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三十

译《少师高阳公奏议》序 唉！上天爱护国家，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国家安治时，上天必定为它生出辅佐天命的人；国家动乱时，必定为它生出拼命挽救的人；而当国家长久安治之后将要发生祸乱、正盛之时已经显出衰败征兆时，也必定为它生出保全大局、平定倾危的人。上天生出这些人来拯救世间，就像人储备药物来救治疾病一样。有这种病，就必定储备这种药来对症治疗。因此疾病虽时常发生，人们的性命却有所凭借而不感到恐惧。然而上天生育这种人，有才能就一定要使他最终发挥出来，有作用就一定要使他充分施展。有时他的才能尚未完全施展、作用尚未完全实现，上天又仿佛让他登临、跌宕、颠簸、戏弄，借此应对国家的缓急，而显现豪杰的才能。上天爱惜人才，务求保全他们，与爱护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唉！我国中叶正当全盛之时，却发生了奴酋之难，不能说不是祸乱将起、衰败将至的时机。而保全大局、平定倾危的人，像已故少师高阳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上天特别厚爱而生出的吗？大概奴酋自抚顺发难以来，势头像旋风和烈火一样，无法接近。广宁陷落，振武溃败，宁前被焚，整个天下这样广大，九庙这样重要，危急得几乎只能把性命寄托在一堵墙上。高阳公在这时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主动请求承担边关和宗庙社稷的重任。他认为，保住关外才可以保住关内，保住关内才可以保住京畿。首先提出在八里铺划定地界、修筑城池的建议，于是关门的规划大体确定。经营四年，开拓土地四百余里。奴酋放弃广宁，退守河东。这是高阳公初次镇守时的功劳。己巳之役，他五日内赶赴朝廷，一夜之间出京镇守，在辽帅、辽兵狂奔惊乱之时挽救他们，决断只在呼吸之间，缰绳始终掌握在手中，关门很快安定，京师解除戒严。遵化、永平四城相继收复，用来报答天子。这是高阳公再次镇守时的功劳。高阳公前后出镇的方略，都具载于奏议之中。假使他初镇之日的主张能够施行，那么整个辽东都可以收复，哪里还会有宁远、锦州的问题？假使他再镇之日的主张能够施行，那么河西也可以开辟，哪里只会收复四城？晋阳的谗言阻挠在前，中山的诽谤离间在后。奴酋的游魂还没有消灭，而我国的国耻还没有洗雪，这是上天有意安排的吧。然而自高阳公再次镇守以后，奴酋虽然一再入侵，最终也不敢把左脚探入关门，而神京安然无恙，安稳得像倒扣的盂。譬如治理家庭的人：墙垣修缮完好，门庭坚固厚实，门闩和锁具都设在内部，夜间严加巡守，在外警戒；即使有穿墙入户的小偷在昏夜中突然作案，主人也可以高枕安眠，安居内寝，不会有狗叫示警。上天确实生出高阳公，是为了替国家料理东方的事务；东方的事务平定了，高阳公的才能也就完成了。然后上天借羯奴之手，使高阳公完成忠臣的节操。于是成仁取义的局面才完整，忠臣志士同仇敌忾、铲除凶敌的气概和志向，也更加充满愤懑而无法消解。人们只知道上天生高阳公是为了制伏奴酋，难道哪里知道上天使高阳公死去，正是为了消灭奴酋吗？高阳公的奏议共有若干卷，南司马范公请求高阳公后刻印。刻印刚刚完成，高阳公殉难的讣告就传来了。我钱谦益作为年老的门生，受命为它作序。高阳公受到熹宗皇帝的知遇，皇帝临轩授予他兵权，说汉代只有孔明，唐代只有裴度。今天子在平台召见他，直到日暮还秉烛相见，亲自把东方事务交给他。