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八十九

译○制科（二） （万历三十八年会试墨卷：论一首，表一道，策五道） △圣王必定以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人的心愿 论说：王道必定以无私欲为根本；并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把天下人的欲望当作自己的欲望。天下广大，百姓生活其中，思想纷繁复杂，无法用规矩表册来衡量，力量纵横交错，无法用绳索来约束，君主怎么能一一调和、衡量呢？说一定要把天下人的欲望当作自己的欲望，难道是要舍弃高堂大厦、细薄毡席的供养，减损自身，去替穷屋陋巷的人打算吗？圣王之道，是掌握根本的道理，天下人便会归附。不先使天下人心平定，却急于治理自己一人的欲望，那么先儒所说“圣王必定以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人的心”，大概正是穷尽人性的意义。请让我进一步说明：人各自以性充实内心，又以心充实欲望。所谓欲望，是受到本性触发而在心中形成的念头，起初细微无形，却危险得不可防范，是圣王和天下人共同具有的。欲望刚开始萌发时，像火种刚刚传递，时明时灭，想扑灭也扑灭不了；逐渐滋长时，乘着空隙窥伺机会，像积火消耗油脂，自己却察觉不到；它从内心牵引而向外发射时，像大火烧遍原野，能使金流石裂，无法控制揣测。一丝丝绵絮堵住耳朵，就听不见钟鼓；一点尘埃蒙住眼睛，就看不见丘山；一丝欲望遮蔽内心，就分辨不出黑白。欲望成为我的所有而成为我的负累，已经很严重了，何况君主处在四重负累之上，又隔在九重宫门之内，威福是他的驾驭缰辔，好恶是他的羽翼，一切声色、货利、娱心极虑之事，都成为诱饵和靶子；我的欲念一萌发，天下已经有人窥测我的欲望而投其所好。君主厌恶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扰乱各种法度，天下便日益与君主隔绝；小人窥伺声色，忠臣贤士隐藏踪迹，君主被层层蒙蔽却自己不知道，天下人忍气吞声而无处申诉，于是天下的事情就无法办理了。圣王于是低头思考说：天下的人来自五方，各有不同的适宜；四海风俗不同；居住在大河深谷之间，环境不同；刚柔燥湿，气候不同。有喜爱就必有憎恶，有愉悦就必有违逆。天下人各有欲望，难道只有君主才有吗？况且君主以一人治理天下，亿兆人民的哀乐忧虑和叹息，无不把命运寄托在君主身上。善于驾车的人驾车时，马的身体要与车相调，人的心意要与马相适；驾车者不能只按自己的心意，而要顺应马的情况，君主难道能把天下排除在外，只成就自己的欲望吗？既然如此，君主应当以天下人的欲望为欲望，君主哪里还能有私欲？只有君主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欲望对象，反而只把自己的欲望当作欲望：我的眼睛想选择美色，却看不见天下人憔悴转死；我的耳朵想听流丽的声音，却听不见天下人在道路旁呼号；我的口想享受美味，身体想穿厚重的皮裘，却不怜悯天下人只能吃粗食、穿破衣。天下人疲惫困苦、以自己的生存为忧，又还能指望君主做什么呢？这些欲望，并非庸常的君主才有，而是圣明的君主独独没有。圣王的欲望，就是庸常君主的欲望，也就是天下人的欲望，只不过在看待上有公私之分，在尺度上有广狭之别，关键只在一念转变的关口。