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集卷五十

译宫。公于是上疏，极力指出郑氏所派为崔文▯治病的医生侍奉不当，应交司礼监推举人员彻底查究，并向朝廷内外公布，不要让卑贱的臣子诬蔑、污损起居记录，损害皇上的盛德。又劝皇上暂时放下万机政务，让皇长子和皇子扶着床榻绕膝而行，引导迎接和气，收回封郑氏为太后的成命，不要轻率发布诏令，以尊重国家体制。这些事情关系到宫禁近侍，都是臣子难以说出口的。奏疏上呈三天后，皇上特意命锦衣卫召公。人们以为公将获罪，皇上却在群臣面前从容谈论病情，并多次回头看公，指着皇长子说：“科臣说不应当让他离开我的身边。”这都是公奏疏中的话。按旧例，宣召群臣，只到吏科掌垣为止，其他各垣不得参与。公以兵垣官员的身份被特召，阁臣、部臣全都在场，兵卫非常严密，显出要以九宾之礼在朝廷接见他的意思。从此又两次被召，参与听受临终遗命。皇上凭几注视他，和握着他的手托付大事有什么不同？公即使想不发誓以死报答，又怎么做得到呢？光宗去世，李选侍占据乾清宫，群阉教唆她关闭宫门，不让皇长子出去，以为外廷无可奈何。公首先确定大计：“大行皇帝停灵在乾清宫，群臣哭临完毕，立即拥护皇长子登文华殿呼万岁，暂时居于慈庆宫，等选侍迁宫后再恢复旧制。这样群阉的计划便会受阻，我们也能侍奉少主了。”起初到乾清宫时，守门人拿着棍棒盘问来者是谁，公大骂“奴才”，用手推开棍棒。将要到宫门时，内竖传达李娘娘的命令，追赶呼喊要把公拉回去，前后两次；公又亲手挡开并斥退他们。皇长子已经住进慈庆宫，选侍仍占据乾清宫不肯迁出，还公开声称要垂帘听政，责问御史左光斗奏疏中提到武氏是什么意思。公在朝房、掖门、殿廷上抗言争辩，每天多达十几次；有一次在麟趾门斥责小宦官，两次在朝廷上斥责阁臣方从哲和大宦官。选侍于是迁到一号殿，天子又回到乾清宫。前后争辩时，公说选侍不得凌驾于天子之上，天子也不应把政权托付给宫嫔。反复陈说，语气痛切，听见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迁宫那天，公奋髯大声呼喊，声泪俱下：“选侍若能在九庙之前杀了我，那就罢了；今天绝不迁宫，死也不出宫！”声音传到御座，殿堂台阶都为之震惊。皇上也对近侍胡子官说：“真是忠臣啊。”当时，三朝接连发生大变故，事变在数旬数月间接连发生，满朝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公俨然在做顾命大臣的事情。对外告诫金吾卫，选拔缇骑，环绕宫禁布置警备；对内告诫宦官和乳母，禁止宫人擅自闯入；亲自露坐在宫门之外，五昼夜没有合眼，头发胡须全白了。每逢有重大议事，大臣们都左右顾视，询问“杨给事怎么说”，没有人敢独自决定。自神宗中年起，群小窥伺时局盛衰的机会，制造离间的缝隙，渐渐积聚壮大，终于在改朝换代之际爆发。公看清了其中的奥秘，发誓以死守节，把人君从妇人和宦官手中夺回来，他的功劳最为奇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从前汉武帝认识霍光、金日磾，近的相隔数十年，远的相隔二十多年；先帝却凭一篇奏疏就认识了公，不需经过岁月。上面没有辜负先帝图谋托付的踪迹，下面没有伏在蒲席上哭泣的言语，只凭意会、神色传达，托付大事而安定社稷。我想到公庚申九月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惊叹他的际遇、赞叹他的决断，因而更加赞颂先帝的圣明，认为无人能够企及。迁宫既已完成，群小失去了依凭，便涂抹嘴唇、磨利舌头，编造流言，煽动朝士；好奇求异的人进呈拥护选侍的揭帖，以此动摇公。公于是上《移宫始末疏》，皇上颁下优厚的诏书加以赞叹。群小便诬陷公与司礼监王安交通，胁迫王安取得中旨来恼怒公。公愤懑地再次上疏，称病回乡。此后魏忠贤逐渐掌权，构陷王安并杀死他，群小暗自庆幸，认为杀公已经有了根基。第二年，

译皇上从公的家中起用他为太常寺少卿，提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转任左副都御史。群小日夜想要在忠贤面前中伤公，但还不敢立即发难，便让自己的党羽上疏弹劾左光斗、魏大中，牵连公的门客汪文言，以此试探公。公居家时，痛恨魏忠贤勾结阿母、暗中玩弄威权福柄，认为必将成为社稷的忧患，常常扼腕流泪，把奏疏草稿藏在箱笼中，到这时才修改整理后上奏。

译魏忠贤又惊又怒，把东西摔在地上，翻滚号哭。群小教唆他说：“不要害怕，赶走杨某，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忠贤很高兴，借会推之机，把公等人全部赶走。群小又唆使他说：“不杀杨某，你的祸患还没有尽头。”忠贤大为恐惧，急忙召来公等人，以旧经略熊廷弼贪赃案拷问至死。此前拷问汪文言，五毒刑具全都用尽，逼他招认公。文言呼喊公的名字，仰天笑道：“哪有贪赃的杨大洪呢？”直到死也不服罪。拷问公时，狱吏反而以文言的供词作为证据，公大声呼喊太祖高皇帝、神宗、光宗两宗，最终被按诬陷之罪屈打成招而死。起初，群小认为迁宫一事名义正当，所以以贪赃罪杀公；公死以后，大规模搜捕党羽，互相牵连染祸，死刑、流放、废黜、禁锢之人接连不断，逮捕者前后相望。于是阉党制定三案，刊刻《要典》，借公作为靶子，欺骗诬蔑天下，而群小杀公的根本阴谋才完全暴露。