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二十六

译（再次书写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两份牒文之后） 过去我替江阴李贯之考订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两份牒文，距今已经七年了。治平二年四月的牒文中，韩魏公任宰相，署官衔而不署姓；曾鲁公任次相，欧阳文忠、赵康靖任执政，则署姓而不署名。我来不及深入考察，只依据魏公《安阳集》中“二年乙巳夏，仁庙终祥，屡次重申此前请求”的话，便冒昧认为魏公不署姓，或许是因为闭门请求退休、不赴都堂的缘故，并不敢认为这就是确切答案。今年偶然读到王明清《挥麈录》，说王明清曾在梁才甫家得到治平元年英宗批可进状一纸，宰执署“臣”而不署姓，而且押花字却不写名字；按年月考察，应是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赵康靖任宰相、参知政事的时候。只是还不明白不署名的含义。后来读沈存中《笔谈》，说本朝重要事务要当面禀告，平常事务拟写进呈，皇帝批可后才能施行，这叫熟状。事情紧急来不及等待批复，就先行下发，同时具写制草奏报，这叫进草。熟状用白纸书写宰相的押字，其他执政署具姓名；进草则用黄纸书写，宰相、执政都在状背押字。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不知道如今又是怎样了。王明清得到的进状，与甘露院牒文都在治平元年、二年之间，正是四位大臣任宰相、参知政事的时候。甘露院的牒文，大概是中书门下奉皇帝诏令赐给寺院匾额，命本州翻录后下发给各寺院的。这份牒文大概也是熟状的遗例。宰执都不署名，可见宋朝的惯例就是如此。再考察叶梦得《石林燕语》，他说：唐代诰敕，宰相署名时都不写姓，只有单名才写姓。大概因为宰相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不必写姓便能辨认。本朝即使单名也不写姓，其他执政则要写姓，用来区别宰相的礼制。叶梦得所记宰相不署姓的原因，比沈存中说得详细；韩魏公正是所谓单名而不署姓的人。诰敕不写姓，那么它在文牒中出现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我起初不知道宰相不署姓是宋朝的惯例，只凭臆测来考证；如果没有《挥麈录》等书，我的错误又有谁来纠正呢？然而当时曾鲁公确实是次相，却与两位执政一样署了姓，由此可知宰相不署姓，不仅不同于执政，也不同于次相。根据这份牒文推论，还可以补充叶梦得没有记全的地方。沈存中又记载，中书札子中宰相的押字在上面，次相和参政依次向下；枢密院札子中枢密使的押字在下面，副使依次向上，以此作为区别。这份牒文书写官衔，排在年月之后，先是左右参知政事，其次是次相，再次是宰相，大概是后署者为尊，而且不另行区别。因此可知，下发的文牒在格式上又与札子不同。治平距今五百六十多年，破旧的纸张和文牍，实在使人摩挲良久而不忍放下。文献不可以没有凭证，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的学问浅陋驳杂，不明白对于疑问应当存疑、说话应当谨慎的训诫，因此有了先前的错误。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不敢涂改删削来掩饰自己；冒昧把这些一并写下，留给贯之，使它附在这份牒文之后。虽然如此，从今以后如果还有新的发现，仍当按次序写下来。贯之年老而好学，所以知道他不会把我的文字看作多余。天启六年四月。

