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三十一

译《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临川汤义仍文集若干卷，是吴人许子洽在万历乙卯年到玉茗堂拜见义仍时，亲手抄录带回来的。义仍告诉许生说：‘我年轻时学习写文章，已经知道批评王、李文章那种骈俪繁缛、枝叶并生的作法，于是从事六朝文风。时间久了便厌弃这种作法，但这也不过仍是王、李的朋党而已。我泛滥于词曲，放纵志意、荡涤心情达数年之久，才开始读乡里前贤的书，有志于学习曾、王，而我的年岁已经过去，学习他们却还没有成功。你回去后，把我的文章看作是接受它的东西；不要希望知道我已经达到什么，而应希望知道我还没有达到什么。知道我已经达到的，不过是所谓王、李的朋党；知道我尚未达到的，再精心思考、深入探究，古文之道或许就会兴起了。’我听到义仍这些话，退下来读他的文章，没有一次不感叹长息的。义仍任官留都时，王▯州仰慕他的声名，先去登门拜访，义仍不肯同他相见，反而把自己批评、涂改过的《▯州集》全部拿出来，散放在几案上。▯州随手翻阅，合上书就离开了。▯州死后，义仍的名声更加显著。天下批评王、李的人，无不仰慕而奔赴临川，但义仍自守淡泊如常。凭义仍的才力，从前一方面说，他难道不能同那些讲论秦汉文章的人争相写出雕琢割剥的文章吗？从后来一方面说，他难道不能同那些排斥秦汉古文的人争相写出叫嚣突兀的文章吗？他深沉地改变气质，回旋舒展、收敛锋芒，退下来愿意向曾、王学习，却又谦逊地认为自己仍未成功，把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来勉励我。唉！由此可以知道义仍心中所存的志向了。古人已经远去，他们学问积累所酝酿的精华、精神之气所凝结的事物，千年以后仍会倒映侧出，恍惚存在于语言文字之间。《易经》说：言语要有实物内容；又说：修饰文辞，要树立真实诚意。《礼记》说：没有诚意就没有实物。说的都是这种‘实物’。如今的人耳朵只会听取、眼睛只会雇用，下降到剽窃偷取；如王▯州《四部》之类的书，充满屋宇，搬运时能使牛马流汗，拿来细看，却空空无物。那就只能说它没有实物内容罢了。义仍晚年的文章，意象萌芽生长，根柢曲折盘绕；它的源流汩汩不断，质地熊熊旺盛。义仍对于古文，可以说是变化而得到正道；对于词，则可以说是自成一家。他学习曾、王，谦逊地认为自己还未成功，譬如炼丹家，虽然还没有达到九转大还丹的境界，但火候不能说不深，铅汞药物也不能说不齐备。后世有君子，若能好学深思，从事于研究义仍的文章，获得他所谓的‘有物’，再考察他尚未达到的地方，便可以由此探究古文的极致和要旨，知道古文复兴的契机。义仍已经逝去，希望后世能有像扬子云这样的人吗？我悲叹义仍的文章没有在世上充分显扬，而世上那些浮泛仰慕义仍的人，对于他所以写文章的旨意，没有一个能够明白。于是翻阅他的遗稿，追念他最后郑重嘱托我的话，写成这篇序。《李君实〈恬致堂集〉序》天启年间，我第二次进入长安，天下风流儒雅、与我忘年交往并屈尊相交的人，以华亭董玄宰、祥符王损仲、嘉兴李君实三位君子最为突出。玄宰是词林中的老宿，以书法、绘画闻名一代。他为人萧疏散朗，见到他的眉宇神情的人，都以为他是晋、宋时代的人。损仲博览群书，每当有人征引一件事、提出一个难题，他张口便能回答，喜悦之意显现在脸上。他每次来见我，一定到半夜才离开。君实端庄沉静，骤然接近他，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羡慕取悦之处；慢慢询问他所拥有的学问，才发现如深水长流，越深入越无穷。真正的大雅之人，卓然不群，大概近似于他。这三位君子，才情风格大致相似。至于博物好古、考辨真伪，即使古代专门名家，也未必有人能超过他们。三位君子的文集，玄宰的已经流传于世。损仲的诗，我曾评定过，不知如今是否还保存；而君实的文集最后刊出，我得以为它论次编排。我认为唐、宋以来，名人俊士以风流儒雅为根本的，如李▯公、米南宫、赵魏公一类，他们的声望品评和审美欣赏，往往在功勋名声、道德事业之外，对世俗实用没有直接关系，可是世人却又不可缺少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草中有秋兰，树木中有古松老梅，滋味中有苦茶，气味中有名香，它们对世俗功用同样没有直接关系，但世间也不可缺少。