然而朝廷右侧的权奸和边疆上的怯懦官吏，从旁牵制并相互阻挠他。高阳公不能独立施行自己的主张，恢复祖宗旧有疆土，以报答二圣，所以他的奏对文章大多是谦让功劳、承担罪责，忧虑谗言、畏惧佞臣，忍受苦味、含着苦药，内心郁结而孤愤。人们都认为高阳公死于奴酋之手是难事，却不知道高阳公在边疆时，心中和口中都受到阻塞，进退两难，譬如炎帝尝百草，一天之内多次濒死；他的艰难和痛苦，几乎不只相当于死一次。如今皇帝赫然震怒，发誓要在早朝进食之前消灭奴酋。假使高阳公的奏疏能够送到大厦细旃之中，供皇帝在乙夜详细阅览，皇帝一定会愤慨长叹，怜惜高阳公的志向，并在高阳公身后完全采纳他的意见。后世君子考察高阳公所处的时代并研究他的事迹，然后就会知道高阳公的才能果然还有没有完全施展之处，他的作用也果然还有没有完全实现之处；这样便会知道上天生高阳公以及上天爱护我国，确实不是偶然的。至于我，衰老迟暮，退隐废弃，老而不死，进身不能参与国家的忧患，退处又不能报答师门；抚摸着高阳公的遗文，忍痛写下这篇后序，合上书卷放声痛哭，连自己也不知道凭什么还能厚着脸皮活在世上罢了！崇祯己卯九月十七日辛未，门生钱谦益谨慎叙述。

译《荣康侯公奏疏序》已故太忄专驸马都尉、谥号荣康侯的公，身逢清平安宁的时代，统领戚里、掌管宗政五十多年。外戚大臣没有别的建言，每年按时上奏致谢，不过是祈求丰年、随从皇帝出游之类的事罢了。公在神宗静摄、批答稀少简略，矿税纷纷兴起、辽东土地日益缩小的时候，常常上疏直切劝谏，流泪痛哭。而其中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确定国本。大概自万历年间起，太子之位长期空缺，皇帝震怒接连发生，满朝官员上疏后跪伏宫阙，彼此环视，却没有人敢署名。公说：宗人府是文职一品衙门，这是会典所规定的；我愿意用一乘熟牛皮车作为开头。奏疏上呈后，公怀抱官印进入午门，伏地待罪。奏疏虽然留在宫中未发，但皇帝的心意已经深深地感悟醒悟了。到了辛丑年册立太子时，代藩的争讼和挺击案件又相互牵连而起。这两件事，都是国家的大疑案。《公羊传》中关于母亲尊贵的议论，还不敢公开争辩；借藩王册封来作榜样，就会使国家产生疑惑。赵虏挖掘蛊惑之事，本来没有宫内的间隙；假借狙击事件进行试探，就又会使国家产生疑惑。疑惑产生迷乱，迷乱产生争端，争端产生妖异，彩虹窥日、阴云蔽日，大祸于是发生。公在这时依据经典、援引义理，慷慨而明确地辨析，群疑因此屏息，国家的大是大非终于确定。古语说，善于解开绳结的人佩带锥子。公对于国家来说，作为佩带锥子的人，作用也实在太大了。唉！世上那些忌讳谈论国本的人，动不动就说：这是疏远的小臣，妄自议论宫闱，会离间骨肉亲情。《诗经》不是说过：问候我的诸姑，于是又问到伯姊吗？寿阳大长公主，是神宗的妹妹、先帝的姑母。公主到长乐宫问候皇后，到未央宫问起居；作为两宫的家人，作为帝后兄嫂，难道还像外人的疏远亲属一样，泄露宫禁中的话，谈论温室树木吗？公凭借外戚亲属的关系，参与关系宗庙社稷的重大谋划。特羊之享，不祈求在中立时免祸；青蒲之泣，也不要求得到拥护保佑的回报。既然如此，国本之事，公若不说，谁应当来说？公既然说了，那么谁又不应当说呢？小人和奸佞挟持邪说，诋毁金▯为过分忧虑，诬蔑羽翼为离间；读到公的各篇奏疏，就可以用来堵住他们的嘴了。公的儿子、缮部郎昌胤，编录公的奏疏刊刻出来，请我为它作序。我对于公忠诚正直的言论中关系国本的部分，特意表彰并列出，用来补足国史的缺漏，也使那些截断国论的人有所裁断。公以外戚大臣身份获得谥号，可以说是罕见的典制。然而公卿大臣歌唱安逸、追求聚集声色享乐的，没有不获得谥号的。公在谥号中能够获得上中之等，是什么原因呢？