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七十二

译《瞿元立传》公讳汝稷，字元立，是吴郡常熟人。因父亲文懿公的恩荫任郎官，屡次升任长芦都转运使，诏令加授太仆寺少卿，后来退休。公娶徐尚书的女儿为妻。文懿公去世服丧期间，三年不进入内室。徐家有个私通问候的奸事，公斥责赶走了那人。尚书声势显赫，郡县官吏迎合他的意旨，用各种手段威胁胁迫；亲友故旧也交相奔走游说。公始终屹立不动。于是有人豢养死士，在路上拦截刺杀公；黄金和利刃交错于街道，覆巢毁室，性命危在顷刻。公住在文懿公墓旁的庐舍中，点灯读书，门也不关闭，指着墓前的栋树发誓说：“这里就是我死的地方。”一天，他拿着平议文书前往尚书府拜见，坐在客座上。尚书厉声盘问：“你自己想来，难道也有后悔的地方吗？”公仰头回答：“后悔不能以身作则教化妻子，以至于兄弟。”尚书沉默下来，不再说话。公初次出仕，任台府中的散职，廉洁明辨，能够把持大体。军饷由府衙幕府发放，通常有一笔入官的常例钱。公在中军府任职时，全部谢绝。后来渐渐升任左府。按旧例，中府都事出行，军士要跪在道路上迎接；其他府则没有这种礼仪。左府军士跪迎，从公开始。同僚同丰城侯争论礼仪，执政者偏袒丰城侯。公取出永乐年间的仪注进呈，执政者没有人能提出反驳。扶沟县令因为接受宗人馈赠而被捕，严厉的诏旨下到有关部门议处。公任刑部郎官，应当具文审理，便向尚书请示说：“宗室之人怎么能逃脱？宗正条文规定：穿便服进入县令庭院的，县令只是接受扶沟百姓的馈赠，这有什么罪？”审理意见上报后，县令得到释放。南缮部成了奸商的窝藏之处，兴建工程往往依靠商人办理，侵吞、虚报的钱财数不胜数。公请求使用两关征收的木材，使木材还没有腐朽蛀坏，商人也不能借此勾结作弊。他主持龙江关的木材税务，同陈御史共事，额外收取的钱都归入公帑。南都人因此编成俗语说：“长御史怕短主事。”因为公身材短小，所以这样说。陈御史反而更加称赞公，并向大司空朱公推荐他，于是经过推举选拔，任黄州太守。公一生认为，靠父祖恩荫入仕的人多处在华衣美服的纨绔子弟之间，不是国家所应倚重的人，而这些人也很少有激昂慷慨、像长沙黄岩那样奋发想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中间经历家难后，他更加刻苦自励。他在南北任官时，结交的都是海内名士，彼此志向节操慷慨高尚，互相推重；公又熟悉吏治事务，洁身自守，把一切归结到实际功用上。凭一个恩荫出身而处在闲散官署中，人们却把他看作德高望重的长者。黄州原来羯夷杂处，喜欢打官司。公谢绝请托，亲手删改诉状，并大声诵读，声音朗朗传到堂下。诉讼者叩头服罪，彼此传告劝戒，诉讼渐渐减少停止。他曾作诗说：“讼庭横高霞，质成澹无事。”大概他的治理情形就是这样。麻城县令不善于侍奉上官，御史想弹劾惩治他。公强力争辩，于是连公也一并被降职责罚。不久，调任治理邵武。中贵人征括税赋，向八郡发布檄文，采用监临官的体制。公争辩不能获准，便以病为由辞官归去。回家后即被任命为辰州太守。湖南土官中，永顺的彭元锦最强，常同酉阳的冉御龙互相仇杀；保靖的彭象乾，是冉御龙的外甥。彭象乾失去父亲宠爱，想立他的弟弟彭象坤。彭元锦帮助彭象坤，聚集军队驱逐彭象乾，事情长久不能解决。公发檄文劝谕彭元锦说：“我私下听说宣慰喜爱礼乐，尊崇《诗书》，多次上奏陈述功劳，却不自夸。如果遵循这条道路，早已可以同林世麟的贤名相比，并且还有可能赶上他。可是因为强行拥立彭象坤一事，议论纷纷，烦言不断。立定继承人自有成法，抚、按、司、道诸臣，谁肯听从宣慰而扰乱国家法令呢？宣慰世代承受爵位封号，耳目尽享声色，口腹尽享甘美，指挥人进退，没有不如意的。三州六司的人，难道都是勇力和才能不及宣慰，所以才俯首听命吗？他们所依靠的也是国家法令。终身受国家法令的保护，却不知道法令在保护自己，这就像鱼生活在水中，却不知道水养活了自己。鱼不知道水养活自己，游荡而失去水，即使有鲸鱼一样的力量，也将受制于蝼蚁。人不知道法令保护自己，放纵而破坏法令，即使拥有富强的势力，也将遭受耻辱。宣慰倚仗富强，认为朝廷能把我怎么样吗？宣慰自己想想，能同宁夏的哱拜和播州的杨氏相比吗？哱拜凭借投降的胡人，多次建立战功，历任总兵，后来便显出骄色。后来郑经略巡视边地，让他的儿子承恩随军。承恩看边城诸军，都认为在自己之下，回来后更加骄横。此前某年某日，有雀鸟落在哱拜左肩，随即绕到右肩，盘旋飞翔。哱拜高兴地告诉人说：‘烟霄高举，这难道是我将远行飞升的征兆吗？’等到宁夏发生兵乱，众人想推举哱拜父子，就是先前雀鸟飞翔的那一天。于是他们便驱逐乱军，发动叛变。宁夏城同敌人只隔着一个后卫所，守卫后卫所的是萧如薰，他是杨司空的女婿。萧如薰相貌像妇人女子，哱拜派骁将哱云前往攻打。杨司空的女儿竭力支持丈夫，发誓以死报国。萧如薰鼓足勇气向前，以一箭射死哱云，哱拜因此丧失了锐气。哱拜父子最终被屠灭，雀鸟聚集的所谓祥瑞，其意义也就清楚了。哱拜势力强大，又倚仗北方胡人的援助；然而一个柔弱的少年和一个居于翠帷华室的女子，竟然能够抵挡并挫败他的锋芒，天下事情怎么可以轻易估量呢？宣慰的强盛不过如哱拜；敌国的援助还不如强大的胡人。掌管楚地的官员，难道还会缺少一个弱将和一个女子吗？我私下替宣慰担忧。哱拜的事情还发生在北方，播州之战中，宣慰也曾派兵同他交战。当时前往的一万人，死了八千，大概十个人只剩两个。他的强盛难道还在宣慰之下吗？播州地势险要而且广大，又哪里比得上永顺呢？安疆臣是九域土司中的首位。他把女儿嫁给杨应龙的儿子，难道不顾亲姻关系，而要同大军一起消灭杨应龙吗？只是因为一旦在杨应龙的事情上失足，就会同杨应龙一起遭祸，所以忍痛割爱，图谋自保。如今宣慰惹出的祸端还不深，若能立即悔悟，尚可保全白圭般的美玉；如果不作良策，却迟疑不决、护短自保，到后悔时就来不及了，我私下替宣慰惋惜。而且宣慰所以甘心对付彭象乾，不愿让他继位，是因为彭象乾出自酉阳，担心他们联合起来使自己受困。