拿人伦来比拟，他们也就是李▯公一类吧？文章是天地英秀淑美之气同人的灵心、习性结合而形成的东西。它接近山水，远离市朝；接近奇石古木的哀吟清啭，远离尘俗；接近钟鼎彝器、法书名画，远离时俗玩好。所以风流儒雅、博物好古的人，文章往往同世俗格调相距很远，这是他们的性情习尚所造成的。君实凭进士起家，官至列卿，前后在家闲居三十多年，清洁如处女，淡泊如道人，静退如居于后门的寒素之士。他写诗作文，吸收山水的清轻淡远，凝结彝鼎的冷峻古雅，沐浴书画的鲜明光彩；古人评价李元宾，说他不古不今、卓然自成一体，君实也正是这样。君实的书法绘画像玄宰，博览群书像损仲。后世若有史官叙述本朝风流儒雅之士，把他附在李▯公一类人的清雅遗风之后，那么在三位君子中，也应当以君实为首。唉！后来的人难以欺骗，后世一定会有认为我知言的人！君实的嗣子肇亨，因为我同先君有气味相投的交谊，让我为文集作序。同乡谭梁生写述君实的事迹，又嘱托钱塘鲁得之携带书信前来请求；大家都认为君实的文章，除了我没有谁更适合为它作序，所以我不推辞，写在文集卷首。

译《刘司空诗集序》万历末年，谈论诗歌的人把凄清幽深、微妙隐约当作高能，把古人铺陈始终、排比声律的写法全都批评抹杀，认为是陈旧言辞、腐朽词语。天下人纷纷随从这种风气，直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诗学的错误竟严重到这种地步！譬如山川，必须有连绵山冈、隋山屏障，曲折绵延而平远开阔，然后才有奇峰险涧、深岩复壁，幽深曲折到令人流连忘返。譬如住宅，必须有前堂后寝，宏伟华丽而深邃，然后才有便房曲廊、层层高轩，回环曲折而令人迷失。假使世间山川只有诡奇险特而没有平远开阔，就不再成其为造物；假使人的住宅只有幽僻深奥而没有堂屋寝室，就不再成其为人世。再假使世上游览山水、建造住宅的人，舍弃名山大川而不游，偏偏追求诡奇险特，就一定会登梯攀上神山、航海去求仙，最后只会到鬼国为止；舍弃高堂深屋不住，偏偏追求幽僻深奥，就一定会在树梢筑巢、营造洞穴，最后只会落到鼠穴之中。如今作诗的人全都如此，我对此深感忧虑，却惭愧自己还没有办法改变它。今年我同刘司空敬仲先生在请室相见，得以完整看到他的诗。卢子德水的评论和赞语，可以说精当而详尽了。可是我唯独喜爱它深沉宁静、闲适安止，柔和雅淡，意趣在工匠技巧之外还有余韵，枝叶繁茂却不伤害根本。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重新听到正始时代的音乐，大概就是这样吧？假使世上的学者都诵习这种诗，把它奉为指南，就一定不至于惊惧眩乱，堕入鬼国、钻进鼠穴，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史书说，陈、隋时期，新声哀曲盛行，欢乐过去而悲哀到来，最终因而亡国。唐代天宝年间的乐章，曲调终了而繁声又起，名叫“入破”，于是便有了安、史之乱。如今天下兵乱兴起、盗贼四起，百姓不堪其苦，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近世歌诗的征兆，类似五行灾异中的诗妖。若敬仲的诗能够登上朝廷，或许可以应验御寇子的说法，使宫调得到统摄而总合四声，庆云流动、祥风飞翔了吧？我将把这些话告诉采诗的人。因为敬仲寄居在德水，请他们看看情况究竟如何。（刘咸仲《雪庵初稿》序） 我和咸仲交往二十年了。遭逢世事变故，流离奔波，身经黑狱黄土，处处错杂、逼迫，头发短少而斑白，却还活在人世间。天南地北，像我们两人这样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崇祯初年，我免官离开潞河。咸仲以吏部郎的身份居住在潞河。人们说咸仲早晨吃腌菜、晚上吃盐，家中有今天就没有明天的储蓄；遇到急病，他把生路让给别人，自己推开干燥处而睡到潮湿处，乡里人把他倚为掌管生死的人。兄弟、朋友和旧交常常连床分榻而居，白天换衣出门，晚上典当衣服饮酒。