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八十四

译崇祯己巳年冬天，奴兵逼近城下，邸报也断绝了。过了二十天，我孤独愤懑、幽忧难遣，长夜不能入睡，翻阅宋人的《三朝北盟会编》，偶然有所感触，便在相关处加以校改，命童子抄写成册，分为三卷。古往今来，可以痛心、可以愤恨、可以羞耻、可以观览、可以感慨的事情，没有比这部书更集中的了。崇祯己巳年冬天，奴兵逼近城下，邸报也断绝了。过了二十天，我孤独悲愤、幽闷忧虑，长夜不能入睡，翻阅宋人的《三朝北盟会编》，偶然有所感触，便在相关处作上记号，命童子誊写成册，分为三卷。自古至今，值得痛心、可恨、可羞、可耻、可供观览、可令人感慨的事情，没有比这部书更厉害的了。神宗末年，奴酋开始发难。我当时以史官身份居家，想要编纂宋、元祐、绍圣时期朋党之争的议论，以及靖康年间徽、钦二帝北狩的事情，考察祸乱的起因，详述流毒，按年月贯串起来，写成论断，题名《殷鉴录》，进呈朝廷，以备皇帝深夜阅览。后来一再拖延，被搁置不用，这部书终于没有完成。奴酋的气焰越来越盛，而我也渐渐老了。这部书的编录，难道也算是继承《殷鉴》的志意吗？本录始于政和七年丁酉，终于靖康二年丁未。宣和、政和末年，马定国曾题诗于酒家墙壁上说：“苏轼、黄庭坚不再成为文章宗师，童贯、蔡京反而成了国家大臣。三十年来一直没有定论，到头来奸党究竟是谁？”本录写成后，我校点一过，又把这首诗写在跋尾。是年冬至日，虞山老民钱谦益书。（记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仿照锁院考试士人的办法，于丙戌年小春月望日出题，丁亥年正月望日收卷，三月三日揭晓。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共收到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取二百八十人。由第一名罗公福至第六十名，分别赏赐罗缣、深衣、布匹、笔墨；送给获赏诗人的信札，也各有往来。主持此事的是浦阳月泉社，诗盟主盟者是吴渭清翁，主考是谢翱皋羽。那一年是至元二十四年。考察胡翰所作《谢翱传》，说谢翱从勾越的越地南部边远地区出来，依附浦阳的方凤；永康的吴思齐也依附方凤。三人都是高年老人，一起寄居在吴氏乡里。柳贯所作方凤墓志说，浦阳吴明府吴渭和方凤的长兄弟一起，开设家塾，把吴溪上的先生请来。晚年又和括苍的吴善父、武夷的谢皋羽交好，由此可知《谢翱传》所谓依附吴氏而居，大概就是依附吴渭。谢皋羽死后，葬在睦州白云村。他的门徒吴贵买田，在月泉精舍祭祀他。吴贵一定是吴渭的子弟。谢皋羽在丙戌年于越台哭祭谢信公，丁亥年又在西台哭祭，距离谢信公去世五六年，正是吟社考试诗作的年份。当宋朝最初灭亡、正值《黍离》所写的动荡之日时，遗民旧臣都依附吴渭而居，吴渭可以说不是寻常人。《西台恸哭记》称友人为甲、乙、丙等人。张孟兼作注，把吴思齐、冯桂芳、翁衡列入其中，却没有提到吴渭。那些为谢皋羽立传的人，也都没有列出吴渭的名字。若不是月泉吟社的刻本，吴渭几乎就湮没无传了。所以我特意表彰并写出他的事迹。本朝程克勤编纂《宋遗民录》，所载王鼎翁、谢皋羽等人，只有十一人。我所见到的遗文逸事，吴、越之间的遗民已经不下数十人；我想把他们搜罗起来，以补新史的缺漏，以洗雪南朝李侍郎的耻辱。世上的君子，难道也会和我一同为此叹惋吗？癸未年初夏日记。（跋汪水云诗） 钱塘人汪元量，字大有，因为善于弹琴而侍奉谢太后和王昭仪。宋亡后，随她们北去。后来做了道士，南归。他的诗见载于郑明德、陶九成、瞿宗吉的著述中，只有三四首。夏日晒书时，我整理云间人抄写的旧册，得到他的诗二百二十多首，亲手抄成一册。《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述宋亡后北迁之事，周详而悲恻，可以称为诗史。其中有诗说：“第二筵已经开到九重宫中，君王举酒劝三宫。喝完酡酥、割取酥酪，又进上椒盘和剥好的嫩葱。”又说：“客居中忽忽又逢重阳，斟满葡萄酒权当菊花酒。谢太后已经承受新圣旨，谢家田土免除输粮。”和郑明德所载的“花下传筹直到五更，风吹庭中火炬，熄灭后又明。侍臣写完投降元朝的表章，臣妾签名谢道清”合起来看，紫盖入雒、青衣行酒，难道还不值得悲痛吗！水云作谢太后挽诗说：“事情过去千年太快，忧愁到来却恨死得太迟。”国家灭亡，君主死亡，幽兰轩也化为灰烬，难道能因为金源是夷狄就轻轻放过这些事情吗？