译宣慰一出兵，彭象乾只能独自逃生，酉阳的疆土也一天比一天缩小；它对宣慰无可奈何，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重视容易对付的邻国，却忽视不能触犯的国家法典，不是很奇怪吗？从前尉佗在陆贾的劝说下作出决定，彭宠却没有听从朱浮，难道是陆贾、朱浮的言论有好有坏吗？只是两个人听取意见的态度不同罢了。宣慰如果确实能听从本府的话，尊重国家法令，让保靖立继承人完全依照汉法，我愿意竭力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使宣慰没有过错。否则，宣慰在家庙中为播州之事所立的碑，用来警戒子孙、作为后世借鉴的教训，难道会很快忘记吗？”彭元锦捧着檄文哭道：“太守救活了我！”于是解除武装离去，不敢再驱逐彭象乾。然而彭元锦所题的诗句流传在巫、黔一带，言辞颇为不逊；又藏匿彭勉忠等数人，不肯交出。主管官员想要彻底追究。公说，彭元锦是否听命，关系到国家体面；诗句有没有不必追问。他既然已经听命，又要彻底追究他的办事之人，恐怕会损伤威信，使法令无法施行。管仲辅佐齐国时，曾在流水的源头发布命令；命令下达却不考察下游是否未必听从，这不是施行政令的方法。后来先后上奏、写记数千言，保靖、永顺、酉阳三司的事情才完全安定。不久，剿灭红苗的议论兴起。公向两台上书说：“苗地连接楚、蜀、黔三省；与楚、蜀相接的地方，安然无事，偶有盗寇窃发，一年终不过一两起。拿黔地与楚、蜀相比，苗人的警报很多，近几年才稍稍平息。如今这场祸患，实在是由黔地总兵陈【疑字】引起的。黔地有纳粮、已归顺的熟苗，龙惠是其中的大种苗人，住在小桥，很得各部落归附。总兵刚到，便突然革除他们的粮饷，苗人的警报于是日益增多。总兵却以为这些人全都是龙惠的部众。二月，总兵派健步王仁续到惠寨。王仁续奸淫苗妇，龙惠把他和那名苗妇一起杀死，将事情如实报告总兵。总兵诱杀龙惠，并把他的全家杀尽。五月，又杀了他的弟弟龙富。按照汉法，百姓奸淫他人妻女，连同奸夫及其妻一起杀掉，便不再追究。龙惠本来正是奉行汉法。既然如此，他又已把实情报告总兵，怎么至于杀掉龙惠并灭其全家呢？祸端既然这样发生，过错就在我们这边了。奉着这些言辞去讨伐他们，不也很困难吗？据沈洋的奏疏说，那地方的直径不过一百三十里，那么按方形计算是五百二十里，按圆形计算也有三百九十里。何况那里的地势同南越一样，确实有如刘安所说的山川险要，相隔不过寸数，而中间却独有数百上千里；这样的地方，难道可以只按幅员大小来计算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四五百里之内，那里的居民哪里只是几十万人。上下山岭险峻，他们却能飞快行动；踩着荆棘和峭岩，跳跃如同猿猴。正在跳跃时，他们用一只脚蹬张弓弩，背后插着箭，往往能够命中。转动长枪来防卫弩箭，持弩的人口中衔刀，手里射人；估量险势，能够整齐进退，退却时必定设伏，这就是苗人的长处。但他们的性情喜欢各自据险守卫，不能远距离进攻。如今如果把他们全部歼灭，他们就会聚集起来拼死相救，酋长没有求生之心，部落怀有必死的意志。凭几十万人的众数，占据四五百里不可测知的山川，我们不能很快达到目的。我国历次征讨苗人的军队，宣德六年出兵达到十二万人，而都督萧绶最称勇敢有谋略。萧绶率军驰赴池河，进入苗地腹心，屯田种植园圃，表示要长期驻留。各苗部落震惊恐惧，萧绶接受投降、设置堡寨后退兵。正德年间出兵二万三千人，嘉靖年间出兵与正德相同，后来又增加一万多人，而双方杀伤也大致相当。国家没有把苗人全部歼灭，难道也是因为怜悯苗人而不进攻吗？还是因为他们的巢穴偏远，道路险阻，难以穷尽搜讨呢？太祖、成祖二祖开创基业、垂留统绪，凡是夷汉杂居的郡县，必定命名为羁縻之地。” 这是取用汉代虞诩的话，希望臣子顾念名义、思考道理，懂得怀柔安抚的办法。如今却横行凌压中国这个强大国家，发动没有正当名义的军队，搜括已经使财库空竭的钱财，供给组练等不可计数的费用，劳累创伤尚未恢复的民众，进攻往古以来不肯臣服的夷人；苗人的怨恨只结于一个人，我们却骚动了三省，违背太祖、成祖二祖的训诫，给亿兆百姓留下忧患，实在是失策极了。现在的策略，只有命令各哨堡向苗人首领传谕：不愿帮助龙氏作乱的人，可以自行来归，发给他们文书，以此离间龙氏的党羽；至于不听命的人，就诛杀他们。苗人若能把首领捆绑来献，其余一概赦免，不再追问。即使只派一名偏将，带一千或一百人前往，也足以办成此事。