译（记温国司马文正公神道碑之后） 天启壬戌年，我在长安店铺中得到司马文正公的神道碑刻本，纸张破旧，墨色漫漶，却更加珍重宝藏；又私下奇怪它没有在世间广泛流传，于是命良工装裱，嘱托友人程孟阳题字，把它收藏在箱笼中。三年后的乙丑年，我被放归田里，读到元人程钜夫文集中的《温公墓碑老杏图诗序》，说：温公的墓碑在群臣被诬陷的日子里倒下了，断碑的缝隙中却长出一株杏树。金皇统年间，夏邑县令王令重修祠墓。老杏至今已经二百多年了，白云翁家与它相邻，更加加以培土栽植。皇庆元年，白云翁任平章政事，拿出所绘的图和修复的碑，请广平程某作序。程钜夫序中所说的夏邑王令，就是寿春王廷直，金皇统年间任夏邑县令。白云翁，就是元代平章察罕。程钜夫记载修复之事很简略，但由此可以知道，这块碑是在磨损剥落之后修复的，而碑文能流传于世实属不易。考察《通志》，得到王廷直亲自所记的话：绍圣年间，温公墓碑倒塌，碑文也被磨毁。靖康年间恢复温公的官爵，想重新立碑却没有空闲。到现在五十多年，碑埋在深土中，毁坏磨灭，不能流传于世。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于是在碑座龟趺旁生出一株杏树，枝条曲折盘绕，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皇统戊辰年秋八月，王廷直任夏邑县令，他向守墓僧圆真询问，从温公堂侄孙曰作、曰通家寻访到旧本，命工匠刊刻摹制。碑面有孔隙，不能再行镌磨；碑阴已经碎裂，间隙用土填实，这是当初碑从龟趺以上向后推倒时造成的。想另选巨石重刻丰碑，却又没有大葬时朝廷那样的物力。温公族侄孙绮说：不如把残碑横放，分成小段来摹制树立，这样龟趺和杏树都不会受损，后人也能知道其中的奇异。于是把碑砍成四段，碑额一段，跋一段，共六块石头。僧人法洪率领全县僧院，都拿出资财帮助此事。圆真又拿出私财，在坟院法堂后面建堂祭祀温公，安置碑石，称为温公神道碑堂。这就是皇统年间修复的始末。我最初得到这块碑共四张纸，纵长一丈多，横向长度是纵向的一半，与“砍碑为四”的说法相合，毫无疑问是皇统年间修复的。我现在保存的只有四块石头，碑额和碑跋都无法考查了。然而这块碑在宋代倒下，在金代复立，龟趺仅存，老杏得到培植，都像是有鬼神在护持。而我竟有幸得到它，又哪里是容易的事呢！我又谨慎考察：温公在元祐元年九月任职期间去世，二位圣上亲临他的丧礼。哲宗再次派使者诏告他的遗孤司马康，又派大臣传达旨意，让他违背遗命，按照官葬的规格安葬。诏令下达内侍省，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驿车前往涑水，相看墓地、占卜宅兆。于是十月甲午日掘开墓穴，征发陕、解、蒲、华四州的士卒挖土，又选取尚方百工制作葬具。十月再次下达命令。温公的侄子司马富负责主持。十二月丙戌日，墓穴修成。安葬在次年正月辛酉日。安葬后的第二年，诏令翰林学士苏轼撰写碑文，皇帝亲自篆写碑额，又命李永言和温公的侄孙司马桂督率将作监的百工，在墓的东南修建楼阁居住。楼阁的规模，台基相距共四丈五尺；上面有四座门，每门有两扇窗；下面有两座门，每门有一▯戚。又建复阁环绕碑亭，回廊环绕复阁，四面筑起曲折的墙垣作为遮蔽防卫。总共七个月才完工。土木、金石、▯亏墁、丹ぬ等工程，合计一万六千有余，所耗损的数目也与此相当。这就是元祐年间厚葬温公、加以恩礼的大概。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圣烈皇后去世。绍圣元年七月，三省说前后臣僚纷纷列举元祐以来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罪恶，于是诏令司马光、吕公著分别追夺原先所赠官职和谥告，并追夺所赐神道碑额；又下令陕西、郑州，分别在各官员的坟墓所在地拆去官府修建的碑楼，推倒墓碑，磨毁奉敕撰写的碑文。奏议依照许将的意见通过，只免于砍棺戮尸而已。绍圣四年二月，追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四月，又贬为朱▯军司户参军。徽宗不久恢复他的名位，但崇宁年间又再次贬谪。奸党之碑两次大书深刻，司马光等人都名列首位。靖康初年，解除元祐学术党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廷直修复温公墓，在金皇统八年戊辰，即宋绍兴十八年。这距绍圣年间推倒墓碑，共五十五年。异国的臣子、异族的君长，竟能抚摩断碑，把修复它作为自己的责任。法洪、圆真等全是僧人，彼此争着资助，唯恐落后。他们与绍圣、崇宁年间那些人相比，又怎么样呢？然而当时奸臣秦桧掌权，和议已经成功。天水郡王的册封、刘豫的册命，都发生在绍兴、皇统年间。涑水的墓虽然庄严地修复了，温公对这样的事情又怎么会感到高兴呢？唉！温公墓的兴废，关系到有宋王朝的存亡，我怎敢不把这些事牵连写在碑刻之后？后世的君子，也将会有所感慨吧！这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钱谦益谨慎记。