先朝忠于先帝的人，所遭受的祸患很深。公因为是外戚大臣，才谨慎而得以免祸。《少保梁公恤忠录序》神宗即位时还年轻。江陵张居正独掌国政，以严厉急切、综合考核为治国方法。朝廷内外的大臣都勤勉办事，恪守职守。府库充实，胡虏守在边塞之外。当时有已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追赠少保的真定梁公，出镇京畿，入朝掌管中枢，边防整治有成，首功屡次上报，成为文武官员的表率，首先被称为劳苦功高的大臣。他掌管铨选不久，江陵便去世了，于是因舆论而引退。天启初年，高邑赵忠毅公多次上疏列举梁公一生的大节，为他向朝廷申诉，追赠和抚恤的典制才完备。自赵忠毅的奏疏发表后，梁公不依附江陵的事实才向天下完全显明，这就是《恤忠录》因此编成的原因。江陵骤然败亡时，天下人争相揭发他的罪过；等到后来，又争相附会夸大他的功劳。我认为江陵的功劳可以记录，但他的罪过也不能宽赦。而继承江陵政策的人，把阴柔说成和平，把昏聩琐碎说成老成持重，完全反过来实行他的政策，以此取悦天下。江陵所任用的人，全都被压制埋没。他们精强能干的才略，突然在世上不再存在。像梁公这样的人，砥砺节操、以公事为先，功劳在边疆，怀抱忠心直到地下，到了改朝换代之后才得以昭白，这也是继承江陵政策者的罪过。江陵所任用的人，是良马；江陵以后所任用的人，是雄狐，是狡鼠。江陵能够驾驭良马；江陵以后，只会豢养狐狸和老鼠。国家的事情如果同狐狸和老鼠商议，良马必定会迟疑拖延、背负车辕，长声嘶鸣却不肯进食。凭梁公的才能，难道会因为江陵的缘故而被屏退，却还能与狐狸老鼠争路吗？江陵以后，人才的升降，也是国家成败得失的一片领域。读到这部《恤忠录》的人，也可以为此三次叹息了！梁公掌管军务时，浙江省罗木营发生兵变，梁公向江陵请示。江陵说：‘这一定要派一位强干、懂得更换兵事的人去处置。’梁公说：‘从前的滑县令张佳胤就是这样的人。’ 江陵点头同意，命张公前往，事情于是平定。梁公同江陵站着谈了几句话，就平息了两浙的叛乱。假如在今天，梁公掌管军务、江陵身居政府，难道会把奴寇留给君父吗？我和梁公的孙子、中翰维枢讨论编次梁公的谱录，想到江陵留下的事迹，不能不感到愤慨，所以连带写下这些。

译《刻邹忠介公奏议序》已故御史大夫、谥号忠介的吉水邹公，考中进士后，立即上疏抗辩，论说江陵夺情之事；在宫阙下遭受廷杖，被投放到荒远之地，九死一生，儿童妇女都知道他的姓名。我寄籍外地时，距离万历丁丑年才十多年。祖母卞淑人把邹公的事迹讲给我听，用来教导我，咨嗟叹息，仿佛他是千古以前的人。天启壬戌年，我才在朝廷拜见邹公，一见面就像平生老友一样欢洽。邹公初入朝廷时，朝廷中的大臣看到他的衣冠，以为他非同寻常。他的门墙高峻，像泰山高岳一样不可仰望；又像秋霜烈日一样不可接近。但邹公本人却颓然和蔼，威仪平易正直，语言坦率，没有人不能到他面前去。他曾经到我的住所，拍掌谈笑，在座旁的榻上欠身伸腰，话题刚换还没有说完，便抚腰坦腹，呼呼熟睡了。他疏放直率、胸中无事，大多就是这样。然而一谈到军国大事、朝廷大议、人才遭受摧折以及忠邪消长的原因，他便意气奔涌，目光射人，像箭离弦、流星飞驰一样，根本无法抑制。每当有所见闻，便起草奏疏上报；展开纸张、拿起笔，完全按照自己想说的话来写。他向君父陈述的方式，就像向宾朋、妻子陈述一样，闲谈长话，偶尔也牵连涉及。心意不加油饰，文章不加删改。时间久了，有时连删改过的稿子也一并忘掉。总之，这都是他的天性使然，并不是有意学习古人，把诡异文辞和焚毁草稿当作本领。邹公去世后，福建人林铨，字六长，抄得他的奏议五卷，每次出游，都把这些奏议和他所作的诗卷一起收藏在箱子里。