这样以后才知道，公不是死于弹劾宦官，而是死于迁宫。谋划杀公的，不是亲自操刀的宦官，而是主张三案的群小。如今皇上已经铲除宦官，诏令有关部门上报公的死状；阉党余孽仍在掌权，起初只追赠公平级晋升一级，后来再次追赠时又削去部衔而不肯上报，群小忌恨公、连公死后的遗骨也憎恨，竟到了这种极点！这反而足以彰显公的忠诚，加重人们对公冤屈的认识，也只是使那些杀害公的人自己表明了其志向罢了，公还有什么遗憾呢！公为人孝顺友爱、清白廉洁，对国家忠诚深厚。家贫时父亲去世，亲自为父亲相看墓地，劳累成疾，几乎死去。夜里听见鼓乐声，有神人降临他的房间，为他开药方，病很快痊愈。他侍奉继母极其孝顺，侍奉兄长杨清，换衣、吃饭都像同一个人一样。妻子曾对母亲和兄长说了违逆的话，公痛打她，直到她长跪谢罪才作罢。他做诸生时，性情放达而自得，乡里人称他为狂生。年轻时与陈愚结交，以豪杰相互期许。曾在雪夜两人边走边歌，走遍县城，倚柱长啸，在地上写字，狂喊痛哭，别人无法测知他们的心意。万历丁未考中进士，任常熟县知县。他治理政务，喜欢以古代教化人民；豪强大姓作奸耍滑、扰乱吏治的，便收捕审理，依法惩办。吏员百姓都恭敬服从，县丞、县尉办事严肃，如同面对大府。公安抚字养弱小百姓，询问民间疾苦，徒步行走在田间小路，拉着百姓的手慰劳他们，像一家人父子一样；也借此察知民间歌谣风俗以及乡里的奸诈牟利之事。诉讼减少，盗贼平息，县中大治。县令俸禄微薄，不足以养活家人，他的兄长卖田资助他。任职五年入朝觐见，毁掉自己束腰的带子，用来帮助办理严肃清廉之事，被推举为清官第一。在京城各衙门，四方的贿赂不敢窥探他的门庭；偶尔接受故人的问候馈赠，也随手全部散尽，家中没有余财。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廉吏，这正是所谓“没有贪赃的杨大洪”。公任户科、兵科官员时，分条上奏天下大计，说辽东的事情一定会大坏，应当更换经略，选拔能够办理辽事的人。后来担任经略的，正是因贪赃案被公弹劾的熊廷弼。公胸怀大义、鼓荡风气，抗言批评昏聩世俗，对那些贪图俸禄、培植私交、混淆黑白、误国误事的人，愤怒得恨不得把他们咀嚼吞食。他的风骨和裁断严峻挺拔，正所谓用利刃切割腐朽。对于细微如草芥的善行也加以采纳，对于毫末般的恶行也予以贬斥，是非分明，洞彻无疑。推举贤能，推荐清白的人才，亲自上疏、当面称赞，唯恐来不及。与人交往，倾吐心腹之言；交换意见直截了当，激昂慷慨；救助别人的危急，比自己的危急还要急迫。他轻视财物而看重义气，手中不留一文钱，挥霍数千金就像丢弃鼻涕唾沫。和他交游的人，即使是小民、佞人、凶狠之徒、强悍士卒，也都倾心屈身，愿意为公赴死，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世人议论公，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说公以迁宫之事贪求功名。先帝作为年长的君主，处事谨慎、思虑深远，尚且不能避免落入郑、李的圈套，何况年幼而懵懂的君主，把他交到妇人和宦官手中呢？女主专政，哪里只是一个阿母？群阉相互勾结，难道只有一个魏忠贤吗？议论的人不深思国家的大忧患，却只怀着妇人的仁慈，在选侍踉跄出宫之时替她惋惜，这已经是极其糊涂了。汉廷想彻底追究赵昭仪，议郎耿育认为不应这样做，反复查验宫禁之内，公开揭露皇帝私下宴饮，只会使诽谤议论上及陵寝。自古以来，事情一涉及宫禁，忧国奉公的臣子一行动，灾祸往往就跟随而来。那些挟持邪说的人，往往剽窃经术，依附于宽厚之名，动辄以离间、攻击杨公为说辞；幸运时说是撤下帘幕，不幸时说是迁宫，成败全无定准。万历末年，指责拥立太子是沽名；天启初年，又把迁宫看作无事生非。谗佞之徒和懦弱之臣异口同声，这实在值得叹息。第二种说法，说公以结交宦官来猎取奇功。宦官也是人臣，怀恩、覃吉难道能与王振、刘瑾同日而语吗？王守仁、杨一清不也曾经任用张永吗？先帝二十多年的储君地位、三十天的尧舜之治，都依赖这个老奴才的力量。关于迁宫的议论，和朝廷公论相互呼应；即使想同王安不同，他又能够怎样呢？熹宗从乾清宫出来时，王安在后面扶持，英国公奉右手，阁臣一人奉左手，公奋然走出班列，亲手挡住群阉。满朝的人都看见听见了，这能说是结交吗？王安掌权时，公没有趁机通过他结交公卿、求退避祸；等到王安身败名裂、化为灰土之后，反倒去党附一具枯骨，同受刑的腐朽之徒争胜，这样叫善于结交吗？这是奴婢小人议论公的话，不值得辩驳。第三种说法，说公攻击宦官而招来灾祸。譬如猛虎，一扑没有咬中，飞身择人而食，便说虎本来不咬人，是扑虎的人造成的，这能行吗？缢死裕妃、杀害皇子、危及中宫，这是朝廷何等重大的事情，公奋笔把它写在奏章中。对方即使是凶恶的宦官，也因此吓破了胆。公死以后，封爵超过上公，祠庙遍布天下，最终因为平息迁宫、改变国鼎的谋划，招致夷灭三族的惩罚；公的一篇奏疏就把他们迎头击破了。阁老门生的诉状，争相向公的朝廷献媚；刊刻章奏、记录文牍的簿册，竞相送到私宅。宦官因此气焰高涨，肆意妄为，怒目而视，言辞也更加蛮横。如今抹杀公不取藜藿之食的功劳，却只议论他一掌壅塞河流的过失；对逢迎宦官的人，不按教唆猕猴之罪惩处，却要给攻击宦官的人加上挑衅猛虎的罪名。这么说的人，是极其偏袒宦官的人。真正了解公的人则说，凭公的才能和志向，一个人兼具多种器量，可惜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便死了。