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一百二

译庚子年二月，征召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到建康。刘基陈述时政十八条策略，皇上嘉许并采纳了它。据考，刘文成在至正十一年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十月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十二年，他以浙东元帅府都事的身份随纳麟哈刺修筑庆元城。十三年，他任行省都事，随帖里帖木耳招抚方氏，因与朝廷的意见不合，被拘留管制在绍兴。十六年，行省又以都事之职起用他，和石抹一起谋划搜捕盗寇。十七年，石抹宜孙总制处州，在处州设分院治理，以他为分院经历；又征召郡人胡深、叶琛、章溢担任军务参谋。采用他的谋略后，处州的盗寇全被平定。十八年，我军攻取兰▯，并且逼近婺州，石抹派胡深等人救援婺州，没有成功。太祖平定婺州后，立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谋划攻取处州。石抹派叶琛、胡深等人分兵驻守，抵御王师。刘公虽然没有亲自上阵，却始终在石抹的分院中。石抹大概正是依靠他的谋略来对付我军。《实录》的本传说：改任行枢密院经历，和石抹一起守卫处州，抵御方国珍。当时，石抹与耿泗国在黄龙、樊岭之间对垒，他们所抵御的并不是方国珍。国史只是委婉地改写了说法。《元史》说：这一年，经略使李国凤来到浙东，奉皇帝的节制命令任命石抹宜孙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状记载，刘公升任右司郎中，李国凤上奏他的功劳却没有得到记录，那么刘公升任右司郎中，也应当是李国凤奉命任命的。第二年己亥十二月，我军攻取处州，石抹便弃城逃走了。刘公长期在石抹的分院中，他弃官回到青田山中，或许在石抹失败以前，但总之相隔也不远。李国凤巡抚江南，在王师于十八年十二月攻克婺州以后上奏刘公的功劳，那么《行状》《实录》和本传都说他弃官逃回青田山中；按时间推算，应当在十九年春夏之间，距离石抹失败没有多久。方孝孺撰写《孙炎传》说：攻克处州后，正要任用人才，但当地秀民中有才能的人都藏在山中，不肯出来。孙炎设法寻访招致了一两个人，记录下他们的姓名，写信派使者去招请。刘基、叶琛、章溢尤其受到处士们的推重。刘基名声最大，豪迈任性，自认为不应当受别人任用。使者去了两次，他仍不肯出来。使者拿一把宝剑送给孙炎，孙炎写诗将剑封还，又写了几千字的信，说明天命来劝告刘基。刘基无法回答，迟疑了一阵才出来相见。孙炎于是把刘基送到京师。苏伯衡撰写《缪美传》又说：处州平定以后，龙泉、庆元也都平定了，于是带着胡深、叶琛和刘基入朝拜见。处州平定以后，刘公拖延时间，躲藏避居，等到孙炎等人设法寻访招致，过了很久才出来拜见。他不只是因为在元朝做官时间很久，不愿轻易为我朝所用，也是不忍心背弃石抹。读《覆瓿集》中他与石抹唱和的诗，二百年以后仍可以想见他的心事。《行状》记载他在西湖看见庆云，说金陵有天子的气象，我应当辅佐他；又说太祖攻取金华时，他指着天象给人看等等。我认为这些话都是太祖建立帝业以后，他的门人子弟替他编写的，不是刘公本来的心意。《封诚意伯诰》说：我率军进取江左，兵到括苍，你刘基挺身到金陵来拜见我，回来后对人说：天上的星象屡次应验，确实可以依附他；我愿意委身侍奉他。于是乡里百姓归顺教化。《封弘文馆学士诰》说：当时括苍的百姓还没有完全信服，你这位老臣一到，山越之地便清平安宁。这样看来，刘公真正全心全意辅佐太祖、帮助太祖建立帝业，应当是在金陵拜见太祖以后。太祖对刘公的了解也很深。我姑且把事情的大略写成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庚子年六月，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约定作为内应。郑晓《异姓诸侯传》记载康茂才给陈友谅的信，说了这样一些话。