我想续写吴立夫的《桑海馀录》，但匆忙之间终究没有完成。读完水云的诗，我提笔写下这些话，不觉眼泪沾湿了纸张。崇祯辛未年七夕，牧翁记。（跋王原吉《梧溪集》） 江阴人王逢，字原吉，元末不接受征召。我太祖把他征召到京师，他以年老多病辞归。现有《梧溪诗集》七卷，记载元、宋交替之际遗民隐士的旧事，其中许多是国史没有记载的。王原吉曾为伪吴出谋划策，使其投降元朝以抵抗淮地。因此，他游昆山时怀旧伤今的诗，对于张楚公之死，仍有余痛。至于吴城被攻破、元都失守，则怀有唇齿相依的忧虑和《黍离》般的哭泣，激昂、愤慨、叹息之情，全都表现在诗句中。前后《无题》十三首，哀伤庚申年元顺帝北逃，悲悼皇孙被俘，思念故国旧君，感情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谢皋羽对于宋朝灭亡，《西台》记、《冬青》引中，人物只用甲乙作为代称，年代只用羊、犬作为纪年；言辞隐晦，彼此含糊其辞。没有像原吉这样直抒胸臆、指斥现实而毫无顾忌的。丙戌元日诗说：“月明之时山中怨鹤，天色昏暗道路横着蛇。”丙寅年筑城诗说：“孺子成名，犹如狂放的阮籍；伯才无主，老去的陈琳。”几乎狂放到了悖逆的程度。有人说，犁眉公身在元朝时，筹划庆元事务，辅佐石抹氏，发誓效死奔走，与王原吉没有不同。辅佐成就帝业之后，他的诗篇便寂寥无闻，或许是他的志向本来就有所压抑、郁结而未能伸展吧？士大夫生在夷狄统治的时代，吃着那里的食物，踏着那里的土地，君臣之义即使国家灭亡、宗庙倾覆，仍然不忍废弃。既然居住在华夏、在中原朝廷做官，又怎么肯背弃君主、出卖国家，把君父拿来做交易呢？伯夷、叔齐不忘殷朝，王原吉不忘元朝，他们的志向是一样的。孔子一定会有所取法。那些说王原吉只是元朝遗民、不应当和谢皋羽等人并列为忠义之士的人，也太违背《春秋》的褒贬原则了。

译（跋朱长文《琴史》） 朱长文《琴史》记载董庭兰的事情说：薛易简称董庭兰不侍奉王侯，披散头发隐居山林，已有六十年。他相貌古朴，心志高远，意态闲适，形体和悦，弹奏琴弦，声韵可以感动鬼神。天宝年间，给事中房琯是位爱好古道的君子。董庭兰听闻其义，远道而来，不以千里为远。房琯任给事中时，董庭兰已经出入他的门下；后来房琯做了宰相，哪里能够突然抛弃他。唐史说董庭兰受到房琯亲近，多次替他通报贿赂、酬谢之事。杜子美议论救援房琯时，也说董庭兰在房琯门下游历已久，不过是一个贫病老者，倚靠房琯而为非作歹。房琯爱惜人才，竟至于此，反而蒙受污名。薛易简在天宝年间以琴待诏翰林，和房琯同时，他的话必然可信。由薛易简的话看来，董庭兰本来就是高士。关于贿赂酬谢之事，出自诬陷房琯的人之口。唐史本来就是依据流传下来的说法编成，杜子美也没有提出笃定不移的论断。凭房琯这样的贤者，却因诬陷而被写入文书，而董庭兰一个老人也跟着流传千年。伯原的《诗史》一出，终于为他洗刷污名，可以说大快人心。房琯被贬到广汉，董庭兰前去探望，房琯没有露出怨怒之色。唐人诗说：“只有开元年间的房太尉，始终保全了董庭兰。”如果董庭兰果真曾通报贿赂、倚靠房琯为非作歹，他肯愿意以衰老之身，在房公被贬往蜀汉之日跟随他吗？写下这些话，是为了订正唐史的错误。（题钱叔宝手书续《吴都文粹》） 吴郡钱谷，字叔宝，以善画闻名于世，博学雅正而好学，亲手抄录图书典籍达数十卷；他取宋人郑虎臣的《吴都文粹》增补到一百卷，以备载录吴中的旧事。我从他的儿子功甫那里借来抄本，和何季穆、周安期共同删补，想编成一部书，却没有完成。功甫名允治，耿介自守，不随便与人交往。他言语中常多评论，吴地人害怕而远离他。我每次去见他，总要坐着谈论很久。他还拿出钱袋看，买糕饼给我吃。三间老屋，藏书堆满栋梁。白天取一本书，也一定要点着蜡烛，沿着梯子上下。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贫穷衰老，又没有儿子，所藏的书将来不知道要留给什么人。明天您早些来，我把它们全都拿出来送给您。我想阅读时，再到您那里借来，怎么样？”我非常高兴，第二天清晨就去了；坐着交谈很久，他神色忧闷沉默，不再提赠书的事。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不忍心开口。辛酉年冬天，我北上，前去告别；当时他刚长疮，满脸都是疮痕。他冒着寒风映着日光，亲手抄写金人《吊伐录》的本子。忽然问我：“曹能始还在广西吗？如果有方便的邮路，请托他替我寻找《通志》寄来。”我本来想提起从前赠书的约定，话到了喉头又止住了。不久，功甫去世。他的藏书一夜之间四散，抄本和旧刻本都按秤论斤地装担挑走，一本也不值几文钱。