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四十四

译《重修维扬书院记》维扬有一所书院，建有讲堂和学舍，邀请有道德、博学多闻的儒者，让学生整理衣襟登堂，阐明孔子、孟子的道理。乡里的子弟也相互聚集居住，把这里作为讲习的场所，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万历年间，中州御史彭君来巡视盐政，怜惜书院荒废，便修整并重新兴建，在其中祭祀董仲舒以来的诸位贤人。高大的馆舍和曾楼，宏伟壮丽而幽深，已故御史大夫邹忠介公曾为它作记。时间久了，书院又废弃了。后来盐使泰和杨君感慨叹息说：“难道可以让讲论道德的堂舍，夷平改作长亭和供传递使者住宿的厨房吗？”于是按照旧制重新修整，端正名称，定为维扬书院，并写信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说：希望您作一篇记，接续在忠介公之后。近来讲学的禁令曾经十分严厉，大概在万历中期开始发动，到天启以后逐渐蔓延。等到如今，讲学停止了，禁令也松弛了，天下人全都不再知道道学究竟是什么。禁令严厉时，钩连朋党、催逼查究，文网密集、法令严急，还足以振作天下精悍的气概，激发他们奋起。因此逆宦的祸乱发生时，士大夫捐弃生命去抵抗它，士气最终因此获胜。等到禁令松弛，天下人都削平了自己的廉耻边界，任凭口舌嘈杂喧哗，顽钝狂乱，昏昧地陷在幽暗混乱之中。于是朝廷上没有能够挺身持正的大臣，边疆上多有叩头屈膝的大吏，聚集谩骂成为风气，刑罚也不足以禁止抵御。由此说来，禁止学术的效果，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自从正心诚意的学说陈陈相因以来，姚江王守仁良知学说的宗旨开始兴盛，儒者又有人反过来讥讽它。良知的说法，根源在孟子。孟子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没有羞恶之心，就不是人；没有辞让之心，就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分别说来，叫作仁、义、礼、智；其实不过就是良知罢了。那些身处人臣朝廷本位的人，却蝇营狗苟；有的表面为君而实际卖国，有的图谋别人的军队和城邑，有的苟且偷生、侍奉贼人，有的迎接投降者并劝其登基；他们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大概早已消散得无法辨认了。他那尚未泯灭的良知，就像月亮还有月魄，也像树木还留有【缺字】。拿这些话去验证梦中所思，告诉妻子儿女，没有不汗流浃背、烦闷冤屈而抽泣叹息的。所以说：用轻蔑的口气给他食物，行路的人也不会接受；踢给他食物，乞丐也不屑一顾。行路人和乞丐都不肯接受、不屑一顾的东西，公卿大夫却彼此交臂争相承受，安然不以为怪；这是因为他们也压抑自己的良知，抹杀自己的廉耻，违背内心、改变面目，竟到了这种极点。如果真能把良知之学平素讲习明白，知道这样做就是人，这样做就不是人；知道这样做就是忠臣孝子，这样做就是乱臣贼子；知道这样做就是圣贤，这样做就是夷狄禽兽。知道汤水必定灼人，就一定不会跳进去；知道火必定焚烧，就一定不会踩入其中；知道身处涂炭必然溃烂，就一定不会坐在那里。