我叹息着告诉潞河人：中条山的山色在数百里间蜿蜒延伸，不能说阳道州就再也不会出现了。我和咸仲先后入狱，咸仲先获释放，来到长安慰问我，把自己所写的诗文全部拿出来，托我评论。我起初由咸仲的诗文而认识他，后来更加了解咸仲这个人。咸仲为人，眉宇开朗，内心坦露，意念中没有纠结难解的事情，喉咙里没有含怒哽咽而不能说出的话。他把君主和父亲看作上天，把老师和朋友看作性命，把文章和山水看作日常的饮食。他写诗作文，也不过如此而已。诗文的谬误，在于只供庸俗耳目、雕琢花朵而争奇斗艳；再进一步的谬误，就像苍蝇的声音、蚯蚓的洞穴，牛叫和蛮人的语言。它们所患的毛病，都不离一个“伪”字。咸仲的诗文，高兴时便歌唱，悲哀时便哭泣，清醒时便狂放，梦中便惊愕，嬉笑、皱眉、呻吟，叩齿、咳嗽、鼻涕、唾沫，没有一样不是如此。咸仲的性情在其中，咸仲的眉宇和心腑也在其中。因为有真实的咸仲，所以才有咸仲真实的诗文；这才真正是咸仲罢了。咸仲把他的文集命名为《雪庵》。“雪庵”是咸仲读书的书斋，也用来比喻自己。《诗经》不是说过吗：“为什么那花如此鲜艳，花朵像桃花李花。”这是士大夫光彩明盛、得时而欣欣向荣的状态。又不是说过吗：“芦苇苍苍，白露凝结成霜。”这就是萧瑟困厄、悲秋而独处的状态。至于天空阴云密布，先聚集起霰的时候，天地闭塞，水泽坚冻；若不是处在高寒惨淡之中，独自挺立、高卧其间的人，哪里足以承受这种境况？我将带着咸仲的文集回到江南，在水边渔湾垂钓，在松江的蟹舍中躺卧；天气寒冷、年岁将尽时，驾一叶孤舟，披蓑戴笠，烧枯枝取暖，吟诵《雪庵》的诗，间或读他的文章，难道不能因此快乐而忘却死亡吗？世上没有王子猷、苏子瞻，这种心意有谁能够理解呢？我将泛舟剡溪，步行到临皋去问他们。

译（范玺卿诗集序） 如今谈论诗的人，一定会说某人像杜甫，某人像李白，某人像沈佺期、宋之问，某人像元稹、白居易。更过分的，就说自己兼有各人的长处。这并不是懂诗的人。诗，是人的志意所趋向的东西；陶冶性情，流连景物，只不过各自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罢了。就像人的眉目一样，有的清秀高扬，有的深沉秀美，只在尺寸之间，神态位置却各不相同，哪里可以拿来相比而混同呢？沈佺期不必像宋之问，杜甫不必像李白，元稹不必像白居易。有沈佺期、宋之问，还有陈子昂、杜审言；有李白、杜甫，还有高适、岑参，还有王维、孟浩然；有元稹、白居易，还有刘禹锡、韩愈。各自不同，也不能互相兼有。如今有人生在百世之后，却想凭自己如苍蝇、青蛙般的噪声追比古人，俨然把自己和李白、杜甫相提并论，渐渐还厚着脸皮、巧舌议论他们的长短，简直是蜉蝣撼动大树，只能作为笑谈罢了。当今的诗人中，有广陵人范玺卿[原文人名末字疑为残缺]。范玺卿的诗清丽、深沉而稳健，有《国风》的风格，也有《大雅》《小雅》的雅正；出入六朝、三唐之间，不专属于某一家，却也自成范玺卿的诗罢了。范玺卿考中进士，任吏部郎。关于人才和国家政论，早已积蓄在胸中；因直道而触犯时势，借清卿之事引退。他萧散闲适、虚静自守，仿佛与人世没有什么关系。他写诗始终和谐平正，像清风一样肃穆，有忠君忧国的思想，却不流于怨恨；有及时行乐、享受闲暇的快乐，却不流于荒淫。这正是范玺卿的特点吗？这正是范玺卿诗歌的特点吗？如果一定要说这首是六朝风格、那首是三唐风格，逐行逐字地寻找差异，用以追比古人，那么范玺卿之所以写诗的本意，恐怕就几乎被掩没了。我是深知范玺卿的人，所以在他的文集编成后这样为他作序。我过去得到范玺卿题在扇子上的诗，其中有“蹲石花间似定僧”一句；后来又得到范司马梦章的诗，其中有“扫花便想亲近苔藓而坐，削竹时常防碍月光通行”两句。我反复吟咏玩味，认为诗坛上有“二范”这样的名目，间或想仿照古人编团扇、屏风的做法，选取当代的名篇佳句流传后世，也以二范作为开端。从前“池塘生春草”之类的篇章、蝉鸣鸟叫之类的句子，都凭借微弱的弦声和孤单的韵调，在文艺界标举出来；到了后世，诗文却充满篇帙、泛滥纸册，芜杂累积如山。这也是作者得失的领域，不能不加以辨别。（黄鹤岭侍御游恒山诗序） 上官大夫进谗诋毁屈原时说：“每次发布一道命令，他都夸耀自己的功劳。”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屈原诚信却被怀疑、忠贞却遭诽谤，本来已经昭然可见了。