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牺牲自身来成就仁德的。”曾子说：“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把国家的命运寄托给他，面对重大节操而不可动摇。”人生能够成为志士仁人，也就可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译作为人臣，能够托付孤儿、寄托国命、安定社稷，他所发挥的作用也已经不小了。他没有服药自杀，也没有拔刀怨恨君主，而是慷慨接受审讯，从容赴死。千年以后，读到他枕中藏着、咬破手指以血书写的文章，大概没有人不会整理衣冠、肃然正容，徘徊流泪，彼此以此教人忠诚、勉励人守义。议论公的人本来就错了，惋惜公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难道也算了解公吗？公名涟，字文孺。他的先祖本是关西后裔，流徙到安南，居住在唐街。宣德年间，随英国公归附，获赐居湖南，后来迁家到应山。曾祖名公铎，喜好任侠，曾替人报仇。祖父名万春，因为乐于施舍而败家，乡里人称为杨二斋公；安葬他的那天晚上，鬼神喧哗，护卫他的墓穴。父亲名彦翱，年轻时读书，性情端庄稳重，不轻易侵犯别人，也不轻易许诺；同样以乐善好施著称。母亲刘氏于隆庆五年某月某日生公，去世时享年五十四岁。公娶张氏，继室为詹氏，生四个儿子：之易、之赋、之言、之环。詹氏有妇德，公遭难时，她与后婆婆在谯楼中一起栖身于风雪之中，两个儿子乞讨来供养她们。崇祯元年，之易等到宫门上疏追诉父亲的冤屈，天子追赠公的祖父、父亲官职如公所任，又追赠祖母、母亲、妻子为一品夫人，并任命之易为郎官。这一年，后婆婆才去世，詹氏于是捶胸顿足，呕血而死。某年某月，之易等择地把公安葬在某处赐茔，两位夫人也附葬在那里。公任常熟县令时，曾对谦益说：“我平生敬畏的朋友，只有你和元朴。”元朴是陈愚的字。陈愚与公共历生死，曾把公的幼子藏在庐山，途中还秘密经过我这里，商量办理后事。我当时正遭受党争祸患，闭门不出、断绝踪迹，便同他屏退旁人，在野外痛哭。今年，之易寄信说：他的岳父被罢免公车官职回乡，病重将死，仍把请求撰写墓志铭挂在心上。谦益因此流泪良久，于是拭泪执笔，不再敢坚决推辞；不只是因为不忍辜负公，也是不忍辜负陈愚。铭文说：国家有妖孽，在太平时代便开始滋生。有城有社，狐鼠结成朋党；众口磨牙，啃噬封存的文书。微小得像一根丝，怎么能承受九鼎的重量？时局危急、命运当变，非凡之人于是兴起。奋臂一呼，宫禁肃清。天地的根本和边际，重新清明安宁。先帝知遇于公，正如尧舜般圣明。在内寝接受遗命，参与列于公卿之中。公为报答知遇，发誓至死不改。上面拜见九庙，下面送从大行皇帝。夷乱刚刚开始，宦官忽然使天下陷入昏暗。碧血盘旋飞舞，震动起来化作雷霆。天门开阔震荡，云旗纷纷前来迎接。驾御我三位先帝，升降于帝王之庭。关西的杨氏，与清白之名齐声并传。暮夜没有黄金，夕阳之下却有亭台。青蝇为何来玷污，大鸟正高声鸣叫。深沉的黄土之下，光明灿然的史册之中。我作这篇铭诗，永远昭示给簪缨之士。

译太常寺少卿、管光禄寺丞事、赠大理寺卿、赐谥鹿公墓志铭。崇祯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奴酋的军队攻破定兴，太常寺少卿鹿公为此殉难。第二年正月，他的儿子化麟跪在宫阙前上疏说：奴寇掠夺畿南时，我父亲因病居住在乡村，没有守城的责任。但我父亲想到定兴处在涿州以南、保定以北，背后屏障着神京；如果我进入郡城，县城由谁来守？自从己巳年奴寇发出警报以来，人们望风剃发投降，臣节丧失殆尽。父亲并非不知道孤城难守，也不是不顾念年老的双亲；实在不忍心在桑梓面临存亡之际，朝廷没有守节之臣，于是让我侍奉祖父居住在江村，自己辞别祖坟，领取兵器登上城墙，使弱小的百姓疲于守御；号令不统一，仍然坚守七日，城池才陷落。父亲守南门，奴兵从东北角登城，拿着刀逼索衣服；父亲咬牙大骂：“天朝鹿太常的衣服，难道肯给羯狗奴才穿吗？”奴兵大怒，砍了三刀，又射了一箭，父亲骂声不绝而死。父亲在关门时赞助枢辅，志在恢复失地。奴兵一向畏惧他的名声，于是以贴近城墙围攻，决心一定攻下城池。父亲面对一座没有防备的城、注定要破的县城，独自坚定死战的意志，抵抗气势正盛的敌虏，就像捧起一块土来堵住决口的洪水，挽起一杯水去浇灭猛烈的火焰。他以一个被闲置的官员身份死于朝廷，以抱病之身死于乡里。这不仅是为了城池存在而存在，效法百姓不肯离去的义举；也是想让人们作战守家，挫败狡猾敌虏南下的谋划。假使人人都像我父亲一样尽臣节，那么一隅之地可以保全，九边关塞可以安宁。这就是父亲为一城而死，义节虽小；为天下的大义而死于忠诚，意义才大。奏疏上呈后，天子命有关部门查验核实。十一年二月，兵部复奏请示，诏令追赠公为嘉议大夫、大理寺卿，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专门建立祠堂，赐谥号，给予祭祀并修造坟墓。抚恤死者的典礼无不完备，实在是特别的恩典。此前公殉义的那年冬天，十二月十二日，化麟奉祖父太公之命，暂时把公安葬在祖坟。上疏后回乡，在草垫丧庐中等待命令，悲痛超过丧亲之情而死。化麟的儿子尽心，与祖父的挚友孙奇逢及其门徒张果中商议，请我的老师高阳公撰写墓志，又托付我为墓道写表。十二年五月，我哭祭高阳公服丧期满后，才叹息说：“唉！高阳公已经去世，鹿公的墓志，不是我还有谁适合写呢？”