这样，士人的气节就可以树立，国家的耻辱就可以振作，【缺字】夜之祥瑞，也可以稍稍解除了吗？考察良知学流弊的人，说是泰州学派；它后来流变为狂妄之徒，成为【缺字】民。所谓狂子、【缺字】民，就是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这一类人。他们都能把身世功名视若脱鞋，把权贵宠臣看得如草芥，难道肯像苍蝇狗苟那样营求私利、欺骗君主、出卖国家吗？难道肯苟且偷生地侍奉贼人，迎接投降者并劝进吗？讲习良知之学的人，顺着它向下流变，就成为狂子、【缺字】民；激发而使之返本，就成为忠臣、义士。看看世上的公卿大夫，彼此交臂相承、违背内心而改变面目的人，和他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这已经很清楚了。唉！圣人的话，是人的元气；孟子的话，是治病的药石；姚江的话，是救急的良药。南宋时代，用正心诚意来医治却没有效果，所以出现了像【缺字】一样不知痛痒的病症；如今这个时代，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来医治却没有效果，所以出现了顽钝狂乱的病症。舍弃这种医治而不加诊治，人心就死了；病入膏肓，就不能再救活了。把良知之学当作急救药方，警醒呼号、严厉自励，或许还有痊愈的希望吧？杨君，是当今有志于医治国家的人。正值战事兴起、事务纷乱、征调搜求接连不断之时，他不采用盐铁之策，却修习师儒讲学之事，他一定认为救世的事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吧！如果确实要把它放在首位，那么请从姚江之学开始。邹忠介公，是我的挚友，也是杨君的乡先生。天启年间禁绝学术，以忠介公为首要对象。忠介公的记文，大概极力称许姚江、泰州，而杨君从忠介公那里得到的教益很深。因此我乐意为此作记，让它刻在石上嵌入墙间，也借此告诉维扬那些继承泰州而奋发兴起的士人。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常熟钱谦益记。

译（长洲郑氏新复祭田记） 郑氏家族的世系久已有条理。国初，国子监助教郑士龙从有宋以来，建立祠堂、设置神主，祭祀状元毅夫公郑獬、学士忠惠公郑性之、丞相忠定公郑清之、提举文台公郑天锡、高士所南公郑思肖。划出肥沃田地供祭祀使用，按圭田的标准增加到三倍。传到第三代处士郑穗，又把助教郑士龙的神位升入两侧廊庑，子孙按昭穆附祭，祭田比助教公的又增加三倍。自助教公以下，五支分管祭祀，有郡县文书，祠堂有碑，田地有图，已经一百多年了。把这些祭田割让给其他家族，是从万历十二年开始的。郑氏族人回头看着祖宅和坟墓，哭泣相互吊慰，又过了五十多年。通过诉讼赎回祭田，按照碑文恢复祭祀，把余下的田地归还以平息争端，是从崇祯十六年开始的。于是郑氏的【缺字】孝廉郑敷教写信来请求说：“希望您作一篇记文。” 从前郑国请求鲁国解除泰山之祭而改祭周公，《春秋》有所避讳，只写道：“用璧玉借取许田。”鲁僖公后来归还许田，《【缺字】宫》作颂歌说：“占有常地和许地，恢复周公的宅宇。”郑氏这番举动，也就近似《【缺字】宫》了。古代君子即使贫穷，也不卖祭祀器物；即使寒冷，也不穿祭祀服装；修建宫室，也不砍伐坟丘上的树木。大夫、士离开国家，祭器不能带出国境；他们离去时有人挽留，大夫说：“怎么能离开宗庙呢？”士说：“怎么能离开坟墓呢？”