既然已经用谣言相互倾轧、陷害，又加给他这样的名声，实在太过分了！古代进谗的人，还保留着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作风。分宜借皇帝诏旨驱逐容城，四明借妖书使归德陷入困境，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法令也没有先例；他们杀人的力量越大，施暴也就越厉害。像这两位公卿，难道也还算是在奉行古人的道路吗？如今却不这样，而是用宽容的表面态度缠住你，用拖延使你衰老，用迂回使你误事，惊人的机关突然发动，环环相扣而没有尽头。使面对这种处境的人像站在蒺藜上、攀援藤葛一样：保全性命就没有道路，舍生取死却没有名分，想求生却不能生，祈求死亡却不能死。权奸的伎俩，真是穷尽神机而达到圣智。这样看来，目共、▯殳只能算粗材，靳、兰也只能算笨伯了。正在这种时候，竟然有人能够偷得闲暇，拿出余勇，登山舒啸，临流赋诗，像东海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格外奇异吗？有人说：上官大夫、子兰进谗陷害屈原，不过是疏远排斥、不任用他罢了，不像今天这样曲折地杀害人。东海君把游览寄托在山水之间，是用淡泊放荡的行迹来解除众人的疑虑。有人说：屈原所遭遇的是昏乱的君主，东海君所遭遇的是圣明的君主。这件事从前已有善于讽谏的人说过。东海君爱惜自己的生命，是因为还有值得等待的事情。有人说：屈原只有一个姐姐，反复地责骂我；东海君的遗爱留存在三辅之间，父老遗民以及燕、赵悲歌之士，所到之处都彼此慰藉；这同屈原在沅水、湘水边陈说心事、在泽畔行吟相比，已有不同。这正是东海君能够快乐而忘记归返的原因。东海君的志向，从他游恒山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来。孔子说：“诗可以用来表达怨情，可以用来从远处事奉君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崇祯戊寅八月作序。（孙楚惟诗稿序） 我考中进士，出自吾师高阳公的门下。吾师命令楚惟以兄长之礼对待我。楚惟当时正年轻，才华如鸾鹄停立，意气奋发、锋芒外露。我自己说应当给这个人让出一头地，不敢把他当弟弟看待。楚惟参加会试以后，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仍未能考中一甲。他深入思考而改变气质，读书并继承前人的言论，学问积累更加丰富；他所写的诗，装满了囊袋、溢出于书帙，刻印成集后托我作序。自从辽东、广东失守，京畿受到震动，吾师援引裴晋公的旧例，主动请求出兵边境；可是朝廷从此不再听任他入朝。河北的贼寇尚未平定，晋阳方面的疑惧日益积累。凡是吾师所承担的，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吾师出镇之日，天子亲临宫门为他送行。楚惟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公子，带着弓箭、插着笔，跃马跟随。老将宿将，裹头穿靴，脱下头盔而疾行迎风，磨盾起草檄文，横槊赋诗，这是多么壮盛啊！不久以后，朝廷内外相互牵制，进退两难；他既放下了早晚侍奉父母、问安视膳的忧虑，又怀有风雨飘摇的恐惧。所谓想哭却不可以，想流泪又近于妇人，全都在诗中抒发出来。作为楚惟，实在也是苦痛的。唐代的举子困顿失意，往往感叹归来的燕子没有栖息之处，惋惜云英还没有出嫁，悲忧穷困和艰难，都表现在言语中；哪里能同我楚惟相比？他乘毡车、戴席帽，奔驰于战场，手持铅笔、握着书札，参与扫除敌寇的功业，长辈和长子所受到的宠信托付、劳臣志士的内心曲折，彼此交汇、纷然汇集，喷涌在纸墨之间。因此，楚惟的自身境遇虽然困穷，但他的际遇从来没有不壮盛的。他写诗，哪里能同唐代那些举子相比？他们声音凄切、节奏急促，像蟋蟀从蚯蚓的洞穴中发出的呻吟一样，岂可同日而语呢？上天生下我的老师方叔这样的元老，是为了让国家拥有年高德劭、振兴中兴事业的人；又生下楚惟来帮助他。上天故意让楚惟迟迟不能中一甲，确实有深意。从今以后，楚惟的功名和文章，将日益上升、像河水奔流一样到来，其前途不可估量。我虽然老了，还能够手握笔管等待那一天。崇祯甲戌九月作序。