于是依据归安茅元仪和尽心所写的公事状，撰写墓志说：公名善继，字伯顺，先祖是小兴州人。明朝初年，有名荣的人迁居到定兴以南的西江村。曾祖名府，封文林郎，任山西平阳府襄垣县知县。祖父名久徵，任江西道监察御史，追赠光禄寺少卿，敢于直言、行为严厉，成为著名大臣。父亲名正，多次追封至与公相同的官职。母亲田氏，追赠恭人。鹿正是贵公子，年轻时做诸生，县令宋继登请他相见时，鹿正正在田里施肥，便丢下簸箕铁锹前往，县令为之叹息。逆阉当权时，他竭尽全力救助各位公卿的危难，这就是人们所称的鹿太公。公端正方直、谨慎诚实，像断裂的山峰一样巍然。年轻时以祖父、父亲为师，不拘泥于章句，轻视温饱，慨然怀有成为豪杰圣贤的志向。万历丙午年乡试中举，经过容城时，与孙奇逢饮酒吃肉，在杨忠愍墓下结为好友。癸丑年考中进士，与吴郡周顺昌、吴桥范景文在萧寺中相会，风雨鸡鸣之际，以节义相互期许勉励。选授户部山东司主事，主管盐法，与同署郎官袁世振一起考察盐政利弊，彻底明了其中原委。袁世振后来上疏治理两淮盐政，成效卓著，成为定制。丁年，因母亲恭人田氏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补任户部河南司主事，代理广东司事务。辽东正在缺少军饷、请求拨款，奏疏都没有得到答复。适逢广东解送金花银到京，公写奏记给大司农李汝华说：每年广东解送金花银两，恭敬地进给大内，这是近来的惯例。近来督部有扣留的议论，如果此时仍然送入大内，那么部里的议论终究会成为空谈。想直接解送太仓，则获得批准会难如拔山。不如上疏请求留存，才比较便利。考察《会典》，明朝初年金花银折粮后都解送南京，用来供给武臣俸禄。各边有缓急时，也从其中取用。正统元年，才改为解送内府，每年以一百万为定额。嘉靖三十二年，上奏获准：三宫子粒和各处运往京城的钱粮，不论金花折银等名目，凡应解入内府的，一并催促解送、储存在库中，全部备作各边使用，不许挪作其他项目借用。所谓有缓急便从中取足，是说内府和外府分开使用；所谓备给各边、不许挪借，是说专备外府使用，内府不得从中另行分取。如今边疆烽火告急、军饷不足，即使把金花银全部拿出，暂时归还太仓，也只是遵循祖制，并不是夺取大内所有而增加外府。只是皇上的批示被搁在高阁，中官从中迷惑，紧急事情难以得到圣旨。一方面上疏说明，一方面把银子交纳银库，转发辽东，权且由外府掌握，不至于像国库金帛那样封存起来、无法过问；天下大事因此有了转机。留还是不留，取决于进不进，此时真是间不容发。万一皇帝震怒、后果难以预料，请允许我以自身承担罪责。否则，局外人正议论扣留，局内人却又议论送入；先不说清议不能容忍，就是君主将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人呢？大司农按照公的意见上奏请求，皇上发怒，罚公停俸一年，勒令他补还。大司农不敢违抗，公却坚持认为不可。谢恩那天，中官关上门扇不让公出去，逼问太仓情况如何。主持太仓的主事刘荣嗣答道：“已经发出三天了。”其实并没有发出。中官传达严厉的圣旨，催促公补还。公说：“有银子，借它做什么？没有银子，又凭什么补还？”中官惊愕地张口结舌，不敢回答。公说：“只管把善继的话原样回奏，生死听凭命运，我不敢改动一个字。”中官叹息着离去。不久，堂官又罚公停俸两个月，降一级调任外地，满朝接连上章请求留任，皇上没有答复。拟议降为山东运判，也没有答复。公于是托病离职，而大司农最终还是按数补送了。唉！金花银不能给边疆，其他赋税却可以补送；金花银一会儿扣留，一会儿补进，忽然又完全没有坚持的原则，怎么能不使君主厌恶轻视臣下呢？光宗即位，首先恢复公的官职，掌理新饷事务，改任兵部职方司主事。

译这时辽阳刚刚陷落，朝廷内外一片骚动。公接受职务时向天发誓，泪流满面。他杜绝请托，申明法纪。替大司马起草奏疏，请求逮捕某人、斩杀某人，以申明国法；如果法令不能施行，就请从我开始。言官群起喧闹攻击他，公上章抗辩力争，使他们无法反驳。大司马因抚慰夷人而巡视边境，请求任用因贪赃获罪的废弁。职方郎耿如杞坚持反对，不肯复议，大司马便上疏争辩。皇上降旨，命职方司官员不得违抗阻挠。公写信给福清说：“边疆败坏，是由于将帅受贿。朝廷内外的贵人向这些将帅索取贿赂，再向职方司请托；职方司为了保全官位，不得不顺从贵人的请求。如今幸而得到一个忧国奉公、不徇私情的人，却反而降旨不许他违抗阻挠，等于把天下都变成职方司的市场，永远不会有不受贿的将帅了，这一切就从这句话开始。不要以为能够违抗阻挠的司官容易得到，不要以为赶走能够违抗阻挠的司官只是小损失。”福清认为这是在讽刺自己，十分愤怒，后来却屈服了。壬戌年，高阳公以阁臣身份主持兵部事务。高阳清正严明、果断锐利，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请求依法处置逃亡的熊廷弼、王化贞。公举手加额，终于全心信任他，跟随高阳巡视关塞后回来。高阳主动请求督师，公请求随行。吏部司官员有空缺，太宰坚持把这个职位交给公，公不肯，说：“相公一天在军中，我就一天在幕府中。鹿善继的胡须像戟一样，难道肯回头去做吏部郎吗？”高阳镇守关塞四年，经营辽河东西，收复辽疆四百里，安置辽人四十万。高阳入朝时便促膝密议，出朝后又向二三位大帅面授机宜，实际上把公当作自己的左右手。他禁止馈赠，断绝宴会，早晚只吃粗茶淡饭，淡泊得像两个书生。穿布衣、骑瘦马，出入亭障之间，接见老弱将校和退伍士卒，与他们共同慰劳、共同劳苦；借此核查将士，察看营垒，鼓励勇敢，提拔斥退，记录微小长处，处理细小过失。