懂得祭器不可卖、坟墓不可离弃的道理，那么从天子、诸侯直到公卿大夫，他们应当守护而不可丢弃的东西，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国君为国家而死，大夫为百姓而死，士为法制而死。又说：替别人谋划军队，失败了就为此而死；替别人谋划国邑，失败了就离开那里。如今楚、豫之间，贼寇尚未到来便先行溃败；著名的都城大邑，弃置它们就像丢弃遗迹一样。假使当时能够像郑氏子孙那样经营祠堂、收复祭田，誓死守护而不废弃，他们难道肯把职守看作玩物，而把都城和城邑送给别人吗？唉！述说祖先的德行，尊崇先祖的祭祀，可以教人尽孝；严守宗庙，按时祭享，可以显示礼制；享用先人的德业，守护祖先的田产，可以激发忠心。假使天下士大夫都明白复田的意义，把朝廷的军队、军师和国邑，都看作祭器不可卖、坟墓不可离弃，那么祖宗的土地、疆域和版籍就可以收复，流亡溃败的祸患也会稍稍止息吧？复田本来只是郑氏一家的事情，可以不写；但在如今这个名都大邑弃置、军队失败、失守城池而安然不知警戒的时候，复田也有警示意义，因此不能不写，于是为它作记。这一年是崇祯十六年癸未。（虎丘云岩寺重修大殿记） 崇祯二年十一月，虎丘云岩寺遭火灾，大雄宝殿、万佛阁、观音阁以及方丈楼观，一夜之间全部毁坏。山林焦枯，神鬼烧灼，人天【乱码】凄惨，仿佛听见叹息声。寺僧拿着簿册劝募，近十年之久，权贵和县府官员，没有一个响应。东阳张公奉天子之命，保【缺字】这个地方，慨然叹道：“唉！这件事确实在我。”于是捐出俸钱，搜集金钱，同僚属下都来【缺字】相助。便嘱咐山僧聚集材料、招募工匠，估量工程、确定日期，从崇祯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开始施工，到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大殿竣工，方丈楼观也依次修葺。地方上的士人男女前来游览观赏，老人们吟咏歌唱，推许其美，歌颂其功。于是僧人奉张公之命来请求说：“希望您作一篇记文。” 有人说：“从前称虎丘为吴地西门。西方属金。阖闾下葬时，墓池深六尺，随葬扁诸剑三千把；下葬三天后，有白虎蹲在墓上，这是金的精气。寺院遭灾那天晚上，金昌望一带坊市水银遍地，金气已经发动了。张公于是建造这座殿来镇压它，其中有厌胜的道术。天下盗贼蜂起，兵火绵延；唯独中吴这一角，夜间连警报都没有。张公替吴地百姓抵御兵祸，这难道不是他的征兆吗？”又有人说：“张魏公在绍兴年间记述虎丘经藏，认为夷狄之乱的发生有其根源：贪欲、愤怒和怨恨，叫作无明；彼此辗转攻击，激化为争斗混乱。我佛以清净建立教法，使人回心向善，和气自然产生。张公正亲自统领军队，在京江、桐、皖之间鏖战贼军，却还急切地做这件事，是在彰显佛力、迎来和气、消弭三灾、消除劫火；其中机缘深厚，愿力宏大。张公本来就姓张，难道不是魏公再来、现身说法吗？”唉！近年以来，水灾、旱灾、刀兵纷纷发生，疫病和夭亡接连而来，百姓不堪承受。镇守一方的大臣，囊中装金、匣中藏帛，靠驿传任命升迁，对这些灾难却视若无睹。自从张公来到这里，宣扬和气、布施恩德，传播慈爱、训导廉洁，救济老人、病人和残疾者，温暖肌肤、扶起瘦弱者；儿童、寡妇和孤儿，都登上了安稳的席位。如今这次工程，一文钱、一寸布也没有烦扰公家和私人；早晨吃粗粝，晚上吃咸菜，节省开支来雇工。