译（孙紫冶诗稿序） 吾师高阳公的第五个儿子名钥，字紫冶。他和兄弟们驰骋于文场，互相成为其中的领袖。紫冶尤其擅长著述，所刻的诗多达数十卷。自从吾师以黄阁元老的身份再次出任统帅，紫冶兄弟带着箭、插着笔，轮流前去省视侍奉。己巳之役时，他们未能随军出征，便渡海向东，辅助吾师在艰危困顿中完成收复的功业。因此，他的诗大多沉雄激昂，具有古代劳苦之人、侠士从军征戍的风格。而我读到这些诗，又深有感触。东便门那件事，七十岁的老臣一天之内启程，七天之内赶到朝廷，一日一夜之间又旋即出了国门。便门之外，敌人的骑兵到处都是；一辆单车连夜赶路，能够免于祸患，实在是上天保佑。此前我因为占卜任官的事被驱逐，群小害怕吾师入朝后会为我谋取地位。那时，圣明的天子正急于应付敌人，而群小正急于排斥我；急于应付敌人，所以吾师早晨入朝；急于排斥我，所以吾师晚上就被迫出京。这其中的缘故，大概很难说清了。幸而天子神圣，功劳和事迹清楚显著；即使中山王受谤的议论越来越多，东山谢安的劳绩也没有泯灭，否则岂不是危险了吗？古人即使得到一顿饭的恩德、听到一句知遇的话，也一定要舍身来表明心迹，割颈自杀来相互报答。以我的无能，在吾师出镇的那一天，不能裹粮背矛，和幽州、并州的健儿一起，与敌酋接踵而死，反而安然熟睡、饱食饱饮，悠闲地居处休息，把自己隔绝在菰草烟雾和芦苇白雪之间。读紫冶的诗，看他涉过波涛、冒着刀锋，面对父亲的急难以及报效国家的殷切心情，难道能不惭愧吗？军旅之事，瞬息之间变化万端，不亲自在军中经历的人不能深知。老臣行事持重，又担心自我夸耀会掩盖朝廷，因此奏报往往不能把实际情况的十分之二三完全说出。紫冶写《过庭引》，详细叙述四座城池匡复的经过，离间外交、使用间谍，老谋与壮举，都仿佛可以想见。从前范文正的长子跟随父亲在军中，同将士一起起居，完全知道他们的勇怯、真伪，范文正因此能够得到将士的心。从今天看来，古今的人难道相差很远吗？我为紫冶的诗作序，认为吾师父子之间关于军国大事的关系、忠孝之情，后世采风的人可以从中考察出来；同时也谈到我的惭愧之处，使后人或许也会俯仰叹息：庆幸吾师有这样的儿子，却惋惜他没有同样的门徒。崇祯甲戌九月作序。（孙幼度诗序） 戊寅年春天，我卧病在请室。同被拘系的人听到边境的紧急军情，惊慌地来告诉我。我当时手里正拿着一卷诗，吟咏玩味不停，只带着含糊的声音回答说：“从这卷诗来看，敌奴一定不会造成危害。”来告诉我的人不高兴地离去了。不久，边境官吏把敌人请求讲和的消息上报，满朝都有喜色。那人又来问：“你诵读的是谁的诗？诗怎么能够预知敌情呢？”我展开诗卷回答说：“这是吾师高阳公的小儿子，名铈，字幼度的诗。吾师是方叔那样的元老，身系天下安危。各位公子都奇伟雄骏，属于▯▯[原文有缺字或讹字]一类，手持笔札，跟随父亲在军中，写成歌诗，往往气势如风发、文思如泉涌，流传于人间；幼度是后来出生的。幼度的诗，有熊熊燃烧的光彩，有浩大充沛的气势：一类像长鲸鸣叫、鼍鼓震响，一类像风中战船、阵中战马。杂记时事感触的作品，忧虑军国大事，思念朋友，忠厚而哀痛，憔悴而深切，不像衰世的声音那样，只有苍蝇和蚯蚓的声息、魈的吟叫和鬼的哭声。如今吾师是国家的元气，浑厚深沉、气势磅礴，承载大地、涵容大海；他的余气绵延不尽，于是有了幼度兄弟，也于是有了幼度兄弟的诗。从吾师身上可以看出国家的元气，从幼度的诗中可以看出吾师的元气。《左传》有这样的话：深山大泽，实在是龙蛇所生之处。幼度的诗，大概也是国家留下的余气。纯门之战时，师旷忽然歌唱《北风》，便知道楚国不能同晋国争胜。这已经可以用来窥见国家的情势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来告诉我的人说：“你的话说得很好；古代师旷能够审察声音，你并不是乐师，却仿效师旷从歌声判断敌情，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唉！我本来就是世上的废人，幽禁困顿，艰难挣扎而没有死。我虽然有眼睛，却和师旷的盲眼没有什么不同。