从未任永嘉太守，却说他的庭院中排列着五匹马；向秀在朝廷本来没有任职，却说他继承杜预镇守荆州。这类说法像盲人的瞎话，不知道从何而来，注家却还把它们传了下来。一是伪造人名。有些底本本来没有姓名，却伪造一个姓名来落实它，例如把“卫八处士”说成卫宾，把“惠、荀”说成惠昭、荀珏，把“向乡”说成向询。有些底本所指并不是那个​​人，却胡乱引用某人来充当它，例如把“韦使君”说成韦宙，把“马将军”说成马▯，把“顾文学”说成顾况，把“萧丞相”说成萧华，把“己公”说成齐己。至于《前年渝州杀刺史》一首，注家妄自捏造渝州、遂州刺史和叛贼的姓名，单复《读杜愚得》又把它编入年谱，更加可笑。一是篡改古书。有些引用古文时增添改动，例如慕容宝樗蒲获胜得到卢马的故事，增添“袒露双臂、赤脚大叫”四字；《赭白马赋》引用“品▯骁腾”作为句子；又把《蜀都赋》中“以缥青酒，醉上数月”的上下文割裂开来，以迁就“蜀酒”这句诗。有些引用古诗时也篡改字句，例如把“庾信蒲城桑叶落”改成“蒲城桑落酒”，把陆机“佳人眇天末”改成“凉风起天末”。这类做法违背文义，严重误导后学；然而这样做的人也实在愚昧浅陋。一是颠倒事实。有人把以前的事情说成后来的事情，例如把《白丝行》认为是讥刺窦怀贞，把“萧京兆”认为是哀悼萧至忠。有人又把后来的事情说成以前的事情，例如把《悲青坂》说成邺城之战，把雍王节制军队说成朱滔、李怀仙之流的事情。一是强行解释文义。例如“掖垣竹埤梧十寻”，有人解释为：宫墙的竹子、墙边的梧桐，长度都达十寻。有这样的句法吗？又如“九重春色醉仙桃”，有人解释为：入朝饮酒，脸色像春天一样。这种文理说得通吗？这一类解释都足以使后来的学者疑惑误解，删都删不胜删。一是弄错地理。例如注释“龙门”时，旁征博引《禹贡》的龙门，却不知道诗中说的是雒阳的龙门。注释“土门”“杏园”时，笼统列举长安的土门、杏园，却不知道诗中说的是河南的土门、杏园。注释“马邑”时，笼统列举雁门的马邑，却不知道诗中说的是成州的马邑。各家之中只有黄鹤比较懂得援引依据，可惜他不懂得辨析取舍。

译一是说：妄自牵合谱牒。考察唐代《宰相世系表》，杜预有四个儿子：锡、跻、耽、尹。襄阳杜氏出自杜预的小儿子杜尹。元稹《墓志》说：“晋当阳侯以下十代，生杜依【▯】。”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称自己是当阳君的十三代孙杜甫。杜甫既是杜预的后代，却不知道杜预的四个儿子中哪一个是杜甫的祖先。可是旧谱把杜甫列为杜尹的后代，这又有什么根据呢？唐代《旧唐书·杜易简传》说：“杜易简，是襄州襄阳人，周代硖州刺史杜叔毗的曾孙。杜易简的从祖弟是杜审言。”杜易简和杜审言同出于杜叔毗一支；杜获嘉是杜甫的高祖，也就是硖州刺史杜叔毗的儿子。《周书·杜叔毗传》说：“他的祖先是京兆杜陵人，后来迁居襄阳。祖父杜乾光，任齐司徒右长史；父亲杜渐，任梁边城太守。”这一世系，是目前能够清楚考察的。按照《世系表》推算，杜尹以下第六代是袭封池阳侯的杜洪泰，与杜乾光同辈。杜洪泰生有两个儿子：杜祖悦、杜【▯】，与杜渐同辈。杜【▯】生有三个儿子：杜景仲、杜景秀、杜景恭，与杜叔毗同辈。杜叔毗、杜景恭都在周朝做官，他们的儿子都在隋朝做官。杜叔毗的儿子是杜廉卿，却不知道他是不是杜易简的祖先？是不是杜审言的祖先？旧谱把杜叔毗列为杜【▯】的儿子，又把杜景仲、杜叔毗都列在杜【▯】名下，错误极其严重。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订正。颜鲁公撰写《杜济神道碑》，称杜济是征南将军的第十四代孙。杜甫有《示从孙济》诗，这样才彼此相合。《世系表》却把杜济和杜位都列为杜景秀的后代，同为征南将军的第十四代孙，而杜甫诗中称杜位为从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宋人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承袭各家的谱牒，其中有许多错误。欧阳公几乎没有删削修订，恐怕不能把这部世系表作为依据。我姑且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博闻强识的人来考订。宋人解释杜诗，一个字一句话都要牵强附会。像伪苏注解释“屋上三重茅”、师古解释“笋根稚子”，尤其可笑。黄鲁直解释《春日忆李白》诗说：“庾信只达到清新，鲍照只达到俊逸，这两家不能兼有对方的长处。渭北一带地寒，所以树木有花而少结果实；江东是水乡，多有蜃气，所以说景色斑驳杂乱。文章的体格也是如此。我只是想同李白仔细讨论这些罢了。”洪驹父《诗话》说：有一个老书生给杜诗作注，说：“儒冠是上面的服饰，‘本乎天者亲上’，用来比喻君子；纨绔是下面的服饰，‘本乎地者亲下’，用来比喻小人。”黄鲁直的说法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可是唯独这个老书生被人拿来取笑，这是为什么呢？流传于世的杜集，只有吴若本最接近古本，其他版本都比不上它。题目下面和行间的小字，各本所说的“杜公自注”，大多保存在其中；另外的注释也夹杂在里面。我略微根据文意加以区别：属于杜公自注的，用朱字；另外的注释则用白字，依照《本草》的体例。至于字句的异同，则一概以吴本为主，间或采用其他版本参校。宋人的词话把蜀人所作的《将进酒》说成是少陵的作品。蔡梦弼的诗注记载王维所画的《子美骑驴醉图》，还附有子美的断句诗。至于郑虔治愈疟疾的说法、宗文【斧臂】的戏谈、李观关于坟土的争辩、韩愈采录遗事的诗，都是里巷小人流传的话，是君子不应谈论的。至于《饭颗山头》一诗，虽然出自孟【▯】《本事》，但说它是在讥刺杜甫的拘谨，这不是通达之人的说法，我也不予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