因此，天下有被压在覆盆之下、面壁一隅而不敢仰望上天的人，天下人的眼睛苦于不能看见，我想看美色的欲望便应当收敛；天下有呻吟叹息、流着危险的眼泪互相告知的人，天下人的耳朵苦于不能听见，我想听声音的欲望便应当堵塞；天下有高墙阻隔、困顿不通、没有活人乐趣的人，天下人的身体困弱得难以伸展，我想享受甘美食物的欲望便应当退却。深宫曲房中的皱眉、哭号、笑声和舞蹈，如果能把这些百姓的处境带到应门九重之内，使君主的心从闾巷田亩之下收回，这就是所谓把天下人的欲望当作自己的欲望，难道与把自己封闭在一层膜中的做法相同吗？但归根到底，圣王并不是没有欲望，而是善于运用自己的欲望。假使自己不想看美色，那么天下人的憔悴谁来发现？假使自己不想听声音，那么天下人的呼号谁来听见？假使自己不想享受口腹身体的舒适，那么天下人穿破衣、吃粗食，谁来怜悯、谁来救济？节制吝惜自己的形体，劳苦自己的精神，以为这样就能约束自己来成就天下，但他的心与天下人的心隔绝于肌理之间，已经很久了。这样说来，圣王之所以表现得有欲望，正是因为他达到了无私欲的极致；他所谓以欲望顺从天下人的心，不过是顺从自己的本心罢了。当时，君主的欲望回旋流转于整个世代，如同北斗斗柄所指，四时寒暖各自顺应时令；天下人把命运寄托给君主，如同处在四通大道的中心而受到尊重，经过的人各自斟酌取舍，都得到自己的愿望，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把君主看作家人父亲，另一方面把他看作心腹手足。君主没有私欲，以天下人的欲望为欲望，天下人也没有私心，以君主的心为心。所以说：“不先使天下人心平定，却急于治理自己一人的欲望，这就是圣王穷尽人性的办法。”不过，治理欲望也很难说清。大体而言，庸常君主的欲望依附在情感习惯之中，英明君主的欲望则飘忽在理与气之间。欲望飘忽于理气之间，规劝针砭达不到，攻治也不能奏效；逼迫它，它就逃遁，放松它，它就潜伏。它与天下人心的抵触最为细微，却隔绝得最牢固。只有圣贤穷尽人性的学问，才能破除它。因此，英明君主绝不能不知学问；引导君主、端正君心的权力，又在大人身上。君主治理自己的欲望，然后才能贯通天下人的心；大人能够自治其欲望，然后才能贯通君主的心。开始是用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最终将达到天下顺从这种欲望而得到治理的境地；这又是穷尽人性的根本，是不可不赶快讲明的道理。

译△拟上留北直隶各处本年应解内帑税银，取二分充作军饷、一分赈济饥民的朝廷谢表（万历二十七年） 恭敬地想，皇上的心意忽然转变，开始修明实际政务来祈求上天；皇帝的德泽广泛施布，暂时撤出空虚的内库储蓄来救济国家。春日般温暖的天语，使积压数年的恩泽顿时舒展；如雨水流散般的王恩，使一时困滞的恩泽大大解开。军民都得到福祉，内外倾心感戴。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臣私下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是君王的爪牙。八种政务都有关涉，六卿百官同样重要。国家建都于三辅地区，借助右扶、左翊来充实神京；又在九边屯戍，设置内营外卫来壮大重镇。兵农错置如棋子，北门的锁钥因此牢固；粮饷不断输送，转运所依靠的是南方。充实都城属邑，百姓生聚何止十年；投石超乘，训练千日也不敢忘记。国家的培养，系于历代的恩德；守卫国家的干城，实在是一代的根基。自从近年矿税相继而来，致使内地骚扰日益严重。告缗之事接连发生，专卖取利没有办法不用。金石矿藏被穷搜，哪里只是进贡珊瑚树而已；貂皮横征滥取，也不必劳动獬豸冠所象征的执法官。