当时仓促之间写成的书信，战后却是在敌船的席子下面找到的，怎么可能有刻印书信的条件，流传到人间呢？这是郑氏附会编造的鄙陋说法，现在删去。辛丑年九月，陶安任黄州府知府。据《实录》：辛丑年九月，任命左右司员外郎陶安为黄州府知府。乙巳年正月，调黄州府知府陶安为饶州府知府。两者相隔总共五年。但本传却说：任黄州知府，不久调任饶州知府。徐▯《集传》说：癸卯年，黄州平定，太祖想找重臣镇守那里，于是任命陶安为黄州知府；改任桐城令，不久调任饶州知府。谢理《太平人物志》也这样记载。这些都与《实录》和本传不合。根据《陶学士诗集》考察，从龙凤元年乙未到九年癸卯，陶安一直在金陵；壬寅年有《忆别》诗，其中说：七年同在省东厅。由此可知，辛丑年陶安并没有出任地方长官。癸卯年秋天，他随军征讨鄱阳；甲辰年镇守黄州，诗中有“今年春二月，玺书命守土，两日抵其州，又值连月雨”等句，可知陶安是在甲辰年镇守黄州，正值平定陈理之时。应当以徐▯《集传》的记载为准。《陶学士事迹》记载，授予陶安的令旨共有两份，都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授任黄州府知府，是龙凤十年二月□□日；授任鄱阳府知府，是龙凤十年十二月□□日。这样看来，陶安镇守黄州后再调往饶州，毫无疑问都在甲辰年。只是徐▯、谢理所记的改任桐城令，其他材料无从考证。但《学士集》甲辰年十月七日《舟发枞阳诗》的自注说：“当时迁往桐城旧县。”又记载龙凤甲辰年秋九月的千秋节，也是在桐城。后来听到任命代替自己的人以及召还的命令，诗中说：“年残动归思，客至报除书。海内招文学，淮南起谪居。”又有《腊八日发桐城》诗。由此可知，陶安镇守黄州不久，便被贬为桐城令；到了腊月接到召令，改任饶州知府，于是从桐城出发。札付所记授任鄱阳的年月，与诗完全相合。由此才知道两种传记的记载是有根据的，而《实录》和人传都有脱漏错误。俞本《记事录》说：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简较酆永真、陈养吾、博士夏允中、▯磨陈子初等人，都命令家人私下与敌境通联，在四沙交换食盐；又因为水阳王千户贿赂选任、破坏法令，他们被押到军前，全都剥去衣服、锁住颈项，关在小船里，放置在黄鹤楼下的急浪中共三天，沉入江中而死。只有李君瑞被拧两腿一千下，安置在桐城县。

译据《陶学士文集》，甲辰年陶安镇守黄州不久，便被贬为桐城令。陶安被贬，必定是因为癸卯年随军征讨时，命令家人私下贩运食盐的事情。俞本所记应当没有错误。他说这些人都被安置在黄鹤楼下沉江而死，这一点应当有误。大概陶主敬只是被贬到桐城，而王用和在壬寅年二月死于金华。《国初事迹》说：夏煜犯法，被押到湖广，投进江中。这与俞本的记载相合。壬寅年，太祖驻军金陵。曹良臣率领所属部队前来归附。据考，至正壬寅年，即顺帝二十二年，也就是龙凤八年。庚午诏书说：手持武器、据险自守，处在双方之间，本来可以观望却没有观望，终于前来归顺的人，曹良臣排在第二等。黄金《录》认为他处在金陵与安丰两个君主之间，这是不对的。太祖当时正使用龙凤年号，建立国家并奉命行使权力，怎么可能自称有两个君主，像黄金所说的那样？当时小明王定都安丰，张士诚已经投降元朝，又进攻安丰，与察罕相呼应，第二年就发生了安丰之围。曹良臣聚集部队修筑堡垒，不投奔张氏而投奔金陵，这就是所谓手持武器处于双方之间，本来可以观望却没有观望的人，哪里能说他是在金陵、安丰两个君主之间选择呢？小明王从亳州迁到安丰，不久被张氏困住；又从安丰迁到滁州，势力日益窘迫，依靠我太祖才勉强免于覆亡，哪里有与张氏相当、可以和金陵并称两大势力的形势，值得称赞他选择君主、自我拔擢呢？庸俗的儒生不通晓时势，错误解释诏书，不值得采信。壬寅年六月，元朝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派使者来送信。据考，察罕攻破汴梁，攻下山东，江南为之震动。我太祖派使者去通好，察罕也写信答复。后来张昶、马合谋前来投奔，是察罕促成的。太祖说：“察罕的信中，想用甜言蜜语来诱骗我。”