否则一味穷兵黩武，兴兵作战，兵祸相连，我恐怕国家的祸患，就要从这次剿苗开始了。”奏议上报后，这件事得以搁置。溪峒的蛮夷，难以扰乱却容易激变，不应当用汉法治理。流官治理夷人，又不能一概遵循汉法，因而激起蛮夷之心，最终反而耗损、败坏国家。永顺、红苗这两场战事，如果没有公，这两件事不变成播州之祸的可能几乎没有。公以一郡守的身份，删削一纸公文，再次消弭边疆的大祸；这种预先防患、迁徙柴薪的功劳，世上向来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贵阳按察使想把四卫划归黔地，又想重新设置沅州总督、川湖贵三省都御史。” 公逐条上奏说明这样做不可行的情形。公镇守辰州时，尚且能够抗议国家的大政，以郡守身份讥评驳斥御史，距今不过十多年。长芦盐政日益败坏，公以都转运使身份前往治理，风气清明，弊端尽除；裁减潞藩运送食盐的船只，免除商人货物落地时的税，都同中官通过公文往来，极力陈述利害，最终把这些措施制定成法令。那一年发生大灾荒，朝廷议论兴办工程，疏浚利国濠六十里、兴国河八里；工程办成而没有伤害百姓。这一年他赴京考核政绩，被列为清廉特别优异。庚戌年春天，病情加重，上疏请求退休，死在沧州的官舍里。福清叶公听说后，立即向铨部进言，复奏请求加授少卿之职后退休。

译公熟悉本朝掌故，留心人才和治政之术。自分宜、江陵以来，朝廷章程屡有变更，党派议论错综复杂；他拍掌谈论起来，如同列举一二件事那样清楚。他平时常说：世上没有完人，人也没有样样都对的。党人对汉代没有补益，而宋代贤人对新法又有罪责。他所交游的，多是当时的名士，都是以道学、气节相互标榜的人。然而公持论就是如此。他没有什么书不读，考订异同，针砭【疑字】驳杂，广泛搜集证据；不穷究学术源流便不停止。他广泛综合佛教经典，特别喜爱宗门诸书，亲手摘取其中的精要，编成《指月录》。他自己说，每次落笔，就像带着一瓶一钵，跟随各位高僧宿儒行走在深山古木之间，那种快乐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他痛恨狂妄禅学，对于颜山农、李卓吾一类人，公开抨击排斥，一点也不宽假改变。吴中管登之先生讲三教合一之学，公带着鞋来拜见，自称弟子；晚年同先生论学时，却说：“无论学儒、学佛还是学道，只要得到其中的真理，不妨称作一家之学；否则就像三脚猫一样，终究没有用处。”先生表彰石经《大学》。公考证后认为那是伪书，作《质疑》来纠正，说：“不直说，真道便显现不出来；弟子侍奉老师，就应当这样。” 公年轻时喜爱辞赋，遭逢患难时，作《松声赋》来宽解自己。从邵武归来后，又作《武夷》《云鹤》二赋，为当时人所称赞。他所作五言选体诗以及佛教碑版文字尤其丰富，有文集十四卷。赞曰：公曾仿效鲍明远作《行路难》十八首。他的自序说：“我年少时曾侍奉先父文懿游历两都，长大后屡遭变故；后来任卑职治理政务，内外任职，参与听闻世间得失的缘由。身处湍急险峻之中的隐忧，请求退休又未能实现，只好闭门而有许多闲暇。想起从前的自己，实在如同游羿处在箭靶之中；如今辞去职务，或许可以幸免了。于是拿起笔寄托感慨，便依照鲍明远《行路难》的篇数来作。”读公的诗，以及他自我叙述的内容，文人的心情和劳苦之人的志愿，就可以想见了。公曾对我说：“古今政治，名义和实际各占一半；例如朱子所说的常平仓，也只是虚有名声而少有实效。我想对此加以论述，却没有完成。”我替公作传，叙述他关于永顺、红苗的议论，详细写在篇中，使后世能够看到这些事情。

译（顾仲恭传） 顾大韶，字仲恭，是常熟人。他的父亲顾云程，神宗时任南京太常寺卿。仲恭和他的哥哥顾大章，字伯钦，是双胞胎。兄弟二人并肩出游，人们不能分辨谁年长谁年幼，因此有“张伯皆、仲皆”这样的称呼。伯钦考中进士，奉使在休沐时回家，面容白润肥美，衣冠和随从骑从都十分华美。仲恭却老在书生生活中，头发蓬乱不梳，衣服污垢不洗，说话不择言，交友不择人，潦倒困顿，漫不经心；每次拿镜子自照，都惊讶地说：“顾仲恭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吗？”仲恭年轻时研究《诗经》义理，成为专门名家，竟陵钟惺评定他为本朝第一。年长后更加用力于学问，六经、诸史、百家、佛典等书，没有不涉猎其门径、开启其关键的。其中沉潜研究、钻研穷究最深的，是《诗经》《三礼》《庄子》。他读书时，一看便明白大意，通晓明白书中的旨趣；又不怕穿凿繁琐的训诂，用来会通【缺字】的异义，剖析削除隐晦滞塞之处。一方面可以称为通达博学的人，一方面也可以称为老成的经学宿儒，大概兼有这两种长处。他论说《诗经》，认为《诗经》有齐、韩、鲁三家传本，毛传出现后，三家之学便废弃了。郑玄的笺注有时与毛传不同，唐、宋诸儒又多有不同于毛、郑之处。朱熹把毛、郑都扫除，概括地把《郑风》《卫风》视为淫乱之风，世间儒生都知道这种说法的错误。他尤其荒谬之处，是不取诗义中的“兴”。既然不取“兴”，又为什么还说“兴”呢？又有人完全不懂小序的意思，擅自删改。《伐木》的小序说：“这是宴饮朋友故旧的诗；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依靠朋友来成就事业的。”