译（读卢德水辑录的《龙川二书》后题写） 德州卢德水刊刻陈同甫的《三国纪年》《史传序》，题名为《龙川二书》。他又深深自谦，说自己见识浅、听闻少，不敢亲自作序，打算请虞山先生写几句话，说明这两部书的宗旨。唉！我年轻时读龙川的书，为之醒来而叹息，睡梦中也常常起身。酒意将尽、灯火将灭之时，惶恐叹息、抽泣悲鸣，已经二十多年了，难道敢不写一句话来满足德水的心意吗？靖康之变，是天下最大的变故；绍兴年间的求和、皇统年间的册命，是天下最大的耻辱。堂堂中国，五十年之间，龙川以一个平民士人的身份奋起，承担天下的耻辱，想把它彻底洗刷，却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力量，所以借三国的君臣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三国纪年》，就是龙川的《春秋》。如果说到帝王血统，就是详尽疏理而构成亲疏关系；如果说到举兵起事，就是刘备艰难而赵氏容易；如果说到建立国家，就是巴蜀局促而南渡宽缓。然而蜀国能够以三国鼎立之势抗衡，宋朝却向岛夷屈服。龙川不是说过吗：“后主的庸弱，难道就是后世所谓庸主的庸弱吗？”那么后世所说的庸主，也就可以知道了。《汉略》这个书名，是为刘氏君臣的志向而悲伤，也是为了怜悯那些连悲悯都不值得的人。孙氏建立国家，君臣上下筹划划江而治的考虑很精密。到了晚年，国势已经稳定，三分天下，订立盟约，以函谷关为界，并且明确与魏国断绝关系。孙皓虽然昏暴，仍然有乘青盖车进入洛阳的志向。可是南渡的君臣，占据钱塘一隅之地，叩头乞求怜悯，只怕失去它，难道不可悲吗？《吴略》这个书名，是记述孙氏自立的事迹，用来彰显那些不能自立的人。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三国纪年》难道不就是龙川的志向吗？龙川的志向，只在于中兴而已。所以他写《史传序》，以《中兴遗传》作为结尾。忠臣义士，是中兴的根本；谋臣辩士，是中兴的资助。打个比方，忠臣义士是鸟的肝膈，谋臣辩士是鸟的羽毛。有谋略辩才却没有忠义之心，就像徐秉哲、王时雍之流，竭尽精神才智，早晨向金称臣、晚上又归附楚国，这难道是可以任意驱使的人吗？有忠义之心却没有谋略辩才的作用，就是那些拱手谈论正心诚意、像患风痹而不知痛痒的人，也终究只能归于无用罢了。这两种人都是偏才。君主所忧虑的，是不能得到英豪来任用。英豪，就是具有忠臣义士之心，又具备谋臣辩士之才略的人，像蜀国有诸葛亮、吴国有周瑜一样。英豪生在昏庸衰败污浊的时代，就像神龙困在沟壑里，农夫和小孩争相把它当作怪异之物；不是把它剁成肉酱，就是把它圈养起来。可是躲避被剁成肉酱而接受圈养，难道是神龙所希望的吗？宋朝正处在这样的时代，和议成功，党争盛行。鄙陋小人盘踞朝廷，贤人困顿于罗网。像龙川这样的人，两次被投入大理寺狱，晚年才考中一科便死去。何况龙伯康、赵次张之辈，埋没在民间，这样的人又哪里说得尽呢？上天降生英豪，却使这个时代不能发挥他们一点作用，这是君主的过错，也是天下最大的不幸。我从《龙川二书》中私下窥见他中兴天下的宏大志向，悲叹他以英豪自许，最终却未能成功，所以借德水的请求，把这些话写在书末，抒发千载之下的一番感慨。如今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建州小奴的残魂余魄渐渐走向消灭。然而士大夫却深深忧虑、过度谋划，竟有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担心唐朝子孙不能凭天下之力夺取河北。天子正拍着大腿期待英豪，如果有一天起用德水，召见询问应当从哪里下手，德水一定有办法进献。我已经老了，尚且还能执笔把这件事记下来。崇祯丙子年阳月初一。（孝誉先生私下议定谥号） 崇祯五年五月，已故镇远侯勋卫扬州顾君去世。江左荐绅大夫中与顾君交游的人，悲叹他的才华没有在当时施展，官位也不符合他的志向，于是仿照古人私下议定谥号的制度，商议改定他的名号，一同前来告诉旧史官钱谦益。谦益议论说：勋臣子弟担任散骑参侍，是从洪武九年开始的。朝会和大事之时，他们佩弓带刀，充任宿卫。