这座大殿落成时，地方百姓的欢心和赞颂，和丹楼绛殿一起，在诸天云霞中交相涌现，所以能够把兵灾之气化作祥云，把灾难之地变成佛国。这样考察张公保【缺字】的功绩，在东南地区所留下的显著业绩，没有比这项工程更合适的了。张公抚治吴地七年，宣扬劳绩、治理河道，后来入朝担任本兵，因为边疆事务牵连而被征召。吴地百姓扶杖背着襁褓，点香、捧土，匍匐在佛前，哭诉哀情、祈求宽宥，仿佛呼叫天门，仿佛投递匦函；这一点尤其值得记载。因此我不推辞而为此作记，不只是为了记述工程落成，也想让后来做官的君子，如果有心崇奉佛教、办理功德之事，能够考察张公的作为。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常熟钱谦益记。

译（莱阳姜氏一门忠孝记） 崇祯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姜垓跪伏宫阙上疏说：“去年闰十一月，奴酋的军队劫掠莱阳。臣父、敕封仪真县知县姜泻，居住在里山，听到警报后，率领子弟、僮仆进入城中拼死守卫。二月初六日，奴军突然到来，城池陷落，父亲在巷战中被俘。奴军逼索金帛，臣父骂道：‘我不过是二十年的老书生，两个儿子都是清白官吏，哪里会有金帛让狗奴才吃饱？’于是用马鞭抽打他们，咬牙大骂，奴军聚集刀刃刺杀他，他才死去。臣的幼弟姜坡和侍郎宋玫守卫东城，赶去抱住父亲的尸体痛哭，奴军把他捆起来置于营寨中；他夜里举火焚烧奴军营帐，被奴军发觉，便把他剁碎杀死。臣母和长兄姜圻身负重伤，姜圻之妻王氏、臣妻孙氏、姜坡之妻左氏以及二姊，先后上吊、投火而死。臣兄礼科给事中姜采，因言事迂拙刚直，承蒙圣明宽宥，仍被关押在西曹；听到讣告十天后，号哭悲痛，绝食不进。臣如果奔赴故乡，那么臣兄在牢门中只剩一口气，立即就会死在草土之间；臣如果留下照看兄长，那么臣父的尸骨就会暴露在原野，长久被乌鸦鹰鸟啄食。臣只剩僵硬的气息和离散的魂魄，生死都无处安置。伏望皇上交付法司，让臣代替兄长回乡安葬，使兄长能够死后归葬故土；臣愿意充填牢狱之门。” “如果臣兄的罪过确实不可赦免，请限定期限将他拘系，把他从前妄言的罪过以及臣今日妄请的罪过一并治罪。”天子看了他的奏疏，心中悲悯怜惜。奏疏还没发下，到了六月，登莱巡抚曾化龙复奏姜氏一门忠孝，请求给予优厚抚恤。这才得以奉行明诏，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姜垓准备在甲申年九月选择日期安葬，说钱谦益从前曾任太史氏属官，请他记述此事。唉！忠臣孝子，是国家的元气。忠义之气昌盛，国家就存续；叛逆之气昌盛，国家就灭亡，这是拥有国家者最重要的防线。天宝年间违抗君命的臣子，按六等确定罪行。达奚珣等人被并处斩首于独柳树，朝廷召集百官前往观看。宋朝南渡时，李纲议论说，僭越叛逆、伪造诏命的人，应当仿照肃宗时定罪，使用重典，当时却不能听从。有见识的人认为，至德年间能够中兴、建炎年间不能振作，国家兴亡实在由此决定。如今国家正当全盛，奴酋这个杂种小丑、闯贼这个蚂蚁般的流寇余党，而朝廷士大夫转过脸去、屈膝投降、把自己交给贼人朝廷的，到处都有。难道国家竟没有刀锯刑罚，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吗？像姜公这样，身上没有一官半职可以凭借，家里没有中等资产，却徒手抵抗贼人，舍身赴义；家中的人和妇女孩子，也都血肉糜烂。国家元气广泛充塞，凝聚结实而在姜氏一家中勃然奋发，并非偶然。