这篇诗其实是答复上一篇《棠棣》的意思，虽然宴饮亲戚，却以朋友为重。《棠棣》讥刺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有朋友；这里说人不能不寻求朋友，至于父亲、舅父、兄弟，也应当用酒食来亲近和融洽。朱熹取小序的第一句，却删去下面两句，这就把父亲、舅父、兄弟直接当成朋友了，怎么说得通呢？《鸳鸯》的小序说：“这是讥刺周幽王的诗；古代贤明的君王，与万物交接有道理，对自己的奉养也有节制。”朱熹直接注释说：“鸳鸯飞翔，就被网住了；君子长寿万年，就有福禄降临。鸳鸯遭受网罗，这哪里是吉祥美善的事，却拿它来比兴人主的福禄吗？” 这两章诗是一正一反，用来进行讽谏。鸳鸯飞翔就被网住，停在水梁上就收拢左翼，说明行动者会有灾祸，安静者则没有祸患。周朝自昭王南征不返、穆王西征而徐国叛乱以后，巡狩便成了危险的事情。因此占卜出征五次，吉利之后才出行。这就是所谓与万物交接有道，而诗人借此进行讽刺。它正同《鱼藻》中“王在在镐，饮酒乐岂”一句意思相同，只要吟诵一遍，就知道它不是歌咏盛世的诗。连这个都不能理解，难道就是所谓“以意逆志”吗？如今要刊定一部书，应当以毛传为主。毛传实在讲不通，然后采用郑笺；毛、郑都讲不通，然后采用朱熹；毛、郑、朱熹都讲不通，然后广泛搜罗各家说法，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裁断。严粲的《诗缉》写在朱注之后，却独自优于各家。至于《大全》，只是敷衍朱注，毫无发明，用来盖酱缸也就可以了。他论《礼记》，认为宋代以前研究《礼经》的人，只知道郑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郑康成凭借高龄和雄辩，压服折服了千载以来的人。孔颖达依附迎合他的旨意，没有加以辨正。自宣和年间有一位好古的君主以后，三代的器物有时从荒墟墓穴和隐藏之处出土，学者便拿来证明汉代人的许多说法错误，于是陈氏的《集说》出现了。在《集说》出现以前，学者的弊病在于有疑问却不能阐明；有了《集说》以后，学者的弊病又在于已经明白却不能怀疑。对此不可不深思而自求所得。他论《周礼》时，对于《地官》的原隰裸物、《小司徒》的上中下地，以及乡师、乡老、州长的名称和秩序，《春官·大宗伯》的天产、地产，《春官》的世妇，《夏官·马质》的旬，内外司【疑字】的出火、内火，《冬官》的量豆、毡案，以及匠人营建国都等，都援引经文、依据传注，考察古代、验证当今，用来订正补充注疏的疏漏。对于《小戴礼记》加以辨正的地方尤其多。他辨析五帝世系说：“郑康成是千年以来儒者的宗师，却被纬书迷惑。王肃援引经文、依据传注来诘难郑玄。只有五帝世系这一点，郑康成排斥《史记》本纪而采用《春秋》《命序历》，最有见识。王肃依据《孔子家语·五帝德》来驳斥他，这是错误的。《五帝德》篇，太史公采入本纪，说黄帝是少典的儿子。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二子：一名玄嚣，是帝喾高辛氏的祖先；二名昌意，是颛顼高阳氏的父亲。帝喾生尧以及稷、契，颛顼生鲧，鲧生禹。从黄帝到禹，都是同姓而国号各异。三皇五帝的事情，若有若无，《诗》《书》的传文没有记载，偶尔可以推求考察，也一定要到《左传》的内外传中去寻找。” 《左传》中郯子的话说：‘炎帝用火来纪事，所以任命火师并以火命名；黄帝用云来纪事，所以任命云师并以云命名；少昊氏即位时，恰逢凤鸟来到，所以任命鸟师并以鸟命名。自颛顼以来，才按照近世的事来纪年。’由这段话看，少昊在黄帝以后、颛顼以前，显然无疑。如今《史记》本纪所列的五帝不计少昊，却直接说‘黄帝去世，他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颛顼即位’，那么应当把少昊放在哪里呢？有人又曲为之说，认为少昊就是玄嚣。玄嚣号称青阳，少昊号称金天，金与木截然不同，知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况且玄嚣如果曾即位为帝，怎么会降居江水呢？又有人曲为之说，认为少昊就是少典；这样一来，反而成了黄帝的父亲。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交战，战胜炎帝并取代他的地位，炎黄之间怎么容得再列一个少昊？这必定不对，这是第一点。《孟子》说：‘天下产生人类以来已经很久了，总是一治一乱，每隔五百年必有圣王兴起。’《左传》说：‘九州的险要之地，不会永远属于一个姓氏。’这就是天地消长、剥复的自然规律。少昊氏衰败的时候，