赤地荒凉，全都是在中使手下含冤；装满黄封的车马络绎不绝，何曾给天子带来一点喜悦？只是由于群小纷纷扰攘，终于使皇帝的心受到震惊。从南到北，不是旱灾就是淫雨。土地焦枯、金属熔化，谁来为四目之魃禳解灾害？大雨冲毁山岭、拔倒树木，频频出现一足之羊般的怪异灾兆。飞蝗遮天，死者和瘦弱者遍布大地。东南承受割肉般的痛苦，可怜那富庶之区；西北兴起剥肤般的忧患，想到这片上国之地。闾左百姓的灾荒如此，士卒的流离失所也就可以知道了。野外没有青草储备，瘦羊托付给谁？边疆虽有黄花之戍，牧马也不能肥壮。锅灶蒙尘，还害怕触怒拘捕人的官吏；头盔铠甲洗得像空无一物，哪里经得起遇到长期吃饱的胡人？千里土地荒芜，计策已经穷尽，只能露出手肘；三边精锐部队，所能做的谋略也不过是脱巾投降。手弄赤丸、四处横行的人，有一半成了水泽间的盗贼；士卒躺在绿沉枪旁怨恨诅咒，谁来担当紫塞的雄兵？仰面靠墙的计臣，叹息一条计策也无法施展；掌管边务的司马，补写万件文书又有什么补益？虽然时运正逢太平安宁，朝廷正抚临虞渊般的危局；但灾变恰逢阳九之厄，草野百姓或许忧虑杞国那样的天塌之祸。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治理法度无私，正道同一而得其根本。璇台重重宫阙，皇上垂衣拱手，想象着六宫安定；绨几深处，削减文书的诏令震动万里。想到公私都告匮乏的日子，借助筹策实在艰难；又正值军民交相困苦的时候，燃眉之急靠什么继续救济？于是把一年的税收数额，尽量化作万民的恩泽。皇上大概认为，这本来不是正常赋税中的供给，取来又没有限度地充入内库；不如就在其中寄托免除租税的意思，留下余财分散到民间。二分拨给军队，知道军务水火般急迫；一分用于赈济，料想即使一升一斗也不是虚有其名。恩德的意旨随风推行，颂扬之声像云一样兴起。远看郊野，顿时停止了鸿雁般的哀鸣；远听边疆，已经看见熊罴般的士卒踊跃。父老扶杖，在沟壑之间观看恩风、相互庆贺；壮士挽弓，在塞外竞相把箭射向月亮。四境的禽兽驯服，可以希望太平时代种桑种麻；千门之外战马安立，警报紧急而不必忧虑烽火。这些全都由于我皇上具备大君的德行，明白知道小民所依赖的事物。起初因为国计空虚，错误地打开了搜刮财利的孔道；如今又因上天变异的警戒，立即发布明诏减免赋税。开始才明白，那些掠夺金银、剖取璞玉的人，使国家受病已经延续数年；从此以后，抛珠弃璞般的诏令，很快就会遍及四方。这不只是皇上世所罕见的仁德，也是高庙先祖万年的赐予。臣等亲眼看见时局艰难，心中怀抱国家的忧患。流民的惨状可以画出，叩击宫门却无法使严厉的君主听见；窃取俸禄又能做什么，像嫠妇忧虑纬线一样自感惭愧。想起汲黯矫诏救民，空有男子的须眉；想到韩琦供给边军，却无法伸展自己的手脚。惊喜地遇到空前的典章，仰头领会皇上的谋略。下臣不必等待伏蒲进谏的辛劳，苍天已经降下滋润枯朽的恩泽。从前闭塞不通，都是臣子自己不能端正君心；今日施行恩泽，知道君父并不难以开启心门。喜悦到了极点而泪流满面，欢欣和惭愧一同涌起。恭愿皇上更加虚心，永远继承光明。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节制五材的使用；使百姓生活富足、物资得到利用，修治六府的功业。想到京城百姓衣不蔽体，辛劳才刚刚稍息；忧虑远方荒地资源枯竭，困苦也应当渐渐痊愈。把弓挂在扶桑之地，继承百姓不再看见战争的盛事；粮食陈积到红腐，造成上天不吝惜福祉的祥瑞。成就三皇五帝的盛治，快要看见巍巍的治理；继承六代而达到七代，眼看就要流传永久。臣等无任瞻仰上天、仰望圣明、激切惶恐之至。谨奉上表章称谢，恭请圣上知悉。