其中才干器识特别出众的，就不按常规越级提拔任用。然而自洪武、永乐以来，接受这一选任的人，除郭忠武之外，从未听说有谁。难道不是因为身居贵位却不一定骄傲，富有却不一定奢侈，甘美食物足以豢养他的心志，绮罗纨绔足以使他的筋骨柔弱；在这些人中寻求一个能劳苦任事的志士，几乎是牛毛中寻麟角吧？顾君年少时柔弱而不好嬉戏，痛下决心磨炼自己，读书修身，一心以郭忠武为榜样。他任环卫官时，朝廷正有处理属国事务之事，他奋身请求东征，以麓川、腾冲之役为先例。后来册封的议论没有成功，他便以病为由居家。御史荐举顾君率领江、淮兵援助辽东，结果被牵连而贬谪戍边，这也正是郭忠武的志向。顾君一生在忠孝大节上无愧于郭忠武。如果诸位公卿商议考定私谥来更改他的名号，不仅顾君死后可以不朽，也可以激励劝勉后人，使人感慨奋发、挺立自持，或许可以称扬并充实我高皇帝广泛激励勋旧的德意。谨按谥法，关于孝的谥例有五条。顾君侍奉母亲，具有曾参、闵损那样的孝行。缇骑来到门前，锁链加身前来拘捕，顾君举起旌旗来与母亲相别；登车后仪态显赫，获释之后，才跪下向母亲谢罪并说明实情，这难道不能说是慈爱亲人吗？他毁家纾难以报效国家，自身几乎九死一生。己巳年冬天，他写信告别，乘一辆车上路，发誓独自一人死战佟奴，直到边防危急解除才停止，这难道不能说是坚守德行而不动摇、实行大义而有节操吗？东海侯陈文得到“孝”这一谥号，国史认为这是特殊的典制。我认为没有谁比顾君更适合。又按谥法，记述古事、称述今人叫作“誉”。顾君撰写《镇远先献记》，上自下至记述十一朝，网罗贯通，不是一家一姓的史书。关于边疆政务、漕运和盐政的论述，提出后即可施行，可以帮助县官应付缓急。《诗经》不是说过吗：“差不多可以日日夜夜努力，以永远保持最终的声誉。”顾君可以说当得起“誉”字，请谥为“孝誉先生”。谨此议定。这一年冬十一月，旧史官常熟钱某撰述。

译（顾孝廉请求赠谥的议论） 万历年间，吴中有三位孝廉，分别是昆山归季思、常熟顾朗仲、长洲文文起。文文起考中高等科第，成为天子的大臣，而季思、朗仲都先去世。巡按御史把季思的名声品行上报朝廷，得到赠授翰林院待诏的荣典，并且奉命再举荐那些尚未得到表彰的人。吴地人士都说顾朗仲不能落在后面。我认为季思的道德清正坚贞，廉洁安静而自守；朗仲的道德弘大刚毅，笃实诚恳而深沉厚重。季思差不多有伯夷的清白，朗仲则兼有伊尹的担当。巡按御史对于这两位贤人，并不是有所偏重或轻视；如果不是早早把朗仲上报，那就是我们同道的过错。朗仲小时候父亲去世，他哭泣跺脚、捶胸抚心，肺部焦灼而呕血，终身留下禁锢般的疾病，躺下时心中怦怦跳，非要有人抱持才能入睡。他侍奉继母极为孝顺。朗仲生病时，继母向上天祈祷，愿意代他受病，不久也去世了。她常说：“做儿子却不孝，就不配做儿子。我厌恶那些靠孝行求取名声的人。”朗仲一生从不无故取一文钱，遇到别人有急难，便典当衣物、借贷相助，从不以自己没有钱为推辞。有人请他居中说情托人，他一概拒绝郡县官府的请托。遇到公正之事需要奋发，他便挥臂削除文书上的不当之处，不避仇怨。他常说：“做士人却不廉洁，就不配做士人。我以那些靠廉洁成名的人为耻。” 由此说来，孝廉这样的品行，是朗仲不愿自居的，何况是这个名号呢？更何况借用这个名号来求取表彰呢？那么朗仲究竟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的学问以穷究经书、喜好古道为根本，一种义理没有分析清楚，一件事物没有弄明白，他就会废寝忘食；他的志向以忘却自身、使万物各得其所为职责，一个百姓没有安定，一个事物失去所处的位置，他就忧苦得像疾病在身。笃信而好学，意志坚强，确立志向后永不回头。做儿子必定以死尽孝，做臣子必定以死尽忠；得志时，浩大的德教流行于天地之间；不得志时，浩然的真气回归于广大本体。这就是顾朗仲而已。朗仲与江阴缪当时同年中乡试，当时在世人中很少有所称许，却常说：“朗仲是我的老师。” 唐人李遐叔作《三贤论》说：“元的志向和品行，是要用纯正的道来治理天下；刘的志向和品行，是要用六经来调和人心；萧的志向和品行，是要用中古的制度改变当今世界。”拿这两个人来比拟，朗仲大概可以和元、刘相提并论吧？缪当时大概属于萧氏一类吧？缪当时因宦官之祸被杀，和刘侍讲齐名，是当时人发自内心尊奉的老师；那么他这个人又怎么样呢？把这些人一并举出来来回应圣明的诏令，虽然不是朗仲的志向，谁能说不合适呢？谨此议定。