译九黎扰乱道德秩序，颛顼于是命令重、黎隔绝天地之间的交通。颛顼氏衰败时，共工氏称霸而不能成王。帝喾讨伐他，重新整顿星辰秩序。这些都是子孙失德而衰败，异姓取而代之。如果黄帝以后就是少昊，少昊以后就是颛顼，颛顼以后就是帝喾，几百年一直太平而没有乱事，那么九黎、共工又怎么能在其中插足呢？这必定不对，是第二点。古代帝王以革命方式取得天下，必定改换历法正朔、更易服色、改变徽号、更新器物制度；继承世代而拥有天下，则不这样做。假如少昊、颛顼、帝喾都是黄帝的亲生子孙，却俨然像革命一样改姓换制，把自己的父祖看作新王对待前代败国那样，这就太违背道德了。这必定不对，是第三点。《左传》所说高辛氏有才子、帝鸿氏有不才子，都是历代帝王的后裔。他们受赐氏族以后，即使经过几十代、上百代，也仍称某氏，并不一定指他们本人。读者没有察觉这一点，便把鲧当作颛顼的亲生儿子，把稷、契都当作帝喾的亲生儿子；于是《竹书纪年》说鲧活了一百九十岁才被诛杀，推算他奉命治水那年，已经一百八十一岁了。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大约都在九十岁左右，哪里会有一百八十岁才担任重任的人？八十九十岁叫作耄，犯了罪也不加刑，哪里会有一百九十岁还被处以死刑的人？尧在任用舜以前，史书已经称百姓明达，众多功业都兴盛。稷、契如果真是尧的亲弟弟，八十年间却不知道尧，难道会这样愚昧吗？羲和、四岳等大臣难道也会这样蒙蔽贤能吗？这必定不对，是第四点。《命序历》说：‘炎帝号称大庭氏，传八世，共五百二十年。其次是黄帝，又称帝轩辕，传十世，共一千五百二十年。其次是少昊，称金天氏，也就是穷桑氏，传八世，共五百年。其次是颛顼，也就是高阳氏，传二十世，共三百五十年。其次是帝喾，也就是高辛氏，传十世，共四百年。’这是郑康成用来排斥《史记》本纪的依据，我也深信不疑。黄帝寿命三百岁，往后九代合计一千二百二十年，或许也有这种情况。也可能“一千”是衍文，存疑不论也可以。郑康成相信纬书，最大的失误在于六天之说。他认为天皇大帝等都有名字，而后世却千百年来沿用这一说法。至于帝王世代数目的说法，后世却完全没有人信从。由此可知人的心志各不相同，众说纷乱，而好学深思的人太少了。陈寿《蜀志》说秦宓见到关于帝王世系的文章，作论来说明其说不正确。如今那部书已经失传，而《礼记》疏中还载有孙炎驳斥王肃《圣证论》的文字，其中许多已经散佚，我于是汇集它们，附会自己的意见，作成《五帝世系辨》。此外，像订正苏明允《太玄论》、驳斥苏子繇《洪范五事说》、辨析李翱《五木经》等，纵横浩博，合起来不下数万字。他还说《太玄》可以不作，想把桓谭、张衡在千年以前的著作一并废除。我不敢同意。”}], 仲恭谈论经学，在近代学者中很少有他认为可以的，只推重武林卓尔康的《十五国风论》，认为他是博通儒学的人。卓尔康劝仲恭著书流传后世，仲恭回答说：“古人的书汗牛充栋，我们这些人即使勤奋好学，也还不能看完其中十分之二三。何况我们的才学远远比不上古人，而后世学者的勤奋又未必能赶上我们，即使再有惠施那样的五车之书，又有谁来传承它呢？”他又说：“《春秋》以前，著述者所做的事已经完备了，即使有圣人，也只是传述而不创作。宋、元以来，传述者所做的事也已经完备了。即使有志之士，也只应诵读而不应再作著述。”卓尔康无法反驳。慈溪冯公元▯巡视海虞，登门拜访，请求仲恭拿出著作。仲恭也用这番话来推辞。晚年他对我说：“我想把十三经和诸子书中失传的言论、难通的义理，标举出若干条，编成一部书，私下希望可以拿它同程大昌的《演繁露》、王伯厚的《困学纪闻》相比，或许能够用来答谢诸位公以及您了。”临终之前，他抄写整理了自己为《诗经》《礼记》《庄子》所作的笺注，并让他的儿子嘱托我，这就是今天流传的《炳烛斋随笔》。仲恭自负才思敏捷，卓然有志于当世。年老衰病、困顿不能任事后，志向意气受到约束，便写作文章来安慰和开导自己。嘉定程孟阳称赞他说：“他是李文饶一流的人物。”他写《竹签传》说：“竹氏的兴盛，大概显著于禹、益的时代，到周代逐渐兴盛。有个名叫策的人，和端木氏中名叫方的人齐名，都以博闻强记著称。方专任史官，而策喜好广泛搜集细小事物；他为人端正刚直，没有偏颇，帝王命令他和投钩氏共同掌管有关利益的事务。市民分配货物财产不公平的，都来请他裁定。他又善于侍奉鬼神，神灵降下的话一定凭借他来传达，巫师也比不上他。他们这一族起初在辽西令支，齐桓公讨伐山戎、斩灭孤竹后，才迁到中原。汉帝将要册立皇后而尚未决定，侍臣请竹策决断，汉帝没有采纳。晋武帝即位后，询问历代世数，竹策回答是‘一’，满朝大臣惊骇地面面相觑，责怪竹策失言；竹策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他的话最终应验了。后来改名为签，在齐、梁之间做官，担任诸王的保傅，过了很久才离职。入唐后，任陈武烈帝的大祝，揣摩皇帝的意旨写成韵语，文字简约深奥，类似焦赣的《易林》。入宋后，又在江东神庙任职，改写成长句，语言浅近俚俗。” 关壮缪侯改谥为武安王时，凭借权势征召了他。武安王非常神圣，得到竹签辅佐后，更加显著地建立了功业。明朝兴起后，为武安王在京师正阳门建立庙宇，命竹签主管接待拜谒。凡是士人求取官位、商人求取暴利，以及吉凶祸福、利害得失，无论大小，都来拜谒武安王。武安王厌倦了应答，肃穆无言，只看着竹签，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思答复。竹签接受命令，立刻就能回应，而且言语巧妙、料事奇中。万历年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太宰听说后认为他贤能，便向朝廷推荐，命他进入吏部，协助文选郎办事。在此以前，文选郎大多贪污受贿，有的怯懦软弱、听从请托。