功甫年轻时曾见过文待诏等人，常说：“吴中前辈做学问都有根本，只有黄勉之是另一派；他袖中常带着王阳明、李空同的书札，拿出来给人看。李空同到京口求医，诸位前辈都不和他通问，黄勉之却赶去迎接，还替他刊刻文集，诸位前辈都看不起他。”他又说：“李空同说不读唐以后书，可是左国玑是左宜人的弟弟，李空同的文章称他为内兄；内外兄弟的称谓见于《小戴礼》，难道也是唐以后之书吗？四部大函的书中，别字错句堆满卷帙，司马迁、司马光也会这样吗？”他常常挑剔当时人的著作。我每次就指着他的嘴，笑着制止。唉！功甫一死，吴中读书的种子就断绝了。我想把吴地士人中爱读书、好古的，从俞石▯以后的人开始，搜罗遗逸，汇成一编。那些老学究、腐儒以及满箱收藏经书典籍的人，都附录进去。这样或许功甫一类的人不至于在身后完全湮没，也让后来的学者还知道前辈的师承所在。姑且把这些记在这里。（跋赵忠毅公文集） 高邑赵忠毅公，名南星，字梦白，卓然不凡而负有大节，悲歌慷慨，轻视死亡而看重气节。古人说邹、鲁之地重守经学，韩、魏之地多有奇特节操，赵公大概兼有二者。他写文章，通达开阔，能够畅快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不拘守狭小格式，具有宋、元名家的风格。至于抨击排斥朋党，伸张洗雪忠臣的愤懑，压抑郁塞而又光明磊落，万历年间的文人应当推赵公为第一。他的诗瘦劲而有风致，可惜还没有摆脱李空同的旧路，捋须挥手之际，时时流露出乡野粗人的面目罢了。赵公曾在酒席间嘱托我说：“我死后，你应当为我写墓志。”赵公去世后，我罢官居乡。他的儿子请京城名人来写。以前听说王弇州把《四部稿》送给赵公，赵公顺手把书散给别人，乡村儿童和妇女每人拿着一两册离去。我所写的墓志，哪里足以配得上赵公，幸亏赵公的儿子替我把拙作收藏起来。（跋傅文恪公文集） 近世翰林先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集，诗、赋、制诰、序、记、碑、志之文无不罗列其中，读者大多把它们束之高阁，有时甚至拿来覆盖酱坛。先师定襄文恪公的文集，高达数尺，我替他保存其中值得观览的数卷。文章能够流传，贵在使后人得到作者的神情、声息，即使过了一千年，也仿佛能够见到其人。如果把应酬往来的卷轴文章，以及门生、学徒、属吏、书吏互相传抄的文字，一概保存下来，那么作者的精神反而会沉没在这些文字中，无法显露。有人说：傅公的精神正在那些有关大事、发表狂言的文章中，这部集子即使不流传也可以。（书王损仲诗文后） 祥符人王惟俭，字损仲，博闻强记。他和别人覆射经史，每次猜中，便摸着肚子大笑说：“有名声的人果然没有虚假之士。”他读《古文品外录》，挑出其中的错误，笑得前仰后合，对我说：“兄长常常替这个人护短，今天难道不应该说后悔读了《南华》第二篇吗？”晋江人何乔远，字孝修，编纂明史，题名《名山藏》。损仲指着书名笑道：“记就是记，书就是书，这又算什么呢？”吴原博编成《姑苏志》，杨君谦远远看见书名，不打开书就把它扔回去，难道算做过分吗？损仲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全都拿去购买书画和彝鼎；他风流儒雅，整天谈笑，从不说一句俗话，可以称为名士。他的诗婉约柔弱而有俊秀语句，文章简洁质朴，以刻画雕琢为乐。可惜他年少成名，没有师友切磋砥砺的力量，未免在无佛之处自称尊者。

译（题王司马手简） 崇祯元年，我因阁讼待罪长安。临邑王公和仲担任大司马。他亲笔写信安慰我，一天多达几十张纸，恨不得替我排开九重天门，呼叫宫门，堵住进谗者的嘴，为我洗清诬陷。我罢官归乡以后，王公因边疆事务入狱而死。他的精神气概令人畏敬，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他的手迹久已散佚，我把现存的收藏在匣中，给子孙观看。王公书法苍劲老到，言语多有棱角，感慨激切。想象他捋着胡须、手执书简，恨不得在笔墨之间把奸佞小人全都杀尽，实在令人敬佩。（跋董侍郎文集） 闽中的董侍郎董崇相把自己所作的文集给我看，并引用丁敬礼回答陈思王的话，请我删定他的文章。我感念他的心意，不忍拒绝。刚刚用朱笔、黄笔删改完，崇相就去世了。万历年间，崇相任吏部郎。那时辽东局势正盛，建州夷人还只是戒备而来朝贡。唯独崇相断定他们一定会反叛，每逢遇到边地来人，总要询问辽东事务，叹息不已，仿佛一整天都不能安宁。他给当国的福清写信，极力议论辽东事务，说建州夷人的祸患不出四五年就会发生。