二十年来的名将，都出自高阳门下，这是公的功劳。高阳从宁远回到镇所，嘱咐公进京到城门催办军需和甲仗。事情办完回来时，离家还有二百里，也没有时间回家省视。朝廷从此知道关门已经决定进取，而压制阻挠的谋划却层出不穷。十二营车已经建成，高阳将要渡河，入朝上奏。逆阉害怕他有晋阳起兵的举动，便假传圣旨催促他回镇。朝中忌恨高阳的人向宦官进献计谋，商议削减军饷、裁减兵力，暗中阻挠他。公写信给兵科说：“辽东应当恢复，不只是因为原有的疆土不应交给敌人；没有辽东，也就不能保有蓟州，祸患便会逼近京畿。” 如今持这种议论的人，大致有两种主张：一是慎重，二是简汰。进取时应当慎重，整顿时应当简汰；但出自当今君子之口，所谓慎重并不是为了进取，意在退缩怯弱；所谓简汰也不是为了整顿，意在毁弃军队。他们总是用巧妙的办法实行阻挠恢复的计划。用百般办法鼓舞人前进，也抵不过一句话使人退缩；三年才集合起来的这些人马，经不起一天的毁弃。不征讨、不作战，撤掉将领、裁去军队，眼看将成的事业便被废弃，过去的祸患又会重演。辽东、广东溃败陷落时，京城门前的景象，你们还记得吗？身处局外的朝士，凭隔岸观火的猜疑，来探求边人的实情；心思置身事外的边人，又凭一面之词，来迎合朝士的意图。探求边情的人，便拿边地情况作为朝廷议论；迎合朝士意图的人，又借朝廷议论来动摇边情。从此以后，“恢复”二字无人再说，锦绣河山甘心被腥秽玷污。忠臣义士，也只能背着戟长声叹息罢了。不久，高阳被解除兵权，公也托病请求归乡。到现在十四年，天下再没有人谈论恢复。唉！这真是值得痛哭的事情。公在关门任职，不曾凭借长期资历求取一级半级的升迁。按任职年资，公转任员外郎，升为武选司郎中。在家居住四年，皇上从家中起用公为尚宝司卿，升为太常寺少卿，掌管光禄寺寺丞事务。公再次起用后，声望更加崇高，勤勉办理政务，早晚以公事为念，一如做郎官时。不到三年，又请假归乡，最终在那里去世。己巳年冬天，敌虏逼近城下，公在朝廷公开说，若不紧急召回高阳、释放马世龙出狱，就没有能够对付敌虏的人。此前公在众将中发现马世龙，推荐给高阳，推动任用他为大将。诽谤高阳的人，都把马世龙作为攻击高阳的靶子。等高阳再次镇守边关，亲手收复四座城池，归还给皇上，马世龙的功劳很多；马世龙后来也终于以功名终身。因此人们都说，公善于识别马世龙，马世龙没有辜负公，而公与高阳果然能够相互合作取得成功。公天性极其孝顺，母亲去世后，想到父亲独自居住，便与父亲同卧同起二十年。他的儿子也驯顺孝谨，四代同堂，换衣、吃饭都在一起，家庭和睦融洽。公居乡教授学生，门徒有数百人。学生们整齐衣襟登堂，剖析经文、辨明志向；江村之上，具有河汾、濂、雒一带的学风。畿南士人中，凡是增进学业、修养品行、勤奋磨砺、自强自爱的人，不用询问便知道是鹿氏门徒。晚年拜高阳为师，说：“没想到周公、孔子还活在人间。”高阳也说：“伯顺在幕府中，就像清风止水，对启发我的心神帮助太多了。”公去世时，高阳悲痛哭泣，为他作挽诗六十四章。又过了两年，高阳也为抵御敌虏而殉难。公与高阳始终共同参与辽东事务，公的一生又始终与高阳相伴。唉，实在令人痛惜！公为人庄重端正、明察公允、忠厚诚实。辞谢和接受、取用和给予，都像水有堤岸一样有分寸，却不以一节之长强加于人；判断是非可否，像食物不合口便一定吐出，却不因别人的一次过失而掩盖其优点。把自身性命交给君父，把心胆对着鬼神，以深厚的心意陶冶铸造善人，以至诚感化异类。他的道义不能施行，最终只能以守全节操来表明自己，这是天意，也是这个时代的不幸。公去世时，享年六十二岁。娶王氏，追赠恭人；再娶王氏，封恭人。儿子化麟，天启辛酉年乡试第一名，死在公去世后一年。孙子四人：尽心考中崇祯丙子乡试，洗心因祖荫进入太学，悦心、从心都还年幼。孙女二人，曾孙三人。著有《四书说约》三十一卷、文集若干卷。公和我都出自高阳门下。我因参与枚卜而被攻击，公告诫蒲州，应当为皇上分辨忠臣和奸佞，不要因为同门关系混淆国论、辜负明主。蒲州没有采纳，公于是终身不再见蒲州。那时我在官舍等待治罪，公多次来看我，握着我的手，却不让我知道他的用意。我因此愧对公。铭文说：幽燕北朔之地，斗宿、北极与崆峒相接。日月星辰、五岳之灵，专门孕育出杰出的英雄。杰出人物并非只独自诞生，还有孔子铸就的颜回。高阳与定兴，相隔不过二百里。

译堂堂鹿公，成为当世的楷模。方圆规矩兼备，浑然充满天地元气。羯奴张狂，整个辽东仿佛毁坏。白头的郎官，独自抱持国家的耻辱。皇帝命令他督察军队，停止他在中书的职务。公辞去铨选郎官，出任军幕中的辅佐。头枕兵器、席卧战马，怀抱冰霜、脚踏严霜。指挥授意将领军吏，布置鱼丽、武刚等阵法。军书稍有间隙，便危坐促膝密议。粗饭盛在瓦盆中，寒灯照着土屋。羯奴在外部争斗，谗佞之臣在内部煽动。白山尚未刻功，黑水仍在交战。发誓以七尺之身报答天子。唉，鹿公啊！你始终与辽东患难相连。碧血永不改变，白色的光芒像长虹。江村的墓道上，正有熊熊不灭的气象。彗星的角芒闪耀，参旗星前后相随。让高阳作车右，护卫我三位先帝。高大的坟墓长满宿草，那里安葬着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人已经去世了，谁能知道我的悲痛？山东道监察御史、赠太仆寺卿黄公墓志铭。天启年间逆阉魏忠贤制造祸乱，浙江东西因触犯魏忠贤而被拷打致死的有两个人，就是原吏科都给事中、谥号忠介的魏公，以及山东道御史黄公。此前神宗末年，浙江人渐渐沉溺于党争，彼此一唱一和，众口同声。