所谓“用甜言蜜语来诱骗我”，就是许诺任命太祖为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元朝使者渡海而来，滞留了一年多，而察罕被刺杀的消息也传来了。野史所说太祖听到察罕死亡便不接受任命，正是这件事。太祖听到察罕死讯，叹息说：“天下没有人了。”又说：“元朝不通晓时代的变化，竟然还敢派人来煽惑我的百姓吗？”察罕之死，关系难道还不重大吗？刘辰《国初事迹》大书特书此事，没有隐讳。国史虽然多有委婉的说法，也没有完全抹去事实。把各种记载相互参照，就可以考见真相。刘辰又说：太祖以孤军独自守卫，没有其他发展方向，成败只能听任自然。后来消灭陈氏、擒获张士诚，确实知道天命已有归属。即位以后，才开始谋划进取中原。但我认为察罕一死，天意已经明显归于我大明了。唉！帝王兴起，难道不是有天命吗？圣祖极其推重察罕，即位以后巡幸汴梁，特地派使者前往祭奠。后来洪武九年，宋濂奉诏撰写《方国珍神道碑》，逐一列举当时的群雄，都直接写他们的姓名；而写到察罕，却称为齐国李忠襄王察罕，说他保卫▯河、洛一带。他受到如此尊重，如果不是出自圣祖的意思，当时的史臣难道敢轻率褒奖亡国之臣，以触犯圣祖的愤怒吗？有人说：圣祖的《祭忠襄文》中有不少讥讽评论的话，也不是圣祖最初的意思。戊戌年二月，明玉珍攻破嘉定，占有了整个川蜀地区。据《元史·顺帝纪》：辛丑年五月癸丑，四川的明玉珍攻陷嘉定等路，李思齐派兵将他击败。《实录》的本传记载在戊戌年，这样相差了四年。明玉珍与陈友谅断绝关系、称陇蜀王，是在庚子年，而《元史》记在壬寅年五月；他称帝并改元是在壬寅年，而《元史》记在癸卯年正月；至于明玉珍攻陷云南，是癸卯年十二月，而《元史》却记在壬寅年三月。像这样前后错乱的地方不止一处。大概《元史》修撰于洪武元、二年陇蜀尚未纳入版图的时候，而《实录》则是在平定夏之后，根据他的《载记》保存下来的。应当以《实录》为准。癸卯年三月，太祖率领右丞徐达等人进攻安丰。黄伯生撰写《诚意伯行状》说：中书省设置御座，奉小明王，在正月初一早晨举行庆贺礼。刘公骂道：“他不过是个放牛的牧童罢了，奉他做什么？”于是没有拜见。《实录》和本传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当时太祖正在奉行龙凤年号和历法，奉命行使政权，刘文成不应当如此轻率鲁莽。有人说，这件事发生在癸卯年攻克安丰以后，这在情理上比较接近。刘辰《国初事迹》说：张士诚进攻安丰，刘基劝谏说：“不应该轻率出兵，如果把他救出来，将安置到哪里？”这就是刘文成不赞成奉行龙凤年号的根本主张。癸卯年四月，陈友谅进攻洪都。元帅牛海龙、万户程国胜等人都战死了。后来他们都配享洪都功臣庙。《实录》记载戊子日的战事，与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致相同。不过，《实录》认为韩成等人先战死，张定边才进攻御舟；《碑》则认为张定边进攻御舟时，韩成等人都在与他格斗。御舟脱险以后，韩成等人因援军断绝而战死。《碑》的记载比《实录》更为核实。《实录》在韩成名下又漏记了程国胜一同战死的事情，这大概是把癸卯年四月程国胜与牛海龙一起战死洪都的说法误记了。程国胜和牛海龙夜里劫袭陈友谅的营寨，牛海龙中流箭而死，程国胜泅水脱身，径直到达金陵，随太祖亲自征战，后来死于鄱阳湖，南昌城中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第二年甲辰，追录各位大臣的功劳，南昌上报程国胜与牛海龙一同战死，因此程国胜得以配享并追赠侯爵。饶州又上报程国胜死于康山，于是他又得以配享并追赠伯爵。当时事务繁杂，没有时间相互参订。《实录》记载程国胜与牛海龙一起战死，大概依据的是南昌上报的程国胜死事状。甲辰年建立庙宇时，程国胜两次得到配享，但《实录》却在两座庙中都遗漏了他的姓名。后来有人建议祭祀典礼重复，于是停止在豫章祭祀程国胜；后来主管官员又一并停止了在康山的祭祀。编修《会典》的人也因此沿袭了这个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程国胜于是再也没有参与两座庙的祭祀。国史由于考核不严，竟造成了祭祀典礼流传百世的错误，应当赶快予以纠正。癸卯年秋七月丁亥日，我军与陈友谅的军队在康郎山相遇。戊子日，焚烧敌船二十多艘，敌军被杀死和淹死的很多；我军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人都战死了。