假使国家的臣子都像姜氏这样，那么忠臣孝子接连出现在世上，怎么会像靖康年间那样，所谓内有李若水，外有霍安国，使天下四方都为北方车驾被迫南返而痛苦，为沦为异族服饰而忧虑呢？近几年奴军三次进入京畿，举家殉难的有高阳孙氏、顺义成氏，加上姜氏，正好是三家。” 孙氏、成氏请求抚恤的奏议，执政者闭口瞪眼，仿佛在躲避禁忌，直到今天仍然搁置未下；如今姜氏的抚恤独由皇帝裁决，这才知道崇尚奖掖节义，本来就是圣明最急切的事情，而主管部门奉行不力是有罪的。从今以后，忠义之气昌盛，国家的元气日益稳固。叛臣贼子，都应伏受独柳树下那样的诛杀；奴酋、闯贼被斩首悬挂在藁街，也不会遥远了。我为他们记述此事以等待这一天，也借此告诉国史中负责传述忠义的人。崇祯甲申三月记。

译（韩蕲王墓碑记） 宋蕲国韩忠武王韩世忠的墓在吴县灵岩山下，一通丰碑高高耸立，碑文盘曲屈折，是礼部尚书赵雄奉诏撰写的。《宋史》列传引用赵雄的碑文作为依据；其中记载杨国夫人的事，碑文尤其详细。建炎年间复辟时，杨国夫人和两个儿子被苗傅的军队扣作人质，防守十分严密，韩王丝毫没有顾念。隆祐太后召见杨国夫人，杨国夫人到苗傅那里劝说道：“太尉做出这样的事，您来了，对太尉有什么好处呢？”苗傅于是屈膝下拜说：“愿意按兄嫂之礼奉事您，谨备鞍马，烦请夫人为我美言。”当天，杨国夫人入见隆祐太后，太后详细询问情况，拉着她的手流泪说：“国家艰危到了这种地步，太尉首先来救驾，快去清理宫禁。”杨国夫人奉诏，奔驰出城，在路上遇到苗傅的弟弟苗翊，告诉他事情经过。苗翊脸色变动，亲手【缺字】耳朵。杨国夫人察觉苗翊心怀不善，便更加快马奔驰，一昼夜之间在嘉禾与韩王会合。《宋史》说朱胜非欺骗苗傅，让他遣送妻子儿女，以此安抚韩世忠，却没有提到杨国夫人等，记载很简略。苗傅、张正彦献俘行宫，杨国夫人从硕人越级封为国夫人，诏书说：“才智谋略出众，无愧于前代史书，发给宫中俸禄以表示报答。”功臣的妻子给俸禄，从杨国夫人开始。《宋史》说隆祐太后召梁氏入宫，封为安国夫人，让她迎接韩世忠，促成他勤王，这是错误的。黄天荡之战时，杨国夫人在军中，亲自执持鼓槌击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宋史》说：战斗进行了十个回合，梁夫人亲自执持鼓槌，金兵最终不能渡江。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兀术凿开河道逃走，夫人上疏说韩世忠贻误战机、放纵敌人，请求加以罪责，满朝为此变色。但碑文和《宋史》都没有记载，是为蕲王避讳。罗大经又说：蕲王的夫人原是京口的歌妓。她曾在五更时分进入官府，等候庆贺朔日。忽然在廊柱下看见一只老虎蹲卧，鼻息声呼呼作响，惊骇逃出。过了一会儿，来的人多了，她又回去看，原来是一个士卒。于是踢他起来，询问姓名，暗中告诉母亲，邀请他到家里，准备酒食，赠给他金帛，结为夫妻。碑文说杨国夫人到了楚州，用织席搭成屋子。这是因为杨国夫人本来是楚州人，暂居京口。蕲王镇守楚州时，披荆斩棘建立军府，所以夫人也织席搭屋，和士卒一同出力。蕲王从银州起兵，积累功劳升任进武副尉。宣和二年，调集西部军队讨伐方腊，率领五十名勇敢士卒，随王禀前往。在京口遇到杨国夫人，应当就是这个时候；韩王当时是副将，并不是小卒。碑文记载韩王娶白氏秦国夫人、梁氏杨国夫人、茆氏秦国夫人、周氏蕲国夫人，四位妻子都获得了开国封号。大概宋代对待功臣的常典就是这样。