崇祯乙亥年，林铨客居潜山山谷寺，流贼突然到来。林铨部署寺僧，占据半山防守；过了几天粮食吃尽，守卫的人也离去了。林铨把钱财器物全部丢弃，取出忠介公的奏议和诗卷，绑在两臂上；右手提着石块，左手拿着白木棒，背着剑，一边战斗一边逃走，踉踉跄跄走了一百多里；两天后回到寺中，饥饿之下找不到食物，拍手大笑说：‘我即使饿死，也幸亏凭忠介公的遗文获得了免死之路。’又过了七年，他从越地游历吴地，典当衣服、卖文章，稍有余钱，便全部交给刻字工人，刻版流传于世，并嘱托我作序。自江陵死后，忠介公被当时的宰相忌恨，不能在朝廷容身一天；晚年升任三公之一，又被阉党以言论罪名驱逐，最终死去。他死后，福建沿海的平民，本来没有登门交游，也没有一面之交，却得到他的遗文断简，珍爱保护，在战马撞击、生死呼吸的危急时刻，以自身性命来守护它们，这实在值得感叹！忠臣直士的名节道义，是天地间的元气。谗佞小人把它看作骨肉仇怨，必定要砍除、消灭，直到不留下后代才肯罢休。唉！天地间的元气，终究不可能消灭；可是那些磨牙凿齿的谗佞小人却接连不断，从未止息。像林铨这样的作为，大概也是这个世间不可缺少的吧？崇祯辛巳十二月作序。《范司马参机奏疏序》《参机奏疏》若干卷，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吴桥范公所著。侍御方君孩未替它删去烦琐、补正残长，剖析摘取其中的主旨，流传于世，并嘱托我作序。我读这些奏疏，感叹着说：唉！良医治病，有标有本。治疗表面症状的方法，如寒热、补泻以及七方十剂，可以通过诊断而知道，是知道病情便能说出的。至于根本病症的关键、深层传变和隐微病情，诊断它的人难以知道，知道它的人也难以说出。所以说：手臂折断三次，便知道怎样做良医；上等的医生能够医治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近来天下多事，北方奴寇作乱，南方流寇蔓延。天子眷顾陪都，把留守中枢的事务交给范公。范公任职共四年，廉正明辨来率领僚属，公正严明来杜绝请托，勤勉敏捷来充实军需、整顿戎备，诚信来安抚将士、激励勇武。南京额定兵员八万人，能作战的不到一万人；拿起兵器便像摆设，脱下头巾便成为骄纵子弟。范公安定营制，挑选家丁，修治楼船，训练火器，使将领懂得用兵，使士兵熟悉将领；军队和营垒焕然一新。于是有援救池州、滁州、庐州的军队；江浦之战中，贼军的烽火在夜里照亮江水，却不能凭一片羽毛飞渡过去，这是谁的力量呢？范公安排军事部署，认为不作战就无法防守，不守长江就无法守护陵寝和京城，不守江北就无法守住江南。这是守护江南的大局。以池河卫护关山，以关山卫护滁州、浦口，这是守护江北的大局。在庐州屯驻重兵，派游兵出动于英山、六安之间；向东占据凤阳、泗州，向西支援皖地、楚地，向南控制长江，向北扼守淮河，这也是守护江北的大局。贼军从河南趋向庐州，从凤阳趋向池州，又从和州趋向浦口；贼军没有不窥伺的地方，我军也没有不应援的地方。克敌的期限只在漏刻之间，决断的机会只在呼吸之间。估计没有不恰当的，应对也没有不抢先的。范公对全局明察如画图聚米，贼军无法逃出我们的掌握。这些虽然是范公治疗表面病症的办法，却不是治疗根本病症的办法。天下的病，没有比放纵声势正盛的贼寇、豢养必然叛乱的贼人更大的了；给他们土地，资助他们物力，借给他们名号，用岁月宽纵他们，使他们休养生息、布置部署，任其做他们想做的事，而天下没有人敢指斥他们。这就是所谓诊断很难知道，知道又很难说出的病。范公上疏抗辩，揭发其中的关键，剖开其中的祸根，使西方贼寇胆寒，中枢大臣心惊，范公也因此被罢免，转眼之间便离开了。唉！良医医治国家，取得疗效难道不是特别困难吗？