同他们不同、离开党论而不肯屈服的一两个正直之士，只如兰蕙孤独地生长在荆棘中罢了。自从两位公死后，两浙人这才明白谁是正、谁是邪。即使樵夫牧童、皂隶庸人和乞丐，谈到忠臣义士，没有不叹息流泪、像未能亲见其人一样；谈到阉党和阉党妇女，没有不呼喊痛骂、恨不得吃他们的肉。三十年来，士大夫树立声名、矫饰操行，聚集门徒、培植党羽，用来鼓动激励人心的办法已经极多，可人们未必听从。两位公用死来教导人，人们才听从了他们。孔子说过：有的人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黄公名尊素，字真长，他的先祖是江夏人。十六世祖名万河，任明州录事，迁家到余姚。明朝初年，菊东先生名珏，精通《皇极经世》之学。祖父名大绶，父亲名日中，世代都有儒者的操行。母亲姓卢。黄公年轻时就负有超逸的才华，文辞藻采横溢，一落笔便不能停下。三十岁时，还没有补为博士弟子员，便在苕溪、霅溪之间授徒，胸襟豁达。万历乙卯年乡试中举，丙辰年考中进士，授任宁国府推官。郡中有许多能人，凭借势力在乡里搜刮财物、把持官吏的短处。黄公精明强干、廉正明辨，执法如山，众人都互相告诫，不敢触犯他。入朝任山东道御史。这时先帝年幼，宫廷和政府都昏暗不明，一天之内京城多次震动。黄公上疏说：“保姆和宦官的权势重过赵娆，禁军亲近宦官如同唐朝末年，宫墙内部的祸乱比戎狄入侵还惨烈。”小人们因此惊惧得咂指。应山杨忠烈公弹劾宦官二十四条罪状，黄公又抗疏接着弹劾，极力论说廷杖并非祖制，说：“后世史官若记载：某年某月，工部郎万燝因为进言某事而死在杖下，难道不可惜吗？”乙丑年，党祸大规模发生，杨公、魏公被拷打致死，黄公被除名为民。丙寅年，他因织造太监的奏疏被逮捕拘禁，以贪赃罪受拷问，身体没有一处完好，却慷慨谈笑，至死也没有稍稍屈服。临难时作诗一章，面向南北叩头，以感谢君父。那是丙寅年闰六月初一日。他享年四十三岁。过了五天出狱，肌肉肿胀溃烂，头脸已经无法辨认了。黄公为人通达敏捷、博学明达，熟悉掌故。他任司法官时，总是援引大体，裁断重大案件，保全了许多年长而有功德的人。任御史后，南乐沈鲤依附逆阉而入阁，朝廷中左右相互勾连煽动，杨公、魏公以及高邑赵忠毅公、无锡高忠宪公竭尽死力支撑抵抗。黄公对门人徐石麒说：“乾卦六龙之中一条亢龙出现，姤卦的豕也来了；姤卦一豕跋扈，玄黄之祸就要到来。群贤如龙相战，可以说已经亢极了！南乐就是那头姤卦之豕，他不努力坚贞守晦，敦厚复归以等待时机，却要出而孤注一掷，采取一决而不可复救的办法，难道可行吗？”诸公认为他说得对，却不能采用。黄公离开郡中时，郡人抓住他的短处，散布流言攻击他，总宪邹公竭力维护他。黄公初入御史台，就向邹公进言：“京城官署不是讲学的地方。徐文贞已经在太平时代因聚众讲学而招致议论了。”邹公最终因此离职。群小动摇君子，由此开始。万燝受廷杖时，黄公对杨公说：“可以离去了。”杨公说：“只要能救国家，生死都在所不顾。”黄公说：“意见不被采用，怎么能救国？君子不顾生死成败，却不能不顾进退出处。”魏公将要攻击南乐，黄公说：“颁布朔日历书后才上朝，只是小过错；急着攻击他，形势就会无法回头。两种怨恨交相发生，就不可挽回了。”魏公说：“一死可以尽忠守节。”黄公说：“不是这样。李固谋划失误、计策违背形势，给梁冀写信，仍然恋恋不舍而不能停止；君子爱国之心，超过爱惜臣节。黄公的志向在于弘扬道义、救济艰难，一向不愿逞强直进而败坏大事。每逢需要抨击时，他飞章上奏、在朝廷争辩，从没有不站在众人前面的。他坚持说：‘我宁愿不和诸君子同享功劳，也不愿不和诸君子共同遭祸。’台省官员到内阁请求救援，只请求停止廷杖；几百名宦官却咆哮辱骂，阁臣噤声不敢说一句话。黄公斥责他们说：‘内阁是发布诏令的要地，司礼监没有奉命不得到这里来，你们想干什么？’宦官们渐渐退去。京朝官奉诏骑马，宦官们却驱使京营马匹争道奔驰。黄公告诉京营，严禁宦官借用马匹。宦官没有得到马，才稍稍收敛。彰德进献玉玺，将要临御门接受祝贺。黄公坚持上奏说：‘宋哲宗得到玉玺，蔡确等人争相说是祥瑞，改年号为元符；后来朋党纷纷兴起，宋朝国运也没有长久。弘治十三年，陕西进献玉玺，只命令收取进呈。祖宗已有的成例应当遵守，不应沿袭宋朝的做法。’他这样依据经义、坚守正道，援引材料切实恰当的事，都属于这一类。杨公、魏公死后，黄公设位痛哭。当晚梦见杨公告诉他说：“大祸还没有解除。”黄公于是和诸君子一同遭祸。这是上天所安排的，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黄公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儿子宗羲到朝廷申诉冤屈，天子追赠黄公为太仆寺卿，祖父、父亲也都按相应官职追赠，荫补一个儿子入太学，并在县里的文昌阁前建立祠堂。慈溪冯元飙公和他的弟弟冯元飚带着特备的牲礼前往拜祭，诸生冯文昌等数百人也聚集在祠堂下面。浙江河东西两岸的人，和魏公相对而望。于是宗羲在己巳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葬黄公。又过了十多年，他把墓志铭的事托付给我。黄公娶某氏，封为恭人。有五个儿子：长子就是宗羲，其次是宗炎、宗燧、宗辕、宗怀。葬在化安的新墓道。我过去在长安见过黄公，回来后对人说：‘黄公面貌丰厚、额头宽广，身材高大挺拔，像山一样站立，真是高大有福德的人。’黄公死后，有人因此讥讽我。