奴酋有个儿子叫歹商，就像德明之于元昊一样。他又说，金人两路进攻宋朝，在四月攻下汴京；如今的灾异不下于宣和、政和末年，而今天的边镇只依靠一个辽东。一旦有事，内部空虚、外部衰弱，首尾牵制，还能凭什么而不恐惧？金人第二次进攻而宋朝被俘，是因为没有听从李纲遣散勤王诸将的缘故。如今难道还可以悠闲拖延，不早作安排吗？承平日久，人们颇以崇相的话为不祥，也不十分生气，只是把它搁置罢了。六七年后，奴酋发动祸乱，崇相的话如同左券一般应验。崇相年老了，耳聋眼花，老态龙钟地处在朝班之中；一和他谈到辽东事务，他便睁大眼睛、咬紧牙齿，心中豁然开朗，即使精力强健的少年也比不上他。他飞快上奏章、削制简牍，大声疾呼，指画安危，激励劝导忠义之士，像风吹、泉涌一样，笔下有舌，手腕仿佛有嘴。我所选取的崇相文章，都是按照这一类标准来寻找的。其他沿袭旧套、应酬性质的文章，大多删改掉了，这也是崇相本人的志意。天启元年，奴酋攻陷辽阳，袁自如以邵武县令的身份入京计议，单骑奔走山海关，周密察看形势，七日七夜后返回。崇相在我的住所等候，与我共同筹划辽东事务。夜深灯火将尽，僮仆都僵卧了；崇相拍案击节，残灯吐出火焰，北风猎猎地吹射着窗纸。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十三年，狡猾的奴酋更加横暴，袁自如被磔死，崇相也去世了，而我已经衰老得厉害，大概和崇相当年相似。抚摸着他的遗集，合上书卷长叹三声，于是在后面写下这些话。癸未年三月晦日记。（书邹忠介公贺府君墓碑后） 故征仕郎、文华殿中书舍人、丹阳贺公去世时，吉水邹忠介公为他书写墓碑。过了十九年，到崇祯壬午年，邹公因为儿子贺世寿显贵，获赠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于是磨治石碑，重新刻制邹忠介所书墓碑的碑座和篆书碑额，陈列在墓道上，并嘱托我记述此事。我和贺世寿在两次科举中都同榜中举，因此能够以世交子弟的身份侍奉贺公。贺公和常州沈伯和、长兴丁长孺、金坛于中甫、我乡缪仲醇结为朋友，以节操气概相互期许。我出道较晚，也参与其中。贺公于是把我当作弟弟抚养，并不以年龄和同年辈分相待。丁长孺、于中甫当时被人认为是党魁，贺公和他们共同经历患难，从不稍加退避。缪仲醇身穿布衣，腰束丝带；沈伯和在公车任职多年，贺公把他当作长兄侍奉，随行并退立一旁，年老而不衰。应山杨忠烈任常熟令，任期届满却无力租赁车马，贺公抵押借贷替他办理行装。杨公遭遇紧急征召，对亲近的人说：“江左还哪里能再得到一个贺知忍呢？”贺世寿因党争牵连被禁锢，贺公告诉我：“我高兴我儿子能够和党人交往，也高兴兄长还像硕果一样没有被摘食。”辛酉年冬天，我奉命北上复命。贺公病势危急，在榻前握着我的手，气息断续，谆谆叮嘱我念及君主年幼时的危难、国事议论的纷乱，并把支撑国家的责任托付给我。我至今还为辜负贺公临终遗言而惭愧。汉代党人彼此自立名号，以财力救助人的称为“八厨”；其中度尚、张邈、胡母班等人，都凭将帅身份显名，而刘儒有美玉般的资质，曾因灾异上密封奏章，桓帝却不能采纳。这些人都和君俊、顾及等人互相题咏酬答，含义深厚而文采生动。庸俗的儒生不明白这一点，迎合元凯的声势，却以“厨”为忌讳，实在鄙陋。孔子说：“季孙赐给我千钟粮食，我和他的交情更加亲密；南宫敬叔把车给我乘，我的道因此更加得到推行。若不是这两个人馈赠财物，我孔丘的道大概就要废弃了。”由此看来，人一旦富有，仁义也会随之得到依附；孔子并不忌讳谈“厨”，庸俗儒生却偏偏忌讳它，为什么呢？贺公家境不过中等，晚年贫乏，耗减了祖先留下的财产，却从未因此以无能自我解脱。贺公去世，江南节侠的种子就断绝了。以后遇到紧急事情登门求助，再也没有可以诉说的人了。邹忠介的文章已经详细写明贺公的大节。天下太平，党争的议论止息，即使有范蔚宗在世，又怎么能把朋党部党的议论拿到今天来标榜呢？然而，千里之外传诵义士的事迹，也是太史公特别称道的，所以我借着邹忠介碑文的余荫来记述此事。