译高阳侯韩成在鄱阳战死以后，定远人黄金撰写《开国功臣录》，认为韩成在太祖危急时穿上御袍，冒充太祖面对敌军，随后投水自尽。史家争相传述此事，把它同纪信欺骗楚军相比。《实录》记载这场战事，却说敌军被杀死和淹死的很多，我军指挥、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人也战死了。国史确实有许多避讳和隐饰的说法，但韩成忠勇刚烈到这种程度，如果把一切都压下不写，就很难称为实录了。丰城朱文恪公善撰写《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记载这件事最为详细。大概当时御舟搁浅，张定边奋勇向前直冲过来，形势十分危急。韩成正和程国胜、陈兆先等人在左右两侧格斗，等到张定边中箭，援军船只突然前进，御舟借着水势涌动得以脱险；韩成等人反而绕到敌舰后面，因援军断绝而战死。既然如此，韩成等人牺牲性命的时候，张定边的攻势已经受挫，御舟的危难也已经解除，哪里会有代替太祖去死、欺骗汉军的事情呢？况且康山之战与荥阳之战不同。项羽围困荥阳很久，汉军粮食匮乏，汉高祖无计可施，所以纪信设计欺骗楚军，汉高祖才得以乘机逃走。康山之战两军相持，胜负尚未决定，突然发生穿戴帝王服饰代替主帅去死的事情，耳目混乱，军心完全瓦解，我军将靠什么来稳固自己呢？在两军阵前决定战机，我知道这件事不会是这样发生的。《录》又说太祖感念韩成拼死效命，在康山祭祀功臣，以韩成为首。据《实录》，中书省列举康山功臣时，韩成排在第三，位于丁普郎、张志雄之后。《大明会典》记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祭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韩成确实从来没有在康山居首受祭。韩成如果代替太祖去死，就必定应当列为首位受祭；既然没有列为首位，就不可能代死。黄金等人的说法，全都是妄言。朱善《安定伯碑》又说：皇帝追念南昌以及康郎山前后为节义而死的臣子，追封已故万户程国胜为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同在庙中祭祀。大概南昌庙以梁国公为首，康山庙以济阳郡公为首，他们的位次非常清楚。民间说法流传久了，好事者便编造出韩成居首受祭的说法来附会，时间一久，就没有人知道它是错误的了。民间不实之语流传到史册中，难道不是这样吗？本地有个许重熙先生，喜爱谈论国朝典故，曾经把这件事告诉我。韩成欺骗汉军的故事是假的。我因许先生的谈论，才把事情的始末写成这样。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写《重修康山庙记》，仍然以丁普郎为首。正德年间，御史唐龙在江西刻印《群忠录》，韩成于是赫然列在第一，而济阳郡公反而被压低列在第十三位。现在的祭祀典礼便依据这个次序，错误实在太严重了，有见识的人应当加以厘正。陈友谅的勇将张定边想要进攻太祖的船。船恰好搁浅，常遇春从旁边射中张定边，张定边的船才开始后退。俞通海前来救援，船一前进，水势涌起，太祖的船于是脱离险境。常遇春的船也搁浅了，太祖挥兵去救。有一艘败船顺流而下，撞上常遇春的船，常遇春的船也因此脱险。鄱阳之战中，开平射中张定边，使御舟脱离险境，他的功劳最大。《实录》把这件事记在七月戊子日，朱善撰写程国胜《神道碑》，记载的日期也相同。宋文宪撰写开平的《神道碑》，只记载射中张定边，却把御舟在胶沙中脱险的事记在八月壬戌、禁江口，前后相隔一个多月。鄱阳战役中，两军相持，我军拼死奋战，没有比戊子、己丑、辛卯这三天更激烈的。到了禁江口时，敌军已经战败退走，我军是前去拦截攻击的部队，整体形势已经不是前几天可比。