杨国夫人出身北里，却慷慨选择配偶，在英雄豪杰之中识得韩世忠，终于能够平定国家的危难，建立显赫功勋。丰碑和青史至今仍然显耀，这难道不伟大吗？辛巳年冬至日，我和河东君把船停泊在京江，指点眺望金山、焦山，想象兀术穷困窘迫地逃走时，蕲王夫人佩戴金凤瓶，传递酒杯纵情饮酒；鼓槌和战鼓的声音，在江流【缺字】沸腾声中轰轰作响。于是作诗说：“残留的香气和坠落的脂粉中仍有英雄气概，俯仰之间只剩残山剩水。”我们彼此感慨叹息了很久。甲申年二月，去邓尉观梅，回来又经过灵岩山下，扫去积叶，剔除苍苔，恭敬地拜祭、洒酒后离去。于是搜集杨国夫人的遗事，把她的始末记述如下。《初学集》卷四十五 ○记（五） （耦耕堂记） 万历丁巳年夏天，我患上幽忧之病，带病住在拂水山中。孟阳从嘉定来，停留了一个多月。山色翠绿，湿润了衣服；泉水流淌，吵得枕边不得安宁。我们彼此观赏而感到快乐，于是有了栖居隐退的约定。不久，孟阳有长治之行，匆匆告别离去。我于是被世事羁绊，进退两难，成为山中的逃客，已经十多年了。天启年间，我遭受党争牵连之祸，被除名后南归，途中作诗说：“从前曾与高人约定共同耕作，带着月色相互照看，一起扛锄。”这是追念往日约定，后悔没有早日实践。世事变迁，人事牵累，一个普通人的小小操守，不能自己保持坚定；毁誉交错，诽谤煽动纷至沓来，残余生命微弱，像一缕将断的丝线。然而从此我得以停止机心，承受挫折，长久做山中之人。孟阳没有远远抛弃我，顾念从前的约定，搬家来与我相近居住。我深深庆幸迷路尚未走远，隐居也不再孤单，于是请孟阳把他的堂命名为“耦耕”。孟阳笑着答应了。唉！我和孟阳生逢圣明时代，是享有太平之福的幸运人；我们所做的并耕，大概也是因为感到闲居时光很多，庆幸有时能够吃饱，希望借此歇息劳碌的人生，解脱尘世的束缚。难道我们是像长沮、桀溺那一类人，在蔡、叶之间停止耕作而长叹，感叹世道滔滔、自己将随世沉没，宁愿和鸟兽为伍而不肯回来的人吗？我和孟阳像长沮、桀溺，只是表现在并耕这一点上罢了；至于其中的乐趣，本来还超过他们呢。然而，也不能没有感慨。我能够同孟阳交往，实在是因为长蘅。长蘅和我一同赴京应试，曾叹息着对我说：‘我们两人的才力、见识和情趣虽不相同，但喜欢交友、嗜好读书却是一样的。将来世事大致了结后，在山中筑屋居住，使衣食都得到供给，彼此储藏文史书籍，招请博学通达之人和高尚士人，如孟阳这一类人，仿佛陶渊明《南村》诗中所说的情景，彼此吟咏歌唱尧舜之道，读书至老，难道不可以快乐到忘记死亡吗？’我说：‘好啊！果真如你所说，我愿意做主管饮食的人，承担供给和洒扫的差事。请把这番话作为我们永远不变的约定吧。’不知不觉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长安旅舍中酒将尽、灯将残时所说的话，仍然历历在耳，而长蘅已经不能再活着同我相见了。人生的岁月，真是无法把玩挽留。山林朋友相处的快乐，造物主不轻易给予世人，大概比荣誉、名声和利禄还要难得。我能够在这座堂中跟随孟阳，难道不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吗？莆田宋比玉是我们三人的朋友，他用八分书为这座堂题写匾额，我把这些话记在墙壁之间。世上的君子经过这里而观览它，也会有像我这样感慨的人吗？崇祯三年，钱谦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