用心难道不是特别艰苦吗？唐朝末年对付黄巢，刘巨容想留下他来求取富贵，高骈想放纵他来震慑朝廷。元朝末年对付谷真，主张招抚的人吞下了漂海的诱饵，主张捕捉的人遭受了羁管之祸。如今为什么要放纵献贼呢？上天保佑圣明的君主，玩弄贼寇的人已经伏法，误国的人已经被车载尸体示众；那些游魂苟且偷生、吃饱后离去的人，马上就要把首级悬挂在街头了。范公的言论到这时就会像丹青一样光明显著，像金石一样可信。范公充分施展折臂良医的才能，国家也将收到使人清醒的疗效。唐朝、元朝末世的事情，哪里值得一提呢！方孩未表彰并流传范公的奏疏，本来就是认为圣明天子正深切忧虑、多遭艰难，将要把范公当作岐伯、扁鹊。奏疏都在这里，标病和本病的症状，交错呈现在简牍之间，或许可以同玉函金匮相媲美吧？这样看来，孩未也是医治国家者的指南。崇祯辛巳正月作序。

译《赵文毅公文集序》文中子说：‘谢灵运，是小人啊！他的文章骄傲，君子的文章则谨慎。沈休文，是小人啊！他的文章浮艳，君子的文章则典雅。’君子和小人的文章竟然如此容易辨别。王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但我认为还有一个要点：君子的文章必定刚健，小人的文章则柔弱；君子的文章必定阳刚，小人的文章则阴柔。上下数千年，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因此，故吏部左侍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毅的赵公，文集若干卷。自赵公去世以来，已经在当时广泛流传；现在他的儿子叙州守隆美才嘱托我为它作序。大概赵公在史馆时，慨然有志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后来屡遭谗言阻挠，不能掌握权柄、得到任用，所以他忠于君主、忧虑国家，辨别贤能与奸佞，都大量表现在文章之中。他在仕途进退之间周旋反复，屡遭龃龉，但那种压抑而又磊落的气概，始终没有多少改变和衰减，读他文章的人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与赵公同时进入馆阁、取得卿相职位、富贵显赫胜过赵公的人很多。他们流传于世的文章，有的圆滑柔媚而缺少风骨，有的纤细琐碎而多含锋芒；平津的曲折之学、临川的新学，知言的君子读了，也有为之合卷三叹的。哪里像赵公的文章那样，正是古人所说的光芒冷峻、颜色端正，使人一望便肃然起敬呢？赵公在神宗初年首先树立大节，天下震动，争相自我磨砺，追随在他身后；直到现在六十多年，持守节操、蕴蓄义理，时间越久越为昌盛，全都是由赵公发端的。读赵公的文章，对照他一生的大节，那么万历以来的国事议论和士人风气，都可以考察看见。士君子阳明刚大的气质，经过涵养而不受损害，发之于文章并关系到世道，就是如此。后世有志于学习赵公的人，读他的文章而有所感发，也只是能够及早辨明刚柔、阴阳的界限罢了。《耀州王文肃公文集序》我的老师耀州王文肃公去世后，他的儿子淑▯收集整理遗文，带在身边，枕着它们共同度过了整整八年。后来遇到流民之乱，他浴血奋战攻击贼寇，背着孩子才得以逃生。一路奔走三千里，来找我钱谦益谋划刻印，并让我为它作序。王公刚到二十岁，就凭文章称雄三辅；等到考取第一名，进入翰林词垣，掌管诏书，担任启沃君主的职务，往来于承明著作之庭，前后将近三十年。高雅的文章和典册，大多出自王公之手。神宗中叶时，他身材高大，负有宰辅的声望。天下正人君子仰望他，把他看作北斗；而奸邪小人却把他当作靶子。总之，所谓光芒冷峻、颜色端正，使人一望而敬畏的，就是他。