御舟搁浅以及开平奋战的事情，毫无疑问应当发生在戊子日。宋文宪《张中小传》又说：己丑日，在湖中的康郎山交战，常忠武王深入敌阵，敌船有几艘把他包围起来。形势十分危险，大家认为无法救援，张中说：“不要担忧，亥时他自然会出来。”到了预定时间，果然出来了，而且接连作战，总是大胜。据考，己丑日的战斗中，六艘深入敌阵、疑似陷入后又冲出的船，可能是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人的船。《实录》没有记载这件事，开平《神道碑》也只记载在胶沙中脱险，没有提到深入敌阵、陷入包围之事，由此可知《铁冠传》记错了。宋文宪记事最为详细而核实；况且开平《碑》和《铁冠传》共同记载同一件事，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彼此却仍然错乱不合，可见史家记载事情是多么困难。郭英因谨慎稳重而受到信任，跟随太祖在鄱阳进攻陈友谅，立有战功。郑晓《今言》说：嘉靖十六年，郭勋想把他的祖先郭英配享太庙，于是仿照《三国志》的民间说法和《水浒传》，撰写《国朝英烈传》，说生擒张士诚、射死陈友谅，都是郭英的功劳。这种传说传入宫禁，煽动了听闻。后来郭勋上疏请求在太庙廊庑祭祀郭英。据《实录》，太祖听张铁冠说陈友谅已经死亡，便派乐人带着牲畜和酒前去祭祀，以探察陈友谅究竟死活。不久有投降的士卒来归，说陈友谅在另一艘船中被流箭射中，箭贯穿眼睛直到头颅而死。当时陈友谅的死讯，我军还不知道；既然死后才有降卒前来报告，又怎么知道这支箭是郭英射出的呢？杨文敏撰写郭英《神道碑》说：陈友谅中流箭而死，有人说这是郭英的功劳，太祖询问郭英。郭英说：“这是上天的威力和神妙的谋算，我有什么功劳呢？”太祖更加看重他。杨文敏的这篇碑文，是根据郭英孙子▯玄的请求，按照郭氏家传编排写成的。大概陈友谅死后，军中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说这支箭是某某射出的。郭氏家传也不过是把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记录下来，用来向后世夸耀；郭勋却把这件事大肆张扬，借此请求配享太庙的典礼，实际上也是杨文敏的说法给了他借口。郭英既然有这样大的功劳，圣祖又亲自询问过他，怎么会过了三年论功时还不能封侯，却要等到十七年平定云南时才封侯呢？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译刘三吾撰写《陕国公神道碑》说：彭蠡之战中，郭英告诫部下严加戒备，使每个人的勇气增加百倍；陈友谅的计策陷入困境，中流箭而死。把刘三吾叙述陕国公事迹的文章相互参照来看，射杀陈友谅的功劳显然不是出自郭英。又据俞本《记事录》说：陈友谅估计自己无法支撑，便从船舱的箭窗中探出头来，呼喊随从；白船已经驶到，箭和铳交相发射，陈友谅左太阳穴中箭。不一会儿，陈氏的士卒泅水来报告说：“陈友谅死了。”太祖大喜，告诉众将说：“陈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们的功劳远远胜过赤壁之战使曹操逃走。众人难以辨认究竟是谁射中的，就平均给予重赏，以慰劳你们。”俞本作为骑士随军征战，他的记录最为确实。由此更加知道杨文敏那篇丰碑式的文章是附会编造的，不足以相信。又据考，郭勋仗着权贵宠幸，想迅速推进其祖先配享太庙，当时各位大臣严词驳斥纠正，可以说很好地履行了职责。各份奏疏援引的证据虽然详细，却也有很多没有核实的地方。至于拿永乐年间郭英没有配享来作依据，则是不对的。郭英凭这些功劳配享太庙，确实有所惭愧，难道还不能列入鸡鸣山二十一人的行列吗？白沟河战役中，他还曾亲自迎接成祖的车驾。郭英去世那天，获得特别优厚的赠恤，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又怎么敢奢望在庙中享受祭祀呢？以此作为理由，郭勋不心服也是应该的。那么应当怎么办呢？我说：停止郭英在太庙的配享，把他列入鸡鸣山东西两廊祭祀，这样才合适。