译（策） △第一问 如今那些扼腕筹划国家事务的人，谈论宫廷、府库以及边疆伏兵，苦苦陈说、缀辑文书，不下数十万字。君主也把这些置之不理，神色安然不动。可是明白的策问独独把安危大势归结到人心上，臣曾深入思考治本治标的计策，因此更加有所感慨。臣看二百年来，没有比二正末年更接近危亡的时期了；可是国运最终仍安稳如泰山。二正末年，内部受权奸侵害，外部受强虏和叛藩侵害，天下已经动荡不安。然而那两个末世的君主，只沉溺于狗马、蹴踘、轻裘、携瑟之类的爱好，在眉睫之间制造祸患，从来没有深切了解形势、独力担当，去隔绝天下各处的病理，反而堵塞废弃祖宗的法度。因此天下人心只是厌恶混乱，并不喜欢混乱；混乱容易发生，也容易收拾。如今却不是这样。皇上神明独运，妖孽已经削平，自以为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然而从上面的三辅到下面的百粤，民心却像摇摇欲坠，没有任何依系。有乱象而没有乱兆，二正末年就是这样；没有明显乱象却有乱兆，如今就是这样。如今忧虑动乱的人，动辄说皇上不亲近大臣、不信任群臣，奏请不实行，国库不发钱。他们即使捶胸碎首，也只是说计策已无可施展罢了。臣认为并不是这样。千金之家的子弟驾着大船在江湖中游玩，遇到狂风破浪、桅杆倾倒、船桨折断，船夫和老水手为此号哭流泪，没有不想立即返航的。如今把操舟的责任归给皇上，却不让船夫、老水手承担他们的责任，有这样的道理吗？臣认为如今百姓之所以不能得到治理，是因为上面不用实际政务考核下面，下面也不用实际的诚心回应上面；大臣过于自我疑惧，小臣则急于自行其是；有职掌而没有掌权的能力，有体统而没有精神，名义上说是刻意振作，实际上只是事务琐碎罢了。皇上登极初年，曾有人用管仲、商鞅的术数掌握国政；那人虽然任用智力、胁持天下，但一时之间能够尊重君权，核查吏治，遵循名实，减少空泛议论，局面清楚而值得观瞻。后来继承这种做法的人，改变了严厉急切而只作粉饰，反而不再全面考核，遇事模棱两可，使天下事务既不求废止，也不积极推行；有能力的人无法施展长处，无能的人也没有暴露短处。积累颓败和废弛，才形成今天的局面。那么挽救弊病的方法，大体也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公卿辅弼之臣，应当彻底洗去爱惜自身、顾全名声、畏首畏尾的念头，为天子振刷纲纪，谋划命脉；命令发出就只管实行，不要拿挂在墙上作为借口；名义上的要求要落实到实际责任，不要用粉饰敷衍来招致讥笑。此后，内廷的台省部寺都收起旷野上彼此争斗的兵器；外面的监司守令各自去掉搜刮钱财的机巧。上下同德同心，以民生和国计为事务，那么君上的心意不难转变，国家瓦解的趋势也可以不发生。否则，忌讳谈振作整饬，却卑屈地只把调养休息当作事情。这就好比把船放入瞿塘峡，却不回旋避开险滩，只捧土去填补船的漏洞；作为船夫和老水手，难道不是太缺乏智慧了吗？即使想像明问所说的那样替皇上承担过错，又将遵循怎样的道路呢？不过，臣又对二正末年的事情有所感触。己巳之变时，于谦、郭登等有能力的臣子在内外竭力，北方的车驾才得以返回。当武宗南巡时，天下已经危急万分。王守仁拥兵强大，占据上游，逆瑾因此畏惧屈服，不敢妄动。如今天下幸而还没有陷入二正末年的局面。假如一旦有事，即使有这样的臣子出来，又有谁能把事权授给他们，放宽文法约束呢？臣这些像老鼠一样的忧虑或许是过度筹划，但确实有不能释然的地方，不知执事会不会笑我把它当作过分的言论呢？