等到他去世，天下人惋惜他没有完全实现才能，又更加思慕他的遗文。凡是传抄、诵读、学习他文章的人，无不跃然而起、肃然折服；久而久之，又忧愁愤慨、彷徨惨淡，仿佛仍有未能获得的东西。王公是秦地人。洪河、泰华的气势，雄浑郁积，在王公身上充分奋发出来。他的气骨方正严峻、峭拔独立，所以文章如日光、如玉石般洁净，与金天相互映照而晶莹。他胸中包罗一世之事，无所不有，所以文章中包含杜甫的深厚、韩愈的奇崛，汇合▯澧而吐纳镐京，陆海中的珍藏全都具备。他敬畏天命，悲悯百姓困穷，抚念自身而忧闵时局，每每郁结而形诸言语。譬如河流，劈开华山，踏过襄地，曲折回旋，流经万里；当它狂风冲击、水势激荡时，发出崩裂激越的声响。啊，盛大极了！本朝谥号文肃的共有十三人，只有王公与淳阝县岳公，正道大节大致相似。岳公刚刚拜相就遭受祸患，王公将要拜相却受到阻抑，他们遭逢时代的龃龉也是相同的。岳公没有儿子，他的诗文大多散失。淑▯对王公的文章搜集摘取、分类编次，谨慎地传之后世，唯恐散失，这可以说是庆幸王公有后人了。岳公的《类博稿》，杨文忠曾用它来弹劾中官封爵，相关掌故直到今天还在流传。后来若有谋划国政、裁断国家大事的人，要从馆阁文章中寻求有用之文，必定会有所取法于王公吧！《顾端文公文集序》泾阳先生顾端文公文集若干卷，是他的次子、南京工部主事顾与沐编次的。刻印完成后，他嘱托钱谦益，让我为它作序。谨慎考察如下：顾公刚过二十岁，就在南畿乡试中取得解额；他的文章纵横驰骋、气势奔放，把举子文章陈熟腐烂的习气一扫而空。天下震动，像惊雷唤醒蛰虫、快风振动枯木一样。年长之后通晓治国体制，持守国家大政；晚年又深研理学。他的文章随着年岁一同进步，但其纵横奔放的本色，自然始终如此。唉！顾公所学是程、朱之学，他的遭遇也同程、朱一样。顾公自入朝以来，两次进入吏部，都因违逆宰执而离去。他同高忠宪公在东林讲学，党争议论也随之而起。伊川在绍圣、崇宁年间的遭遇，大略与此相似。晚年以清卿身份被召，借病不赴，不能像朱熹在绍熙年间那样还有行宫奏疏、焕章阁讲学；而党争和禁学的情形，又不只是超过他一点。可是从宋代以来直到今天，程、朱的名声高悬于日月之上，而邢恕、范致虚、陈贾、傅伯寿之流如今又在哪里呢？由古代看今天，这实在令人叹息。顾公文章中最著名的，是铨曹建言疏，用反省自身的方式规劝切责君主，天下争相传诵。他上呈《娄江救淮抚二书》，遏制绍述政策萌芽，挽救党祸蔓延；人们如同荆棘刺喉、薄刃贴唇，闭口不敢说的话，全都由顾公首先说出。顾公起初以吏部郎身份居乡时，我年幼，跟随先师前去拜访；只见尘埃凝积、席面被遮，药囊和书签交错散置在几案之间，是一个清瘦多病的人。后来我在讲席上侍奉顾公，只见他宽衣缓带，呼吸深沉，目光下视，浑厚自然，像有道之人。等到他抗论天下大事时，却像风行水决，英气勃发，无法遏止。先师年轻时曾与顾公同学，平日称顾公为叔时；谈论士人时喜爱狂放简约，谈论文辞时推重涵养气势。唉！真正了解端文公的，难道不是先师吗？孔子说：‘我这一党的年轻人狂放而简约，文采斐然，能够成章。’成章而又说斐然，这就是端文公文章的特点。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说养气而又说浩然，这就是端文公文章所以成其为文章的原因。