那些贤能而自爱的人，为了躲避怨恨和讥讽，常常惴惴不安。众人都推许竹签廉洁公正，于是把选官事务交给他。每逢朝廷大选，文选郎只按旧例给官员注定品级；官员任地的远近、好坏、难易以及是否适合某人，全都由竹签决定。太宰依据竹签定下的结果形成奏章，奏报皇帝。皇帝总是批准他的奏章，朝廷内外没有不同意见。竹签也因此高兴而自负，渐渐骄傲放纵起来。他进入吏部公堂，站在太宰下面，却挺立着毫不屈服。平日里常慷慨发表大话说：‘尧、舜以后，历代都没有真正的人才。假如让我实行自己的道，无怀氏、泰豆氏那样的治理，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有人问他说：‘您的治道已经实行了，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译竹签说：‘还没有。乡试、会试的榜单，翰林院和科道官的选任，都是本朝所重视的事情。这几件事我一件也没有参与。如果全都交给我办理，我的志愿就满足了。’那些失去职务的士人，把他的话传开作为攻击他的口实，满朝都替他们感到不平。于是台省官员交相上章弹劾竹签怀有怨望，应该交给司法部门审讯。皇帝说：‘竹签是忠臣。交给司法部门，他将要死去，应当在朝廷上审问他。’到了指定日期，命竹签到朝廷听审，公卿以下全都聚集，皇帝派司礼太监责问竹签：‘你以一个小臣的身份参与听闻国家大政，已经越过本分了，竟然还怀有怨望，这是为什么？’竹签说：‘臣哪里敢有怨望！臣看见朝廷中的权贵要人共同欺骗蒙蔽皇上，使皇上受到误导。臣承受皇上的深恩，禁不住孤愤，所以才发表这些议论罢了。皇上不妨当面责问在廷诸臣：吉士的选任，难道不是靠财货取得的吗？科道官的选任，难道不是靠攀附钻营得到的吗？吏部有所谓“顶首”，科场中有暗通关节的事情，难道不是屡次被写入弹劾奏章揭露的吗？假使由臣来执政，即使把贤能和愚劣一同看待，事情又怎么会错乱到这种地步！宋代欧阳修主持贡举时，只听信朱衣人的话。朱衣人不过是善于点头罢了，而臣却善于作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像早已构思好的。假使欧阳修再次主持贡举，除了臣之外，没有人能同他共事。诸位大臣自认为比欧阳修如何？竟然还要毁谤臣吗？’于是公卿以下异口同声地上奏说：‘竹签侮辱朝廷，轻视当世士人，没有做人臣的礼节。而且竹签在吏部时，纵容吏员接受选人的贿赂，任意上下其手；竹签表面上装聋作哑、不加过问，假装愚拙忠诚，实际上败坏国家大事，罪应处死。’竹签说：‘败坏国事的不是臣。诸位大臣和吏员勾结，共同谋取奸利，想尽办法出卖臣。臣在弹劾奏章中对此已有陈述，按理本来就应如此。《尚书》说：“过失即使很大也可以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不能宽赦。”臣被出卖，是过失；诸位大臣出卖臣，是故意。皇上认为应该让谁承担罪责？况且臣本来是山林中人，从虞、夏以来修身已有数千年，混迹在巫师、祝史之间，随世俗升降。皇上特意选用臣辅佐吏部，臣难道是有心求取这个职位吗！臣不饮酒、不吃饭，也没有妻子儿女的拖累，得到贿赂又拿来做什么？皇上如果认为臣不贤，当天解除臣的吏部职务，任凭臣仍回到武安王庙中，便算死得其所了。臣谨伏在台阶下等待处理。’太监把这番情况报告给皇帝。皇帝说：‘我本来就知道竹签是忠臣。’命令他回到吏部，照旧掌管选官事务。竹签知道世间容不下自己，忽然有一天弃官逃走，从此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人说：“观音大士把他带回净土去了。”野史氏说：“古代掌管选官的人中，权氏、敬氏都以善于任职著名。权氏善于抬高或贬低人物，一分一厘也不肯宽让，大概不是宽厚长者；敬氏喜欢当面指斥人的丑处，被他憎恨的人甚至想扑上去杀死他。对于他们不能明哲保身这一点，我是有所遗憾的。他们终究不如竹签能够虚心自处、驾驭众人，把恩德和怨恨一概置之度外。有人怀疑竹签大概只是巫祝一流的人，不宜处在朝廷显要之地。这恐怕并不是这样。太戊曾以巫咸为相，成王曾任命侯担任滕国的卜正。巫祝又怎么可以轻视而简弃呢？竹签生逢圣明之世，得以身居要职，像蝉蜕皮一样脱离污浊，从而保全了自身。”《诗经》说：“我将离开你，前往那快乐的土地。”啊，真是贤明啊！《又后虱赋》说：“李商隐有《虱赋》，陆龟蒙有《后虱赋》。李商隐只讥刺虱子啮食污臭之物，还没有说尽它的罪过；陆龟蒙反而赞赏它长久不变的品德，几乎把人们所厌恶的东西说成了好人。”于是作《又后虱赋》来加以纠正：仁爱不会伤害人，义行不会穿墙偷盗。伤害人和盗窃财物，按照汉代法律都必定要处死。两种罪行一同发生，才在这些细微之处显现。请让我数说它的罪恶，它才开始服罪。昆虫中的丑类，实在繁多而且成群。它们接近人类，对人有益或有害各不相同。蚕吐丝，蜂酿蜜，反而显示出勤劳；络纬、促织、蜻蜓、蟪蛄，也各有其用。萤火虫飞舞、蝴蝶翩飞，能给人增添娱乐。像这一类，当然不可以没有。鼠妇、蚰蜒，弄脏我的台阶庭院；[原文“▯庭网户”字样疑有OCR讹误]，萧蛸和蜘蛛织网遮蔽门户。蝼蛄在土中鸣叫，蚯蚓在道路上作声；螳螂举起双臂，蒲卢蜂像是在祝祷。