郑国的乐师师慧经过宋国朝廷时私下说：‘一定没有人在这里，所以我才来。’后来他回去等死于司败之官，不敢进入朝廷，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有没有人。边境文书纷至沓来，我卧病在请室，迫不得已只好用歌声来占测敌情，自比于子野；你却还因为我有眼睛而轻视我，不也是过分了吗？”来告诉我的人怅然退去。于是我记录下这些话，为幼度的诗作序。（孙靖自文） 过去我在史馆，和莆田曾▯云共同谈论馆阁文章。▯云说：“当今不得不推举高阳为第一。他的文章光明炽盛而浑厚，元气磅礴，不是那些只会雕琢章句文饰辞藻的人所能接近的。”我认为这是知言。今年夏天，楚惟的儿子靖自把他的文章邮寄给我，请我指正。我看他的气象宏大博厚，文脉义理深沉厚重，高雅华美而俊朗，称赞他不愧为吾师的孙子、楚惟的儿子，也更加感叹▯云的话得到了验证。吾师的文章，大的方面是高文典册、筹划边防、裁断国事，本已写在竹帛上，流传于夷夏；小的方面即使只是残余的油脂和余香，也足以覆盖海内、滋润帮助作者。这是天地间的元气，浑厚磅礴，并不是有人刻意造成的。水源丰沛，便能滋养万物；源头深，河流就长。一经发流，先有楚惟兄弟，再次发流，又有靖自。黄河的水流，千里之间总有曲折；如果不去看昆仑、天柱，又怎能知道它分流远去、汇输四方的缘故呢？韩愈叙述北平王三代时，说北平王如同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可测；到了他的孙子，则像美玉耳饰、兰草萌芽，称为他家的好儿郎。从龙虎变化到瑶玉兰芽，家门兴盛固然值得称道，但元气已经淡薄了。如今靖自和他的同族兄弟，挺拔秀美如玉树；他们的文章瑰丽奇伟，仍有龙虎变化般的气势，杰出雄伟的气概郁积充沛，并没有衰落。因此，这不只是吾师一家的元气，也是国家光明融和、敦厚深长的福泽，是百世培育的结果，还远远没有止境。所以我高兴地把这些话写下来。

译（杨澹孺诗稿序） 应山人杨清，字澹孺，和他的弟弟杨涟，字文孺，都凭才名在▯、汉之间迅速崛起。文孺考中甲第，历任宪府官职；澹孺则以年老的明经身份担任博士弟子的老师。杜少陵不是说过吗：“诸位公卿纷纷登上台省，广文先生的官职却独自冷落。”如今一旦在澹孺兄弟之间见到了这种情形，澹孺却安然处之，毫不在意。他入学时击鼓开箧，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博大的衣带，和学生谈论先王、讲说道德；闲暇时便带着军持和奚囊，探寻奇景、询问胜境，啸歌赋诗，只用来自己娱乐罢了。澹孺和弟弟换衣共食，以品行义理相互责备，以古人相互期许。文孺任海虞令时，澹孺割出城南数顷田地送给文孺，说：“我不忍心看清廉官吏的妻子儿女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读他的诗，和平简淡，其中时时有劳苦之人、志士节士廉正而奋发的思想，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澹孺了。过去文孺在省垣任职，我正居乡闲住。文孺梦见邀请我登高赋诗，有“柳风吹来太液池，梧桐月色映照华清宫”的句子；他写信告诉我：“天涯相隔的兄弟，在梦中彼此感应，不能让白居易、元稹独自占有千古的美名。”如今澹孺的诗已经编成，我为它作序。文孺身处太微清严的官署，打开诗集诵读它，池塘春草的梦境，又应当和柳风梧月一同成为美谈。将来有一天，我们三人手拉手谈论诗歌，尽情交谈饮宴，又怎么知道不仍然是在梦中呢？那时我们应当一起斟酒一笑罢了。天启三年十一月。（陶不退《阆园集》序） 我年轻时读李卓吾的书，心想他所交游的人，一定都是聪明博辨、恢奇卓异的士人。后来在长安认识了新安人方时化、汪本钶，他们都是卓吾的高足弟子，曾接受他的“九正易因”之学。时化是一个年老的明经，却拘拘然只按文法办事，穿宽衣束大带，应对从容舒缓；本钶则是个朴实而迂腐的儒生，偶尔坐着或站着，都像土木偶人。这两个人同他交游相处，要从他们身上找出卓吾门徒的样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公安人袁小修说：“卓吾一生厌恶浮华，喜欢平实。