译（跋刘司空同年会卷） 成化、弘治年间，我乡吴文定、李文安等诸公在长安，有“三同”“五同”之会，作诗绘像，至今流传在人间，被当作美谈。所谓“同”，大概是同榜、同乡、同官、同甲子之类。当时朝廷内外安闲太平，士大夫做官不出都城，优雅从容地居于馆阁；宅邸中都有佳园别馆，退朝后经过那里，饮酒分韵，以此相互娱乐。那种遗风余韵，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今年是丁丑年，刘大司空敬仲和同榜的五个人，都在请室之中。敬仲亲笔写在绢帛上，记述此事，并嘱托我在后面作跋。可是敬仲所谓的“同”，只有同榜、同絷二项，和先朝的“三同”“五同”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杜子美的诗说：“空中圣人奏起《云门》，天下朋友都像胶漆一样亲密。”难道不能因此长叹三声吗！我回头看这些诸公，有的在河渠事务中劳碌，有的忙于国家财政，有的奋力于疆场，有的在台省议论政事，都是奉公忧国，具有古代劳苦之人、志士仁人的风范。在圜土之中，彼此抢着行礼、交臂而行，戴着刑具相对的人，人才竟然如此卓异。那么那些身系朱绶、拖着紫袍，在云台之上高谈阔论的人，难道不应该比这里的人多出十倍百倍吗？《诗经》说：“王国能够生出人才，才是周朝的栋梁。”又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从请室中的人才来看，如今天下动辄说缺乏人才，或许并不是确论。嘉靖庚戌年，敌兵逼近城下，徐文贞、赵文肃建议起用被废的臣子聂豹、被废的将领周尚文等人。天下多难，那些受困于险阻、胸怀磊落的奇才，不能容于朝廷，反而埋没在牢狱之中；那么这里本来也是人才的渊薮。作为工匠和相石的石工，实在不可以经过这里却不加察看吧？我看诸公多有感慨时局、珍惜离别、留连光阴之语，所以写下这些话来振作他们的朝气，也借此告诉世上那些做徐文贞、赵文肃的人。时崇祯十年七月十日。（书姚母《旌门颂》后） 我为姚母作《旌门颂》，是在万历丁巳年。又过三年，己未年，孟长以进士高等及第，选入翰林。太孺人乘着文驷雕轩，到玉堂官署接受奉养，享用蓬池的鱼脍和郢水的美酒。孟长早晚亲自照料饮食，掺杂丰厚的膳食，洗手进奉。词林中传诵此事，认为是美谈。天启乙丑年，逆阉制造祸乱，士大夫遭受涂炭。孟长奉着太孺人的丧柩南归，在墓旁结庐守丧。他攀着柏树哀号，声音震动林木；佛灯荧荧，和白色的灵帐相互映照，三年如同一日。如今当今天子登上大位，元凶被诛杀。孟长在家中被擢升为太子赞善，朝廷把被夺去的官诰全部发还，并且还有后续任命。孟长追悼往事，感念新恩，又悲伤太孺人不能亲眼看见这一切，于是请文起侍读把我所作的颂文书写下来，刻在石碑上，又请我写跋记述其后。我和孟长结交二十五年，在他家登堂拜见母亲，对于太孺人有如亲生子侄的情谊；文起则是太孺人的幼弟。阉祸正炽烈时，阉党把我们三人视为党魁，派人侦探，早晨到吴门，晚上到虞山，气势汹汹，仿佛一天也不得安宁。孟长有时寄给我密封书信，其他话都不说，总是问：“没有损害太安人的睡眠饮食吧？”从孟长这样挂念我的母亲，可以知道他挂念自己的母亲更加勤切。由孟长思念母亲的深厚真挚，也可以知道太孺人虽然长眠地下，对他的咬指思念、倚门盼望，终究不能释然。一旦天空放晴、太阳重现，我们三人同日奉命。拜见母亲后，我已经准备好冠帽衣服退下，回头想到孟长曾经叮嘱我的话，悲痛稍定后再次思痛，想到君臣、母子之间，怎么能不潸然泪下呢？从前苏轼从黄州被召回，为王晋卿作诗，叙说两人出处离合的缘故，最后用不要忘记身陷莒国的戒语收束。我为孟长刻立这块石碑，感慨大概不在苏轼之后，所以详细记述如此。《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赐给你同类后人。”愿我们三人相互勉励。崇祯改元之六月。（跋高存之《村居诗卷》） 存之先生在家吃闲饭将近三十年，闭门求道；当时正值钩党之祸，风涛喧嚣，他却优游自得，抱有终老于此的志向。读他的《村居诗》，就可以想见这种情形。如今他正任御史大夫，端坐独任监察，双藤杖倚在门外，群僚拱手屏息。不知存之先生身处太微执法的官署，与在菰芦之中居住几间老屋相比，感受又如何呢？我在广陵舟中为密纬题写此卷，进入长安见到存之时，应当把这些话告诉他。天启甲子八月。（书竹林七贤画卷） 天启壬戌年冬天，我请假将要离开都城。高邑赵忠毅公到我的住所说：“今后再见，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明天我应当带一尊酒，和高存之一同来，痛快交谈一整天再告别。”当时内计戒严，我以此为借口推辞。赵公大笑说：“您也说这种话吗？避嫌疑、顾形迹，难道是我们这类人的事情吗！”于是送来刁酒和固始鹅作为馈赠。赵公后来也没有再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赵公了。存之，就是无锡高忠宪公。逆阉之祸发生时，两位公相继遭祸，我却蒙受羞辱而没有死。我曾为高忠宪作神道碑，详细叙述他的师友和党人的事情，却没能为赵忠毅尽一句力。大概是因为忠毅和我气节相投、情谊激切，曾有把身后之事托付给我的约定；他的家中子弟未必知道。丹阳姜中翰拿所收藏的《竹林七贤卷》请我题跋。我打开画卷，看见赵忠毅、 高忠宪的手迹依然如在，不禁掩袖拭面，无法自我控制。唉！十四年以来，死生患难，宛如度过了一场小小劫难。期间的世事，可悲可怕、可哭可笑，也再不忍心重新说起了。总把这些都交给阮公一场痛哭，再借诸贤的酒杯浇灌我的郁结吧。崇祯己巳年七月。