扑火的飞虫役使鬼魂一般，投向灯火烧煎自己的身体；灶马喜欢温暖之处，玄驹聚集在腥膻之地。地鳖、蜗牛，背负着矾石，仿佛推车而行。总之都属于令人厌恶的东西，却并不伤害我。像这一类，任凭它们各自存在吧。还有白覃，善于啮食我的书籍。[原文“▯”字疑有OCR讹误]侵害美好的树木，蛀蚀损耗米粮；蝗虫、螟虫和[原文“▯彖”字样疑有OCR讹误]，专门伤害优良的禾稼。醋会被蚋虫败坏，肉会被蛆虫败坏；[原文“飞 ]蚀柱”字样疑有OCR讹误]，青蝇玷污衣裳。这些都是我的仇敌，危害禾苗，剥食肌肤。情理上尚可宽宥的，我全都赦免它们。有蝎子以尾部螫人，有[原文“蜍”字义待考]以钩牙伤人；蠼螋像蜮，黑蜂像壶。水蛭蜷缩起来像短槌，牡蛎爬行时蠕蠕而动；壁虎和壁镜，暗藏毒性并非虚言。凡是那些[原文“▯”字疑有OCR讹误]螫人的虫类，有的可以躲避，有的可以驱除；一旦侵犯人，就应当杀掉，但本来很难全部屠灭。蛔虫、蛲虫藏在胃中，蚧虫、[原文“▯”字疑有OCR讹误]潜伏在皮肤下。我想除掉它们，却没有形迹可以剖割。蚊子倚仗轻捷的翅膀，跳蚤凭借轻盈的身躯。我想捕捉它们，转眼之间它们就逃跑了。至于你这样的虱子，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形体小得只有一粒黍米，体重还不到半铢。有时钻进我的头发，有时寄托在我的衣襟中；十天半月便繁殖几代，繁衍生息地居住在那里。黑虱吃头上的污垢，白虱吸食身体的肥肉。你们这类虫子一天比一天肥，我的容貌却一天比一天消瘦。一旦被我忽然察觉，就沿着衣缝钻行。既贪婪又怯懦，既迟钝又愚蠢。即使是肉食者中的卑鄙之徒，也没有谁超过你。沐浴的热水既然已经准备好，你的性命就难以保全了。你的罪行在于不可赦免，千万不要怨恨我。虱子听了这番话，匍匐着低头伏在地上。它静静地听着斥责，祈求暂缓用沸水浇灌。侧耳仔细察听，却寂然无声。它斋戒内心来倾听，仿佛在申诉，又仿佛在哭泣。世间万物的名号数以万计，只有上天把它们一同养育。凡是蠢动而具有灵性的生命，谁不是上天的眷属？布施自身和生命，是千圣共同遵循的法则。唉，您的器量为什么这样狭小急迫？我不吃谷物，也不吃豆类。上天赐给我的食物，唯独只是血。我头上没有角，嘴也没有啄。我不过轻轻吸吮您的肌肤，为什么竟要把我看得如此残酷？您为什么不能宽宏一些？请看看当今朝廷的局面。我听商君说，我的朋友有六位。他们都得到上天赐予的爵位，也都享有上天赋予的俸禄。他们使妻子荣耀、让儿子任职，使宗族显赫、使家族受益；吸取百姓的骨髓，蒙蔽君主的耳目。办坏事情却不受刑罚，荒废职务却不感到耻辱；游乐嬉戏直到终身，最终寿终正寝、埋入地下。我羡慕我的朋友，像飞鸟一样飞去择取肉食。我的罪过是什么？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您想杀我，为什么不赶快把我送进刑狱？我听了虱子这番话，怒发直竖。你这微小得可怜的虫子，难道还想同禽兽相比吗？把你们数以亿计的性命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奴仆。竟敢拿自己同朝廷士大夫相比，发出这样的诽谤！即使按你的罪行施以明正的刑罚，难道只是一场沐浴就够了吗？用头发把它捆起来，悬挂在竹子上；用细[原文“▯”字疑有OCR讹误]制作弓，用绣花针制作箭头。把丝弦拉满射它，一箭射穿腹部；把尸体陈列在荆棘顶端，以示极大的耻辱。仲恭烧掉并丢弃了他的稿本，自己编定为二十二篇，其中这两篇最好。赞曰：

译我年轻时才开始同仲恭交游，常常举出韩退之评论柳子厚“勇于为人，不自贵重”的话，彼此切磋砥砺。不久读《班史》，读到陈遵对张竦和原涉应对宾客的话时，我没有一次不反复流泪。为仲恭沉浮于乡里之间而感伤，这正如所谓亲眼见到杨子云的禄位和容貌，却不能使人动心。他的文章和议论将会长久地不能流传，所以我选择其中值得观览的，写在篇页之中。恰逢叙述陈同父的文章时说：“假使陈同父晚年没有考中进士，那么他终究不过是一个狼疾之人罢了。”仲恭也这样说。唉，真是可悲啊！《初学集》卷七十三。○传（四）。《梅长公传》。公名之焕，字长公，另一个字是彬文，是黄州麻城人。他的先祖，是宋代宛陵先生的后裔。元至正年间，为躲避战乱迁居到这里。曾祖父名吉，考中进士，任惠州太守。梅吉生汝观，汝观生六个儿子，长子国桢以御史身份监督宁夏军务，平定▯孛贼，官至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国森考中乡荐，是公的父亲。公十岁时父亲去世，跟随母亲刘氏居住在东山的沈庄。每天学习的功课有一寸多厚，性情洒脱，气概雄健，与普通孩子不同。十四岁时成为生员。巡按台使巡视所属地区检阅武备，公骑马横越校场。使者发怒，命令他同武官比试射箭。公手执弓、腰插箭，连续射九箭九中，每中一箭，全军便大声叫好取笑。他长揖行礼，跳上马径直离去。使者不高兴，只好作罢。县城西边有龙潭，绝壁下临深潭，公指着那里说：“谁能下到这个潭里而不感到害怕退缩呢？”同游的人随口回答：“我能。”他再次询问，对方仍像先前一样回答。公催促着举手把他推下去，那人飞快沉入水中，游泳后才得以脱身。旁边的人都吓得发抖，公却谈笑自若，人们因此认为他非同寻常。