译（吴中名贤表扬续议） 国家崇尚褒奖名节，教化激励世俗，把它写入正式法令。凡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都在他们的门闾上加以旌表，大概是仿照古代在瞽厥宅里树立崇台、绰▯，以及乌头漆书的制度。士大夫中的贤者，可以在乡里的学校宫庙中享受祭祀，大概是仿照古代瞽宗祭祀乐祖、乡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的制度。世道逐渐衰败，风俗教化日益破坏，乡里妇女儿童即使有伯姬、孝己那样的品行，割发、割股、残伤肌体、捐弃生命，如果不是子孙富裕，能够奔走请托、广为宣扬，最终都像草木凋零一样消亡，声名消失，踪影湮灭。乡贤祠中木主林立，多得超过储胥，有志之士经过时都鄙弃唾骂，仿佛坐在涂炭之中。近年来，士大夫的廉耻扫地，有人梳辫发侍奉奴虏，有人挟持▯物向寇贼求取，厚着脸皮、挥臂逞强，安然不知羞耻，这难道可以看作小事吗？我皇上深思治理天下、激励顽劣怯懦之道，批准前任巡按御史祁彪佳的请求，表扬已故举人张基、归子慕、朱陛宣，都赠授翰林院待诏；又命今后的巡按御史都应留心风教，确实访求真正品行高尚的人，荐举上报。于是吴地的缙绅、孝子、秀才和年高有德者，共同举荐后续适宜表扬的人选，其中举人二人，生员一人。谨将他们的事迹分条列举如下：顾云鸿，常熟人。中万历庚子乡试。云鸿幼年丧父，捶胸呕血，终身患有心悸的疾病，非要有人抱持便不能入睡。他侍奉继母极为孝顺。云鸿患病时，继母向上天祈祷愿意代他受病；后来云鸿去世十多天，她也因悲哀而死。继母为儿子殉死，古代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云鸿博学深思，精研六经，临死前的夜晚还朗诵《易》象，声音琅琅传出席褥之间。他在藤溪山中读书，独居而远离世俗；遇到公事和正义之事，便奋不顾身，不顾头颅性命，以忠孝名节为自己的责任。丁未年锁院考试对策，写到天灾民穷之处，眼泪簌簌落下，沾湿了纸笔。他曾对知交说，大丈夫舍生取义，应当像疾雷闪电一样轰轰烈烈；你们这些人安逸自守，将来即使遇到危难而死守节义，也不过成为文天祥、谢枋得罢了。他刚过强仕之年便去世。学者私谥为孝毅先生。云鸿参加公车考试时，与江阴缪昌期、长洲文震孟以名声品行相互砥砺；缪昌期、文震孟都严肃地尊奉他，不敢与他并列前行。缪昌期成为忠臣，文震孟成为名相，那么云鸿的品第也就可以知道了。张世伟，吴江人。中万历壬子科乡试。他遵守并学习祖父张基的家训。七岁时母亲去世，他捧着食物哭号悲恸，塾中的孩子都为他流泪。父亲去世后，他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兄长。对朋友急难的关切超过对自己的关切。乡邦有重大利害，缙绅们支吾相看，必定由世伟首先提出。谢绝请托，亲自砍草搭屋、灌溉田畦。他死时没有钱办丧事，倪司李赠送丧赙，才得以发丧。世伟严守自持，不依附东林讲席来钓取声名。党人都指责、畏惧他，说：“这是清流的先声。”晚年辞谢公车，不再赴试。乡里有急难，必定都盼望他前往。有不善之事，人们便互相告诫说：“不要让张孝廉知道。”他所居之处，威严程度超过公卿之家。他去世时，谦益在铭旌上题写：“孝节张先生之柩。”世伟晚年与文阁学震孟、周忠介顺昌、朱孝介陛宣交友，而姚学士希孟出自他的门下。诸位公卿都因名声品行显著而闻名，世伟还在他们之前起倡导作用。朱陛宣已经得到旌表，对于张世伟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杨大氵荣，是吴县儒学生员，已故宫保、南京兵部尚书庄简公的儿子。吴地有位君子叫王仁孝先生敬臣，杨大氵荣年轻时跟随他交游。他穿着粗布衣服徒步行走，慢慢低头走路，别人不知道他是宫保的儿子。他性情廉洁安静，见到不合义理的事便气愤而严厉，不能冒犯。他暗自躬行实践，德行内蕴而外在流露，远远看去就知道是仁孝先生的弟子。他侍奉庄简公以及嫡母、生母，竭尽诚心孝意。为父母连续服丧三次，哀痛毁瘁始终如一。兄弟四人分割家产时，他独自只取其中最少的一份。丁巳、戊午年间，年成荒歉，百姓陈尸遍地无法计数；他收集掩埋枯骨，连续两年，所埋者近万具。他在家中训诫子弟，严肃得像朝廷典章。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必定采用古礼。