译（题张天如立嗣议） 天如馆丈去世后，诸位执友商议为他立后。按照宗法，依次选择次房中应当承继的人；又在应当承继的人中，推选年纪较小、便于抚养的。天如的母亲和妻子都认为合适，诸位兄弟也都表示同意。唉！天如去世时，仍然耿耿于怀、不能闭眼的，只有挂念母亲这一件事。从今以后，庭院门户依旧，田地房屋如故，夫人穿好衣、吃美食，呼使僮仆，时间久了也会忘记天如已经去世。天如的魂魄早晚陪在母亲身旁，时间久了也会忘记自己已经死去。季札曾说：“如果先君的祭祀没有废止，百姓的君主没有废弃，我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们或许可以在地下慰藉天如了吧？嗣子出生十年，还没有名字。诸公根据他的年齿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替他取名为永锡，字式似。《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赐给你同类后人。”又说：“教诲你的儿子，使他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个孩子要把“孝子不匮”的心意推广开来，回应“蜾蠃类我”的祝愿，善于奉事祖母和母亲，那么天如就如同还没有死去；难道一定要等到血脉相连、乡里相邻，然后才让人说：幸好还有这个儿子吗？（书《寇徐记事》后） 子暇还是举子时，栽花种药，焚香扫地；居家时左边放琴、右边放书，出行时左边带琴弦乐器、右边带酒壶。一旦在徐州任广文，当兵荒水患频仍、盗寇盘踞交错的时候，他便携带弓刀，穿着戎服，发给士兵、登上城墙，神色严厉地巡查城池。白天吃不饱粗粮，夜里不能享用管簟这样的安逸生活。世间奇伟的男子，能够如此磊落而变化多端，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假使让子暇拿镜子照照自己，不知他以前有没有这样的面貌？所以应当豁然一笑。徐州是南北交通的重镇。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轼认为徐州城三面有水阻隔，城楼城墙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在戏马台驻扎一千人，使它和城池互为表里；再在城中积存两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子暇则认为徐州城东北靠河，南面有重山阻挡，唯独西面一望平原，是四面作战的冲要之地，应当重点防守。应当选一名能干的将领，在戏马台扎营，专门负责训练，不受调遣，用来和道、卫两地形成犄角之势，这样徐州城就可以保全。大概古今地势形胜不同，攻守策略也随时势而变化；徐州却不是这样，从元丰年间直到今天始终相同。驻兵守戍、扼守南北交通，哪里只是为了防守徐州而已。假如苏轼生在今天，不知他慷慨陈述建议，又会怎么样呢？子暇还说：“徐州有一道、一镇、一州牧、二卫、三营，虽然有许多官职名目，却没有一个官职真正发挥作用。徐州没有被攻破灭亡，只是侥幸罢了！”这话痛切啊！襄阳、雒阳两座都会，有亲藩封地，城阙俨然，却被贼人像燎烧毛发一样毁掉，徐州又算得了什么？济州没有戒备而有襄阳，襄阳没有戒备而有雒阳，文武大官不肯为国家同心合力剿贼，反而开门迎盗，盗寇又怎么会有所作为？襄阳、雒阳没有戒备，是徐州的前车之鉴；徐州能够戒备，是天下安危的可靠凭据。所以我读了子暇的记事，谨慎地写在后面，以劝勉有能力的人；也让读子暇文章的人拍掌叹息，不要说今天天下已经没有苏轼这样的人。辛巳年冬日牧翁书。（题程孟阳赠汪汝泽序） 闽中的董侍郎董崇相，胸怀经世济民之才，喜好功名。当辽东局势极其危急时，他大声呼号，每逢遇人便吟咏“将伯助予”的诗句，眼泪纵横流到胸前。即使凭我这不肖之才，他也多次招请我，约我为官府助一臂之力，可我始终没有办法回应。