译△第二问 本性不能直接用言语说清；谈论本性，就像用勺子取水、用手指指月亮，必须先破除所执着的东西才可以。没有执着，那么随便说什么都可以谈到本性；谈本性本来就是本性，凝结为习惯就是习，发动为情感就是情，发挥作用成为才干，这些种种都是本性。有执着，那么随便说什么都成了执着。鸡鸣时的夜气并不是本性；舍弃习惯而谈才干，舍弃才干而谈情感，舍弃情感而谈性善，也都不是本性。请允许我依此阐发谈论本性的宗旨。大体说来，圣贤悟本性必定彻悟于无，证实本性必定根基于有。本性可以悟到，不能直接说出；言说，是为尚未悟到的人指示迷途，不是为已经悟到的人标示他的觉悟。如今谈论本性的人，都尊奉孔子“性相近”的话。所谓本性，是浑然一体的太极。太极本于无极，阴阳尚未分开，善恶尚未判别，哪里有什么相近不相近？这只是就天命参入气质之后，微微指出它的端绪；虽然还没有落入受外物感触而发动的层面，却也还没有达到未出生以前的寂静状态。“相近”也不是本性的最初状态。子思直接指向天命，似乎稍微显露本源，但归结到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的中和状态，也还是借助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的情形，来指点那不可言说的关机。到了孟子，本性之学才大为显著：他从孔子那里发源，牵引百家之说，最后断定说“性善”。然而，他不能直接指明本性的哪一方面是善，只说情感也可以成为善，只说才干也未尝不是善。即使谈到夜气、谈到鸡鸣，取来作证明的范围更加广泛，标示的旨意极其圆融，最终却从未执着于把善直接当作本性。为什么呢？因为本性就是太极。太极浑然无所谓善恶，这才是至善。运动产生阳，静止产生阴，于是善恶的端绪隐藏其中。善与恶相对而生，不能把任何一方执着地当作本性，就像阳与阴相对而生，不能把任何一方执着地当作太极一样。然而太极虽然分化出阴阳，却必定以纯阳为根；本性虽然分化出善恶，却必定以至善为根。习惯彼此相远，而本性必定不会彼此相远，原因就在这里。自从孟子的宗旨没有被阐明，谈本性的人便执着于把善当作本性，却不追究善从哪里来，于是只凭袭取义理的学问兴起了。却不知道，天下有从本性中见到的善，善就是本性；也有执着于本性之善的，执着本身就不是本性。忠诚只有一种，比干是自求安定、自献其身，而令尹子文却不能与之相比。廉洁只有一种，伯夷是求仁而得仁，而陈仲子却不能与之相比。功业只有一种，伊尹、周公的功业上达皇天，而管仲却不能与之相比。这难道不是见到本性与没有见到本性的区别吗？做善事却不能归于见本性，就会把一切符合名声的行为都揣摩拼合，模仿圣贤，以相似混淆真实，以真实滋生虚伪；世俗学问一兴起，本性就隐藏了。所以，借助善来悟见本性可以，执着于善而忘记本性不可以；从本性中悟得这个善，再归还于太极可以，把这个善从本性中分离出来而堕入阴阳五行则不可以。程伯子曾说：“人生而静以前，不容用言语说明；凡是可以说的，都是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的状态。”通晓这句话，那么孔子的“性相近”、子思的“未发”、孟子的“性善”，以及宋代各位君子关于天命、气质的辨析，脉络相合，道路相通，无所谓精粗，也无所谓分别。总之，破除所执着的东西，本性便可以说了。既然执着于善并不是本性，那么善难道就不值得去做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在已有的善中追求善，在已有的恶中去除恶，这是沿着阴阳五行返回太极；没有善可做而善才真正纯粹，没有恶可去而恶才真正穷尽，这也是从阴阳五行返回太极。