以前元末，有一位任南台大夫、抗节死于伪吴的人，袁廷玉曾对他说：‘您是大贵人，应当秉持忠诚、献出生命，名声流传后世，您一定要努力。’由这句话看来，士大夫若没有具备福德的相貌，难道能够凭忠义显名于世吗？我给黄公看相，大概没有不应验的地方。铭文说：夷地初升的太阳还没有照遍，虹霓扬起，遮蔽了帝王的冠冕。天门失守，空荡荡地呼喊，却无从追究；一个人长着九个脑袋，竟被挑选出来供人食用。高冠长剑的人结成朋党，一根芦苇也发誓要堵塞江河的水流。一击不中便以退下为耻，衣冠人物的血肉填满了厕所。艰难时局需要巨大的船只来弘济，风浪颠簸，缆绳脆弱，舵也无法收住。人的谋略不够深远，反而输给了鬼神般的谋划；老船夫和三老徒然发出嘲笑声。同日抗辞，是我自己求取的；像香膏一样被煎熬灼烧，并不是我的过错。天色澄明、阳光照耀，死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幸好没有和李固、范滂同游。

译碧血淋漓，洒满这一座山丘；香荪芳兰茁壮生长，上天会以此酬答你。我为他的墓藏作铭，言语不隐瞒；丹书青史，都使他的名声流传千秋。（陕西按察司副使、追赠太仆寺卿顾公墓志铭） 天启年间，群小唆使逆阉兴起大狱，谋杀应山杨忠烈公、桐城左公、嘉善魏公，逮捕他们的门客汪文言，投入诏狱拷问，却一无所获。于是聚集谋划说：“此前经略、巡抚之狱，刑部顾员外引用八议来议论熊廷弼。熊廷弼是楚人，顾员外是杨、左的党人；可以用收受贿赂、枉法断狱的罪名治顾员外，以私下交通的罪名治杨、左，那么这些人就能一网打尽了。”顾公当时已经调任兵部，又调任礼部，出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奉严旨被逮捕拘禁，和杨、左等六人一同投入诏狱。五人先后被拷打致死，顾公被移交刑部监狱，命法司拟定审判文书。顾公慷慨面对审讯说：“我奉旨送交法司，按照供词定罪，难道还容许再辩解吗？想辩解就是抗拒圣旨；不辩解就是欺骗自己的本心、欺骗法司，也欺骗天下后世，这同样是欺骗皇上。不抗拒就是欺骗，没有一种做法是可以的。况且那五个人都已经先死了，若借我来坐实五人的供词，那么我既是自己诬陷自己服罪，又代替五人诬陷服罪，将来在地下凭什么去见五人？明公如果能昭雪此案，就会受到万代仰望；否则，镇抚司原来的供词还在，我又有什么可说的？”法司环坐，惊愕无言，无法反驳。不久，他叹息说：“汪文言尚且能够做贯高那样的人，我难道偏偏不能吗？我不能再受辱了。”于是叫来酒，和弟弟大夏、堂弟大武诀别，催促他们调和药物给自己喝；药力未绝，又用绳子自缢而死。这是天启乙丑年九月十四日。他享年五十岁。三年后的丁卯年，今上即位，诏令追赠顾公为太仆寺少卿。命法司重新审定先朝的判决文书，于是顾公等六人的冤情才得以昭雪。唉，真是令人痛惜啊！顾公考中万历丁未科进士，授任泉州府推官。因病请求调任，免职归家，改任常州府儒学教授，不久升任国子监博士。这时党争已经形成，朝廷中以东林为一党的人互相排斥贬谪，几乎被斥逐殆尽。顾公叹息说：“从前贾彪不在顾厨的名单之中，向西而行以解除他们的困难。我没有参加东林，正可以拿贾彪自比。”广文官职清冷，不是世人所指名的职位。顾公又能下棋、诙谐放浪，和朝廷官员随波上下，实际上却把这段时间当作收拾人才、整顿国政的机会。等到光宗即位，南昌主持政务，杨公、左公任职台省，革除旧弊、建立新政，天下焕然一新。了解顾公的人认为，他居中斡旋，功劳很多；但群小对他的嫉视也更加深了。升任刑部，历任主事、员外郎，按资历议定调任时，经略、巡抚之狱发生了。刑部尚书王庄毅公认为非顾公不能办理，便留顾公主管山东司事务，想以此重用他，然而最终却因此失败。唉！经略、巡抚之狱，罪责其实相等。顾公爱惜熊廷弼的才能，主张宽免他以责成后效；但最终判熊廷弼死刑的正是顾公。杨公最初上疏请求更换熊廷弼，魏公上疏请求处死熊廷弼；顾公没有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事情很容易看明白。顾公的祸根酝酿于庚申年政局变动之时，而在甲子年攻击宦官那天爆发。如果谋划不深，祸害就不会猛烈；如果冤屈不深极，昭雪就不会来得这样早。事情始终都借顾公为由，这是天意。顾公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顾公精明敏捷、刚强正直，熟悉法律条文。案牍堆积如山，他亲手批阅、当面裁决，连老狱吏也惊得吐舌。辽阳、沈阳陷落时，台省搜捕奸细，天天都有处死的人；被拘押的二百多人因饥寒和疾病而死，却没有人敢过问。顾公向王公请求说：“用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五十多人的性命，我尚且甘愿，何况只是一个官职呢？”当天便审理此案，判一人有罪，释放两名被拘押者，其余都移交大理寺释放。王公叹息称赞他。杜茂冒领登州巡抚的军饷，逃藏在僧舍，被边吏巡逻抓获。张鹤鸣以司马身份巡视边地，弹劾他与佟卜年约同李永芳谋反。案情已经具备，王公拿来询问顾公。顾公说：“供词说，卜年命令杜茂到河间，杜茂藏在官署中三个月，和两个仆人一同往来；关于李永芳的事情，供词把来龙去脉都说了，唯独不知道两个仆人的姓名，这是为什么？共同谋划三个月，朝夕相处亲密得超过骨肉，难道会不知道仆人是谁？往来李永芳那里，同路走了数千里，却一次也不询问仆人的姓名，又是为什么？拿原供词反复核对，杜茂的诬告服罪是毫无疑问的。”王公说：“是这样。