我不认识汪汝泽，但他既是崇相的门客，又是孟阳的朋友，从这些关系便可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孟阳这篇文章，磊落而郁塞，使人产生劳苦志士、息机摧撞的感叹。崇相已经老了，闲居海上，如果看到这篇文章，应当会像廉颇将军披甲跃马那样振奋。而我正坐在煨饭、折脚锅旁，像枯木寒灰一样全无暖气，实在可以拿来一笑。（题张子鹄行卷） 金陵张子鹄，世代将门。天启二年，他奉命督运漕粮进京，刚过淮河，东方盗贼便兴起，烽火烟尘遍布四方。子鹄扛着兵器、披甲而坐，和漕运船夫、士卒一起，在夜间军旗和更柝之间艰难奔忙。戒严稍稍解除，便利用空闲作诗歌，消除劳累、放声长啸。他经过我的住所，请我替他校正。子鹄双目深陷，胡须如戟，具有幽燕老将的风采。他读《孙子兵法》，精妙地领会其中的意义。大江南北的险要关隘，以及江、淮间熟悉水战的士卒、吴、越间善于击剑的侠客，没有不被他收纳在行囊之中的。天下正多事，哪里有闲暇把翰墨当作功业呢？庆历以来，称得上名将的，没有谁能超过戚南塘、俞盱江。戚南塘的《练兵实纪》、俞盱江的《正气集》，如果让舞文弄墨的文人来写，我知道他们一定会缩手。子鹄继承俞、戚二人之后，将来登坛掌钺。眼下正应当讨论兵法、议定编组、修订辑录有用的方略之书。长歌短曲，请一概搁置高阁；将来功成奏凯，我应当仿效曹景宗的《竞病》诗作，写诗来应和他。（书笑道人《自叙》后（陈如松，又号白菊道人）） 颜延之说陶渊明畏惧荣华而喜好古道，这并不是真正了解陶渊明。饥饿时来敲门，冥冥中的报应接踵而来；陶渊明畏惧饥寒、羡慕俸禄官职，也和普通人一样。饥寒确实难以忍受，但违背自己的本性又使他不堪忍受。为了口腹而被役使，惆怅和惭愧交相产生。他就任官职不久，便眷恋故乡而想归去，这本来就是他畏惧饥寒、羡慕禄仕的本心。陶渊明自己说：“本性自然生成，不是勉强矫饰所能得到的。”可是把他概括为畏惧荣华、喜好古道，也就离他的真实心怀很远了。当今世道文书烦杂、吏治败坏，只有太仓州太守、同安人陈君清静少欲，使百姓苏醒，具有古人的风范。看陈君的自叙，孤峭自得，心中有不能接受的事情，当天便解下官印；他难道就是古人所谓腰间有傲骨的人吗？陈君年过五十，奋迹仕途，和陶渊明年轻时略有不同。然而我看陶渊明写《归去来辞》时才四十一岁，而白乐天作《醉吟传》、司空表圣记《休休亭》时，年纪都六十七岁。千年以后按他们的品第来评量，原本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后世怎样看待陈君，也就可以知道了。

译（书于广文崇祀录后） 俗语说：“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会走出一条小路。”于公任广文时，恭谨谦和，仿佛衣服都承受不住身体；举杯痛饮，听任时光流逝，常常一坐就是很久。他一旦去世，弟子便停止讲学，穿丧服服丧；缙绅先生以及乡里巷中的平民，都为之流泪。这难道不是太史公所说的内心忠实诚恳、得到士大夫信任吗？唐代张旭任常熟县尉，《志》中只记载他和老父亲判牍的一件事，但草圣祠的祭祀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于公的酒德，和张旭大致相似。从前王无功所居之处东南有一块盘石，建立杜康祠祭祀他，尊杜康为师，并以焦革配祀。以后若把于公附祀在草圣祠中，便相当于杜康祠中的焦革。假如有王无功那样的人，扫地设祭，我知道于公一定会回顾而享用，认为这比两庑中其余祭祀所剩的酒更为贤美。《初学集》卷八十五 ○题跋（三）（跋宋版《左传》） 宋代建安余仁仲校刊的《左传》，是故少保严文靖公所收藏的版本，由他的幼子中翰严道普见赠给我。书中脱落了图说以及隐公至闵公五卷、昭公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后来用建安江氏本补足。纸张和墨色很不相同，每次翻阅，总要抚摸叹息。今年有商人拿五册残缺本来出售，恰好是原本所缺失的部分。卷尾老僧的印记也依然清晰如旧。这部书收藏在文靖公家大约六十年，归到我手里也已经二十年了。它在归入文靖公家以前就脱落了，不知又经过了多少年。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恢复了旧日的完整面貌，羽陵的典籍重新完好，河东的遗失之物再次相逢。鲁国的玉、雷氏的剑，哪里值得一提！这类书带有古雅香气和灵异气息，无论存放何处，必定都有神物护持。保藏它、观看它的人，都不要漫不经心地看待。