年过五十，仍端坐一室，诵读朱批、黄卷，直到半夜也不停。病重时，他衣冠整肃，抬手指着心口去世。吴人称他为端孝先生。吴地向来特别尊重王敬臣，纤弱儿童和妇人都称他为王孝子。王敬臣去世后，人们推重杨大氵荣如同推重王敬臣。万历十四年，御史上奏王敬臣的孝行，神宗特授他国子监博士。依照王敬臣的先例，在杨大氵荣身后加以旌表，谁能说不合适呢？以上就是分条列举的吴中三位贤人的事迹。这些事迹都是向当地人征询、向正直的众人调查所得，即使从九泉起身、等待百世之后来考察，也可信而没有虚妄。各郡之中，也有得到弓旌征召、声名显赫，著作丰富，游历四方、声名远播、震动天下的人。唉！有人把瓦器当作饮食器具，却因虚伪而留下讥讽；有人以▯皮绡头为装饰，却因猎取声名而受到讥笑。把宋玉的璞石拿来混充周代的玉，把春天的花采来却忘了秋天的果实。这难道是主管此事的人奉行诏令、磨砺末俗、称扬并充实圣主崇尚褒奖、激励风俗的深意吗？我怎敢忘记自己的固陋，谨献上这篇议论，供采择参考。癸未年孟春月，虞山老民钱谦益谨慎议论。

译（放生说） 放生、戒杀，在三代以前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然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时代更需要它了。为什么呢？《周官》中，川衡、泽虞所掌管的事务，凡是供应祭祀、宾客、丧纪所需的物品，此外捕杀猛兽、清除毒蛊、驱除蛙黾、射取飞鸟，都各有专职，都是按照使万物生存的原则来进行杀伐。国君春季打猎不包围泽地，大夫不捕捉成群的禽兽，士不取鸟卵；打猎不合礼制，就叫作残害天物，那么打猎和杀生就少了。水獭祭鱼之后，虞人才进入泽中设置捕鱼设施；豺祭兽之后，才可以田猎；斑鸠变成鹰之后，才设置网罗；草木凋零之后，才进入山林；昆虫尚未蛰伏时，不用火焚田猎取。参照《王制》《月令》《夏小正》所记载的内容，那么不合时令而杀生的事情就少了。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异之物，那么无故杀生的事情就少了。鲁隐公是大国之君，他登台观看百金之鱼，臧孙认为这是扰乱政事。鲁宣公夏天在泗水深渊中滥捕鱼，里革割断他的鱼网把它扔掉。周朝的德政已经衰落，对王制仍然如此敬畏，更何况它盛盛之时呢？古代帝王把天地、山林、川泽看作一家，把鸟兽禽鱼和一切群生万物看作一体；没有哪块土地不是放生之地，没有什么事物不是应当放生的事物。辨明方位、端正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划分职责，都是放生戒杀的方法。亲近贤能、远离奸邪，禁止妇人干政，排斥宦官，抵御夷狄，也都是放生戒杀的实际行动。百姓没有夭折，万物没有灾病，麒麟游行，凤凰聚集，鸟兽鱼鳖全都顺遂，难道要凭人主的尊贵，亲自去做普通人的小节，早晨得到一只鸟便放掉，晚上得到一条鱼便养起来，甚至因为既不捕取也不放生而被夷狄嘲笑，像梁武帝那样吗？唐、宋时期，天下才开始设置放生池。唐乾元年间，命令天下设置放生池，共八十一处，颜鲁国文忠公为此撰写碑文。宋天禧年间，王钦若奏请把西湖作为放生池，为君主祈福。苏文忠公说西湖不可废弃的理由有五条，这是第一条。唐、宋设置放生池，正是我所说的普通人的小事。王钦若的请求，则是宦官、宫妾爱戴君主的一种表现。然而颜文忠、苏文忠两位大臣，却拱手赞叹，唯恐来不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尊重王制，借助末世的教法，启发宣扬人主仁慈的心意和声名，劝导天下喜爱生灵、厌恶杀戮，这是仁人君子所应当做的事。唐朝任用宦官杀戮天下，宋朝施行新法杀戮天下，却把两位文忠公排挤在外，使百姓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向一条鱼、一只鸟祈福；这样的放生戒杀，不是太狭隘了吗？君子也只能为此叹息一声罢了！塘栖的张子羽把菜湖斥作放生池，在池中建造流水长者阁，请秘密严公主持办此事。他的朋友张秀初、沈不倾共同倡导此举。有人诘难说：“栖水距离杭州城五十里，西湖本来就是放生池，为什么一定要改建呢？”他说：“您没见过官府的库藏吗？核查账目，严密得如秋荼一般，如今又加上严厉的诏旨和峻急的法令，然而贪官污吏挖空库藏、侵吞财物的，仍多得不可胜数。