士人如果夸耀虚名、卖弄小聪明、炫耀浮光和声名，他见到了就唾弃，不肯同他同席而坐。观察他所交往的人，就可以知道卓吾是什么样的人。”我听了小修的话，再同这两人交游，才知道他们确实是卓吾的门徒。时间久了，仿佛看见了卓吾的声音、容貌和神态。同年进士、姚安人陶▯廷，字不退，年轻时就有志于求学问道，是在卓吾门下游学并有所收获的人。不退为人，恭谨谦逊罢了，温和肃穆罢了。同他交谈，话题广泛涉及人情世故和官府事务，滔滔不绝，从不以学问自我标榜、显得与众不同。我和不退交游很亲密，这才知道卓吾所交往的都是方时化、汪本钶这样的人，正如小修所说。不退去世后，他的弟弟仲璞拿《阆园集》来请我作序。不退的诗文，因情感而抒发文辞，根据事实而建立论说，从不标榜某个门派、设置某种坛场，声称自己属于某氏之学。他任官就谈官事，居乡就谈乡事，像父老谈论农桑，像家人询问耕织，从不在语言文字之间铺陈对偶、雕饰文采。他说：诗要学香山，文要学眉山。这话似乎不错。可是如果考察他的诗文，寻找所谓香山、眉山的痕迹，又在哪里呢？读《阆园集》的人只要说：“这是陶不退的诗文。”这样就算是卓吾的门徒了。卓吾镇守姚安时，清静恬淡，有汲长孺的风度；不退任官时也像他。卓吾晚年愤世嫉俗，孤高傲岸，任意放纵；不退却言语合乎规矩、行为合乎法度，年老以后更加谨慎。这就是不退善于学习卓吾的地方。（陶仲璞《Т园集》序） 姚安人陶仲璞，是我的同年兄▯圭的弟弟；兄弟二人都凭才名在天涯奋起。▯圭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官至监司；仲璞则以乙科出任南工部官员，出任宝庆知府，因得罪藩府而辞官归乡。他治理政事的品行廉正、明辨、清白真实，也大致相似。我已经为▯圭作过《阆园集》序，仲璞又把《Т园集》拿给我，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卷首。我不懂文章，哪里能够为仲璞的文章作序？我所知道的，也不过是它是陶氏兄弟的文章罢了。万历末年，海内都在诋毁王世贞、李攀龙，以白居易、苏轼为宗师，这种说法由公安袁氏倡导。袁氏兄弟中郎、小修，都是李卓吾的门徒，而他们的宗旨实际上源自卓吾。▯圭和小修都是龙湖的高足弟子，仲璞年轻时又从▯圭受学，他的师友渊源就是这样。因此，他诗文的大旨是可以考察的。诗达到香山的境界，文达到眉山的境界，天下的能事就尽了。袁氏之学还不能完全达到香山、眉山，但他们剔除芜杂污秽、开启洗涤海内人心眼目的功劳，在文章事业上很大。仲璞的文集，合乎心意就说，指着事实就议论，没有艰涩得使喉咙和手都受阻的地方，也没有东涂西抹的装饰；这也保留着袁氏的遗风，可以以香山为祖、以眉山为宗，不至于坠入今世辞章和道学的窟穴。稚圭的文章多是应酬世事、应对人物的话，而仲璞的文章多谈学问，流露出江、泰州学派的宗旨；不过他还沾沾自喜于三峰进入裸国而解衣的故事，难道其中也有随缘劝导的意思吗？龙湖一脉的香火还在，怎么才能促膝陪仲璞交谈，向他请问呢？

译（刘大将军诗集序） 曹南人刘大将军，束发时就从军，经历大小数百战，所到之处都能取胜。天子拍着大腿赞叹，把他倚为国家的屏障和心腹。羯奴、▯贼都畏惧他的威名，真可谓听到弓弦声就以为霹雳，看见奔驰的战马就以为闪电。然而将军自己却喜欢写歌诗，靠着马鞍、倚着战马，笔飞墨舞，投▯高歌，分题刻烛。幕府中的人传抄他的诗，刻板印行于世，请我为它作序。诗有声势，也有格律。气势没有比声音更盛的，法则没有比格律更精细的，而这两者都同军旅之事相通。《左传》说：铠甲兵器是为了便利作战，金鼓是为了振作声气；作战依靠勇气，一击鼓便振作士气。古代君子听到钟声就想到武臣，听到磬声就想到守卫疆界的大臣，听到鼓鼙声就想到统率军队的大臣。五声之中，有三种都使人想到武臣。师旷歌唱南北的风诗，便知道楚国充满衰败的声音。至于清啸而使胡人退却、吹篪而使敌虏撤退，也都是同一种道理。《易经》说：“军队出征要有纪律，纪律不善就凶险。”《握奇经》的阵法，有四正、四奇，余下的奇兵又称《握奇》。善于用兵的人，以正兵交战，以奇兵取胜，这也都是格律。因此说：善于从容应对，善于整齐众军。如今将军的诗，声音雄盛，格律完备。突然歌唱起来，像风雨骤然降临，像炮火横飞，像巨鹿、昆阳的战役，士卒震恐，连虎豹也战栗。