崇祯辛未年七月晒书日跋。（跋《前后汉书》） 赵文敏家收藏的《前汉书》《后汉书》，是宋刻本中的第一等，书前有文敏公的小像。太仓王司寇从吴中陆太宰家得到它。我用千金从徽州人手中赎回，收藏了二十多年。今年把它卖给四明谢象三。床头的黄金用尽，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这部书离开我的那一天，实在难以排遣心中的不舍。李后主亡国后，听教坊演奏杂曲中“挥泪对宫娥”的一段，那种凄凉景象，大略与此相似。癸未年中秋日在半野堂书。△又 京山李维柱，字本石，是本宁先生的弟弟。他的书法仿效颜鲁公。曾对我说：“如果得到赵文敏家收藏的《汉书》，我每天焚香礼拜，死后一定要拿它殉葬。”我深深惭愧于自己没能做到他所说的事。（跋《坡书〈陶渊明集〉》） 北宋刻本《渊明集》共十卷，文休承认定为苏东坡所书。虽然没有看到题识，但书法雄健秀美，极像司马温公墓碑上的字，确实无疑是苏轼亲笔。刻版精良，古朴苍劲的气韵凛然流露于行笔墨迹之间，真是稀世之宝。西蜀雷羽津见到它后说：“这应当是老苏轼在惠州遍和陶渊明诗时所写的。”我认为它笔势遒劲，似乎不是三钱重的鸡毛笔所能写成的。古人读书多亲手抄录，像苏轼书写《渊明集》这样的作品不知有多少，只是没能全部流传下来罢了。先生才学广大如海，已经不再以斗石来衡量了。他虚心好古，专心勤勉而笃实真挚，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这些人连升合之才也没有，却懒惰放纵、消磨时日，白白耗费粮食，读古人的书还没有读完一卷，便欠身思睡，哪里能够缮写成册呢？每次翻阅这些书，总会兴起好景将尽、事业将败的感叹，没有一次不汗流如浆。癸未年夏日，写于优昙室中。（跋张司业诗集） 唐代《新唐书·韩愈传》后面说：张籍是和州乌江人。鄱阳汤中根据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称“吴郡张籍”，以及张司业《寄苏州白使君》中的“登第早年同座主，题诗今日是州民”两句，知道张司业是吴人，后来曾居住在和州，所以唐史误以为他是和州人。当时的张洎，也说自己是苏州吴人。这部书中多出古诗十几首，《学仙》《董公》二诗，正是白居易所说上可以讽谏君主、下可以教诲藩臣的作品，也都收载其中，比其他版本更为完备。（跋东坡《志林》） 马氏《经籍考》说：《东坡手泽》三卷，陈氏认为就是俗本《东坡大全》中所谓的《志林》。如今《志林》十三篇，载入《东坡后集》的，都是辨析史传大事的文章。世间流传的《志林》，却都是琐碎的言论和小记录，杂取苏轼文集之外的记事、跋尾之类，搜集编成一书，其中也混入了讹误伪作。苏轼北归时《与郑靖老书》说：“《志林》最终没有完成，只草写成书传十三卷。”由此可知这十三篇是苏轼未完成的著作，而世间流传的《志林》是错误的。宋人编纂苏轼外集时，把《志林诗话》的名目全部删去，收入杂著中，这是最有见识的做法。近代所刻《仇池笔记》《志林》之类，都是杂乱不堪、不值得保存的书。（跋东坡先生诗集） 吴兴施宿武子增补他父亲司谏为东坡诗所作的注释，陆务观为此作序。陆务观序题为嘉泰二年，这部书刻于嘉定六年，又过了十二年才刊行。所以其中考证人物、援引时事，较其他注本更为可观。然而，像陆务观与范致能往来书信中所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是否果真没有遗憾？诗按纪年编次，又附《和陶》一卷，苏轼的诗到此就全了，读者应当辨明这一点。（跋《渭南文集》） 前辈题跋书画，多写“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观”之类的话。陆放翁题跋自己所读的书，只记载校勘和装潢的年月，寥寥数语，也收在文集中。大概古人读书多，所以立言谨慎；对于古人的著作，如果不是确实掌握广博资料，经过详细商订审察，便不敢轻易写下一句话。这也是文章的体要应当如此。如今的人面对法书名画，硬要装作懂行，蝉联满纸，必定不肯只题姓名。坊间刻本不论是什么书，后面必有跋尾附加其后，像乱涂的鸦字、盘曲的蚯蚓，漫漶得无法看清。试着读一读，支离破碎，剽剥拼凑，千补百缀，天吴紫凤等图像也被颠倒得衣裳杂乱。穷人替别人计算家中的珍宝，人人都知道他自己的口袋里连一文钱也没有。我偶然读到《渭南文集》，姑且写下这些话作为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