富家的老翁老妇，把金钱装在囊中、丝帛藏在匣里，亲自锁闭，半夜还要取火查看；若不是遇到撬箱探囊、打开柜匣的盗贼，他们的财物很少会丢失。东西一旦公有，人们就会玩忽；法令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松弛。西湖的放生池，就像官府的库藏；栖水的放生池，就像老翁老妇的囊匣。为什么一定要说西湖是对的、栖水是错的呢？”颜文忠的碑文说：‘环绕四海作为池塘，遍布天下施行恩泽。动的和植物都依凭仁德，飞翔的和潜沉的都得到保全。’苏文忠的奏疏说：‘郡中数万人会集在湖上，所救活的鸟兽鱼虫，数以百万计。它们全都向西北叩首，仰祝皇帝万岁万寿。’栖水建造这个放生池，不过是善于学习两位文忠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岁〕 衡公从栖水来，把诸位建置放生池的意图叙述给我，嘱托我缀写一言。我拱手赞叹说：“这正是所谓诸位上善之人共同会聚一处。能够列名其中，是我的幸运！”于是写下这篇话来推广此事。（袁祈年字田祖说） 公安袁祈年，字未央，是我朋友小修的儿子，也是继承伯修庶子一支的人。自从公安三袁凭才名驰骋于文苑以来，他们子弟中英秀奇妙的，也都在当时有名。江、汉之间的人，全都知道有个袁未央。一天，他在长安寓所中请我饮酒，请我替他改字。我另给他取字为田祖，并告诉他说：《周礼·春官·▯章》说：凡是国家向田祖祈求丰年，就吹奏《豳雅》，击打土鼓，以乐田▯。注说：田祖，就是最初耕田的人，指神农。《甫田》诗说：弹琴鼓瑟、击鼓，以迎祭田祖。传说：田祖，就是先啬。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大大报答根本、返回始祖。因此，用来报答就祭祀先啬，用来祈求就迎祭田祖，尊敬祖先这一点是相同的。不过，难道只有田地有祖先吗？文章也有祖先。《三百篇》是《诗》的祖先；屈子，是继承旁支的宗主；汉、魏、三唐以至宋、元诸家，是继承父祖的小宗。六经，是文章的祖先；左氏、司马氏，是继承旁支的宗主；韩、柳、欧阳、苏氏以至前朝诸家，是继承父祖的小宗。古人所以能在文章中驰骋，枝分流别，途径各异而归宿相同，也只是说各自以自己的祖先为根本罢了。如今写文章的人，有两种。其中一人说：一定要取法秦、汉、唐，除此之外没有祖先。这就像把别人的祖先当作自己的祖先，在自己的寝室里祭祀。” 另一人说：何必要秦？何必要汉和唐？我要自创古法。这就像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这两个人，立论虽然不同，却都可以说是不认识自己的祖先。想要认识自己的祖先，哪里还有别的办法呢？六经就是祭祖的坛场；屈、左以下的著作，就是族谱。尊敬祖先、敬奉宗族、收摄族人，逐层向上追溯，也不过在于返本求源罢了。田祖胸怀前代的光辉，脱离世俗学风，是一个卓然有志于文章的人。我姑且把文章的祖先告诉你。你回去以后向小修叩问，把我的话作为开端；对于我的话，他一定还会有所推进。你是江、汉之间的人。江、汉之水朝向大海汇流，这是尊祖之义。《诗经》不是说过吗：‘那沔沔流淌的水，朝向大海汇聚。’

译（陆君陈字说） 甬东陆生陆符，曾读陈亮字同父的自赞，其中说自己是人中的龙、文中的虎，慨然对这个人产生了向往，于是给自己取字文虎。后来心里又觉得不妥，请我替他改字。我看东方朔劝谏汉武帝，希望陈述泰阶六符；陆生的姓名恰好与此相合，于是给他取字君陈，并为此写道：三代以后，贤臣志士有志于治理太平、规劝磨砺君主的，没有不以三阶六符为根本的。东方生处在西汉全盛时期，侍奉雄才大略的君主，借助诙谐和辩才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君主采纳了其中一二点，于是能够鞭笞四夷，表彰六经，获得白麟、宝鼎等祥瑞。同父处在宋室南渡以后，国势光气分裂，星宿分布不过在女、牛、参、井之间，却想拿纵横家的恢复策略去求见庸主，直到老死而才气耗尽，也没有得到一次施展的机会，实在可悲！我希望陆生成为东方生，不希望他成为同父。东方生所陈述的泰阶之事，已经无法听闻了。假如陆生有一天像同甫上书那样进言，天子惊异多日，叫执政大臣召见询问从哪里着手，他将怎样回答呢？