假如借口说无善无不善，认为圣人和狂人、仁者和暴者全都在本性之中，以此冲破善与不善的防线，混淆本性的法则，那不过是小人无所顾忌罢了。唉，自从姚江以无善无恶作为心体，后来的君子争相把这说法当作攻击目标。臣本来坚守传注，哪里敢借着一点影子来附会它，以攻击执事的策问？只是因为看到本性之学不明，行善的人日益趋于虚伪，又借着谈论性恶的人来攻击正道，所以想问：难道他们自以为能够知道本性吗？那就又成了所谓把勺子认作水、把手指认作月亮；这样的执着已经太过分了，臣哪里敢这样做呢？

译△第三问 您深有体会于兴《诗》、立《礼》的教化，又向众位盲人乐师下问，难道是要寻求古代那种登高能够作赋、可以成为大夫的人，以及具有禹的行止、舜的步态和君子仪容的人吗？那就不是您的本意了。不过，谈《诗》而说到楚国的屈子，谈《礼》而推及汉代的董子，我为此低头沉思，又更加感慨世道。所谓《诗》的教化，温和柔顺而深厚敦实，文辞美丽而情意婉转，抒发情感又各有不同；所以古代的忠臣孝子，心中有所郁结而想借譬喻表达时，一定从《诗》发端。《礼》的教化，庄重严肃而合乎中正，规范事物有一定的方则，树立法度又很严明；所以古代的正直之士和博学君子，有所刻励而想自我约束时，一定以《礼》为根本。《诗》和《礼》，是道路不同而车辙相同的东西。屈子，是得到《诗》的真髓的人。当怀王在位时，他如同井水已经淘清却无人饮用，不知道君主不能醒悟，忧思徘徊，眷恋顾念宗国；以至于遭受蛾眉女子的谣言诬蔑，最终不能容于众女之中，党人又猖狂放纵，他宁愿下去追随彭咸而死，但屈子忠贞恳切的心意始终没有稍许改变。他大概说：即使我的志向高洁、品行芳香，难道可以借污泥来玷污君父而使自己显得高尚吗？我宁愿悲忧饮泣，只让世人说我是愚蠢、荒诞罢了。所以，宁可君主抛弃我，也不能由我抛弃君主，这就是屈子的《诗》教。董子，是得到《礼》的正道的人。当孝武帝在位时，方枘不能插入圆凿，他不吝惜自己的道最终不能被任用，闭门著书，足不窥园；以至于面对三仁的问题，他以严厉的言辞斥责攻伐国家的行为，在“雨电”的对答中援引事例来应合《春秋》，而董子坚持不苟的操守始终没有丝毫假借。他大概说：即使我隐遁自身、使道术晦暗，难道可以把名声和简册看得如同弁冕和草芥，从而自以为通达吗？我宁愿遵行礼义，只让世人说我是笨拙、迂腐罢了。所以，宁可世人抛弃我，也不能由我迎合世俗，这就是董子的礼教。唉！如今的士大夫真可以叹息了！他们胸中暗藏戈矛，把名利看得比钓饵还深。他们谋划国事时，怒目裂眦，挟带愤恨而想逞强，却没有同舟共济之心；为自己谋划时，追逐权贵的尘影和气味，盛装打扮以自我推销，却没有怀藏粗布衣而不露才的心意。试着回头想一想《诗》的教化：它告诫同僚，顾念朋友，难道没有盛怒之气，却不敢表现在脸上，是什么缘故？试着回头想一想《礼》的教化：三天以后才相见，行三次揖礼便退下，难道没有贪恋之念，却不敢错动一寸脚步，是什么缘故？士君子相互交往，应当像兄弟彼此亲近协和，像埙和篪相互应和，在急难时彼此呼应。他们自我操守，应当像未出嫁的处女，又像不离开傅姆教导的妇人。为什么竟要喧嚣叫骂、凌辱诟詈，粗鄙蛮横而不知羞耻；有城府却没有廉耻边界，有鳞甲般的防备却没有规矩准绳；伤害国家命脉，轻视士人气节，难道是要因此向天下招致号呼吗？那么，不如敦厚地讲说《诗》、推行《礼》的教化，用它暗中消除而公开荡涤这些弊病。即使有醒时欢喜、醉时发怒的人，用清庙明堂中一唱三叹的雅乐来引导他，他也会屈服停止；即使有糊涂奔走、倒行逆施的人，把车上鸾铃的和谐节奏以及进退合乎规矩的法度告诉他，他也会肃然恐惧。这就是《诗》和《礼》的教化：取古人的糟粕，用来针砭整个社会的痼疾，是道路不同而车辙相同的东西。您谈《诗》而说到屈子，谈《礼》而说到董子，难道正是这个意思吗？不然的话，就会使我列举申公、毛苌的长短，辨析王肃与大戴、小戴的异同，把自己听闻的全部琐碎见解都拿来答复您；这就是杨子云所讥讽的在书肆里谈论铃铛之学，也是庄子认为已经陈旧的刍狗，不可以再次献上的东西。您的唾弃和舍弃，已经很久了。