慢慢按节诵读它，就像击刁斗、明步伐，前偏后伍，击鼓前进、鸣金后退，森严却不混乱，整齐而有条理。不一会儿又声音嘶哑、叱咤呼喊，脱去头盔大叫；不一会儿又宽衣轻裘，雍容歌咏，宴饮欢笑。这就是将军写诗的方法，也就是他的用兵方法。古今谈论将领的人，没有谁先于赵衰评论▯▯，认为他只会谈礼乐而轻视诗书。可是中山王奉高帝之命读书，懂得读书有益的道理，所到之处都亲近礼敬儒士，随身携带书籍。将军写诗，难道只是逐行对偶、追比古人、争论声病的诗章而已吗？他把诗书作为义理的府库，把忠孝作为学问的书囊，一心纯白地消灭敌奴、荡平寇贼，以报答天子。等到在饮头喋血之后，为磨▯作铭，为鼓吹作曲，舔墨吮笔，或许就可以解除那些讥笑他赋诗退敌的话了吧？《诗经》说：“武夫威武，向君王报告成功。”我将效法王氏续作《诗经》的做法，继承《江汉》一类的诗篇。将军努力吧！崇祯壬午七月作序。《初学集》卷三十二 ○序（五）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是嘉定县令、四明谢君所刻的唐叔达、娄子柔、程孟阳、李长蘅四人的诗文。嘉靖末年，我吴地的王司寇以文章自负，尊崇汉代、宗法唐代，声势震动海内；昆山归熙甫却公开大力排斥他，说他是所谓一两个荒谬平庸的人奉为巨子罢了。司寇显贵得势时，他的神色、气息和言谈举止足以使天下士人沉浮；熙甫穷困衰老才考中一次进士，而且又先去世，他的姓名几乎被司寇压制而湮没。二十年来，司寇声名显赫、充满卷帙的文章，像霜降水涸之后一样，索然无存，看不出还有什么；而熙甫的文章这才开始在世间闻名。由此可知文章的真伪终究无法掩饰，士人尤其贵在能够自信。熙甫去世后，他的高等弟子多在嘉定，仍能守护老师的学说，在荒江寂寞之滨讲习诵读。四位君子生在他的乡里，熟悉听闻他和师友的议论，彼此共同学习、讨论。像唐叔达和娄子柔，曾经到过司寇门下，亲自受到他的声华熏陶。他们求学问道的宗旨，却坚定得不可动摇，就像宋人向曾巩南丰一脉敬奉一瓣香那样。熙甫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文，时间越久越显著，其中也有四位君子的力量，不能否认。四位君子写诗作文，大力抒发自己的言论，各自出自本心，不必完全模仿熙甫。然而他们承继老师的学说和议论，以经学贯通、以史学经纬作为根基，以文辞通顺、字义顺畅作为要旨；文章一出，合乎正道，这些本来就是他们共同遵守的。古学的湮没废弃已经很久了。从前剽窃、盗取、抄袭、窜改的弊病，人人都知道讥笑；可是读书人的盲目趋附、倒行逆施，却越来越下劣。这就像为了惩罚用纸车草人随葬的虚伪，最终反而真的去相信无形鬼魅一样，怎么可以呢？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真想针砭俗学，追溯雅正的根本，沿着熙甫再向上追寻，以求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那么四位君子的文集，也可以说是横渡中流的一只酒壶了。嘉定偏处海隅，风俗气象完整而闭塞。四位君子读书谈道，前后相继。补衣蔬食，有居于简陋门屋、饮泌水的遗风。史书称杨子云不急切追求富贵，不因贫贱而忧戚，不刻意修饰品行边幅以求在当世博取名声，大概差不多就是这种人。文章之道，追求能够征合古人、取信后世，本来就不是被势利诱惑、希望迅速成功的人可以侥幸达到的。读这部文集的人，或许也应该深入思考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平心考察他们的志向和品行。谢君刻印完成后，因为我有幸向诸君受教，便让我为它作序。我看欧阳公称说和凝有一百多卷文集，自己刻板印行于世，知情的人却非难他。古人重视树立言论，却轻视借此取得名声，他们用意深远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四位君子的文集，长久藏在箱箧中，谢君为他们刻印，使之流传于世，可以说是彼此共同成就了这件事。这也是值得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