“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怎样处置卜年？”顾公说：“卜年虽然不是谋反者，但确实属于佟养真的族人；按叛族之罪论处，流放三千里，可以了。”王公离开后，侍郎杨东明代理事务，上奏说卜年确实是奴酋的族人，每年都拜祭金世宗的陵墓，应当伏法诛杀。顾公说：“这句话是从哪里得来的？”杨东明说：“听人说的。”顾公说：“刑部奏事，应当说‘审问某人得知如此如此’，不应说‘听说某人如此如此’。”杨东明大惊，奏疏已经发出，急忙追赶制止。他想改判卜年死罪，说：“佟养真既然按谋反论罪，卜年就是反族，不是叛族。”顾公说：“法律规定，反族中不同谋、不同居的，只按期亲论斩，其余不连坐。”杨东明变色说：“谋反要诛灭三族，难道只论期亲吗？”顾公说：“您所说的是汉法，员外郎我所依据的是《大明律》。”他从容地摘录法律条文上呈。杨东明默然惭愧而愤怒，只好作罢。顾公这样依据经文、审察狱情，不曲意随从、徇私迁就他人，都是这一类。顾公与弟弟大韶是孪生兄弟，都负有奇才，时人把他们比作二陆、两苏。长大后通晓经术，熟悉掌故，慨然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主持广西乡试，撰写财赋和文武方面的策问，识者认为他是当今的苏轼。临死前几天，他的手指重伤，仍强撑着拿笔写自叙、诀别书，共有数千字。酒意正浓时慷慨说道：“从唐尧、虞舜到今天，才四千年。我活了五十年，已经占了其中八十分之一，不能说不长寿。即使以凶暴的方式结束生命，难道不仍然胜过老死在窗下吗？”又写了一副对语：“故意掀起风波翻转世道，长久留下日月照耀人心。”他说：“这是日后祠堂的楹联。”顾公豪爽自得，对于生死关头能够通达至此。

译顾公名大章，字伯钦，世代居住在常熟均墩村。曾祖名江，追赠南京太常寺卿，曾祖母姓贾，追赠淑人。祖父名早，祖母姓陆，按曾祖母的品级追赠。父亲名云程，历任南京太常寺卿。母亲姓周，封为淑人。生母姓张，因顾公受封为太宜人。妻子姓蒋，封为宜人，是贵州道监察御史蒋以化的女儿。儿子麟生，是县里的诸生。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太学生赵士晋、诸生申济芳、知府凌必正。顾公在刑部时，多次和宦官党争辩、互相攻击排斥。到议论抚恤时，宦官党仍掌权，只追赠官职而没有荫补。麟生到朝廷申诉冤屈，皇上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然而搁置在内阁又过了十二年。于是麟生选择崇祯己卯年三月初八日，将顾公安葬在均墩的新墓道，并托我作铭。铭文说：顾公投入诏狱，庙旁生出灵芝。一茎六瓣，狱卒报告这是祥瑞。顾公说：可惜啊，灵芝生在不该生的地方。六个人都丧命，灵芝也随之凋落。难道只是灵芝显祥，苍天也在告示异象。白气横贯天空，南斗星失去了位置。谁没有七尺之躯？谁能活过百年？有谁能像顾公这样死去，使上天也为之感动。霜雪飞落，哀悯诏书下降；阳光照耀着高高的宫阙。星辰光明回旋，芝兰芳香四处飘拂。我写下这篇铭文，刻入幽深的墓门。丹书永远刊刻，青史足以为证。《初学集》卷五十一 ○墓志铭（二） （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 万历年间，归德沈文端公身居政务中枢，江夏郭文毅公任翰林院官员，都因为廉洁、刚强、正直而成为当时的中流砥柱。两位公也彼此十分投契。四明沈文恭公执政已久，非议聚集，不能不对归德心怀猜忌。郭公代理礼部事务，对四明多有抵制。言官诋毁四明，又牵连到他的党羽；这些人过去都是归附郭公的，于是四明的私人谋划扳倒郭公，以此剪除归德，机关已经布置好了。楚宗室华走氐 上书首先告发楚王不是恭王的儿子。楚王非常害怕，装载金钱运往京城，又派人私下向郭公求情，希望郭公不要穷究楚王的事情，并请把准备送给首辅的财物转送给郭公。郭公愤怒地挥手让他离开，反而更加坚持追查楚事。四明以下的人都婉转地替楚王求情，郭公坚决不答应。等到楚地勘问的奏疏送到，楚王一案颇有踪迹，华走氐 的首告也不全是诬陷，郭公持论更加刚正。那些替楚王说话的人，痛恨他阻碍自己；又担心他知道楚王行贿、会使自己受到牵连，于是纷纷说楚宗室来京都是郭公指使的，一同竭力排斥郭公，并唆使楚王飞章弹劾郭公，以此相互抵消。郭公抗疏申辩，把楚王馈送金钱的书信上奏让皇上知道，并且向人极力揭露楚藩行贿的情状。郭公四次上疏请求以病调任，才得到批准。船停泊在杨村，必须等到河面解冻后才能出发，这时妖书之狱发生了。皇上最初得到妖书，认为它牵连宫禁、离间骨肉，愤懑得不能进食，于是下诏大规模搜捕。四明的私人党羽聚族谋划说：“楚事正严重，妖书又接踵而来，这正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拿楚事来牵连妖书，那么妖书的主犯就可以悬赏缉捕；再拿妖书来证明楚事，那么楚案也可以立即解决。”于是四明从容地向皇上说：“妖书不是别人所作，一定是臣下互相倾轧而制造的。”他暗中略微引出端绪，以此耸动皇上。御史康丕扬说：“自从华走氐 讦告楚王后，奸人便无所顾忌。妖书和楚事表面不同，实际上根源相同。”给事中钱梦皋说：“首辅一贯不主持楚事，妖书就不会出现；次辅沈鲤不接连上楚事的揭帖，妖书也不会出现。妖书其实是郭某造成的，而沈鲤作为乱臣贼子，实在与他同谋。”四明于是拟定诏旨彻底追查，务必擒得真正的贼人，并勒令郭公因楚事听候勘问