译△第四问 我听说：谥号，是记载人的德行事迹的。德行大的人得到大名，德行小的人得到小名。谥号有一定的法则，是从周公开始的。晋、唐以来，谥号制度十分重要。像贾充、何曾、许敬宗这些人，都借助君主的威势和命令，乞求借一个字来庇护自己，最终却不能堵住持异议者的笔和舌，因为劝善惩恶的道理系于其中。我们高皇帝用风俗教化鼓舞一代人，尤其慎重珍惜谥号制度，甚至因为偏爱儿子而把重之谥为荒、愍，也不稍稍曲笔；当时的大臣，也很少有得到赐谥的。可是到了近来，情况渐渐改变了。大抵爵位的高低、子孙的贵贱，同公论的褒贬，彼此交替升降。得到谥号的人未必贤德，贤德的人未必得到谥号。人们可以借此窥伺进退，而改易名号的制度也渐渐轻薄了。近来皇上特意批准礼臣的请求，请求给应当补谥以及应当赐谥的人若干人谥号，使典章法度不至于消亡，九泉之下的人也仿佛可以复生，我哪里能再赞美一句呢？不过，礼制失传以后要到民间去寻求，我也曾在民间询问过。有人说：“开国功臣的功劳应当记录。”李韩公镇守、馈运的功劳，可以同萧相相比。陶主敬在帷幄中的谋划和议论，可以接续留侯。其他武臣如耿炳文等，文臣如叶琛、孙炎等，都在戎马生涯中留下功绩，成为一时的表率，却还没有得到谥号，恐怕也是开国初年的典章缺失。有人说：“建文革除时期守节的事迹应当记录。”逊国诸臣中，有挑起祸端而丧师的，有捐躯殉难的，功罪往往各占一半。至于大臣如铁铉，词臣如方孝孺，台省官如景清、黄钺，守臣如姚善，都有功而无罪，不惜牵连九族百口，争取顽民的名分，文皇帝本来就有‘即使子宁还在’的感叹。在功臣后代相承已久之后，分别表彰并赐予谥号，用来阐明文皇帝深藏的意旨，堵塞后世议论的端绪，这件事的意义实在不小。有人说：“抗节守义的贤者应当记录。”二百年来，死于国事、效忠朝廷的臣子，前后接踵而来。如逆瑾之变中，有人因上三道奏疏而死于杖下，有人因为起草奏疏被逮捕，几乎死于诏狱，他们的事迹光明显著，人人都听闻。至于邹智、沈钅柬、杨慎这些人，冒犯艰难而流放荒远，遭受百般挫折也不悔改，难道不可以表彰他们遗留下的忠诚，分别赐予谥号吗？有人说：“理学中的贤者应当记录。”廊庑中列名祭祀的人姑且不论，此外如吴聘君、罗明德等君子，学术造诣卓绝者本来就不少。况且还有继承绝学、挽回倒流狂澜，而官位没有做到三公的人，难道可以让他们默默无闻吗？所有这些，都应当及时讨论并加以表扬，以扩大天子激励风教的深意，彰显一代盛事如华衮般的荣耀。然而我又认为，谥号迟迟不能确定，是因为史书没有建立。我们二祖列宗的德业如同正午的太阳，而金匮中的收藏却寥寥无闻。实录所记载的，不过是删削过的邸报；国史中又多有上下其手、任意改动的地方。那些乞求哀怜、叩头求生的诬妄之事，许多故老都能讲述，恐怕难以让后世相信。国史没有建立而野史兴盛，汲冢之书、齐东野语，甚至有人用街巷间不合事实的传说诬蔑高皇帝嗜好杀戮；如果不加以裁正，这种流弊一定不会停止。我认为，应当赶快搜罗散失的旧闻，考订其中的是非得失，以国史为经，以野史、家乘为纬，分州汇集、按部归类，逐条分析；然后让才华卓绝的史笔之士润色文辞。国史确定以后，褒贬也随之确定。应当赐谥的就赐谥，应当去除的就去除，应当重新确定的就重新确定；用史书裁定谥号，用谥号充实史书，这样或许可以没有虚美隐恶的遗憾吧？这件事，创议容易而完成困难，完成容易而做到尽善尽美更难。然而不能拖延，您应当赶快谋划此事，我愿意拿着笔随从其后。