癸卯年五月，设置礼贤馆。据刘辰《国初事迹》：杨宪上奏说，朱文忠在金华任职时，让儒生参与干预政事。太祖把▯等人押到京城，杀了屠性、孙履，把▯以及许元、王天锡发配充任书写。此事《实录》和行状都没有记载。根据家传考察，壬寅年十一月，他们被召入京都，这就是刘辰所说发配充任书写的日期。充任书写不久，便授予儒台之职，又和许元、王天锡一同进入礼贤馆。刘辰的记载大概没有错误。国史认为他们是由于朱文忠的推荐而进入礼贤馆，大概是朱文忠去世以后，家传特意美化了说法，国史又沿袭了它。甲辰年三月，汤和在杨山击破张士诚的水军，升任平章政事。记载杨山之战的材料有两种。一种说癸卯年在杨山击破张士诚的军队，因而授任中书左丞，这是碑文和本传的说法；另一种说甲辰年三月击败杨山水军，因而升任平章政事，这是《实录》的说法。癸卯年的记载说追赶张士诚的将领莫将军，斩获甲士五百人；甲辰年的记载则说擒获刘文学等四十九人，缴获风船六艘。两次记载的功劳次序各不相同，难道是两场战斗分别记载的吗？还是同一场战斗而记载互相不同呢？《实录》和本传常常这样彼此矛盾。洪武元年的《兼太子谕德诰》说：出兵迎战，夺取姑苏军队的一千艘船；守卫东郊，请求把阳羡一带划给我十年。任职左辖，因功升为辨章。这样看来，升任辨章，显然是因为杨山之战取胜。碑文和本传又说甲辰年适逢开平救援长兴，因而越级升任辨章，这又与《实录》不同。考察开平救援长兴是在辛丑年十一月；甲辰年开平征讨武昌，攻下庐州后立即会同宁河侯讨伐江西。长兴之战中，难道他还能分身亲临战阵，和援军会合交战吗？应当以《实录》记载会同长兴侯夹击为准，而中山侯升任辨章的命令，也应当是在杨山之战时下达，不是在长兴之战时。应当一概依从《实录》，删去碑文和本传的说法。甲辰年冬天，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胡大海去世后的第二年癸卯年，在婺城建立庙宇；又过了一年甲辰年，追封他为越国公。命令下达后，方孝孺代替宋濂撰写新庙碑。碑文使用龙凤年号，看来是甲辰年太祖任吴王时所作。碑文开头称“皇帝亲手持着黄钺，屯兵和阳”，其中称“皇帝”，显然是对太祖的尊称。又说“夏四月，又随王攻破宣城”，这里所说的“王”是指吴王，也就是我太祖。文章不称“帝”，不称“上”，而称“王”，是如实记载当时称谓的文字。此后则都改称“上”了。当时太祖虽然专门征讨四方，却仍然使用龙凤年号，奉行皇帝的制度来封授官爵。甲辰年追封越国公，也是依照龙凤年号的制度。碑文所载太祖听到胡大海死讯，震惊哀悼不能自已，下诏褒奖追赠，这究竟是圣旨，还是吴王令旨？或者是后来追记的事情，并非当时的原称？现在都无法考证了。如果碑文所说“皇帝亲手持着黄钺，屯兵和阳”等话，是洪武改元、废除龙凤年号以后，史家追改的，绝不是原来的文字，这一点毫无疑问。家中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我反复抚摩这一行文字，纸张和墨迹已经模糊，但刻印的痕迹仍清楚可见；二百年来被改窜的遗迹，至今还可以想见。唉！隐公、桓公之间，秦国、楚国相争之际，若存若亡、值得叹息的事情很多。我姑且把它记录下来，拿来请教那些好学而且善于深思的人。洪武元年五月，汤和率军攻克延平，擒获陈友定，押送到京师。方孝孺撰写东瓯《神道碑》说：军队到达延平，主帅陈友定依仗险要地势，横暴至极，让他的副将出城投降，自己却观望不决、两面观望。吴王俘虏了他带回京师，东南沿海于是安定。据《实录》：陈友定向部众发誓死守，见形势已经穷困危急，便在省堂按剑仰头服毒。赖正孙等人因此献城投降。陈友定服毒后死而复苏，被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师；他不肯屈服，于是被斩杀。碑文却说陈友定命令副将出城投降，自己观望、保持两面态度，这是诬陷。赖正孙投降是在陈友定仰头服毒之后，怎么能说是陈友定命令他这样做的？《实录》和汤和本传删去这几句话，也是因为它们不是可信的史实。《初学集》卷一百三。《太祖实录》辨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