万历癸卯年，他和应山人杨涟一同在乡试中考中举人，以功名节义彼此期许，扬眉击掌，认为当世无人能比。甲辰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高阳孙少师以史官身份同馆任职，性情严肃庄重，看不起天下士人，却唯独推重公。公在馆中，说话时总是昂首挺胸、锋芒毕露，坐着时便捋须摇扇；看见馆阁诸公低头慢步、互相逢迎取容，常常忍不住面露嘲笑。任职七年后，出任吏科给事中。神宗皇帝长期静养，朝政日益松弛。公上密封奏章说：“近来的国事，无论内外、大小，都酿成一片虚浮泡影的世界。就像蛀虫藏在树中，风一吹来树便会摧倒。当今百姓困穷，军饷枯竭，敌寇横行，军队疲弱，大小臣工以及掌管兵、农、钱、粮的官员日夜谋求办法，仍然害怕供应不足。言官抛开国事而争论一时的局势，部曹舍弃职掌而提出空洞的言论。天下群臣全都被一个虚套子束缚住了。京城之下的京营兵马、入京护卫的班军、户部掌管的钱粮，都有耗费而没有功用，有名义而没有实际。种种弊病蛀害，动不动就说是旧例而不加省察。这是太祖高皇帝的旧例吗？也是成祖文皇帝的旧例吗？弊病蛀害日积月累，因沿袭而成为常规。有人想要整顿，就被说成制造事端；有人提出严厉措施，就被说成苛刻。事情还没有办成，诽谤已经兴起；法令还没有施行，怨恨已经聚集。又怎么能怪豪杰灰心、庸人安于拙劣，把国家大事交给那些认为根本无法办理的人呢？臣请求陛下严格考核、综合核实，以督责实际事务；畅通言路，以加强纲纪；分别善恶，以爱惜人才。臣所说的不过是老生常谈，但如果能够真正实行，也未必不是对症的良药。”公既为时政扼腕叹息，又多次上奏，说明前任江陵相整顿初期政务、督察名实的做法，慨然想要有所建立。奏疏多次上呈，却没有得到省察。各部党派彼此对立，像敌国一样互不相让；公始终不依附任何一方，每逢有封还驳正的奏章，总是双方都加以非难。他的主要宗旨，只在于破除私人交结、抑制党派议论、纠正时弊、挽救弊病和爱惜人才罢了。任职六年后，出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州的案件有许多冤屈积结，拷打一人牵连十人，累年不能判决。公闭门周密阅览案牍，约定第二天在公堂会集，按着案卷呼唤囚犯，明确宣示其刑书所载内容，凭几案作出判决发遣，案件在他手中办结，迅速得如神明。岭南一带盗贼很多，势豪之家与他们勾结，充当窝藏和资助者；公完全知道他们的根源和巢穴所在，便依照沈命法分路出兵捕捉，彻底追究所犯之罪，使他们立即伏法，因此盗贼得以禁止。惠州的豪强沈烈把女子投入水中淹死，公擒获他后，按照杀死烈女的罪名将他扑杀，并把那女子埋葬在萧烈妇墓旁，作诗刻碑来记载此事。有官宦人家的子弟倚仗父亲的势力，肆意作奸谋利，无法擒获治罪。公派人晓谕他的父亲：究竟是想让儿子出来接受审理而活命，还是想把他藏起来而死去？他的父亲大为醒悟，听从命令让儿子出来自首受审。许多蒙冤的百姓像墙一样站立在庭前，公逐项审问侵占了别人多少田园、抢夺了多少金钱、掳掠了多少子女；按照甲乙丙的次序质证对答，全部退还他们所侵夺的财物，随后又把凶狠的儿子捆起来痛打，说：‘用这些来向乡人谢罪，也用这些来向你的父亲谢罪。’最终亲自磨炼改造他，使他成为善人。公做官时精通吏治，揭发奸邪、搜捕伏罪者，严厉驱使强悍之徒，气势像赵子都；奋髯拍案，斥退办事迟缓之人，培养声名像朱子元；赏罚分明，见到恶人就捕拿，像张子高；以仁慈之心为根本，不追求眼前名声，扶助培养国家元气，把持大体，则汉代官吏也比不上他。海盗袁八老劫掠潮州并杀死守吏，潮州不属于公的管辖范围，公却自行请求前往剿灭。于是严整军队扼守海道，断绝其粮饷运输，切断樵采汲水的道路，发放数千面免死牌，投降自首的人接连而来。袁八老陷入困境，趁潮水夜间逃走，向福建请求投降。公出任山东督学。袁八老率领水军援助辽东，在登州拜见公。公对他说：“海上那次战事，我没有机会见到你的面，如今怎么会在这里？”八老叩头谢罪说：“害怕您的天威，所以逃到了福建。今天难道还不敢为您效死吗？”公是文人，并不熟悉军事，却能使这样凶恶的巨寇畏服。他任学政时，对教条采取宽简的态度，谢绝请托寄情；考核之余，召集诸生加以教诫。对贤能的人，他降低身份，握手慰问，反复加以安抚；对不成器的人，则咬牙斥骂，并施以楚刑。诸生起初惊惧，后来心悦诚服，久而久之歌咏思念、称颂仰慕，都把他看作师长、保护者和父母。兖州一个富人想吞并邻人的园宅，便让两个盗贼在草丛中拦截并杀死那人。有司按盗贼罪论处。公说：“这就是罪行和动机都恶劣的人。人只有一条命，盗贼不能有两次死罪。现在应当追究主使，却把盗贼按串通杀害士人论罪，众人喧哗，从五月起不肯接受官吏审问，不过是一起用柱后惠文冠的御史弹劾审治罢了。”主使被捕到案，一审问就认罪，于是按重罪论处；两个盗贼也因先前案件被判死刑。天启元年，召入朝任通政司参议，升太常寺少卿。天启三年，擢升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因母亲去世守丧，回到乡里。不久，逆宦之乱发生了。在此以前，神宗、光宗两庙相继升入太庙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