译△第五问 自从皇上静摄以来，朝廷官署困于空置，台省官员困于准备文牍；卿贰中请求退休的人，以皇上听从还是不听从为羁绊；民间等待征召的人，以能否施行征召为诱饵。议论者纷纷喧闹，说皇上深居重重宫禁之中，独自运用聪明才智，存有轻视天下士人的心思；贤士大夫也有愿作冥鸿、不愿作笼鸟，想着早晚离去的。上下之间形成了闭塞隔绝、不能相通的形势，至今已有十年了。如今一旦想挽回皇上的听闻、振动他尊贤敬士的心，难道不是很难吗？我私下想来，皇上怠慢士人已经很久了，若突然希望他虚心谦下、为了社稷爱惜士人，即使有人像车右伏在车辕前进谏，像禽息那样撞碎脑袋，皇上还会认为这是狂妄瞽说、不中肯切，反而更加坚定对外拒绝的态度。为皇上考虑，就应当思考怎样积蓄贤才；为士大夫考虑，就应当思考怎样自我积蓄。所谓自我积蓄，是什么呢？士人积蓄威望来感动君主，靠的是士气。皇上用一个官职羁绊天下士人，使他们想走不能走，想留也不能留，把他们置于一旁如同堆积柴薪，又玩弄他们如同股掌之间的东西。士人又不自己振作拔擢，口头上说要挂冠，身体却难以脱下鞋子离去，像小孩子贪恋糖饴、哭闹不止，于是人人都可以侮辱戏弄他们了。这是士人威望日益轻微的第一点。士人积蓄真挚诚意来使君主醒悟，靠的是士论。上面厌恶臣下树立名声，下面却喜欢借用名声；上面厌恶结党，下面又厌恶不结党。言语之间，有时如蜜，有时如剑；笔舌之上，一会儿是矛，一会儿是盾。即使有披鳞请剑、冒死进谏的人，君主也把规谏看作迂腐而置之不理。这是士人威望日益轻微的第二点。士人积蓄清白来感格君主，靠的是士节。一个便捷途径，人人争着钻营；一个有利孔隙，彼此争相交易。不去救积水沼泽中的火灾，却能夺取丽水中的黄金；不去辨明一车猪的真假，却能制服两只疲敝的老虎。越是巧诈，越是阴险；越是高亢，越是萎靡。这是士人威望日益轻微的第三点。士人既因上面轻视士人而自我轻贱，上面又把士人自我轻贱的态度用来轻视那些自重的士人。士人看待自己，认为自己不过是股肱手足；而上面看待士人，同看待供役的奴仆、妇人和宦官没有区别。士人怎么能不积累轻贱，君主又怎么能不积累威重呢？我希望今天的士大夫反过来改变这三点，谋求积累自身的分量：果断决定进退去留而尊重国家体统，停止争竞以确定国家大事，淡泊钻营求取以培养国家根本，那么君主轻视士人的心思就可以逐渐扭转。焚烧柴薪可以祭天，是因为它的精气能够上通；堆积灰烬可以阻止水流，是因为它的力量深厚。凭皇上的神圣明睿，难道还难以使天意回转、心窍开启吗？不要因为士人不自重，反而成就皇上轻视士人的名声。做臣下的人，怎么忍心自己菲薄呢？否则，士人即使已经不再自我轻贱，而君主最终仍然不看重他们，士人也不过是接着鞋履离去罢了；不接受骄横君主的诱饵，又哪里不能去忍受贫贱呢？这也是士人的常态，但不是君子忍心说出口的话。我今天所希望的，是士人不要随意承受君主的轻视，君主也不要一味听凭士人自我尊重的姿态，如此天下的事情才有可为。至于我想献给皇上的意见，有虎会向赵简子进言、麦丘邑人向齐桓公祝颂的故事；皇上大概已经厌倦听这些话了，所以我才敢用‘自我积蓄’这一句话，来发挥您的微妙指意。《初学集》卷九十 ○制科（三） （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序一首，论一首，策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