译《顾太史文集序》已故春坊谕德、{山昆}山顾公升伯，名天▯▯，有文集若干卷。去世数年后，县令嘉善叶君将它刻印流传于世，他的儿子某人嘱托我作序。顾公凭借雄健骏拔、峭特不凡的资质，受到神宗皇帝提拔，任职史馆，便毅然把成为名宰相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好学多闻，深思苦索，讲求所谓救济时局的事业。时间久了，资历声望日益增长，追随者聚集，声誉光彩四方传播，无法遮蔽。于是毁誉交错，终于一旦被斥退，便再也不能复出。万历初年，江陵张居正凭强力而败亡。此后执政者阴柔昏聩，彼此相承。顾公独自揭出其中隐秘说：‘天下人把庸人看作执政者的祸害，哪里知道执政者却冒用庸人的名义，暗中掌握威福大权来欺骗天下。’从此朝廷的议论变得明白，执政者便无法再为自己解脱。顾公又认为当时人才一天比一天粗疏，风气一天比一天虚伪，于是著文论斥，天下所有有气节、有道学的人，几乎没有不受到牵连的。顾公的眼光和手段横行侧出，凌驾于一世之上，位置高而危险，离群而孤独。《易经》说：‘没有人同他相助，伤害他的人就来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他退居已久，霜降水落，舆论渐渐衰止。天下畏惧忌恨顾公的人，起初只是疑虑，后来想加害，久而久之却徘徊叹惜，希望他重新被任用。但顾公已经病老，天下的事情也渐渐难以措手处理，已经不是顾公磨砺精神以等待时机的日子了。唉！真令人叹息！顾公一生的志向事业，仰慕李文饶；他的文章爽利明快、激切锋利，也大略像李文饶。顾公曾经为蒲州张文毅公的文章作序，说：‘天下有文人的文章，也有豪杰的文章。豪杰的文章具有云气蒸腾、蛟龙变化的气势，一遇到感触就立即发作，哪里容得在其中比较深浅、评量工拙呢？’这样说来，我以文饶来比拟顾公，顾公不能成为文饶，是天意如此；但若说到豪杰的文章，两人则是相同的。《徐司寇〈画溪诗集〉序》从万历末年直到现在，文章的弊病越来越严重，而宦官结党以及凶灾、兵乱、战火的祸患，也相继发生。我曾取近代诗歌来观察，以清冷深邃、幽僻奥妙为高妙的诗，好像蚯蚓在孔窍中鸣叫，又像进入鼠穴，声音凄厉、魂魄寒冷，这是鬼的趣味。以尖刻新奇、割裂剥削为能事的诗，好像戴着假面，又像说胡人的语言，声音急促、节拍短促，这是兵乱的形象。鬼气幽暗，兵气肃杀，都显现在文章中，而时代气运也随之变化。有识之士考察声歌风气，处境危险，不能不有衰败晚世的忧惧。到了今上中期，长久施行教化而大治已成，和顺之气相互应和，大司寇宝摩先生的诗才开始出现。先生的诗不在篇章中炫耀奇异，不在字句上刻意求工，舒缓容与而又美妙华丽，铿锵作响而又浑厚有力，像四时中有春天，像五音中有宫音。天地间本来的声音，都具备于此。先生的诗出现后，天下幽暗阴惨、鬼气肃杀的气氛，大概已经荡涤成和煦的风，化作清新的尘露了。它对于时代气运的关系，难道不重大吗？从前唐代，天宝年间有戎羯之祸，而少陵的诗出现；元和年间有淮蔡之乱，而昌黎的诗出现。评论者说，宣宗、孝宗、章宗、武宗中兴盛世，杜甫、韩愈的诗，实际上起到了鼓吹声势的作用。如今东夷、南寇作乱，王师正在野外作战，游荡的残魂和丑类将要依次扫除，而先生的诗应合时运而出现。天子大开明堂，采集诗歌、制定乐章，将把先生的诗作为风诗之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束发之年便入朝为官，仪表风度自有可观。任官时便参与重大议论，同天子、宰相互相辩论可否；出仕或退处时，则坚守重大节操，稍有触犯便被逐出国门，毫不迟疑。先生的为人，就像诗中所说的如金如玉。他发而为诗，就是精金发出的声音，就是美玉内含的光彩。人们只知道先生的诗可以润色太平盛世、挽回国家气数，却不知道先生本来就是天地间的元气。学者诵读先生的诗，因而理解他的为人，那就差不多可以了。《初学集》卷三十一 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