永康学派把功利之说骤然陈述出来，能使君主畏惧，却不可屈服；新安学派把诚正之道长久陈述出来，能使君主厌烦，却不可改变。良医用药，虚弱就补，实证就泻。若一定要举用其中一个而废弃另一个，那么两者都不过是患风痹、不知痛痒的人罢了。记载中说，侍奉君主，首先要借助自己的言论；拜见君主，是亲自献出自身，以成就自己的信用。我知道陆生一定有所作为。陆生为人孝顺、友爱、善良、恭敬，具有君陈遗留下来的美德。三代以下的臣子尚且要以此为准则，何况那些靠诙谐和辩才进言的人呢？《初学集》卷二十七 ○杂文（七） （富责主人文） 古人写《逐贫》《送穷》，都让贫鬼出来说话，尽情斥责而毫不宽贷，却没有涉及富鬼。孙樵的《逐▯鬼文》列出四种鬼的名称，说是谄鬼、矫鬼、巧鬼、钱鬼。这四种鬼，都是富鬼一类的同伴党羽。孙樵既然知道富鬼的情状并且模拟它的形貌，又想用文章招致它。富鬼本来不喜欢文章，几乎要和子墨结缘，岂不是太可笑了吗？我居住乡里，生活贫困，却峭然自守而自得其乐。时常听到大官们的嘲笑，姑且叙述他们的话，写成《富责主人文》。知道富鬼不可招来，所以安然承受它的责难而不惭愧。意思大略与孙樵相反。文辞如下：翰林主人独居在暑热的夜晚。月亮正在南斗，银河垂在席前。云气清淡鲜明，人影孤单。主人倚着手杖徘徊，环视四壁。忽然有慨叹般的声音，像咳嗽又像叹息；像哭声凄厉，又像哽咽被扼住。嘻嘻哈哈地忽出忽入，声音四处飞散。侧耳倾听却听不清，捂住耳朵反而更加嘈杂。它说：“我是富鬼，是百鬼之王。暂且离开富裕人家，稍微游历穷乡。经过你的门口，简直像经过雕琢的冰一样冷。门神冷落，门中之鬼战战兢兢。进入你的屋子，只有满室忧愁。灶神离开了灶台，厕鬼逃离了厕所。秃笔成堆，残破书册堆满家中。傲慢却不肯居人之后，癖好却一定胜过别人。抚摸自己连声叹息，仰望苍天却茫然无知。你守住这四方之地，抵御那五种穷鬼。如今世上的人，没有比富厚更好的。百官都仰望他，上天也在保佑他。鬼尚且要寻求食物，人为什么不奔走求富？不是亲属却亲爱，不是昏姻却结交。借取他的余光，驱逐那些遗留下来的臭气。他飞翔我便奔走，他挺立我便弯腰。他吃好的，我吃甜的；他被火灼烧，我也跟着受灸。行走匆匆饮酒，勇猛地抵御盗寇。只看重力量，哪里顾得上我的身后。我有脸面，却不能得到他的皮毛。张开眼角、分裂面颊，迎合他的一切需要。他还没笑出声，我就先替他笑开了脸。他刚发出叹息，我便皱起眉头。他赐下一点残酒，我就爬行叩拜。还不如臣仆。何况平等之人。我有话要说，却只是杂乱地张口分舌。像鸱夷那样滑稽善辩，滔滔不绝、曲折周旋。口中嘟哝低语，附耳细说而不停。陈述所见，吐露诚意，发誓至死流血。退下后屏退旁人，私下交谈仍结结巴巴。转动喉咙像哑了一样，吐出的气又咽回去。富人真是可喜，只有进到他门下以后才敢说话。做臣子就忠诚，做妇人就贤慧。牙齿咯咯转动，骨节蜷曲弯折。嘴巴承接着剩余的孔窍，嘴唇咬破，脚下出汗。屁股高抬、脑袋低垂，肩膀耸起、肋骨外露。挖肉来摆设祭俎，剥皮来铺陈筵席。见到金钱就抢，有一点羞耻也必定丢掉。你不以贫穷为羞，谁会把你看得漂亮？有油水就退让，有捷径就抢在前面。别人破败、官位冷落，你有土地却没有权力。借助别人花言巧语，博取别人迟钝的脸色。摇动嘴唇，涂抹奉承；转过脸去，暗中闭口。戴鲁国的帽子，抛弃越国的服饰；夏天悬挂，冬天更换。过错和赞誉随着他迁移，他自己哪里有什么？富贵如果可以求得，砍伐树木也自有斧柄可依。那个家伙，也已经捕获了富贵。善于侍奉官长，窥伺他们的脸色。结交狡诈的商人，饱食酒肉。妻子专心筹划，童仆一同出力。像牛一样耕作，像盗贼一样掠夺。囊袋匣子装得满满，借贷的利息不断增长。大帽子像簸箕，脖颈项领成了装饰。乡里的老人称心满意，儿童也惊叹羡慕。你为什么自苦，困顿而失去职守？听从我的话，改变你的追求。回转车驾，放慢车节，学习前代贤人。以雁鸭为群，以稻粱为谋生之计。面对嘲笑屏息不语，楼台裂开又有什么可忧虑的？放下笔墨文书，辞去交游。愿意住到你的舍下，替你筹划。”主人听了，忧愁沉默，倚着几案。烦闷冤屈填满胸臆，嘈杂声充塞耳朵。宿醉刚刚醒来，梦中呓语还未停止。愁肠回转，气息受伤；惶恐徘徊，来回走动。曙光驱散云彩，晨露沾湿洒落。打了很久呵欠伸懒腰，梳理头发、叩击牙齿。左边查看丹铅，右边命人取来图籍史书。欣喜安乐，忘了自己为何如此。富鬼叹息说：“不可挽救了。” 拍着胸脯大步离去，头也不回地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